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通用11篇）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篇1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促进我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规范化管理，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如下制度。

一、凡18—49周岁育龄流动人群必须落实婚育证明制度，纳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二、村、管区、镇三级在镇流动人口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对流动人口育龄人群必须做到底子清、去向明，实现合同化管理，积极开展政策宣传教育，树立服务意识，常抓不懈，充分利用春节、麦收、秋中三个重要季节，开展好流动人口清理清查和访视。

三、严格办证程序，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档案，落实定期联系制度，及时准确的统计上报与反馈流动人口变更信息。对特殊育龄人群实行家纺和外访服务，解决实际问题。

四、树立创新意识，形成群众自我教育，相互监督，多数人管少数人的社会环境，杜绝流动人口漏管、非法生育和计划外抱养现象。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篇2

关键词：西汉人口管理制度,编户齐民,惩罚措施,推广影响

西汉自刘邦建立以后, 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和进步。其法律的制定也在秦朝法律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但西汉毕竟是封建社会初期, 他的法律制定存在着明显的中央集权控制观念, 为牢牢控制政权, 严格控制所辖地区百姓的赋税征收“, 编户齐民”政策法规, 就成为西汉强力执行的法律条文。

一、西汉“编户齐民”所体现的严格户籍管护制度

“编户齐民”就是将普通百姓进行登记造册加以监控管理。齐民是当时统治阶级对普通民众的称谓。在《汉书·高帝纪》、《汉书·梅福传》中, 都有对编户、齐民的详细解读。“编户者, 言列次名籍也, 齐, 等也, 无有贵贱, 谓之齐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齐民, 就是将普通百姓进行按名次登记注册, 成为户籍的最初形式[1]。

户籍制度, 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与特色, 他诞生于春秋时期, 在秦代商鞅变法中就有对人口进行授田、兵役进行登记造册的行为。在商鞅变法的内容中, 商鞅主张将所涉及人员进行记录, 把他们的田宅、四邻、亲属都进行记录, 出生的婴孩随时添加, 亡故之人从记录中撤出。这种记录之法规, 已经具有典型的户籍制度特点。对中央集权统治和管理, 意义重大。秦朝之初时对齐民造册的制定, 仍存在很大缺陷, 到了西汉时期, 统治者总结了以往的法律制定, 对其中一些进行完善和调整, 使西汉户籍制度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更具体翔实。西汉时期的户籍管理, 对户籍的称谓有很多。据《高帝纪》和《论语·乡党》、《后汉书·吴汉传》中的称谓有“护版”“、负版”。对没有户籍的人称谓“亡命”和“无名数”等很多称呼[2]。

在汉代, 平民是整个社会的主体, 是最重要的社会构成, 必须填写户籍, 这一点毋庸置疑, 是当时西汉政府特别关注的一点。对户籍的格式和填写内容, 从大量古籍中没有留下其格式标准, 但从文字记载中却可以知道当时填写户籍的内容。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对司马迁的身份进行了记录。“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 年二十八, 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户籍填写顺序应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西汉对单身人员在户籍填写上也很有讲究。不但要填写个人简历, 还有将单身时间和原因进行填写。整个户籍的填写, 在后面人物作为上都要填写现在的身份[3]。对一些特殊群体, 户籍填写也体现出严格和繁琐。比如戍边和长期野外劳作之人, 在填写户籍时, 还要填写身高、肤色、体质等情况。如《居延汉简甲编》中对河南庄盼的介绍就很有特色:年廿八, 长七尺二寸, 黑色。四月癸卯。对人员肤色等项目的登记, 是为了防止有犯奸坐科者, 在作案后逃脱, 为方便通缉, 这也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员的流动和掌控。

第二种户籍登记是随军家属或朝廷官吏家属的明细。在《居延汉简甲乙编》中, 就有其所受政府配给, 和与军士或官吏从属关系等一系列明细条文列注。在给这些人进行登记的同时, 还要对家属成员的财产进行登记造册。在《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就有对此种类型的详细记录。从女奴的身价, 马匹的价格, 住宅作价、田产和副业都进行了详细记录。这种记录形式, 在现在看来不但繁琐, 而且很多涉及个人隐私等内容。但在封建社会时期, 所有人都是统治者一人的财产, 其秘密也无需对统治者隐瞒。在西汉建立之初, 随着一些赋税项目的设立和使用, 编户齐民政策也跟随其不断完善和填充落实。在记录编写的内容上, 包括以下几方面[4]。 (1) 户主名字:所在地县出生地、里、爵、姓名、年龄。 (2) 家内所有成员名单: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3) 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另外, 原配妻子的籍贯似也在登记内容中, 一些重点掌握的人物, 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高、皮肤肤色等。

二、汉代有效控制人口的主要法律依据

汉代为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这就使征收平民税收成为国家大事。对人口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汉代的编户齐民政策在控制平民时, 主要从三方面来控制人口。第一方面是“案比”。案比是西汉在对齐民编户时的登记和之后的核对。这是对人口进行核查及管理的基础。是摸清人口基数和流动性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东汉时期, 案比的时间一般在秋季八九月间。在《汉书·高帝纪》和《汉仪志》中都对案比的时间和所做的措施进行分类记录。西汉的案比时间一般为早春时节, 案比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由官吏将县内民众统一聚集到县衙所在地, 进行统一核实登记, 将所在地的人员和离开此地的人员再逐一进行勘验。另一种案比是勘察官吏下乡到农户家进行逐一盘查, 与所登记的户籍进行案比。这种下乡的方式, 不会因案比给百姓带来麻烦, 深受乡里百姓的欢迎。同时官员也可勘察百姓所申报的不动产情况, 也可进行新的评估。

第二方面是对脱离户籍管制和离乡迁徙者的限制措施。西汉时期, 因很多农户被地主兼并土地而选择流亡以及边关匈奴侵扰所造成百姓的流离失所, 致使很多百姓成为流民, 他们因没有与官府签订各种合约, 不受官府管辖, 官府也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税收, 造成了很大的税收流失。控制脱籍之人成为当时地方官员的当务之急。各地官府为增进人口数量和税收, 为此曾采取截堵措施控制当地流民, 也曾到外地引导流民的进入。将这些流民进行编户齐民。使他们能就此安顿, 行动也严格控制, 成为政府财政新的增长点。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 萧何根据秦法《经六篇》制定出《九章律》, 这是西汉对人口控制的最新法律。它在秦律基础上增加了“兴“”廐“”户”三篇内容, 使编户齐民更加翔实[5]。西汉时期阶级等级制度十分明显, 上层社会普遍享有一些特权, 这些人的出行也没有限制, 但在“编户齐民”政策下的普通百姓就没有这样的照顾。当时平民要出行, 需到当地官府申请加盖证明材料, 获得符录方可出行。对平民出行也有相关法律条文。《游士律》就是当时对平民出行的限制法律条文。这些条文的束缚, 使民众出行受阻, 脱离户籍管制难度加大, 官府对民众约束增强。在对脱离户籍管制的惩处上, 西汉还采取连坐形式, 若一户之中有擅自离开脱离者, 其家长需接受三年苦役惩处, 并处罚相当数量的罚金, 其个人财物包括房屋, 田地, 牲畜等都被充公。为制止平民的逃脱, 西汉在编户齐民政策下制定了“流民法”“、舍匿法”惟吏多私, 征求无已。去者便, 居者扰, 故为流民法。当时统治者也曾想过造成流民问题的原因, 为减少流民数量, 单靠法律制裁是不够的, 禁止当地官员对平民的欺诈、勒索才是解决流民产生的根本原因。为鼓励增加人口和户籍数量, 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看在他任期内户籍数量增加多少, 流民数量减少多少。“舍匿法”是对平民脱籍的惩罚性法律。不但要惩罚脱籍者, 而且对藏匿和接待脱籍者之人也要进行惩处。《汉书·王子候表第三上》中有一个案例记载“:元鼎五年, 侯圣嗣, 坐知人脱亡名数, 以为保, 杀人, 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 谓不占户籍也, 以此人为庸保, 而又别杀人也。”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时社会对脱籍之人的躲避和恐惧, 都不想因此而惹祸上身。凡是接待脱籍者, 本身就构成了犯罪。汉代所设定的编户齐民政策只是为了减少和防止脱籍者, 对人口的流动和迁徙, 只要通过官府批准, 手续齐备了, 还是可以迁徙和流动的。只是这种手续审批相当严格。在迁徙之前, 要将赋税交清, 官府也要看迁徙之人有无徭役在身, 经核实后经乡里、县里官府批示, 核准后方可放行。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和从事其他活动之人, 在出行上也需批准, 办理相关户籍证明[6]。

第三方面是脱籍者的家属存在连坐和经济连带责任。对脱籍者的处罚由来已久, 早在秦商鞅变法时期, 秦朝就制定了严厉法令惩处私自脱籍之人。秦国法令的严厉在这里就可见一斑。当时法令规定“, 令民为什伍, 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在《索隐》中规定, 一家有罪、九家连坐, 如有告发可免连坐, 如没有告则十家同罚。到了汉代, 这种连坐制度得到保留。并因编户齐民政策而更加有效的实行。但汉代赋税的沉重, 让一些人在生活无路之时, 选择逃逸脱籍, 这就使很多人受到牵连, 乃至当地官员。连坐的法律效力使百姓苦不堪言, 生产经济受到很大打击和影响。这样造成了更多人为活命而选择脱籍, 为防止和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 汉朝时期在连坐刑罚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一系列的经济刑事的连带处罚。有些刑事经济责任现在听起来十分可怕。比如在族内有脱籍者, 不管告不告发, 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脱籍之人所承担的经济义务由其家族多倍承担。这种措施的出台, 使得脱籍者户籍流失, 留下的亲属忧愁困苦的惨状。这样的行为人数少时, 还可以用法制来控制, 当脱籍者人数多时, 留下之人已经没有了生活出路, 只能选择逃脱当流民。

从汉代“编户齐民”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王朝对人口控制的重视程度, 这种控制,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平民居住的稳定, 改善了汉代赋税收支状况。但这种编户齐民政策的实施, 限制平民自由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劳动者被严格控制在劳动位置, 无法发挥其创造力和流动性。同时也束缚了汉代经济技术的交流和融合过程。“编户齐民”既促进了经济人口的发展壮大, 也对国民经济成长产生制约因素“, 编户齐民”政策的推广, 使西汉百姓的生活负担更加沉重。

参考文献

[1]商君书·境内[M].

[2]商君书·去强.

[3]史记·萧相国世家.

[4]后汉书·安帝纪·[M].

[5]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M].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篇3

居住证制度有助消除地域歧视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表示，居住证制度与以前的审批制度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将标准社会化了，政府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向社会公布，人们可以进行监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户籍改革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做减法”，即把原先附着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权益剥离下来。另一条是“做加法”，即通过实施居住证制度，赋予转移入城的非户籍人员享受公共服务的权益。如果不赋予权益，居住证和暂住证就没有区别。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居住证持有人并不是真正完全等同户籍人口，但是基本上可以保障其在异地的生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刘宏斌认为，“居住证制度是公民自由居住权利的体现，持有居住证的外地人能够与常住居民一样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等这些非常重要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域上的歧视，有助于公民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实现公民人身权利的平等。

“居住证针对的人群，一个是事实性的外地常住人口，就是在城市居住一年以上并且已经融入城市生活的外来人口；另一个是短期打工的外来人口。”在刘宏斌看来，居住证制度改革的指向性非常明显，就是要保障这两种人群的权利。同时他认为，居住证制度改革属于一个过渡性改革，“外地人口毕竟大多数都不是要变成本地人，同时外来人口又需要管理”。

可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同等权利

一直以来，让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外来人口纠结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等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在《意见稿》中得以明确。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免费接受义务教育，平等享有劳动就业权利，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基本公共服务。

与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暂住证相比，取而代之的居住证赋予了外来人口更多的公共服务和便利。

除此之外，《意见稿》还指出，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享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办理生育服务证等便利。

《意见稿》还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居民委员会选举、人民调解员选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等权利，在居住地享受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办理婚姻登记等便利。

居住证持证者有稳定住所且缴纳社会保险达一定年限可落户

《意见稿》规定，居住证持有人符合居住证发放地人民政府规定的落户条件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意见稿》明确了居住证发放地人民政府确定落户条件：

建制镇和小城市的落户条件为：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稳定住所；

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中等城市的落户条件为：在城市有稳定就业并有稳定住所，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但对稳定住所不得设置住房面积、金额等要求，对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3年；

城区人口1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为：在城市有稳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有稳定住所，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但对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不得超过5年，其中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可以对稳定就业的范围、年限和稳定住所的范围、条件等作出规定，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应当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合理设置积分分值。

多地废除暂住证实行居住证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废除暂住证，推行居住证制度，废除暂住证实行居住证制度渐成趋势。

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运行了17年的暂住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合肥市已推行居住证制度，以取代原有的暂住证管理，外来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就医等多方面将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

早在2011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就正式施行了《成都市居住证管理规定》，全面推行居住证，同步取消传统的暂住证制度。

2013年，天津市也发布了《天津市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试行非天津户籍常住人口居住证管理办法，取消实施多年的暂住证制度。根据相关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通过积分方式可以申办天津市常住户口。此举为实现外来人口在津落户提供了可能。

北京市推行居住证制度从2010年起被首次提出。据公开报道，2010年5月，北京市公安机关为了居住证制度的推出，进行了全市实有人口的全覆盖调查，为推行居住证制度奠定了基础。随后四年，居住证制度一直在推进，并在北京市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重要报告中常被提起。2012年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5年工作重点，其中提到积极推行居住证制度，深化“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的管理模式。2013年北京市确定了26项重点改革任务，其中人口调控指标纳入了政府绩效管理。2014年1月，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北京市2014年将“推行居住证制度”。在2014年北京市“两会”政务咨询会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居住证今后将负载一些服务功能，包括现在暂住证就能享受的70岁以上老人免费坐公交、免费逛公园等。不过，居住证到底将负载哪些社会服务功能还没确定，但功能肯定比现在的暂住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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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制度篇4

一、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婚育证明》发证和登记建档制度

1、向流动人口公开免费办证条件和办证程序。

2、建立《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全程代办工作制度，绝对不允许搭车收费。

3、规范《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信息登记卡》的登记建卡工作，每季度对流入人员的变动情况核对一次，及时变更信息内容。

4、对流动人口档案实行分类管理，按照已婚育龄妇女、未婚女性、男性三类建立流入、流出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档案。要有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情况登记表。

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与服务制度

1、利用流出人口流出前、节日、农忙返乡之机，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管理规范以及计划生育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服务工作。

三、流动人口检查登记、审验制度

1、定期组织人员对本辖区内流动人口的检查，并登记造册。

2、与外出的流动人口签定计划生育协议书。

3、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建立联系制度，及时互通情况。

4、对已婚育龄妇女寄回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负责审验是否合格有效。

5、负责查验流入人口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建立登记档案。

四、每月例会制度

1、每月召开一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例会，及时掌握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

2、强化对专（兼）职人员、协管员的培训，全面提高管理服务人员工作责任心和业务水平，提高依法管理和优质服务能力。

五、流动人口报表制度

1、认真审核摸底采集上来的所辖村级基础数据，确保表内及表间的各项逻辑关系平衡。

2、按规定时间认真录入完成所辖村级数据。

3、通过系统软件提供的数据平衡校验功能，认真进行数据审核工作。

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制度篇5

一、每季度由社区和社区的民-警组织召开流动人口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沟通社区内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情况，制定下一步工作安排。

二、社区工作人员对所属包户责任区的流动人口来往去向、现实表现要做到准确、清楚，并将流入、流出情况及时反馈。及时做好流动人口变更登记和信息录入工作。配合辖区民-警对“重点”流动人员作好跟踪排查和帮教转化工作。

三、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要与住区单位签订流动人口管理责任书，明确职责。各单位要做好流动人口登记、排查管理工作，做好信息核对工作。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制度篇6

流入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制度

一、村（社区）对流入人口进行全面清查摸底，建立流入已婚育龄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二、区、乡镇（街）、村（社区）、用人单位、租房户层层签订流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目标责任书、流入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合同书，对流入人口实行责任管理制。

三、区、乡镇（街）、村（社区）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四、乡镇（街）、村（社区）对流入人口进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其执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五、村（社区）、乡镇（街）对流入人口的生育、节育、三查等情况随常住人口报表逐级上报，并按要求逐级上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报表，如实反映流动人口变化动态。

六、乡镇（街）、村（社区）对有生育现象的育龄妇女查验其婚育证、生育证、节育证，并做好登记建档。

七、区、乡镇（街）计生服务站为流入人口提供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及其它生殖保健服务，指导计划外意外妊娠的妇女及时采取安全的补助措施，并定期开展“三查”服务。

八、乡镇（街）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建立联系，及时通报流入已婚育龄人口婚育变化情况。

九、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村（社区）和有关单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十、区计生局或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违反户籍所在地生育调节规定生育的，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现居住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十一、区计生局对违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陕西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实施处罚。流出已婚育龄妇女管理制度

一、乡镇（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对流出的已婚育龄妇女要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要与户籍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一份计划生育管理合同，接受户籍地乡（镇）、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管理。

三、乡（镇）、街道办事处为流出的育龄妇女办理一个婚育证明，建立一份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四、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必须落实一种避孕节育措施。

五、已婚育龄妇女离开户籍地十五日内要向户（籍）地乡（镇）、街道办事处告知其现居住地址和联系方法，随时向户籍地汇报计划生育有关变化情况。

六、已婚育龄妇女每季度向户籍地村（社区）或乡（镇）、街定期寄回“三查”证明，或返乡参加“三查”。

七、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凭其户籍地的生育证明材料，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

八、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对流出人口中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的有关奖励和保障措施。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篇7

关键词：流动人口,选举权,第六次人口普查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出现大量人口流动现象。1980年全国流动人口不足200万;1982年全国流动人口为657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 全国流动人口为12107万;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增长到1.47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10%;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涨到2.613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20%。30年时间里, 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速度, 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流动人口不断增加, 选举权的实现受到的阻碍也越来越多,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分析影响流动人口选举权实现的制度因素, 希望能找到实现流动人口选举权的突破口。

一、户籍制度变革滞后

随着城市化发展, 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打破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系统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定平衡。在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下, 牢固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了阻碍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获得社会保障、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正常行使政治权利的绊脚石。户籍制度成为社会屏蔽制度, 把流动人口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流动人口是“活”的, 户籍制度是“死”的, 用“死”的制度管理“活”的人显然不合理。制度应该随着流动的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 当制度无法满足现状时就应该变革, 从而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流动人口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认定困难

《选举法》规定:“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 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 列入新迁入的选区的选民名单。”由于选举法没有规定具体登记流程, 导致流动人口登记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2006年北京市对流动人口放开了选民登记渠道, 但选民登记的条件却十分严格, 需要“身份证”“暂住证”和“原选区选民资格证”三证齐全才可以参加选举。石贤平 (2008) 调查, 流动人口“未能参加居住地 (工作地) 选举活动的主要原因”, 83.3%的流动人口是因为“居住地以户口不在本选区为名, 没有选民资格, 不做选民登记”。

对选举机构而言, 流动人口数量和地区的变动让选民登记的组织工作耗费巨大成本, 登记时易造成错登、漏登和重登等问题。省内外选举日期的不统一造成选民资格难以认定, 在两年的换届期中, 江西、四川等要比福建、北京等早一年。这种情况使流动人口的真实选举情况无法得到证实, 增加了流动选民资格审查的难度。

三、委托投票造成的选举弊端

《选举法》规定:“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 经选举委员会同意, 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3人, 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委托投票方式的存在使各地在统计选举结果时未将委托投票的选民人数单独统计出来, 没有公开明确委托投票的票数混杂在总票数中, 使统计出来的参选率含有水分。

从公共管理角度, 委托投票和“委托-代理理论”的逻辑相似。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利益不对称, 代理人很可能不按照委托人的委托要求来办事。流动人口将自己的选举权委托给他人行使, 由于时空的间隔, 他们无法观测到代理人替自己行使选举权的真实情况, 使得选举权被他人滥用。

四、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不合理

《选举法》规定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 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实践中, 大多数农村按居住状况划分, 城市按居住地和单位两种划分方法并用, 城乡选区划分方式不对称, 使流动人口在两头都得不到有效登记。

《选举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总名额经确定后, 不再变动。”说明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主要依据辖区内的户籍人口数量来分配, 即使因流动人口大量迁徙造成人口增长或减少, 也不能改变代表总名额。傅丕毅 (2005) 调查, 由于外地劳动力的大量流入, 义乌市外地与本地人口的比例为1.1:1, 东莞市的外地本地人口比更是达到6:1, 人口结构倒挂的情况下, 如果地方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不做出相应的改变, 直接选举的普遍性将受到很大影响。

此外, 流动人口选出了自己的代表, 由于代表具有流动性, 当选之后会流向他处。2005年义乌市选出的18名市镇两级的流动人口人大代表中, 已有3名代表“不辞而别”。因此有学者建议:流动人口代表因调离、迁出原选区或选举单位后应当辞去代表职务, 其缺额由原选区或选举单位补选。

目前国内关于流动人口选举权的研究, 大多基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之后对流动人口选举权实践情况的跟进研究还比较少。国内学者从90年代、21世纪初发现的流动人口选举权“真空”问题, 直到现在都未得到妥善解决。说明在流动人口的选举权方面的学术力量还不足以影响政策的改变和制定。希望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能够再次唤醒社会对流动人口缺失的选举权的重视。

参考文献

[1]熊光清.中国流动人口选举权问题探析[J].江苏行政学院院报政治学研究, 2008 (4) :68-73.

[2]刘春明.城市农民工选举权保障问题探析[J].三明学院院报, 2011, 28 (3) :19-23.

城区内教师流动：需要制度创新篇8

作为促进区域内校际师资均衡发展重要手段和方式的教师流动制度，近年来已在我国的很多地区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尽管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但也发现了推进过程中的复杂性。有专家建议，促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需要实施一个包括制度创新、政策配套、管理创新等的系统工程。

一、当前教师流动的特点与难点

1.流动出现的三个状况：自发、意向上位、失衡。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教师流动性不大，呈现的总体状况是：从流动的主导看，是教师主导而不是行政主导，多数教师流动是自发的、趋利的，政府的号召或宏观调控政策往往失效；从流动的方向看，流动多是人往高处走的单向上位流动，优秀骨干教师源源不断向发达地区、向城市、向重点学校集中；从流动的效果看，不但没有更好达到教育均衡，反而出现更加严重的教育失衡。

2.教师流动难，难在未制度化、规范化。由于历史、经济和区域的原因，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发展都还不够均衡，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往往也是师资力量配备相对较强的学校。校际间师资配置上的差异，不仅造成了教师专业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薄弱学校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成为引起社会“择校”“择师”热的一个诱因。缩小办学条件差距，可以通过调整学校布局和增加对薄弱学校的投入而实现。与之相比，缩小教师水平差距则更为不易。因为教师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客体，而且更是可以进行主动选择的主体。

以试行教师流动制度较早的辽宁省沈阳市为例，2006年当地调查显示，被动交流教师数量占交流教师总数的35.01%，参与交流一靠思想工作，二靠行政干预。相对自愿参加的，占交流教师总数的37.47%，他们支持改革，同时交流时也有所考虑：或由于原来学校离家远，想离家近一些；或因为有晋升职称的政策导向等。积极主动参加教师流动的仅为27.52%，这些教师大都不存在晋升职称等问题，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职业倦怠，换一个环境接受新挑战。

在薄弱学校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明显改善的今天，作为影响义务教育学校质量的第一要素，师资差距已经成为制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问题。而如果没有明确的强制性制度规定或引导性政策导向，相对薄弱学校，在与相对优质学校对优秀教师的竞争中必将处于不利地位。缩小义务教育学校师资差距应该成为政府政策干预中的优先选项，这也是贯彻新的《义务教育法》的必然要求。由于制度化、规范化尚未到位，各地在推进教师流动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如，认识和观念问题，即如何让思想发动到位入心；公平公正的问题，怎样使优质学校中真正优秀的教师主动参与交流；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问题，交流政策如何能真正激励主动流动；长效机制问题，怎样使教师交流工作进入常态化。

3.行政主导下，被流动出去的都是学校的“老弱病残”。按要求，学校要完成一定的交流比例。那么学校往往会趁此机会，将“老弱病残”的教师交流出去。对此，有些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了应对措施，下达“行政禁令”，用人学校有权对有交流意向的教师进行考核，并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用。但是，贯彻的效果尚不是很好，有交流意向的教师往往要看学校“眼色”行事，用人学校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考核挑选。

另外，优秀教师的“水土不服”也在考虑之列。有的教师在这个学校是骨干，交流到新学校，可能由于校情不一样，可能由于学生对象特点不一样，可能这个学科不缺人，他来了没有用武之地，或闲置着或被安排去上别的科目。

4.在制度保证、规范的要求下，有四大难题亟待有所创新：编制、岗位竞聘、待遇、职数。

一是教师编制问题。从全国人才使用的角度看，多年不变或变动很小的教师编制管理办法，如同一个“紧箍咒”，使能干的教师进不来，不能干的教师出不去，限制了教师在本区域内的正向流动。本地无法正常流动，人才自然可能就流到了别的区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历史问题是，农村教师千方百计涌入城区学校，使得城市学校教师严重超编，农村学校教师又严重缺编，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建立科学的、动态的学校编制管理办法势在必行。

二是学校内部教师岗位竞聘问题。和其他行业相比，教师这个岗位目前似乎还是一个“相对铁的饭碗”，只要你端上这个饭碗，即使水平一般也很不容易让你走人。再加上有编制那个“围墙”保护着，新的大学生即使再多、再有才也难以进来。如果在学校推行教师岗位竞聘办法，将那堵人为设置的“篱笆”拆掉，让大批的优秀大学生加盟到教师队伍中来，优胜劣汰，经过常年的流动，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就能得到根本提高。整体流动起来，个体的流动就不必担忧了。

三是教师待遇问题。就教师个人而言，流动不外乎是为了增加收入，或为了改变环境和氛围，或为了子女的发展，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点我们应予以更多的理解。优秀教师“流失”现象的背后，我们该思考一些问题：教师个体是有需求的，如，住房、收入、职称、子女入学等，这些需求算是一个老难题了，可是在当地的一些官员眼中这些或许是习以为常的问题，或许是眼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或许永远也不算是个问题。因为个体的需求没有满足的教师走了，后续的，其他教师的个体需求依然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地方优秀教师流失是避免不了的事。优秀教师一走，该地的教育薄弱问题就更加凸显，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四是职称的职数问题。教师职称的职数多少主要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编制，一般情况下学校编制多，则相应的职称职数也多；二是级别，省一级达标校的职数要高于二级达标校高于三级达标校。假如一个一级校要流出一个高级教师到三级校去，而与此同时三级校要流出一个二级教师，而这所学校已经没有高级教师的职数，这就造成了卡壳，要进来的这名高级教师只能低聘，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这四大难题，均可归入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问题，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能使交流政策被广大教师接受和拥护，使交流政策真正落实，使交流政策有长效保证。

二、盘活教师流动，需要制度创新

1.疏通“流动管道”———从“单位人”变“系统人”。在教师定期服务流动和分派优秀教师资源工作中，因为教师人事关系的约束和校际人才壁垒等原因，教师流动不畅的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影响了区域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很多开展教师流动工作较早的地区呼吁，要实现教师资源共享，建立长效、科学、合理的配置机制，首要任务是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和管理观念，破除传统的人才单位所有制，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人才身份”归谁管的问题。

有专家建议，将教师的管理权限从学校收回到县（区），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聘任，统一管理人事、工资，实行教师全员合同聘任制和“无校籍管理”，使教师全部由“单位人”变为“系统人”，从而优化组合，按需设岗，科学管理，为教师的定期流动创造条件。

还有专家指出，从“单位人”变成“系统人”的“最高目标”是实行教师公务员制度，可以参照美、英、法、德、日、韩等国的做法，修改我国现行的《教师法》或对《公务员法》做出补充规定，将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并获得教师职位的公办普通学校的中小学教师的身份确认为国家教育公务员，纳入国家公务员行政管理系统之中。在明确其“公务员”身份后，依法对其进行规范监督，使其享有与公职身份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并执行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

教师的身份和法律地位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建立教师城乡流动和管理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前提因素。教师是普通受聘者还是公务员？如果是前者，就应该以市场调节为主；如果是后者，教师就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和工作调动。相比之下，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确立为国家教育公务员，能最大限度地推动教师的合理流动与城乡、区域教育的均衡发展。

各省、市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各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宏观规划和支持引导，统筹管理与合理配置城乡教师资源；各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要纳入国家教育督导范围，并将其结果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业绩的重要依据与指标，尤其是城乡教师流动率应作为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衡量各级地方政府教育资源配置合理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2.实现实质性交流———“人走关系动”。目前各地的教师交流基本有三种形式：“柔性流动”“支教”和“轮换”。“柔性流动”是指教师仍在原来的学校，但要为其他学校及其教师提供智力支持、指导和帮助；“支教”是指教师在一定时间内到乡村学校任教，但人事关系仍在原来的学校，期满后仍回原学校；“轮换”是指教师在一所学校任满一定期限后，必须交流到其他学校任教，人事关系也随转。

辽宁省沈阳市从2006年开始推行的教师交流制度，就是这种“人走关系动”的轮换，也是教师交流中最为刚性、力度最大的做法。此改革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教育内部和社会上也引起很大震动。有这样一组数据：2006年，沈阳市五城区交流教师2055名，其中1958人为“人走关系动”，市、区以上骨干教师达到1146人，占交流总数的55.77%。2007年，沈阳市又交流教师2064人，其中80%以上为“人走关系动”。如今每所学校起始年级配备了50%的交流教师，全市中小学校教师交流覆盖面达到了100%。

这么大的交流比例，而且骨干教师从相对优质的学校流动到薄弱学校，还不是支教，是正式调动，这种交流使教师成长环境由相对静止状态转为流动状态，对广大教师克服职业倦怠、丰富教学经验、焕发工作热情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师资在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和骨干结构上的调整，校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一些相对薄弱校和偏远学校的社会声望日益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在上升，社会上“择校”的传统思维产生了动摇。由于教师处于流动状态，家长对名校、优质学校的期望值在下降，认为既然学校的教师在交流中，孩子能就近入学是件方便放心的好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热”。与此同时，这种大范围的教师流动，使校际间各具特色的校风、学风得以推广传播，新老教师相互间在教学风格、方法上相互影响带动，区域内和谐的校园文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整合。可以说，这项改革的后发效应怎么估量也不过分。

沈阳市的做法示范意义重大，可供全国其他地区根据自身实际适时借鉴。这里一方面是沈阳市坚定的均衡发展理念和决心；另一方面，他们充分考虑以人为本，考虑教师利益，注意创造配套条件和良好政策激励环境，工作认真仔细。如，改造薄弱学校，使得各校硬件和办学条件差别不大；民办公助学校改为公办，保证各校教师工资收入差别不大；建立大学区制，学区内各校相距较近，教师交流到新校后距家不远；实行职称倾斜政策，非交流教师晋升机率15%，交流教师晋升机率60%等，既克服长期一校工作的职业倦怠，又防止流动前的责任松懈和流动后的不适应，继承和创新学校特色，在交流和培训中更快地实现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这种政策如果能够更加制度化和法制化，而不因人而异，直接关乎长效机制。

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国外，可以发现，国外很多国家也都将“教师轮岗”作为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如，日本在公立小学之间实行教师定期调换制度，平均每个教师约7年更换一次任职的学校。这种调换一般是在同一个县或者市内进行，教师工资待遇不因调换学校而改变。韩国也规定，中小学校长5年一交流，教师6年一交流。借鉴先进做法，推行“轮岗制”，将能够抑制“择校热”，推进教育公平。

3.追求“骨肉相连”———应避免削峰填谷。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将学校硬件的标准化建设、政府投入等比喻为促进教育均衡的“肉”，那么，师资力量的均衡发展则如“骨”，实现教育均衡，需要“骨肉相连”。

目前，城乡之间学校的硬件条件差距很大，城市内的一些学校建有自己的天文馆、科技馆，甚至有造价1.1亿“天价小学”。而一些农村的学校还停留在“教师———黑板———粉笔”的原始阶段，苦于缺少必要的教学条件和实验设备，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薄弱学校同一些大城市的重点校比起来，财力、物力都差距很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教师流动到乡村学校的主动性。如果城乡学校的硬件设施能够缩小差异，也会有助于教师流动制度的推行。

在教师流动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还要避免走入认识误区，即把“一杯好茶变成两杯白开水”，而是应该将“一杯好茶变为两杯好茶”，不能将现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与非优质教育资源在师资配备上实行简单的“削峰填谷”，而应该共同发展，达到高位的均衡，具体到教师交流制度而言，就是要实现在交流中提高，在提高中交流。

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教师这个“兵”不是普通的兵，学校这个“营盘”也不是一般的营盘，特别是一些优质的学校，都有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教师则浸润在这种文化之中，优秀骨干教师的流动可以起到优秀文化的传播作用，但也可能“峰削掉了，谷没填好”，两败俱伤。教师的职业不是净水生产线上的灌水工，教与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名师和高徒是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教师的职业适应度是不同的，这里存在一个在教师流动中如何科学合理配置的问题。

4.加快实现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的划分。政府在中小学教育领域要全面贯彻“善”的伦理原则。在办学规划时，应致力于合格校、标准校建设而不是重点校、示范校的创建；在办学投资时，应按照实际的办学成本平均按照人头分配，而不能厚此薄彼显示等级差异；在奖惩措施上，各校按照实际的情况有所差异，力争所有的管理制度都能够帮助中小学整体推进。同时应真正实现同一区域内同一级别（同一职称）教师的同工同酬，只有尽快使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教师实际收入保持均衡状态，缩短城乡教师的实际收入差别，努力做到“不管在哪一所学校工作的教师其收入水平、福利待遇等大体相当”。这样，才能让教育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的教师也能安心乐教。

5.借鉴国外做法———建立个别化教师工资系统。建立个别化教师工资系统就是要打破单一的工资序列，根据市场需求，调节不同地区不同学科教师的基本工资。为了解决贫困落后地区的师资问题，或是吸引优秀教师到贫困落后地区任教，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增加基本工资（永久性的、增加的金额也大）；有的国家采取的是奖励的办法，如澳大利亚；有的国家（如智利）同时采用两种办法；有的国家规定师资严重短缺地区的教师工资比其他地区教师的工资高，如瑞典。但不管哪种方法，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幅度提高贫困落后地区教师的物质待遇和提供其他各种优惠条件。

因此，要保障在贫困地区从教的教师的合法权益，我们就必须打破单一的工资序列，建立个别化教师工资系统，大幅度提高贫困地区教师的物质待遇和提供其他各种优惠条件。只有让教师自愿去农村、贫困地区，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他任何带有强制性的让教师不情愿地去那些条件差、环境劣的地方从教的措施，都是有违教师权益的。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篇9

一、联席会议职能

在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辖区采集的流动人口基础信息和工作中遇见的困难、难题，研究分析、协调解决进一步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关服务管理的措施办法，强化镇相关职能部门、各社区之间服务管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促进各部门的配合协作，形成服务管理合力。

二、联席会议组成联席会议由镇各相关职能部门、派出所、各村（社区）等部门组成，各成员单位派1名分管负责人参加。镇流管办为联席会议牵头单位，负责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责任科室负责人担任。

三、工作规则和要求

（一）联系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1次，通报近期采集的基础信息数据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推进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因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可提出建议，由牵头部门临时通知召开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相关单位，同时报镇办事处。

（二）各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责，以实现流动人口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和做优服务、做强管理为目的，全面落实涉及流动人口的各项日常服务管理措施。

（三）各成员单位要主动研究职责范围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有关问题，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工作任务，及时处理工作中需跨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注重日常服务管理信息的收集、汇总，充分利用联席会议的形式加强交流、沟通和分析研判，加强信息互通、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正兴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流动儿童管理制度篇10

1.流动儿童定义：在本辖区连续居住一个月以上的非本县户籍7岁以下儿童。

2.将流动儿童管理纳入免疫预防工作的管理目标，逐步提高流动儿童各种疫苗的接种率，并达到国家规定的指标要求。

3.在政府领导下，争取与派出所、妇联、计生、村委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随时掌握流动儿童的动态变化。按规定做到对外地进我镇儿童3个月内建卡建证，同时预约需接种的制品及接种日期。

4.定期开展外来儿童常规查漏补种调查工作，发现漏卡、漏证儿童及时补建卡证，发现漏种儿童及时进行补种。

5.每月按时上报流动儿童接种率报表，每半年上报一次常规查漏补种调查工作汇总表。流动儿童聚集地每季度上报一次查漏补种汇总表。

6.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保质保量做好每年的强化查漏补种工作，使各疫苗的补种率达到规定的指标要求。

7.做好流动儿童免疫预防相关疾病及暴发疫情的调查处理工作。

8.做好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卡片的管理，对在我镇迁移次数较多的外来儿童做好迁出迁入记录和卡片横转工作，确保流动儿童接种记录的完整。

流动人口管理站制度篇11

摘要目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同时还伴随着家庭小型化、空巢化，并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矛盾相互交织的特点。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养老金的征缴和支付矛盾日益突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金管理制度，对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养老保险老龄化社会基金管理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1.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率已经趋于平稳，199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7%，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率会慢慢下降甚至零增长，老年人口会自然加速增长。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属于“先富后老”。而我国在经济尚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偏低，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与国民经济应对实力相差悬殊，因此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乃是 “未富先老”。

2.老龄化人口加剧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在我国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年度收支中，赡养率的上升意味着养老保险缴纳人数的减少而导致的缴费金额减少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的矛盾。随着老年人口数量增多，人均养老金的供给相对减少，养老金供给不足即将凸现，这对养老保险体制提出严峻的考验。人口老龄化已对现有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修改的要求，即既能解决未来更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又能保证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低生育率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摸索出一些相对有效的模式，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已迫在眉睫。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

1.原有退休年龄的不科学性

我国大多数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人口寿命预期延长将使现有退休人员面临十几到二十几年的相对枯燥生活，有些工作精力旺盛的人可能无法接受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60多岁正是他们总结工作经验、钻研科技旺盛时期，过早退休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国家资源的损失。推行阶梯型、弹性制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养老金供给不足的措施之一。

2.养老基金的管理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养老管理模式虽在历史时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原有制度已不能适应现有国情，甚至显现出重大弊病。例如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隶属各级地方政府，受地方政府牵制严重。有些地方政府过度看重眼前经济利益，私自挪用养老保险专项资金，甚至不惜将职工的养老金、救命钱投入股票市场，造成严重的不足和亏空。改革现行养老金保险制度，规范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是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今后保值增值的可行性措施之一。

3.政府職能存在的管理缺陷

在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中存在着政府工作效能低下，管理费用过高等问题。职能部门服务质量不高，职工抱怨情绪严重。中央、地方、市场、个人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划与定位，导致存在管理结构形式，实质职责不清的窘况。

4.个人账户不实的缺陷

在改革开发之前我国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近年来我国现行养老保险经费实行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同负担，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模式的转轨，“统账结合”模式初步确立，使统筹资金可以更好的起到再分配效果，希望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时通过个人账户资金的积累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但是由于多年来我国各个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公务员及部分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个人部分的原因，导致养老金出现隐性债务问题，统筹预算资金超支，有些地方职能部门无奈将个人账户挪用出来做养老金支出，形成了个人账户“空账”。有资料表明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养老基金空账规模达到1.3万亿。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措施

我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之前而且人口红利还没有完全消失、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抚养系数相对较低、财政尚有余力扶持养老保障体系之时，完善养老保障体制，应尽早制定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策。

1.对法定退休年龄进行必要调整

推迟退休年龄既是大势所趋，又是客观要求。目前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可以增加养老基金的积累，缓解养老金的支出压力。虽然有岗位紧缺，年轻人就业压力增大的弊端，但从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未来社会稳定方面来看还是利大于弊。

2.尽快完善政府管理职能

养老基金的事权与财权应当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事关民生的养老制度设计与变革应由国家政府部门所属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深入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基层民生经济支付能力、广泛征求社区干部民众的意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并确保执行的力度与实施的效率。

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在城乡逐步建立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商业补助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互助体系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大力兴办养老院，由国家和地方财政部分或全部承担城乡孤寡老人的养老费用。特别是社区干部要改变工作作风，及时了解居民生活动态，深入基层对经济条件差、生活压力大的家庭实事求是地申请专项基金，适当给予提高补助等措施，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群，实时进行动态管理。

3.提升和优化养老服务产业

政府宏观指导需要加强，社区服务规划水平需要提高，对基层管理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质量。扩大社区服务资金来源，鼓励民营资金投资养老产业，政府做好使用监督。另外在社区内增加医疗服务，扩展社区活动，吸收体质健康的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建设，让老年人也能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成为我国一支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后盾力量。

四、总结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制定阶梯型、弹性制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都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郝晓敏.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新乡学院学报.2008（5）.

[2]池建刚.企业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新趋势研究.集团经济研究.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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