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篇1

关键词:高校学风建设;对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背景;不良现象

学风是学校师生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软环境。高校建设优良的学风，对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树立优良的思想品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对高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是当前高校不良学风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新常态下有针对性地加强高校学风建设，不仅是完成高校教学任务的前提，也是强化高校基础建设的大计，更是推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

一、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导致的高校不良学风现象

受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不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轻视真才实学，推崇“及格万岁”的观点。作业抄袭、考试作弊、课堂纪律松散、迟到、旷课等现象在高校中经常发生。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学生用所谓的就业前景、大学排行榜来衡量自己所学专业、就读学校是否有价值。在所谓的“冷门专业”和非重点大学中，不少学生认为自己就业前景堪忧，就算学好了专业知识将来在社会上也毫无竞争力，因此干脆不学习、不努力。此外，部分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把学校开设的课程按有无实际用途的标准来划分，并区别对待。他们仅对能迅速回馈效果的课程感兴趣，对基础课和思想政治课则不感兴趣;在课程学习上，不少学生对与短期目标关系不大的通识文化课不感兴趣，对此类课程常常是应付了事。由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普遍存在利己、短视、实用等现象。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高校的学风建设，进而阻碍国家的人才培养大计。

二、新常态下的高校学风建设对策

高校与外界交流频繁，高校生活就是社会生活的缩影，造成高校内学风涣散的原因不仅仅是学生单方面因素，社会环境、教师素质、考核制度等都对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方法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针对社会上盛行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风，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应从多方面入手，齐抓共管，形成促进高校优良学风的合力。

1.注重思想引领，多渠道倡导高校学风建设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主题，但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他们利用图书杂志、人才交流、大众传播媒介等方式把消极、腐朽的价值观输送进来，潜移默化地在青年一代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2］，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就是其武器之一。因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正确面对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强大的经济和网络文化影响，指导大学生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和制度，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保持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课堂是教书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程的育人作用，教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效抵制消极观念、腐朽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专业课教师应将情感目标、育人目标同时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教书的同时更要育人，为社会和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新青年;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者更应利用互联网、微博、即时聊天工具等大学生熟练使用和易于接受消息的新兴媒体，正面倡导积极思想，发起构建优良学风的号召，举办与学风建设相关的线上活动，使优良的学习风气充盈在学生可以接触到的线上、线下各方面。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还应深入到学生群体中，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调整、制定切实可行且针对性强的思想引领方案，做到有的放矢、点面结合。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辅导员、班主任应及时了解学生情况，提供必要的经济扶助，将解决思想问题和生活困难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将重心放在学习上。

2.推行课程改革，多种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针对学生对基础课和思政课兴趣不高的现象，高校教师应当用丰富的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把难懂的教材语言变为学生可以理解、乐于接受的语言，融知识性、启发性和可接受性为一体;把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培养其自信心结合起来，以激发大学生学习的内部驱动力为教学目标之一［3］，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课程的考核方式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倡导形成性考核，在学习评价的过程中加大学生平时表现的比重、增加实践和讨论环节的比重，减少甚至取消笔试考核方式。学校自2014年9月开始尝试改革《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模式，改教师满堂灌为学生上台讲，学生根据期初教师给定的若干话题分成小组轮流上台报告调查结果，接受教师和台下同学的质询。师生共同探讨道德和法律问题，使学生既辨明是非又锻炼了思辨能力，还学习了课程内容，师生一致认为这样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法更受学生的接纳和喜爱，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高，对课程内容的掌握也更深入。除了课堂学习，第二课堂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帮助学生巩固提高课堂知识的有效平台。辅导员、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应共同努力为学生举办有益于学生成长学习的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将之与第一课堂紧密联系、互相弥补，最大效力地激发学生参与活动和学习的热情。在组织和开展活动时，可适当利用学生急于从活动中有所习得、急于将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心理，在活动中融入基础知识，使学生意识到夯实专业基础的重要性，使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学习兴趣在活动中得到有效提升。

3.加强教学管理，多形式严抓学生的学习纪律

每所学校在其发展历程中，必定积淀了独具特色的校园传统和优良学风。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者在进行学生的日常管理时，要利用新生入学教育、思想政治学习、班会、团会等机会，组织学生学习学籍管理、纪律处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依靠学生干部团体，严肃课堂纪律、加大课堂考勤力度，对于违反学习纪律的学生，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并给予适当处理。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科任教师应坚持管教与管学相结合，对上课时学生的不良行为予以主动教育和制止，加强对课堂秩序的管理。学生工作者应以每次评优评先为契机，在学生群体中树立“学习标兵”“学术之星”“学习型宿舍”“先进班级”等典型，用榜样的示范作用带动全体学生，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学习氛围。另外，要加强学生党建工作，以党建工作促进学风建设，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对学生会、社团等各类学生组织的指导，引导他们多举办有利于学习的活动，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除此之外，高校应倡导政工干部在进行学风建设工作时打破所带班级、专业的界限，进行跨年级、跨专业的合作。辅导员、教师应促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高年级学生或其他专业的同年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研究生在思想、实践、学习、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引领本科生成长;利用高年级学生在课程结构、学习方法、校园生活等方面的熟悉度，引领、帮助低年级学生构建优良学风;利用学生对其他专业领域的好奇心，通过拓宽不同专业学生间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一所高校学风的好坏，影响的不只是学生在校几年的学习情况，还能够影响学生今后在社会上做人、做事的态度，影响学生一生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在进行日常教育和管理时，应发挥学风建设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核心作用［4］，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规范管理，严格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学风建设活动为载体，寓教于乐，润物无声;以优秀的教师、学友、同龄人为榜样，言传身教，创先争优;以畅通的消息传递渠道和多元的思想引领为辅助，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和文化环境，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杨振斌，冯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59．

［2］小草．抵制西方价值观渗透，是高校反对和平演变的重要任务［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2，(1):16—20．

［3］王瑜瑜．课堂教学与学风建设的有机融合［J］．教育教学论坛，2014，(11):82—83．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篇2

一、英美文学赏析看所谓的主义

很久以来, 人们在对《简爱》的赏析中, 都把他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 然而站在客观公正的历史话语权上探究, 这种认识无疑是偏颇的。人人追求自由、平等、尊严的心态是亘古不变的。在寻求对自身价值和尊严的追求中, 谁能说这是一种错。

女性主义价值的体现, 主要是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看。作为女性, 最重要的是不屈服于命运。安于现状、忍辱负重, 那就无法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尊重与爱, 并勇敢的追求自身的幸福。至于大男子主义色调下敢于对坎坷不平的命运作斗争的罗切斯特来说, 无疑。简爱是令他尊敬和敬仰的。女性, 从来都不是弱者, 弱者的地位是自己认同的, 也只有自己才能改善。在《简爱》中, 作为庄园主人的罗切斯特, 实质上是男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富有, 脾气阴晴不定, 有一段不甚如意的婚姻, 并有前妻。作为男性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富有、有才气、为人骄傲, 深爱间却有意试探。在两人深深相爱并结婚时, 简爱知道了他的曾经, 作为这段感情的受害者, 黯然消失, 而在后来庄园被焚毁而罗切斯特毁容3时, 毅然决然的决定下嫁他。对于平凡人的爱情, 即便在有了财富和荣耀以外, 仍然能够以最虔诚的心态去接纳自身所爱, 不得不说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光辉……

相比简爱来说, 《苔丝》的苦难, 无疑是最人性化的。人生幸运与否, 就要看他是否以积极阳光的心态去面对了。生活, 对于苔丝而言, 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作为上层牧师的亚雷, 满口的仁义道德, 是对男性社会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在道德枷锁控制下的苔丝, 先是对真爱充满幻想, 却无情地被这个时代的卑劣深深的伤害。这是男性主义下, 怎样的爱。以“爱”的名义, 无情的毁掉了苔丝的幸福。当时的社会现状你, 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 都是伪善的, 披着身份的狼皮, 欺骗纯真的少女。作为苔丝, 身处的历史背景不同, 所受的思想和道德观念都是她为自己树立的牢笼。

不能说简爱比苔丝多勇敢, 就单以简爱的敢爱敢恨而言, 苔丝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是有其自身局限性的, 女性主义的光环笼罩在他们肩上, 这两部著作无疑都成为国际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对于男性主义的倡导和弘扬上, 不得不说, 具有其时代性的特点。亚雷自身的素质决定了他作为暴发户的低劣品格, 而同样口口声声说爱苔丝的克莱, 却同样无情抛弃了苔丝。苔丝最后被无情的绞死却仍旧立遗嘱让克莱和妹妹拥有美满的家庭。女性主义的善良隐忍都体现在苔丝对克莱的一腔爱意之中。

从两则英美文学赏析中, 我们看到的都是女性主义的美好一面。男性主义的世界里, 只有战争、伪善和欺骗。这不得不说是女性的悲哀。

从古及今的性别歧视和差别对待, 都使得作为女性主义的世界一多半人民处于长期不被重视的局面, 从体育运动项目对女子参选的限制, 到国会参政议政中寥寥无几的女性代表, 到沙特阿拉伯地区对女性出行蒙面纱的不合理要求, 在到现在职场上某些岗位拒绝招收女性等等。无一不与女性作为平等世界建设一份子却在各方面受到压迫限制, 这种种行为都背离了现代认识论中中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在对女性主义的支持中, 《苔丝》和《简爱》都可以作为正面素材进行及时合理的研究。男女性利益在现代的政治经济环境中, 都没有原则上的冲突。关于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议题研究讨论中, 要找到二者的利益共通点, 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贡献力量。

唤醒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是我们从《苔丝》中学到的, 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活动领域, 都应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和屈从而走向独立自强之路。将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 对于性别体系绝不认同, 同权威挑战, 将广大女性从思想的局限性中走出。

同时对于女性主义, 不能全盘的同情和坚持特殊的优待, 而是要以现时的眼光对其综合评判, 女性主义思潮的泛滥, 一定程度上, 对于国际间男女比例的改观, 影响意义注定是深刻的。盲目地将女权置于高位, 而不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此进行审视。在对于未来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间寻求一条崭新的出路, 任重而道远。在现实的文学赏析中, 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去对此作出评价。任何利益和权利的获得, 都是要在遵循一定法律法规道德的基础之上的, 永远不可孤立存在, 也不可能主动消亡, 权利和义务都需要男女性共同参与, 缺一不可。现代化的建设, 必须要在对双方关系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 才能实现人人生而平等。

二、总结

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 才是现代思想认识上最合理的解释。任何历史上关于男女权主义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今社会, 无论在职业生活和参与国家政治治理方面, 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 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对于现代落后的农村地区, 利用B超技术盲目剥夺女性生命权利的行为, 仍然屡见不鲜。这无论是在思想认识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所引发的弊端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和认识的偏颇, 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抹杀的, 只有坚持, 以公平的姿态, 让广大女性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 从政和消除职业门槛, 是最行之有效的方针策略。

摘要：历史发展到今天, 女性主义和男性主义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从矛盾的对立面上考虑, 这不仅是权利和认识之争我, 同时也是人性对于地位和价值的思考方式出发点不同。没有利益交谈的共通点, 就无法排解掉这千年间的矛盾。

关键词：简爱,苔丝,女性主义,男性主义

参考文献

[1]吴晶;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英国文学作品对比解析[J]华章;2012 (6)

[2]李丹;从木子美到小月月:社会厌女症的网络表达探析[J];东南传播;2011 (8)

[3]吴芳;西方男性学者视角下的女性主义[M];华东师范大学;2011

[4]黄燕;男权社会的别传——毕飞宇“女权叙事文学”的另类解读[N];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习靠学报;2009 (3)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篇3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noname这么生气呢?电子竞技奥斯卡他不是获得了最佳新闻工作者的提名吗?ESWC上Fnatic第三名的成绩也应该说得过去吧。可是他并不是要说这些(画外音：你把俺们家noname看得也太肤浅了吧!)作为在英国生活的印度人，他对欧洲的电子竞技状况肯定了解得十分透彻，究竟在这两项重大事件中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呢?nonarne又是从哪种角度来评价它们的呢?我想现在所有的人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另外，Fnatic在本次ESWC上的表现我想可以打到70分左右的成绩。第三名的成绩虽然对于Fnatic来说并不满足，但也够不上失望的档次。不过这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与eSTRO的比赛中输得比较有争议。首先eSTRO在de_nuke的比赛中登上了一座禁止攀登的小山；另外在中途fOrest的机器掉线，然而主办方则不给fOrest调钱，就直接让他上场比赛，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也想问一句，为什么总是eSTRO的比赛会出现争议?

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eSTRO还是给MYM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也代表亚洲在世界上展示了我们CS的风采。也许我们没有资格说他们，因为我们的队伍实在是很不争气，我们也对eSTRO最后的失利有些惋惜，因为韩国人确实十分努力，却总也摆脱不了万年老二的命运。其他的话让noname去说吧，我是不是有些自私?

电子竞技奥斯卡

几乎所有万里挑一的人都在等待着这个已经列在电子竞技日程中的庆典。始于2005年的电子竞技奥斯卡(eSports Awards)为电子竞技项目设立了众多的奖项，许多人都为能够获得这个奖项的提名而感到骄傲，但是今年的电竞奧斯卡似乎已经让某些人失去了信任。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写完了这篇文章。一方面来说我很荣幸参与了这次奖项的评选，作为一直站在大众背后的电子竞技新闻工作者，我获得了这次电竞奥斯卡的提名，这说明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另一方面，我不得不说一说这次奖项的评选所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举例来说获得年度最佳战队的mousesports，他们今年的最好成绩只是ESL EM大师赛的冠军，而Fnatic的CS战队获得的成绩远比这要好，几乎所有大型赛事的前三名毫无疑问是非常出色的成绩，然而他们却没有获得任何一项奖项。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在耿耿于怀，就是关于最佳电竞新闻工作者的奖项，我认为那些得到这个奖项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很出名。就拿我被提名这件事来说吧，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的，相对于那些出色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我觉得很惭愧。说老实话我并不觉得我采访的风格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有一些无聊，因为我总是在重复很多问题。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很善于撰写一些有见地的调查性文章，而这正是我所缺乏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被提名了，虽然我肯定不会获得最终的奖项，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已经剥夺了其他人获得提名的机会。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明年我将不会再提交申请，除非我能够写出非常好的文章来。比如说我曾经选送了3篇文章，而且其中有一篇文章很不错，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入选，倒是我比较著名的采访ToD的文章让我获得了提名的机会。对于此我有些失望和沮丧，因为我试图去创新，让我的采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变得十分尖锐和受欢迎，然而看起来不管什么时候，选择热门话题都是第一位的。

今年的电竞奥斯卡还有一项特殊的地方就是由评判团来决定个奖项的归属，而去年这个权利是属于投票人的。今年的这个改变相比去年来说明显缺少了民意的支持，就像那个著名的《美国偶像》(美国著名的选秀节目，由三名评委宋决定参赛选手的成绩)一样。看看这个评审团你就会知道，他们试图让那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玩家来选举最优秀新闻工作者，但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什么是电竞奥斯卡，甚至可能他们只是过来投给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人一票，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SK的Carmac获此殊荣。当然我不是在说这中间有暗箱操作，只是看起来他的胜利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在提名的名单上而已。我唯一生气的是这一切看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当然，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指电竞奥斯卡)?这就像是简单的流水线工作而已。

据很多业内人士表示，电子竞技奥斯卡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闹剧，而举办它的人似乎根本没有建设性提升它的品牌价值的打算。最佳电竞新闻工作者奖项的评选仍然只限于德国那些在当地媒体中撰写主要文章的作者。一些墨守成规的东西让电子竞技奥斯卡的含金量大打折扣，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奖项的得主都是十分平庸的，倒是提名中的人有一些确实在业界内引起过一些轰动。我想除非事情得到改变，那些一直默默无闻工作着的人们才能更加容易地找到自己所存在的意义。不然的话那些不够出名的人，没有自己Fans的人将会永远被冷落一旁。那些得到提名的新闻工作者，10次中有3次都是他们，这还要继续下去吗。

也许是时候设立一个属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奖项，而不是仅仅限于欧洲，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认识，让所有的电子竞技游戏和从业者所做的工作都能够得到承认。这个年轻的产业只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才兴盛起来的，但是竟然有“终身成就奖”这样一个愚蠢的奖项，这对得奖的行业代表人物fal ality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电子竞技奥斯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ESWC世界总决赛

我们都看到谁(WhO)赢了，MYM的夺冠历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轻松的，同时我想说我们的运气也不赖，但是我不能那么说。在Fnatic对阵eSTRO的时候，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cAm也在Fnatic的网站上对于这件事情发表了看法，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搞清楚，那就是裁判到底应不应该依照事先准备好的规则来办事。当然我不是一个CS职业玩家，我玩这个游戏也玩得不好。只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赛事大多数的举办者从来没有想到过“最坏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目光实在是过于短浅，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什么时候比赛能够完成。根据我个人的猜测，大多数的举办者处理事情的原则只有两点：

1、我们要让所有的比赛都按时完成，

2、所在的比赛都必须服从于转播。

如果你学过市场管理的话，有一个名词你一定很熟悉，那就是“没有远见的市场”，这么看来世界上99％的电子竞技赛事组织者都有这毛病，准备的不充足和缺乏决策让整个职业电子竞技界都面临此道。同时一些组织者从来没想过他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只是看起来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看起来简直太愚蠢了。

这就是ESWC上真实发生的故事，组织者没有站在更高的层面上考虑问题。eSTRO不断地破坏规则，只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WCG上也是一样，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能使用小跳，所以责任就在于WCG。我只能说他们干得漂亮。但是还是要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让我知道电子竞技其实并不是那么专业，而且糟糕的组织让他们能够蒙混过关，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中。最后MYM在eSTRO最强的地图上击败了他们，所以他们也就不能说什么了。

写下最后

War3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WhO的崛起是这次比赛最大的新闻，他直落两盘轻松击败Sky的比赛让人们想起了SoJu，也在Creolophous之后让我们欣赏到了更加精彩的同族内战。WhO的比赛很完美，他十分了解他的对手，而且考虑到了所有他应该考虑到的细节，所以很容易地控制了比赛，他的崛起是如此之快，我想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仍然会保持这种状态。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篇4

当前，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冲刺期，留给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剩下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凡事拖不得、等不起、慢不得，已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共识。但仍有少部分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管不顾、漫不经心，成为被“拖延症”附身的“拖沓”大王。

政治站位不高，导致思想拖沓。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先后召开7个专题会议。从延安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贵阳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到银川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从太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到成都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再到重庆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50多次考察调研，一次次翻山越岭、一次次顶风冒雪，习近平总书记永远与人民心连心。他常说，扶贫是他牵挂最多、花精力最多的一件事。但反观少部分同志，在攻克最后贫困堡垒的冲锋号已经吹响的时候，依然没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政治站位不高，紧迫感、责任感不强，对扶贫工作不够重视、不够上心，还存有“绕道走”“将就干”的拖沓想法。

精神意志不强，导致进度拖沓。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剩余脱贫任务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有的孩子反复失学辍学，不少乡村医疗服务水平低，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量不高，有的地方安全饮水不稳定，还存在季节性缺水。但少部分地区在脱贫摘帽之后，工作重心转移、投入力度下降、干部精力分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禁不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仍有发生;部分干部思想松懈、精神放松、意志不强，认为前期工作已经做得够扎实了，自己也很辛苦，不愿再为扶贫工作“奔波劳累”，产生了“抵触心理”“厌战情绪”。精神不振、意志不强，无心干、不想干，不仅影响了大家齐心协力、合力攻坚的干事氛围，更贻误了“脱贫战机”，导致各块工作进度缓慢。行百里者半九十，大考在即、胜利在望，只有全体党员干部努力克服自身“短板缺陷”，一鼓作气、乘势而为，才能朝着脱贫攻坚既定目标不断前进。

方法措施不力，导致成效拖沓。要实现高质量脱贫，除了要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夯实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防止虚假脱贫、返贫之外，还离不开精准有力的措施。如果措施不当，不仅不能使脱贫质量得到提高，还会使脱贫成效“大打折扣”。这其中就在考验着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因为扶贫工作从各项政策的制定到实施都需要人的参与。如何统筹好常规工作和扶贫工作，如何协调好各方关系，如何安排部署每项扶贫工作，如何跟踪问效抓落实。只有每一个步骤都做到环环相扣、紧密配合，才能使脱贫质量得到保证。如果只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落实起来轻飘飘”，那么不仅会加重基层负担，还会降低脱贫成效。只有少一些“火烧眉毛”时的“临时抱佛脚”，多一些“细水长流般”的“点滴督促落实”，才能使脱贫工作稳扎稳打。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篇5

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而难以沟通，相反，三者之间往往出现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那种以“冷战思维”来张扬激进主义或新激进主义（如新左派），抑制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做法早已过时。在世纪之交，我们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跨文化跨学科角度，来看文化的双向选择和文化的误读与重释，进而审理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价值差异与思想互补问题。

要弄清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怎样交织缠绕，它们同自由主义的复杂关系，[①] 并怎样此起彼伏进行着权力较量的，需要我们走向历史语境之中，对其权力关系、历史发展和价值趋向加以多角度考察。

一 中国现代化语境中的知识启蒙

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②] 无论是世纪初还是世纪末，中国现代化与现代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历程就是知识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光的过程。

回首世纪风云，可以看到，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几乎每十年就出现一大变上。这与三千年文化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频繁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变中，“本土化”与“全球化”形成强大的话语张力，知识启蒙者的命运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志：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开端，知识与权力开始分化，启蒙意识抬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活剧；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颇具世纪开端象征意味的“选择”，使知识分子面临“土”与“洋”的空前尴尬的二难选择；1911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式建立民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氛围中展望“共和”远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知识分子担当起旧世界埋葬者和新世纪开创者的启蒙使命，并在传统与现代这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中，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世纪之争；20年代末，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处于国家前途的焦虑和个体命运的沉浮之中；1938年以后，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使其在两种制度中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观念的冲突；1949年，共和国建立，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和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尔后，一切生存方式和言论方式都纳入意识形态的熔炉重新塑形；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又使知识分子在曲折的心路历程中进行“原罪”体认；“文革”十年，知识分子从造神崇拜走向怀疑反思，从历史盲点走向反思历史；1979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真理与实践的思索，发出了思想解放的呐喊，进入了对“文革”伤痕苦难的沉思与对知识禁果的求索时期；1989年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新时期的精神神话开始被解构，社会文化出现多元转型。整个90年代，知识分子都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本土化与全球化冲突的跨世纪焦虑，而且，这一系列问题还将延伸到下个世纪。

自“五四”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就体现在启蒙与救国的双重性上。启蒙即以西方之文明（科学与民主）启中国之蒙昧，从而使之现代化；救国源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强权话语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颠覆性、侵略性危险，为葆有民族生存活力，知识分子被迫拒斥西方。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世纪性苦涩：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学西方，而学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因此，只能“中体西用”，以保持民族之本。这种怪圈在80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要开放、强国，必须学西方，但同时，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一些东西，即学西方只限制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有保留地学习其制度，而在观念价值等文化核心层面上则又对其加以拒斥。总之，“强国”是“用”，“立国”是“本”。这或许是百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际国情。

然而，这种“体用二分”也使中国饱受两极波动之苦。一谈启蒙则深恐“全盘西化”而走向激进主义，一惊恐“文化殖民”，立即又倡“反和平演变”（90年代初），从而反现代化而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因此，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强国与立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多元对立，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分外艰难，启蒙者心态分外复杂，文化策略丧失全盘视野而日益走向功利实用。

不妨说，如何站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世界性的眼光看中国现代化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反思中国学术思想中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世纪之争，不仅是当代中国知识启蒙者的一个迫切任务，而且也是真正进入跨世纪文化语境的基本前提。

二 激进主义与反激进主义姿态

激进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历史悠久。但是在20世纪却造成了巨大历史问题和世纪性难题，使得近些年学界对激进主义深加清理。有学者认为：“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是硬币的两面。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激进主义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爱走极端、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由于受其进步观念的指导，激进主义信奉一种抽象的解放。决裂是解放的先导，解放是决裂的归宿。这种解放的后果往往是丧失已有的自由，跌入更加深重的奴役……激进主义者极力主张造反有理，大乱才能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彻底决裂，更换人间等等一系列极端路线。”[③]这种看法，虽然言述过于冲动，但是在其中还是可以看到矫枉过正的历史反省的真实意图的。

在1989年的巨变以后，美籍日裔思想家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看法，认为冷战后两个世界对峙的格局已然消解，意识形态已经失效，那种对立的历史已终结，剩下一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延续。[④]与此相对，在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则提出了“反和平演变”。从这一相互对立的看法，可以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从激进主义的思潮到反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内在理路。

严格地说，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思潮与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有着根本的区别。一般而言，存在两种激进主义：一是政治激进主义，二是文化激进主义。二者既相联系，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区别。

（一）政治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话语大体可分为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其基本特征在于总是从国家政治的控制具体实施上着眼，强调消除纯粹个人的价值意向，而将个体整合到整体性的权力机器上去。

权力神话。这是激进主义最具特色的特征，它表现出一种理想的浪漫激情，这是因为，激进主义大多接受了一种乌托邦理想，强调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都要与一种激进的、中心的、为未来乌托邦而努力的姿态，其理论底蕴是进步和理性，坚持未来比现在更美好的历史观，对未来充满着历史乐观的看法。然而，权力神话在对未来、对理想、对乌托邦具体展开的模式中，却过分重视权力甚至暴力，即一个阶级集团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剥夺式的血与火的斗争。因此，这种权力、暴力、武力使权力神话在其社会实践运作中，往往出现一些与专制和独裁难以割离的联系，所以也每每为学者所批评。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权力革命神话的合法性加以质疑，激进神话日益失去人心，成为反权威和丧失客观价值尺度的社会历史剩余物。

政治神话。其强调政治的权力运作，以及对现实的多种力量的控制，不管是话语控制、政治控制，还是社会集团、宗教信仰的控制，都统统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80年代的激进主义在政治神话上表征为一种政治体制的转型，使政治与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人们感到经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政治的体制性改革，政治在其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改变现实的本质。在政治激进主义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宣传说教和话语灌输，而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潮之中，政治话语开始走向式微是有目共睹的。

意识形态的神话。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其在冷战时期成为不同观念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使得今天消解意识形态的风气仍然十分盛行。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两种主要功能，其一是用抽象的理念代替真实的现实状况，用空想的美妙方式设定一种虚构方案以解决当下复杂的现实问题，因而具有乌托邦的功能；其二是借以宣传某一政治集团，并将这一政治集团的利益解释成为大众的利益（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还存在彼此对立的多种不同看法，起码阿尔都塞就提出有七种意识形态。而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1991）中，则列出了16条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定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仍然是权力合法性的建立和权力正当性的阐释问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神话总是使得知识者不断地追问：处于意识形态网络结构中的权力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控制的策略以及权力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在改革时代，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改革中推导出来吗？而且，意识形态怎样才能消除冷战思维模式，而走向新的权力阐释理论。

在我看来，权力话语总是具体的权力，并在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或部分或总体的转移，使政治权力的控制和整合得以确立。这意味着，一切造神的神话在新的社会发展中已经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如何走向真正的对话，走向社会均衡全面的发展，实在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重要事情，并应尽早进入公众论域的言述中。

（二）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而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启蒙”，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者重在“破”，后者重在“立”。

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启蒙是一个重要话题，对这一点，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康德提出了“何为启蒙”，福科同样提出了“何为启蒙”，这是两种对人、对历史、对理性、理想的不同观念的纠结。现代性启蒙的核心是乌托邦情结，这是启蒙以来的一种最为普遍心态。启蒙的知识精英以“启蒙”为旨归，以追求知识为根本目的，在现实中追求超验事物，并企求在意义和象征世界中，解决世界人生重大问题。

启蒙知识精英的合法性在于他们似乎掌握着“启蒙”话语权，这种合法性导致他们必然以乌托邦为其依据而批判现实，并在批判现实中“造神”。然而，这一话语策略使古今中外的启蒙者常常掉进一个陷阱中，即将批判性锋芒集中指向对象，而忘掉指向自己和指向自己“背靠”的根基。于是，他们在谈论时代政治的同时，自己常常变成为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其批判意识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于是，由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神话，终于走向了这一神话的“消解”。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成为现代性启蒙转型的节点。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取代了启蒙乌托邦。于是，启蒙者从“介入型”，如萨特那样走在民众前列去呼吁真理的神话，变为介入与非介入之间的“中间型”，如在讲坛、沙龙里仍就自由解放高谈阔论。却不再有唤醒民众的热情行动；再变为“非介入型”，即像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那样由现实退回到书斋，在文本世界里消解话语结构，打破语言牢房，颠覆意识形态神话，抵牾所有重建理性的企图，在哲学话语的“游戏”中，掀起书本世界里类似前苏格拉底雅典诡辩学派的喧哗声。乌托邦崩溃了，启蒙者精神出现了空场，“解构策略”似乎从“边缘”滑向了“中心”而成了新的“神话”。

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并非是近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就西方而言，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就出现了人类最早的乌托邦思想——道德理想主义思潮。而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也相当悠久。而在20世纪中提出这一思想并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牟宗三，他在《道德的理想主义》序中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可以通过道统、学统、政统将这种‘内圣’之泛道德主义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将本体论道德化。当然，这条新儒家的道路已经不再具有激进色彩，因而被人划归保守主义的阵容。

到了90年代，中国出现了“另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张承志和张炜。他们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出现精神萎顿、大众文化流行、崇高价值遭到亵渎之时，提出了与整个世俗社会和大众文化对立的激进主义主张，即“逆着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潮，我的小船又顶着风起航了”。张承志强调“以笔为旗”，呼唤“清洁的精神”，以此来对抗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中文人的丑恶、思想的堕落和社会的平庸；而张炜则提出了“拒绝宽容”。在我看来，道德理想主义思潮，在90年代初期经济私有化浪潮中，有着理性的冷静和现实的审理态度。这种尖锐抗争的精神，秉持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即强调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坚持道德化、理想化的倾向，固守时代的正面精神，遵从崇高，讲求人的尊严，要将被世俗社会放逐的神圣感重新寻找回来，而赋予时代一种人文色彩浓郁的精神性乌托邦。所以，道德理想主义其实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守护着精神信仰，要以鲜明的理想色彩去剥离社会的腐败现象，去批判拜金主义，剖析工具理性，获得真正的价值理性。他们对文学价值看得非常重，以笔为旗，以笔作为揭露、宣传和价值判断的准绳。正唯此，他们对文学十分虔诚，强调一种独特的精英意识，这在90年代具有不容轻视的意义。但是，如果将这这种道德化倾向施加在整个社会的发展的领域的评估，则有泛道德化的可能性。而这种泛道德化所导致的灾难，在我们的记忆中已是再难抹去的。

然而，也有人提出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所秉持的激进主义思潮，在90年代事实上是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有可能会阻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形成，有可能导致将乌托邦推向极端而形成新的极权主义，甚至与政治神学相结合出现文化专制主义，还会毁灭多元价值格局，使改革开放受到限制等等。这类担心某种程度上有其合法性，因为过分强调的道德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如果超出了自己的度，而将自己道德化、理想化的东西作为普世性的要求他人存在的理由和尺度，以此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确乎可以导致一种新的精神一元化模式，这对现代性多元社会十分不利。但如果这种要求“清洁的精神”仅是其个人选择，或作为其自身学术写作的规范和准则，我以为任何人都无可厚非。因为在整个社会趋向于失序状态、出现拜金主义的时候，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呼声，已经完全不同于那种政治激进主义的神话，而具有其现实社会中个人遗世独立的价值选择意义。

对激进主义的，我以为王元化的反思具有深度性和代表性。他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指出：“我不是把左的称为激进，右的称为保守。有些习惯称为极右的政党，如法西斯等，照我的说法也是激进的。因为我说的激进是指思想狂热，见解偏激，喜爱暴力，趋向极端。这也是就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而言的。有些人立场不同，观点两样，在道德品质上也完全相反，但在思维模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也可能是类似，甚至是一样的。”[⑤]可以说，这种认识超越了一般的简单的标签式的划分，而是进入到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深度分析中，使人能对激进主义的弊端有新的体认。

三 当代保守主义的文化心态

在整个20世纪，除了激进主义以外，保守主义同样与“现代性”（modernity）问题紧密相关。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哈贝马斯将现代性作为对保守主义界定的一个重要标尺。[⑥]

在哈贝马斯看来，保守主义有三种不同形态，一种是“老保守主义”，即要求在政治诉求上的一种保守僵化的思维定式，从历史着眼，要退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形态上去；第二种是“新保守主义”，即在接受“现代性”的经济生存方式和技术信息特征的同时，力求减少文化现代主义潜在的破坏性，减少激进主义的浪漫色彩；第三种是“青年保守主义”（young conservatism），则以非中心、边缘化、无主体、无深度的方式，来消解现代性的叙事模式和话语方式，不仅否定了文化的现代性，同时也否定了社会的现代性，可以说是宣告了现代性的彻底消亡。[⑦]而后者即青年保守主义往往指称是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等解构主义思潮。

事实上，对究竟什么是“保守主义”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疑问，因为，在学术界看来，解构主义在20世纪恰好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反现代性思潮，然而，在哈贝马斯那里却归属于青年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这种差异耐人寻味。

而且保守主义在中国的问题还相当复杂，使之在意义界定、价值取向、思想评价等方面，形成话语共识的破裂。甘阳认为：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并以此出发而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对几乎所有问题都有某种现成答案的新的意识形态。“90年代中国思想界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广有市场的保守主义话语系统，这个系统一方面有一个保守主义理论话语为基础或核心，另一方面则又表现为更具体的保守主义历史话语、保守主义文化话语、保守主义政治话语以及保守主义经济话语。”[⑧]甘阳这种对保守主义的警惕和批评，一方面有其对80年代激进主义西划时代的怀恋，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下的“伪精英主义”的批判。

与甘阳的学术路径不同，刘军宁在《保守主义》一书中，对保守主义作了整体性研究和正面价值的评价，认为：“保守主义对政治的基本看法是：由凡人组成的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到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政治与政府的作用与人自身一样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保守主义赋予政治的功能是调和、平衡、节制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与自由权，维护一个自由的、正义的、和谐的秩序。因此，保守主义的根本政治使命是抵制暴政，维护自由，反对使用强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系社会的基本手段，尽可能扩大社会的自主范围则是缩小政府使用强制手段的最有效的途径。”[⑨]这一看法，可能会对激进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形成某种冲击。

总体上说，在中国90年代，不仅对保守主义有截然对立的看法，而且，对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界定也充满分歧。在具体的言述中，这三类保守主义的差异性又容易为人们所模糊。因此有必要对三类保守主义加以分析。

（一）旧保守主义。

一般而言，学者们大多将思想上的新儒家、文化上的国学热称为“旧保守主义”。90年代初期，知识界开始冷静地反思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而退回到民族本位文化，崇尚国学研究。于是，关于中国的民族国家身份，中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中国与世界的跨世纪关系，成为90年代初期进行文化社会定位和民族国家定位的重要内容。可以说，这与80年代的西化倾向迥异的思潮，已然说明90年代中国学界的复杂性，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矛盾性，以及自我学术和学理清理的内在性。

学术史研究的学风清理。“国学热”转向与进行“学术史研究”和“学风清理”关系紧密，互为表里，在将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定义确定为“思想史研究”的空疏学风之后，90年代就要寻求一种学术史研究的严谨学风。出于这样的文化心态和学理追求，使得退回到书斋，退回到国学，退回到本世纪初的民国与晚清，成为当代保守主义的典型心态。当然，这种退守又被时代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要强调有力地重建“中国价值”，重新发现“亚洲价值”，削弱“西方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的中心地位。在21世纪的世界文化的全景图卷前，使中国文化的想象充分展开，并在这文化图卷上占有一席令人瞩目的地位。

这种思想上的新儒家、文化上的国学热，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80年代启蒙思潮的反动，与国内意识形态强调的爱国主义教育带有某种权威性、互利性和政治的合法性相关。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新儒家保留了儒学的核心即集体理性主义，与现代文化的核心即个性主义完全相反。儒学在20世纪强有力的现代文化的批判下，已经变成了“死文化”，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转型期，更需要西方思想文化的启蒙，要引进价值本位的现代文化，要批判抹杀个体价值的传统文化，所以，这种新儒家和国学热的保守性在于，以传统对抗现代，以落后诋毁进步，让现代性退回到中华性，甚至认为，“这是20世纪末中国人的最后精神晚餐，因此让儒学披挂上阵前去西征，是天方夜谭。”[⑩]甘阳也认为，“与80年代知识界朝气蓬勃的开放心态相比，90年代更多的是矫揉造作的故作老成，自我封闭的混充深刻。我以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的弥漫只能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远离当代学术的发展，甚至最终在思想学术上陷入瘫痪状态，因为这种‘知性保守主义’无非表明中国知识界在自欺欺人地回避现代性的最基本问题。”[11]

这种尖锐的批评，当然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和一些合理之处，但在我看来，其偏颇化和极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一问题具有相当复杂的多方面意味，不宜以偏概全一概而论。“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激进主义色彩，这是一个狂飚突进，思想家风采耀人的时代。90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国学热”现象。这一重要现象的学术转型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因此，只有理性化而非情绪化厘清90年代新儒学和国学热的内在根据，才能从本质上说明这一学术现象的真实本质。

“国学热”具有特殊语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从50年代到70年代，整个中国学界是以“马列”为标志的“近代西学”热。进入80年代，现代西方思潮涌进了中国，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从分析哲学到新历史主义，从解释学到解构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方法论”到“本体论”一阵阵热过来。然而，这种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变形的激进革命理论和坚持反理性、反乌托邦的理论，使中国学界逐渐丧失了自己传统文化的“根”，出现了马列、现代西学与传统国学三方话语紧张的局面。在80年代末的剧变中激进主义浪潮成为过去，人们又回眸本国传统文化资源，而开始反省“偏食症”的后果，重新研究传统文化，在文化心理逆转中出现了“国学热”。

其次，从理论性思辨性思想到学术史客观性研究。90年代，学术话语出现了范式转型，从80年代的构筑理论体系之风进入了学术问题的具体操作解释，从宏观的思辨研究走向了微观的学术史研究，从“通家”综合治学之路走向了“专家”分析治学之路，从颇多空疏之弊的学风转向科学实证的学风，从“思想大师热”（陈独秀、梁启超、胡适、鲁迅等）转向了“学术大师热”（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牟宗三等），从启蒙的思想热潮转向了经院式的实证研究。这一转型，使人们不仅关注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区分，而且进入问题的角度和提问题的方式甚至解答问题的层面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一度，严格建立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培养学术专家，研究学派的形成，探讨学术自身发展的路径和规律，成为学术圈持续不断讨论的热门话题。

再次，从政治神话、金钱神话到学术研究中的精神价值重建。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神话的灾难之后，中国学术又面临金钱神话的重大压力。于是在“文人下海”，“商海扬波”之时，一批甘受冷落的学者义无反顾地走向学术深处，潜心于学术研究。一批学者还渴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而开出“新道统”、“新学统”，从而回到“天、地、国、亲、师”传统，并以此作为人生意义的寄托。于是，以纯学术的态度拒斥政治神话、金钱神话，为跨世纪的中国寻找精神价值重建根基成为今日学术的新品格。

最后，从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到“汉语学界”的形成。对中国传统与近现代问题研究，海外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狄百瑞（W.TdeBary）、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等可以为其代表。杜维明90年代初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把研究汉学的西方人也包括在内），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争论。[12]不仅如此，一些国内青年学者出国留学也以研究国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化转型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港、台、新加坡的汉语学者对中国现当代问题尤为关注。于是国内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了“汉语学界”概念，以此指包括大陆、港台、海外研究中国学术的学术界，促进了国内国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国学热兴起之初，学术界反应不一：搞“西学”的某些学者认为国学热在世界“全球化”历史进程中，过度张扬“本土化”而带有保守主义倾向；某些搞马列的学者担心以传统文化研究寻求精神价值重建会冲淡马列的指导性；搞思想史的学者一方面欢迎微观学术研究对宏观思想史研究的纠偏，但又担心热衷客观性的学术史研究会影响学术的思想深度；搞市场经济的学者认为现代化带来的“重利轻义”的实用理性扫掉了许多坏东西，却也带来许多新的坏东西，但如果重倡“重义轻利”，是否文化与经济会出现“现代化脱节”甚至出现“现代化陷阱”现象；搞大众文化的认为国学热又在张扬精英意识和启蒙精神，会使知识分子重钻故纸堆，不与大众文化“合谋”而走向孤独乃至自我孤立；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一方面认为国学研究并不是“热”，而实际上是“冷”，另一方面又担心国学研究染上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看法，已然说明90年代国学热的确触动了一根根敏感的神经，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本体重建的意义。

将学术与政治相区分。张扬纯学术研究，坚持政教分离，是国学热的一个重要品质。事实上，本世纪的政教合一，使严肃的学术研究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性。过多的政治活动和激进主义使不少学者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使学术研究终未达炉火纯青之境（如梁启超、胡适）。对纯学术研究而言，安宁平和的心态与浓厚的学术气氛尤为重要，本世纪的学术大师大多在书斋中运思著述不辍（如王国维、陈寅恪）。因此，当代国学将人文精神的重建作为学术之“道”，主张在学术上唤醒学术范型意识而不局限于细部的实证，并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去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从而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之路。

在我看来，20世纪的国学，应该与西学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即不可能以背对西学方式治国学。就国学大师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而言，三人的思想理路恰好构成一个典型国学/西学互释的过程。熊十力基本上不触及西方哲学，他谈的是非常地道的中国式学问。梁漱溟就再也不可能不注意西方思想，他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必然要谈印度与西方。到了牟宗三就更不同了，他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设立中，甚至要以康德的精神和学术思想作为自己研究中国学术的底蕴。可见那些标举纯国学的学者，对20世纪的国学史发展基本上是心中无数，甚至对当代中国的基本话语语境完全漠视，所以才会有以“国学”反“西学”之想。

国学热是继本世纪的“西学启蒙”之后的“中学复归”。其特点在于：不再虚幻地倡导学术的教主心态，滥用知识权力话语，而是由对大众的启蒙转到自身心灵唤醒上，消除“精英”等级意识，以学术研究确立公民社会的自我角色，使学者成为社会中人与人“对话”的真正平等的一员；克服对西方文化的“阐释的焦虑”，而以一种更廓大的世界文化视野重新反观华夏文化，并为后殖民语境中，对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和价值互补做出承诺。[13]应该说，面对近几十年的学术滑坡和文化虚无状态，国学热对年轻一代学人具有“补课”和“接气”之效。同时，有可能在不一味钻故纸堆和排队斥外来文化的健康心态中，努力形成中华文化圈的向心力，并以坚定的学术信念和学术研究为这个时代立下新的尺度。历史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未来的“国学”发展，将在西学发展的语境中，注重文、史、哲的最新学术分析和现代阐释，注重文、史、哲的打通和互证互补。同时，在正常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心态中，国学热不必“热”也需警惕“热”，只需一批保持清正纯明心境和学术中立立场的学者，“默默”地做下去，不断积累拓展，使日益充满凝聚力的中华文化圈和汉语学界共同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当然，国学研究中，需要学者明鉴的不良倾向是：回避文化意识批判而将学术研究变成文化保守主义的别称；崇尚清谈风，玩味过细的学术剔解，背对世纪末的重大理论问题，逃离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无视整个人文价值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准备回答这种挑战，从而丧失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对此不可不察。

事实上，从激进的“五四”到保守的“国学热”，说明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的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当代意义。如果过分偏激进地批评新儒家和“国学热”必然会遇到一些文化悖论，甚至有可能会在后殖民时代走向一种丧失根基的文化虚无主义；但对国学热完全认同而不加批判，则有可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丧失更新我们知识视域和引进新知识资源的可能性。

（二）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当然是在与旧保守主义相对的意义上而言的。大致说来，中国学界主要以新保守主义来指90年代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和经济上的东亚模式。强调在中国不应该完全象西方一样走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应该具有一种集体精神性的权威主义，正是这种权威主义的集体向心力，成为东方模式、东方政治稳定和国家建设具有向心力的基本保证。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将中国的新权威主义看作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文化政治的误读。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不过是新的保守派，或者说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激进派。我以为，我们不妨在宽泛的意义上，将新权威主义所具有某些特征看成是具有新保守主义的色彩的。因为，旧权威主义是强调通过强制和暴力维持社会秩序，新权威主义则强调通过法制和经济的发展来求得社会的平衡。这与新保守主义用过法治确立和维持秩序的确有相通之处。

政治新权威主义。这种所谓政治上的权威主义者，力求尽力不靠权力话语的拥有和命名获得权威，而是在现实权力中获得民族精神的形式和内容，使自己的权威为人们心悦诚服地认同。

但是，新权威主义的权威所依赖经济神话却变化迭起。经济上的东亚模式中所矜夸的“四小龙”的腾飞和经济模式，在97年短短的几个月之内，遭受重创。无论是新加坡、韩国，还是香港、台湾，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五光十色的经济泡沫瞬间消逝。98年7月1日香港收回为万众瞩目，然而仅过了一天，泰国保护汇市失败，不得不宣布泰铢改为采用浮动汇率，这一肇端引起了整个亚洲经济危机的连锁反应。20世纪末地球正在不断地巨变与重组，孕育了十几年的“亚洲辉煌”，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泡沫消尽——人们开始由东亚经济模式的向往到东亚文化模式的总体置疑。

政治新权威主义基本思路是，强调行政权力分散和放权，制止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承认公民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但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加以限制，坚持有独立的有责任心的有真正德行能力的人作为权威的基础。然而，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在90年代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事实上遭遇到多方面的困境：在政治上遭遇到阻力重重的改革向何处去的诸多问题，经济上面临怎样度过亚洲经济危机和改变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系列问题，法制上面对怎样在制定的法律条文的同时，还应有哈耶克所强调的“超法律的原理”——代表正义的自然法或大道和规律等问题，使得立法与执法能够确保人的基本权利。正是在这种过渡状态中，所以将新权威主义列为新保守主义需要相当慎重，因为其中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出发点，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文化上从热衷西学到热衷国学。这可以用具有代表性思想型人物作为分析对象。其思想曾影响了80年代甚至90年代时代精神的某一时期或瞬间，故而，他们的转向就具有了文化精神风向标的意义。李泽厚在80年代以其著作《中国思想史论》系列著作，奠定了他学术思想的地位。但是他对西学的研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除了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对康德思想加以研究以外，还主编了一套多达几十本的“美学译文丛书”，对整个中国学术界和美学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进入90年代以后，李泽厚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在90年代后期出版了《论语今读》，对《论语》加以独特剖析和再阐释。另有一本书《告别革命》，反对激进而走向改良和守成。在世纪末又提出“儒学第四期”的问题。[14]可以从这种文化身份的自我描述中，看到李泽厚的基本价值立场是新儒家式的。

除了李泽厚以外，还有不少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年学者，学术进路和思想维度也发生了“中年变法”。如有的批评家昨天还在强调西方式的“现代性”，转眼又宣称现代性在中国应变成“中华性”[15]，从而走向反西化、反文化，强调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昨天可能瞩目精英文化和现代理性，而今天却又走向世俗文化和非理性。当然，这些学者的转向是个体的选择，但如果成为了一种现象之后，则具有了超越个体的特殊意义。这种强调从现代性到本土性，我以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无论如何，从现代性退回本土性，由一种趋同的全球性价值退回区域性的本土价值，是有悖于走向人类大同世界的基本趋势的。因而，不少学者对这种新保守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16]

上述学者所形成的学术路径的转变，无疑应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不妨认为，他们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知识谱系确实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个体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世俗冲动取代了精神冲动，当然也有现实问题取代了抽象思辨，关注发展进程取代了空中楼阁的形而上学诸因素在内。当然，激进和保守确乎是一对难以明确划出界限的概念，很难准确地对其加以描述，因此，我只是在相对有限的意义上进行这类话语分析，仅仅是为了使谈论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理解而己。

（三）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反美学的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出现，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主潮。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又称为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强调自由道德和传统价值，其根本意向是对“现代性”的反动。就价值取向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崇尚传统文化中优美的、人性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东西，同时也基本承认和认可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将中国精神文明成果与西方物质文明成果整合起来而拒绝西方（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的精神文化和宗教道德观念，坚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基上开启中国文化甚至人类文化的未来。其骨子里是一种浪漫主义，为葆有人生的诗意和人生内在的魅力，而反对人性的异化和人的工具化面具化。

在90年代初，这种保守主义对文化激进主义空疏之风的纠偏，或消解转移政治压抑的能量和权力的反弹，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然而当其那种调侃的、反现代性的、反价值的思潮成为壮观之势时，文化保守主义事实上是对当前文化失范现象的扭曲性表达。它将传统和现代关系，看成是历史与今天、基础与现实、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而非仅仅看成二元对立的，这无疑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以诸多的提醒。

但是，我们同样也需要对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加以警惕。这种民族主义片面地强调了西方文化的霸权理论，而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策略与之对抗，重新打出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一切可以通过对话解决的问题都加以尖锐化极端化，从整体上看，缺乏宏观气魄和高远精神，缺乏从世界范围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胸襟。所以，在遭遇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时，或遭遇到西方文化的负面的效应时，并不是超越或解构这种负面效应，而是退回到传统的坚硬外壳之中，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秩序归于失效。

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文化价值匮乏，国家功能在全球化语境中已经出现转移，大众的生存方式出现了全面世俗化倾向。在社会经济动荡，国资源分配公正等问题上，无疑需要的是冷静清明的理性思考，以激发实行社会的公平原则，坚持推进现代化。相反，十分有害的是同现代化对着干或反着干，对西方的后殖民文化问题的危害性加以夸大，而将自身非理性不加抑制和反思地一味张扬，把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排他的中心价值，把具有非理性色彩的民族想象作为文化经济策略，从而使反现代化思潮在90年代频频出现，使得人文价值出现大面积迷失，刚刚兴起的“现代性精神”趋于颓败。而且，使中国知识界初具规模的“西学研究格局”开始萎缩，而风水算命之类的在90年代甚嚣尘上。

这一切，应该使我们更冷静地面对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了。

四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

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九十年代初期，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到了世纪末的最后三年，学术界谈论的“主义”则主要是“自由主义”。可以说，正是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诸多联系，甚至与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的若干关联，使得自由主义成为世纪末中国思想论战中最为尖锐的场域。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范畴。到了90年代的最后三年，学界比较集中地翻译出版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伯克[17]、伯林[18]、哈耶克[19]、霍布豪斯[20]等，[21]然后是诸多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甚至论战文章，并出版了这方面的丛刊[22]和研究专著[23]。从而，宣布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世纪末出场。

在翻译自由主义名著并广泛介绍最新的自由主义思想后，一些学者就中国社会和自由主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并引发了知识话语圈广泛而持续的争论。自由主义的当代“出场”同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已然“在场”不同，激进主义在90年代，似乎很少在知识分子圈层中引起广泛的学术论争，因为对这种中心话语，只能在其文章中用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去提及或指涉而已；而作为边缘话语的保守主义则只是埋头学理建树，或忙于儒家第三期或第四期的建立，而几乎不参与甚至尽量回避任何情绪化争论。所以，在学界世纪末爆发的关于自由主义之争，就显得特别打眼。

大体上，这一关于自由主义的广泛论争，分成三个不同层面，即当代自由主义的推进者，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以及自由主义的客观研究者。

（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推进者。

在世纪末，这个文化名人学术大师凋谢的季节，钱钟书、冰心、邓广铭、罗大冈、吕叔湘、王利器等于98年99年先后谢世，话语权威逐渐转向新一代学人。一批当代文化思考者在指点江山，思考文化战略之时，自由主义成为了他们关注或评论的重要问题。

李慎之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中，全面指认了自由主义的源起和发展，认为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自由主义还意味着人必须自尊、自强、自律、自省，并对他人要尊重、要宽容。“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24]这里，李慎之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性质、目的、功能等，相当简要地挑明，并且表明了自己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从而拓展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路空间。

1998年3月6日《南方周末》发表访谈录《自由主义缘何成为热点？——访徐友渔》，则从学理上梳理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义”的基本原则。徐友渔认为：“我对自由主义将来在中国的前途并不看好，它太冷静和理性，恐怕敌不过民族主义之类情绪性的、狂热的东西；它提倡宽容和开放，不会形成千口一词、万人盲从的偏狭的意识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当今和未来中国政治思维和社会文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我不期望它取胜，但坚信缺它不得。”[25]徐友渔的观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自由主义是关于从“外王”方面补充“内圣”的学说，二是自由主义在民族主义氛围中将前途未卜。徐友渔以分析哲学家的清晰和敏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其后，何家栋发表长篇论文《在历史转折点上》，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最为不幸。直到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才重新开始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进行系统的介绍与严肃的思考。发达国家现在大多数人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中间派或说折中主义者，不是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是中间偏右的霍勃豪斯所谓的“自由社会主义者”。这样一种政治形势图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再现。[26]何家栋的文章在展示了自由主义在中国20世纪命途多乖后，紧紧围绕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异与同、借鉴与合流的基本倾向加以分析。这种分析是冷静的，同时也不回避矛盾，因而颇有说服力。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指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关于自由主义的定性问题：“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27]值得指出的是，朱学勤的文章简明地将自由主义学理立场——历史观、变革观、经济、政治和伦理思想等加以分列，文章后半部分主要是回答新左派的挑战，其中的理性睿智和话语分寸掌握，是笔者所见这类文章中不多的。

任剑涛将对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者看作“新左派”（即国内主要指王彬彬、汪晖、韩毓海，海外指崔之元、张旭东等），在《解读“新左派”》中，全面分析当前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正面冲突的深层问题。认为：“自由主义对现代中国有特殊意义：可以推进我们采取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以便治理贫穷，可以促进我们进入一种适当的政治生活状态，可以导引我们朝向一个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发展。”[28]从某种意义上说，任剑涛的看法，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对激进主义的批评具有理性分析的厚度和力度，但在为自由主义划出边界和自审其局限性方面显得不足，而过于激烈地批评对方和为自我辩护，也有学术上对着干的二元对立的味道。

如果说，上述几位思想者的言述，基本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精神脉络，张扬自由主义理念并付诸实践。[29]那么，自由主义一浮出水面，就受到“新左派”等的正面批评。

（二）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对自由主义的尖锐的批评和论战，随着98年末进入世纪末最后一年而不断升温。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被人称为的“新左派”批评家。

甘阳首先挑起这个“世纪末之问”。他在《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中，以“拒斥反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全面辨析了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认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份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相反，它所导致的反而是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30]平心而论，甘阳以颇具威慑力的文字，使文章在分析的尖锐和问题敞开的广度上具有相当的力度。尤其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性、犬儒性的批评，令人有振聋发聩之效。但纵观文章经纬，却感到激情大于冷静分析，加之以海外“新马”的批判武器解剖国内立足未稳的自由主义，明显感到对其分析对象的把握有些急躁，而理论的鸿巨和剖析的具体之间亦存在让被批评者不易接受的差距。但是以甘阳在海内外的学术声望，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几篇关于自由主义、中美关系的文章）在学界的反响还是很大的。

汪晖在近年一系列文章中认为，“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描述当代中国的思想冲突。但这种描述是对复杂的理论问题的简化，在某些人那里反映的不过是党同伐异的心态，是对尖锐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逃避。”[31]汪晖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但是在对自由主义的分析中，却显得比较激进，因而受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批评。[32]

青年学者韩毓海的《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以自我的文化价值关怀和当代话语的症候分析，切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知识分子思想趋向的关节点，引起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集体关注。文章相当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政治领域，也就是在如何对政府进行限制方面，自由主义具有理论的困境，存在着不同的争论。当名义上的公共国家的作用仅仅被限制为制定法律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时，它就实际上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通过接受社会成员的批评，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统统推给“自由竞争”的市场去“自动解决”。[33]这篇长文，在学理上所具有的一些问题，使其在众多的反批评（朱学勤、汪丁丁等）中，显出了某些知识准备上的仓促。但是我以为，这次论战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论战双方都将问题挑明，并且将知识分子的责任、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关键性问题，以及现代化误区的解决揭示了出来，使一般的情绪性话语消融于严谨的关于中国的命运的学术思考中。

李泽厚认为：“国内有两大思潮，一个是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但哈耶克本人就是反对原子式的个人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这是中国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缺点。另一个缺点我觉得他们就是完全想全盘西化。”[34]李泽厚作为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在90年代到海外任教，因而较少对中国当代问题做出迅捷的反应。这次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坦率批评，就学理而言是有效的，尽管在‘全盘西化’和‘缺少历史性’的具体提法方面，可能有些简单化。所以，文章刚一发表，就遭到了反批评。[35]

在我看来，反自由主义的论述当然远远不止上引几位，但这些言述颇有代表性。他们所列出的自由主义的诸多问题（撇开言辞过分激烈不谈），事实上触及到当代中国若干敏感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具有忧患意识的言述，不仅值得自由主义者们宽容地倾听，也值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

（三）自由主义的研究者。

相对于尖锐批评者的看法而言，客观研究的学者的意见，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种冷静的学理分析，是当前学术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横跨多种学术研究领域的刘小枫，近年来致力于现代性伦理研究，因而通过对泰勒的现代性问题审理进入了自由主义论域，并独有所见。刘小枫在《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长篇论文中，揭示社群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泰勒“平等论思想”的内在悖谬：如同自由主义的个人理念一样，社群主义的社群理念同样是一种价值普遍论，而社群主义的归宿，是抹煞个体生命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回归古老的专制政治体制。“对帝国资本主义的民族性忿怒迁怒到自由主义身上，正是敝国现代政治文化史上的一大症结”。[36]这些看法，我以为是不乏公允之见的。

应该说，李强的著作《自由主义》重点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与嬗变，剖析归纳其理论内涵，是笔者所见对自由主义学理阐述最为准确和扎实的一部著作。论者从个人与群体、进步与秩序、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三方面，颇见功力地分析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激进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自由主义和它的诸多批评者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之一就是所谓普遍主义的问题。自由主义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产物，它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与现代国家、市场经济共同构成现代性的主要制度特征。”[37]细检这部书，这样透彻平实的评述比比皆是，这无疑使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表达，与新左派论著风格形成了强烈反差，我们不难从中体会其理论旨趣的深刻差异。

汪丁丁在《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一文中，回应了韩毓海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并以一种平实的论证方法，从个体身位出发解说自由主义的理论要旨：“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能力先天的不同质，社会无法预先知道任何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里最合适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位置，所以社会只有预先抽象地、人人平等地承认每个人对其个人努力所创造的财富的‘财产权利’，从而当机会敲门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发挥出潜在的企业家能力。”[38]

不妨说，客观批评的学者，大多具有平实的学风和宽容的学术胸怀，因而能够坦然强调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不可或缺、不可忽略、更不可打击，但又同时指出自由主义亦不可自为中心而被自我遮蔽，应该自我审理，自我弄清其边界和自我的有限性。

（四）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有效性。

在当代中国对自由主义的看法确乎充满话语紧张，有着多种学术政治的歧义。但是我们不应将这个问题轻易煽情化，甚至将其民族情绪化，而使这个问题成为政治话语的牺牲品。

冷静清醒的学术研究态度，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学理姿态。我以为，在这方面王元化的学术态度值得关注。他并不限于自己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领域，而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认真地剖析法国自由主义学者卢梭的著作，写出了《社约论笔谈三篇》，在“前记”说明：发表的三篇有关社会契约论的文章，都涉及卢梭的公意说，这是关系到我国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都和反思激进主义有着关联。这种自我反省的学术深拓性，朴厚的学风和问题意识，我以为在问题讨论中是值得倡导的。

细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竟然发现几代学者都投入这一思潮的辨析和论争之中——不仅有李泽厚、王元化、李慎之这样的著名学者，还有学界的中年知名学者甘阳、刘小枫、徐友渔、朱学勤等。他们谈论着同一件事情，态度却迥然不同，甚至观点彼此绝然对立。这一现象确实是意味深长的。

大体上说，中国自由主义学者与持批判理论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学术意向性差异，尤其是在阐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时。批判理论比较形而上地高蹈，而自由主义者又太关注现实，忙于为现实中的问题辩护。但是细读双方的文章，其实，双方都在话语中指涉了一个潜在的权力中心。问题的实质是，自由知识分子看到激进意识话语的误区，但是找不到替代的良方，只好暂用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边缘立场，使自己与中心话语保持距离。同时又不打算仅仅走“内圣”之路，想通过权力运作而“外王”，进入权力话语，所以又强调市场经济、政府职能、跨国资本运作等。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语境中，自由主义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今日中国的若干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告别中国的昨天，另一方面许诺只有市场可以救中国。这样，在自由主义的运作中，可能使当下的权钱交易问题被轻视，甚至有突出自由而低估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只向市场要效率，将整个社会的一切推入市场。同样，作为自由主义批判者的海外“新马”学者，则可能在资本主义感同身受的压迫下，由向往西方而反弹性地反西方，以至偏激地反西方的多种合理体制和思想学理。就目前的论战而言，还看不到推进和反对自由主义的双方有互相整合容纳的可能性，甚至也没有看到几部真正具有学理建设的重要著作推出，这一现象似乎也说明作为知识群体的分裂式的思想话语的紧张，成为世纪末的中国学界知识分子话语争夺战中的“自我镜像”。

就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似乎自由主义同激进主义针锋相对，而同保守主义则有诸多相通或共识。保守主义也谈论现实中社会进步，东亚思想，社会权威，学术文化遗产等话题，但是由于强调了历史和文化社会的本土国情，所以同激进主义上能相安无事（尽管也有摩擦）。但是自由主义则在倡导进步、发展的同时，抨击传统对个人的束缚，摆脱宗教对个体的羁绊，一般性地排除历史社会的因素，热衷于建立合理的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历史上或现实中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而又排除了社会、道德、价值、宗教的制约，专注于个人的权利和价值，这样就可能使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变成一个简单模型的关系，减低个体与社会的秩序的内在联系和精神纽带，而成为难于被大众理解的空洞的理论模式。

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坚持进步、发展、开放的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是在进步与秩序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一种反激进偏激或过分浪漫的意识话语，对一切过分美妙的许诺和不付出代价的利益获得保持冷静的怀疑态度。自由主义在对现实改塑的同时，倾向于承认现实体制的合法性，主张通过法律和社会组织使社会完善起来，而不像激进主义那样对现实持一种彻底的批判和颠覆变革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渐进派，激进主义突进派。如果社会稳定、思想解放、多元开放，自由主义则可能有广阔的天地实施自己的政治模式，但是如果社会缺乏安定，贫富过于悬殊，知识分子与大众分隔，则自由主义往往失去魅力，而在激进主义的振臂一呼、响应云集中，倍受冷落。

自由主义是社会稳定时期的建设性方案，也是使中国走出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力量。只是自由主义应该注意自己的局限性，严守自己的有效性边界。千万不可将自己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样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只有积极的自由主义者才知道自己的边界，才能够使自己的话语不断具有合法性。

五 多元文化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

百年中国的历史不断惊人地反复出现某些现象，总是徘徊在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民主、现代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或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没能获得思想文化史的资源共享和真正的学术推进。

这主要表征为，在思维上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取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的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的无效劳作。面对20世纪中国问题，不难看到，多少有建设性的问题，有学术启发性的结论，在不断的言述中消失了真正的思想火花。

到了20世纪末，必得提出：究竟应怎样看待现代化问题？究竟应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较量中，具有怎样的立场观点和文化身份？当代中国问题是应该以务实的心态和明晰的理性去解决？还是应该以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或调侃的方式去消解？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民族精神和现实态度？这实在是一些绕不开的问题。

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构成的文化张力中，我们大致可以弄清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和跨世纪文化中的基本定位：

全球化中的文化选择。中国在20世纪末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不可能完全退回所谓的本土化而断然拒绝全球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而只可能在对现代文明、现代化陷阱的深切认识和批判下，不断延伸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纪发展的脉络，勾画出在新的世纪中国文化加入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新格局。既强调中国文化的新价值，又使这种价值不脱离整个现代性进程的主旋律；既摆脱西方现代性启蒙给中国自身身份造成的压力和焦虑，同时，又将这种压力和焦虑整合在自己新的普遍价值的寻求和特殊道路的探索之中。从而改变自我，加入全球化世界体系，使自身文明和文明的发展之路不再狭隘和无谓循环，而具有文化的多元开放性——重新书写民族文化，超越冷战思维模式，以开放发展作为其跨世纪的中国形象的基本特质。

知识分子坚守个体立场。即不再以激进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式去思考权力运作和民族国家的问题，而是注重个体能力的发掘，守护个人的独特性立场，摆脱建立整体性话语的思维模式。关心现实又不完全趋同现实；超越本土文化心态又不脱离本土文化传统；坚持西学的启蒙思想，但又不进入所谓“现代性误区”之中；研究中国的特殊的文化选择，但又不以传统思想去创建所谓“新世纪将是中国的”的思想夸饰，切实杜绝那种浮夸空疏的学风；在从事价值判断中进行知识的增长，在逃离文化的迷失中获得自己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新话语权；既具有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精神，又具有本土文化的重建意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纪产生新的思想价值体系。

坚持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力中，当力求进一步软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硬性边界，使知识分子成为现代性启蒙的追问者和审理者，同时成为国学和学术史的重新书写者，找到一种新的文化对话形式和文化反抗形式，对任何文化专制主义、文化霸权主义加以否定，以知识智慧使自己识别权力话语和意识权力的运作。同时以知识作为限制权力的方式，对激进与保守的对立紧张关系加以消除。如此，知识分子才可能去发现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去审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中的权力性结构的运作，同时，在日益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潮中，吸取国学大师和西学通儒的智慧，并学会如何从中国本土出发提出问题，而尽量消化西方式的价值观和思维论的影响。坚持启蒙精神，对激进主义的偏颇误区加以克服，对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情结加以分析，从而使思想获得自审意识和思想原创性。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整体性文化研究尤其重要，[39]因为，从中可以弄清一部近现代中国历史风云中不同思想思潮消长起伏，回顾历史清理所带给我们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学术思想资源。通过这种消解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模式，而进入或此或彼、亦此亦彼的的多元论知识建构，透视“文化身份”背后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将一种健康的心态作为民族的“公众空间”，由此，发现本民族在世界化进程中的位置和自己独特的声音。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得以充分关注，对那种僵硬的板块结构加以历史性的差异性表述，对二者之间的若干误区加以再解读，使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成为抗衡激进神话，杜绝旧保守主义的狭隘性的新的文化空间。

话语领域的频繁转型表明权力的转移。90年代中国学界“新术语”可谓多矣，单纯反对用新术语事实上是一相情愿的。深究下去，可以说新术语的运用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心理机制。值得研究的倒是：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从这个层次、维度去看问题，而不从那个层面和那个维度去看问题？甚至每个人为何都在强调自己的独特性和文化断裂性，而放弃总体性同一性？如何发现“话语”的基本结构和话语运行中的权力参与的各种机制，即从一个平凡的、不起眼的普通个案，把握各种权力交织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在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话中，我们既不可能彻底走向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再滑行在激进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轨道上，我们应该充分调动知识界整个文化资源，在面对新的世纪的问题之时，放弃种族和文化优越的信条，踏踏实实地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精华，以宽容的精神，民主的步骤，多元的价值观，对话的姿态，赢得我们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力和多元共存的地基。

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互相控制的文化思潮。如果是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而使其它两种思潮处于边缘甚至消隐，就很可能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不洞悉自己的有效性边界，也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唯经济发展论；保守主义如果丧失了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所以，在三者之间应该生成一种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使自由平等的学术思想话语对话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在良好和谐的文化氛围中，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生成。

（1999年发表在《日本金泽大学文学部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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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 王岳川著《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第202-203页。

[④] F.Fukuyanma,“TheEndofHistory?”TheNationalInterest,1989,No.16.[⑤]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5月1日。

[⑥] J.Habermas, ThephilosophicalDiscourseofModernity,tran.FrederickLawrence,Cambridge:politypress,1987.[⑦] Cf.RichardWolin, IntroductioninJuergenHabermas,NewConservatism,Cambridge,Mass:politypress,1994.[⑧]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⑨] 刘军宁著《保守主义》，第85页。

[⑩] 杨春时、宋剑华《关于当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对话》，《海南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1]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12] 杜维明著《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第4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 参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1999年第2期。

[15] 张法、王一川、张颐武《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6] 参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陶东风《从呼唤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17] 伯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8] 伯林的著作，在台湾出版了《自由四论》、《俄国思想家》（台北，联经版，1987年版），大陆近年出版的《公共论丛》（1-2辑）刊出他的《两种自由概念》。

[19] 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尤其是《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的出版，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相当关注，拓展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学理空间。

[20]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1] 当然，除了这些新译著外，80-90年代还出版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

[22] 刘军宁、王焱主编《公共论丛》，第1-5辑，三联书店，1995-1998年。

[23] 李强著《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载《方法》1998第8期。

[25] 《自由主义缘何成为热点？——访徐友渔》，《南方周末》1998年3月6日。另参徐友渔《重提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徐友渔《保守与错位》，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26] 何家栋《在历史转折点上》，载《天涯》1998年第2期

[27]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28] 任剑涛《解读“新左派”》，《天涯》1999年第1期。

[29] 实际上，1997-99年，学界发表自由主义方面的文章为数众多，尤其是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学者，更是这一领域的话语主导者。笔者以为，上述几篇已然具有代表性，兹不多引。

[30] 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2月号。

[31] 汪晖等《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另参汪晖《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号。

[32] 任剑涛在《解读“新左派”》中认为：“汪晖的姿态是明确的。他自称是批判‘庸俗自由主义’，但在实际上，他努力证明自由主义对现代政经制度的批判性论证，不如后现代主义来得恰当。因此，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学’为理论资源，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

[33] 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载《天涯》1998年第5期。另参韩毓海《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载《天涯》1998年第2期；韩毓海《我们是否要接受一个同质化世界？》，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

[34] 李泽厚《历史眼界与理论的“度”》，《天涯》1999年第2期。

[35] 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36] 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公共论丛》第五辑，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版，第115页。另参刘小枫《施米特故事的右派讲法：权威自由主义？》，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刘小枫《施米特与自由主义宪政理论的困境》，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

[37] 李强著《自由主义》，第262页。

[38] 汪丁丁《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载《天涯》1999年第2期，另参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高中政治教案 篇6

1.识记：唯物主义及其表现形式;唯心主义及其表现形式;

理解：正确认识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区分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2.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比较、分析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

3.通过对本课学习，让学生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武器;在实际工作、生活、学习中，我们要自觉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教学重难点

重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

难点：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形态的基本观点和局限性

教学过程

环节一：新课导入

视频欣赏：掩耳盗铃

思考：掩耳盗铃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道理?

环节二：新知探究

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意识)与存在(物质)的关系问题

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

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

1.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

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意识是本原，物质依赖于意识，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

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是，认为物质是本原，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2.唯物主义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在西方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6世纪的古希腊，其代表人物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

在中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代表人物是王夫之和范缜。

①正确性

否认世界是神创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

②局限性

A.把物质=物质的具体形态

B.具有猜测性，没有科学依据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

①正确性

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肯定世界本原是物质

②局限性

A.物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原子

B.机械性

形而上学性

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不彻底性)

机械性: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被归结为力学过程，用力学规律解释一切，甚至动物和人都被看作是受力学支配的机器。用机械运动解释一切现象。

形而上学性:静止、孤立、片面地看问题。

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不彻底性)承认自然界是客观的;认为“理性”、“意识”支配社会的发展

(3)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辨证唯物主义：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不仅承认物质决定意识，还能联系、发展、全面地看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理性’、‘意识’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念，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把唯物辨证的观点贯穿到社会历史领域。

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唯物辨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辨证的历史观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唯心主义

1.唯心主义的基本形态

唯心主义把意识视为世界的本原

(1)主观唯心主义

把人的主观精神(目的、意志、感觉、经验、心灵等)夸大为唯一的实在，当成第一性的东西，认为客观事物以至整个世界，都依赖于人的主观精神。

(2)客观唯心主义

把客观精神(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原，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

图片展示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环节三：心灵感悟

真理是时间的产物，而不是权威的产物。——培根

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霍布斯

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康德

一切确定的皆否定。——斯宾诺莎

环节四：行为提升

结合漫画和本框的学习，谈谈你对下列观点的理解：

观点一：凡是唯物主义都是科学的，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观点二：凡是唯心主义都是非科学的，我们应该彻底否定。

环节五：课堂小结

懂了哲学，“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你如果想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必须学习哲学。哲学在使你获得智慧和提升思维能力方面有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环节六：当堂达标

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提出了“水是万物的本原”的论点，春秋时代《管子》书中的《水地》篇中也表述了“水是万物的根源”的学说。上述观点。

A.是完全正确的，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B.不符合客观实际，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

C.是一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存在不足之处

D.否认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七、教学反思

1.巧设教学情境，化抽象为具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特点，研究相应的教学方法，以达到教学预期效果。根据本课特点，采用了情境式教学法。在情境的选择过程中，使用了教材现有的相关链接和专家点评中的材料以及古今中外著名哲学家的著作、言论，并以学生喜爱的漫画、flash等形式来呈现，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易于被学生所接受，又能体现新课程要求。

2.构建表格框架，化杂乱为有序。对于相似知识点较多的教学内容，学生容易混淆，分不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采用表格方式进行处理，可起到化繁为简的效果。在进行课堂小结时，以知识框架形式呈现，可使学生的知识系统化、整体化。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篇7

霍夫曼曾说,“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富浪漫主义——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真正浪漫主义的艺术,因为它的唯一主题就是无限物。音乐向人类揭示了未知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抛弃所有明确的感情,沉浸在无法表达的渴望中。”

古典音乐的作品浩如烟海,是西方古典音乐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大多数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听不懂看不明白,难于鉴赏。成为了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雅音乐文化。其实不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古典音乐作品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大家所熟悉和喜爱的。比如说:《天鹅湖》《蓝色多瑙河》等等古典音乐作品,几乎可以说是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和家喻户晓的。

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均住在维也纳,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时期。维也纳古典乐派音乐构成了18、19世纪世界音乐文化的高峰,对后来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至今仍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我认为表现了人们对于普遍美的思想追求,强调我们的情感而不是我的情感,是纯粹的、本质的音乐,古典主义时期音乐有着高度的艺术性、深邃的思想性和寓教于乐性:它的结构我认为是匀称、严谨的,表现则手法简洁、洗练、句读清楚、段落清晰,因此,古典主义音乐被看作是高尚、健康、典雅、严肃的音乐。这时期的三大巨头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用深刻而又通俗易懂的作品,让这一时期开始的音乐从此走向了全世界。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音乐的很多器乐作品都是标题音乐或者说是文学性的,其语意信息非常丰富。即便是浪漫主义时期的纯音乐,也会使听众们感受到非常清晰的情感。我觉得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音乐的艺术家们在创作上都表现出了对于情感、对于大自然以及对于未来等等题材方面的创作的描绘。并且艺术形式表现等方面也比以前有了新的变化。更加着重地强调了音乐要与音乐以外的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也就是提倡一种综合的艺术。同时我认为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并且描写大自然景色的作品也非常多。如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这首作品表现了溪水、鱼、渔夫三者的关系。钢琴的出现表现出了鱼的戏水,我们仿佛能感觉到鱼儿在水中溅起的水花和在阳光下所呈现出丰富色彩。弦乐的出现则表现出了溪水的清澈与晶莹。这种描写大自然的作品我认为只有在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中才可以听到。

有人说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欧洲人的浪漫主义精神。这时期的浪漫主义音乐以它特有的强烈、奔放的风格与古典主义音乐的严谨、端庄的风格形成了热烈的对比。其旋律洋溢着抒情性,音响更强大、表情更明确、管弦乐配器日臻娴熟,几乎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音乐家们可以象画家一样调制声音的颜色从而去描绘平静或者狂暴的海洋,或去表现诗意般的梦幻,其结构更加自由,奏鸣曲、交响曲为了承载更多的题材内容。增加了突然的插入、意外的对比或诗情画意的段落,以便使听众们能够长时间地奔驰在情感的颠峰。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如,著名的《如歌的行板》,是柴科夫斯基D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我认为在这个乐章中柴可夫斯基像画家一样调制声音的颜色,将他的忧郁风格发挥到了极至,因此,这首作品被誉为柴科夫斯基的“代名词”。

纵观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我们清楚地可以知道有一个人同时跨越了这两个音乐时期,这就是贝多芬。贝多芬二十六岁时开始耳聋,三十一岁时耳朵已经全聋,但这巨大的灾难并没有将他击垮使他沉默。他依然坚守着“自由、平等”的政治信念并创作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比如:交响曲《命运》《英雄》;钢琴奏鸣曲《热情》《暴风雨》等等。如他的《命运交响曲》整部作品精炼、简洁、结构完整统一、内容深刻。他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了人们精神世界同命运斗争的过程,这正如他所说的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即使遭遇到再大的苦难,我也不会屈服于命运,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巨大鼓励,也是《命运》的经典之处。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篇8

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往往用抽象的人和人性，用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社会和社会关系出发，科学地论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社会历史演进并非是偶然事件的连续，而是其客观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社会历史本质上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必然会发生变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列宁也说过，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它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提示了社会历史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把社会历史观真正变成为科学。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从抽象的人出发，不能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他们以个人为核心，把抽象的人性复归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寄托在个别“天才”和“创世主”身上。但创造历史的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不是个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科学地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自从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以后，在研究人类解放等一切问题上，坚持作具体的社会历史的分析，反对“抽象的人”、“永恒的人”。正是有了这一新的出发点，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并通过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分析，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才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最后消灭阶级。

分清新旧两种出发点，才能划清历史唯心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才能正确理解这个出发点的变化。同样，也正是有了这个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而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的根本变革的伟大意义。

人道主义是一个充满歧义而又变动不居的思想话语，但其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过程却又是显而易见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其宗旨是颂扬人性，倡导人权，鞭笞宗教神权，但内容多在文化领域，而仅仅这个领域并不能改变非人道的社会现实和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法国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开创了一个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时代，要求改变扼杀人性和理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主张得到了实现。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人性解放，后者旨在政治解放。但仅仅将人道主义限定于政治领域，依然不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仍然存在着非人道的现实。因此，人道主义必须而且必然要有的新的承接和扩展。于是，便有了共产主义学说的合法性出场。共产主义学说继承了人道主义在理论上和历史上取得的积极成果，并进一步要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全面的改革——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变革，展现了一个彻底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样也就厘清了世界近代史上人道主义前后相继又不断扩展变异与完善的过程。

人道主义理想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一是人道主义呈不断扩张趋势，即历史主流的人道主义由为一部分人争取利益变成为多数人甚至全社会、全人类争取利益。二是领域的扩张，主流的人道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由一个领域逐步扩大到文化、法律、政治、经济和国际交往的所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作为类人道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整体利益，它是为全人类呼唤解放和谋求利益的。由此可以确定，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的理想学说，也就是人道主义发展的最新最高的历史阶段。

当然，人道主义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去理解，这就如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概念，决非只有一种理解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把16至17世纪托马斯·莫尔等人对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空想叫作“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把十八世纪出现的梅叶、摩莱里等的思想叫作“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叫作“社会主义创始人”。同样，“人道”、“人道主义”这类词广泛、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即便在经典作家的作品中，这类“人道主义”也不只是指文艺复兴时代那个有特定时代背景、特定阶段内容的人道主义。因此，不能仅用从语源学、词义学上考察概念的方法，来论证历史现象。一个历史现象、一种社会思潮的产生总有它合理的历史根据、真实的历史逻辑。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都要赋予这一思潮一定的历史特点。对人道主义的考察，也应回到历史中去，而不是回到概念中去。正如马克思所说，无神论是通过宗教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在马克思有关“人”的语境里，前人类的“类”和“人类本性”这两个概念，在早期著作中常兼而使用，但在成熟期著作中则多用后者，其实两者并没有多大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产生在我看来正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的这个类，或人类本性之受到摧残的双重挤压才纳入其视域。甚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创立，也是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开始的。比如恩格斯，他为什么要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呢?因为他在英国的旅行使他看到英国工人阶级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社会所能提供给满足人类本性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和工人阶级所在其中生活的实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启发了恩格斯，他

此时用以判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好是坏，是要保存还是要推翻的标准，正是从这种巨大反差中确立的。

据此，我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观点来研究人、人类社会和人道主义才是真切的。但是在我国，近二三十年来，只是过多地从历史、政治、社会等范畴去说明人类和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成了我们认识人的唯一“教规”。把本来应该说是科学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绝对化、片面化。其实，这句话是不能被当作关于人的完满的准确的定义性加以表述的。不从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看人，对人这个“类”的组织也就越来越模糊，就会忽视人类的最为基本的属性——自然性。其实，关于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角度去看待人、人类、历史的问题，是早已被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论证过了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关心、不正视人的生命现象、生活内容，那它就只能是天国的圣谕，而不是人世的科学。人是什么?人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的一个独特的类。人既来自于自然，依赖于自然，受自然的约束，又进而改造和利用自然。人和自然的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正表现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要求我们必须以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相结合的观点去认识人、认识人类。

有鉴于此，裴德海同志《理解与重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路径依赖》一书的出版，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事。这是他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这本书直面近一个半世纪的人道主义的难题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人道主义思想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进行了深度开掘，突破了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既成观点，是一篇具有重要理论创新的优秀研究成果。我以为这本著作在理论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人道主义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具有高低不同的层次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最高层次的人道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坚持人类社会必将走向消灭压迫，所有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号召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为此而奋斗，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消灭私有制，经过革命斗争(甚至残酷斗争)，单靠人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是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的。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历史唯物论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都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新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规律，共产主义是由历史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人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总之，本书的出版是近20年来有关人道主义研究的最具创新的成果之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然，书中也有一些观点有待于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继续阐释。相信作者在今后的著述中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