村庄治理调研报告

村庄治理调研报告（共7篇）

村庄治理调研报告 篇1

调研背景：

在如今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在以加快农村城镇化为目标的背景下，重庆政府始终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主线，实行了多项政策，各级干部反哺农村，帮助农民建设家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完善村庄基础设施，降低农民负担，保障生活环境安全稳定，丰富文化生活，增收产量。总结来说就是使农村

1、生产的发展

2、生活的富裕

3、乡风文明

4、村容整洁

5、管理民主。我们以村庄治理为主进行调研，了解如今真实的农村治理情况。

调查结果如下：

一、村干部反应其主要工作

过去村干部主要做的是有两件：一是调解邻里纠纷，二是向村民收各种费税。现在村委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替企业招工做宣传，政府搭桥，鼓励更多的人外出务工；二是维稳，搞好安全生产，比如应对自然灾害，森林防火；三是民生工程的推进，如万元增收。用村书记的话说：“现在的政府是服务型，不是以前的管理型，政府转变职能了嘛。”

二、村民反应村庄治理情况

1、村委选举

农民自己选出来的干部，镇干部不用；镇干部自己任命的又不干事，耽误了村里事务。干得好的干部，群众威信高，但会被排斥。

300多人的村民小组，实际上只到了17人，大叔的儿子还没到法定年龄，但是填了20多张票。是村支书让他这么做的。冉重云，刘仲强，以及大叔的儿子三个人填的最多。候选人代表也是干部指定的。村民代表只值两包烟的钱，给两包烟就可以选你为代表。49年一个人可以代表4票。62年2票，现在是一人一票。村委会干部都是给钱买来的。

案例：

一位老人1999年——2004年连续当了两届，6年村长，2004年到了退休年龄，退了下来。当年当选上村支书的故事非常有趣。因为前一届村长比较腐败，被选下去了。当时他在一家私人砖窑厂工作，完全不晓得自己当上了村长。上头通知他，才知道村里人认为他人比较正直，又当过侦察兵，那时一个人能干过三四人。当过厂长，有一定能力，选了他。

案例：

由于某黄村长很贪，以前选举是党员投票，他就收买了党员，选他当村长，然后他就借村长的职权乱收费，比如增加农业税。黄村长让村民去开会，村民们对他不满所以就以不去参加会议的方式来反抗他的贪污作风。后来由村民投票选举时，就把他给弄了下来，没有当选，现在黄村长担任的是民兵连长。黄村长下台之后是由镇上的吴易修代理的村长一职。

2、村庄收费情况

1、改造电表

2011年改造电表说每户要交250块钱，其中他说里面就有16块钱是用来给政府开销的，除了开工钱，电表其实只要15块钱就够了！这样统计一下，全村4000块钱就落到了上面的腰包里了！

2、电费

问：电费多少怎么交？水费呢？

答：0.52元每度，自己交，国家电网负责的。水是山泉水。不用水费

3、合作医疗

今年农村合作医疗每人交50元，另外政府补贴10元，但是也有人没有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村民直接向朱医生报销，但是朱医生在向医院申请报销时，却不能100%的报销，要被医院扣掉2%的网络费，如此一来，朱医生还要倒贴2%的费用。

4、门牌号

门牌号收了两次钱，每次6元。共12元。村民怀疑村的财务有问题。干部说“你拿出票据来”，可是这个地方从来不出票据的啊！

5、有线电视

“有线电视”04年的时候是每户每月2毛，现在是12元

6、卖菜

“去集市上卖个菜都要收钱”（菜市场地盘被两个人一次性买断了，一个人是公安局的退休干部，一个是居委会主任），你家要是有菜吃不完想去卖点，他们就要收你1--5元不等。看他们心情。

3、路的建设 75、76、77年，集体修了三年的路，在这之前还是小小的山路。93、94、95年又整修了一下公路，每人收120块钱。

现在公路没有硬化，坑坑洼洼，一下雨就不好走，去一趟镇上，打摩的来来回回要60元。去年村里头原本有打算要修路来着，按人口出钱，无论长幼富穷，每人360元。老村长家有四口人，就收了1500元，但由于村里头交钱的人少，路没修起来。

据了解，当地道路基础建设政策是这样的：道路硬化实际需要40万/公里，政府每公里补贴23万元。还有17万元/公里是要村集体出，村里头只能每家每户集资。该村路段有8——9公里。据姜叔介绍，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关于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专款专用：不能找农民收钱的，谁收钱，谁负责。他揣测又是政府卡钱。

2012年有将从镇里到村上的路硬化的计划，通过测算，每公里需要35万元，村的路程长度是约13公里，而上面每公里只划拨25万元，还差十万元一部分县城一家企业每公里捐赠二、三万元，另外不足的钱还不知从何凑足。

公路——村里的那条公路前几年加宽了，上面也增加了一些碎石，当时村民们是每人交了160元，政府出资大部分（修建成本10万元/里）。最近听说这条路要硬化，还要村民交钱，但村民说上面政策是不用村民交钱的，村干部如果要来收，他们也不会交。

2011年时，村支书要求每人交300元修公路时，许多村民都说政府拨了款，另外，大部分家庭的拿不出那么的钱，所以，公路迟迟未修。听一位爷爷说，今年村中的公路要重新，每户出30~50元。

鹿头村村里修了六公里路，花了8万，现在有一个坎，填平要七八万，不敢搞。没有钱。现在集资很难，一是农民不愿意出钱，二是农民外出打工。村里原来有440户人，现在130户左右，一是去打工的，二是去陪读的。

10多年前，村庄修建公路，占用该农户住宅地八十多平方米，当时在村支书等干部的号召下搬迁至学校暂居，并未签下任何合同，村支书等说国家会给予补贴，但至今并未见到补贴。去年，该户在学校附近修建三间砖房，欠下建筑工以及材料费用等三万多元，至今尚未还清。村民反应：“打官司要付3500元律师费，即使打赢了，也只是一张纸，执行不了。现在县里上访办还有我们的上访记录。反映情况不行，互相扯皮推诿。”

4、村庄水库建设情况

七十年代，国家用资金修了水库，但以后都没有资金投入，起不到作用。

村上的那个水库，国家几次拨款进行维修维护，但是却没见到任何改观，去年由于大旱，王先生连稻谷都没种。却见村长家的猪圈，鱼塘，阳台，都已个个诞生，院里还有一堆没有用完的水泥。

鹿头村水库98年的时候上级补助30万，被刘仲强拿了，还有09年的人畜饮水工程，上级的17万，以及水库拨款的20万都被贪了。饮水工程的水管坏了，也没钱维修，现在只有三户人家能用到。水库的修建厚度应该是20公分，但是实际情况只有5--8公分。最薄的只有5公分，水泥设施被暴雨冲坏了，农民饮水难。现在的饮水卖了，变成了镇上的吃水用的了---集体的水库不为村民服务，村委会把村民的利益出卖了，他们从中得到了实惠。

村上的水库是大伙出力，流血，流汗。结果还让村委卖给了镇政府。

两个水库，每年每个拨款350万元扩建，钱已拨付，但一直尚未动工，估计今年农历二三月间会动工，背景是高阳镇需要饮用水

5、村庄治安情况

赌博比较多，偷盗比较少，最多就是偶尔的偷鸡摸狗，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农民对社会治安的感觉是：“人吃人”一般。感觉竞争力强，有点自私，不是很和谐。

6、其他基础设施

原来没有办公室和活动地点，“那个当书记就在哪个家里开会”，现今两层楼房是于2008年建成，我们看到，一楼有三个房间，一个是办公室，一个是接待群众所，一个是村图书室。二楼是一件大大的会议室，有崭新的一排排整齐的桌椅组成，内有一小房间是村官的住所。在图书馆，农民可以交押金借书，星期二、四、六开放。据了解，一般只有年轻人会去那，而且很少。

三、总结

村庄治理调研报告 篇2

一、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积极影响

1.农村组织分化能促进农民的利益表达

在一定意义上,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组织比社会个体在表达利益要求时更具有优势, 各种组织不但可以替代传统个别精英所承担的利益代言功能, 而且在民主社会中更有利于综合多方利益主体的意见, 发挥集体力量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 以组织形象出面进行各种利益表达也容易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另外, 多元主义集团理论认为, 组织是社会个体与政府机构的中介, 组织成员通过组织表达意见, 而政府主要通过各种组织来综合民意、制定公共政策。因此, 组织为搭建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平台提供了可能。随着我国农村组织的分化, 农村多样化组织为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组织基础, 拓宽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一是实现了农民之间的联合, 为农民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平台, 使得农民的诉求更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从而不易被轻视和忽略。这些组织既可以把农民的要求、愿望、建议等利益需求反馈给政府, 又可以把政府的意图、处理意见等方针政策及时地传达给农民。这种政府和农民关系的双向互动, 不仅有力地促进政府和农民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 也有利于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二是农村组织是组织农民进行合法政治参与、整合农民利益、疏导农民不满的有效方式。通过农村组织的内部机制有效协调农民的要求和行为, 把分散化的非法参与转化为组织化的有序参与;通过农村的组织化建设, 减少政府与农民的直接面对, 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形成桥梁和纽带, 有利于缓解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由于政治参与所形成的压力。所以, 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力之路, 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4]

2.有利于实现村庄的善治

村庄治理是指政府、乡村组织以及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为了增进乡村利益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而共同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持续互动的过程或状态。村庄治理是对传统政府一元统治模式的超越, 其特点是强调多中心参与、分工协作, 目的在于实现村庄的最终善治。而“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 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与合作, 就不能真正的称为善治”。[5]随着社会事务的日益增多、农村内部阶层的分化以及农民需求的日益多元化, 政府和村委会的乡村管理能力渐显不足, 这就需要有不同的组织主体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一是农村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功能的不足, 适应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分化, 农民的需要层次多、领域广、变化快, 政府组织体系无法全部满足。因此, 需要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 从经济的到非经济的、从专业的到综合的、从休闲娱乐的到表达权利要求的,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从而缓解乡村矛盾, 促进乡村稳定, 实现村庄善治。二是农村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可以抵制和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

3.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以及民间组织的出现, 农村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广泛参与, 能够充分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提升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程度。村民可以通过其所在的相关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 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使得基层政治权力的载体——政治实体更加多样化, 使得政治权力不再集中在少数政治实体甚至是少数政治角色手中, 使得政治权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农民的认同。这样既能维护群众的自身利益, 也会减少农民的非制度性参与, 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村民自治组织较有能力并作用突出的村庄, 村委会与党支部的问责性就明显加强, 在积极互动中双方制衡机制自动生成, 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则更符合民意。而这一切都是农村民间组织出现的结果, 因为农村民间组织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平台, 农民可以通过组织来选举代表, 参与村庄事务的管理和政策的制定, 通过组织来反映群众的心声, 维护农民的利益, 甚至一些村规民约的达成, 都是由相关民间组织牵头或提议而形成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农村民间组织具有民间性和可监管性及其财务管理的透明性、公开性, 因而容易取得村民的信任;另一方面民间组织具有民间性和自愿性并具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内部机制, 因而可以成为进行农村民主教育的有效形式, 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农村民间组织正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形式参与村庄治理, 不仅推动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也为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 农村民间组织是村庄内部联系的纽带, 是乡村民主生活的平台, 也是乡村民主的有效组织形式, 它有效地拓展了农村的治理格局和空间, 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不断趋于完善和发展。

二、农村组织分化对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消极影响

1.农村组织分化程度低影响了农村自治水平

当前, 我国总体上农村组织分化程度还不高, 主要表现为农村自治组织数量少, 不成熟;血缘、地缘性色彩浓厚, 功能单一, 社会参与力弱;农村组织运行机制不健全等。由于社会管理体系缺乏, 农村组织化程度不高, 致使一些农村“三农”问题突出, 治理严重缺失。

一是农民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 农民既面临着与变化莫测的市场之间的矛盾, 又面临着同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博弈, 农村组织分化的低程度使家庭个体经营和市场之间缺乏沟通环节和平衡机制, 发展生产、经济结构调整、农民转行转业等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和服务, 又由于农民利益集团同非农利益集团在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中处于劣势, 农民的意愿往往被忽略, 致使农民面临巨大的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和政策风险, 农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加剧。

二是农民政治权利严重缺失。农村低组织化无法在实质上保障农民政治上的充分参与, 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难于保障, 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这既销蚀了农村社会组织的权威, 又伤害了农民的感情, 强化了政府权力与乡村社会的背离。特别是当利益严重被剥夺时, 农民必然以非制度化、甚至是激烈的暴力参与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造成严重的村庄政治治理危机。

三是不利于农村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农村社会事务工作是实现农村治理、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集体经济的相对减弱与农村的低组织化造成农村社会事务工作的弱化, 农村教育、医疗及其它公益事业普遍缺失, 农民贫困与农村发展滞后形成恶性循环。而且, 农民正当要求和权益由于无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反映, 始终处于被动的政策关怀之中, 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差, 致使农村治理与和谐稳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2.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弱化不利于农村力量的整合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党组织在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严重下降, 对农村社会的动员能力、整合能力降低。一是在经济方面。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经济结构开始从一元向多元转化, 经济资源从集中向分散转变, 农村党支部可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幅减少, 权力性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严重削弱, 农民在经济上对村级党组织依赖程度大为降低, 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分散的家庭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关系日趋淡化, 党组织对农民在利益方面的吸引力、影响力大大减弱。二是在政治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农村党政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出现了两个权力主体——村党组织和村委会。虽然现行法律和党内法规对村委会和村党组织的自治权和领导权做了相应规定, 但由于领导权和自治权的边界和范围划分不明确, 造成了村委会和村党组织两个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和碰撞, 越权、争权事件屡屡发生,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组织的影响力, 其整合功能不断丧失, 对村庄治理的控制正在逐渐减弱。三是在组织方面。农村出现了大量民间组织, 在一些民间组织较为发达的农村, 民间组织开始成为村务管理的主体和影响村民生活的主导力量, 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和影响着广大群众, 使农民对村级党组织的依赖程度和认同感大为降低。还有些民间组织为了扩大影响, 经常拉拢一些有影响的党员干部参加, 使他们成为小团体的代言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 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和怀有一定政治意图的组织有所增加, 一些沉寂多年的旧权威开始复苏, 出现了“宗族权威、宗教权威、武力权威”和党政主体权威互动的局面。这些都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造成了很大冲击, 甚至构成了严重威胁, 不利于农村各种力量的整合。

3.各分化组织的无序发展对村庄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威胁

农村组织分化明显, 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无序现象时有发生, 农村组织的无序发展无疑对村庄治理和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威胁。一是农村组织有可能被村庄精英操纵。村庄精英是指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 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在组织成员中, 那些担任职务的积极参与者往往都是村庄精英。由于农村精英在农村具有特殊的社会影响力, 国家政权会为了保证其权威能量和治理秩序, 注意对他们的培植和吸纳, 力图通过这一中介来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本来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农村精英又有了国家权力的支撑, 为他们走进村庄权力结构、操纵农村组织提供了便利。一旦组织被少数精英人物操纵, 村庄精英的价值观就会左右组织成员的意识与行为, 组织对已确立的精英价值观的保护胜过对普通村民需求的保护, 组织的观点就不会是其成员需求的真实反映, 就不能广泛代表民意进行政治表达。二是组织间矛盾复杂。随着农村组织的不断分化, 各个组织代表的社会群体、追求的价值目标、表达的利益诉求和内部运行的机制等都会有所不同。组织之间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必然带来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有关农村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甚至缺位的情况下, 组织之间的行为失范将会更加严重。如村民委员会的依法自治与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的权力冲突, 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冲突以及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冲突, 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之间的不协调加剧, 宗族组织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对村治权的争夺以及对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渗透、收买甚至控制等等都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村治秩序, 导致乡村社会矛盾激化和治理成本提高。三是非法组织出现。非法组织是指未经政府审批而自发成立、以追求非法利益或以非法手段追求其特殊利益的农村组织。如各种黑社会组织、帮会、宗法组织、非法宗教、迷信组织、地下传销组织等。农村非法组织使党的政策方针和国家法律制度在农村地区的实施受到影响, 非法组织对村庄事务的强势参与, 构成了对村级组织权威的挤压, 在村庄治理中分割着体制性权力, 严重危害到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 使村庄治理处于无序之中。

三、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的对策

1.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农村组织日益分化的背景下,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于村庄治理和农村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优化组织设置, 扩大组织覆盖, 创新活动方式,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应主动适应乡村治理机制运行的需要, 围绕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与时俱进的调整和改革党组织的设置、活动方式, 增强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渗透力。一是理顺村党组织与其它民间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关系。从制度上合理划分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并使二者实现不同层次上的协调和统一。在职权划分上要体现党组织管方向性“大事”, 村民委员会管具体事务的原则。二是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力和凝聚力。按照“五个好”村党支部的要求, 切实加强党支部自身建设, 提高战斗力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发展的能力。三是改进农村党组织的组织设置、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 积极构建以村党组织为主体、产业党支部 (党小组) 为骨干、党员中心户为基础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体系, 实现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

2.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

鼓励、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 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一是要鼓励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从思想上消除对于农村组织分化的恐惧, 从制度上消除对于各种非正式组织的不合理限制, 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组织都有宽松的成长环境。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 将乡镇机构改革中转移出来的部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交由农村民间组织承担。政府还要从广大农民利益出发, 依靠农民组织来缓解社会矛盾, 减少社会冲突, 制定并完善关于农民组织建设的相关政策法律, 保障农民组织的合法地位, 为农民组织发展提供合法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二是规范和引导农村组织充分合理分化。改革现有的民间组织管理制度, 建立起一套基于培育、服务原则下的管理制度, 在相关法律中明确农村组织的性质、地位和职能, 落实农村组织备案制度, 将更多的农村组织纳入合法活动和依法管理的轨道上来, 既有利于农村组织合理、有序分化和规范发展, 也有利国家对农村组织的监督管理, 不至于形成体制外的非法组织, 或是不利于农村政治安全的非法活动。政府要有针对性的对农村民间组织实行分类管理, 协调理顺其内外部关系。引导农村组织真正成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组织。

3.打击各种非法组织

由于违法存在的农村组织, 无论其追求的是非法利益还是以非法手段追求利益, 都是与其他合法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严重冲突的, 对于这些农村组织, 必须依循法律途径予以打击和制裁, 并从源头上铲除其存在和发展的土壤, 特别要注意防止和铲除那些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组织。一是健全立法工作, 提供法律依据, 科学界定农村组织的合法与非法。二是要切实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和科普教育活动。积极教育引导群众, 使他们分清合法与非法组织活动的界限, 不得利用非法组织和非法手段干扰政务、村务、教育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健康等非法活动。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引导群众学文化, 学科学, 学法律, 不断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三是职能部门要建立高效、灵敏的情报信息网络, 广泛搜集各种非法组织活动的内幕性、预警性情报信息, 为有效开展打防工作提供支撑。从根本上铲除非法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 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总之, 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是一项伴随着挑战与机遇、失范与规范的复杂工程。必须不断探索具有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村庄治理机制, 建立起以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关系为目标, 以民主政治为其制度保障, 以社会群体组织化为其社会基础, 以现代价值导向系统为其精神动力的多元化有机治理系统, 实现农村组织分化背景下的村庄科学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参考文献

(1) 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2) 苑丰, 刘武芳.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J].中国发展, 2005, (04) .

(3) (美)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4) (美)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 1989.

村庄治理调研报告 篇3

关键词“多元”治理模式；“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资源；“多元”治理手段；村庄治理理事会

中图分类号19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3－0093－06

目前，在对我国农村村级民主政治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着力寻找能与村民自治制度有效结合，并以此为依托进行运作的村庄治理模式，考察在村治民主化发展过程中，村庄治理演变的内在规律及最终趋向。而在实践上，无论是“强行政型”模式还是“精英型”模式，均由于自身的诸多缺陷而步履艰难。与村庄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多元利益、多元矛盾冲突相适应的一种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正悄然向我们走来。

一、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村级治理指通过社区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对村域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为农村20来年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出路：即村庄公共权力机构以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依据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要求做出公共决策，对村庄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管理，组织村庄公益事业建设。这一过程所要达成的目标是通过扩大基层民主，健全组织和制度；整合村庄内外的闲置资源，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与村庄适度发展。而这一出路发展到目前的结果是形成了“两大”村庄治理模式：即“强行政型”模式和“精英型”模式。这“两大”村庄治理模式的共同特点就是“一元化”：前者表现为“一元化”的行政权力、行政组织、行政资源和行政手段；后者表现为“一元化”的精英权力、精英权威、精英资源和精英手段。事实上，村庄治理模式所以由最初的“强行政型”模式发展为“精英型”模式，是国家权力完全退出村庄治理的必然结果，尽管在实践中这种“精英”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精英”类型。

而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则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它是村庄治理过程中多元利益、多元利益主体、多元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多元”治理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多元”治理权力、“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资源和“多元”治理手段是“多元”治理模式的四大构成要素，其中，“多元”治理权力是基础，是一切村庄治理行为的前提；而“多元”治理主体是核心，任何村庄治理行为均必须由治理主体发动；“多元”治理资源是桥梁，任何治理主体都离不开治理资源，离开了治理资源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元”治理手段是途径，任何治理主体在运用治理权力、运用治理资源实施治理行为时，均必须采用科学、高效、合理、合法和程序化的治理手段，才能在治理过程中事半功倍。

二、构建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的主要障碍

尽管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在村治实践过程中已初见端倪，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模式，福建省南平市的“村官下派制”等等，但如果真正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三大障碍：

一是立法障碍。首先，立法障碍表现为相关法律法规对村治过程中治理主体的有关限制，这种限制既针对个人，如“有关本村村民方能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规定”；同时又针对组织。事实上研究者对我国农村目前发展中最大的障碍十分清楚，那就是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太低。在村治过程中除了正式的村党支部这一合法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进入村治都会印上“非法”的痕迹。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遭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缺乏一部指导其正常发展的法律法规。其次，立法障碍表现为如何突破关于村党支部在村庄治理中领导地位的规定。村“两委”关系问题其实是村级治理中一直困惑治理者的一个难题。实践中的解决办法完全是“个性化”处理方式，即完全取决于村支书与村主任的力量“博弈”，谁的力量更大谁就是村庄的“老大”。而事实上无论是村主任处于领导地位还是村支书处于领导地位，均是“一元化”村庄治理方式。要在村庄治理中实施“多元”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作用，就必须通过立法限制某个单一治理主体垄断村级治理权，这其中肯定也包括村党支部。最后，立法障碍还表现为如何在法律法规上保障作为“多元”治理主体载体的”以平等为基础、以民主协商为核心、以多元组织化主体参与为桥梁”的村庄治理理事会的合法地位。因为目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只承认村委会的合法地位，其他组织要想获得村级治理权则无法无据。事实上，村庄治理理事会的产生并不是要否定农村现有诸多正式组织，如村委会、村党支部等参与村庄治理，而是力求在村委会、村党支部参与治理的基础上，扩大其他组织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从而达到凝聚各种治理组织参与治理，使村庄治理组织成为“多元化”和“整体化”组织，摆脱“一元化”治理模式所带来的各种困境。

二是行政障碍。首先，行政障碍表现为“乡村”关系调整的困难。事实上，乡领导村、管理村的模式并没有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发生质的改变。就算是乡镇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职能，但一个“保一方稳定”的上级指示就足以让乡镇政府这一不大不小的国家机器再次围绕村治而运转。乡镇政府既要存在，又如何合法地融入村治肯定是一大难题。其次，表现为改变乡镇运作模式上的困难。乡镇一方面是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承担着一方的管理职责；同时又由于自身的基层性而在人员和资金方面受到很大限制。要想全方位领导乡镇各项工作，就要受到人员和资金的限制；而如果不开展工作则自身的存在又是一个问题。因此乡镇政府面临一个如何改变其运作模式上的问题。很明显，乡镇政府的工作重心在村一级，能否将现有工作人员都安排成村庄治理组织的参与者，从而改变乡镇政府运作模式，是目前绝大多数乡镇的共同难题。最后，表现为改变乡镇工作人员工作方式转变上的困难。由于乡镇财力的限制，乡镇政府一般均无法解决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因而目前的乡镇工作人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大部分都居住在县城，离乡镇均有一定距离，因而他们能否全心投入乡镇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如果改变乡镇政府运作模式，通过“乡村联络委员会”的形式把乡镇一级的工作

人员安排成为各村庄治理理事会的成员，代表乡镇政府参与村庄治理，这样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方式能否为现有工作人员接受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三是经济和文化障碍。首先，经济和文化障碍表现为村治过程中经济和文化治理资源的缺乏。就经济治理资源而言，大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非常弱小，无法满足治理的需要：在“强行政”模式下，经济治理资源靠行政手段配置；在“精英”模式下，经济治理资源配置靠精英个人筹集。就文化治理资源而言，在“强行政”模式下由于治理主要依靠行政资源和行政手段，因而文化资源往往被搁置一旁；而在“精英”模式下。由于村民首先看重的是经济发展，因而得到村民首肯的精英一般都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则往往是村民在治理舞台外的一种精神崇拜，很难在村治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其次，表现为经济和文化治理资源培育上的困难。就经济治理资源培育上的困难而言，一是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村民自治组织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的规定限制了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领域，使村庄治理的重点始终局限于政治领域，如村委会的选举和村级日常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由于村级经济组织有所谓“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相关规定，但又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变通做法，因而在实质上，农村经济基本上属于小农经济。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要在任何肥沃的土地上创造出超人的生产力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三、构建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的途径

1.必须从治理权力人手，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

村庄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取得权力并以何种方式行使权力“J。因此研究村庄治理就必须对村庄权力的产生方式、构成、合法性及运作模式等因素进行分析。

事实上目前我国村庄权力的生成具有二元性，即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行政嵌入的权力是国家强制性权力，因为即使村庄实行自治，村庄仍然是国家主权管辖的范围。同时，村庄自治的范围并不是任意的，如计划生育、教育制度等等，均不在村庄自治的范围。村庄内生的权力从本质上应该是民间协调性自治权力，但其在实践中变异性太大，离自治性权力的本质太远。因此对我国村庄权力构成的准确概括应该是“一元半”。要构建村庄“多元”治理权力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首先就必须还原村庄权力的构成，即把“一元半”权力构成方式还原为“二元”。因此村庄中的权力构成既离不开行政权力，更离不开村庄自治权力。村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权力的“博弈”。

我们认为，村庄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的互动，关键在于村庄行政权力如何融入村庄自治权力。因为，一方面，村庄是自治村庄，村庄的发展是由村庄自治权力来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就我国目前大多数村庄而言，要以自治为由完全离开行政权力的制约或者抛开行政权力的指导均是寸步难行。而如何让曾经凌驾于村庄自治权力之上的村庄行政权力融入村庄自治权力，的确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这既有观念上的障碍，也有来自融入机制上的困惑。就观念而言，难点是如何让我们的基层政府官员在村庄治理中放弃“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就融入机制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至上的村庄行政权力降格为与村庄自治权力平等的“二元”权力中的“一元”权力。很明显，在这里需要一个载体、一个平台，一个能将村庄行政权力和村庄自治权力整合的村庄治理载体和平台。

2.必须着力构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构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关键在于创设一个维系村庄生存和发展的特定治理组织，它是农村社会居民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互动的有效平台。它是村庄的法人，对外是一个整体，对内有众多的构成因子，包括目前村庄的正式组织，也包括目前正发展壮大的村庄非正式组织，同时包括参与村级治理的“乡村联络组织”。它就是“以平等为基础、以民主协商为核心、以多元组织化主体参与为桥梁”的村庄治理理事会。

村庄治理理事会的基本特征是“多元组织性”、“平等性”和“协商性”。就“多元组织性”而言，它针对村民自治中村民以个体方式参与村庄治理效果较差的情况，主张任何一个村民首先要加入村庄中的一定组织，以组织形式参与村级治理。这个组织既可以是村党支部、村委会，也可以是村民小组、合作经济组织和各种民间组织。就“平等性”而言，它是指村庄治理理事会的组成成员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在对村级事务的决策和监督上，任何一个成员均不享有超越其他成员的特殊权力。就“协商性”而言，就是为了保障村庄治理的自治性，村庄治理理事会的组成成员对村级事务的决定必须本着协商的原则进行恳谈，在恳谈的基础上通过“票决制”做出最终决策。

因此，为保障村庄治理理事会的正常运行，就必须构建其“三大”运行机制：一是权力配置机制；二是以“多元参与”为基础的“票决式”决策机制；三是以“多元参与”为基础的“弹骇式”监督机制。

就村庄权力配置机制和决策机制而言，是指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村庄治理理事会是一个常设的权力机构，它取代的是非常设的村民大会。村庄治理理事会相比较村民大会而言，其代表性并不低于后者，但它同时具有后者所不能拥有的“三大”优点：

第一，进行村级事务决策的随机性。由于村庄治理的基层性，村级决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村民大会一年只召开1－2次，远远不能满足村级决策的要求，因而村级决策权基本上由村委会或者村党支部控制，无法实现村庄治理的民主性。而作为常设机构的村庄治理理事会则可以随时进行村级事务的决策，较好地实现村庄治理的民主性。

第二，进行村级事务决策的科学性。村民大会集体进行决策的方式固然可以满足每一个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决策的权利，但由于村民均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进行村级事务的决策，就会造成决策意愿上的冲突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的决策往往是非理性的。而作为每位村民推选出的自身组织的代表人所参加的村庄治理理事会的决策则不再是单个村民意见的表达，而是各个组织间利益的博弈，因此其决策不再仅仅受个人意见的控制，而是主要取决于各个组织内部的统一意见，这样决策的科学性就远远高于村民大会。

第三，进行村级事务决策的合理性。在村委会或者村党支部决策的情况下，其决策往往受两方面的制约：乡镇政府意愿和自身利益导向。前者是保证决策者自身地位的重要因素，任何违反上级意愿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自身“下课”。而后者是自身在位期间的基本需求。因此，这种情况下的决策就很难用“合理”之类的术语来形容。而在村庄治理理事会进行决策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参与村级治理就只能通过“乡村联络委员会”的方式进行，它在村级事务决策中只占有一票，占有和其他成员平等的一票；村委会或者村

党支部同样也只有平等的一票，而不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票。这种“以平等为基础、以民主协商为核心、以多元组织化主体参与为桥梁”的决策，其合理性可想而知。

就村庄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而言，事实上村庄治理理事会的存在并没有否认村委会或者村党支部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因为有了权力机关，还必须建立村庄治理的执行和监督机关，而这两项任务则必须由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来完成。民选的村委会不仅要作为一个组织代表全体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理事会的决策，同时它还肩负执行村庄治理理事会决策的功能，这样的功能是不应该由其他组织来代替的，它必须对执行后果向村庄治理理事会负责。而村党支部则必须在村庄治理理事会成员中和全体村民中选择一定成员组建村级治理的监督机关，并对监督的后果向村庄治理理事会负责。对执行不力和监督不力的情况，村庄治理理事会有权提出弹劾，并在必要时提议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支部大会重新选举两大组织相关成员。

3.必须着力构建“多元”治理资源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治理资源与治理主体是治理结构中联系最为密切的两大构成要素。一般说来，“一元”治理模式下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单一性，因而其治理所借用的资源也是单一的，如“强行政模式”下治理主体往往依靠自身的政治资源进行治理：而“精英”模式下的治理主体往往依靠自身的“精英”资源进行治理，如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或者社会资源。而在“多元”治理模式下，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因而其治理所借用的资源也是多元的，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因此，对“多元”治理模式而言，难题不是资源多少的问题，而是各种资源在治理过程中的综合运用和协调问题。

第一，关于政治资源的利用问题。在村庄治理结构中，政治资源一般都掌握在基层政府官员手中，也就是文中称谓的“乡村联络委员会”成员手中。按原来的运作模式，政治资源是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代言人——村主任或村支书紧密结合的。在其运用过程中，它往往是排斥其他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它和其他资源的融合，往往是指向与政治资源有关联的经济资源的。而在村庄“多元”治理模式下，村庄治理对政治资源的利用既可以通过作为村庄治理理事会成员的“乡村联络委员会”成员来获得，也可以通过作为村庄治理理事会成员的其他组织来获得，从而大大扩展了村庄治理中政治资源的来源。

第二，关于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经济资源既是一个稀缺的治理资源，又是治理主体必不可少的治理资源。它本来存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由村庄治理主体所掌控，但由于我们过分强调村庄治理的政治性而忽视其经济性，致使村集体经济组织十分脆弱。目前，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村庄治理中的经济资源往往掌握在农村“经济精英”和各种民间经济组织手中。因此，实践中出现的所谓“精英”模式，往往都是“经济精英”模式。作为“一元”治理模式的“经济精英”模式固然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进行村庄治理，但其实质仍然是与村庄治理的民主性、自治性是有较大差距的，甚至有时还会出现“经济精英”垄断村庄治理的情况。而在村庄“多元”治理模式下，不仅没有排斥“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充分利用经济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同时还可以通过其他治理组织，如“乡村联络委员会”成员获得一定经济资源。不仅如此，村庄“多元”治理模式能有效克服村庄治理中“经济精英”垄断村庄治理的情况。

第三，关于文化资源的利用问题。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社会，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村庄治理精英往往不仅是村里的经济精英，同时他还必须是文化精英，是村民心中的道德“长老”和行为楷模。建国后，由于过分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统治地位，对一切民间文化均采取了压制和限制其发展的“封杀”做法，致使民间文化的作用消失殆尽。就村庄治理而言，在“一元”治理模式下，文化资源的利用问题很少被治理者搬上议事日程，其治理效果就可想而知。就治理的理论而言，由于村庄治理的基层性、自治性和协商性，本身就需要治理者本身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同时也需要村民能顾全大局，统一行动。因此，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在村庄“多元”治理模式下，文化资源获得的渠道得到了有效的拓展：一是可以通过参与治理的各种民间文化组织获得；二是可以通过参与治理的村庄文化“精英”获得；三是可以通过参与治理的“乡村联络委员会”成员，如大学生“村官”获得，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在村庄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总之，在村庄“多元”治理模式下，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就能达到治理资源的“多元”化，而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整合，各种治理资源的综合利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4.必须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

“一元”村庄治理模式由于治理权力、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一元”性而使得其往往采用单一治理手段。 “强行政”模式青睐行政手段；而“精英”模式则只有依赖村民的“从威”心理。而“多元”村庄治理模式由于对“多元”治理权力的依赖和对“多元”治理主体的渴求，同时要求对“多元”治理资源进行综合运用，因而其借用的治理手段必然是“多元”的。

就行政手段而言，村庄治理显然不可或缺这一效力至高的治理方法，特别是在村民组织性较差的情况下。然而村庄“一元”和“多元”治理模式对行政手段的运用方式显然是不同的。“一元”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手段是至上的、直接的和排他的，其运用结果展现的是行政手段的“命令性”。而“多元”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手段是非至上的、间接的和非排他的，其运用结果展现了行政手段的“参与性”。这就是说，一方面必须转变乡镇政府参与村庄治理的方式，乡镇政府对村庄治理的参与只能通过“乡村联络委员会”这一方式来实现。“乡村联络委员会”作为村庄治理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必须从村级管理的“绝对权威”变成村庄治理的“一份子”；另一方面还必须转变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参与村庄治理的方式，把村庄治理权力配置的“二元博弈”变成“多元博弈”，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都只是村庄治理的“一份子”。

总之，在村庄“多元”治理模式下运用行政手段时，不能采用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方式，而是要求把行政手段融入到其他治理手段，诸如经济手段、民主协商手段和法治手段之中，从而构成多元治理手段良性互动的局面。

除了行政手段外，“经济精英”模式中经济精英行之有效的“产业带动式”经济手段也是“多元”治理模式必不可少的治理手段。事实上，村庄治理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偏重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治理；而村庄治理的关键则在于产业治理。在村庄“一元”治理模式下，村庄治理片面强调治理的政治

性，而忽视其经济性。其结果必然导致农村经济组织发展和产业发展的滞后。而在“多元”模式下，由于治理组织以农村经济组织为主，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村庄治理的经济性。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大量采用经济手段就成为必然。

至于民主协商手段，既是自治的基本要求，也是村庄“多元”治理模式中各种治理主体平等性的基本体现。浙江温岭模式下的“民主恳谈会”，其实质就是在村庄治理中充分发挥民主协商手段的突出作用。

而法治手段，不仅表现在村民自治中的村委会选举与村庄治理监督方面，在“多元”模式下，它更多地体现在村庄治理决策、村庄治理理事会的组建与运行，以及治理纠纷解决等各个方面。

就村庄治理决策而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通过立法、政策和制度建设严格界定村庄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利范围。这种界定决不是单一的“两委”关系规定或者“乡村”关系规定，而是一个庞大的既涉及“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村庄治理的合法性，又涉及“多元”治理主体权利和义务的规范设计。

就村庄治理理事会的组建与运行而言，则必须科学、合理设定其自治权行使的相关制度。在这一方面，近年来浙江省绍兴市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先后创造出的“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就是村庄治理中典型的管理体系样本，非常值得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借鉴使用。

就村庄治理纠纷解决而言，绝不是指过去所说的村民纠纷的解决，而是指村庄治理中自治权冲突的内外救济机制。内部救济机制是与监督机制并行的，监督机制的建立就能完善内部救济机制。较困难的是外部救济机制的建立：一是如何建立完备的治理责任追究机制。“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特定的组织承担治理不力的责任。这个责任主体尽管从法律上讲应该是村庄治理理事会，但事实上这个责任仍然会分解到各个成员身上。二是如何完善自治权冲突的诉讼救济机制。从现有诉讼机制而言，自治权冲突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主管范围，民事诉讼的渠道是不能最终对自治权进行救济的。我们建议把自治权救济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当村民、村级各种组织与村庄治理理事会发生治理纠纷时，可将村庄治理理事会视同行政机关，赋予其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以实现村庄自治权的诉讼救济。

总之，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村庄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这种模式到现在还十分不成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村庄治理者共同进行探索，但我们相信，没有任何阻力能阻挡它在农村大地上开花结果。

村庄治理调研报告 篇4

目前，我国日益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不愿意再走“先破坏、再治理”的道路，很多地区精心设计其产业结构，对污染进行控制，对于各地的积极态度应当予以充分的认可，但实际情况却与之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新型城镇化实行的过程有所侧重，有的地区将大量的资金放在了房屋的建筑上面，在外表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楼房，但不远的隐蔽处却有一个发臭的垃圾场，这对村庄的整体环境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与村庄整体环境的协同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能只顾面子工程，而让村民从内里感到不舒服.只有真正的做到了新型城镇化与村庄环境的协同发展,社会、人文、经济才能整体普遍的提高.2村庄环境治理现状问题分析

本文的现状分析是深入农村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数据来源分别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合肥市肥西县，池州市青阳县，南京市溧水县，天津市武清区等地的近20个村庄.主要调研方法有问卷和访谈.2.1环境治理行政主体涉及多部门

我国目前村庄环境是由多个部门合作管理的，其中涉及国家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在做任何一项决策的时候都会经过各个部门的协商调整，大大的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效率.本文所采用的调研方式主要是走基层，从走访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各个部门及职能也是大相径庭，亳州市主管环境工作的是美好办，合肥是文明办，池州是农委等等.对于治理部门和治理情况的不统一没有一个出台的政策或者方法来衡量，不利于激发各地治理的积极性.2.2资金支持与基本设施不完备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申请财政资金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优惠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滞后，难以形成治污市场.而且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对于一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企业非常受农村地区的欢迎而忽略了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防污设施的落后导致农村出现只破坏不治理的现象，因此农村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2.3技术支持与相关指导不充分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在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而农村工业薄弱、经济落后，解决污染问题和提高生活质量短期内还很难达到.目前各级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已经逐渐重视起来，但真正深入农村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技术问题还有欠缺，并且目前能深入农村研究，指导的学者、专家也非常少.因此，农村环境在一些大问题的决策方面还不能做到很准确的进行控制，导致一些污染已经发生或者正在进行.2.4涉农企业重视程度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开始自我突破，积极招商引资，以优厚条件吸引企业落户本村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相关部门政策措施的不完善与部分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造成的新型现代化农村污染屡见不鲜，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农村污染源的首要因素.因此，相关涉农企业的环保意识与企业的污染程度对当代农村环境污染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很难有企业能够了解并想办法改变自己的行为，毕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是以经济利益最大为目标.2.5农民环境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选择离开农村，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造成农村普遍留守老人和孩子较多，环保意识较低，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人只顾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农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不高，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即使认识到环境的危害性，也不知自己拥有何种权利、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较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情况.从问卷统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都认为农民的环保意识较差，农民自身就可以发现问题，却难以改变.3村庄环境治理现状的原因

3.1污染源多样化

农业生产和生活垃圾所带来的污染是复杂多样的，下表是我们将各个调研地污染源种类及比例的数据.污染源的多样化导致农村环境治理的难度更大，任务更多，处理更复杂，不是像以前那样单一的处理一项或几项污染，而是有更多的污染情况以及在此背景下各污染相互交叉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新的污染问题，这就需要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更加系统化，整体性把握，全局意识，统筹实施。

3.2政策制度不健全

由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近几年才被持续关注，所以与之相关的政策制度、措施的出台也就相应滞后.表现为：一是政策的局部性，相关农村环境政策的数量少，针对性小，不能完全覆盖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的整体情况；二是政策的滞后性，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污染也是不断变化的，而政策的出台受某些方面的影响比较缓慢，这就导致一些政策往往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具有滞后性；三是政策实施的效率低，由于某些原因，如农民对政策的理解性不足、执行人员的素质水平不够、执行背后的权钱交易等因素，造成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3.3政府单一主导，社会力量不足

从调研所获得的数据可以看出有接近1/4的人对政府工作表示不满意，很多人认为政府并不重视农村环境问题.但是由我们调研走访的政府部门以及收集到的相关政策资料来看，政府部门是很重视农村环境问题的，不管是资金支持还是政策支持方面，都做得比以前好了.那么，这就反应出农村环境治理单一依靠政府是不正确的，这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成本高，资金来源少，可持续性差，且效果不理想.农村环境管理的监督绩效工作都交由政府，不仅加大了政府工作量，也没有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其他环境主体的责任未落实.并且农民反映环境问题的渠道有限，与此同时政府处理问题的周期长，环保机构设置不合理，这也就造成了农民认为政府不重视环境问题的印象.3.4农村环境建设、管理水平不均衡

由于经济差异的存在以及上级领导及各界人士的重视程度不同，各地环境管治情况也各不相同.目前农村大都是优先投资建设的中心村，由于资金不足分批建设的原因，周边地区的环境治理得不到重视.比如有的村子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而其他村庄可能没有建设.而且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成本高，政府没有很好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扶持相关环保产业，而且作为政府方面也非常为难，建设有先后是必然的，先建设的地区先享受，但同时一些先进的技术无法享用，后建设的地区虽然建设较晚但设备设施更为齐全.农村环境的建设管理差异非常大，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3.5管理部门职能交叉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建设落后与污染控制，政府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能分散，例如合肥市的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文明办主办，亳州市是由美好办主办，而池州市主要是农委负责，各个城市的管理职能各不相同，治理情况自然也大相径庭.在调研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有某些环境问题村民多次反应却被各个部门互相推辞的情况.形成了一种有的部门什么都要干，有的部门形同虚设，闲置的状态.3.6宣传教育工作不足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村民都没有接受过宣传，其中一部分群众对政府的环境保护宣传甚至是一点都不知道，而在对政府的访问中，笔者了解到基层宣传工作开展的难处，大多数农民并不积极响应，觉得事不关己，久而久之，基层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也就没了信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基层政府自身的素质不足，部分村镇干部是由当地村民选举上来的，自身素质不高，更加没有带动群众共同治理村庄的想法，宣传教育在他们眼里的价值本身就不高.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庄环境建设对策

4.1村庄环境建设的模型构建

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前几十年我国村庄环境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大幅度降低的，而人文素质也因为村庄环境的不断破坏而随之降低.前几十年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对于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渴望的，因此各地村镇政府大量引进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企业，而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今天，人们开始反思，只有全民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才能够更高效的解决目前存在的村庄环境问题，笔者经过思考，认为多元的参与主要是政府，也就是行政主体，第二个就是当地村民，或者说一切对村庄环境有影响或会被影响的群体，第三个主体就是在农村或者农村周边会对农村环境造成影响的企业.4.2村庄环境建设意见

村庄绿化情况调研报告 篇5

村庄绿化情况调研报告

按照*林造字[2006]72号文件的要求，我县组织林业技术人员按照好、中、差三个绿化档次，对全县的村庄绿化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并在摸清底数的同时，对近年来的村庄绿化工作进行了认真分析，形成了书面调研材料。

一、村庄绿化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县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农民奔小康步伐为目标，以造林绿化为主线，在大力实施绿色通道建设、农田林网改造等重点工程、重点项目的同时，把村庄绿化列入全县为民办的实事工程，重点部署，积极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县农村森林覆盖率达到——，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村庄绿化已成为我县林业生态建设的新亮点。我县所辖*乡镇、*办事处，共有××个行政村，总人口××*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7万人。到目前为止，我县已全部完成行政村的绿化规划，做到了一村一绿化详规；完成绿化村庄——个，植树——万株。其中，人均达到10棵标准的绿化村庄——个，人均达到5棵标准的绿化村庄——个，人均5棵以下的绿化村庄——个。庭院绿化较好的村庄——个，一般水平的村庄——个，较差的村庄——个。

二、采取的主要措施和经验做法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一是把村庄绿化工程列入政务督查考核内容，进行重点调度，并成立了由县林业局、团县委、县妇联、县委组织部下派办、县文明办和县教育局六部门联合组成的督导小组，具体来抓工程协调与督导，明确规定部门主要领导为第一督导责任人。二是实行领导包工程责任制，县领导与各乡镇书记，各乡镇书记与绿化村庄负责人，层层签订责任状，细化、量化工程任务，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机制。

（二）制定政策，保障投入。本着打造样板、树立典型、增强辐射带动力的目标，始终坚持以不增加农民负担为原则，制定采取了多种优惠政策。一是规定村庄绿化凡达到速生林建设质量标准要求的，可抵顶速生林建设任务，享受速生林建设优惠政策。二是本着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有机统一的原则，制定出台了无偿为农户提供绿化苗木的优惠政策。仅此一项，县乡各级财政投入达300多万元。三是积极鼓励各乡镇根据各自实际，制定比县里更优惠的扶持政策。例如我县的××*镇、××*镇在积极落实县级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了种活一棵树，每株补助一元的奖励措施，极大调动了所辖绿化村群众的种植管护热情。四是创新绿化方式，采取市、县直部门与绿化村庄结对帮扶搞绿化的方式，由部门单位结合自身实际，投入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调动了绿化村庄群众的绿化热情，提高了村庄绿化工程的质量和水平。

（三）先点后面，梯次推进。结合小康文明村试点建设，在村庄绿化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首先把沿省、市、县主干线路的村庄列为第一批绿化重点，然后分步实

朝阳【wlsh0908】整理

施，按照示范村每人10棵，标准村每人5棵的标准绿化，树立典型，以点连线，以线促面全面铺开。

（四）统一规划，科学种植，确保质量。在村庄绿化工程实施过程中，我县本着打造精品工程、亮点工程的目标，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自始至终把工程质量放在第一位，务求实效，做到了严把五关：一是把好规划关。工程实施前期，县林业局专门派了多名林业工程技术人员会同乡镇林业站技术人员，对全县绿化村庄、学校进行了实地勘察、测量，并在摸清各村立地条件的基础上，帮助各绿化村庄、学校分别制定了具体的绿化方案，为工程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把好工程关。要求凡是造林地片，必须整平筑坝拿畦。坝要够大、够直、够实，畦要大小一致、整齐美观。三是把好苗木关，注重苗木质量。所用苗木都是严格按照标准规格选购，胸茎达到2.5cm以上，根系完整，侧枝发达。同时为防止苗木带入病虫害，发生蔓延现象，县、乡（镇）林业主管部门的苗木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检疫规程，对所有绿化用苗木进行了质量检测，确保了苗木质量。四是把好栽植关。根据多数乡镇村民植树不够科学、规范，缺乏种植知识的实际，县乡（镇）林业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派林业技术人员深入绿化村庄，通过知识讲座、现场指导等多种形式，向村民传授栽种技术要领，树木成活率明显提高。五是把好栽后管理关。栽后管理是绿化工程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为切实避免“重栽轻管”现象的发生，我县绿化村庄栽植的树木全部实行了承包到户或专业队管护，并严格落实相关优惠政策。房前屋后，实行“谁栽谁有，谁毁树谁赔偿”的奖罚机制；成片造林达到规定面积的，严格按照“明晰所有权、放开使用权、搞活经营权、保护受益权”的原则，给予兑现奖惩，确权发证，让种植户吃上定心丸，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种管积极性。

（四）强化督导，严格奖惩。督导、检查是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的重要保障。在村庄绿化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我县高度重视工程的检查督导工作，实行了月调度、季排名、年底评比等多项督导制度，多次组织检查人员深入乡镇村庄、学校等建设一线进行检查、督导，并根据检查情况进行统一评分排名。对工程进度快、质量好的乡镇和村庄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开表扬、奖励；对工程速度滞后，质量差，不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施工的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无故拖延的，严格按照奖惩规定，在扶持政策上实行区别对待，提高了全县村庄绿化工程建设的质量与速度。

三、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群众对村庄绿化认识不足，参与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不高。经过近年来的大力宣传，多数群众都认为村庄绿化工程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惠民利民实事工程，自觉参与栽植、管护的热情较高，有力推动了村庄绿化工程的实施，但仍有部分群众受传统思想观念束缚，满足于村庄环境现状，对改善自身生活环境漠不关心。个别对村庄绿工程认识不足，有甚错误认为村庄绿化工程是一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不高。

（二）村庄绿化投资大、扶持政策少，造林经费短缺。我县建制较晚，陆地是由黄河携带泥少淤积而成，土壤贫瘠，盐碱化程度较重，村庄绿化的树木成活率低下。为确保绿化树木成活率，多数村庄需要实施客地换土、压膜隔碱等工程造林方式，大大增加了投资成本。加之目前，各级都没有专项的村庄绿化造林经费，村庄绿化的扶持政策少，而且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不强，造成了村庄绿化经费短缺，工程建设进展缓慢。

（三）村庄绿化与庭院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目前我县实施的村庄绿化工程，主要以村庄街道、四周空地绿化为主，庭院绿化采取“自主、自愿”栽植的绿化方式，由群众根据喜好自行选择树种、花卉搞绿化，没有专门列入村庄绿化规划的总体规划，统一标准、要求。群众主要还是沿袭传统习惯，种植一些乡土树木，没有充分利用院内土地空间合理开发利用，未把绿化与增收有机结合起来。

（四）造林树种相对单一，绿化缺乏特色。由于我县土壤盐碱化程度较高，为提高栽植树木的成活率，必须选择耐盐碱的树种，但目前我县抗盐碱树种筛选试验经费短缺，试验进展缓慢，树种选择上仍以多年延用的白蜡树种为主，村庄绿化树木单一，缺乏特色。同时，由于大面积栽种白蜡树，造成了林分单一，抗逆性差，引发林木病虫害大面积发生的危险系数增加。

（五）村庄绿化机制单一，市场化融资造林还没有形成气候。我县的村庄绿化工程，目前仍以政府投入、管理为主，多元化融资造林体制还不够完善，社会各界参与营林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激发。

四、几点建议

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建议各级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尽快出台支持村庄绿化工作的扶持政策，在林木确权、承包、抵押、村庄绿化树木的管护等方面加强政策扶持，充分调动群众营林、护林的积极性。

二是加强资金扶持。一方面各级财政专项列出部分村庄绿化资金，用于工程费、苗木费、管护费的补贴；另一方面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拿出部分资金按照村庄绿化水平高低，区分档次，参照一定的比例数兑现奖惩；再则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加大耐盐碱树种选育试验经费的投入力度，每年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新树种的选育，丰富村庄绿化树木的品种，增强观赏性和林分构成的合理性。

村庄整治自查报告 篇6

一是领导高度、精心组织。11月10日全市环境综合整治动员大会以来，潘庄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抽调精兵强将专门从事环境整治工作，成立了由镇长任总指挥的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成立了由镇经委、建委、卫生院、派出所组成的环卫队

制定严格的.工作制度，周密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经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潘庄镇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治理，做到净化、亮化、绿化和美化，促进了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

二是积极动员，广泛发动。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潘庄镇广泛发动，采取出动宣传车、发放明白纸、播放广播喇叭等多种宣传工具在全镇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共发放宣传纸5000多张，出动宣传车50多辆次，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到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来，形成人人动手、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掀起环境综合整治的高朝。

三是严格标准，工作扎实。潘庄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严格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和标准开展工作，对省道、县级公路和镇主干道路两侧500米以内的乱搭乱建、占道经营、违章建筑、广告牌、标志牌进行彻底拆除清理。

我镇采用农户主动拆除与强制**相结合，对全镇乱搭乱建的企业、工商户、门店，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实行“门前三包”，包门前无垃圾、无污水、无杂草、无乱贴乱画;包门前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包门前公共基础设施完好无损。

对限期不拆的工商户，进行强制**。全镇共组织人力4000多人次，出动大型机械设备60多台次，对80多座违法建筑进行**拆除。累积清理各类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柴草堆约60吨。经过扎实的工作，我镇环境治理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彻底拆

除了乱搭乱建、乱贴乱画、违章建筑，彻底清理了非法广告牌、标志牌，对各村的“三堆”及“脏、乱、差”现象，进行了彻底治理，确保全镇环境清洁卫生，道路平整，交通畅通。

四是成绩显著，效果巩固。潘庄镇在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多措并举，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全镇卫生整洁，道路宽阔平坦，道路两旁规范有序。道路、企业、村庄一改过去脏、乱、差的不良形象，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

为巩固成果，潘庄镇对各条道路、村庄和企业的环境整治工作又进行了责任划分，明确了职责任务，严格规定了工作要求，使环境整治工作形成了良性工作机制，保持了环境的卫生整治、规范有序。

通过检查，也发现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主要部分村庄，路段环境卫生还存在一些死角，比如：于小庄道路两侧还有杂草、柴堆，刘梭庄008线两侧存在一些杂草和垃圾，镇区振兴路两侧还存在部分垃圾。对这些地方存在的环境问题，我镇已经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并明确了相关的责任人。

村庄治理调研报告 篇7

关键词：村庄精英,村民自治,角色扮演,功能分析,角色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无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 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框架内, 良好的乡村治理, 都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其一, 能够动员政治支持, 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 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满足社会的服务需要;其三, 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 具有良好的冲突解决机制。[1]

传统中国农村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社区 (Gemeinschaft) , 或迪尔凯姆指称的机械团结社会, 同质性很高, 是“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2]国家对农村的渗透和乡村秩序的维护都依托于“绅治”和传统道德体系。“但是, 民国时期, 政府在乡村推行保甲制度, 打破了传统的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3]建国后, 公社化造就的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与行政控制网络, 使得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4]正是作为对村民自治的回归,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组织法》) 。

但是, 自《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将近十年的村民自治化进程推进中, 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却是举步维艰。“作为一个由国家推行的制度, 对大部分乡村来说, 村民自治的推行还不是内生性的结果, 而是外缘式的, 即经由国家安排, 自上而下地输人到村庄社会中去的。”[5]或者出现“村级组织已成为对上不代表国家、对下不代表村民的具有自我利益取向的利益主体”[6]即杜赞奇所说的“营利型经纪人”, 或者如丁德昌所言“村民自治虽然取得巨大成就, 但由于制度设计、传统体制的惯性和自治主体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实践中在自治主体、功能和权力等方面存在较严重的异化现象。[7]”因此而带来的表面现象既有“代理人”村委会及村党支部内部的矛盾, 又有其与基层政府、作为“委托人”的村民之间的矛盾。深层次的则是“制度文本与实践对接的困难, 外缘式引进与内生型需要的分离, 党政关系新场域中的纠葛。”[5]

针对村民自治的困境, 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范式和视角出发, 力求寻找破解之路。总体而言, 已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徐勇 (2003) 提出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在于强村、精乡、简县应与税费改革配套。郭云春、刘梅芳 (2003) 从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三方之间各自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博弈的角度进行论证, 分析改革后三大利益主体博弈的逻辑过程, 进而透视村民自治的内在发展机制。二是在村庄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层面上。王春光 (2004) 等基于贵州省安顺市J村个案研究, 提出从乡村公共空间的培育和发掘来体现对村民自治建设和村庄发展的意义。陶传进 (2007) 从社会的政治层面 (民主自治) 和更草根的社会及其组织层面以求破解之道。贺雪峰 (2002) 指出研究农村秩序要注意到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性质的依赖, 并从社区记忆、社会分层和社会关联度与村民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做了阐述。周运清、王培刚 (2005) 以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镇乡村社区重组为个案, 讨论了中国乡村治理的本土计划与行动策略。国外学者则通过对储存于社会成员之间社会资本的含量考察, 探讨了决定社区组织建立难易程度的影响因素。[9][10]三是在农村精英的层面上。有的学者专门研究了经济精英在农村村民自治中参与竞争性选举, [11]有的侧重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精英的循环和再生问题的探讨, 提出干部权力转换延迟效应, [12]也有学者分析了地方宗族势力复活及其活动对社区政治的影响。[13]这些出色的研究都提示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向更微观的场域——村庄, 但是, 对西北农村而言, 囿于经济欠发达的现实状况, 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乡村社区特征显然是异于东中部农村的, 上述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也就大打折扣。因此, 沿袭业已开辟的路径, 如何从村民所经受的文化熏陶, 行动者主体在集体实践中角色扮演入手, 建构一种国家—精英—村民的三级双向度模型以探究研究村民自治的出路, 成为本文的研究导向。

二、角色扮演:Z村村庄精英的形成机制

甘肃定西市Z村地处洮河沿岸, 距县城35公里, 海拔2200米, 人均耕地面积0.43亩, 2007年人均纯收入1734元, 村内没有大姓宗族势力, 集体经济几乎不存在。近几年来, 该村婚嫁礼仪中的“总管”, 丧葬仪式中的“总领”, 以及在维修戏台、管理祭祀、组织社火等活动中, 都由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中年暴发户和致富带头部分村干部组成的“头人”群体主导, 这些群体再一定程度上维持着村庄秩序。作为社区的“领导者”阶层, 他们在社区集体活动中的角色实践维系了本社区内生秩序, 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同。参照韦伯对合法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的划分, 对应地可以归为三类:

1.传统型精——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精英, 能公正有效地解决社区居民间的纠风和冲突, 有着很高的声望, 其“统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遗传下来的 (‘历来就存在的’) 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上, 并且也被相信是这样的”。[14]他们是村庄的行家里手, 既有丰富的农耕经验, 又能恪守礼仪主持社区居民的婚嫁丧葬。而且, 社区内的祭祀、社火等带有宗教性、历史性的活动, 都由他们承担组织者和管理者。

2.卡里斯马型精英——中年暴发户和致富带头人。这是一群逐渐在社区乡村精英中占据主导的力量, 为尽速掌控社区话语权而跃跃欲试。作为成长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社区经济精英, 他们或者是凭借独到的眼光扑捉到了良好的商机, 或者是成功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探索阶段法律不健全的漏洞, 迅速把自己打造成了社区 “金融大亨”。一方面, 他们在自我经济实力崛起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现有的雄厚资本, 增加了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说话的份量, 又迫切需要以社区公共事务作为展示自己的舞台, 所以积极性很高。另一方面, 他们中大多数人发家并非完全依靠于勤劳致富和聪明才智, 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 甚至是本社区内奢侈高档消费之余, 他们之所以会进入获益微薄 (相比他们自己的发家过程中的巨大利润空间) 的公益性集体行动中, 同时还要出于集体募捐的成功而大掏腰包,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层面的, 即这是为获取社区居民的认同而使然。

3.法理型精英——部分村干部。在当前中国农村, 当“村级组织已成为对上不代表国家、对下不代表村民的具有自我利益取向的利益主体”, [6]亦即杜赞奇所说的“营利型经纪人”的时候, Z村亦然如此。村干部介于地方政府和村民群体之间“非官非民”的尴尬身份, 村集体微薄的集体财产和他们从事的与村民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要粮要钱”和计划生育 (现在只有计划生育工作) , 导致他们只有“事权”, 却没有“财权”, 因而与本社区村民是一种典型的“弱关系”, 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但是, 源于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享有的公共资源再分配权和决策权, 为他们带来的威权曾一度赋予其在婚嫁丧葬仪式中的领导地位并沿袭至今。而且, 由于村民潜意识中视其隶属于官僚科层体系, 希望藉此为他们为儿女的婚嫁增添合法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婚嫁丧葬中总有他们的身影的重要原因。近年来, 随着经济精英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掌控, 他们需要在其队伍中纳入代表政府权力, 以同时起到震慑村民和与地方政府斡旋中介的双重角色扮演者。村干部也在村落经济日趋发达, 经济精英全身心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大好形势”中看到了恢复其在社区中应有声望和待遇的曙光。因此, 基于彼此利用价值的两个集团联手起来, 共同致力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操控。

由此可见, 这些在乡村社区中拥有丰富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的村庄精英, 凭借各自具备的资本类型和资本总量, 在集团内部的博弈中获得了不同的席位和话语权, 并跃升为社区中集财富、声望、权力于一体的上流阶层, 在一定的民主程度上“合法地统治”着社区。

三、功能分析:国家和社会视角下村庄精英在社区的行动逻辑

在社会转型和市场转轨的现实场景下, 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步建立, 一同把社区建设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村民自治议题的内涵就是要在乡村社会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和自我管理, 由社区居民共同致力于建设既有文化传统之上,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村落共同体。“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16]因此, 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互为前提, 互相建构的关系, 构成农村现代化的双重动力, 使我们可以把两者置于同一问题域下进行考察。

传统农村社区建立在道德规范秩序之上的社区整合“在当代谋求经济发展的工业社会环境下, 显然已经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17]但是, 我们发现, Z村传统村庄精英发轫于村庄最为隆重的生命仪式——婚嫁丧葬的组织过程和解决争端、维护村庄秩序的角色实践过程。而且, 在农村社会日益步入现代化的当下, 新成长起来的村庄经济资本占有者, 与传统村庄精英、村干部结盟, 已经成功组建了以地缘为纽带, 集体活动的“草根性质”自组织。伴随着村庄精英结构的变迁, 作为社区公共行动的实践者, 他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当我们把角色预设为社会成员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时, 就意味着, 一定的角色必定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一定的功能”, [18]即村庄精英在依照社区居民寄予其角色的期待, 以自己理解的行为方式, 践行作为公共事务领导者和利益调停者等角色的时候, 从社会学范式——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架构中, 分析乡村中的相互作用和博弈格局, 我们可以发现, 在纵向上, 国家通过其层级组织或行政干预、政策引导等方式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最底部, 实现了社会控制。同时, 由精英自组织担当的村民下情上达, 随着精英角色的成熟会更加有效。横向上, 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在履行本部门功能的同时, 因为面对同一个对象而关联度增加。在此关系网络中, 村庄精英既外嵌于体制化的科层体系上 (政治精英村干部) , 并与市场直接相连 (经济精英私有企业主和个体户) , 受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系统的影响, 又内生于村庄, 是村民中的一员, 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身份。首先, 相对于村委会所代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理模式, 村庄精英所复活的彰显草根民主的自组织, 通过其中的政治精英向上表达社区居民的诉求, 有了制衡基层政府的可能性, 同时又是在一个整体基础之上接受国家的监管, 节约了政府的行政成本, 从而形成乡村治理的“双轨”运作模式。第二, 伴随全球化潮流的日益深入, 市场经济注重效率、依靠竞争求发展的现实图景下, 农村经济遭遇空前未有的挑战。村庄经济精英业已具备对市场的敏感性, 加之他们现有的资本实力, 较为完备经济链条等都有助于带领社区村民共同发掘地方特色产业, 以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面对市场。第三, 婚嫁丧家等生命仪式和祭祀社火是我国农村社区最具文化内涵的集体活动, 因其深厚的内涵而具备的强大免疫力, 有效抵制其现代化理念的侵入。村庄文化精英承接了传统文化衣钵, 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 而且加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为社区群众生活注入了生机。

综上所述, 村庄精英这一社区特殊的角色扮演者, 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处于“原子化”状态的社区居民, 把这些分散的结构单元“聚合”在他们周围,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村庄精英角色扮演中发挥的功能。[19]

(1) 社区居民自主参与, 村庄精英衍生于普通居民, 熟人社会里较高的关联度都有助于构建草根民主。当“权力不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而是一个可以生产和再生产的东西”的时候, [20]源于草根民主和传统道德体系的村庄精英与社区居民之间形成了“集体讨论、专人负责、全民参与”的集体活动逻辑, 有助于在社区内生秩序的维护中营造民主氛围, 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积累经验。

(2) 农村税费改革后, 乡镇政府财力有限, 各级政府财事权划分模糊带来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位, 由村庄精英主导的自组织弥合了这一缺陷, 并趋向致力于供给社区居民真正需要的公共产品。

(3) 村庄精英“高于”社区居民却又源于社区的身份, 易于构造与村民利益高度关联的共同体, 真正代表居民利益, 制衡基层政府, 避免后者权力滥用对村集体和村民利益的侵害。

(4) 村庄精英角色扮演的重要场合之一即是每年夏天的庙会和春节期间的社火, 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 既有精英的不懈努力, 也有社区居民出于经验积累而普遍的认同。因此, 这是一种双赢的角色互动, 对丰富社区文化, 保留传统习俗意义深远。

(5)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 但同时造成小农经济分散经营的现状。我们可以设想, 在市场经济深入到村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今天, 乡村精英充分利用自身掌控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 动员起一个因利益相关而紧密团结的集合体, 一致面对市场竞争、既规避了市场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 克服单个农民因势单力薄的弱势, 又能利用规模效应做大做强地方产业, 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 获得了共同发展。

(6) 村干部在村庄精英中的特殊身份, 使精英兼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功能, 更利于整合公共资源。同时, 这一团体的角色实践又会推动村干部角色整合, 加快村民自治的民主化进程。

从实践社会学的意义上而言, 农村社区中最主要的关系——国家和农民之间旧有的管理与被管理、约束与被约束的僵化形式已经发生松动, 一种相互建构的策略性关系模式在“正式权利的非正式行使”[21]的过程中业已形成。无论是参照西方社会学家对某一社会事实同时担负正负功能辨证分析, 还是比照于建嵘 (2003) 在湘南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的方式和手段的研究, [22]结合笔者在Z村的实际调研, 我们发现虽然在该村尚未出现因黑恶势力而导致村庄治理危机的事件发生, 但我们仍然从一些集体实践中看到了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暴力化倾向, 而家族势力或黑恶势力的介入亦有蛛丝马迹。这就提醒我们, 仅有舆论监督机制还不足以克制村庄精英对社区话语权的控制和垄断, 基层政府要有一定的措施用以弥合村庄精英角色扮演与角色期待之间的断裂, 发挥其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自治的作用。

由此可见, 在Z村这样的西北农村社区中, 村庄精英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重构了社区共同体, 把社区居民凝聚在一个有着较高关联度的群体内, 在与国家与村庄的互动中, 乡村精英结成的纽带起到了链合 (linkage) 的作用。但是, 村庄精英分别处于村庄社会分层体系不同阶层, 面对一个社会日益分化的客观事实, 决定了他们还不具有整合社区资源, 型塑社区共同体的能力, 需要对不同角色予以整合。

四、角色整合:村庄精英在村民自治中功能耦合

整合即“代表由导向团结的内推力形成的力量”, [23]是一个在社会学研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 可以理解为“某一整体或社会中, 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一种均衡、协调、合作和有序的关系状态”, 分为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24]社会整合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要议题之一, 迪尔凯姆在其著名的《自杀论》中以社会整合作为利己性自杀与利他性自杀的判据, 帕森斯更是系统地论述了社会整合之于社会系统的作用。按照帕森斯社会整合的思想, 为实现社会均衡, 要通过社会化和社会控制, 即自律和他律两条途径以达到对人的约制。[25]在我们探求通过村庄精英角色整合, 从而达致以和谐社区建设乃至社区现代化为归宿的乡村治理语境下, 其中的社会控制不应简单视作外在规范的强制, 而是倾向于构造一种与乡村民主氛围相匹配的“公共领域”, “为每个成员提供更为广泛的角色机会 (role opportunity) , 以便使不同禀赋的人在不妨碍社会整合的情况下施展自己的才能, 以实现自己的抱负”。[26]

因此, 我们认为角色整合是指村庄精英在主导社区公共事务, 消解社区利益争端的角色实践中, 为实现社区均衡、和谐发展而在社区中扮演培育社区民主氛围以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发掘社区内动力以推动社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综合性角色的过程。那么, 在西北欠发达的乡村社区, 如何才能发挥村庄精英在村民自治的核心作用呢?联系Z村村庄精英的形成机制和他们在社区事务中的行动逻辑, 结合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 笔者认为, 可以从内外两个维度来讨论角色整合。

村民自治即意味着国家权力在农村社区权力结构中的退场, 农村社会从组织层面不再属于国家行政体系, 与此同时, 连接国家和村民社会的村组织行政色彩浓重, 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诉求。市场和农民之间中介组织的缺失, 使得单个农户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势单力薄。正是基于此, 在村庄面对外部环境方面, 村庄精英角色整合主要应该体现在各种资本拥有者整合资源, 相互协作, 利用逐渐建立起来的威信, 使弥散在社区居民中分散的个体力量凝结在一起, 形成强度更大的合力, 逐渐从“准主体行动者”过渡为“主体行动者”, 以更具主体性的身份与基层政府对话, 参与市场竞争。在村庄内部, 村庄精英于公共事务中的成功角色扮演, 业已团结了一个草根民主性质的自组织, “集体讨论, 专人负责, 全民参与”的议事机制悄然生成。村庄精英在此场域中的角色整合, 主要重建新的整合机制——建立在社区居民自主性之上的契约型集体意识——社区成员基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团结, 共享一些长久积累的共同价值和信仰, 服从以类似契约的形式商讨的一套共同行为规范。这既是把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原子化”的农村居民“聚合”成结构单元的前提条件, 更是为构造社区居民以主人翁身份参与社区管理, 选举社区党政领导者, 自主决策、自我管理的自治格局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 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现代化的车轮驶入乡村社区的当下, 村庄精英的角色整合要走出近代以来由于地方权威授权形式的“官僚化”而带来的基层权威和基层社会的利益分离, [27]发生了“地方社会的侵蚀”, 形成乡村社会“单轨政治”的局面。[27]即就是要通过恢复村庄精英威信的本土化来源,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共同体, 使得“源于社会成员在活动层面的分工合作 (互补性) 和意识层面的共生性”, 推动社区内不同的行动者在社区生活中社会功能和个人自由相得益彰。[29]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