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产》杂志(精选8篇)
职称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技术员级5个级别。其中,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播音、卫生技术、农业技术、档案、文物博物、图书资料、群众文化、技校教师、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工程技术、计划生育、党校教师系列(专业)设5个级别。
高校教师、新闻、科学研究、出版、教练员、翻译、艺术系列、律师、公证系列(专业)设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助理级4个级别。
中小学教师设正高级、
第一文库网副高级、中级、助理级、员级5个级别。
1 我与建筑杂志
专业杂志对我的建筑学涯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内蒙古到东北,再到华南,各种建筑杂志始终伴随我。30年前,我的建筑学习刚刚开始,那时中国的建筑杂志并不多见。大学报到时,从呼和浩特前往哈尔滨的火车上,1981年第8期的《建筑学报》握在手里,杂志里报道着贝聿铭设计的东馆开馆的消息,似懂非懂的捧着,开始了我毕生的建筑之旅。
1980年代初期,建筑杂志并不多见,资料室里主要是《建筑学报》、《建筑师》和《世界建筑》,《南方建筑》没有几本,而《新建筑》创刊都是我们高年级后的事了。学校那时的“外文过期期刊室”是我们本科生可以进入的地方,外文现刊室是老师和研究生的领地。多少个设计课结束后的下午,我们埋在期刊丛中又描又画,收集设计资料,杂志成为学习的重要途径。
1988年,无忧无虑硕士学习的日子突然远去,我开始了博士学习。作为母校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的第一个博士生,前无学长,对我来说,怎样完成建筑学博士论文,是心里最没底的事情,压力极大。读书准备之余,特别希望参加学术界的活动,希望尽快了解学术界的状况和动态,以期对博士论文选题有所帮助。所以,我的相当一部分时间的学习,是与文章写作以及专业杂志密切相连的。
1989年初,“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举办“新文化与中国建筑与城市”论文竞赛,我刚刚寄出第一篇学习之文,《建筑学报》举办的“建国40年建筑创作”征文又开始了。伴随着那一年不平静的春夏,我的两篇参选文章,都获得了不错的结果:先是获得了“新文化与中国建筑与城市”征文的一等奖,虽然原定的颁奖大会取消啦,“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也消失了,但获奖证书还是悄悄寄到了手上,最高兴的是初战顺利的幸福。而庄重严肃的《建筑学报》征文入选则更有戏剧性,悄无声息的,我的应征论文居然在1989年第10期的《建筑学报》国庆号上刊出,道林纸版的杂志放在手里我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年年底,《建筑学报》在杭州召开“建国40年建筑创作评论交流会”,同时召开“中国建筑师学会成立大会”,西子湖畔作为作者参会的我,不仅仰见了几乎所有建筑界的前辈和师长,还邂逅了伍江、支文军、卢永毅、徐苏斌等同龄青年学子,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华南理工大学同事的陶郅院长。
也许是因此对杂志和征文产生了特殊感情,而两次成功使自我感觉颇好,1990年《南方建筑》的征文就成了“轻松自如”的“拈来之作”。等到刊出结果时,我看着三等奖的排列,开始后悔,恨自己当初该再认真一些,甚至心里多了一丝还不如不上榜的惆怅。今天想来,不禁失笑。而回首这30多年的建筑时光,建筑杂志带给我的确实是桩桩件件的美好和新意!
今年,国家博士教育的年头也是30有余。记得2009年清华大学的全国博士论坛的大会发言里,我曾感叹过,历经多年,我们的博士培养方式,依然因校、因导师而异。许多迷茫与困惑依然,就像我们的专业期刊一样,有那么多差异,又那么多雷同,又有那么多的基础需要明晰,还有那么多空间可以发展
2 华南与建筑杂志
今年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科80周年的日子,回顾与学习华南建筑学科久远、密实的历史,几乎与学科同时诞生的《新建筑》杂志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1930年代的华南建筑人,早在1936就创办了《新建筑》杂志,不仅国内建筑界不甚了了,身居华南的建筑人也知之不多。至今,关于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的传播尚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与见解,但《新建筑》在创始宣言里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共同的信念:反抗现存因袭的建筑样式,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这不仅是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声音,也为1945年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教授齐聚华南埋下了思想的伏笔。
将近50年后的1981年,勷勤建筑学科的创始人林克明先生与当年《新建筑》的执笔人郑祖良先生,倡议发起了《南方建筑》。也许是经过1950年代轴心媒体对华南建筑的批判、也许是建筑主流学界对华南长期的忽略,反正华南建筑杂志的这次再创办,已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连究竟能够走多久都没有充足的信心了。没有用回当年引领时代的《新建筑》的期刊名称,改而选择了地域性的名称《南方建筑》,不能不说令人遗憾。今天看来,这一似乎有些无奈的取名,没有影响《南方建筑》对华南学人建筑理想与信念的传承,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南方建筑》拜郑振纮先生苦撑向前,独树南国。
2007年,在何镜堂院士的主导下,《南方建筑》来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开始了新的尝试。此前的数十年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的老师们曾经为拥有自己的建筑杂志,坚持不懈,1953年就创办过《建筑理论与实践》、1981年还创办过《华南土建》,直到2008年新版《南方建筑》的出版,才圆了华南建筑学人自勷勤大学《新建筑》之后,半个世纪的建筑杂志之梦。
3 建筑杂志与建筑教育
建筑学院办杂志、建筑设计院办杂志、学会协会出版社办杂志,在今天已是时尚。究竟是什么目的,其实各有不同:有图着挣钱的!有为了宣传花钱的!有希望发文章的!有莫名其妙凑热闹的!还有官气十足自以为是的!其实,杂志是个舞台,展现着主办者的思想、品味、志趣和素质,甚至管理能力、财务实力。今天的现实里,由于思想性的同质化,导致了杂志面貌的雷同,所谓的差异又走回到了地域、经营和财力的不同。不能不说,在建筑思想混乱的今天,我们的建筑专业杂志,缺乏理想与创新的激情,总体格局是沉闷的。
作为培养人的机构,建筑学院主持的专业杂志应该是什么样的定位,不同的学校有自己的理解。个人认为,学院的建筑专业杂志,首先应该是建筑教育的手段,建筑思想的载体。建筑教育包括了技能、技巧,应更包含理念、思想!长期以来,我们的建筑教育在技能方面是扎实的,成功的。但相应不足的,是思想上的平稳保守,理念上的苍白孤立。多少优秀的学生,满腹激情,怀揣绝技,却在毕业后几年的强力输出性设计经历后,建筑创新痛苦的“思想性夭折”了,成为教育的遗憾。
今天,当大家都在关注国内建筑学院特色日渐趋同时候,建筑学院的建筑杂志,应该可以起到凝炼学术思想、宣讲科学理性,成为每个学院建筑学术思想的圣地。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身心健全的好公民,大学应该具备和保持自觉、自由、批判的人文精神。建筑学院所倡导的,应该是独立、自由的建筑思想,而不是针对设计院的职业技术培训。这里,杂志就成为实现教育理想的重要工具。在回首《南方建筑》30年,乃至华南建筑80年的时候,衷心祝福《南方建筑》,在经过5年的稳定发展之后,《南方建筑》到了承担更多社会教育责任的时候。
希望《南方建筑》:
坚持建筑基础教育的理念启蒙;
培育独立创新的技术理性精神;
促进严谨务实的建筑科学研究:
弘扬建筑的自由思想与城市的公民意识!
参考文献
[1]郑振纮.祝《南方建筑》走向新岸[J].南方建筑,2008(1):94-95.
[2]肖毅强.岭南现代建筑创作的“现代性”思考[J].新建筑,2008(5):8-11.
关键词:官式牌坊群;民间牌坊群;规划;建;思维模式
牌坊,华夏之图腾,世界之奇观,始自汉朝之坊门,成于宋,鼎盛于明清。或立于街道村口,或立于建筑群入口。金其桢认为,牌坊有十大功能,与日本的鸟居,欧洲的凯旋门相得益彰。明清经济的繁荣,为拔地而起的牌坊群创造了条件,皇家专用牌坊为官式牌坊,其他则为民间牌坊。官式牌坊群,由皇家建于官式建筑群中,讲究宫殿式建筑的中轴对称法则,较严肃。民间牌坊群,建于乡野村间,因地制宜,轴线自然天成,较活泼。同是牌坊群,两者轴线迥然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内有学者认为其原因是官式牌坊群“规划在前,建造在后”;民间牌坊群“建造在前,规划在后”所导致的。笔者认为两者的轴线控制法则相关于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笔者将以曲阜孔庙牌坊群(图一)和歙县棠樾牌坊群(图二)为主要例证进行探究。
一、“规划建造”考
春秋时期的《考工记》记载了先秦时期在建筑城市规划上的严格等级制度。北宋《营造法式》由官方颁布,首次系统的记载了中国古建筑的设计与施工法则,至此,中国建筑趋于一致化。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则是一部“法律式”的建筑法例。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致的建筑方面的法例规则,使得有些学者认为,等级森严的古老华夏在建筑上有明确等级界定,由皇帝下令,工部设计建造,地方配合修建,故而决定了官式牌坊群的形成必须是规划在前,建造在后,民间牌坊群则反之。
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 曲阜孔庙牌坊群为官式牌坊群。据《曲阜县志》记载,由汉初至清乾隆,孔庙重修扩建70多次,牌坊群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建成的,并非一次性规划而成。棂星门建造于1415年,时隔近百年才建造第二座牌坊至圣庙坊。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曲阜孔庙毁于雷火,至此迎来规模最大,花费最高,耗时最长的一次修建,此次修建将棂星门改为石质,并修建金声玉振坊,1544年巡抚曾铣修建太和元气坊。可见,“规划在前,建造在后”并非曲阜孔庙牌坊群的形成过程,而是在“边规划,边建造”的过程中完成的。明清时期,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达到鼎盛,这一阶段出现很多扩建现象,其中或缘于雷火破坏乃至重修,或缘于扩建造势。中国古建虽有明确等级规范,但就牌坊群是否“规划在前”而言,由于牌坊的建造历朝历代衍进不断,显然不能成立。那么,民间牌坊群轴线形成是因为“建造在前,规划在后”吗?
棠樾牌坊群为民间牌坊群之翘楚,鲍象贤于明中后期倡导了第一次营建高峰,建造了鲍象贤尚书坊、慈孝里坊、鲍灿孝行坊三座石牌坊,后清乾嘉年间鲍志道掀起了第二次建设高潮,修建四座牌坊,按照“忠、孝、节、义”依次排开。牌坊群规划参照姚廷銮所著《阳宅集成》,依山傍水,随坡就势,作为棠樾村的村口景观,有着不可小觑的景观价值。棠樾牌坊群是徽州盐商的产物,个别达官显贵有规划地去建造而成,并非胡乱规划。其渗透了古代徽州人的择居观,具有极强的地域特色。建造于古驿道上的隆昌石牌坊群,是移民大族和地方官僚的产物,北街全是功德福寿坊,南街则全是贞孝节烈坊,南北对峙,径渭分明。其所展示的秩序性足以说明建造者是有规划意识的。沿海潮州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其中潮州石牌坊群总轴线1948米,其中太平路1742米,东街路206米 ,现存22座牌坊,均为旌表当地做出突出贡献的文人达官。牌坊群立于街区,街区基本格局形成于北宋,定形于元明 ,而牌坊群成于明清,可见牌坊群的规划轴线依托于古街道,其轴线形制已成定局,建造者有意将牌坊之间的距离规划为34米上下,使其更具均衡性。其他如温州乐清南阁牌坊群,山东泰山牌坊群不管是从规划者还是从单个牌坊的规划位置上都并非无目的性的建造而成的。由此可见,民间牌坊群轴线“建造在前,规划在后”的观点明显是不成立的。
二、“思维模式”论
(一) 官式牌坊群以“中轴线”为统治地位
中轴线是官式牌坊群的轴线控制法则,是古代建筑规划的特有轴线形式,其中尤以南北中轴线为最。据《中国建筑史》记载,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强调,成就也最突出。陈凯峰认为,这得益于中国得“气”而居的规划思想。那么中轴线在我国形成的地域化特征是如何衍进的呢?在研究官式建筑群的中轴线特征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中轴线在中国的内在含义和发展历程进行系统认识。
据资料记载,晚夏建筑文化时期,中轴线初现端倪。春秋时期,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为君主所推崇,因而“允执厥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渐次推动中轴线布局的形成。至清代,戴震依所著《周礼》,绘出的《考工记宗庙示意图》“中轴线”观念已清晰可见。早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编撰的《礼记》一书中就有关于中轴线对称布局与帝王地位关系的记载,由此可见中轴线在官式牌坊建筑群规划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是思维模式的再现,是建筑内在伦理秩序的体现。自“面南为贵”思想被广泛认同以后,建筑规划有意坐北朝南,南北中轴线便成为官式建筑之正统形制。世界文明区发达的很多地方均出现有中轴线,例如古希腊、古罗马神庙殿堂建筑中均有出现,不过其规划思想与中国是迥然不同的,西方“中轴线”的形成决定于主体建筑,与“气”无关。印度泰姬陵从入口至主体建筑的后院,也有深长的纵中轴线存在。而此中轴线形成的目的是围绕主体建筑,烘托环境氛围。官式牌坊群以中轴线为之的主要目的是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儒家思想教化众生,利于统治者的管理,且在单个牌坊的取“意”上更是要体现教化思想。曲阜孔庙牌坊群便是一重要例证。
曲阜孔庙牌坊群,轴线整体长度约为63m,各牌坊间距无悬殊。四座牌坊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开,均为四柱三间,石质结构由南至北依次为:金声玉振坊(1538)、棂星门(1415)、太和元气坊(1544)、至圣庙坊(1500)。四座牌坊形成了一连串的精神序列,均为歌颂孔子,宣扬孔子儒学思想。孔庙于明中叶(16世纪初)“移县就庙”活动时形成了自己的建筑群规划模式,以一条南北中轴线贯穿始终,左右对称,建筑群为九进制,按照帝王建筑规格,于中国建筑史中为孤例。“不偏之谓中,不易之渭庸”的中轴线之规制正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最好体现。南北中轴线虽于官式牌坊群中为统治地位,但是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牌坊群轴线更偏向于自然的民间轴线,牌坊群虽现已损毁不在,但是从圆明园复原图中仍可窥见一般。
(二)民间牌坊群轴线多元化发展
民间牌坊群之轴线一般为既成的道路或街道,亦有特例,建于明代的歙县郑村西溪忠烈祠牌坊群,呈纵式中轴线排列。可见民间营构呈现百花齐放之态。民间营构讲究实用性,牌坊群以人多处建之 。民间匠人擅长根据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进行因地制宜的合理规划和营造,营造依据往往与中国传统哲学、传统风水学、当地文化密切相关。牌坊群的选址作为整个建筑群的点睛之笔集中国择居要点于一体,顺应自然的营造模式,讲究“天地人于一道”的思想布局,合理融合周围环境,同时也是民众驱吉避凶,迎福纳祥的心理产物。
位于安徽歙县棠樾村的棠樾牌坊群,牌坊群被控制在村口甬道的轴线上,轴线长度约200m,溪水环绕,绿植茂密,尊重原有的地形状况,因地制宜。建于棠樾水口处的牌坊群轴线曲折不直的内在思维模式就是风水学“天人合一”的绝佳表现。《五杂俎》中提到的“新安人近雅”是牌坊群这种水口园林出现的另一缘由,主要规划者鲍志道少时离家,游走四方,恰逢苏州园林名声大躁之际,此自然轴线的形成结合明清时期苏州园林的造园手法,牌坊群多个视点,多个空间的特征,体现苏州造园中虚实相见的特点。开敞式的框架结构更是起到框景的作用,牌坊间距变化丰富,松紧有致,丰富了空间序列的层次,“传移摹写”了苏州园林的造园技法。
三、结语
综上,已经有充足的论据说明官式与民间牌坊群轴线的差异性,并非是“规划在前,建造在后”或“建造在前,规划在后”,而是中国一脉相承的思维模式所致,官式牌坊群以南北中轴线为统治地位,民间牌坊群轴线依地域文化不同呈现多样性的特点。
作者简介:
摘 要:众所周知,贵州传统村落资源极为丰富,在首批“中国传统村落”推荐名单中,贵州有46处村落入选其中,位居全国第一。而今,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传统村落建筑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成为当前热门话题,本文以黎平县肇兴乡堂安侗寨为例,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机制描述为出发点,通过对该社区在传统民居、公共建筑、文物要素保护以及社区发展工作中沟通、监督及决策环节分析,以示社区参与机制在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保护方面的有益实践。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研究对象概况
堂安侗寨位于黎平县肇兴乡政府驻地以东3.5公里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全村共有民居200余户,约900人,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侗族村寨。村内有赢、陆、潘、蓝、吴、杨、石等七姓,其中以以赢、陆两姓为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南部方言土语区。堂安侗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家民居、丰富多样的文物本体是构成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堂安侗寨建筑文化遗产概况
2.1 村落格局
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散居于“抱博”、“几定”两岭之间,利用半山的地势较缓处而建,沿山体等高线平行布置,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寨子以鼓楼为中心向外辐射,构成蛛网式的道路网络格局,寨形呈凸显的五个组团,包括围绕鼓楼东西南北四个组团和村寨北面的新建组团,各组团间由自然绿化分隔。
2.2 历史文化要素构成
堂安的历史文化要素丰富多样,包括寨门2座、鼓楼1座、花桥1座、戏楼1座、“萨堂”1座、石板路13条、古墓葬12座、土地庙1座、猪牛??数处、自流石瓢井1个、石条桥3块、禾晾6处、谷仓多座、水碾2座、石碓、榨油房1座、鱼塘多个、井亭3座、梯田1500块等。其中鼓楼为木质密檐攒尖顶建筑,民居为穿斗式歇山顶小青瓦干阑建筑,寨门、戏楼、风雨桥、萨堂、土地庙等均为穿斗式小青瓦建筑。
2.3 文物价值评述
寨门、鼓楼、传统民居、戏台、花桥等建筑,以造型幽美、色调和谐,就地势而建于山脊上,寨子布局自然合理、各建筑间相互衬托,犹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它们记载着堂安侗寨发展?^程中历史信息[1],见证堂安从始建以来兴衰历程,是研究堂安侗族建筑历史、侗族寨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具较高历史价值;各类文物本体建造技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特别是侗寨鼓楼独特的木结构榫卯建造技术,代表着侗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研究侗族建筑、民族建筑乃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技艺的实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堂安村侗寨及其建筑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单位与民族保护村寨,与此同时,随着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文物本体及历史文化要素受多因素影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先后制定了相关本体保护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但因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限制,难以形成完善的保护系统,寨内建筑及环境始终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改善。如步道环境脏乱,文物本体缺乏维护,病害,特别是鼓楼、花桥、戏台、步道等。
随着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寨人口数量的增加,传统民居翻新改造现象普遍,以钢筋水泥等现代材料取代木质材料,部分在建或改建的民居对堂安侗寨村落整体风貌造成破坏,严重影响侗族村寨古朴、传统的建筑风格,对侗寨原真性构成威胁。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探索
1998年,六枝梭戛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建成,标志着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年8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中挪两国生态博物馆专家与博物馆村民共同制定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该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该理念,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以堂安侗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为共同目标,以村境内文物本体(鼓楼、戏台、萨坛、寨门、典型传统民居等)保护为路径,通过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建设来共同探索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在传统民居及文物本体保护经验。
4.1 社区参与机制的形成4.1.1沟通机制
社区中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造成各个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在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在社区参与中各自为战,不能发挥出社区的整体力量[2]。堂安生态博物馆的沟通机制分为外部沟通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外部沟通机制主要是社区居民与行政部门和社区居民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3]。内部沟通机制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村支两委间的沟通机制。结合侗族的传统管理方式,寨老和村支两委在社区内部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安村民对堂安内部事宜有疑问可在寨老或监督小组监督下向村支两委询问,必要时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会等形式获得解释。
4.1.2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通过对社区参与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生态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观察与监督,及时反馈各种有悖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监督机制有利于社区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对村支两委、项目组的信任度。
4.1.3决策机制
在堂安侗寨,寨老是传统力量的代言人,社区传统组织形式中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均由寨老决策,在社区居民心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然而随着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不断推进,堂安逐渐形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社区居民也开始了解并正确行使自身权力。以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决策机制为例,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进行讨论,选举产生监督小组,参与制定实施项目的预算、申请和管理;按村务公开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向寨老、监督小组和全体村民公示实施文物本体修缮的方法、计划和财务;社区居民有权向村支两委、寨老、监督小组反映情况,提出疑问,村支两委有责任向社区居民解释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疑问;村民委员会和寨老及时协调修缮工程实施过程村寨的内部矛盾。
当地居民从一开始仅有部分男性居民参与的社区动员,到全村一起参与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从默默无闻的投票者,到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的讨论者;从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的观众,到各个环节的监督者。堂安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为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2 社区参与机制运行
社区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决策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所有机制的运行都围绕着决策机制展开[4];沟通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动力和基础,以推动社区参与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以确保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可以在社区内部形成自适应调节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专家的引导,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解决处理事务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社区动员
社区动员,也称社区资源动员,是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社区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活动的过程。理想的社区参与层次是动员社区居民成为核心领袖,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在堂安开展社区动员,以期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扭转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误解,引导村民意识到堂安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即是社区成员,堂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每一个村民都有保护堂安文化遗产的责任,只有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堂安侗寨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堂安侗寨开展社区动员期间,将动员对象分为个人精英与社区群众,通过向社区较具影响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社区成员传输、解释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再由个人精英将其所理解的思想向社区群众转述,以此通过对个人精英社区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组织者与当地群众良好沟通的桥梁。
社区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态度较为支持,继续建设生态博物馆符合社区群众的意愿,大部分社区群众确信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1年底,堂安侗寨村支两委、寨老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初步筛选出堂安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重要性排序),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自主投票等民主议事方式,最终确定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排队:1鼓楼和萨岁坛,2戏台,3消防设施,4寨门,5步道硬化,6风雨桥,7碾房,8梯田,9水渠,10古墓群,11堡坎。
由此也?f明,社区成员意愿修缮损坏的寨门,整治垮塌的梯田,采取科学措施保护寨内的古墓群,充分体现了堂安村民对家乡文化具强烈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4.4 社区讨论
社区动员形成社区参与意识,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介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节庆活动等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使得村民可以共同商议社区事务,集体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来[5]。通过在堂安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讨论活动,从而形成了堂安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
村民大会上,村民把鼓楼、萨坛作为村寨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表达了强烈修缮意愿。村支两委、寨老、鼓楼师傅和村民代表商讨修缮事宜,由寨老提出萨坛、鼓楼同时修缮的想法,得到参会者的支持。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鼓楼师傅做出了鼓楼、萨岁坛的预算,确定由鼓楼修缮师傅负责施工、选购材料。村民在会议上推选村民组成监督小组,负责本社区所有公共事务的监督工作。自修缮工程启动以来,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参与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社区村民通过大会为鼓楼、萨坛修缮工程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了当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模式[6]。村支两委在项目组的协助、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定期将鼓楼、萨岁坛各阶段修缮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进行公示,并由村支两委成员向社区居民口传公示内容,充分体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培养了村务公开、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社区意识。
4.5 社区组织建设
为保证鼓楼、萨坛修缮工程材料采购与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在采购材料质量品质达标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采购成本,促进材料采购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堂安村监督小组由堂安村民自主组织选举,由五个村民小组推选代表,在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实施期间,监督和参与材料采购,监督和协助材料管理,监督和审核鼓楼、萨岁坛修缮项目费用明细账的公布环节,协调社区居民与村支两委、施工队伍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发展
社区参与机制为堂安侗寨其他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树立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典型范式。运用所获经验,充分发挥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戏台、寨门等文物本体的修缮保护,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堂安生态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全面体现了其在村寨中的功能,是全省积极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柳庆英,赵航,李慧璇,贺席燕,黄红良.黔东南堂安侗寨建筑外部空间形态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4(6).[2]汪安佑,柴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激励机制失效[J].经济问题探索,2008,4.[3]蔡子仪,肖明艳,但文红.贵州生态博物馆文化影响研究[A].2012’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4]夏提古丽?夏克尔,李程伟.台湾灾后社区发展的运行机制探析[J].社会工作.2014(01)
[5]谢菲.生态博物馆社区发展实践及其困境――基于意大利和日本生态博物馆的思考[J].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4(5).[6]于飞.基于居民参与的社区营造模式探析[J].北方经贸,2015(11).作者简介
20多年来, 笔者数次在城市规划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之间调动工作, 在工作中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是学科之间缺少融合。在城市规划部门工作时, 周围的同事不是建筑专业就是城市规划专业的, 而绝对没有以考古专业或博物馆专业为背景的。同样, 在文物保护部门工作时, 周围的同事都毕业于考古专业或博物馆专业, 而绝对没有毕业于建筑学或城市规划专业的同事。本来应该是关联非常密切的两个领域, 却让人感到严重的学科壁垒。这可能也是造成一方面城市规划建设领域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问题始终关注不够, 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长期自我封闭, 很少主动争取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原因。同时, 这也是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并未把建筑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保护的重要原因。
对于建筑的理解, 人们有各自的观点, 有的强调建筑的审美效果与艺术风格, 有的强调其材料和技术方面, 有的关注于建筑的布局和实际功能, 这些都十分重要。在西方传统文化观念中, 建筑属于视觉艺术的范畴, 建筑因此与艺术具有难解难分的亲缘关系。梁思成在西方建筑史学的影响下, 也将建筑学与历史学、美术学领域的知识结合进行考察, 并用以整理与解释我国传统的建筑语言。此后半个多世纪, 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 建筑与历史、艺术等学科分属于工科和文科, 造成“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曾经完整的知识体系失去了光泽和张力。今天, 建筑领域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应启动共同的创新实践, 需要拆除学科之间的樊篱, 将建筑与文化、艺术、历史、科学技术以及其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再度融合。
1950年初, 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具体提出了北京市兼顾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方案。虽然因为当时的认识水平, 这个方案未被采纳, 但是其中“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与经济建设相融共济”的远见卓识, 在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 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已经显露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越来越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 而欠发达地区急功近利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则直接妨碍了经济发展。
60年来, 我们始终坚持以“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三大价值衡量建筑文化遗产, 取得了堪称辉煌的研究成果和保护成就, 如唐代木构建筑五台山南禅寺的发现, 河北赵州安济桥、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大修工程以及最近西藏布达拉宫等三大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的顺利竣工, 解决了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 并开拓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 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
与此同时, 经过60年的奋斗, 我国在建筑设计创作方面产生了以1959年“国庆十大工程”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建筑经典。在建筑理论建树方面, 60年来, 经过几代专家学者和建筑师们的不懈努力, 人们充分认识到:确实存在着一个与西方迥异其趣的中国古代建筑学体系, 通过艰苦的奋斗, 现代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将其在湮没近千年之后, 重新复原出来, 使之应用于新的中国建筑学体系的确立。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方面, 要从重视“古代建筑”、“近代建筑”的保护, 向同时重视“20世纪建筑遗产”、“现代建筑遗产”、“当代建筑遗产”的保护方向发展。
建筑是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之一, 它最早产生于人类躲避风雨和保障安全的实际需要, 但是, 今天重要的建筑文化遗产大大超出了一般建筑的功能作用, 负载着历史与文化信息, 构成了人们生活其中的文化环境。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 建筑从来都是文化复兴最重要的表现途径。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认为:“历史与传统的共生不应该是简单地复制历史, 更不应以单纯的经济利益而生产没有思想的建筑, 来堆砌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城市。建筑是文化, 城市是文化。”目前, 国际社会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 有着追求技术化和表面化的设计潮流与趋势, 而唯独缺乏文化理念与时代精神。笔者认为, 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建筑设计, 都应该体现一定的文化理念与时代精神, 没有思想的设计不能成为文化, 更不能成为建筑文化遗产。在我国, 从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实际出发, 把民族审美理念与现代功能需求紧密结合起来, 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 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建筑设计体系, 才是新时代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只有表现出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才能成为传承后世的建筑文化遗产, 才能长久地保留在人们的生活里和记忆中。
建筑文化遗产应该是一个时代的公共表达。其中, 当代建筑文化遗产应该包括:见证国家、地区、城市、社区发展历程的重要建筑;见证不同历史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典型建筑;见证工业、教育、文化等不同领域发展的重要建筑;成为体现城市特色风貌的代表性建筑;在建筑科技方面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建筑;著名建筑师的代表性建筑设计作品;名人故居、旧居或纪念陵园等。
建设部和文化部在1988年联合发布的《关于重点调查、保护优秀近代建筑物的通知》是中国近代建筑保护工作法制化的开端。至今全国范围内于1991年、2006年和2012年一共进行了三次全国性的近代建筑普查工作, 分批次地建立了“重要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 成为近代建筑遗产修缮、改造与更新的主要依据。总体看来, 被列入“名录”的历史建筑的数量是增多的。仅以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重镇南京为例, 2012年第三次普查列入的保护建筑达到了965处、1500余幢, 超过了上一次 (302处) 的三倍之多。
这个数据说明, 近代建筑遗产的保护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面, 伴随着“名录”一同出台的一些相关规定和政策, 反而对城市中历史建筑风貌的整体维护和改建有着过度保护的弊病。
分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 建筑遗产一旦进入“名录”, 确认被立法保护, 改建改造单位对它的设计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就更新改造而言, 往往不会再有太多的操作空间。但从客观角度来看, 近代建筑毕竟是历史的产物, 用更全面的发展眼光来看, 历史建筑在现今可能完全没有再次使用的可能, 适度的改造势在必行。这个矛盾往往会造成这样几种后果——
首先是保护思维的程式化。认为对待近代建筑遗产只有“原样保留”一种方式, 而忽略对其在更细致维度上的进行信息收集评估后的分级保护。通过多方专家在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上作出更专业的评估后, 因事制宜的制定方案, 才是最好的保护方法。对保护历史建筑来说, 能够把历史建筑的精华更加完整的展示在后人面前, 同时又能延续其作为人居环境的最佳使用价值。美国芝加哥一百多年前的砖式结构的房屋还依旧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是没有保护和改建, 而是保护外部建筑精华的同时内部空间不断的在做合理化改造, 每一栋建筑在新的年代的保护中都获得了新生。
同时, 出于专业角度的、对建筑本体的鉴别工作相对缺失, 只是圈地保护建筑而不把真正需要保护的建筑细节做好测量和档案建立。单纯贪图保护建筑名录数量, 不重质量。这种良莠不齐, 泥沙俱下的“保护”和大拆大建的破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同样是不科学的历史观。
其次是难以从社会各界获得资金投入。近代建筑遗产的保护必然需要相当的财力物力支持, 如果改造以后的建筑遗产不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 获得经济效益, 单单靠政府主体推动改造, 不吸引民间资本, 是不能实现长远且全面的保护作用的。在一些产权并非公有的房屋中, 这一困难更加明显, 业主希望进行合理利用的主观愿望受到了法令条文的约束, 使其杜口裹足, 不敢前行。
最后是对城市稀有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近代建筑遗产往往集中于人口稠密的旧城区, 接近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如果保护界限设定得过于宽泛, 就会使大片土地进入历史保护区域, 无法得到二次开发。而以多层小尺度为主的近代建筑区, 其密度和容积率都远远低于现代城市的标准, 如果严格按照原样进行全盘保留, 就无法充分发掘地块利用时应有的潜力。
事实上, 历史建筑与城市现代化间的冲突, 是很多历史城市面对的普遍挑战。与南京类似, 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也是历史悠久的大型都市, 同样经历过高速建设的发展时期, 但是就列入严格保护名录的建筑遗产数量而言, 无论是东京的128处199幢还是首尔的28幢, 都远远小于南京。这种态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次破坏重要历史建筑的痛心的过去, 我们需要时刻警惕。但同时如何真正的去保护应该保护的历史建筑, 如何让历史建筑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才是我们真正该去思考的问题。这里无意去否定文物建筑普查工作的既有成果, 只是继续呼吁一种更加理性的保护措施, 根据现实情况, 适度放宽针对历史建筑保护给出的硬性规定, 保留设计中采取多种方式的可能性。
《建筑节能》期刊是由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办的建筑节能领域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 期刊荣获中国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 被美国《化学文摘》 (CA) 、《剑桥科学文摘》 (CSA) 收录。
《建筑节能》的宗旨是通过宣传和推介建筑节能政策与标准、推广建筑节能技术与产品。加大建筑节能成熟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力度, 推动建筑节能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发展, 提升我国建筑节能技术水平。
《建筑节能》以刊登建筑节能技术、工艺、设计、设备、材料为主要内容。主要栏目有高层论坛、行业资讯、政策与法规、暖通与空调、新能源与绿色建筑、电气与智能建筑、墙体与设计、标准与检测、产品与企业等。《建筑节能》杂志面向房地产开发公司、建筑设计技术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公司等企业的技术主管及管理人员, 相关科研单位技术人员和专业院校师生等。
《建筑节能》系月刊, A4开本, 国内统一出版物号:CN21-1540/TU, 国际标准出版物号:ISSN1673-7237, 邮发代号8-107。国内定价 (RMB) 15元/期 (邮费2元/册) , 港澳台及境外定价 (US) $15/期。
●联系地址:110006/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建筑节能》杂志社
联系电话:86-24-62123873 (兼传真)
电子信箱:cce-ed@163.com
网址:www.62123873.com
邮政汇款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 (110006)
收款单位: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节能杂志社
开户行:辽宁省沈阳市农行方型广场支行
帐号:06135501040001518
《建筑节能》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建筑行业精品期刊,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收录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德国《国际建筑数据库》( ICONDA) 来源期刊、美国《剑桥科学文摘》( CSA) 来源期刊、英国《科学文摘》( 网络版,INSPEC) 来源期刊、美国《化学文摘》 ( CA) 来源期刊。
主要栏目: 暖通与空调、新能源及其应用、绿色建筑与设计、保温隔热与材料、生态城市与环境、电气与智能建筑、节能产品与企业、节能改造与技术、标准规范与检测、节能经济与行业研究、绿色施工技术与管理、工业建筑节能与减排、政策与法规、高层论坛、行业资讯、国际文摘等。
《建筑节能》系月刊,A4开本,国内统一出版物号: CN21 - 1540 /TU,国际标准出版物号: ISSN1673 7237,邮发代号8 - 107。国内定价( RMB) 27. 5元 / 期( 从编辑部直接订阅有优惠) 。
联系地址: 110006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建筑节能》杂志社
联系电话: 86 - 24 - 23853673、62123873( 兼传真) 联系人: 魏巍
在线投稿采编平台: http: / /fcyy. cbpt. cnki. net
电子信箱: bee@ vip. 126. com
网址: www. 62123873. com
邮政汇款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 110006)
收款单位: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节能杂志社
开户行: 辽宁省沈阳市农行方型广场支行
帐号: 0613550104000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