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共8篇）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篇1

这样一个题目完全可以作一篇博士论文了，甚至写一本长篇巨著也难以讨论详尽。因此作为课下的思考，就简单的从几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作为讨论的起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关于两种意识形态的学术定义虽然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但在比较了不同学派的解释后，可以得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异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资本主义主张私有制，即保护个人财富不受侵犯，个人自由高于国家权力，生产上采取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则相反，它主张生产资料公有，而全体公民参与社会分工，按劳分配所得，国家管理生产，提供服务。生产资料和各种形式的财富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和物质基础，很明显，二者在财富的分配和累积方式上是对立的。

再说历史问题。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概括的说，资本主义得益于工商业发展改变——具体讲就是两次工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原有封建制度的基石被瓦解从而孕育出了新的社会形态和国家组织，人类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初期也经历暴力形式的革命，赋有革命性和颠覆性，带有巨大的进步意义。资本主义作为新的生产方式为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社会阶段的发展总是程几何式的前进。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短短两百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积累就超越之前的几千年封建社会总和，达到了空前发达的水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得到极大的进步和扩张。然而，新的社会矛盾也在悄悄酝酿着。

马克思告诉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社会发展。这符合人的理性思维。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并不代表这种社会制度是人类的最终选择，它同样有自己的缺陷。在资本家急速扩张并一心追求的利润的同时，参与生产劳动的工人却得不到应有的生活保障，造成了社会分化。仅仅这一点，就违背了人人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经济不平等。故而资本主义有其先天的弊端，但在自由竞争的掩盖下，人们都很难直观地看到这种本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初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发家的那些产业大亨，到现在依然把控着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他们所建立的工商业帝国并没有随着他们进入天堂，而是在其子孙后代或者代理人手里继续充当着财富挖掘机。整个社会的命脉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普通民众之所以这种模式，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的结果，顺理成章，无可厚非——既然同意竞争就要承担风险。然而这真的是合理的吗？因为无法与之竞争，就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子孙后代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整个国家社会让少数人操纵而没有发言的机会？人们无法容忍一个人独裁，却对一小撮人的弄权无视。也许他们心里还装着无数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梦想，憧憬着自己的子孙也有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然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吗？成功的人永远是少数，社会就永远是少数人说了算，而其他的多数人就希望这有一天自己能成为“少数人”中的一员。想来这个怪圈就是这样了吧。

如果一个社会不是多数人说了算，不是多数人享受社会的资源，那还需要这样的社会做什么？这是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中要问的基本问题。人，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聚集；社会、国家，本就是因为集体的利益而存在。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是依然是背离了这一最初愿望。虽然在改进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上，资本主义有了很进步，但仍然不是人类的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是人类对社会能终极道路的一次探索，虽然前途不知如何，但它离人类的终极理想肯定是近了一步。我们总觉得，人的天性有其贪婪自私的一面，不可能有一天人们放弃自己对财富理想的追逐，对名利的渴望会驱使人们走向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其实，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误解来源于共产主义产生初期对社会财富的暴力夺取和重新分配。然而，不得不说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共产主义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诞生了。从马克思的理论看，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是建立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情况之下的。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下一阶段，在标志其到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水平，社会生产和财富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已经使人民生活达到富裕的状态，物质需求已经不再是主要的问题。这个时候再建立其全民公有的共产主义就是顺利成章了。然而，历史的发展永远不是按理论模型来进行的。资本主义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达到了顶峰，快速的增长迅速激化了内在矛盾。工薪阶层受到的压迫越来越重，大规模工人运动经常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周期也不断缩短。似乎源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要求其自身做出改革。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提高薪资待遇和公共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扬汤止沸的做法只是暂时缓和了矛盾，没有办法阻止最后必然到来的变革。而且，现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改革社会和经济制度，加强政府干预，希望能克服自身的存在矛盾。另外，资本的市场化和股份制也在加速使财富从少数人手里分散到大众手中，这本身也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化的一种标志。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篇2

十九世纪末期即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致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一方面城乡家庭手工业日益衰落, 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另一方面农产品日益商品化。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战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的形成, 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 一批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的主张, 并着手开办工厂、修筑铁路, 以抵制外来经济的入侵, 挽救民族危机。此外,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 外商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 清政府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 也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谕令各省“多设织布、纺绸等局, 广为制造”。这样, 在十九世纪末, 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工业的热潮。尤其是1895年至1898年三年间, 中国新设立的商办企业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有六十多家, 总投资额为一千二百多万元, 平均每年设厂十五家以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二十世纪早期,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都忙于战争, 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 从中国订购大量的战争物资, 使中国的出口年年递增。从1912年到1919年的八年间, 中国民族资本新建成的厂矿就有470多家, 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多万元, 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 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 民族工业大大地发展了。

当然, 造成这一阶段民族工业发展的原因,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以外, 辛亥革命带来的影响也是相当重要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为民族工业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 中华民国的建立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发展, 同时也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袁世凯窃取政权后, 为了换取资产阶级的支持, 也把一些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吸收到政府中去, 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此外, 辛亥革命前后,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 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上这些因素都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使民族工业在一战期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学；历史发展；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2-0106-01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渊源

（一）近代古典自然法学。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西方法学思想的发源地。古希腊的法学意识形态是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的。为了寻求对现实法律现象的解释，许多思想家认为人事的法则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其中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5世纪末开始，宗教神学一统天下，法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成为资产阶级自然法学派的天下。这一时期的法学意识形态有以下鲜明的特点：（1）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2）个人主义和自由观念盛行，（3）契约观念成为近代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之一。其中，契约关系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必然表现，诚如19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

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观念在马克思从事法学探索的最初时期影响最明显，以至于理性法、自由法思想成为马克思早期法学观的主要理论特征。

（二）近代德国哲理法学。德国近代哲理法学派则在法哲学本体论、方法论方面深刻地渗透在马克思法学研究的过程中，成为马克思法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观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法学思想。[2]

而黑格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更甚过康德。马克思把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對立统一学说，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理论体系，但是黑格尔的法学辩证法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经过马克思的革命性改造被有机的融合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历程

（一）马克思的法学思想。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系统而全面地分析了构成法的现象基础的社会关系，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3]作为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的现象，根源于社会的经济关系，离开对经济关系的考察，就无从认识法的本质属性。当然，马克思也看到了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历史传统等因素对法的现象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法哲学方法论、法的社会历史运动、法的社会价值等方面，马克思做了精辟的论述，大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理论内容，第一次把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并且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情况，强调把国家政治生活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使法律得到更严格的遵守。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1.毛泽东强调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制。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催生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法律革命，这场革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权形式、政府组织和运行机制。

2.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入第二次革命，邓小平认为，必须始终考虑中国的国情特点，探索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模式，只有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对外来的法律发展经验和模式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途径，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3.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中国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实际运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不断丰富和新的创新发展，从而保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强大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促进了当代法学的理论研究。

1.马克思主义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影响。第一，马克思主义法学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自由主义法学传统的合法性进行了彻底的解构，揭示了其虚伪性。马克思从法的现实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4]

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学改变了法学发展的阶级基础，克服了阶级局限性和片面性。重要意义在于，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理论形态的新法学取代作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理论形态的旧法学。

2.马克思主义法学对中国法学研究的促进和提升。“哲理不足、品味不高、指导力不强”[5]是中国法学现实的主要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开拓出新的领域。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对“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法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法学的价值问题。不论法律的价值有多少，其中人文主义却是法的价值的归宿，是法律的本元价值。[6]以人为本的理念，涵盖了以人为本的法的价值体系的要求，揭示和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是法的价值中最根本的目的和追求精神。在法的价值范畴内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是法的价值的承载者和终极目的，以人为核心开展法治的各项工作。通过“以人为本”价值对法的价值体系的完善，将会使法的价值更加具有前瞻性，使整个法律体系结构更加得具有活力。

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是内容宏丰、严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必须要体现到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学思想宝库。

参考文献：

[1]（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1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9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9.

[5]姚建宗、石东风，科学批判与法哲学的发展[J]，法学，1999，（66）.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篇4

一．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说的演进历程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历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商品的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当社会主义私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后，整个社会就不会再有商品生产与交换，商品现象会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没有把市场经济完全视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范畴。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力、物质交换以及人的能力等发展水平的限制，刚刚出现的新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有他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对于商品经济问题也给与了一定的关注。他曾经认为，在中国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计划的发展商品生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不完整。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于确立

从我国实践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二十多年的运行，计划经济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推进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确立，提升了国力，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体制所固有的高度集中的弊端日趋严重，生产力发展逐渐陷入困境，人民生活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共十二次全国人大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补充的”的改革原则。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党从理论上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禁区，打破了社会体制与经济制度高度合一的思维方式，对于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也就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中共十四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社会之一市场经济”这一重大命题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成为全民共识。同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重要意义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纵观古今，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断发展，历经三次工业革命，工作效率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了由机器代替人力，大大缩短了同一件工作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也是人类飞速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历史长河中，每当有新的发明，新的创新出现，必然将大大改变社会生产面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只能依靠于微小的人力，来满足自身的生产需求，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人们发明了蒸汽机，发明了各种代替人力的机器，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让世界面貌大为改观。但人的需求当然远不止如此，因此有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革命的出现让人类进入了高效率时代，电力逐渐代替蒸汽，给社会带来了更高的劳动效率，使得社会劳动时间进一步缩短。在这过程中，企业也面临着不断地改革，创新，否则必将面临着倒闭的危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先进程度，同时企业也需要仔细注意自己企业内部的工作效率和社会上一般的劳动效率的比较，如果自己的效率低于社会平均效率的话了，说明自己的企业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社会竞争了，需要马上改革，提高自己企业的效率。现代企业竞争的不仅仅是人力的多少，更是效率的高低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读后感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重大.第一,它从经济上建立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的可行性和科学依据.从而为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反对找到了方向和基础.第二,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对异化 的批判.而这个哲学观点的出现的经济学基础就在于此.第三,它马克思主义优势占有道义上的优势.而这种道义上的优势是政治合理性的根本基础.第四,它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设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模型是：一个工人每天在工厂劳动12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12个物化劳动小时（马克思用来衡量价值量的单位，以下简称为“价值单位”。工人每小时创造的价值量是一个“物化劳动小时”，即一个价值单位）。然而他一天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只有6个价值单位。资本家把新创价值的一半（6个价值单位）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另外6个单位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他的利润。在这个模型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均为6小时。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以及分配，提示了剩余价值的运动规律及其作用，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及其当代意义（读书感悟）1.实践应是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揭示出实践应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效率的活动，也可以说是高层次、高水平的实践，而非盲目的、低层次的、不顾后果的实践活动。

我们应不断总结实践的经验，并将其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中国实际应用和发展的理论，就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自主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2.实践是一种广义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所说的实践是千百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的实践，是形式广泛多样的实践。从实践主体的广泛性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博大的、开阔的、开放的。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如何建设和谐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从事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对此负有伟大的历史使命，而科学研究既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实验，也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实验，应改变过去只重视自然科学研究而比较忽略社会科学研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科学实验的片面观念。我们应该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合理互动与融合，共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3.实践是以人的实践

马克思强调的社会实践又是以人为本的实践。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的主体是人；二是实践的目的是为了人。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主体作为实践的出发点，使主体“认识自己，是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社会实践的目的是人，作为主体的人既然是实践的出发点是实践展开过程的承担者和发动者，同时也是实践结果的获得者。社会实践的目的应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满足人们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4.实践是一种创新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富于创造性。既然实践是一种创新的实践，因此我们对此就要有心理准备，做好知识储备，然后大胆进行创新的实践。

享乐主义的泛滥及其引导 篇5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大都抵制享乐主义,但是享乐主义思想却一直存在。在北魏以来奢侈享乐风气的影响下,高澄、高洋统治时期,享乐主义开始抬头。高湛统治时期,北齐政策日趋保守,恩倖势力开始兴起,高湛日益沉迷于追求肉体感官的快乐。后主高纬时期,支撑北齐政权的宗室、勋贵和汉人士族都遭到重创,恩倖势力完全掌控了北齐政局,享乐主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享乐主义的兴盛和泛滥是北齐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享乐主义最早是古希腊人提出来的,德谟克利特、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提出了享乐主义的思想,他们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在此影响下,又产生了狭义的享乐主义也就是极端的享乐主义思想,把追求肉体和感官的快乐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

享乐主义是指把追求一切能够引起自己各种感官快乐的刺激看作是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思想观念.这种人一生都是在极力追求最大限度的感官享受中度过的.由于感官刺激只能由本人来体验，因此与享乐主义并存的是自我中心主义。他们把享受快乐(包括感官快乐、物质的肉体的快乐）当作人生唯一目的，并以此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标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享受玩乐作为人生的根本欲望和追求，并且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和占有。因此，“享乐主义”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奢侈思想的色彩。

在中国的词典里，享乐主义一直是个贬义词。它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一起为社会所鞭挞。享乐主义一般与物质消费联系在一起，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追求物质享受，这种人生观是低级的，是腐朽的，应该受到摒弃。

对于享乐主义，传媒在这方面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在使人们物质生活日益富有的过程中，也改变了其固有的统治方式，他们通过广告宣传、大众媒介把人的需求完全歪曲了，使人完全变成了“商品饥饿者”，使人们往往不是真的因为自己需要某种东西，而是因为别人有某种东西；不因为自己喜欢某种东西而去吃它，而是因为广告说应该吃这些东西。

弗洛姆说：“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那条„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人们“在消费上，永远感到饥饿。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而真正的„用‟，相形之下倒是次要的了。”

如今的享乐主义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更确切的说是年轻一代）的生活信条。当然，这些人一般是我们现在的白领阶层，他们拥有扎实的物质基础，且都倾向于追求时尚、名牌，1 向往精致的精英生活，他们的这种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上层和主流。他们的享乐主义观使得以往一致声讨的“享乐主义”多少有些弱化，享乐主义可以说已经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它的贬的一面逐渐模糊化了。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代表商业的享乐主义，特别是时尚生活的造势媒体，他们的对象是有极强消费能力的受众，随着消费的国际化，他们把受众引向了国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以中国的经济实力，这种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们现在的白领阶层。但是，随着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新的消费方式的出现，先享后劳，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消费理念，人们的消费欲望也在不断提高，于是社会上出现负翁、月光族一类的新群体。当然，这是很危险的生活方式。

享乐主义使人们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人们用一切手段进行享受，用一切办法刺激自己的感官，必然造成人们的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加紧张。

他们都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就必然各自为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狼。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会难以建立起来。

时代在发展，生产力的水平在提高，人民生活日益富裕，但艰苦奋斗作为一种精神，始终是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动力，是我们党克难履险的法宝。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今后面临的任务更艰巨，问题更复杂，挑战更严峻，我们一点也不能松懈，更不能有丝毫骄傲自满、停止前进、追求享乐的念头。如果贪图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就会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绝不会造就健康的人生。近些年，少数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大都是从奢靡腐化、自我放纵开始的。生活上的腐化导致政治上的退化，贪图享乐成了他们灵魂扭曲、思想裂变的“催化剂”。当然，我们从来不主张过清教徒、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和正当的生活享受。但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肩负着神圣的责任，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和健康的生活情趣，永不停滞，永不懈怠。

享乐主义是一种颓废腐朽的思想，是与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任何为享乐主义张目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脚踏实地，扎实工作，自觉抵制贪图享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开拓进取。

享乐主义是艰苦奋斗的大敌，是腐败堕落的渊薮，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走向衰亡的起始。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要高度警惕享乐主义的侵蚀。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作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之一加以强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艰苦奋斗的重要性，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

论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及其影响 篇6

论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及其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占据了中国人生活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文化思潮下,所谓“消费”就不仅是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更是在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而且消费还参与了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是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它正在取得对思想、道德、知识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宰制或文化支配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大众认可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铸造了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化面貌和文艺价值取向.

作 者：刘小平LIU Xiao-ping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广东,广州,510420刊 名：长春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CHUN MUNICIPAL COMMITTEE年，卷(期)：“”(2)分类号：G05关键词：消费 消费主义 大众文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篇7

一、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提出的背景

恩格斯晚年, 一般是指自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以后直到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这段历史时期。在此期间, 恩格斯将早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19世纪末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为指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其后的无产阶级甚至整个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因而, 后人称其为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并不为过。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 恩格斯面临两重任务:一方面既要捍卫马克思生前关于社会主义的总的理论;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 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特点, 修正他和马克思早期共同确立的某些基本原则和结论, 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从而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 资本主义世界新变化

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和大发展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以后, 资本主义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连续发生的经济危机使生产和资本集中进一步加强, 垄断组织得到广泛发展, 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继续上升, 资产阶级的力量再度壮大, 政权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此时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逐步进入到垄断阶段。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各国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和充足的资金用来处理本国的工人运动。其中, 绝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被迫改变了过去对无产阶级的纯武装镇压政策, 而采取各项安抚措施缓和阶级矛盾, 以巩固本国资产阶级政权。

(二) 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

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也必然带来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大。同时, 历经多次革命实践, 欧洲工人运动的力量和组织等各方面能力都相应有了较大提高。此外, 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策由镇压为主逐渐转向安抚为主, 这在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因而, 自1870年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曾短暂低落的工人运动在此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为工人争取到了部分权利。无产阶级的物质与生活条件在此状况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 因此工人运动转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

在此情况下, 无产阶级内部出现思想危机:部分无产阶级面对蒸蒸日上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日益衰落和失败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进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逐渐失去信心;部分工人运动领袖被资产阶级政府蒙蔽或收买, 工人进行革命运动的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同时, 资本主义反对势力也乘机向马克思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展开猛烈抨击, 歪曲批判马克思主义。

总的说来, 恩格斯晚年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而, 如何维护和发展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理论指导地位成为一件关系到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产生的最大背景。

二、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内容主要涉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策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 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他在综合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和总结早期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对早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理性思考和深入发展, 从而形成了其社会主义发展思想, 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后来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社会主义具有发展性

恩格斯在其晚年针对时代发展要求, 创造性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无止境的观点。他说,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一论断对于促使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 但是实现这一客观物质条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地变化和改革才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因而, 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选择、制定和体制的构建就应当根据时代和社会实际发展水平的发展变化进行合理调整和变革。

(二) 无产阶级必须坚定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

当时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 而面对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实力相当强大, 因而恩格斯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 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是, 无产阶级不能因此而怀疑自己的信仰或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因为, 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每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 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 通过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秩序的、不断的改革来解决其社会基本矛盾, 不断总结经验, 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持续发展和逐步走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面对困难, 必须在清醒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同时, 更要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人类的最高理想结合起来, 通过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的逐步完善, 为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奠定基础。因此, 必须坚定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 为推动社会主义最高目标的实现切实。

三、恩格斯晚年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斯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深刻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不但在内容上丰富了该理论, 更在内涵上加强了该理论的科学性。尤其对我国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认真学习和思考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 有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同志和历代领导人所坚持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有助于推进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革工作。具体说来,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 在道路上, 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恩格斯在提出社会主义发展无止境的思想时, 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人, 必须坚定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 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必须考虑吸取的。此外, 在当前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进程中, 思想文化领域涌现出一批高呼“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口号的文人学者。其中部分人要求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 攻击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欠缺理性思考的。中国近代的历次革命和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已然证明, 罔顾国情, 以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只言片语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因而, 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 必须认清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避免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二) 在实践上, 坚持与时俱进,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

恩格斯认为, 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 即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都以开始, 至今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生产力得到巨大飞跃。但长期受苏联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影响以及延续数千年的传统专制思想等因素对中国影响深远。在经济上, 政府权力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屡屡发生, 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规范与深化;在政治上, 社会主义民主改革面临强大阻力, 步伐缓慢, 效果欠佳;在社会方面, 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问题矛盾突出, 压力较大。这些社会广泛存在的问题极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相距甚远。因而, 切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改革, 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小结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 篇8

关键词:学术资本主义;大学科研;市场导向型研究;科研文化

依据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 Leslie)的界定,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是指大学组织或教师个人为获取外部资金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 [1] 其中,市场行为指大学直接的营利活动,包括专利申请以及随之而来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开办大学科技园、创立衍生公司、知识入股、出售教育产品和服务等创收活动;类似市场的行为指院校和教师为获得外部资金而展开的竞争,包括来自外部的拨款和项目合同、捐款、大学产业伙伴关系等。学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性大学理念,影响了大学的科研导向及相应的科研组织与管理模式,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论。

一、全球范围内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

作为一种在经费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换为外部受益者提供科研服务来获取更多资金的做法,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1990年,爱德华·J·哈克特(Edward J. Hackett)就使用过“学术资本”这个词来总结学术性科学的结构性变化,并认为早在1965年时,韦伯就把医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国家学术资本主义进行过描述。 [2] 1997年,斯劳特和莱斯利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学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英国学者罗斯玛莉·迪恩(Rosemary Deen)则将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全球化、管理主义和大学创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3] 步入新世纪,斯劳特和加里·雷兹(Gary Rhoades)又合作出版了《学术资本主义和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一书,重点关注了以利益为导向的院校行为跟院校能力提升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适度修正。

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在适应外部环境与内在逻辑的过程中缓慢形成的。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的知识生产与控制的开始,19世纪后期专利申请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知识市场浮出水面,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则将学术推向资本化阶段。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各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强调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最大化,倾向于有目的的、短期的拨款机制,并要求高等学校提供配套资金或实现特定产出。与此同时,作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知识经济的关键性引导者,大学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对产业界获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产业部门对新知识及技术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加上政府为增强国家竞争力而有意识地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这多重力量汇聚到一起,促成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形成。

学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成源于政府拨款的减少和高校开支的增加。在澳大利亚,该国1990年联邦政府的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的69%,1999年该比例降至47%,2001年再降至43%。在英格兰,该国的高等教育生均拨款在1989年至1997年间减少了36%,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2003-2004年度的拨款仍然比1989年低33%之多。在美国,政府拨款占院校收入的比例从1973年的50%,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33%左右。与此同时,学生的学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从15%增加到22%,来自产业部门的合同收入和高校自身的创收占到近5成。 [4]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又在极力推动大学同产业部门的合作,努力为双方搭建合作平台。在美国,联邦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台了“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联邦技术转移法”、“中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等重要法案,以强化大学与产业界之间的伙伴关系,支持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界之间的技术转让和人员交流。在英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知识交流中心”,为校企双方开辟增进了解的渠道。在澳大利亚,政府于2003年建立了“高等学校评估框架”,以强化大学的科研质量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现实推动。资金上的压力迫使大学寻找新的来源,当这一需要契合了产业部门对新技术的追求时,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也由此确立了合法性。

二、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影响

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科研活动的组织与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术资本主义改变了大学社区内成员的人际关系,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学术科研人员自身的身份定位。

(一)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

学术资本主义首先影响了大学的学科发展重点,并由此改变了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政府对大学的兴趣集中在以科技创新带动国家竞争力提升上,因此更倾向于资助那些对落实国家创新战略有帮助的学科。由于免费拨给院校以支持基础研究的资金被削减,研发经费更多地被用于商业研究,因而受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将大大减少。学术人员不再是仅仅出于对学术事业的责任和兴趣献身学术,物质上的刺激成为他们在实验室里创造知识的最大动力。与此同时,学术资本主义的盛行又导致了大学内部的学科分裂,不同学科之间的等级序列鸿沟逐渐加大。那些与市场联系不太紧密的学科,比如基础研究与学理性质研究、哲学与人文社会艺术思想等领域,它们所能争取到的资源将愈加稀少。而工程技术、健康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法律及商务等学科,他们同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会更倾向于支持学术资本主义体制。

以学术资本主义最为盛行的美国为例。在1973到1990年间,美国高校中人文和基础科学领域的学生比例从45%减少到34%。同一时期,专业学位则从55%增加到62%。在专业教育领域,农业、教育、图书科学、公共事务、社会科学的比例逐年减少,工程领域(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的比例渐渐增加,商业领域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在20世纪80年代,学生选修最多的35门课程中,有6门是商业或会计领域,而在70年代只有2门属于商业领域。像美国文学、西方文明、美国历史、人文地理等课程选修量大减,而计算机科学、商业课程、市场管理等学科则增长明显。 [5]

(二)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科研的组织与管理

学术资本主义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还要求大学进行相应的组织与管理变革。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诸如技术转移办公室、远程教育学院、教育技术中心等机构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大学内部结构。科技孵化器、大学创业园等新事物的出现则为大学介入市场提供了直接渠道。许多院校还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包括有声望的富有校友、潜在的捐款人和可能吸纳毕业生的商人。这种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为学校筹集资金,帮助学校同外部产业界建立联系,向学校传达外部社会对课程设置、项目和毕业生的要求。这一切使得大学越来越像是一个混合、复杂的经济组织,而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与研究组织。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学术资本主义促成了大学中管理专业人员的出现。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批新的专业人员,他们既不是教师也不是行政人员,而是被界定为“支持性专业人员”(support professionals)或者是“管理专业人员”(managerial professionals)。 [6] 这些专业人员也拥有很高的学位和专业技能,但他们并不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们由上级聘任、评价或解聘,而不是像教师一样由同行评议。他们有的参与教师的教学工作,有的参与学术成果的技术转移工作,有的则通过专业发展和教学评估办公室参与教师的工作业绩评价。这些专业管理人员的存在,改变了大学内部的权力分布,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人员与教师”的二元模式,代表了一种新的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

(三)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了大学与大学社区成员的关系

学术资本主义及其衍生的市场化、公司化理念被大学社区人员广泛接受,并冲击着传统的社区内成员的人际关系。政府对待大学的方式越来越接近于政府对待企业的方式,大学也越来越像企业一样为“赚钱”而从事各种研究活动。与此同时,大学校长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大学的CEO,学生越来越把受教育看作是为获得更好的职位而进行的投资。学术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一种大学文化,影响着大学及大学社区成员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从而呈现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图景。

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人员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鲍威尔(Powell,W. W.)和欧文·史密斯(OwenSmith)认为,后现代时代的高校科研人员已越来越具有创业人特征。“传统的观点认为,大学科研人员应该是不关心自身利益而专注于探索真理的群体。这一观点已经被‘科学家-企业家’(scientist-entrepreneur)这种新的形象所取代,他们会在大学责任与公司行为之间平衡,既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也要追求研究人员、大学和投资人的实际回报。” [7] 为了保持或扩大资源,大学教师不得不去竞争那些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外部资金,从事那些应用性的、商业性的、目标明确的研究,把自己看作是出售自己知识和劳务的小商人,把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逐渐看作是与所在院校无关的事情,更多关注自己的私利而不是社会公益。

三、学术资本主义渗入大学科研引发的争论

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大学自身的属性定位、大学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大学内部的组织与管理架构、大学与政府和产业部门的关系、大学科研的发展走向,这些问题无不在学术资本主义渗入大学后发生了变化。就大学科研而言,大学的学术使命与科研成果的归属等问题吸引了更多关注。

(一)学术资本主义是否背离大学学术使命

传统的学术观念认为,大学的核心使命在于创造与传承知识并引领社会发展。一百年前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德雷帕(Andrew S. Draper)指出,“大学不能成为一个商业化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没有被称作是精神目标性的东西,没有道德方法。大学的目的就是解开真理之门,培养最伟大的男性和女性”。荷兰学者范富格特(Frans Van Vught)也认为,大学与产业界过于紧密的联系将改变大学的教育价值取向,“高等教育领域的任何变革都应该考虑大学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包括寻求真理、探索新知、服务现实社会生活等”[8] 。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产业逻辑与大学的核心使命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应该更多地生产基础知识并尽力推动其传播,而不是应用性的科研项目和专利保护。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根本对立,学术资本主义化后的大学可能会逐步远离利他和公共服务的价值观,转而信奉市场价值观。

学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则认为,学术资本化有利于大学充分开发学术资源优势来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夯实基础并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 [9] 学术资本主义不仅指通过学术活动获得外部收益,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知识体制。这一体制是由许多大学和学院内的人员所构成的一个新网络所创造的,他们同大学之外的团体组建新机构、更新旧机构,或者是重新定义大学的使命,以使大学能更紧密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变革。

(二)市场导向型研究是否利于学术发展

学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导向型研究是否利于学术发展是学者们热衷探讨的话题。齐曼(John Ziman)认为,学术资本主义这种后学术文化正在取代传统的学术研究文化,即是默顿(Robert Morton)所说的受学术内在动机激发的研究文化。市场逻辑主导学术活动标志着传统的学术观念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之间的根本对立。 [10] 斯科特(Peter Scott)进一步指出,“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不仅大学优先关注的研究领域发生了改变,学术研究的操作方式、主导价值观,乃至其核心理念都发生了变化” [11] 。在相同的市场导向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下,学术内部和学科间原有的多样性也渐渐淡化,从而带来了大学功能定位与文化类型的同质化。

赞成学术资本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市场规则和运作符合大学与外部社会的利益。学术经理人在传统的学术系部之外活动,推动着市场对学术的参与,有助于大学开展更适合现实需要的学术研究。他们强调,学术资本主义并不会消除学科差异,也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文化的同质化,传统学术文化和学术资本主义之间还是具有持续性的。一个针对材料工程专业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学者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文化整体上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传统的学术性目标并没有被削弱,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仍然是科研人员的首要追求,同产业部门的合作有利于研究人员了解最新的信息和技术变革,进而开展更具前沿性的研究。[12]

(三)公司化治理模式是否适合于大学科研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学术资本主义需要大学进行相应的组织及管理上的变革。由于大学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具有了产业主体的特征,因而大学内部也更倾向于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强调运用商业和资本运营手段提高大学科研的绩效。这种模式的核心观点认为,大学决策应该追求高效,而传统的“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模式则太过拖沓。出于增强管理的灵活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分配决策权力集中化的需要,大学决策开始更强调集权式的专业化管理,而不是基于共同治理理念的集体决策。

反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公司化治理模式不仅弱化了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角色,使得教师逐渐成为被管理的专业人员,而且也不适合大学这一特殊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公司化模式既没有意识到传统共同治理过程中协商和妥协的价值,也没有看到教师在学术项目、教学质量和组织定位方面参与决策的重要性。正如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所言,学术组织与市场组织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对学术组织而言,基于文化传统的“软治理”比强调理性化控制的“硬治理”会更合适,因为大学本质上仍然是有组织的无序结构。[13]由于教师通常是学术文化更坚定的支持者,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更有必要把教师吸纳到大学决策中来,确保大学不偏离其核心价值和学术使命。

(四)大学科研成果归属权如何公私分明

传统观念认为,公共部门必须与私有部门分离。大学作为享受国家资助的公共机构,作为现代文明的“轴心机构”,其创造的成果理应属于公共产品,不能涉及利益冲突。在政府支付大学办学经费和教师工资的情况下,学术人员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服务者,所创造的所有成果自然是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公共物品。但是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知识变身为私有产品,相关的院校、教师和合作方都有权从中获利。尽管大学仍然享受着国家的公共补助,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但大学也接受了产业部门和个人的资金投入。大学同时具有了公共部门和赢利主体的特性,大学学术人员则需要在独立的研究者和院校成员间平衡,这使得大学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变得复杂化。

20世纪3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著名的“五分之一原则”,规定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用于咨询或者通过参与企业挣钱,而不会受到质疑。这个制度使教授参与企业的活动合法化,对学术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通过的《贝多法案》(Bayh-Dole Act)对调节政府与大学间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法案除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归大学所有外,还鼓励大学申请成果专利或将其转移给产业部门,以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尽管如此,政府、大学、产业部门和科研人员间围绕成果归属问题仍然纠纷不断,这也说明学术资本主义给大学科研带来的巨大冲击及问题的复杂性。

四、结语

学术资本主义渗入大学科研后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它影响了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科研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以及学术科研人员自身的身份定位。就目前而言,这一影响对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得而知。开放系统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需要不断同环境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流,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并发挥功能。在大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强化的情况下,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在变,而在于大学在怎样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是否符合社会的利益。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如何在学术资本化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大学的核心使命和学术品味,在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保障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应有地位,在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大潮中不掉进功利化的陷阱,在顺应环境变革的同时延续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这是我们在学术资本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 Sheila Slaughter,Larry L. Leslie.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M].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7-8.

[2] Edward J. Hackett.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the 1990s: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f Academic Science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Vol. 61, No. 3,1990: 241-279.

[3] Rosemary Deem. Globalization,New Managerialism,Academic Capitalism and Entrepreneurialism in Universities: Is the Local Dimension Still Important?[J]. Comparative Education,Vol. 37,No. 1,2001:7-20.

[4] 唐晓玲,王正青.环境变化与大学管理革新:组织适应的理论视角[J].高教探索,2009(3):28—32.

[5] Gary R hoades,Sheila Slaughter. Academic Capitalism,Managed Professionals,and Supply-Side Higher Education [J]. Social Text 51,Vol. 15,No. 2,1997: 9-38.

[6] Gary R hoades. Capitalism,Academic Style,and Shared Governance [J]. Academe,Vol. 91,No. 3,2005: 38-43.

[7] Powell,W. W.,Owen-Smith,J. The new wor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 In: S. Brint (Ed.). 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C].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08.

[8] Frans Van Vught. The new context for academic quality[A]. In: D. D. Dill and B. Sporn(eds.). Emerging Patterns of Social Demand and University Reform: Through a Glass Darkly[C]. Oxford: Pergamon,1995: 209.

[9] Sheila Slaughter,Gary Rhoades.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 Markets,State,and Higher Education[M]. Baltimore,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 256.

[10] John Ziman.“Post-academic science”: Constructing knowledge with networks and norms [J]. Science Studies,Vol. 9,No. 1,1996: 67-80.

[11] Peter Scott.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J].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Vol. 3,No. 1,1997: 5-14.

[12] Pilar Mendoza,Joseph B. Berger. Academic Capitalism and Academic Culture: A Case Study[J].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rchive,Vol. 16,No. 23,2008: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