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法律社会学教案（共4篇）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3
第一讲 总论
一、法律规则无疑具有重要性，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对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罗斯福新政、里根改革等。
但是，相关的一点是，法律的重要性能到什么样的程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些法律变革并不是很成功甚至很不成功。有时候相似的法律变革却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对比。）这种现象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地区的不同时期中。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好坏的问题吗？显然很难这样回答。
法律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法律社会学正是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这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法律，是法律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欧洲法律社会学的主要内容。比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为什么农村不容易搞法治？也许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发现许多复杂的法律制度是配合陌生人社会即现代商业社会设计的。
另外，法律社会学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把法律的实施看作是社会博弈。一项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句话所描述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每个人对法律都会有所反应。
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如最高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如果单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考虑的话，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一旦放到社会中去，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有可能触犯这一条罪的人可能是哪些人呢？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回旋余地大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举证责任会有什么变化由此检查机关的资源配置又会有什么变化呢？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见苏力《一个不公正的司法解释》）
法律社会学当然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
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关于法律社会学，本课程旨在介绍一种思路、方法性的东西。而不是过多的实质性内容。
二、法律社会学既是一门新的学科，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它的萌芽在最古老的思想家的思 想中就存在。早期的思想家都是杂家，他们的思考不是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的边界来进行的，而是依靠他们的直觉和？如柏拉图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法治的问题的，强调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后来又发现这种哲学王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于是又提出法律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考虑也是关注了与政体相关的国家疆土问题以及中产阶级问题等。孔子曰：德在刑先。奥古斯丁、阿奎那讲自然法。再到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虽然是谈法律，但其文章德主要内容竟是非法律本身的问题。（如《利维坦》虽然说的是自然法，却主要谈的是国家。）
真正意义上的法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是随着律师和法官职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社会学的先驱是孟德斯鸠和历史法学派的萨维尼等。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地理、气候、政体、国家大小以及人种等的关系，虽然其某些结论看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其分析问题的思路是正确的，揭露了很多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联系。历史学派的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里的民族精神，虽然有些抽象化，但是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社会综合条件。
近代意义的法社会学的两大传统实在19世纪中叶产生的。
在欧洲是一个传统。即宏观角度的传统，关注大的宏观的结构。其创始人是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他们从自己的知识传统出发，揭露了法与其它社会现象的关系；虽然其有些结论比较粗糙或者太一般化。但是其思路对后世是有重大影响的。纠正了法律职业化所带来的对法律自身过多的关注的状况。此外，人类学、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又有哈贝马斯等代表人物。
另一个传统是英美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社会学。它是从法官的传统中发展出来的，经验的色彩很浓。即使理论化较浓的法律经济学也是从判例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传统的发展主要是在1864年以后，当时，美国开始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法律不在适应，由于在侵权法、刑法、公司法等传统的普通法领域制定法并不加以干涉，法官就面临着改革法律的迫切任务。他们必须面对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状况。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将来法律的主宰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卡多佐说“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都是体现了对法律形式主义、法条主义的反动。他们注意把非法律学科与法律结合，如心理学的知识，认为法官的审判是受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促进了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马克思、韦伯、和迪尔凯姆被重新发现，此外还有福柯以及阐释学被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更加强调一个学科依靠多种学科知识解决某一个问题，被称为法律和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s）。
总的来说，从宏观的角度讲，法律社会学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而存在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主要研究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它往往限于理论，对部门法虽有启发性，但对适用法律并无太大影响。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在现代社会比较弱化。而微观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并没有明确的学科界限，它是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包括具体关系和综合关系。它又包括两个传统：一是以问题的方式出现，围绕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二是跨学科的法学研究，如法律经济学、社会生物学、法律人类学、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统计学等（如心理学对刑事诉讼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然，这些划分都不是绝对 2 的。
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单靠法条主义不可能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最佳路径。我们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法律社会学（2）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8
第二讲 马克思的贡献 上
法学研究中，经验的研究、因果关系的研究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解说上。比如说法律文化，真的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文化吗？如果说中国人厌讼是一种文化的表现，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显然，它又不得不归结为厌讼等表现形式。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当剔除概念的东西，应当观察一个现象对另一个现象的影响，而不是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的影响。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变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比如男女谁比较心软，“心软”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就可以变得非常经验化，支持女性比较心软的人会举出很多有关女性心软的实例，比如女性关心人，看见别人的悲伤会表示同情，等等。又如“这个人太坏”，为什么？肯定有一些事实让你这么认定。
又如刑法上的犯罪意图，其实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的行为推测出来的。所以，在奸淫幼女的罪名上，似乎就不应该太过强调什么是否明知十四岁。）
我们这一讲主要来谈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对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没有看到经济对法律的影响，把法律看作是永恒的。黑格尔看到了变化（绝对理念的变化），马克思则认为一切都处在流变之中，这一观点被达尔文的研究印证。
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把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具有同构性。法律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或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意志、情感的表现。（不要否认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异性恋者，所以我们才视同性恋者为异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因为生活条件允许了，才会有保护动物的善举。我们无法想象一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会参加什么保护动物组织。又如，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株连九族，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刑罚残酷，实际上这跟当时人们的生活背景如一个家族的人往往生活在一块、容易互相包庇，跟当时国家力量弱小，只能以这种方式维持社会秩序有关。而现代社会为什么强调罪责自负，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研究）。
我们研究任何社会的法律问题，都要结合当时的生产方式、政治结构等综合考察分析。（以后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及谱系学的研究中其实就有马克思的方法论在里头。如谱系学，把思想放到社会结构中研究而不认为是前人思想的影响。有如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正是马克思的所说的：人是创造历史，但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运阶级分析、3 利益群体的分析。（“是我们禁止流浪，但问题是谁流浪”。又如所谓“自由选择”，真的吗？）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解释。
为什么自由平等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核心原则？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理性的突然发现；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分析。
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交换需要双方都是自由人，是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对方和第三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所以，意思自治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不是工人个人，工人个人是自由的。不仅如此，交换过程也应当是平等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强调“主观价值”而对这一命题持不同意见），每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因为交换而发生联系。？
恩格斯从经验的角度，从更广泛的社会的角度做了分析，他指出，国际贸易要求商品所有者的流动不受限制，也要求他所接受的法律在各地应当是大致相同的，即平等的。要求资本主义法律的相同，与资本、劳动力的流通有很大的关系。资本主义法律塑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人（赤裸裸的利益、金钱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整个刑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强调个体形，不再株连九族。（考虑一下“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存在背景或原因）。资本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强调独立、自由的法律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中隐含的原则，这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同构性。（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的组织形式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否则只是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马克思是批判者。他认为，由于法律是占主导地位群体的情感、意志的表现，必然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它源于经济上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只有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延续下去，才能实现自我的再生产。两个阶级之间的这种对立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人权等观念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推广而得到正当性的。
※关于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流落欧洲各国。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法律禁止他们从事某种行业，不允许他们做农民，只让他们做商人、从事金融业。（基督徒是不能放贷的。由此可以看出歧视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促成的。又如唐人街的形成。）18世纪末，西欧的犹太人享有了许多权利，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为什么？
是启蒙运动的影响吗？但是同时代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获此待遇？
是因为犹太人从事贸易，其生产方式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法律平等的规范剔除了种族、地域、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的差异，人被一般化了，而犹太人由于从事的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业，最早介入了这个一般化的过程。由此犹太人最早获得了解放。而且犹太人得到解放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完善的西欧国家。
问题的产生不是哪个观念的产物，而是社会力量综合起作用的过程。这正是谱系学的方法。
※美国的民权运动。
1865年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制定了三条宪法修正案。（13、14、15），规定了禁止畜奴和选举权利等等。在南方，随着北方军的撤离，南方开始了种族歧视、种族隔离。以投票税、文化考试等方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896年的普兰西诉弗格森案，最高院判决隔离但平等。4 后来美国社会也曾多次提出异议，1954年，最高法院的另一个判决指出：隔离不平等。1964年，民权改革。
为什么同样的法律会在不同时期发生不同结果？
美国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欧洲的国家都是小国，而美国则是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不同的。内战发生时，北方已工业化，而南方还是农业社会，北方自然而然的对奴隶的歧视少；内战后，虽然试图改变南方，但没有有效的进行。南方的大土地生产方式需要的正是依赖和服从，而不需要自由的工人。这样，种族歧视就在南方有着深厚的基础。只要大农业的生产方式不改变，黑人就没有办法免于歧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原因促成了美国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南方农业科技的发展，技术工人、黑人跑到北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农业灾害对南方大农场的破坏，另外还有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攻诘必须作出行动。所有这些都使得民权运动得以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现代，农村与城市）
※刑罚形式的变化
两个德国学者在1930年做了一个研究，指出刑事惩罚的形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影响。
19世纪以前，刑罚形式是罚金、鞭笞、肢体刑、放逐等。而现代社会却主要是监禁等自由刑。
学者们拒绝认为这是启蒙思想的作用。他们调查了许多档案，认为刑罚形式是与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的。当经济发展过快时，劳动力需求多，刑罚便轻。反之则重。而最早的监狱首先是用来使用劳动力的，劳动力的需求与监禁有明显的关联。
但为什么劳动力过剩时监狱还能存在呢？两位学者认为是路径依赖。认为监狱既然已经建立就很难再撤销。这又掉入了意识形态的窠臼。
美国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指出：不仅刑罚形式与经济相关，刑罚的严厉性与经济也有关。成反比。他们做个一个实证实验：失业率和监禁率之间有着共变关系。（头一年失业率增加，第二年监禁率增加。）
苏联的尤金认为：监狱的惩罚形式与以前不同。以前是重质量，但不可计算；而监狱却按照数学方式进行处罚，讲求精确。这种处罚方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常见。监禁刑体现出一种赔偿，这种惩罚与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出的价值相联，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强调数目字的管理相一致。由于资本主义对价值的抽象化，人们也以抽象的价值、用抽象的时机那计算社会上的一切。总之，监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人权是一体而变的，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不是偶然的事件。货币化构成了社会基本的思维格式。资本主义生产是理性化的定量化的生产方式。
※ 19世纪英国的刑罚变革
主要内容是：法律统一，改革不人道的刑罚，废除许多死刑。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贝卡利亚、边沁观点的流行。把其看作是观念的产物。
有一位学者指出：其实我们把封建社会理解的太残酷了。其实中世纪英国适用的死刑并不多，大概50多种。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才严酷起来，大概200多种死刑。根据国会的立法，至少有100多种罪可立决。这是由于当时英国走向工业化，社会转型，农业社会的社会 5 控制体系遭到了破坏，许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罪犯。政府只好用死刑遏制犯罪率。后来，由于条件的变化，罪行的变化，（如犯罪量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动产犯罪的增多），同时陪审团由于宗教传统和社区情感也不太满意，商业城市也反对，商业组织（而不是边沁）要求在刑事司法上变革，使刑罚更加确定而不那么严厉。这些变化是经济上的因素，是社会变迁的要求。
法律社会学（3）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18
1、要理性的预算法律的后果。法律制定出来后，到底有那些影响，又会影响谁？
2、文化、精神、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特殊的，其特殊性在于参与市场经济的人是以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获得利润的。资产者、经济参与者特别注重对长期利润的精细的系统的计算，即数目字的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是规模经济，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投机。这种长期的投资和规模性的经济，使得机会成本和风险增大，于是要求有一定的预期和规则，从而对各种可能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保证收到预期利益。
法律和法律文化就在形成这种市场经济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统一的法律使得人们的预期在原则上得到了满足。反过来，这种市场经济又要求法律必须是理性的，即坚持逻辑原则的始终如一，不管其是否合理，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有预期。因此，法律就不能太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求是，而是要法治化、理性化。
而之所以在欧洲产生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因为在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非常久远，同时业已形成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着保障作用。
3、法律的类型
形式理性
实质理性
形式非理性
实质非理性
形式：带有普遍性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原则、原理。
实质：具体的，个别的，不系统的。
理性：运用法律的状态，在目的明确的条件下，对于最佳手段的合理选择。特别强调法官运用各种手段调整冲突。这种理性应该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公认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就是指规则的适用是否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接受的，而其结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
（1）、实质非理性
例子：所罗门国王对于两个妇女争夺一个孩子的判决。
分析：没有人知道国王运用的是什么规则，以及为什么运用之。只知道结果是非常合理、6 公道的。（没有人知道其规则和推理）
（2）、形式非理性
例子：神明裁判
分析：有规则，但推理过程没办法预测。
(3)、实质理性
例子：张金栋案。法院似乎把公愤也带了进去。
分析：推理过程是理性的。但规则是不明确的，或只是一些道德的规则和政治原则。法律的原则变得模糊不清了。换言之，法律规则不是明确的，确定的。
（4）、形式理性
例子：1931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A偷了一架飞机，从一州飞往另一州。被判刑，法律依据是：禁止盗窃机动运输工具。但A上诉至最高法院，声称自己偷的是飞机。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法院最后同意了A的说法。释之。
分析：有固定的规则，推理过程也很明确。但结论未必是合理的。
韦伯本人比较偏好形式理性。认为形式理性是资本主义最好的选择。但他也认为无法论证形式理性就比其他的更合理。韦伯承认相对主义的文化观，认为形式理性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四种分类，不是绝对的。这只是一种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型的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各时代、各民族的法律。事实上，每个法院都在不同程度上集几种类型于一身。
但总体上来说，西方法律与东方还是不同的。
4、行为的意义和理解
韦伯强调意义和理解。先看一个人的行为是不知道他在作什么的，一定要努力理解行为人赋予行为什么意义。（对刑法也有作用）
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能知道其中的意义，但我们要尽量的去理解之。
这对于理解一个法律文化的产生有助。
5、法治、法律及官僚化
（1）法律是由专门人员负责实施的一种合法的秩序。
首先，法律是一种秩序。这带有行为主义的意味。强调法律的社会性，而不仅仅是君主或人民的意志。
其次，法律是一种合法的秩序。强调人的主观的下意识的认同。由此区分了基于认同的秩序和基于暴力的秩序。
再次，强调了专门人员的作用。强调法律的职业化。现代的法律职业是与现代的官僚制联系在一起的。
（2）官僚制
官僚制和现代法治是同义语。就是管理上的理性化。所有的官员根据工作能力决定其位置，其活动根据组织规则和国家法律，其权限有法律规定，并同时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下级要服从上级，但不是服从作为上级的那个个人，实际是服从法律。（注意这也不是绝对的。）
只有这样，现代经济、政治才能大规模的、理性而有计划的运作。现代法治的重要部分就是现代的官僚制，它是维持现代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
韦伯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
○公务是连续的，不因个人的原因而中断
○机构是依明确的规章组织进行的a． 官员适用非个人化的标准。
b． 给予官员执行公务的必要权力，并不受追究
c． 权力和实行权力的手段要受到限制
○每个官员的职责和权威都是等级的构成部分
○雇员都不拥有行使职权必要的物质，但可使用之
个人收入和公务收入是严格分开的。可以使用执行公务所必须的物质条件，但必须对使用负责。
○官员没有权力处理他的职务，无权出售和继承
○所有的公文必须通过文件，保证机构能够运转起来
（3）官僚制的优点是可预测，有效、稳定。缺点是没办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乃至形成一个铁笼。（韦伯是最早预见到现代性的危及的人之一。）
（4）对于中国的启示。
法律社会学（4）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23
迪尔凯姆，近代法国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的劳动分工》、《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论自杀》等。
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马克思的方法是哲学的方法，韦伯强调的是解释（个体解释学的传统），而迪尔凯姆则注重实证研究和宏观把握。把个人看作是社会当中的个人。（与韦伯不同，迪尔凯姆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应考虑行为人的感觉，其实很多人是自己给自己找理由，不能当真的。迪尔凯姆强调总体特征，必须把群体特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否则只是看到了表象，而不能看到功能。这正是功能主义的观点。）
其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人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有迪尔凯姆的影响。
迪尔凯姆非常强调人的社会性。认为只有把人放到社会中才能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社会是怎么维系的。由此，他非常关注整个社会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社会的一体化问题或社会的团结问题。
与此相适应，迪尔凯姆的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反个体主义，总是在把握总体的情况下研究个体。
比如他对于自杀的研究。个别看来，似乎自杀总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与个人的经历、情感等等有关，但迪尔凯姆却把欧洲各国的的自杀统计数据总结起来进行研究。发现地域、宗 8 教信仰、年龄、性别等等因素对于自杀都有影响。这样自杀就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想不开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强调从经验和事实研究社会，这是可能的。但事实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到的，只是可以感觉到。不是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理解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才理解社会、国家、家庭、教授等等现象。这些事实与我们看到的太阳、石头等不同，它们是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就是不易改变的、对个人有强制的、对人的行为有社会制约的、凌驾于个人或某个集团之上的一种固定的或不固定的对社会具有制约性的方式。
比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并不需要明文规定和执法，却还是存在的。这对我们理解法律是很有益的。不可能所有的规范都写在法条上。
那么怎么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呢？借助可见标志。通过这种可见标志来观察之。（仍可以男女谁有同情心为例，把同情心转化成可测量的事实。）
那么法律是什么呢？
法律是一种社会事实，兵不一定需要通过法条规定、法律执行来表征。
法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可见标志。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社会的连带关系，一体化过程。
社会整合问题
迪尔凯姆认为，传统社会是一种机械性一体化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有机一体化的社会。
在传统社会，没有太大的社会分工，人们是通过社区的、每个个体的宗教、文化、种族、语言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一致性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标准。人们缺乏个性，关系亲密，有共同的集体良知代表特定社会的共同观念、情感。这种集体良知不是个体能改动的，是一种保守势力，任何人侵犯之都会受到惩罚。
在现代社会，表面上看去每个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但其实不是。由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人口流动的增加，交通、通讯的发展等，使得社会分工成为一种必然和必需。人们日益专业化的同时履行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缺少普遍分享的良知，集体良知碎裂化，个人主义取代了原来的集体主义。但集体良知的碎裂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瓦解，因为现代社会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使得人们必须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社会仍然能保持连带，这种连带对维系社会更有力，是一种有机连带。
不过，我们知道，所有的社会都不绝对是上述两种社会中的一种，没有纯粹机械性或有机一体化的社会。但大致还是可以判断的。
那么怎么判断是哪一种社会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法律。
两类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类型：压制型和赔偿型。
压制型的法律，对个人惩罚，剥夺自由、前途，施加痛苦。刑法是典型的压制型的法律。如果一个社会中某种行为与社会的共同良知相背，就会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即使这种行为未必有社会危害性（如同性恋）。压制型的法律是为了不使社会和谐遭到破坏，保护社会稳定，强化社会共识。
赔偿型法律，是恢复事物的原状，使原来弄乱的社会关系恢复。民、商是典型的赔偿型 9 法律。通过这种法律使社会正常运转。
在原始社会，压制型法律是主导，与机械一体化相联；在现代社会，赔偿型法律是主导，与有机一体化相联。
与此相关的是，压制型法律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法律实施机关，有集体良知的制裁。而赔偿型法律必须有专门的机构保证法律实施的连续、稳定，需要明确的法律和专业化的法律人才如法官律师。
社会失范和犯罪现象
在社会转型时期，会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犯罪、自杀会增加。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失范问题。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实就是对社会集体良知的侵犯。（在人类社会有很多禁忌，不是规范的东西，也不一定有害，但触犯之就会受到惩罚。“我们不是因为是犯罪而谴责之，而是因为谴责之而认为它是犯罪”。）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与社会的集体良知有关。
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任何社会都需要犯罪。犯罪是社会发现和制造出来的，但不必定是犯罪本身所固有的特征。
为什么社会内部需要发现和制造犯罪呢？
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特殊的功能。社会需要犯罪来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功能1：社会可以增强和重新增强社会的集体良知。如欧洲中世纪瘟疫产生便惩罚巫婆，其实里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对社会的一种稳定，为社会找一个发泄口。是把社会统在一起的需要。又如古代社会的“罪己诏”。
功能2：增进社会发展。集体良知构成道德的边界，但道德的边界不能太僵化，需要突破。有些犯罪就是对社会限制的突破，使社会限制减少从而使社会更有活力。并可以帮助社会形成新的集体良知。如同姓不婚。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犯罪并不是一种纯粹病态的现象。
影响和评议：
影响很大。
芝加哥学派由此而来。“失范学派”认为，不仅要打击犯罪，更要重建社会的一体化，使人们有归属感。
还有的学者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主张废除对妓女、毒品的限制。
《法律的运作行为》也受到了迪尔凯姆的影响。社会的文化越发展，社会分层越多，财富分配越不平等，分工越多，组织机构越多，则法律越多。
同时，功能主义的分析也遭到了批判：
1、受马克思影响，许多学者认为迪尔凯姆所认为的刑法是社会共同的集体良知掩盖了阶级性、阶层矛盾。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代表了一个社会中所有人的集体良知。解禁妓女，其实是一个男人的视角。
2、功能主义本身很难预测。表现出保守的倾向。倾向于凡是存在即是合理的。
第七讲 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
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
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
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
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
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
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
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法律社会学（5）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2-28
第五讲：法律人类学
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律人类学
人类学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制人类学；
2、考古人类学；
3、文化人类学。
其中文化人类学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法律人类学正是来源于此。
人类学其实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开始研究无文字社会，由于受现代文化冲击，原始社会越来越少，后来开始研究农业社会。
人类学和社会学很难区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就是农业社会，马林诺斯基在序中就鼓励他朝着人类学的方向努力。但细究起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1、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研究社会中的某一个方面，如犯罪、性别化等；人类学则往往是研究一个比较小的社区，长期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整个社会作为一套制度观察，研究个案。
2、社会学可以是跨文化的研究，但不必定如此，甚至大部分都不是这样；而人类学则往往是跨文化的研究，如欧洲人研究非洲部落，汉族研究少数民族，城市里的人研究农村等。
3、社会学可以是实验，也经常是个案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几乎都是解释性的和个案研究，无法实证研究。从这一点看，社会学更像科学而人类学更像人文学科。
另外，人类学的消费者往往是研究者本文化的人，社会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如此。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不是必然要研究法律，但研究中必然要触及这个社会或文化（这里的文化就是指的社会）中的制度，包括可能的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性秩序、制裁机制等。
由此演化出法律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对传统的法学方法进行批判。
法律人类学的历史：
主要围绕着初民社会、原始社会展开论述。（为什么？可参考萨义德《东方主义》。）这种研究主要是随着殖民主义向外扩张而开始的对殖民地的研究，以供殖民者参考。（福柯：“权力创造知识。”）近现代的殖民主义需要却无意萌生了人类学。
后来摩尔根、梅因借鉴一些资料对古代社会进行了分析考察。
到马林诺斯基的时候，开始了实地考察。马林诺斯基把社会从进化论中解脱出来。（进化论在殖民地侵略中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殖民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明。）
到霍贝尔、卢埃林、布莱克曼的时期，法律人类学已成形。成为普遍的法律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著作：霍贝尔：《原始人的法》，埃利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等。）
法律人类学认为，每种法律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偏见。没有普适性的法。这不是说初民社会就好，也不是说不能改革。而是认为改革要照顾社会的整体结构。
二、法律人类学对法学研究的贡献
1、对于单线进化论的批判。指出法律不是历史进化的产物而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这个文化包含的就是特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等因素。所以法律的正当化应当是它能否满足自己的文化。所以，不能以所谓现代的法律来取代所谓古代的落后的法律，不能脱离具体社会变革法律。（如证人出庭制度为什么在中国实行的不是很好？在很大程度上与熟人社会有关。）
2、关于法律的概念。
法律不仅仅是成文法。在初民社会也有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那里也有实体性的规则乃至宪法性的规则，只是没有成文而已。说他们没有法律，乃是说他们没有成文法，没有西方法的一些特征，没有西方的司法机关等，但这些都不是法律的根本特征。哈特说过，当一个人 12 觉得有义务遵守它的时候，它就是法律。部落法律就是该部落社会习惯的总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样对于法律的理解有助于扩展我们的视野，以理解一些潜规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成文法的局限，和法律变革的艰难。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民间法”的概念。当然，民间法的称谓可能有些问题，它容易浪漫化。民间法也不是什么超国家、超阶级的东西，它也可能受到特定社区中强权者的影响，或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民间法虽然有自己的好处，但也要以国家法律制约民间法。与此相联系的就是法律多元的现象。就是一个社会中同时有几种不同文化、传统的法律。如殖民地的法律。其实，这种法律多元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如美国（存在欧洲法律与印第安人的法律）。这种多元的法律互相交流、借鉴和发展，是一种流变关系。这种法律多元秩序是不可分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功能主义的分析，法律要满足社会的需要。
法律社会学（6）
朱苏力 上传时间:2006-3-7
女权主义与法学研究
一、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法学
现在出现了许多以问题为导向的法理学。如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女权主义法理学乃其中一种。也称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法学是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表现。这个流派以女性为主，但并不都是女性。
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1、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
照搬18、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法律哲学而形成的。创始人是密尔。强调抽象的人，女性也是人，应当拥有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命、财产、自由权等。应给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以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中心，认为只要给了妇女选举、结社等的权利，她们就团结起来选举出她们的代理人进入议会从而改变她们的现状。
这种思想是贫瘠的，抽象化，不考虑妇女的特殊问题。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乃是活生生的人。（而且，这种抽象的人是以谁为标准的呢？男子，白人，有产阶级等。）强调以自由为本，但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对妇女的压迫为代价。如言论自由可能导致淫秽物品的增多，往往带有对妇女的暴力。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经济问题对妇女解放的影响。
2、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认为妇女解放不是与意志而是与生产力、经济基础有关，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全人类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社会中妇女普遍不占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办法发挥其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妇女解放的经典分析。指出大工业生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提，使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边缘地带进入中心，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加强。女性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互相形成了共同利益，形成了作为运动的妇女解放运动。
3、激进的女权主义
二战后形成的。认为男女在生理、心理及相应的其他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女性压迫的根源就在于男性。认为女性在生理上就是弱者。相信科技的发展能根本改变男女生理、心理差距。如人工流产、避孕药品、基因工程、试管婴儿等。
这种观点建立在当时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上。其优点在于细致的考察了妇女特殊的原因。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使问题简单化，把男女不平等固定化，当他们诉诸的科技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种差距在他们那里就成为永恒的了。这显然是分裂主义的思路。
4、文化批判的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认为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是一个因素，但是不仅仅是这些。还有经济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而且，还要对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化进行批判，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建立全新的视角。
二、贡献
1、研究的问题
女权主义研究的是有关妇女的问题，特别是离婚、性别歧视、人工流产、色情淫秽出版物以及对妇女的性犯罪等问题。让社会听到一些以前被压制的声音。
（1）就业上的性别歧视问题
在职务提升和收入上，男性占了很大的便宜。怎样把妇女的付出变成社会财产呢？但这里有一个两难问题：若允许私有财产，则应该允许以自由意志雇工。（妇女的生育被认为是不创造社会价值的，至少没有给其雇主创造价值。）女性的就业权利却需要国家进行干预，那么，国家应干预到什么程度呢？（女性权利和对私有产权的激励）
（2）人工流产问题
如果承认妇女是独立的个人，则就应当可以对自己的身体作决策、自主。
但怀孕其实并不是妇女之私事，可能与丈夫的权利有关，跟整个社会的文化有关（如西方天主教文化禁止堕胎，认为受孕是生命的开始。）还有妇女的权利与胎儿权利的冲突等等。其实，关于人工流产，就体现了两种女性的关系：传统女性和职业女性。一种妇女价值的上升意味着另一种妇女价值的贬低。传统女性反对人工流产。
（3）色情作品
色情作品是否应当保护？会不会有侮辱女性的倾向？会不会有男权宣传？许多色情作品可能会贬低女性，鼓吹对女性的征服，会造成对所有女性的侮辱。
但色情怎么界定呢？边界在哪里？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另外确实有一些描写色情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反应现实不可以吗？文学必须是理想的吗？
大法官斯图特加：什么是色情，我看了就知道。
（4）对女性的性犯罪问题
关于强奸。现在的制度往往从男权主义角度考虑，要求女性提供证据，有自己强烈反抗的证明，置妇女于难堪的境地。这种批判是强有力的，但是又不能太过，否则又可能反过来造成男性的危险。
关于性骚扰。性骚扰很难界定。对于女性来讲，同一种行为不同人做就有不同的意义。
2、对于男权主义文化的批判
男女文化不同论
认为男女由于心理、生理、社会教育等原因，形成不同的声音。男性强调逻辑、分析、思辩、规则、个人主义、法律规定；而女性更强调情感、直觉、整体表达、和谐、集体主义和冲突和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别，而是生理、心理等因素造成的文化差别。
诉讼程序的设置是依据男性的思维方式，只要求回答yes或no，但女性往往会说：Yes,but„；法律上的理性常人（reasonable man）是以男性为标准的。
法律也保护妇女，但许多保护是从男性的角度。如有的酒店不允许女性作招待员，好像是对女性的保护，通过这种方式把女性从这种行当上解放，但问题是，女性的工作没有了，而且，如果是因为怕女性受到侮辱，为什么要解除女性的职务而不惩罚那些侮辱女性的男子呢？（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女性推出的成本是很低的，但惩罚那些男性的成本是很高的，比较困难。）
主张用新文化代替现有的文化，男女应重新界定其位置。
3、女权主义方法论
（1）着重研究妇女问题
（2）具体问题不是用一个系统的、逻辑的规则，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实体正义。强调人跟人不同，案子跟案子不同。
（3）强调社群主义、多视角主义
三、评价
女权主义是否有一定的方法论还值得商榷。激进女权主义过分强调了特殊性，乃至使法律作为一个规则失去了意义，增加了社会成本。女权主义强调社群主义的道德听起来很好听，但在高度工商社会中法律很难办到。另外，男女是存在生理、心理上的差别，但未必无法沟通。
当然，男权主义的文化还是存在的。在我国，现在至少是某些妇女的生活地位在下降，男权主义文化在振兴，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对女性不利。最终来说，女性地位的提升还是要靠社会经济条件。
女权主义的观点在细节的问题上还是有启发的，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程序的问题等等。
我这次讲座主要是面对2000届的新同学的。如何研究法学，这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甚至有些学者研究了一辈子法学也没法回答。我今天也只能简单地谈一下自己20多年来研究法学的一些感受。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法律有什么特点。我始终强调世俗这个特点。法律是非常实用的，功利性很强的。所以抱太多的理想主义学习法律是不行的。世俗就是要解决各种问题，大的可能是国际间的争端、地区间的争端、民族间或种族间的争端等，小的就是指我们日常的事务，夫妻间的纠纷、邻居间的纠纷、同学间的纠纷等。再简单地说就是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有一些规则，有规则执行的机构――习俗、国家暴力机关等。比方说同一宿舍的同学生活习惯不一样，便会产生很多小磨擦，如何解决呢？制定规矩，不必成文，但要起作用，保证生活的和谐。我们研究法律始终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法律到底以什么的代价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效果。如宿舍的规则有时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便，但却给大家带来一种和谐，否则发生冲突，则大家都不好。所以规矩表面似乎很不方便，但实际上都给人们带来某种程度的方便。北大的教学偏重理论，但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千万不要涡进理论中去，陷在那些报纸杂志上流行的一些重要词汇，否则四年后你会觉得获之甚少。我们要把眼光放得实用一点，功利一些。
第二个特点、法律是用来解决他人问题的。作为一名律师你就得为你的当事人谋求利益，如果他是刑事被告，你就是为他进行无罪或轻罪辩护。因此你们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别人的生命或财产。在这个过程中，别人就给你施加了一种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责任。我们决定的不是自己的事情，没有自己的好恶，即使是成克杰，你也要维护他的权利。这不免会使你陷入一种道德的困境中。但学习法律就必须约束自己，不随心所欲，决不能让自己的感情随便流淌。当我们毕业后走进社会，都有不同的角色在限制我们的行为。实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从事这种角色的转换，只不过由于我们不是成熟的职业工作者而忽视罢了。可能在座的我们在大学时都会像个大人，但回到家在父母面前有时也会撒娇。恋爱的时候，在恋人面前角色也发生转换。平时端庄的也会变得轻佻，憨厚的这时也会耍坏，（笑）但一旦我们进入法律职业后还要面临一些更大的角色转换，这就是要你牢记自己是一个法律人，你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他人的命运。
第三就是法律具有社会性。法律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社会的事业。比方说检察官的地位和辩护人就不一样。检察官是举出证据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解释，而辨护人则尽量对证据重新作对被告人有利的解释。法律就是在不同的人追求他们各自的个人利益、职业利益、集团利益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它不是什么思想家或者学者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你必定会遇到各种挫折，会有各种制约你不能顺利实现理想的因素。走进社会后你会深深感到，个人的努力的结果很多时候都不是理想的实现，最终的结果其实是社会中 多种力量交合的产物、妥协的产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研究法学。首先要关心现实，要把焦点放在如何把事情办好办成。法律非法学，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去从事法学。大家不要把学者看得有什么了不起，许多真正的学 者都是在感觉自己对现实缺少了其他能力时才选择学术职业的。在中国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提出多少学术观点，而是要通过实践改造中国。宿舍的规则并不是法学家告诉你如何订而定的，而是大家感到需要而制定的。法律的生成也一样。中国20年来法律的发展根本原因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增加了，陌生人增多了，因而法律也急需增加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陌生人之间是很需要法律的，他们之间更容易干坏事。你向自己的兄弟借钱时，你兄弟绝不会让你写借条，这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但如何朱苏力向你借钱，你就会让我写借条，甚至立一个不是契约的契约。这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是陌生人。再比方说我决不会在家里检到我妻子的钱包而得意洋洋，我发财了。我一般会归还给她（笑）。你们不要告诉我妻子，我说一般就意味有例外。（笑）但如果是在美国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所有人都下车了，你一看地上有一钱包，而恰好这时你又很缺钱，这时是不是更有可能呢？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陌生人却更容易对陌生人犯罪。再比方卖淫嫖娼从来不会在自己家门口干。（笑）我是北大教授，就在北大嫖娼，是不大可能吧。（哄笑）为什么中国的卖淫嫖娼都大多在广州、深圳、上海呢？那些村姑小姐为什么在自己村里见到自己心爱的男人都会脸红，而在大城市里做三陪却毫无羞耻呢？这就是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里。大家不妨看一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要关心现实，注意办好事，千万不要只顾理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一遇到问题却一愁莫展。我们要少花钱多办事，甚至不花钱多办事。但我们说关心现实不等于放弃思想，而是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敏税，保持一 种必要的张力，否则你的理想就会落空，现实也会失去奋斗的方向。法律对人生经验是很需求的。世界各国决不会有什么少年天才，许多都要40岁，甚至70、80岁以上才会成为伟大的法官。美国最著名的法官霍姆斯，61岁才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从这你们看出，法律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这和学自行车一样，我们判断你会不会骑自行车，不是看你能不能像数学家能把保持平衡的公式写出来，而是把自行车给你，骑给我看！法律也如此，不是看你说什么大道理，而是看你如何办一个案件，裁断一个案件，分析一项法律。你有无知识是通过实践来体现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表现你对法律的把握，而这种把握的能力又是需要长期形成的。关心现实更重要有一种敏感，职业的或学术的敏觉，能发前人之未所见，在众多头绪中能抓住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法学院的学习不需要过目不忘，重要的是一种逻辑的推理。同一种现象，不同的人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论。电影《秋菊打官司》，仅仅理解为这反映了秋菊的最后一句话：“我只是要个说法，你们怎么把人带走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希望维护他们的权利，但用什么方式呢？刚开始相信国家法律能给她一个说法，但事实相反使她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她的命是村长救的，当十五天后村长从拘留所出来，她怎么面对村长，面对村里的人呢？本来她很理直气壮，如今反而理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秋菊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因此我从这部电影看到的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何把法律引进农村，使法律产品适合农民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很多法律都是只适合城市的，像合同法、证券法、网络法等等。因为大部分立法者都是生活在城市这个陌生人的社会里。当我们走进农村，却往 往会大吃一惊。当法官告诉农民你有辩护权时，他不知所措，法官只好告诉他，你可以吵架，但不可以骂人。（笑）所有法律都是地方性的，可能后来才变成世界性。英国法律怎么形成的？是十二十三世纪英皇派出很多法官巡回审理，依照当地习惯裁案，整理成判例才逐渐形成普通法，以后才传到了美国。所以我们中国法律也要注重它的本土资源。其次要注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微观上研究许多细节，一定要把部门法学好，没有必要去拘泥于那些法治是什么，法律的概念本质是什么这些永远回答不好的问题。同时我还要告诉大家大学头三年不要写文章，坦白说你们没有能力写，你们的经验和学识都还不够。现在你们还处于一种模仿的阶段，要找到自己的思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我鼓励大家要好高鹜远，如果连眼睛都不往高处看，你又怎么会往高处走呢？立志当存高远，这样可以使你不拘泥于理论，而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纵横。我们在抓住微观的同时又要注意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不要局限于法律，法律是一门不能自给自足又是极为枯燥无味的学科，说实话有谁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变成一把干白菜呢？因此要博览群书，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哲学等相关学科经典的当代的许多著作，博思广益，这对以后的法学研究将会起莫大的作用。在广阔视野的同时，更要注重开辟视野，看到前人所没有的观点，思考前人所没有思考的问题，要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地创造。学问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为社会的变化，一个的人生经验，永远不会和他人重复，你的痛苦我永远没办法感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即使你在苦苦挣扎，我也只能漠漠注”。第三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政治化道德化的术语，实际上和 你的事业有关。像刚才所说你作为一名律师，更要注意关心他人的利益，这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好时代里，今天的中国团结稳定，蒸蒸日上，再也不会发生陈天华绝望自杀的悲剧，也不再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哀叹。法律在动态的社会里是不需要的。我们，尤其是作为北大人，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动不动就跑到街上去游行，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干实事，去真正理解这个社会，去放眼看世界。
第四要注意方法。我们说利益分析方法，比方说公布一项法律，我们要看它使谁获得了具体的利益，带给谁什么好处了。中国为什么这么注重程序法的改革，更大是律师集团的推动。像谁主张谁举证，刑事司法上的提前介入改革，律师们从中获得的利益是最大的。为什么检察官反对，因为他们几乎获不得什么利益，反而在辩论的过程中处于了不利的地位。程序确实很重要，但我们要注意到过分地注重程序，反而使中国的下层人民生活得更不好。程序多了，需要更多更好的律师，更好的律师意味着更多的钱。你可以花五六十万美元请一位哈佛教授做你的辩护人吗？这可能为金钱合理地进入司法提供了一个契机。因此我们必须要用一种现实的目光去看待法律，只有对法律的思考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才能真正理解法制，推动中国法制的发展，不断拓展中国的法学领域。还要注重对社会、人性、自然的分析。研究法律的过程要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如人性，有些人主张，人应博爱，提倡自由平等，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假定你自己的孩子饿了，你仅有十块钱，你是给自己的孩子还是捐给非洲的难民呢？其实我们有时都很自私的，总是关心自己的亲人为 先。再比如你听到自己的父母病了会着急，但听到同学的就显得若无其事。这反映的是人基本的生物性的特点。你的道德情感只能波及一些人，总不可能延及爱斯基摩人吧。（笑）古代的刑讯逼供也是受当时的生活背景、生产水平限制的，如亲子鉴定，以前要滴血验证，而现在来个亲子鉴定到了事了，科技解决了问题。我们说多信息越多越好，也不是这样。如果你被北大录取了，你会毫不犹豫来这里读书。但某天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四所大学同时录取你，信息多了，反而让你难以选择了。只好抛硬币来决定了。（笑）
最后我还想说你们同学之间要互相学习。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地方，都是各地的佼佼者，各有长处，可以平等地讨论各种问题，没有老师那种居高临下。同时希望同学们全面地发展自己，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充实地过好北大的生活。
好，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标签： 北大法学院 法理学 绩效工资 精品课程 朱苏力 2010-07-21 02:59 【博主按】朱苏力的声名在法学界如雷贯耳。突然闻听“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的十年是„十年浩劫‟”，备感震惊。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被下属集体举报
以下为转载之联名信
-------------我们是法学院的部分教师，在此，我们依据《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和《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赋予教师的民主权利向北京大学党、政领导班子反映法学院朱苏力院长存在的严重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并立即着手解决。
我们认为，法学院在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指引下和北大“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性战略的指导下，在校党政领导的具体领导下，在学科建设、法学教育、人才培养及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其中也包括了朱苏力个人的贡献。但是，客观地讲，法学院的成绩和进步主要是法学院多数教师自觉努力的结果，朱苏力作为教授是比较优秀的，但其作为院长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导致法学院整体的学术发展大大受阻，未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而且在现实情形下其继续任职已直接演变为学院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障碍，甚至已经成为影响教师团结、学院和谐的不稳定因素。我们认为，朱苏力不立即离职，法学院的管理团队就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法学院就没有希望，法学院将再无宁日，就连安定团结局面的最低要求也难以保障。
一、朱苏力在任十年，不良记录斑斑，群众基础丧失殆尽，最近又发生新一轮教职员工不满
2000年九、十月间，因前院长吴志攀调任北大领导岗位，朱苏力即开始主持法学院工作。2001年春季，朱被学校任命为法学院院长。虽然当时已有老师反对其任职，但他的不良表现尚未持续、大量暴露，故多数老师还是以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接受了朱当院长的事实。在其就任院长以来，他的业绩平平，工作作风粗暴简单，醉心于建立自己的一言堂地位，而对法学院的发展事业奉献甚少，甚至给北大、给法学院抹黑很多。朱的第一任到期时间是2004年春季，但因朱自己的请求被学校拖延了两年。到2006年春季，法学院换届开始，朱谋求连任的行动遭遇到不少教授的坚决反对。如果一个学有所成、质量刚正的教师也许就会主动放弃连任，安心教学和学术研究（法学院以前的各位领导都是自觉不谋求连任）；但朱苏力一方面尽力掩藏其官僚主义习惯行为，放下身段向各位教师主动示好，和颜悦色打招呼，另一方面向各位反对他连任的教授尽力曲意周旋，送烟送酒，使反对的声音逐渐被遮蔽，最终得志。但正是由于法学院有那么多的反对声音，所以本来并不复杂的换届工作却持续了九个多月，甚至在北大校党委决定朱苏力连任院长后，原定一个星期的“公示期”也延长至半年之久。这在北大法学院及校内其它各学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朱苏力在一片反对声中获得连任后，本应当以法学院的公共事业为重，检讨自己的种种错误、失误，团结全体老师为法学院的振兴拼搏。但他完全辜负了学校党委的信任，故态复萌，自恋自傲，不再关心其它教师的困难疾苦，作风武断，排斥异己，大搞任人唯亲的一套，使得法学院的院风败落，乌烟瘴气。因此而引起的教师和他之间的种种冲突年年不断，如2008年8月，因为补任法学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长一事，法学院部分教授和朱苏力发生了严重对抗。这次，因绩效工资的安排而引发的全面冲突确是历年积怨的新一轮爆发。
2010年1月18日下午，法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宣布了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教师的工资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该方案事先并未征求任何教师的意见，方案宣布后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法学院许多教师先后在院内教师邮件群中发表意见，对此方案表示出强烈不满。
龚刃韧教授于1月19日发文称，用数量衡量学术是荒谬的，是对学术的亵渎和对学者的污辱，是把教授的工作贬低为计件工人的工作。他还认为根据宣布的方案，如果一名教授上未能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所得的多，而教师之间绩效工资可能相差几倍。他认为，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汪建成、贺卫方、傅郁林、李红云、梁根林、赵国玲、刘燕、白桂梅、葛云松、陈永生、马忆南、刘东进等近二十名教授和副教授相继发文公开表示赞同龚刃韧教授的意见。其中，汪建成教授认为，从程序上讲，凡是涉及教师重大利益的事情不能完全由院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而是应该征求广大教职工的意见。法学院还有很多年轻教师因为惧怕朱苏力打击报复而在私下表示了对上述教师们的支持意见。在邮件群中发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批评学院的学术政策和管理方式上，认为采用计件工的方式确定所谓绩效工资是荒谬的。“论文决定工资”与“论文决定职称”一样，都是中国“特色”，其导致的后果是学术论文粗制滥造和抄袭成风、学术期刊唯利是图、“论文产业”畸形膨胀，学术精神流离失所。
由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引发的讨论，迅速引向对以朱苏力为院长的领导班子的激烈批评。甘培忠教授在1月20日的群发邮件中提出，“因为由院里领导决策的计件分配模式引发的讨论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新的深深不安和氛围紧张，也足以说明院里主要领导的个人公信力进一步面临危机，我真正觉得忧虑。因为朱苏力同志的武断的工作作风和平庸的处事方式，以及他只顾自己学术私利和在青年学生中的某种魅力散发而罔顾法学院团队建设的恶行，今日的法学院用一盘散沙形容已远不足于说明真实的现状”，并披露法学院老师集体不参加学生大型活动的事实和原因。甘培忠公开呼吁朱苏力辞职以给法学院一个机会。在北大法学院学习工作30多年的曲三强教授在给全院教师的信中写道：“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法学院的主要领导人几经更迭（陈守
一、马振明、张国华、赵震江、魏振瀛、吴志攀、朱苏力），像本届领导班子所招致的如此尖锐的“干、群”矛盾还从未发生过。……法学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作为强势一方的领导班子严重缺乏人性化。领导班子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心声，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院领导对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思想状况、家庭生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他们的喜怒哀乐一无所知！” 这次法学院教师群体对朱苏力院长的激烈批评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地反映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法学院内部的严重问题。正是由于这些严重问题的存在，使得法学院在过去近10年时间里，人心涣散、怨声载道、情绪浮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旦有触犯“民意”的事件出现，便有可能酿成轩然大波。因此，在同一屋檐下的北大其它院、系对绩效工资分配安排相对平静的情况下，却在法学院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引起众多教师的集体反对，其中原委也就不足为怪了。朱苏力连任院长以来，因其工作作风粗暴简单、排斥异己、官僚主义冷漠等屡遭教师诟病，正面的直接冲突包括在全院大会上的公开对抗时有发生，这次只是新的一轮而已。
二、院长专权武断，对老师缺乏人性关怀，导致“干群”对立情绪尖锐
在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朱苏力的官僚主义和专权武断作风给法学院的发展和“干群”关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现任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就是朱苏力一个人说了算，事关法学院重大发展机会的事项，他也从不与教职员工商量，重要的人事安排也从来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征求群众意见。在学科建设、招聘、续聘教师和管理团队成员组成等问题上，朱苏力也不能坚持公正原则，甚至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排斥异己。现今的法学院，教师队伍人心涣散，学术团队的凝聚力和整体竞争力下降。在教育部的一次评审中，北大法学院居然下滑到三流位置，学校努力拼搏的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在法学院正在丧失人心基础。我们倍感心痛。由于朱苏力的独断专行，造成了法学院相当多数年轻教师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在刚刚过去的数年中，就有多名德才兼备、品学兼优、潜力非凡的青年副教授被迫离开。这些青年才俊包括：被专业同行认为是国内最优秀的青年民法学者王轶副教授、张谷副教授，曾首获德国马普研究所法学博士学位并且是北大知识产权功底最扎实的韦之副教授等。他们在国内外都已经建立起很高的学术声誉。还有一些治学严谨并颇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也倍受压抑。最近，一位年轻教师给龚刃韧教授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法学院或单位，像目前的北大法学院，在学术方面，如此地专制，如此地一言堂，如此地压抑，如此地摧残独立精神，如此地党同伐异。”韦之副教授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十三年，在被逼离开北大时曾前往朱苏力办公室道别，朱非常冷漠地只说了两句话：“你走可以，但要低调”。没有挽留，没有宽慰，没有一个正常的领导人哪怕是同事所应表达出的惜别之情和恻隐之心。之所以要求低调，是朱苏力怕韦之的离开给他个人的领导声望造成更有深度的负面影响。另有一位去年退休的老教师非常痛心地说，“在法学院干了一辈子，退休时总得由他出面举行个小小的仪式吧，就像狗一样被赶出来了。真寒心哪！”许多离退休老师生活艰难，法学院除了党委每年组织集体性活动以示关怀外，没有任何真正有实际效用的人性化关爱行动。田如萱老师家住甘家口独身一人，身体有病，李华兰老师原是资料室退休的，已卧床多年，朱苏力从未亲自或者委派其它班子成员前往探望。就在前天即2010年3月1日，我院著名教授王铁崖先生（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的遗孀（按年龄和辈分说是我院大部分现职教师的祖师母）因病逝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清华大学法学院派出其党委书记车培照教授出席，而北大法学院没有任何党政负责人前往，这使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几位在场老师倍觉寒心和汗颜。在朱苏力那里，受到重视的人基本上就是三种情形：一是扶持他就任院长和连任院长的人；二是拥有强势话语权的个别教授：三是他的利益团队成员。任何处在弱势地位的老师无论是否退休都被排除出他的利益关照之列。朱苏力是法学院风气不正的麻烦制造者。
朱苏力严重的官僚作风与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许多教师感到屈辱。例如，几年前，张建国教授曾经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站起来发言，建议法学院尝试建立教授会制度以为学校的示范。但是，坐在最前排的朱苏力对张建国教授的发言理都不理，甚至连一个字的响应都没有。当时大会为此冷场了好几分钟。事实上，教授会制度在清华法学院、中央财大法学院、经贸大学法学院均已建立，而且运行得很好。我们的左邻右舍在学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早就超过了北大法学院，形成了学术团队的凝聚力，而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的北大法学院，却滋生和存在了朱苏力的个人独断专行模式。
朱苏力严重的个人专断和极端自恋的表现造成法学院人心涣散、离心离德的局面。众多教师抱着独善其身态度不再关心法学院的具体事务，而是冷眼旁观。在法学院很难组织起全院教职工大会，每学期只能勉强召集两次全院大会，每次到会者往往不足教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由法学院学生组织的重要的典礼性活动如迎新大会和毕业典礼，凡是有朱苏力参加的场合，绝大多数教师都不愿意参加。每当这种场合，教师们的内心都很纠结：本来是受到学生们的热情邀请应该去参加的盛典，但是，由于不愿意见到朱苏力矫情粉饰的做秀表演，只能忍痛不参加，致使这些本应隆重的场合变得冷冷清清，学生失望，老师痛心。年龄稍长的许多教师常常拿吴志攀和朱苏力做比较，其中的道德和人性评价相差万里。
许多老师认为，教师之间在方方面面存在竞争是合理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一个能够让每一位老师能够舒心工作的优良环境。领导必须具备人性化关怀的素养，法学院才有望和谐而强大。
三、教师队伍建设中滥用权力，严重影响学科发展的平衡结构 朱苏力身为院长本应广泛听取全体教师特别是教授们的意见，全面评估法学院各学科的建设状况，适当配置教学资源。但是，他把个人好恶亲疏和院长职务的连任保障夹杂其中导致法学院各学科发展严重失衡。在朱苏力滥用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体现他一人意志的学科发展判断和进人计划完全搅乱了学科正常需求，导致有的专业因刻意的选择性留校安排而出现了人满为患、教师年龄梯队结构极不合理、教学安排难以正常落实的局面，而有些专业如环境法学、社会保障法学、中国法制史学教师长期或即将唱独脚戏。朱苏力还公然违反2004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暂行）规定》第5条关于教师队伍建设中禁止近亲繁殖的规定，擅自聘用其刚毕业不久的弟子加入本院教师队伍。
四、院长头衔成为个人谋取名利的工具
在担任法学院院长近10个年头中，朱苏力几乎没有给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他缺乏对法学院集体的奉献精神和对全体教师的真诚、热爱的感情，而是热衷于他自己的“学术事业”，利用其职务便利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或穿梭于其它单位演讲捞外快。他利用院长的职权把教育部长江学者的资格、法学院唯一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法理学》、北京市级精品课程《法理学》等各种名利好处统统都安排给自己。在北大法学院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如此赤裸裸地捞取名利。朱苏力在本科教学中过去很少讲《法理学》这门课，也没有写过或主编过一本法理学的教材，他的专业兴趣集中在法律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方面，讲课也是这样做安排的居多。事实上，面向本科生的《法理学》主要是周旺生教授、张骐教授承担讲授任务，强世功教授和赵晓力讲师也有一些承担。而且，周旺生教授是学校任命的该门课程的主持教师。但令人不齿的是，在将《法理学》申报北京市精品课程时，朱苏力利用院长职权违反事实将自己安排为申报奖励项目的主持教师，周旺生和贺卫方作为主要参加人一起申报，而将长期担任该门课程教学的张骐教授和任课较多的强世功教授、赵晓力讲师排斥在外。申报材料中除“教学情况”（1-2）、“学术研究”（1-3）（注：参见《国家精品课程网上申报评审系统——公示课程＜法理学＞》）的内容外，其它大量的材料组织和编写由周旺生教授带领他的博士生完成，朱苏力除了最后审阅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文字贡献。申报完成后过了至少半年多，周旺生和贺卫方并未得到任何讯息，直到某一天院里教务部门通知周旺生教授去做教学录像（获取精品课程奖励后的硬性要求），才获知半年前就已经获得奖励批准。该门课程申报的国家级精品课程奖励也是如此。也许，奖励名单仅限于公布主持人一人名字是这一奖励程序自身的瑕疵所致，但颁发的奖金无论如何不应由名义主持人一人独占。恰恰最令人恶心的事情就发生在朱苏力身上。这两项奖励的奖金合计近15万元（北京市级为5万元，国家级则为10万元左右）净由其一人占有，就连应发给参加组织材料的周旺生老师的博士生的劳务费都未得发。这种公然独占集体合作成果，贪利沽名，埋没他人工操作绩的龌龊丑陋之事，朱苏力居然做得出来。最近，经我们反复追问，始确认一起参加申报精品课程的周旺生教授、贺卫方教授从未从朱苏力手中分得过一分钱的奖金，周旺生教授始终担心他的学生会怀疑他把钱全弥掉了，连劳务费都不发。至于法理学专业的巩献田教授、张骐教授等其它老师本身不在精品课程申报之列，讲课就由你们完成，荣誉、奖金与你们大家有什么关系？大小通吃，名是自己的，利也要颗粒归己，这样的做法很难让人相信是法学院院长所为。这样水平的处事品行，怎能担当得起法学院团队的领军人物角色？ 这件事情，事实上隐含着一种空前巨大的丑闻风险，它是一颗学术炸弹：就是北大法学院2004申报并获取的北京市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法理学》奖励中存在严重的学术造假。一般来讲，授课次数和时数的多少仅仅是个工作量计算方面的问题，最多也就牵涉到课时费的数额多少，但是在申报精品课程的国家奖励时，其意义就非同一般。因为申报的是课程奖励，没有持续的数量较多的讲授次数和巨大的课时讲授量是不可能获奖的，由朱苏力作为主持人申请的《法理学》精品课程项目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盖源于此。04年申报该奖项时，要求填写1999年至2003年合计5年期间该门课程的讲课量。《法理学》是我院本科生的基干课，朱苏力、周旺生、贺卫方三人合作申报奖项的授课对象也是本科生，每学年就开设一个学期，朱苏力的申报材料中居然填写从1999年到2003年的5年中一共讲了5次，而法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不开设此门课程，法律硕士是开设这门课程的，朱苏力曾经给00级政法法律硕士讲过该课，但绝不会是5年内都由他包揽，香港的树仁学院、澳门科技大学的合作班上未听说朱苏力去讲过这门课，1999年夏季至2000年夏季朱苏力还在美国访问一年。
经我们初步调查，1998年9月朱苏力曾经给本科生讲过法理学课程，自1999年2月起到2004年9月前的5年半时间内，朱苏力从未给北大法学院的本科生讲授过《法理学》课程。01年的9月至02年1月，朱苏力曾经给01级本科生讲授过《法学原理》课，但其内容和精品课程《法理学》的课程内容存在重大差别。因此，朱苏力在申报的奖项表格中填写5年内5次讲授本门课程没有事实基础。哪怕实际讲授了4次，只有1次不成立，也不可以以统计疏忽而去推卸造假的责任。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学术造假，是为了获得精品课程荣誉而编造的数据。在法学院，持续、大量讲授本门课程的教师是周旺生教授和张骐教授。贺卫方教授在1997年给本科生讲授《法理学》之后，到2003年9月前，未再给本科生讲授过此门课程。
我们请求学校对此事采取极端认真和谨慎的态度，为了维护北大的声誉、尊严和社会形象，我们严格控制了这个怀疑事项，目前并未有任何扩散。由于这件事情高度敏感，我们也未敢作深入的调查。2005年，首尔大学黄禹锡干细胞造假案的惨烈场景我们至今历历在目，早先在北大发生的历史系教授王铭铭事件给北大造成的创伤刚刚愈合，我们真的不想让北大再受到那样的伤害，不想让北京市教育系统、国家教育部发文撤销这两项奖励的事件发生。而且，据称北京大学申报的精品课程奖励中还有其它项目也存在讲课人被排斥在外，未讲课的领导人或领导人的关系人员申报精品课程奖励的虚假情形！这说明，在整个学校层面，官本位文化腐蚀教学科研纯洁性的局面是广泛存在的，精品课程上的学术造假可能在北大存在有许多个死角。我们敬请学校领导高度重视。至少，学校应要求申报精品课程奖励的教师所填报的讲课数量最好由教务人员负责核实签字为妥，以免再生纰漏，说不定哪天就会着火。限于目前中国的国情，国家和大学还不能为所有教师提供办公室等设施条件，各个院系不得不自筹经费解决教师的办公条件等问题。因此，担任院系领导的人负有责任筹集捐款，努力改善教师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但是，朱苏力担任法学院院长近10年以来，从不屑于为法学院集体事业服务，对筹集捐款改善办公条件的工作毫无作为。他不仅缺乏对外交流能力，更缺乏为法学院集体的奉献精神。由是，有着如此得天独厚品牌的北大法学院其科研楼竟然是由学校贷款建设的，而办公楼则是由罗豪才教授动员香港企业家赞助修建的，法学院教师的收入远远低于北京其它大学法学院教师的收入。在学校停止福利房分配的情况下，年青教师无力购房，这些都未能成为朱苏力作为院长去关注的问题。法学院有的教师认为，朱苏力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北大法学院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行政领导像朱苏力这样完全缺乏为集体服务的奉献精神。
由于朱苏力怠于履行院长应当担负的公共责任，坐失了几次于法学院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好时机。2007年，欧盟的教育主管机构首选欲同北大法学院合作建设中欧法学院，拟捐资3000万欧元，当时是朱苏力一人单独接待了欧盟代表。在未向北大党政领导做出汇报，也未与全体教师协商，甚至连领导班子其它成员的意见都没有征求的情况下，他竟然草率地一口回绝了对方要求合作的商请，声称北大法学院对此没有兴趣。然而，之后因汪建成教授在外校听说此事后，在全院会议上责问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够不和广大教授商议就轻率回绝，出席会议的教师们才获知此事并一时群情激愤，朱苏力发现自己的早先表态完全失当，然后通过办公室系统向各位老师传出口信，我院还是要争取中欧法学院项目的，让大家不要再行议论这事。再后来不知朱苏力做了多大努力，但先机尽失，大错已然铸就，朱苏力为逃避教师责骂，却在另一次法学院教工会议上欺骗全体教师，谎称有关申请建设中欧法学院的事情已委托给常务副院长李鸣教授办理，而事后李鸣本人竟不知道有此“委托”！最终北大法学院将机会拱手让给别人，导致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政法大学三家竞争局面。据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专门为此事三次奔赴欧洲进行游说，最终争得了这个项目。2006年我院集体申报教育部重大项目，但身为主持人的他却在项目申报答辩时不出席答辩会（他本人当时就在北京），导致投票第一轮就被刷掉了，启动资金80万元的项目，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争走了。与香港树仁大学的合作，是在20多年以前香港尚未回归的时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张国华、金瑞林、赵震江、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吴志攀等法学院的前任领导为这一合作项目的达成和健康发展付出了许多努力，而该项目为在香港开展中国法学教育以及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法学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的树仁学院还未获得香港政府的承认，却在被香港特区政府正式承认为大学之后，硬是被朱苏力独断终止了该项目。恬居院长职位，却夜郎自大、刚愎自用，致使法学院的整体发展遭受种种挫伤。如今的法学院，里里外外的合作项目空前萎缩，朋友越来越少，路越走越窄，难怪有些老师说，北大法学院是“吴志攀盖房子，朱苏力毁地基”；有的老师则认为朱苏力主政北大法学院的十年是“十年浩劫”。
为了向上级领导汇报“政绩”以及为个人获取更多的奖金，朱苏力一直偏执地强调《核心刊物》论文发表数量，坚持用数字衡量学术和学者的荒谬的管理模式，造成法学院学风日益浮躁。用产业化的模式管理学术和教育，势必造成“播下的是龙种，生出的是跳蚤”的悲剧。现在的北大法学院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而正在走向一个生产大量平庸作品和学术垃圾的工厂和官场。
五、朱苏力的言行一再损害北大及法学院的声誉
早在2004年造成全国影响的“甘德怀考博”事件（被人戏称为朱甘事件）中，朱苏力就因为违反招生规则（强行录取专业课或外语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拒绝录取各科考试及格的学生）而引发了全国性的网上和纸面新闻媒体的广泛指责，迫使北大主要校领导不得不出面收场。虽然作为博士生导师对选择考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必须以严格遵守规则为条件，特别是作为北大法学院若不能遵守公示的表彰教育机会公平的制度势必造成更坏的影响。事实上，朱苏力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已对北京大学及法学院的声誉造成了长期伤害。在世界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发生了此类事件，作为院长不主动辞职也会被立即解职。
2008年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身份作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的讲座。朱苏力不顾学者操守和历史事实，讲座内容硬伤累累，引起法学界的广泛诟病。例如，朱苏力由于缺乏历史基本常识，竟将近代人权概念的产生归因于欧洲国家面积太小；朱苏力还把19世纪浸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的德国“民族精神”吹捧为对法治的“重要贡献”。又如，朱苏力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之间的重大差别“不完全因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不同”，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政客式讲座不仅损害了北大法学院的声誉，而且也对中央政法委等部门在全国高校法学院推行法治教育计划的事业严重抹黑。举例来说，《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1日刊载的《“社会主义法治”进教材、进课堂、进脑袋》报导中也提到了朱苏力的讲座内容，当时就引起大量网民的批评和讽刺，以至于《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异乎寻常地删除了网民的评论。本来对法学专业学生讲授法治是法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凡是看过朱苏力那篇广为人知的“著名”讲座的各大学法学院学生们，对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准备推行的法治教育普遍产生了反感和抵触情绪。
由于朱苏力缺乏基本素养，经常闹出种种贻笑大方的话柄使北大法学院蒙羞。例如几年前，朱苏力应邀到海淀区法院演讲，当时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数字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台下则有近200位法院干警。在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用了一半多的时间讲“黄碟”案件。其中最尴尬的事情是，他竟然设问在场的法官们有谁没有在家中观看过黄碟，他甚至坦承说他自己就在家中看过黄碟。更荒唐的是，他竟然问在座的朱江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难道朱江院长等二位没有在家里看过黄碟？”搞得两位法院院长面红耳赤，不知所措。2008年11月15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所庆50周年大会，朱苏力受邀发表致辞，他的开场白是建所50年有什么好庆祝的，又不是百年庆典，也不是一幢50年的房子需要修缮那样有意义，并以美国人波斯纳的观点卖弄一番，证明反对人家50年庆祝活动的合理性，演讲到最后两分钟才说法学所的一点点贡献。在场各界贤达数百人无不惊愕不已，唏嘘不断，据说会后退休的老所长责问现任领导“怎么把这样一个混球请来发表致辞？”答复是，“他代表北大，北大派个猪来，我也得安排演讲呀”。最近，我院教师和法学所党委书记陈苏一起开会时谈及此事，陈苏书记说“朱苏力到法学所的庆典演讲是踢场子来了”。我院教师当时只好说“罪过，罪过。”去年，最高法院准备在全国法院系统就法制教育问题安排几个重要讲座，邀请了北京的数字法学院院长参加座谈会讨论，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亲自出席，在研究部署期间，因朱苏力在发言中极不负责任地信口否定最高法院安排讲座的价值，被最高法院领导当场表态取消了北大法学院的参与资格。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朱苏力罔顾北大法学院的形象和尊严，身为院长却孤僻自傲，怪言怪语随口伤人，不尊重同仁，招致北大法学院四面树敌。即使在一次邂逅聚餐中，一位初次认识朱苏力的外地法学院院长向我院老师讲，与朱一起吃饭未曾想到却饱受了一次朱的羞辱。由于社会上把朱苏力个人的言谈举止与其院长的身份连结在一起，因此给北大法学院带来了许多负面宣传，校外同仁尊重北大却嘲笑甚至报复法学院。
我们不是世外桃源，我们需要获得项目资源，我们不得不通过教师个人的社会联系而修复朱苏力损伤的外部关系，我们要比别人更加付出才能获得学术研究资源。在其它院校，这些外部关系的和谐事务都是由院长去做的，朱苏力则是见庙拆庙，遇桥毁桥，没有帮助我院教师获得一项社科项目，没有帮助我院教师发表一篇学术论文，他是最差劲的学院管理人。
六、要求和建议
校党委并闵书记、周校长及各位常委，我们热爱北大，热爱法学院，渴望法学院兴旺发达，期望早日恢复北大在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依据朱苏力过往的恶劣表现和法学院教师团队现在反对朱苏力的激烈的群体性情绪，我们认为，因朱苏力主政而贻误法学院的严重局面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纯洁党的执政团队的肌体和增强和改善党对大学领导力的角度看，撤换自私、无能、群众口碑极差的法学院行政领导是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需要的。朱苏力继续担任法学院院长，不仅仅意味着管理团队的空转，而且还可能引发其它的不测事件。如果学校不立即采取措施撤销朱苏力的院长职务或者调离现岗位，任何理由下的拖延都有可能将此事件扩散至社会和媒体而演变为又一起“北大事件”，我们极不愿意北大再次受到伤害。
如果学校党委认为立即免去朱苏力的院长职务有困难，调离其它岗位也有诸多不便，我们建议立即启动法学院的换届工作。因为按照学校的规定，院长任期以前为三年，现在是四年，而朱苏力已经在法学院院长这个职位上整整呆了近10年之久，远远超过了两届任期时限。朱苏力第一任任期届满是2004年春季，但被朱故意拖延整整两年到2006年才安排换届，既然拖延两年都是可以的，说明我们要求立即换届也是具有正当性的。北大不能在中层领导任期上完全没有规矩和章法。北大法学院绝大多数教师的共识是：朱苏力根本不适合担任法学院院长职务。立即启动换届选拔，马上结束朱苏力的院长任期已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迫在眉睫了。我们请求校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做出决定，立即就法学院的问题采取相应决策和行动。我们也希望学校党委能够在充分尊重法学院广大教师意愿的基础上选任一位新的院长。
尊敬的闵书记、周校长及各位常委，时不我待，待则落后。最近温总理在其召集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中明确强调，教育改革“要以教学为中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改变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北大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应当首先确立学术和教育本身的主导地位，实行大学自治，倡导学术民主和尝试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教授治学（校）体制。我们北大自始便有民主、科学、进步的传统，理应在这一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我们很希望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领导下，由法学院进行学院领导体制和学术评价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敢为北大先，取得经验，从而为创建一流大学摸索出符合我国国情并与世界大学学院管理体制接轨的先进的管理模式。但是，朱苏力的既往作为与这种改革目标背道而驰，其目前在教师队伍中的不良威信和其能力特别是亲和力也远不足以承担这样的重任。本报告所列举的事实，便是这种证明。我们期待学校党委尽快决策。
谨致
北大党委并闵维方书记、周其凤校长、各位常委
北大法学院部分教师
（签字页及主要联系人因保密考虑，只向党委办公室提交一份）2010年7月1 日
来自: 逍遥法内(太原)
创建时间: 2010-05-27 11:11:12
朱苏力教授给法学院学生推荐的十种书
一个人喜欢的书是变动的，也应当变动，没有变动意味着人没长进。
我曾经喜欢过文学，尤其是新诗，例如李瑛和艾青的诗，甚至至今喜欢。李瑛写的军人生活和情感不仅伴随了我的军人生涯，而且他对看似无奇的生活的观察力、文学想象力和表现力，善于从小中见大，以及清雄的文词，对于我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有一种“习性”的养成作用。艾青的开阔、雄浑和壮烈对我的学术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果说到法学学术著作，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人的著作主要来自法学之外，主要是有关问题和方法的著作。有：
1.《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发现，在我看来，是任何一个有志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绕不过去的。集中在三点，首先是，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以及解决其问题必须考虑的知识和制度的特殊性；其次是，中国问题与国际问题的交错，即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毛的基本命题是正确的，其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尽管犯了许多实践者的错误。
2.《乡土中国》。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费孝通”>费孝通ersonName>先生的这本小册子以及其他著作深刻剖析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将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都作了学理上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与我们的经验感受非常一致。这本书是任何一个外国学者都无法写出来的。必须是对生活有观察力、同时又眼光开阔的中国学者才可能写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他的著作是无法替代的。
对我学术影响大的更多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主要有圣·奥古斯丁、休谟、马克思、尼采、詹姆斯、维特根斯坦、哈耶克、伽达默尔、福柯和罗蒂。这些学者并不能归为一类，有些甚至有很多矛盾，但一般说来，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具体法律制度理解分析上，我最喜欢的是美国法官的一些著作。除了霍姆斯、卡多佐之外，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波斯纳。
3.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散见于各种霍姆斯选集的论文、判例和书信。霍姆斯是美国法律史上的一个巨人，知识广博，同时文笔很好，有常识，有英美哲人的智慧、机智、敏锐和怀疑主义。他的《普通法》是对具体法律制度变迁的详细分析，综合了各个学科以及当时还在学科之外的各种洞识，思想开放又有一定之规，敢于且更能够说出一些常人不敢说的“真理”。此书由于太老，谈的又是外国的许多已经消失的制度，许多中国学者未必喜欢读，但是如果要研究法律和制度，特别是英美法，不能不读，尽管不一定需要读完。
4.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也是一位法官的经验之谈，同时是美国司法哲学的经典著作。此书很小，题目似乎也很偏，讨论的是法官的司法问题，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此书与霍姆斯的著作都是文采出众，言简意赅。
5.6.7.8我选择了波斯纳四本书，《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法理学问题》、《法律与文学》以及《性与理性》。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波斯纳特别伟大，特别正确，而仅仅因为这四本书分别代表了当代法学研究前沿的四个方面的突出成果：法经济学、法理学、法律与文学以及法学与社会生物学。就在某一个方面而言，有学者可能比波斯纳深刻、先锋，但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位法学学者可以在这些以及其他法律方面同时达到如同波斯纳具有的高度和融贯。波斯纳是美国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第一次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普通法国家之法律制度作出了系统全面分析，他的工作如今已经不在法经济学的最前沿，但是《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全面理解法律制度，意义重大，可以说至今无人逾越。它也可以使得人们看到简洁的理论所具有的丰富解释力和组织力。《法理学问题》将当代的许多哲学发展纳入了法理学讨论，从而根本改变了先前法理学的模式，更新了法理学；波斯纳提出的实用主义的法理学在某些人看来具有某种后现代的意味，尽管他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法律与文学是美国法学的一大流派，涉及到许多问题，波斯纳从其实用主义法学出发，参与了这场讨论，对文学与法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同样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和学识，许多分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性与理性》更多采纳了社会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结果，对性、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考察，把现代社会科学对“人性”的研究成果融入了法律制度分析，对法学是一个发展。这些著作的结论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使人看到法学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包容和吸纳，看到法学的生动性，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9.福柯的《惩罚与规训》是一部研究法律制度历史变迁的杰出著作，其创造性、洞察力（尽管未必正确）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启示是福柯的极富想象力的细致分析，把一个个小问题分析得如此精致，并且视野是如此开阔，即使你不赞同，也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智识的愉悦，他让人们看到了许多因为太明显而看不到的东西。
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哈耶克如同福柯一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家，但是他对法律制度的分析是独到的、深刻的，并同样让人感受到对法律制度的理解不能限于法律本身，必须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纳入法学。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我的偏好：法律理论。这只是在一般层面上对法律的关注，这一层面与法律实务差距很大。真正研究法律的人不可能没有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但是真正从事法律实务的人又必须超越甚至背离对理论的偏好，必须进入具体的法律分析。因此，想学好法律的人千万不要上了我的贼船。务实地研究具体问题，永远是读书不能替代甚至是不能弥补的，哪怕是你仅仅想成为一个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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