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共8篇）

依法执政 篇1

肖扬

上传时间:2005-3-20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理论方面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深入研究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执政理论，确立新的执政理念，在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以党的依法执政带动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建国５５年来执政理论与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５５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执政党，是一个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从我们党５５年的执政方式看，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上沿袭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方式，直接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相应的权威，以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致使宪法和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认真反思了党的执政失误，充分认识到忽视法制建设的严重危害，高度重视并及时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上重要议程。２０多年来，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政权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地开展工作，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国家政治制度日趋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在不断总结我们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等要求。依法治国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依法执政则是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一步深化。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都是我们党对５５年来正反两方面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依法执政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是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体现。从当今世界看，可以说，依法执政是当今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和基本的执政方式。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宪法规定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法律是党领导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共同体现，是人民权利的制度化、法律化。因此，我们更应当总结一些国家执政党的依法执政方式及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善于运用法律和国家政权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宗旨。从法治的规律和国家权力的运行规律看，也要求我们党依法执政。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法治就是按照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统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执政党的意志必须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因此，执政党必须崇尚宪法和法律，要根 1

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去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要善于把成熟的决定和政策及时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使社会矛盾和政治经济关系在法律的轨道上得到正确、及时的协调和处理。党依法执政体现了执政规律的基本要求。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是代表和领导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和社会事务的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党。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始终代表全国人民，密切联系全国人民，全力服务于全国人民。正因为党执政后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才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实现长期执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问题，如何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执政方式问题，二者密不可分。如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停留在政策和理念层面，而没有科学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实施机制，不仅实现不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还可能好心办坏事，损害人民的利益。只有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律化、制度化，并通过严格的执法活动予以实现，才能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党要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实质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参政党要依法参政，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依法司法，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要依法开展工作，企业要依法进行经营活动，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办事，公民要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依法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代表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进入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力，履行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职责。依法治国作为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都体现了我们党崇尚法治、反对人治的法治精神，都是为了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都是为了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高度统一的。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实践主体不同。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国家所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在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掌权力的共产党员。第二内容要求不同。依法治国是对全社会的要求，一切社会组织和成员都必须服从这一治国基本方略，都有义务践行这一治国基本方略，都必须把法律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依法执政则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被选举、任命和委派到国家政权机关中执掌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们的要求，他们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第三直接目标不同。依法治国的直接目标是在我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执政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长期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联系和区别，要求我们既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用依法治国排斥依法执政，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把依法执政等同于依法治国。我们党在国家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人绝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实，决定了我们党能否做到依法执政，成为能否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党只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执掌国家权力的共产党人只有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治国的各项工作才能在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和各个层级顺利推进；我们党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方略才能在我国最终实现。

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依法执政不仅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必然要

求，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基本原则，以科学认识和自觉运用党的执政规律为思想基础，以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价值取向，以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确保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入手，从人民反映最强烈的地方改起，从解决最突出的问题做起。

——牢固树立依法执政理念，切实彰显法治权威。我们党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必须解决为什么要依法执政的思想观念问题。思想和观念转变了，才能带动制度创新，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使精神变物质。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敢、之所以会违法执政、滥用职权甚至堕落腐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思想意识中缺乏依法治国理念、依法执政理念和崇尚法治理念，在执政活动中摆不正自己在法治国家中的位置，把个人凌驾于国家政权和法律之上。因此，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理念的教育，切实树立法治的权威，明确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的党员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依法执政，确保党的领导干部忠实地服从法律，模范地带头遵守法律，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执政活动。

——依法界分党的领导权、执政权和国家政权的关系，为党依法执政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政权机关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机构。因此，要正确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党领导立法、行政和司法，但不代替他们的职能。对此，必须按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科学界分，分别行使，相互监督，高度统一。要切实做到依法执政而不是以党代政，党要通过贯彻实施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员直接执掌政权的形式，取得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最佳效果而不要伤害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党要总揽全局而不要包揽一切，党的领导和执政应当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而不是在实践中降低这一地位，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要从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出发，适时改革和完善不适应党依法执政的体制，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权限明确、程序规范、制约有效、运作高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党依法执政提供制度上、机制上和程序上的保障。

——依法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法律，确保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领导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及时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法律，使之成为人民的意志和国家意志，成为全体人民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这是党依法执政的核心内容。因此，党的各级组织要通过民主和法定的程序，使党的代表进入各级人大，并担任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职务，使各级人大依法履行人民当家作主的职责，依法监督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司法。党的最高组织要依法领导和监督全国人大履行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的职责，确保地方人大不制定与国家法律相违背的地方法律法规；要不断地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党所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出来，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转化为国家意志，形成为国家法律。同时，各级党组织也要自觉地用宪法和法律来约束自己，不搞有悖党的大政方针和国家法治统一的各种土政策。

——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是党坚持依法执政的主要环节。

我国的行政机关是法律执行机关，承担着管理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管理财政、民政、公安、安全和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审计和计划生育等工作，行政管理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依法行政就是用法律规范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组织之间等各种社会关系。因此，行政权就是执行法律权，它的主要职能是正确、及时、高效地执行体现为法律的人民意志和执政党意志，实践中绝大多数法律也是通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和实现的。行政权的广泛性和重要性说明，加强党对行政机关的领导，确保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坚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是党坚持和推进依法执政的主要环节。

——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是党坚持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司法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惩罚犯罪、调处纠纷、保障人权、实现正义、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重要职能，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司法体制的设置是否科学，司法权能否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活动是否廉洁高效地运行，司法公正能否在实践中得到实现，是衡量我国法治水平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是否坚持依法执政的重要表现。当前，司法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司法体制的设置不甚科学，难以摆脱体制外的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司法权的配置尚欠合理，司法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机制需要整合和完善；一些地方司法保障明显不足，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工作的开展；司法活动常常受到干扰，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还欠缺制度和程序上的保障；司法人员的素质总体不高，难以满足社会对司法的需要；司法不公现象尚未克服，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权力案还时有发生；司法领域中的枉法现象尚未根治，还存在极少数司法人员违法犯罪的问题；司法监督有待完善，内部监督有待加强、外部监督需要规范；民事生效裁判执行难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了司法职能的有效发挥，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效果，也不利于依法执政的推进和司法为民的实现。

为了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必须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加强党对司法机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领导和监督，减少和避免个人对具体案件的不当干预，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内部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为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要按照现代司法规律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的设置体制、工作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体制，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有效改变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工作管理行政化和法官职业大众化等问题，坚决克服司法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确保司法公正；要按照干部“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要求，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职业化司法官队伍，逐步确立上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官从下级司法机关逐级选拔的制度，提高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公正、高效司法的能力与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需求；要改革、完善诉讼程序和诉讼制度，扩大简易程序，强化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加大诉讼调解力度，方便当事人诉讼；进一步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坚持审判公开，强化庭审效果，力求当庭宣判，提高诉讼效率；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改革审判监督制度，建立有限再审制度，既保护诉权，又维护司法

裁判的权威；改革执行体制，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执行效率，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维护裁判的效力和权威；加强和完善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监督有序和有效，使司法人员不敢违法、不能违法和不愿违法。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切实维护司法权威。要进一步明确国家的司法权威体现的是党的执政权威和国家的法治权威，司法机关越是忠于和服从法律，越是能够依法独立地适用法律和不折不扣地实现法律，就越能坚持并体现党的领导，坚持并体现党依法执政和实现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和应对国际局势、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执政，在依法执政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增强党在各方面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紧紧依靠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依法执政，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扎实工作，稳步前进。

依法执政 篇2

1.1“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历程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就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国”,但这是奴隶制和封建制背景下的“法治”思想,带有很浓的专制(人治)色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使社会主义法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毛泽东民主法制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具体措施,为实施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提供了理论指南。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肯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命题,并亲自提议将其作为一条基本方针,载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胡锦涛同志则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些言论再一次强调了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1.2“依法执政”的科学内涵

胡锦涛在纪念人大召开50周年的大会上说:“依法执政是党治国理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善于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事务”。可见,依法执政的内涵主要包括执政主体,党与法律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三个方面。第一,依法执政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执政必须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第二,依法执政要处理好党法关系。执政党带头遵守宪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有利于确立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第三,依法执政要处理好党政关系。一是要求执政党通过法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执政,二是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应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要求,而不能脱离国家政权运作方式。

2 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统一性

第一,党依法执政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我们党曾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将执政混同为领导,主要靠政策来执政,逐步形成了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突出特点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此后我国进行的政治改革,在解决党政领导职务分开、减少党政兼职等方面有较大动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所以,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理顺党与政、党与法的职能关系,解决党如何实现领导的问题。第二,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党依法执政。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革命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我们党要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变化、不断增强防腐拒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必须在执政理念和方式上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深入研究执政的规律。

3 依法执政的实现途径

3.1 培养法治意识是实现依法执政的前提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严格守法,则法治存;党不守法,则法治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一经验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的道路、模式和进程。[2]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内容,它的进化与发展是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它不但需要具备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还必须立足于全面、系统、深刻的观念基石之上。没有一定的理念与价值作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前提,法治化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3]由此可见,执政党的法治意识是实现依法执政的精神条件和思想基础。

3.2 完善法律制度是实现依法执政的基础

依法执政的具体运行首先要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有法可依是党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和法律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5]目前,我们已初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法律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同样需要与时俱进。面对新世纪依法执政的挑战,我们的立法工作应着重在切实提升体系的完整性、统一性、协调性、效率性和公正性等方面下功夫,努力建构出一个体现较高文明程度的新的法律体系,为我们党的依法执政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3.3 强化监督机制是实现依法执政的保障

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理论上来讲,权利不同于权力;人民的权利是授予权力,人民的权利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党和政府则是权力的执行者和被授予者,权力必须服从、服务于权利,而绝不能颠倒过来。这就意味着不仅权力的来源要符合法律和程序的规定,而且人民还依法享有收回和取消权力的权利。因此,要实行领导职务的任期制,给权力的行使者规定明确的时限,到期必须收回。因此要构建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监督体系,使监督向全方位、多层次发展,发挥整体效应,克服各种腐败现象,不断改善党的执政方式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新华通讯社.半月谈,2004,11.

[2]依法治国十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70.

[3]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J].中国法学,1997(5).

[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湖南规范“依法执政” 篇3

“依法执政”的目标已经提出7年，如何“依法执政”却存在诸多模糊地带。

中共湖南省委的探索颇具意义，值得密切关注

法律科班出身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提出的“法治湖南”理念，在逾一年的酝酿与探索之后，其纲要浮出水面。

2011年7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在九届十三次全会上审议通过《法治湖南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份《纲要》力图在湖南“营造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予以肯定，“这意味着执政党从依法行政迈向对依法执政的探索，很了不得，这是一个飞跃。”

引人关注的是，在周强提出“四个湖南”（绿色湖南、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和法治湖南）后，“法治湖南”获得优先考虑。在内部会议上，周强亦谈及此种安排的原因，认为“法治湖南”是其他“三个湖南”的保障。

国内首部“法治”纲要

从公开的文本来看，《纲要》主要包括三大块内容，其中总论方面提出了法治湖南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并提出到2020年的总体目标，即通过十年时间使“地方性法规规章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全社会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普遍提高，经济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核心部分则是第二大块。非常细致地提出“十二五”时期“法治湖南”建设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提高各级党委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推进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内容包括在内。

值得关注的是，《纲要》不仅提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亦提出推进经济法治、社会法治、文化法治以及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此外，法制宣传教育与加强和规范法律服务也被写进来。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后1999年修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入宪法。至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并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同年9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执政作为执政党三大目标（其余两大目标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被提出来，“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被写入党的决议。

这次会议上，包括“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等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制度被提出来。

应松年认为，中央的部署具有战略性和宏观性的特点，但对具体工作如何做，仍需要可行的实践与探索。这种背景下，湖南出台《纲要》具有破冰意义。

《纲要》起草组长、湖南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贺安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央确定大的改革方针，为地方在此前提下进行探索奠定了基础。”

贺安杰说，这份文件的起草并无其他模式可以借鉴，起草过程中争议的问题颇多。《中国新闻周刊》获知，从去年6月周强指示湖南省委政研室着手法治湖南建设调研以来，已经先后五易其稿。

其中，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法治建设是否应当与党委依法执政、人大加强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等内容并列写入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有人并不赞同将法律服务写入纲要。

但最终，决策者认为，法治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纲要》的特点正是要将各方面内容写入以达到实现法治的目的。

周强本人对《纲要》起草亦亲自参与，不仅参加专题调研，还先后六次审阅修改《纲要》稿。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应邀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强认为，对湖南来说中心任务仍然是发展，要缩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但他强调的是，科学发展与法治并不矛盾，科学发展要用法治来保障，抓法治就是抓发展。

探索可行的制度

对于湖南的探索，76岁高龄的应松年教授非常赞赏。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几乎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重要的行政立法与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应松年说，“我们讲依法行政，大家在思想上认识比较一致，但依法执政到底应当包括什么、具体如何做，我们有特殊的国情，世界各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基本的规则说可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强调稳妥的原因。”

这种背景下，应松年认为，湖南将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湖南分为十二大具体方面，比较具体可行。

从改革和完善党委决策机制来看，《纲要》提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要求“研究制定党委重大决策程序规定，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法律咨询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党委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

应松年认为，把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法律咨询和集体讨论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一把手专权和拍脑袋决策将得到有效的防范，重大决策出现问题的几率将大为降低。

《纲要》亦在党务公开方面做了较为细致的探索。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中纪委、中组部一直在推动党务公开，除中央试点外，亦有地方主动推进此项工作。湖南通过《纲要》进行系统的细化，亮点非常突出。

与其他地方细化权力清单等举措不一样的是，《纲要》从基本原则上要求“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依照规定不宜公开的以外，党内事务应当通过党内有关会议、文件、简报等方式及时向党员公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重大决策，应通过网站、报刊、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及时公开”。

“我们谈法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和政府的信息要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搞出来了，现在要求除了党和国家秘密之外都应当公开，确立这个原则很了不得。”应松年说。

在王锡锌看来，党务公开的核心是党委决策权的公开，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大决策的公开，另一个是干部人事任命的公开。这二者在《纲要》中都能得到体现。

令外界关注的是，《纲要》史无前例地将“法律服务”纳入法治体系，提出要“健全完善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法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贺安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起草的时候，有人认为，法律服务是司法公正里面的问题，现在单列出来，基本的判断是，法律服务不只是诉讼，真正的法治社会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法律服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高度的法治社会却没有发达的法律服务业。”

建立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就这些制度创新，贺安杰的说法是，制度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管用。他说，《纲要》起草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政府行为对社会的导向作用太重要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可预期的环境，给公众安全感。”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在中国内地，这并非一个轻松的话题。2011年6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到中国考察，发现大量的企业家向外移民并转移财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永年分析道，中国现行税收制度还是有利于富人的。这些投资移民跑到国外以后，生存环境并不好，不仅面临高额征税，而且看不出其资产有什么发展和扩大，更多是纯粹消费。那么，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不能像在中国国内赚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走？

郑永年认为，从接触到的信息来看，投资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在恶化。《物权法》虽然有了，但法治理念非常差，财富一旦被地方官员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强讲得很朴实，“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全球五百强的企业，最重视的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法治水平行不行。”

周强的讲话有其背景。据了解，2010年8月，周强到上海世博主持招商洽谈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排名世界前五百强的企业老总们最关心的并不是湖南的招商优惠政策，他们感兴趣的是法治湖南这个新近提出的概念。

这些老总们担心招商引资政策会不稳定，这些政策通常都由招商引资的官员拍板做出，但却极其容易因为官员的变动而改变，法律能不能保护他们的财产是他们最为着急的事情。

在上面提到的这次会议上，周强给与会人员讲了一个笑话来说明法治环境的重要性。他举例说，我们某个地方招商引资，喝起酒来什么都行，放下酒杯一切都不行。

周强也多次讲到香港为什么对全球投资者都有吸引力，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在那里创办企业的时间和投资成本，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事先计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需要办哪些手续、手续需要办多长时间、投入生产需要多少成本等等，投资者事先都可以估算。而在内地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给投资者一些优惠条件，但私下的灰色成本巨大，难以估计。

在周强看来，一个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是一个地方的核心竞争力。贺安杰坦承，法治湖南的建设包括《纲要》的出台，就是希望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对于目标能否实现，贺安杰说，《纲要》中的制度设计都将出台具体的文件予以支撑，形成制度体系。他们接着要做的是，研究“建立法治湖南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将“法治”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并将其“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吉吉对通过考核机制推动官员重视法治建设表示赞赏，但她希望能设计更为管用的考核机制，“我们现在的考核中，官员们为啥都能过关，因为这个制度有缺位：第一，这里没有质询环节，群众发不出声音来；第二就是没有公示环节。公示这也是民主的表现。”

应松年则希望，自下而上的监督能够有序地建立起来，“我们的官员为什么可以不在乎公众的评价，因为他是上面提拔起来的，法治建设要重视这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依法执政 篇4

【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

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截至目前，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有三篇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研讨会获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其中包括一个省部级课题。

delongmao@yahoo.com.cn（电邮）

坚持执政为民 抓好依法办事 篇5

近日，我市部署开展“人民好公仆”教育实践活动，市委副书记张轩作动员讲话时指出，要抓好“三项教育”，大力整顿“五风”，争做“五好”公仆。

“人民好公仆”教育实践活动以“转变作风、服务群众”为主题，内容包括抓好“理想信念、根本宗旨、廉洁从政”三项教育，大力整顿“官僚文牍风”、“吃拿卡要风”、“懒散推诿风”、“走读漂浮风”和“奢靡享乐风”等五种不良风气，打造一支思想素质好、服务群众好、工作业绩好、廉洁自律好、社会评价好的干部队伍。

浅论新时期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 篇6

关键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依法执政问题　探讨

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其中最为关键的内容之一，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我们党是我国惟一的执政党。没有党的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此，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特别强调要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对于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断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的建设是新时期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课题，在此本人就新时期加强党有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作一粗浅论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及时代背景

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精深、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命题的内涵、背景，对提高其重要性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理论框架。科学执政与民主执政必须通过依法执政的途径来实现。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指一个政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管理活动。依法执政意味着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等执政权力的行使，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最终实现党的正确领导。

所谓依法执政能力是执政党以国家机器为杠杆，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坚持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持续获得人民拥护，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引导社会整体进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它是执政党为履行职责、强化效能、保障地位而进行构造、创新的系统行为过程。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建设工程，是随环境、任务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系统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时代背景。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领导方式，在55年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执政方式，包括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的状况等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形势下，我们党执政碰到的第一个新情况，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中国走向经济繁荣的必然选择，２０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对党的执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它不仅促使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活动的主体、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而且对文化、人的价值观念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党执政的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国内来看，体制改革造成利益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许多紧迫的新任务。比如，如何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东西部差距，都是非常重要而十分艰巨的任务。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对我们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特别是强权政治和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对我国的压力，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新的考验。这些都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三是我们党执政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比较直接，其中政策在执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客观上要求党依法执政，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执政方式的改变，使党在执政问题上直接面对的问题是：党的执政观念能否及时改变，党的执政能力能否适应这一要求而提高。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实践探索，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党提出要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表明了我们党对民族进步、对国家发展的高度责任感。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而且关系到能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呼之而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过去在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执政、不断

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这反映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内在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正是基于我们党的历史方位所发生的变化，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不断提高党的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在宪法和法律面前，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党依法执政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能否严格依法运作。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只有坚持党依法执政，才能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依法执政是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

第一，依法执政是党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必然选择。党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有效地约束任何组织、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在整个国家形成浓郁的法治氛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二，依法治国并不仅仅是党的各级组织要抓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党的执政行为的一个根本要求。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及其相应的程序和手续都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要善于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实现党的意志。

第三，依法治国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执政基础是人民群众。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地位是否牢固，党政关系是否和谐，工作机制是否合理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看我们能否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能否高效、廉洁地为人民服务，能否始终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所以依法执政的能力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效，反过来，依法治国的效果又是对依法执政能力的检验。因此，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

（二）、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纵观世界，各国执政党执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依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即体内运行；二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执政机关之上，直接对国家政权发号施令，即居高临下；三是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行使本应由国家政权机关行使的职能，即简单取代。第一种执政方式最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则。

我国在政治体制设计上采取的是第一种方式，即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执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实际的执政方式偏向于第二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党刚刚执政，内有困难外有封锁的情况下，对于提高党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集中社会力量组织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经济活动，进行国防建设，防止重大灾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随着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化、法治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一些地方党委包揽过多，权力过分集中。一些地方党委用传统的政治动员方式，指挥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工作，不少地方党委直接做了许多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把政府变成党委的而非人大的执行机构。一些地方事无巨细都由党委出面，包办代替同级其他各种组织的事务，不少地方党政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工作中主观随意性大，难免在工作中互相扯皮，影响工作效率。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政党、国家、社会几乎是三位一体，而党又处于各种权力的核心，是惟一的决策者和。一旦党的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往往会使国家、社会处于被动地位，成为矛盾的集中点和风险的承担者。同时这种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党组织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不仅使政权机关很难行使自己的职权，影响政府工作效率，还会造成“党不管党”，削弱党的战斗力，影响党的领导的整体效能。

我们党正是看到以往执政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经过多年的初步探索，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了较大的改进。目前，从整体看，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处于转型期。改进党的执政方式的总目标应该是实现党从第二种执政方式向第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依法执政作为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期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转变。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依法执政不仅意味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调整，而且还意味着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对于这一点，必须提到足够的高度，充分加以认识和理解。

（三）、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需要。

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也是我们党依法执政的显著特点。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大大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方式。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既是重要环节，又是必要条件。一个国家，执政党能否依法执政，直接影响着国家机构能否依法运转，从而决定着能否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只有通过依法执政，才能切实保障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真正统一起来。

三、实现依法执政过程中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

把握问题一：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首先依法进入政权组织。

执政党依法执政，首先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进人政权组织，成为国家政权机关中的领导党。执政党领导国家政权是通过在国家政权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在国家政权之外，更不是在国家政权之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是通过武装斗争方式进行的。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就要使党进人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并不是任何政党都可以成为执政党，也不是任何政党以任何方式都可以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根据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要求，依法执政首先意味着，党依照宪法的规定以法定的途径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我们党作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要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自觉地遵守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遵从人民意志的选择，通过法定的程序和方式选派推荐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政权组织，依法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直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的决定，支配和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发展，实现党的主张。确保我们党在国家政权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把握问题二：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遵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把执政党领导方式纳入法制轨道的基本依据，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制原则。党对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必须通过和运用法律手段。党只能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进行领导，自觉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发号施令。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和政府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为了更好地领导和保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的领导权不能大于“法”。

把握问题三：党要坚持依法执政，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第一，各级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并不对立。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法律、法规，选举国家各职能机关的领导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不能将这种履行法定权力的行为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看待。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职权，这本身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只有保障权利机关依法履行职能才是依法执政的体现。

第二，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相统一。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直接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不能将这种宪法规定的依法行政行为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看待。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各级人民政府的依法行政行为，而不是直接干预或代替它们履行职能。执掌各级政府领导权的都是各级党委推荐当选的党的干部，他们领导政府的行政行为本身就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各级人民政府依照宪法行使权力和通过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实现对社会进行管理，也体现着党的领导。

第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党的领导相一致。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授权的范围行使权力，在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只服从法律，这就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通过法律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能由党直接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样有悖司法独立原则。

第四，各级党委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开展工作是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党委要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不能将这种支持理解为对各种组织放任不管。在依法执政的情况下，各级党委要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继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支持各方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的同时，保证各方步调一致地实现党的执政意图和主张。党要根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依法加强对国家政权组织的领导，充分发挥国家政权机关中党的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的执政党意识，保证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把握问题四：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要运用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

贯彻依法执政的方针，要求推进依法执政的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执政，需要运用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具体讲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依法执政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宪法秩序，实现宪政。宪法是根本大法，规定了我国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落实宪法，遵守宪法，严格按宪法办事应当成为党依法执政的一个根本着眼点。

第二，要进一步健全依法执政的法律。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目前我们党依法执政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政权运作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还不能适应依法执政的法律需求。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制定、健全有关的法律，科学界定执政党的领导职能、执政方式和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组织实行依法领导，保证国家政权组织依法行使职能不受非法干涉。这样，可以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巩固下来，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更为充足的法律保障。运用这些法律，才能更好的治理国家。

四、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思考一：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首要任务是强化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树立牢固的法律信仰。

依法执政作为党的执政信念，来之于党对执政权力的正确认识，来之于党的为民执政的价值取向，来之党对民族与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广大党员的行动付诸实施。但是，依法执政的自觉性不会自发地产生，作为一种内在深刻的信念力量，需要培育和磨练。因此，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重点是要抓好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法治观念建设，切实强化

依法执政的法治观念：

一是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宪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体现，法治的实质是宪治，因此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二是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法律的尊严与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遵循法治的原则。

三是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四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依法享有权利与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观念。

通过法治观念的逐步强化，在党内树立起牢固的社会主义法律信仰。

思考二：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水平。

政府是党执政的载体，是具体施政的主体，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程度、水平和效果，反映了党的依法执政的程度、水平和效果。因此，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政为民的水平实际上就是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政府是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依法行政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党依法执政的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绝对忠于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行政；第二，在业务上要熟悉、精通与政府职能部门相关的各种法律和法规。这是政府部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最基本的条件。

思考三：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重要保障是依法对权利运行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谋利益。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加强对权利运行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一是要加强党内监督。要重点强化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意识，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内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结构，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进一步健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和把关、又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权力机构，使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行使，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行为的发生；二是要把党内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的整体合力。三是要加强自我监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做到广开言路，听民声，察民意，发挥方方面面的监督作用，主动接受监督，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参考文献（资料）：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日报，2002.11.182、胡锦涛.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求是杂志2004（01）

3、孙学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干部读本.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24、赵国良.发展观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干部读本.北京，红旗出版社，2004.35、郑治.《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党建研究.2004（06）

依法执政 篇7

一、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面临的挑战

随着“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措施的出台与实施, 党政领导干部的宪法认知有所增强, 宪法理念相对提升,对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等宪法实施的举措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但也应该看到, 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仓促应急的表象,有“一阵风”的成分,真正提升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能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虽然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但对宪法依旧不熟悉、不敬仰

经过30年的“普法教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宣传, 广大领导干部对宪法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等,但是总体来看,对宪法的政治属性了解相对较多,对宪法的法律属性知之甚少,在工作生活中能想到宪法、应用宪法、信仰宪法者寥寥无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熟悉宪法历史和现行宪法的立法经过。 对新中国以来的四部宪法、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和四个修正案的历史经过了解较少,对1954年宪法的历史意义、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历史局限 、1982年宪法的拨乱反正认识不清。 第二,不熟悉现行宪法文本的内容。 很少有领导干部通读过138条、包括序言共计16500字的宪法全文,对宪法的序言、总纲、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的基本规定仅能说出一二。 第三,即使在日常工作中用到法律,也只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很少考虑到宪法规范。 第四,对“国家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等举措被动接受多,内心触动少,仪式感强,信仰感弱。 第五,由于对国内外宪法的发展历程一知半解,有时出现“西方宪政完美无缺、中国宪法仅为 ‘闲法’”的错误言论。

(二)虽然清楚“权为民所赋”,但在“民”面前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各级领导干部对于“官”与“民”的角色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对于自己的权力来源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但在思想深处,不少领导干部依旧认为自己是在“管理”国家、“管理”人民,即使改变了说法,也是“治理”国家、“治理”人民,自己是权力的指挥者和发出者,广大人民理所当然要接受这些权力的管理和约束。 许多领导干部虽然能脱口而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但很难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做到“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也正是由于没能正确把握宪法赋予国家公职人员的真正职责, 部分领导干部过于看重或在意手中的权力,忘记了权力是把“双刃剑”,忘记了权力要为人民服务的本来属性,用肆意妄为的权力在自己与百姓之间划出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虽然明白权力要受到限制,但权力之手时常伸出笼外

随着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制度的相继落实,广大领导干部逐渐意识到要限制权力、收敛权力,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但是必须明白以下问题:是主动情愿地关,还是被动不情愿地关? 由谁来设计、编织这个笼子? 由谁来掌管开启笼子的钥匙? 多年来“公仆”伤民现象没有真正得到扼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者自己设计、 编织了所谓制度的笼子,并掌管着笼子的钥匙。 在这种条件下,笼子看上去美观漂亮,实则松松垮垮, 摇摇晃晃,甚至漏洞百出”。[1]权力貌似关进了笼子里,却好像“牛栏关猫”,进出自如。 同时又通过各种变通方式将权力之手伸出笼外,比如下发各式“红头文件”,将其打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软法”。 一些违法的“红头文件”涉及到审批、许可、收费等事项,直接影响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成为公权滥用的 “尚方宝剑”。

(四)虽然明知必须保障公民的权利,但侵权事件依旧时常发生

30余年的宪法实践促使广大领导干部逐步意识到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是宪法的永恒主题。 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实际工作中,部分领导干部追逐的是自己的所谓政绩,投的是上级领导的所好,“在管理不留空白的理念支配下,权力在不断超越法律而扩张自己的触角。 权力尤其是各级一把手的权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绝对性”。[2]不是认真对待权利而是号召动员民众为所谓的公共利益、集体利益放弃权利;不是在权利面前保持谦抑,而是任意扩大权力的边界;不是欣然接受权利的制约和监督,而是对来自民众的意见、建议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不是用权力服务权利,而是忽视权利、甚至用权力侵犯权利。 在权力的侵害面前,权利往往不堪一击、难以自保。

二、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产生以上问题,既有宪法自身属性和实施的原因,也有领导干部本人对宪法的认同和信仰的原因。

(一)宪法本身政治属性强,法律属性弱,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对宪法的认知出现偏差

“宪法是关于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的总体决断,涉及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3]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对于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具有统帅作用。 同时,宪法也当然地具有法律的属性,是一类特殊的法律规范,只是这类法律规范比起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等似乎与平常人很少发生交集, 导致有的领导干部仅将宪法看做是国家的政治纲领,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宪章”,与自己的工作生活关系不大,很少关注,更谈不上信仰。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过程中不必直接援引宪法规范,形成“宪法无用武之地”的错觉

领导干部日常工作中基本会援引与本行业、部门密切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等,涉及到各类实体法和程序法,但是不必直接援引我国的宪法规范,导致部分领导干部以为宪法无用,认为宪法所涉及的人权、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是“居庙堂之高”的顶层设计,至于最终能不能“忧其民”则要看上级领导的指示或命令,由此导致对宪法文本的普遍不尊重。 或者不认真对待宪法文本,遇到问题撇开宪法,对宪法“敬而远之”,或者公然违反宪法条文,或者以批评宪法为习惯,把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简单归结到宪法文本的制度设计上, 形成了“宪法虚无主义”的错误理念。

(三)多年来我国宪法实施不给力,使得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宪法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具体制度和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违宪追责不到位,很少有人因为违宪承担法律责任,“导致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理念淡漠,宪法素养低下,宪法意识薄弱,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违背宪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存在着表面上尊重宪法,实际上远离宪法甚至架空宪法的问题”。[4]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法外设权,习惯以“红头文件”扩权、揽权;习惯以“领导批示”代替依法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迷信“强权政治”, 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橡皮泥”。

三、宪法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路径选择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组织者和带领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其中, “ 法 ” 首当其冲应是 “ 宪法 ”, “ 法治意识 ” 首先应是 “宪法意识 ”,唯有如此 ,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才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一)不断提升宪法素养

宪法素养是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质就是实现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宪法化。 所谓执政理念,就是为谁执政、如何执政;所谓执政方式, 就是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即权力从何而来、为谁所用、如何行使,就是要将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放在宪法的视阈下考量,弘扬宪法精神,恪守宪法原则,维护宪法权威,最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首先, 要在领导干部中进一步推进宪法教育。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等法律列入党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内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 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的要求,加大宪法学习的力度,促使领导干部熟悉宪法文本,牢记宪法规定。 而且学要考核,考要真考,不搞“考卷与答案齐飞”的形式主义。 领导干部本人也应充分利用书籍、报刊、 电视、网络等媒介加强对宪法的学习,做到真学、真懂、真信,以此牢固树立宪法至上、权为民所赋、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理念,真正将宪法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其次,要充分发挥“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的引领作用。 “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虽然只是一个法定节日和一种外在仪式,但是它追求的是法治的实质, 表达的是对宪法的忠诚, 维护的是宪法的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必要形式。 当前关键是要克服仅在“国家宪法日”想起宪法、仅在“宪法宣誓”时忠于宪法的不良倾向,在内心建立起对宪法的真正信仰。 要以“国家宪法日”和 “宪法宣誓制度 ” 为契机 , 时常总结宪法实施的经验,反思违宪事例的教训,明确宪法的核心要义,强化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使“言必称宪法”、“行必遵宪法”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自觉反应和自主行动。

再次,要依宪行使权力,勇做宪法实施的“排头兵”。 虽然目前我国的宪法实施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领导干部在日常的工作中做宪法实施的模范, 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 立法机关要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和体现宪法精神;行政机关要保证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司法机关要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制定各类规范性文件既要因地制宜, 又要合宪合法,完善制定主体、适用内容、适用对象、效力期间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经得起备案审查的监督与考验。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当前就是要依托宪法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的原则以及根据以上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基本宪法制度,真正有效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少数领导干部肆意用权、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突出问题。

首先,坚决摒弃特权思想,常思权力来自何方。 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某些部门的“一把手” 对待权力“唯我独尊”、对待百姓“狂妄自大”、对待下属“作风粗暴”、对待享受“趋之若鹜”,无一不是特权思想在作祟, 完全忘记了权力的本源与归属。 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加强对特权行使者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使“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彻底改观,创造一个“不敢耍特权”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

其次,强化权力限制,使“权力寻租”无可乘之机。 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成为掌权者谋求获取自身利益的筹码,进而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或污染源。 因此必须进一步规定权力的范围,明确能够行使的权力应该有哪些、有多大,必须在什么范围内行使,防止已有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要将权力限制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使为公共利益行使权力,也必须有明确的边界; 要依法逐步缩小各项权力的范围, 削减直至取消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真正达到职权责任法治化。

第三,使用“好钢实料”,打造坚实的制度笼子。 笼子是否结实牢固,是否坚不可破,关键在于编织笼子的材料、也就是各项制度能否经得起考验。 当前, 除了充分发挥各项法律制度的刚性作用外,还要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落到实处, 使其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让人民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独立行使诸如公共财政、人事选任、官员问责弹劾等权力。 同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给“拍拍脑袋决策、拍拍胸脯保证、拍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戴上“紧箍咒”。

(三)善用宪法思维解决现实矛盾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 矛盾凸显期,需要解决的国内外问题格外艰巨,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思维、特别是宪法思维来思考问题、作出决策和处理矛盾,“通过宪法塑造社会共识,通过宪法治理解决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问题,并展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自信和主权独立。 ”[5]

首先,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界定了我国的六大核心利益,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将“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列为核心利益,不仅仅是对中国核心利益实事求是的总结, 也对外宣示了这些政治制度不容质疑、不容妥协、不容干涉。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基本政治制度, 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政治头脑。

其次,通过宪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结果。 ”[6]各级领导干部应科学分析其成因,将合宪性作为思考问题的前提,合法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 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时, 要遵守宪法原则,固守法律底线,既要防止不顾宪法权威,采用“花钱买平安”的方式解决问题;又要依法惩处冲突中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使运用宪法思维执政成为领导干部开展一切工作的自觉行为。

第三,学会使用宪法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 宪法语言则是宪法思维的载体,它从来不是宪法学家、法官、检察官的专利,各级领导干部亦应加强训练,“出口成宪”,平时讲话、做报告、写文章、制定方针政策既可以引用上级指示、报纸观点、红头文件, 更要结合实际引用宪法条文和法律原则,切实改变宪法语言在公共话语体系构建中的缺失现象,克服对宪法语言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使宪法语言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社会的“普通话”。

(四)将公民权利放在突出位置

公民权利是国家对公民所承诺和维护的权利,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 1998年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 近年来先后通过了 《国家赔偿法》、《监狱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一系列法律,分别对《刑事诉讼法》、《刑法》、《行政诉讼法》等作出了修订和修改。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坚定决心,也为广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

领导干部须真心敬畏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依法执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公权力的最终指向与目标。 各级领导干部要克服权力的自恃与傲慢, 深刻认识到自己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满足一己之私利,更不是对百姓的恩赐与施舍,唯有如此,才能忠于宪法法律,严格遵照法定原则、法定权限、法定程序来行使职权、履行职责。 为了在公民权利面前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领导干部应该以“权利理性”代替“权力理性”,阻止权力的日益扩张,该放手时就放手,不能打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幌子自我设置公权力,也不能打着保护其他公民权利的幌子,肆意地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

依法执政 篇8

[关键词]国外执政党；执政成效；主要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1-0057-03

执政成效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在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执政资源，选取适当的执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和效益。执政成效关涉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与民众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是任何一个执政党无法也不容回避的问题。认真总结国外政党执政成效方面的主要经验，对于提高我们党的执政成效、化解执政风险大有裨益。

古巴是美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立的处境使古巴长期生存在被敌视的状态下。那么，一个既没有经济增长优势作为政绩的执政党，也没有地缘政治优势的国家，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呢？究其实质，不难发现，古巴共产党成功的秘诀和力量的源泉在于民心。古巴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价值取向，把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作为执政的重点。为赢得民心，古巴共产党建立了严格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至少6次到地方视察。党政部门的公务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般民众可随意搭乘，不得拒载，否则将严肃处理。古巴共产党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廉政建设，通过根除腐败、消除特权提高党的公信力。古共强调，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在基本生活品供应方面，党政干部没有例外；在住房方面，领导干部没有专门的住宅区，不少高级干部混住在普通居民区内，上下班步行或骑自行车；还规定高级干部的子女不得经商；高级干部不能在旅游饭店消费等等。

越南是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国家之一，在执政成效建设方面积累的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通过改革增进执政成效。囿于革命党的惯性思维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越南共产党曾一度陷入到了严重的执政危机当中。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提出了全面革新的路线，把民富国强、民主、文明、社会公平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定向的市场经济”概念，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此后，越南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上升，连续多年经济增长达到两位数，化解了由经济危机诱发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和信仰危机。第二，通过民主提升执政成效。越共九大第一次把民主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06年越共十大又强调指出，要“确保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法治国家”。自1992年始，越南开始实行国会代表直接选举制，规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且必须确定在周日，保证选举的民主、规范。第三，通过强化与群众的联系巩固执政成效。强调党与群众联系是党的基本方针，把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上升到执政高度。党的高层借助新媒体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开辟了“听民说、说民懂、做民信”的新路径，密切了党与人民的联系。第四，通过党风廉政建设优化党的执政成效。越共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实行干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党员干部要申报个人房产情况，配偶及子女在国外自费留学的，要申报其经费来源情况。通过健全制度法规和经常性的反腐整风运动，增强了越南党执政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1932-1976年间在瑞典连续执政4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秘笈来源于其重视执政合法性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获得民众支持。瑞典全国受雇职工的85%参加了总工会，社会民主党一直将工会工作视为其工作的重点，利用与工会的密切关系联络民众。除此之外，社民党还把协商民主奉为圭臬，以协商民主扩大社会基础。其次，以“人民之家”为执政理念，获得民众认同。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将国家比喻为家庭，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执政理念，强调以社会合作为其根本途径，以建立平等、理解、合作与帮助的福利国家为其实质。再次，把改善和保障民生作为执政追求，获得民众信任。在社会民主党主导下形成的“瑞典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实行了覆盖所有人和人生全过程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是由于民生的持续改善，社会民主党也因此拥有了广泛的民意支持和坚实的执政基础。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1959年在大选中获胜，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能够在历次选举中获胜，与其注重合法性建设密不可分。第一，以群众为本体，把党的愿望变成人民群众的愿望。执政伊始，人民行动党就非常重视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与沟通。为了赢取选民的支持，人民行动党强调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尤其重视帮助弱者贫者，把扶危济困作为党为新加坡人民创建美好家园的四个支柱之一。第二，恪守功绩原则，以执政绩效稳固合法性。新加坡1965年走上独立道路后，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在人民行动党的引领下，至2014年，新加坡人均GDP已高达56000多美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行动党把增进民众福祉、让人民过上“体面”生活作为执政理念，以民为本的执政绩效夯实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合法性。第三，坚持从严治党，塑造廉洁的执政形象。人民行动党能持久地取信于民，与其廉洁奉公的执政形象密不可分。李光耀强调指出“廉洁的政治环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1]

成立于1929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执政期内，大部分时间里政局和社会稳定，执政成效非同寻常。总结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经验和文明成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重视发挥意识形态思想引导和社会整合功能，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持续的合法性源泉。革命制度党以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内将维护民主、发展经济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强调国家在发展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进行有利于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改革；对外奉行民族主义，维护国家主权。这些主张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和支持，保持了墨西哥政局的稳定。第二，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和制定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夯实了执政的绩效基础。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革命制度党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指导，实行内向型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使墨西哥由一个农矿业国家转变为一个中等程度的工业化国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第三，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体系，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建立了由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组成的职团系统，其中农民部的主体是土地改革中受益的农民，主要由全国农民联合会组成，工人部主要由劳工联合会组成，科学有序的政治参与体系，维系了政局的稳定。

（一）维护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前提条件。最早研究“合法性”问题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2]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党，执政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否则随时都有丧失执政地位的风险。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一次选举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地执掌政权，周期性的选举不断考验着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执政成效和执政合法性相互依存，执政成效是选民是否继续支持执政党的重要参照，人民对执政党的执政成效不满意，就可以利用自己的选举权重新做出选择。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民众仍然是政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同样可以决定执政党的命运，甚至会以更为惨烈的方式实现政权的更替。因此，“非竞争性”并不是真的无竞争，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持续认同，执政地位终究难保。执政党拥有了无可争议的执政合法性，党的主张就能够转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执政党也不必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护社会稳定，维稳成本和执政成本降低了，执政成效则相应会提高。相反，如果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足，民众对党的主张产生习惯性质疑，政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必然下降，执政成本加大。

（二）开发利用好执政资源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重要依托。执政资源既包括经济资源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民心资源等无形资源。党在执政过程中不能滥用执政资源，党执政成效的好坏与执政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开发资源的广度与深度有直接关系。首先，要发挥好思想理论资源的优势。思想理论资源是党取得执政成效的关键性资源。例如，瑞典社民党执政成效得到人民认可，重要原因是推行“人民之家”的执政理念。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好传统思想政治资源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吸收一切有益的新的思想理论资源，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其次，要善于开发利用新的执政资源。一是利用好互联网资源。善于利用互联网宣传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把握舆论导向，增强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通过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和沟通。二是利用好非政府组织资源。非政府组织资源是执政党联系群众、提高执政成效又一重要资源。通过非政府组织，党可以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广泛地联系群众，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全国性的基层组织——人民协会为桥梁，与基层群众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我们国家非政府组织已步入较快发展的轨道，利用好它们有助于提升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利用好“外脑”资源。政党科学决策需要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来支撑，“外脑”资源是顺应复杂多变的时代的要求，为执政党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力资源。

（三）坚持科学发展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必然要求。发展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衡量政党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也最能体现党的执政成效。纵观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执政党，凡是曾经执政成效好、人民认同度高的执政党，在引领经济发展方面都有非凡的表现，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瑞典社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等。相反，凡是执政成效不佳、人民认同度低的执政党，在引领经济发展方面也必然无所作为。习近平指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3]经济不发展，人们感受不到党的执政成效，执政党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经济有发展，如果不坚持以人为本，不重视民生建设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人民对党的执政成效也不会满意，执政党同样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好的执政成效一方面表现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另一方面，要求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经济增长是党执政成效提升的基础，而经济成果让人民共同享有则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根本要求。

（四）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是党提升执政成效的重要因素。执政形象是政党执政成效和民心民意的集中体现，一个在人民心目中具有良好执政形象的执政党，即使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与理解，不至于被人民抛弃。以古巴为例。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古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但长期以来，古巴共产党能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菲·卡斯特罗主席曾对记者透露，“我的工资同40年前大体持平，甚至还要少一些”，“我无意要求为我增加工资，因为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4]长此以往，古巴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塑造起了为民、清廉的执政形象，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执政成效。因而，我们党应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和执政使命，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重塑为民、务实、清廉的执政形象，以良好的执政形象促进党执政成效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237.

[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3]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

[4]陈久长.卡斯特罗和古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218.

本文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建国初期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949-1956）》（项目编号15JD71008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执政成效研究》（项目编号2015BDJ002）。

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