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枫桥经验

社会治理枫桥经验（精选4篇）

社会治理枫桥经验 篇1

篇一

“枫桥经验”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深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致经历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在走向“善治”。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枫桥经验”集中体现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变革和飞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也踏上社会治理新征程。从基层治理来看，新时代主要面临四对突出的矛盾：第一，基层社会矛盾日益多元化与政府解决矛盾主要用行政化手段之间的矛盾;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法治意识日益高涨与政府“人治惯性”之间的矛盾;第三，“互联网+”时代高效性治理要求与政府传统低效手段之间的矛盾;第四，基层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与政府缺乏专业性人才之间的矛盾。因此，“枫桥经验”必须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指向，也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解决的四对难题提供了对症下药的良方。55年来，“枫桥经验”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头羊，新时代要继续引领基层治理新走向，必须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方面有新的建树。

首先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这是最能体现“枫桥经验”特色的。因为“枫桥经验”的核心内涵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动员广大社会力量参与。

其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动员群众已经无法解决当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体制机制引发的矛盾，因此要运用现代化国家普遍适用的法治方式来定纷止纠。

再次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这是为“枫桥经验”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传统“枫桥经验”主要是手工式、面对面地解决矛盾，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治理效率。

最后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这是“枫桥经验”最为薄弱的，也是重点要突破之处。原来“枫桥经验”主要依靠机关干部、村干部解决问题，部分人员因缺乏专业知识，在治理过程中往往是事倍功半，新时代“枫桥经验”要善于通过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解决专业的事。

篇二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让人民做主，与各项基层治理相结合的同时，始终重视坚持党建引领的作用，以党的引领力为基层治理指对方向，以精细化的专业服务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而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对标先锋模范，服从大局指示，使“枫桥经验”不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行之有效，更因其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成功方案而与时俱进，影响深远。

以党的领导为关键因子，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启示。“枫桥经验”经受住了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历久弥新，这给与了党的建设诸多启示：

强化党的领导可以健全社会治理机制。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基层治理的核心便是党组织。事儿干的成不成、事儿做的好不好都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党的领导贯穿治理始终，这才是保障和统筹引领基层治理的首要因素。

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可以“反转”形成治理优势。基层党组织是奋战在一线的堡垒，基层的党员干部则是奋勇向前的“排头兵”，增强党的组织号召力，使其能够服务群众、汇聚人心、防止风险、化解矛盾，这样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效用既合情又合理。

浅谈枫桥经验 篇2

一、从枫桥经验的历史去深刻认识内涵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层面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就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支持，最终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暂时困难，加快实施其“反攻大陆”。因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反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推翻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时候，要尝试“和平演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政权，是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之一是把四类分子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人民。中央明确，针对攻击报复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这种刑事案件司法必须立即逮捕，而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遵循中央的这一指导精神，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创造“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深刻的内涵认识

坚持“枫桥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核心和灵魂”，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扬。初期，枫桥的治理经验是，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头，可以使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同时吸收“枫桥经验”中“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的同时，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对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枫桥经验”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将“后处理”改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并加强基层治理的风险评估可能是一个方面，“枫桥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风险评估不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学科的应用和多部门的协作。因此，借助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分析，为社会保障的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最成功的经验是动员群众进行基层治理，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各部门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觉地使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形势、部署任务在基层社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群防群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我国公安机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从国情出发，目前中国仍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利用公安数据的历史数据，不仅缓解了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适应了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来看，我国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管共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做好基层党建，优化社会治理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动”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枫桥经验”的升级版，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幸福感。

首先要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枫桥镇打造“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选村党支部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分别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第一责任；

聚焦社会组织党建新领域，做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运用好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载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片红叶，让每一个支部成为一树红枫，让枫桥党组织成为一片红枫林，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四个平台”建设为龙头，以智慧防控为支撑，以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构建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实现信息汇聚、智慧派单、可视指挥、数据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运行系统，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不断提升办事办证服务的便捷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创建精神文化新家园，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枫桥文化诞生了“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枫桥文化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枫桥所特有的“枫桥精神”，这就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大力推广“枫桥精神”，已成为枫桥人民群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文化，不断赋予时代新内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弘扬阅读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弘扬孝义文化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弘扬不平等、良讼的理性文化，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弘扬地方文化，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治理困境和优化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有的是转型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现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的社会失业问题，伴随着经济产业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三大问题。许多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大量的上访者，增加或持续性犯罪无处不在，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表现为显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模型。该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依赖于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纳入这样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枫桥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该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组织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组织和干部群众，建立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责任感的领导队伍；

二是需要反应灵敏的信息员队伍；

三是需要责任明确的指导员队伍；

四是需要业务素质强的治调队伍，在此基础上才一能建立高度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和不安定因素的预警机制。另外，“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与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资料档案。枫桥镇实行的“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渠道。治理方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尊重良好的传统和治理经验。此外，这一系列表格和档案不仅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对管理人员本身形成约束。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枫桥经验”是著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指示推广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提高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方法。

标准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党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制定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计划。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离开标准化，治理现代化无从谈起。枫桥经验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实践，积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更为细化的法律条款，因此可以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立法”的补缺，而浙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验田，先后涌现了许多具有实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经验，我们可以把“枫桥经验”这个全国有名的基层治理经验编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适性的工作标准，显然有着突破性意义与价值。

三、基层检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将枫桥经验放到基层检察工作中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新形势。特殊案件的处理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建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特殊的办案机制，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普遍规律。选择案例经验丰富、业务骨干和计算机辅助人员和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网络犯罪办案组，实现一种案例指导、案件调查、案件防控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和办案经验，研究者继承的积累，研究者还将确保人承担责任，合理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小于。同时，要加强办案力量的专业培训。在特殊人员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可持续发展，后续的定向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企业，通过企业网络技术、财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检察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互联网法律讲座和研讨会、企业培训人员、企业人员的跟踪和指导，以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阐明办案的法律关系。

探索集约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独犯罪或少数群体犯罪。灰色产业链和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往往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实现有效审判，是检察机关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实行个案繁简分流，分类指控，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是要注意诉讼前的沟通，参与诉讼，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特别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们可能的刑罚，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积极开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辩方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情况下，除按照犯罪内容分案外，还可根据庭审难度对案件分批起诉、分案处理，对于个别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定性争议大而可能影响开庭进程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各个攻破，以提高整个案件的庭审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沟通，简化庭审。鉴于网络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证据材料、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在起诉后首次与法院沟通，告知起诉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审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并就证据有无异议、是否申请调取新证、全案定性等争议焦点，明确控辩双方初步观点，为提高庭审效率打好基础，促使庭审实质化。

另一方面，枫桥经验是一面社会治理的旗帜。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形势，打击与治理并重是解决网络犯罪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检察机关要注意源头预防，深化社会治理，坚决杜绝“一抓一讼”的机械化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同步法制宣传，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结合办案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建议和鼓励受害者网络公司利用其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处理一系列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的“群发”功能，告知被害人举报、提交证据，发挥“社会人的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便于后续办案。另外，我们应该主动回应社会的关注。随着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司法应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的情况下，认真开展调查和总结，以“一案一总结一建议”的方式，积极向案发单位和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检察建议，服务社会大局，回应群众期待，打造和谐共生的司法生态。

（二）结合枫桥经验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蕴含着中国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枫桥经验”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中国特色法治不谋而合。“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与中国法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枫桥经验”寻求的是一种比法律途径成本更低、时间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枫桥经验”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为贵”的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与时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集会、整顿等一整套政治途径。这些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社会和谐。

二是“枫桥经验”的实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结合。一切现代法治都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基层，成长于中国发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发展、创新这样的经验,它是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这也正是是法治的内在要求。长期保持中国传统，维护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传承、文化脉络、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枫桥地区这么悠久的人文历史传承,“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枫桥经验”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本土资源，它继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谐”，并结合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统一协调系统的法治建设。

三是“枫桥经验”的实施是动员群众发扬民主。“枫桥经验”初创时期对“四类分子”的帮教转化,是将“四类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依靠群众开展的帮教转化工作。近年来，枫桥经验在创新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新时期把富人减少冲突，通过组织群众预防冲突，在解决群众矛盾的服务新理念。它的实施手段自始以来都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与身边的事务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是“枫桥经验”实施过程中的强烈的政治性“枫桥经验”所蕴涵的中国法治模式是政治运作的衍生品。“枫桥经验”以政治权威为后盾,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无论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务于中国法治、中国政权。我们在实践“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传统,使这种经验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本能,逐渐形成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基础。

总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按照党建引领的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为人民生活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牢记人民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好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善治。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记者再次探访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时，发现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按部就班已经远远不能跟上世界变迁的步伐，“枫桥经验”的红旗在遍插全国的大街小巷之后，锐意进取的浙江诸暨人，则紧跟时代脉搏，再次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枫源村通过“全科网格”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微事不出格”；

诸暨市创新实施流动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约化旅馆式、网格化标配式“四化四式

”服务管理新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安全隐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融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则走得更远，用户只要使用一个账号登录平台，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纠纷特征，选择多种纠纷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众，覆盖也更加全面无缝隙，网络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基层综合治理上，我们不仅要学会苦干实干，还要学会敢干巧干，能干会干。不断的摸索和总结，提炼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诸实施，施惠于人民群众，切实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格化现在基层都有铺开推广，但是网格员是否都能做到“全科”，这就不容我们太过乐观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业务不精，混水摸鱼等等现象，我们都应该加以清理，要把网格做实、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务于网格内的群众，“全科网格员”要能做到大家随呼随应、随叫随到，并且业务精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切实的服务群众。

另外浙江的网络化应用确实先进，更集约、更高效、也架设了更高端的资源整合系统，对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应尽快学习，尽早架设类似系统，让群众的需求能通过网络更便捷的找到服务窗口，更精准和全面的为其透彻分析，以方便其选择，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在当下，学习枫桥经验，仍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我们不止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更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实际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让群众真心满意。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由无数的共产党员通过实践证明了的。贵州息烽县温泉镇政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下应该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不断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党委班组带头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组走访村组干部和群众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领域内的群众诉求，一律要认真记录，并向具体责任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力争把每件事都具体落实，坚决杜绝群众诉求被踢皮球、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党民鱼水情。

枫桥经验的重心在基层建设。基层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所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必须把基层工作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门团结一致，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以群众利益为起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把各类矛盾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枫桥经验的关键是民生。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民生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社会矛盾必将大为减少；

衣食足是礼仪兴的基础，只要群众能够享受到民生改善带来的福利，公民素质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质的提升必将使他们在处理矛盾时必将更加理性，把脑海中违法的因素消灭在襁褓里，使矛盾纠纷就地合理解决成为现实。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就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有本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篇四】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和社会减轻了压力。由此，“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为社会治理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和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间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层扎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这里面，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职责范围，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同时，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优秀德治传统。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

顾炎武更是强调，“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世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在不断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而且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形成了一种互动乃至紧张。在一些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加之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交锋地带，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还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就此而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当然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点包括推动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执政能力建设、行政服务水平提升。

进一步来看，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平面工作上；

动态层面的社会治理，则需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事实上，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持久活力；

只有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进而实现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篇五】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新时期，学习“枫桥经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处理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避免矛盾升级，维护良好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功能；

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风险防控的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处置上，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的启示 篇3

新中国建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常见的执政方法是，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树立和打造各种典型样板，然后在全国推广。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

世事变幻。到今天，很多这样的典型样板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有的则活了下来，在执政党应对社会变迁新问题的过程中仍旧焕发出自己的生机。

其中之一就是枫桥经验。

10月11日，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杭州召开。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历来颇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央在不同时期也批转过一些枫桥经验的材料让各地借鉴，但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批示的方式，把枫桥经验上升到全局的意义，还是首次。其中透露出来的信号，值得认真解读。

维稳器

在，也就是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的时候，当时也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记者曾经专门到浙江诸暨实地调研枫桥经验。记者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老典型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它究竟能够折射改革开放历史的哪些秘密?尤其是，这个政治典型又是发生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味。

正所谓，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每当现实争议太大或前行方向有些模糊的时候，我们不妨多回头看看历史，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比如，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说，其核心要素包括私人财产权和企业家。但一回到现实，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这些就不是所谓的自发演化产生的。今天所说的最早企业家，最初可能是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里面的能人，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拯救了不少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而他们脱胎成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也有赖于国家层面推行的企业转制等政治动作，其间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被认为是无为政府的典型。这更多的是从政府不具体干预私营企业和藏富于民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总体也呈增多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人口流动下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的冲突、劳资冲突等。尤其是在农村，改革开放后单个的农户又成为农村主体，而浙江诸暨现在的专业镇最初又是以家庭作坊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大量涌现。

面对大量涌现的矛盾和纠纷，一般人们会选择两条道路，一条是上访，一条是打官司。而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处处感到的不是上访和打官司的有效，而是其边界的约束，比如司法审判资源方面的案多人少，公安系统的警力不足，综合治理力量的薄弱等。在农村，所谓法治还会碰到与本土乡俗的冲突，比如农嫁女的权益问题，一份资料显示，浙江全省40多万农嫁女中有过上访经历的大约有15万人。

这个时候，政府就不是无为，而是需要提供一个稳定器，让这些矛盾和纠纷能够及时得到化解。创造经济奇迹和寻求秩序两者交错前行，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过于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浙江的这个维稳器，就是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精髓就是，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其运转机制包括矛盾纠纷排查、联合预测、从村到镇的调解体系、社区矫正等等。枫桥经验，就是弥补在改革开放变动不居的时代条件下，政府固有系统提供秩序能力不足的一种办法。这应当是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能够活下来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枫桥经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追求秩序过程中，警察、法院、法律等这些要素的边界。

可复制性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不完全是自发产生的。从1963年在少抓人、不武斗条件下改造好“四类分子”，到改革开放后的给“四类分子”整体摘帽、“严打”后的帮教违法犯罪人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括以后的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等，都是国家层面有一个全局性的考虑，然后枫桥被当作试点和样板之一来积累经验。

因此，枫桥经验的可复制性就是其效果的一个佐证。枫桥不再是一个地名，“枫桥式”是浙江对其维稳工作做得不错的乡镇的一个正面评价。浙江舟山普陀就被称为海上枫桥。一段时间，过多的渔业捕捞和有限的渔业资源，使得近海渔船之间的矛盾纠纷大量增加。根本之道是产业升级，不让过多的人挤在已经很有限的近海渔业资源里面抢饭吃，否则恶性冲突就是必然的。而为了让这个升级过程比较平稳，当地就借鉴枫桥经验，建立了以船老大为主体的三级调解体系，海上的矛盾被纳入调解渠道解决。

但只是照搬也未必行得通。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也在根据新情况不断调适。比如外来人口集中的企业，虽然可以按照枫桥经验把信息员、调解员等队伍建立起来，但本地人和外地人毕竟有隔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诸暨市公安局在推广枫桥经验中首创了“老乡干部管老乡”制度。枫桥的干部在矛盾纠纷解决中就曾经发现，有时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准备集体上访的时候，常常联系家乡的干部来为自己主持公道。这其实反映了做人的工作，就要充分考虑对方的需求和依赖感，这正是调解的.精髓所在。枫桥便找到了本地劳动力来源最集中的江西，与当地政府联系，请调干部来枫桥做调解工作，镇财政担负他们的一切费用。

对于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农嫁女权益，涉及面很广，枫桥经验虽然能一时保证“不上交”，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乡俗和法律两者之间不断调适。枫桥在推动各村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就注意让两者不断接近，比如先让村规民约明确，其配偶为非农业户籍且无固定职业与收入者，可保留本村村籍―也就意味着可继续享受本村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权益。这可以先帮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

传统政治资源的“创造性转换”

当下，中国的第四轮改革即将启动，时代的形势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枫桥经验对于未来中国是否仍有启迪作用?简而言之，枫桥经验对于中国平稳度过未来的转型和调整的时期，能否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改革的过程充满风险，改革的推动者自然要考虑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让国家平稳地走过未来一段注定不寻常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之后，执政党大力倡导群众路线、转变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这些传统的政治资源被领导人反复提及。时代不同了，这些政治资源要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创造性转换”是必要的。比如枫桥经验诞生于当年的社教运动，这个运动也包括让基层干部“上楼洗澡”，要算账、退赔和撤换等。这种方式今天已经行不大通。

看起来，现在大力提倡群众路线，枫桥经验算是一个得到最高领导人正式认可的实际做法。群众路线，现在应该怎么个走法?怎么能够化解民众的不满和改革中一定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让领导干部体验下民生艰苦，决策时更科学和人性化一些，只能起一定作用，不可持续。以后涌现的大量矛盾纠纷，还是不好解决。

枫桥经验的关键就是如何做到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提前化解是前提。这对广大农村而言，尤其重要。枫桥一位老调解员告诉记者一个自己多年工作的心得，即如果所有村的纠纷提交给镇里处理的超过15%，镇的调解体系就很难正常运转。

实际上，在历次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基层的矛盾和纠纷都会对政府的治理构成巨大挑战。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维稳体制的强化，在目前也不是一个良好的方向，因为其成本也是日渐高昂。

群众路线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而不仅是一些规章制度体系的堆砌。枫桥经验的调解之所以做得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会做调解，相当一段时间内，村的主职干部本身就兼任调解主任，镇上的调解员基本是从乡镇一级领导职位上转过来的，他们本身就掌握一定资源和人脉，又普遍多年从事调解工作，对法律掌握得比较多，经验丰富。

现在诸暨从市到村建立了全面的调解体系，各镇每个村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有威信的人士，俗称“老娘舅”)。各个乡镇建立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把公共服务统一集中办理。

这其实预示着，群众路线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维稳器”的功能，需要两点，一是与民众直接相关的事务，政府要透明和高效，这相当程度上会消弭社会不满和矛盾的发作;另一点就是在直接接触民众的基层领域，有一套顺畅运转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其依赖的不是官僚化的工作人员，而是扎根民间社会的有生力量。

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演变 篇4

当一样东西经受住历史考验，被不断的传承下来并不断的改进，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指路标，用它耀眼的光芒引领人民不断前行。

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而在毛泽东同志批示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发源于诸暨枫桥镇的“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价值,不断创新发展的“枫桥经验”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枫桥经验”秉持“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理念，通过矛盾纠纷的社会化治理，取得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良好社会效果，一直以来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3年11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始终站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去思考、去实践、去创新“枫桥经验”，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2013年10月9日，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十多年来，遵循习近平同志的嘱托，“枫桥经验”不断升级，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全面融入网络时代，枫桥为社会治理插上信息化翅膀；面对转型期的新矛盾，枫桥构建起多元共治的全新格局；瞄准长治久安，枫桥创新实施“双轮驱动”，让“枫桥经验”成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活力迸发的强大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智能化创新。

曾经，人常常听到这样的质疑：互联网时代，动动手指就能把信息传出千里，“枫桥经验”能否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但是，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经验”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法宝”，变得更加智能化、信息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强调调解、公证、仲裁、诉讼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完善，更重要的是打破各调解组织各自为政的现状，织就一张功能互补、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解纷网络，从而满足社会主体日益多样化的解纷需求。具体地说，通过诉调对接机制、司法确认程序等，建立诉讼程序与诉讼外调解程序之间的流转对接；通过解纷职能外包，促进市场解纷机制与行业解纷机制的融合发展；通过在线调解平台的接入发展，促进线上线下资源的整合；通过与平安综治考核机制挂钩，激发解纷组织的解纷能动性等。

社会化发展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通过社会机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纠纷，由多主体的社会机构参与和主持矛盾纠纷化解，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是“枫桥经验”的题中之义。社会治理格局中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理想状态，应是实现调解等解纷组织的社会自治化，支持和鼓励律师、公证、仲裁等解纷组织社会化运作,构建竞争有序、诚信自律、自我管理的社会解纷体系,促使解纷组织在社会化运作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实现社会化解纷机制的长效发展，有必要实行社会化和有偿性运作，当事人或行业调解组织购买解纷服务，解纷组织通过提升解纷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来获得竞争优势和市场认可，双向促进社会化解纷机制的发展。

智能化运用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向。当今，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深度介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必须顺应现代科技发展趋势，才能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智能化的矛盾纠纷在线化解平台，是“互联网+”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枫桥经验”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必将极大推动纠纷解决方式的突破性发展，也将极大促进多元解纷组织间的开放、合作与共享。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络平台，以及服务热线等方式跨越时间与地域的鸿沟，将“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向“一次都不用跑”的改革巅峰，为当事人带来诸多改革红利。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价值

经济转型的窗口期、法治国家的建设、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多元化解纷需求，亟待解纷机制的持续创新，因此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格局。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为有效解决城市化发展建设中日益多元化的矛盾纠纷，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发扬传统“枫桥经验”的精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打造矛盾纠纷多渠道治理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社会化、专业化和智能化的城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新格局，能够及时有效地修复受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保持城市经济活力和对人才资本的吸引力，实现行业自治、区块自治、基层自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回应多元解纷需求。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纠纷也呈现出数量多、领域广、类型杂、专业性强的特征。而现有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与之不相匹配的状态——人民调解尚未充分发挥其治理城市矛盾纠纷的能力，多数行业调解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市场解纷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入法院，诉讼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成为群众解纷需求的第一出口。为了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解纷需求，有效解决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各类矛盾纠纷，需要对传统“枫桥经验”进行创新发展，借助城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力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解纷渠道、更多样的解纷主体和更经济、便捷、高效的解纷服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

充分重视特色社区调解建设。社区调解是解决城市基层矛盾纠纷的第一站，由综治组织牵头，法院、信访、公安、司法行政等机关、部门积极对接，推动“无讼无访社区”等特色社区创建，落实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能够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考核是推动工作开展的源动力，要以平安综治考核为抓手，以街道（乡镇）为考核对象，将普通民商事案件“万人成讼率”纳入平安综治考核体系，创新考核标准，整合多方资源，实现联动联调和综合治理。

加快完善行业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对于化解行业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纠纷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都应有行业协会或者行政主管机关建立的调解组织，以发挥对量大面广的类型化纠纷的化解作用。要明确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行业调解组织建设的行政管理职责，将行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成效纳入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考核。为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行业纠纷，可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行业示范性合同争议解决条款中增加引导选择行业调解的内容。鼓励行业调解组织将纠纷化解业务外包给律师、公证、仲裁等市场解纷组织，形成两种调解主体的优势互补，协同调解。

推动培育社会化解纷机制。一要重点推动建立社会化运作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制度。律师团队人数多、专业性强，参与调解大有潜力，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成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推动律师调解社会化运作，将是律师调解的发展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公证在预防矛盾纠纷方面的潜力。公证在预防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要充分发挥公证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的功能，继续挖掘潜力，减少纠纷源头。三要积极发挥仲裁在处理商事纠纷中的职能。积极试点推行仲裁调解，建立仲裁调解、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引导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解决矛盾纠纷，有效提升仲裁的社会影响力。

着力推进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践运用。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可以实现“一次都不用跑”的目标，是缓解矛盾纠纷的一个“减压阀”。在线平台的建设关键要有一支活跃的调解组织，并有专门机构负责调解组织的管理考核。要在传统线下调解的基础上，将线下调解组织搬到线上，促进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并通过线上平台统一资源展现、统一对接机制、统一培训考核、统一数据管理。鼓励律师、公证、仲裁等社会化调解组织，积极利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调解资源的全面对接，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枫桥人遇到问题、起了纠纷，不会想着发到网络上传播，而是第一时间上传到综合信息指挥室，第一时间有呼应、有服务、能解决，合信息指挥室为‚中枢‛，全镇小到路灯破损、窨井盖缺失，大到违法违章、治污防洪，各类民生事，从问题发生到事件交办，再到监督反馈，实现了实时收集、受理、流转、处置、反馈。

借助互联网实现信息采集全覆盖后，扎根枫桥半个世纪的矛盾调处机制，发挥出更强大的作用。今年1月至7月，全镇调解各类矛盾664起，调处率100%，成功率98.4%。

现在，进村赶考

多元共治格局新

6月底，‚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源村启动了新一轮村规民约修订工作。28项条款，哪些要增删、修改，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村干部拟定草案，再向全体村民征求意见，这是枫源村村级重大事项‚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中的重要一环。随后，方案要重新修订，经民主恳谈会讨论、完善，再经党员审议，最后由村民代表投票表决通过才能实施。

村中事，为何弄得这般‚复杂‛？枫源村人有自己的考虑。

‚以前都是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调解起来不难；现在，常有拆迁安置等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容易引发干群矛盾，怎么办？‛枫源村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如今，枫源村每逢大事，就启动‚三上三下‛，村级工程至今零上访。在枫桥，这是村民参与共治的方式之一。

‚面对新形势，我们积极探索共治、法治、德治、自治、善治‘五治合一’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争当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排头兵。‛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张晓强说。

充分依靠群众，一种新的共治格局正在形成。

今年以来，枫桥各个村庄都在创建‚孝德村落‛。主办方要求，参评村庄须坚持开展文明创建、形成孝德文化和好家风建设氛围。诸暨市妇联主席倪敏利说：‚通过创建，村民争做好媳妇、孝子女，好家风、好乡风形成了，矛盾也少了。‛

6月21日，陈家村妇女主任陈佩英带着姐妹们排查出租房、查找安全隐患。这支成立于去年3月的‚枫桥大妈‛志愿队有400多名成员。村里小到夫妻矛盾，大到违建管控，处处都有她们的身影。目前，诸暨共活跃着1213个社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多元共治的新格局里，重要一‚元‛是机关干部，村民遇事总喜欢找他们帮忙。2015年开始，诸暨推出‚返乡走亲‛制度，让机关干部参与基层治理，为乡亲们办事。如今，诸暨4000多名机关干部，返乡后收集各类意见建议7000多条次，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

群众呼声带上来，政策意见带下去；机关干部驻得了村、上得了门、说得上话、交得了心，‚进村赶考‛已成为新时期传承‚枫桥经验‛的重要形式。

双轮驱动

既富且安增活力

秋日里，枫桥镇杜黄山脚下鲜花遍开，‚绿色长廊‛瓜果飘香，迷人的田园风光，引得四乡八邻纷纷前来观赏。谁能想象，几年前，这片废矿山旁的沼泽地垃圾成堆、污水四流，村民年年闹矛盾。

近年来，杜黄新村启动全面整治行动，清除沼泽地、复绿废矿山、开挖灌溉渠。原先每年承包价1万元的水塘，如今涨到了10万元，村里2000多亩农田也成为省级粮食功能区，流转价格比附近村庄高出不少。

‚经济发展了，矛盾就少了。‛这是杜黄新村党总支书记王海军的经验之谈，也是‚枫桥经验‛升级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很多矛盾，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化解。

枫桥人意识到，传承发扬‚枫桥经验‛，必须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既稳定又文明，既富裕又有活力，才是真正的大平安。‛金均海说，近年来，枫桥坚持‚枫桥经验‛传承和枫桥经济发展‚双轮驱动‛，为社会长治久安蓄积持久动力。

为实现强镇富民，枫桥镇启动了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等一系列行动。2014年以来，全镇共引进内外资项目85个，亿元以上项目10个，实到内资32.58亿元、实到外资3589万美元。

占地1000亩、总投资5亿元的‚香妃梅林‛休闲旅游项目已经开工建设；由在外枫桥人回乡投资的仙人阁民族风情园，其‚精致云南‛板块将于今年底完工；浙江旅投投资的云溪九里森林氧吧项目、杭州科地资本投资的田园曼谷项目也已陆续进驻；去年至今，已有10多家金融创投公司到枫桥注册；以老厂房改造而成的科创孵化园，今年已招纳引进20多家金融信息、文化创业等企业。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年1月至7月，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49.9亿元，同比增长17.5%；自营出口6.27亿元，同比增长14.4%；固定资产投资18.84亿元，同比增长16.5%。201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33599元，与上年相比增长9.6%。

经济的迅猛发展，又促使社会更加和谐安定。据枫桥派出所统计，今年以来，全镇刑事警情下降43%，治安警情下降36.5%，侵犯财产案件、黄赌毒案件分别下降42.5%、55.9%。

安以致富，富则民安，这或许是‚枫桥经验‛永葆活力的又一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