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精选7篇)
——执政党能否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是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存在的缺陷比较大,不能适应我们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已成为影响我国宪法权威的瓶颈问题,在目前我国所处的环境之下,既有强烈的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和条件,并不是理论界的杞人忧天或无病呻吟。
从理论上讲,任何的制度都是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创设制度的人本身是不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这样说不意味着要人们放弃对制度进行完善的追求,也不是要否认同一类型制度之间的可比性。仅仅意在使人们明白,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劳永逸之事,一项制度的优越、合理只是在特定的时间、背景而言的;一项制度存在的缺陷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而是和其他同类型制度的优越之处相比较而言的。宪法监督的范围,就是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力指向 1的具体目标。宪法监督的对象是“违宪”,作为违宪的表现形式有两个基本方面:法律、法规的违宪和行为的违宪。在这里,法律、法规违宪撇开不说,针对行为违宪作论述。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分歧,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采取的行为是否有可能发生违宪?执政党能否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居于执政党和领导核心的地位,其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是政治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即便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享有宪法监督权力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政治上的被领导者能否监督其政治上的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到宪法监督的对象之中,自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存在肯定和否定两主张。
持肯定主张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二者之间在政治上也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作为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该
能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因为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违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集中体现或代表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有些党员,特别是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违反宪法的行为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权机关,但由于对党的领导作了不恰当的理解,党的组织并没有完全退出对具体国家事务的管理,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状况,使党组织逐步国家机关化了,国家机关只是党组织的执行部门而已。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虽然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党的活动范围,但却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关于各国家机关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否则就属于违宪,拥有宪法监督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当然有权对其进行监督。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作为宪法监督的对象。理由是:从宪法的规定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对由其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党的组织并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因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将
中国共产党纳入其宪法监督的范围;宪法第5条规定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只是一般性或原则性地规定国家要坚决追究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的结论。更何况,宪法规定的是“追究”而不是“监督”。如果承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监督中国共产党,等于是认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对党组织制定的文件、做出的决议,即使其中有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内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不能直接加以撤销或宣布其无效,而只能提出批评建议,建议党的组织自己进行纠正。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也应当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并不能将其排除在宪法监督之外。如果我们否认应对中国共产党遵守宪法情况进行监督,实质上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可以不受宪法的约束,可以超越于宪法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宪法的最高权威不能实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会成为空文。从否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宪法监督对象的学者主张来看,根本上是混淆了工作监督和宪法监督的界限。另外,试想一想,社会团体都是公民根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来结成的,但社会团体都要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因为社会团体不是由宪法监督机关组织的而放弃对其活动的合宪性进行监督。
一、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不足体现
1.缺少宪法监督的专任机关。现行宪法将监督宪法实施 的权力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但我国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有很多项, 宪法监督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权力, 显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可能成为宪法监督的专任机关。拥有宪法监督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本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专注于对宪法的监督。
2.宪法监督程序还不健全。宪法并没有对于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如何行使宪法监督职权及其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虽然我国对违宪审查程序专门在立法法中进行规定, 显然这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运行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这与宪法监督的实践需要还相去甚远。
3.违宪制裁措施还不够严厉。目前的宪法监督缺乏足够 的强制性,这对宪法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了极大削弱。在违宪制裁的实践中,不管是对违宪的法律、法规进行撤销, 抑或是对违宪的法律、法规作出不批准决定,都不体现明显的制裁性。这明显对违宪责任者的威慑力不足。
4.目前我国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实质只是审查法律、法规违宪可能性。不管是全国人大还是其常委会进行的宪法监督, 都只是依法对某些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形式审查,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则无权审查。我国宪法明确指出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违背宪法,否则会被依法撤销。因此,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应当将审查法律违宪的可能性纳入其中。
二、如何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为有效保证我国宪法的实施,应当加强宪法监督,完善相关制度。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应当制定专门的宪法监督方面的法律 , 以法律形式规范宪法监督制度,从而使宪法监督有据可循。为有效保证宪法监督的实施,维护宪法监督的权威性,我们要依据宪法制定专门规范宪法监督的法律, 在其中具体规定宪法监督机关的职权及其设置、宪法监督的范围及要求、宪法监督遵循的程序等内容,从而给宪法监督的实施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2.组建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 , 同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进行优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我国目前法定的从事宪法监督的机关, 现阶段要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 就应当强化和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所以,我们可以谋划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监督工作。这个特别委员会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选举组成, 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闭会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这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所有法律、行政性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依法审查,确定其是否违背宪法,之后将审查结果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还有权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实际工作是否违宪,并有权对各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进行裁决,并对解释宪法。专任宪法监督机关的设立, 优化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这更有利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功能的发挥。
3.强化宪法监督工作中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进行宪法监督必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对宪法监督的领导。在 坚持党对宪法监督的领导的同时, 要根据实际改善党对宪法监督的领导,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协调。党必须依法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应当率先垂范,依法开展工作,成为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模范, 党内那些不尊重及违反宪法和法律行为必将受到严惩,有效地、真正地贯彻落实“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法律规定。
4.谋划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都应该被该国刑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具体进行保护。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时不 够完备,另外,一个国家现行法律不可能把宪法的全部权利完全囊括在内, 不可避免地会有某些宪法权利没有得到任何部门法的保护, 使得公民的一些宪法权利的法律保护出现了空白。如果不对这些权利进行保护,显然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就存在不应有的缺位。由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宽泛,其他法律还不够完备,因此,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十分急需的。由于宪法的特殊性所在,宪法诉讼与其他诉讼不同的特殊诉讼形式。当一项宪法权利有部门法规定具体保护时,就必须依据部门法进行权利保护,不能启动宪法诉讼。只有在部门法对相应的宪法权利没有提供保护时, 才可以启动宪法诉讼对公民进行保护。
宪法监督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保障着宪法正确、充分的实施,维护并巩固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基础,因而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宪法监督制度的内容涉及四个方面:第一,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宪法监督制度的重点范围,主要是监督和审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符合宪法或者同宪法相抵触,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第三,违宪审查的提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是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會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第四,根据法律的规定,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的过程可以细分为四道程序:程序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把提出违宪审查的书面要求或者建议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程序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程序三,制定机关在收到专门委员会书面审查意见后的两个月内,应当研究提出是否修改的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反馈。程序四,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有着较为明显的特点和优点:第一,中国人自己创建。第二,广泛参与的监督。第三,程序的民主性。第四,国体的体现,政体的必然。
(摘自《法学》2009年第10期)
摘要:探寻宪法宣誓的实质,应从契约、制度和法律三个层面剖析。建立和完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首先确定该制度的具体载体,并重点思考宪法宣誓的组织者、宣誓制度的设计要素、誓言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
关键词:宪法宣誓;组织者;设计要素;誓言监督;责任追究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3-0071-03
宪法宣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惯例,但目前我国尚无相关具体制度设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本文将着重探讨如何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宣誓制度。
一、大势所趋: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一)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背景
1.国际背景。国外宪法宣誓的历史几乎和宪法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其制度渊源可追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了被称为现代宪法雏形的《大宪章》,并宣誓遵守其规定。此后,许多国家都借鉴或参考了这一做法。宪法宣誓逐渐成为国际惯例。1987年,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总统宣誓制度;1791年,法国宪法对宣誓做出了相关规定。目前,世界上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大多数都建立了宪法宣誓制度,规定了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综合考察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现行宪法文本,未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仅有16个[1]。不论是在总统共和制国家,还是在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宣誓制度都备受青睐。它不仅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对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2]
2.国内背景。《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被提上日程。其实,我们对宪法宣誓早有尝试。民国时期,单独制定的《宣誓条例》已规定文官、军官、自治职员及教职员只有在宣誓后才能任职。孙中山就是宣誓制度的践行者。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但是并未放弃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探索。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维护宪法的权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发表讲话时都明确提出要遵守宪法、恪尽职守。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在讲话中就提到“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这为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基础[2]。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对宣誓做了明确要求: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有具体规定;澳门《基本法》在规定特首宣誓事项的基础上,专辟一节规定了“宣誓效忠”[3]。事实上,内地对宣誓行动早有探索:2004年河南省荥阳市市长杨福平首开地方行政首长宣誓之先河,在人大代表的见证下,手持《宪法》,面向国徽宣誓就职。尽管我国尚未明确建立正式的公务员宣誓制度,但各地零散的宣誓活动屡见不鲜。因此,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是大势所趋、政之所向。
(二)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重大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社会主义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凝聚着基本共识和价值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有助于增强公职人员的宪法观念,激励其忠于和维护宪法;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宪法意识,培养他们的宪法情感;有助于在全社会传播宪法理念,树立法治信仰。
二、实质探求:基于契约、制度、法律层面的宪法宣誓
探寻宪法宣誓的实质,应从契约、制度和法律三个层面来剖析和理解。
(一)一种“心理契约”
宪法宣誓能够在宪法与宣誓人之间构建起一种“心理契约”。心理契约,顾名思义,是一种隐性契约,一种基于价值认同而对组织的承诺。公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并由宪法所赋予。对宪法宣誓,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对宪法价值的认同、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和维护宪法的权威是宪法宣誓的应有之义。宪法宣誓的过程就是宣誓者接受自我见证、内心见证、人民见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凝聚着信仰、荣耀和忠诚。只有内心的信仰和无形的契约才能让公职人员坚持保护公民权利的目标不动摇,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权力,履行好自身的法定职责。
(二)一种“制度约束”
宪法宣誓在我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名词,而且将成为一种制度规范。《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表明宪法宣誓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宪法的意义在于实施。实施宪法,最重要的是让宪法走下神坛,走进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内心。为此,第一步就必须要求被授予公权力者尊重宪法、维护宪法,向宪法宣誓。国外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践证明,宪法宣誓更多是一种制度约束。宪法宣誓制度明确要求元首等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向公民承诺。这能够从制度上约束公权力、对公职人员起到警醒和教育作用。
(三)一种“宪法授权”
我国《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及其职责,明确授权于行使公权力者。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对应。行使公权力,必须履行宪法规定的相关职责。向宪法宣誓,亦即向人民宣誓、许诺。公开的宪法宣誓制度有利于明确体现宪法授权,让公权力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运行。这是社会和公民监督相关公职人员的开始。宪法宣誓意在使当事人清楚自身的权力从何而来及如何规范运行,谨记“诺言来之不易,誓言不可违背”。
三、途径思考:建立和完善宪法宣誓制度
尽管《决定》已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但是宪法宣誓尚未被写进我国《宪法》。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首先确定该制度的具体载体,即明确其政策和法律依据。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把宪法宣誓写进宪法,并配套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规定》或分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誓词》[4]。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应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一)宪法宣誓的组织者
一个好的组织者是宪法宣誓的基本保障。在我国,宪法宣誓的组织者应该法定,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来组织。对于宪法宣誓尤其是中央层面的宪法宣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为法定的组织者;对于需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宣誓的,应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组织。
(二)宣誓制度的设计要素
一是主体要素。宣誓制度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界定宣誓主体即宣誓人。《决定》明文规定,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主体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不得随意扩大其主体范围。如果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需要对宪法宣誓的话,那么会削弱宣誓的象征意义和作用。依据《决定》要求,在中央层面,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其他组成人员,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是宪法宣誓的主体。二是时间要素。对于宪法宣誓的时间,已经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一般没有具体的规定。我国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三是地点要素。宪法宣誓的地点即宣誓场所,一般由宣誓的组织机构确定。应根据宣誓的具体情况作出区别。原则上,在会议上任命的就应在该会议上宣誓。例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宪法宣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向宪法宣誓[5]。四是内容要素。宪法宣誓既庄重又严肃,其誓词的内容应当统一规定,并与宣誓人职权对应。它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效忠对象、履行职责、服务意识和宣誓责任。如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就应强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其他组成人员就应强调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国务院的组成人员就应强调依法行政;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就应强调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五是程序要素。一套法定的程序对于宪法宣誓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程序法定,才能增强宣誓的严肃性。宪法宣誓程序应包括如下环节:宣布开始;开始后所有在场人员起立、奏国歌(升国旗应根据具体场地确定);宣誓者立正、右手握拳上举、左手放在宪法文本上;高声宣读誓词;宣誓结束后在誓词本上签字;组织机构存档。在宣誓的程序上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现宣誓失效,如缺席不宣誓、口误(即宣誓错误)的情况,应规定在次日重新补行宪法宣誓,以弥补这一并非实质性的错误[6]。
(三)誓言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
完善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包含誓言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既然宪法宣誓是法律规定,就必须监督宣誓者的履行情况,并对违背宣誓誓言者进行责任追究,如政治问责等。只有严格追责才能避免宪法宣誓流于形式或表面化,发挥宪法宣誓的积极作用,把宪法宣誓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会计监督在经济监督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一种以基层单位财务收支为监督对象,以国家监督、社会监督、单位内部监督为主要形式的会计监督体系。这一会计监督体系对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近年来这一监督体系开始显现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会计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屡查屡犯,使现行的会计监督体系面临严重挑战。健全和不断完善会计监督体系,对提高会计工作质量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现行会计监督体系的构成会计监督体系是指由若干具有履行会计监督职能的组织机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国现行会计监督体系包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三个部分。
(一)单位内部监督
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会计法》规定,各单位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位实行会计监督。这一规定,明确了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是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对象是本单位的各项经济活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手段是对本单位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实行监督。由会计人员承担的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在单位领导人的领导下,通过对记账凭证的审查、财务收支的审核、会计账簿的登记、财务报告的编制等提供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会计信息,并保证财务会计活动和经济活动在法定范围之内。从严格意义上讲,单位内部会计监督还应当包括内部审计,因为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一般单位在设计内部会计监督体系时往往考虑内部审计的因素。尽管如此,会计监督与审计监督两者仍有所区别,审计监督是对会计工作的再监督,两者不可替代。多年来,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一直在经济监督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而且在促进单位内部强化管理、保证经济活动依法进行等方面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社会监督
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主要是指由注册会计师依法承办的社会审计。从社会 1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看,注册会计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的监督和服务作用。注册会计师依法并接受委托,对有关会计事项如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法律公证性的审计报告,以此为委托人和有关方面服务。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本对象,是被审计单位的财务会计资料,且其审计工作具有法律公证性,因此,其监督也是会计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国家监督
国家监督是指财政、审计、税务等政府机关代表国家对各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进行的监督,它是我国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单位内部监督起互补作用。国家监督的具体构成是:
1.财政监督。财政监督是指各级财政部门在资金积累、分配和使用过程中,对行政事业单位、部门、企业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所实行的监督。它是各级财政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利用单位预算、财务收支计划以及财务会计报表等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情况来进行的。财政监督还包括财政部门组织的专项检查如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清理预算外资金、清查 “小金库”等,这些专项检查往往都以财务会计资料为重要对象之一。
2.审计监督。政府审计监督,是各级人民政府审计机关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财政收支和财务收支是会计工作的重要内容,因而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会计工作的手段之一。
3.税务监督。主要是指各级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对纳税人的纳税及影响纳税的其他工作所实行的监督。税务机关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通过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促使纳税人依法建账,建立健全有利于正确计算和反映纳税所得额情况的各项基础工作,推动各单位加强包括会计工作在内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遵纪守法,堵塞各种税收漏洞,纠正和查处违反税法的行为,保证包括《会计法》、《规范》在内的各项财经法纪的贯彻实施。
在国家监督中,还应当包括工商监督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注册登记和年检
中,对工商企业会计报表及其注册资本情况的检查。证券监督即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的监督等。
二、我国现行会计监督体系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约束机制不完善
我国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全,使得会计人员不能有效地行使其监督职能,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出台。其次,有的企业在新的财务制度运行之后,仍用传统的做法来看待新制度,没有按新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使得出现“新制度、老观念、老办法”,会计管理混乱。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很多企业将审计监督等同于会计监督,而事实上审计监督是对会计监督的再监督,它侧重于事后监督,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同一经济事项的监督有着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二)会计执业环境不规范
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结果表明,会计人员、审计人员、注册会计师执业很不规范。受拜金主义的影响,人的价值观也产生扭曲,企业追求短期行为,会计人员惟命是从,在权利、利益的驱使下制假、造假,失真的会计信息泛滥,严重恶化了会计的执业环境:注册会计师执业市场混乱,行政干预、地区(部门)保护现象严重,严重制约着注册会计师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的发挥,导致中介业务的变相分割,中介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恶性竞争,带来一些中介机构和会计执业人员在执业质量和执业道德上放纵,虚假信息得不到揭露,风险意识较差,甚至迎合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客户利益的需要,弄虚作假造成经济信息质量低下,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
(三)企业法人的约束机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失调
目前,在一些企业中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指使、授权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做假账,伪造会计凭证,办理违法会计事项,从而使得会计工作
受制于管理当局,不能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破坏了正常的会计工作。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缺乏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
(四)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执业道德观念不强
一般来说,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人员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前些年我国会计人员奇缺,而现阶段,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且有的还是无证上岗。再者,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制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三、完善会计监督体系的建议
(一)加快法律体系建设,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要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我国已颁布了新《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准则》,应尽快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对违规违纪的企业及其连带负责人予以处罚;同时还要强化一些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如《经济法》、《证券法》等,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改善社会职业环境,规范会计人员的会计行为,真正行使会计监督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讲究职业道德,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现象,提高政策业务水平,在行业自律性组织内,约束自我,净化队伍,维护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加快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直接授权注册会计师协会全面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新体制,突出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宏观管理中的核心主体地位,便于注册会计师行使职业自我管理权限,同时
制定和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合理性、公平性和权威性。整顿经济秩序,加强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强化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这是实现有效监督的重要保证。
(三)明确会计责任主体,加强单位负责人在会计监督中的责任 作为单位负责人,他应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这样就加强了单位负责人为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的地位,为会计工作者明确行使会计监督职能提供了保障。再者,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还必须要懂管理、懂业务、懂财务、懂会计,熟悉有关经济法规,对自己负责,对单位负责,对法律负责。
(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会计队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新经济、新业务的不断出现,要求会计人员面对复杂的经济事项,在保持职业的谨慎性和规范性的同时,能从整体的角度,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明晰的理解力及准确的判断力,找出解决的办法和思路,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素质:首先是要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这样才能在国家会计法律体系下真正履行会计人员的职责;其次是要具备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用一定的行为规范来自我约束,遵守公共道德,保持良好的信誉;再次,会计人员能够不断地参加继续教育;最后,会计人员还要有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
(五)加强和规范社会监督,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新闻媒体监督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监督形式。由于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具有导向作用,所以能够对企业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在我国,新闻媒体监督日渐成熟,许多会计造假事件就是由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体现了媒体监督的威力。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给信息传递所带来的便利优势,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全方位地实施会计监督。
(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法律保护
对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制度秉公办事的财会人员应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和法制上的保护。
综上所述,完善会计监督体系已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端正对会计监督的认识,并为强化会计监督创造条件。会计监督权利的履行对国家和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应该重视会计监督的作用意义,大力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以保证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使国家的财产不受损失。
谢辞
在本论文完成之际,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感谢我的指导老师任喜臣老师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在撰写论文过程中,任喜臣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及侮人不倦的师者风范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导师们的高深精湛的造诣与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这三年中还得到众多老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老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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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长期以来,宪法都是高高在上的“闲法”,没有真正走入人们心中,其对公权力的制约也力不从心。违反宪法的事件屡有发生,却没有得到制裁。自2012年《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始,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贯彻实施宪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就要求重塑宪法权威。
宪法权威的重塑,制度不可或缺。这个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在西方被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如何来完善它?曾有学者建议学习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设想都被一一否定。因为西方的违宪审查,要么是由法院进行,要么是成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机关专门进行。这都与我们的政治体制相冲突。首先,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现行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居于最高和至上的地位,其他机关的违宪审查权势必都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行使,难以保证其独立性;其次,我国缺少强势的司法权传统,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审查制在我国缺乏根基。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已基本建立。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和决定;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三,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解释进行监督;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批准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宪法还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
因此,理性并符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完善我国现有的宪法监督制度,一方面,要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另一方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专门行使宪法监督职权。
首先,重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巩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保证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顺利运行。理论上,全国人大的最高法律地位表现在具有的最高广泛性和代表性、产生并监督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等几方面。但现实却不容乐观。就全国人大对其他最高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言,具体的监督方式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和撤销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大代表审议工作报告时,多用“振奋人心、求实亲民、创新开拓”等形容词,使得公众在心理上认为人大代表只是歌功颂德,未尽审议监督之责。这种失职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人大在一府两院面前的权威,以致在行使其它职权时“心有余,力不足”。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有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程序未经启动,国务院已经自行通过了新法规,同时废止了旧法规。虽然国务院自我修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也不免让人怀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能能否有效行使。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权范围已经在缩小,国家也在不断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的各种自治形式,但人们对政府仍然有着强烈的依赖感,“强政府、弱人大”的情况仍需改观。为此,就要提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加强公众对代表的监督,推动代表切实履职。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反映了党中央的决心。
其次,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完善宪法监督程序。如前所述,《宪法》和《立法法》对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和程序都作出了规定。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程序虚置严重。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全国人大从未“改变”或“撤销”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从未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导致前述程序性规定虚置的原因有二:其一,确定相关法律、法规、决议、命令的合宪性要经历调查、论证等过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部分宪法监督程序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运行的,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会的会期通常较短,会议期间需要审议的事项本就繁杂,所以无暇审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问题。其二,就《立法法》所规定的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监督程序而言,存在着程序复杂、缺乏专门的受理机关及时效过长等问题。一部行政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程序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接收、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法律委员会)的审查、制定机关的答复、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再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会议的审议和决定等步骤,看似庄重、严格,但这种繁冗的程序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效率,影响了宪法监督的运行。
笔者以为,针对目前我国宪法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全国人大下面成立宪法监督委员会来解决。早在八二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成立履行宪法监督职能的宪法委员会的设计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被采纳。
关键词:宪法宣誓;程序价值;宪法实施监督
一、引言
宪法是近现代文明国家的施政纲领,在整个法律制度中,它处于母法的地位,因此它在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中央力图通过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种容易被公民感知的程序为切入点,从而树立宪法法律权威,为切实推进国家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注入新的推动力。
宪法宣誓制度当然可以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也有自己独有的宪法程序价值,它在中国的实施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结合本国的国情,使这项制度的实施适合中国国情。
二、宪法宣誓仪式的价值
仪式是不同于日常生活常态的行为,它的独立价值体现在程序、实体及观念等方面,现作如下介绍:
(一)宪法宣誓的程序价值
仪式“并非具有生活实用价值,而是表现为某种精神价值”[3],它是连接两个稳定状态转换的中介点,能够实现平稳过渡,并精神作用于参与仪式者的心灵,从而从内心里认同仪式所承载的实体内容。所以实施宪法宣誓,它本身也有自己独有的程序价值,是宪法运行规范体系中的一部分,缺乏程序规定的宪法,充其量只是一个政治纲领,没有操作性,也无法得到公众的信服。
宪法宣誓是宪法规定的权力转移程序的一部分。如《美国宪法》第2条规定:“总统应在其执行其职务之前作如下宣誓或代誓的宣言”。《荷兰王国宪法》第32条规定:“国王接受王权后,应尽早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议会两院公开联席会议上宣誓即位。”权力授予与被授予本身就是一个程序问题,宪法宣誓是授予选出的国家公务人员职权的开端,它既强制前任公務人员交出职权,又表明在仪式后权力将由新任领导人行使,同时它又宣告权力交接的顺利完成,以“看得见的方式”强化所有的仪式参与者对权力交接的认同。
宪法宣誓具有规制权力转移过程的价值。宪法程序能够在平等、公平、公开的基础上保证权力的运行,从而防止权力的恣意妄为。宪法宣誓程序法定、公开地运行,可以防止权力交接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使权力交接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从而减少矛盾的产生,促进社会稳定。同时参与宪法宣誓的公务人员,由于在很多国家,领导人宣誓时是要按着圣经或者向上帝起誓的,该仪式也会对他们的心理形成一种规制,增强其行使职权的神圣感,从而不敢轻易践越法律。宣誓仪式依照法律章程如期举行,也会防止某些领导人长期占着职位,而不交权,从而规制国家权力不能很好地新老交替。另外参与宣誓仪式的公众,也会通过仪式,增强其权利意识,从而加强对于国家公务人员的监督,使其能够依法履行职权。
宪法宣誓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价值。新老交替、权力交接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处于真空状态的一个过程,国家极易产生动荡。民众选举,是一个个体有意识,而集体无意识的过程,选举结果不可能使各方都满意,宪法宣誓仪式依法公开地运行,既是对选举结果的确认,也使得公众能够参与选举每个进程,从而从程序中直观地感受它的公平正义,增加对此次选举结果的信服力,民主的精神就在于此。简单地来说,一场选举,不在于选举结果怎么样,最大的目的在于动员了民众的广泛参与,并使他们认为他们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并被公正地对待了,从而增强整个政府运行的公信力。“程序正义可以形成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赖的关系,而这种信赖正是安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4]。因此通过宪法宣誓程序,极易使整个社会建立一种对政府机关的信赖关系,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平稳可持续地过渡。
(二)宪法宣誓的实体价值
有的学者认为宪法宣誓制度,只是一项仪式,不具有实体的约束力。这是片面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宪法宣誓仪式既具有限权的作用,让权力接受监督, 同时也具有赋权的作用。
以美国联邦总统宪法宣誓誓词为例。“我谨庄严宣誓(或郑重声明),我必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职务,竭尽全力,恪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从誓词内容可以看出,美国联邦总统必须以合众国宪法为其实施职权的依据,同时也说明美国联邦总统只忠于合众国宪法,其它势力无权干涉总统权力,另外有的学者也指出,“美国宪法规定联邦主席要宣誓维护、保护宪法,仅仅维护(preserve)、保护(protect)宪法还不够,联邦主席还要捍卫(defend)宪法。试问,如果美国联邦主席不能解释宪法,那么他又如何捍卫宪法,兑现自己的誓言呢?因此,我认为美国联邦宪法已经明确赋予了联邦主席解释宪法的权力”[5]。
由此可见,宪法宣誓的实体价值,主要体现在誓词内容上。虽然从多国宪法内容来看,誓词内容大多不太丰富,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享有至高无上的约束力。
(三)宪法宣誓的观念价值
在我国,宪法宣誓的观念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对依法治国事业的推进上。人民主权理论,是宪法宣誓制度的理论来源,在我国宪法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应服务于人民,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在就职前,应向人民表态,由于宪法是人民权力的保障书,宪法是国家机关权力的来源,因此宣誓遵守宪法是最好的表态途径,从而使公职人员敬畏宪法。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国的确立,法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法律越来越被人们所信仰,人们对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也意识到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首先要做到依宪治国。宪法的实施需要有一个过程,宪法中有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完善程序规范,是使实体规范得到落实的前提,如果连宪法规定的程序都无法实施,谈何树立宪法的权威,让宪法发挥作用。我们几十年来宪法被束之高阁,与缺乏相关的程序设定不无关系。国家于是从完善宪法宣誓制度做起。
三、总结
以上简单地从程序、内容、观念方面介绍了一下宪法宣誓程序在建设社会义法治国家的价值作用。
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不得不提到法治文化的建设。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得有相应的文化来支持。依宪治国绝不是装点门面的东西,它涉及到对国家权力决策的重新划分,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信仰作支撑,是很难建立起来的,鲁迅曾经过说,想要造就天才,首先必须准备天才生长的土壤,制度亦然。因此我们在加强自身理论创新的同时,也要适时引进西方合理优秀的宪治文化理念,如权利观念、人权理论等,从而丰富自身的理论,并通过各种媒介宣传手段,宣传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使公民对宪法产生信赖,从而形成良好的宪治和法治的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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