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起诉书

李庄案起诉书（精选4篇）

李庄案起诉书 篇1

法学一班101502108葛雯静

案件经过：

2009年，中国重庆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刚模被起诉，原辩护律师为李庄。当地检察院怀疑李庄唆使嫌疑人及证人伪造证据，令嫌疑人谎称被警方刑讯逼供。检察院随后以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这一刑事案件被称为李庄伪证案，俗称李庄案。该案于2009年末2010年初进行了一审和二审，李庄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1年4月进行了李庄遗漏罪行的审理，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李庄于2011年6月11日刑满出狱。

一：事件中的疑点或者问题：

一：李庄的行为并不符合本条中的“行为要件”，因为李庄只是跟龚刚模的亲友（亲友并不属于证人）商量“找几个警察来作证”。让亲友找警察作证，这是中性的，并不等于指使警察作伪证。另一方面，这些都仅仅处于商量阶段，李庄根本没有接触过证人，龚刚模的亲友也没有具体地实施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可见指控的事实并不存在，由此，李庄的行为显然构不成306条规定的这一犯罪。法律所禁止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不能仅因预谋而定罪。此处涉及到 的可能只是律师的不当、不得体行为，而非犯罪行为。二：如果从刑法第29条的教唆犯罪规定来分析，李庄可能涉嫌教唆龚刚模的亲友作伪证，但问题还是其亲友没有实际上实施这一行为，即被教唆人未犯被教唆之罪，李庄作为“教唆者”仍然不构罪。并且，检察院也并没有追诉李庄的教唆行为。

二：争议的焦点

焦点1: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

1：重庆有无该案的司法管辖权？

支持：20名律师上书要求重庆警方回避 ：12月16日下午，11个省市20名律师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发送建议书，指出重庆警方与“李庄被捕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同时建议公安部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实行异地管辖。在重庆打黑专项治理活动中，这些律师认为重庆相关部门存在诸多违反《律师法》，侵害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不被监听等执业权利的不法行为。建议书在最后指出，鉴于李庄是被指控唆使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而龚刚模涉黑案又是重庆市公安局直属“打黑办”侦办，律师们认为重庆警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建议公安部比照文强案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更

能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反对：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潘金贵认为：我国刑诉法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李庄没有申请管辖异议的权利。不能说，当事人有异议，就可以否掉一个地区法定机关的管辖权，那会造成司法的混乱。”

2：证人不出庭，是否影响证言效力？

支持：贺卫方教授提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才可以加以接受和认定，而他认为，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司法过程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一直被强调，它们都跟证人出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证人不出庭而仅以一张纸呈现在法庭中，律师将无法当面对质，揭露谎言或伪证，这将使律师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易延友副教授认为，虽然我国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有对质权，但司法解释规定，当证言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允许被告进行对质的。所以，指控李庄律师的这些证人在开庭时应该出庭，否则，他们的证言将无法得到质证，这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侵犯，是违反法律的。

何兵教授认为，证人有出庭的义务，不能仅以“不愿意”为理由拒绝到庭。并且，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来，这些证人中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如看守所人员，还有医生以及其他的同案犯，他们不到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何兵教授还提到了龚刚模会不会到庭的问题，他认为，在李庄案中龚刚模是作为物证出现的。因为龚刚模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手上是否有伤痕，这些都是应该作为物证的。如果证人不出庭、而物证也不到庭的话，审理就没有意义了。

反对：西南政法大学的潘金贵教授称：“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所以说，检方在庭上使用权用书面证人证言是不错的„„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没有这种做法”。

按照《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这里面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和书面证言。未到庭证人，可宣读书面证言。实际上，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公诉人依法调取了证人证言，法院也通知证人到庭，但对方表示不愿意。因此，公诉人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没有过错。事实上，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不符合惯例。

3：李庄能否申请集体回避

4：在押嫌疑人的证词是否合法有效？

焦点2:实体正义

1：关于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支持：齐林教授从证据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毁灭、伪造的证据从性质上看应该是具体的有载体的证据，性质上属于物证。如果没有载体就无从毁灭和伪造，“当事人的供述”不属于物证，无法毁灭。王进喜教授也从证据学角度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认为李庄的行为并不构成“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赵秉志教授则从律师的职责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律师与委托人会见时，核实委托人是否遭遇刑讯逼供是律师的职责与义务所在，不存在违法问题。从本案的主要证据即龚刚模的供述材料看来，龚刚模对律师李庄说被打了，几天没有吃饭等，律师让龚刚模将这些事情在法庭上说出来，这是合法的。所以，从目前材料看来，赵秉志教授认为李庄的行为并不属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反对：公诉机关认为，李庄在履行刑事辩护职责中，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干扰了孟英挪用资金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应当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被告人是否属于306条的“证人”范畴？

不知所云者：李庄被抓后，重庆本地一致叫好。“李庄太坏了，把重庆人当傻子。”

三：争议后的梳理

支持程序正义的合理性：我认为：无论是申请回避，还是申请管辖权异议，无非是因为被告人与公诉方及审判方在此案件中存在的错中复杂的关系，“重庆打黑”如火如荼，且媒体对李庄案的报道早已铺天盖地，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均与李庄案有利害关系，若然依据法律，当事人没有权利申请管辖权异议，但司法机关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重庆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均应回避，从而重庆司法机关客观上无法行使管辖权，应当移送异地法院管辖，或由上级法院指令异地管辖或更为合理，这样有助于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彰显其审判的公平正义。

不合理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对于这个问题指出“在刑诉法中，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都没有管辖异议权。”李庄的这个申请，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申请的权利。“既然当事人连申请权都没有，更谈不上要求法院把案子移到其他地方审理。”“在我国，之所以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还是基于国家政权的考虑。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公诉人依法调取了证人证言，法院也通知证人到庭，但对方表示不愿意。因此，公诉人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没有过错。事实上，我国刑事案

件证人出庭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不符合惯例。

支持实体正义的合理性：陈忠林给出的划分辩护技巧与伪证的标准没有错，可是，在刑法中还存在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具体到李庄案，按照龚钢模自己的说法，李庄在问他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时，他看到李庄用“那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通过“眨眼睛的过程”暗示他，他告诉李庄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对于实践中重大疑难案件多半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必然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庄如果有理由确信龚钢模所说的刑讯逼供属实的话，他让龚钢模在法庭上说出来、演示出来，本来就是辩护技巧啊，怎么成了把黑说成白。除非有证据证明李庄明知龚钢模没有受到刑讯逼供，而诱导龚钢模编造受到了刑讯逼供，才能说李庄违背了律师的职业道德，引诱被告人说假话欺骗法庭。但是，控方提交的法庭的证据却无法证明这一点。何况，引诱被告人本人改变供述，本来就不属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犯罪构成。

事实上，控方所谓的证人，实际上并非证人。按照控方的指控内容，这些人本身就是李庄案的同案犯。控方指控李庄教唆他人伪证，妨害证人作证，可李庄除了接触过被羁押的这些人以外，却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证人。如果李庄的伪证能够成立，只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这些人在李庄的教唆下向司法机关提供了伪证或者做假证，二是这些人在李庄的教唆下让别人提供伪证或者做假证。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被羁押这些人都同样涉嫌犯罪，尽管罪名可能不一样，但与李庄属于同案犯，应当一同接受审判。重庆司法机关却人为将案件割裂开来，把同案犯的供述变成为证人证言，而且分案处理，避免法庭上对质，其目的就是为李庄治罪。

不合理性：李庄教被告人如何回答法庭提问及展示伤口，究竟是教授辩护技巧还是教唆伪证，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具体地说，辩护技巧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去找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前提必须是真实的证据，不是篡改甚至捏造的证据。

四：总结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的价值观。律师、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表明在当前社会中，精神、正义和良知已经出现被物欲践踏的倾向，这应该特别加以注意。要使被歪曲的价值观“重新归正”，莫过于重罚。当前的法律，大都是在出现犯罪行为后，才会给予当事者以严惩，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宽容。政法部门应该建立一种防范机制，司法改善，促进司法公正，建设和谐司法。加强理论学习，把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关加快法律职业化建

设步伐，加大法律职业的监督力度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李庄案起诉书 篇2

关键词：李庄案,阅卷权,律师会见权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早已落下帷幕, 然而它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失。这件案子最终以李庄判处一年多的有期徒刑而结束, 目前李庄已经出狱并提出申诉。最终结局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李庄案还是带给人们许多思考。

李庄案发生的大背景是红极一时的重庆打黑,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生这样的案件本身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诚然, 重庆打黑时候的一些冤案已经得到纠正, 那么, 李庄是否同已经翻案的那些人一样是清白无辜的呢?这件案子是否有翻案的可能呢?我们依旧不得而知。

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的李庄, 在还没有开始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前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举报, 这在当时的律师界和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也给中国刑事诉讼辩护制度带来沉重的打击。但这种行为并没有违反我国的法律, 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 法院对于这种行为也是持间接鼓励的态度。李庄案之后, 全国出现多起当事人举报自己辩护人的事件。可以说, 李庄案的发生对我国的律师辩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撇开案件事实, 撇开政治因素, 笔者想讨论下李庄案审理过程中所涉及到刑事诉讼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律师的会见权。会见权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见面并相互交流, 以此了解案件详情的权利。《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 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律师会见权应当如何保障, 律师在会见时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的界限是什么?我国法律规定要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就是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只有通过会见, 律师才能从了解犯罪嫌疑人对于被追诉之罪的想法和辩解, 为他们提供咨询, 以此实现帮助犯罪嫌疑人实施他们的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的目标。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律师的会见权却受到各种阻碍。我国法律规定, 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案件、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要求会见当事人的, 应当经侦查机关同意。然而这项规定由于其界限模糊,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成为司法机关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的理由。即使允许会见, 也会以各种理由进行监视或者监听。从李庄的证词及提交的音像证据来看, 李庄第一次到重庆市江北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 龚刚模隔着栅栏坐在李庄对面, 双方间距在1.5至2米。龚刚模身后警察两人。据李庄介绍, 自己和马晓军背后亦各有警察一人。这些事实, 公诉方并没有否认。

其次是律师的阅卷权。阅卷是律师了解案件所需要的证据的最简单、最全面的方式, 是律师进行有效辩护的前提。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有利于法官公正的裁判, 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平等。因此, 保障律师的阅卷权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 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 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 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前者是“有权查阅”, 后者是“可以查阅”, 两字之差, 意义却千差万别。依据《律师法》, 阅卷权是一种由法律保障的权利;而在《刑事诉讼法》中, 这种权利受到司法机关的限制, 让不让律师阅卷由司法机关决定。在李庄案中, 李庄称总共109套卷宗、180多位证人, 而作为被告律师的他最终只看到十几份口供, 反复与公诉方交涉, 并未取得效果。辩护方在提到要查阅并希望公诉方提交相关证据时, 公诉方的回答都是不方便透露、不方便提交。

第三是回避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拥有申请回避权。在具有法定理由时申请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或者书记员、鉴定人、翻译人员回避。李庄在申请审判员及公诉人和书记员集体回避时, 被审判长驳回申请, 理由是: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当李庄逐一申请时, 同样被拒绝。“集体回避制度”在我国法律中确实没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如何定义“集体回避”这一概念?李庄所提出的回避申请是否就是集体回避呢?设想一下, 如果合议庭所有成员均接受贿赂, 是不是就不用回避了呢?毫无疑问, 答案是否定了, 否则就无法合理解释了。我国法律并没有对需回避的人数进行限制限制, 因此, 无论是李庄申请合议庭集体回避还是分别提出回避申请, 都是合理的, 只要是不能避免合理怀疑, 李庄就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那么, 李庄的回避申请是否合理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违反前款规定的, 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 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 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该规定是为了避免同一侦查机关随意对辩护人进行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在这一事件中, 龚刚模案是由重庆市江北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的, 李庄涉嫌作伪证案同时也是由江北区公安机关进行侦查, 这是明显违背刑诉法的规定的。因此, 李庄及其律师提出公诉机关和合议庭回避是正当的、是合理的。

第四是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 是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司法机关的陈诉, 证人证言是证人直接或者间接了解到的案情, 由此可见, 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性。更为重要的事, 直接当庭陈诉的证人证言比间接呈堂的证人证言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更能使参与庭审的各方人员形成“内心确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李庄案一审的定罪依据主要是龚刚模的证人证言, 龚刚模本人并未出庭作证, 辩护律师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时, 被审判庭以“证人不言出庭作证”为由拒绝。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证人不同意出庭作证的, 是可以不出庭的, 但是其证人证言需要在法庭上当众宣读, 接受公诉人、辩护律师和被告的质证。故而, 公诉人和法院的理由可以说是正当的。然而, 这样的证人证言的证据力是相对较弱的。再加上本案证人证言中一系列反常之处, 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变得更为必要。比如, 龚刚模证言自身存在矛盾之处, 比如无法排除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 比如龚刚模对李庄的指认与本人自身利益相关等等。然而, 李庄案一审之时, 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强制出庭作证制度, 若是证人不同意出庭作证, 其他人对此也只是束手无策。

对于这种情况,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通过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此进行了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 予以训诫, 情节严重的, 经院长批准, 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该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可以保证那些涉及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人证言能够通过诉讼各方的当庭质证和辩论, 审判人员也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 从而排除虚假证言, 发掘案件真相, 避免冤假错案, 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改革是我国超职权主义审判方式向对抗制审判方式转变的要求。

“李庄案”虽已尘埃落定, 但其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带来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希望我国的司法制度能够越来越完善。

参考文献

[1]龙宗智.李庄案法理研判-主要从证据学的角度[J].法务时评, 2010.

[2]陶宝玉.浅论辩护律师阅卷权制度的完善[J].博览, 2016, (01) .

[3]余璐岑.刑事若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的缺陷义其完善[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5, (03) .

发酵中的李庄案 篇3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30分，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控辩双方，阵容强大，庭审辩论，异常激烈。李庄的辩护人高子程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咨询员，曾经代理过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案等大量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男一名辩护律师是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的主任，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杭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有西律师。重庆方面则派出了全国“十佳”公诉人、重庆检察五分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幺宁。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晚，在北京被重庆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次日，重庆检察机关以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对李庄颁发批捕令。 检举李庄的正是他的委托人，涉黑案主犯龚刚模。龚刚模表示，在先后三次的会见中，李庄教唆其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之前的口供，并要求伤情检查，拖延开庭时间，还为其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假口供”。龚刚模之所以检举自己的辩护律师，除了怕作假证一事败露会加重刑责以外，更由于李庄先后让他签署了七八张白条和委托书。他害怕李庄以此向其家人及朋友勒索钱财。

高调的争论

2009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20人被捕》一文。文中引用了一些龚刚模的证词，指责李庄“一手‘捞人’一手‘捞钱’”的种种不法行为。该报道还称，李庄曾向自己的同行们发出“够黑，人傻，钱多，速来”字样的短信(后证实此说不实)；并称“重庆打黑除恶一系列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到重庆代理涉黑诉讼’一时成律师界热门。许多北京律师如赶场般云集重庆，寻找开展‘业务’和施行‘潜规则’的机会”。矛头直指整个律师界的职业操守。

当天，浙江律师陈有西即在其学术网上发表《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对该文进行了猛烈批评。2009年12月17日，《新京报》发文影射某媒体2009年12月14日发表的报道基本与重庆警方提供的通稿一致，而据《新京报》调查，重庆方面的通稿与龚刚模口供有所出入，更对行文之中对未经审判确立罪行的嫌疑人使用大量定性词语表示质疑。

但另一方面，很多网友对李庄被捕拍手称快。天涯论坛上就有不少网友贴出大量叙述律师种种恶行的帖子，并表示支持重庆警方打击律师的非法行为。陈有西网页上也有网友发帖称“律师黑吃黑，勾结法官，金钱司法，已是行内规矩，犯罪是必然的，被捕是偶然的”。

热闹了几个月的重庆打黑行动，又一次成为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各方观点，针锋相对。李庄案的每一步进展都引起公众的热烈讨论。

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

李庄被批捕，首先引发的讨论是“程序正义”问题。从李庄被捕到30日开庭，只有半个月时间，给辩护律师取证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时间之短，行动之快，不禁给舆论造成“公正与否”的担忧。

重庆公安、检察机构系龚刚模案的控方，是李庄辩护中的对手，与李庄伪证案有重大利害关系，也是李庄伪证的“受害人”。由重庆方面对李庄进行审理，也引发人们对于司法机构是否能够保持中立的忧虑。

李庄被捕三天后，11个地区的20余名律师就联名提出《关于重庆打黑“律师造假门”事件的律师建议书》，并发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公安部，建议公安部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调查李庄案。李庄辩护律师高子程21日也以“受害人不能审理加害者”的理由申请异地审理。次日，该申请被重庆市江北区法院驳回。

2009年12月25日宣布加入李庄案辩护律师行列的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在接受《世界博览》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求重庆法院回避本案审判，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的回避制度仅要求如果法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应予以回避。除非在法院院长与案件有关时，才能申请法院回避。要求重庆江北法院回避虽在情理之中，却并不十分符合现有法律，驳回异地审理请求也无可厚非。现在实行的一些腐败案异地审理，都是官方安排的，几乎没有因申请而成功的。

2009年12月30日的庭审，李庄辩护律师申请出庭的8名证人，包括龚刚模等7名在押嫌疑人及龚刚模之妻，无一出现在法庭上。据称，他们在接到法院通知后，都“不愿出庭作证”。这不禁又引起人们对“程序公正”的种种猜测。

对于重庆雷厉风行的打黑行动，各方舆论一直是一边拍手叫好，一边担忧程序公正。李庄案无疑又成了一块激起千层浪的石头。一时之间，关于涉黑案辩护律师取证难，会见当事人被监视等等报道，再度见诸各大媒体。李庄案的程序公正问题，俨然被视为重庆打黑行动，乃至司法体系公正与否的试金石。

陈有西认为，没有程序正义就无法确保实体正义，无论是李庄，或是其他嫌疑人，在定罪之前还都只是嫌疑人，媒体不能先把他定性为一个罪犯。也唯有程序公正，才能保障重庆打黑行动的成果。

职业责任与职业道德

在陈有西看来，李庄案的抗辩关键却不单是“程序正义”，而是本案根本上就不应当立案。他坚持认为，伪证罪应该在律师向法院提交虚假伪造的证据之后才能成立。而龚刚模案尚在取证阶段，一个控方证人都没有见过，任何笔录都没有形成，只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根本没有出现证据，何来伪证罪?

但重庆方面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链。目前向媒体披露的证据包括龚刚模和其他四五位相关人士的证词。其中大量证词指证李庄“教唆”龚刚模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之前供词。

而陈有西认为，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法定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合法地为委托人洗脱罪责。即便其委托人确实有罪，律师在辩护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委托人立场。 “教委托人在法庭上以对自己有利的方法应对，比如让龚刚模推翻对自己不利的供词，大声说出被刑讯逼供真相，演示出逼供过程，恰恰是律师应该做的，”陈有西说。

李庄的其他值得商榷的行为还包括，叫龚刚模对除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行贿罪以外的指控说“不知道”，隐瞒其他犯人供词中没有提及的罪行。陈有西认为，指示委托人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也许不合职业道德，但不构成犯罪，因为检举犯罪和搜集证据，是公安、检察机关的事。律师没有指控犯罪的责任。

有媒体报道，李庄先后三次向龚刚模亲属索要钱财，总额达150万元之巨，让人感叹李律师的“捞钱”之道。陈有西则认为，费用问题是否存在异议都不是犯罪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律师乱收费可以

由律师协会进行规范。而据他了解，本案刑事辩护费并不高，150万包括了民事代理、民事反诉案、法律顾问等民事合同。

刑法第306条与辩护权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条规定正是李庄被批捕的依据。而这条规定是否合宜也成为了李庄案的另一个讨论热点。

对于第306条规定的讨论在法律界由来已久。根据相关方面的统计，自1997年实施该条规定以来，全国约有数百名律师冈伪证罪身陷囹圄，约占律师犯罪中的80％。该条法律因此被律师界喻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虽然很多律师后来被确定无罪，却从此退出刑事案件辩护的行列，造成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出庭率下降。

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向“两会”提出“废除刑法第306条”的议案。陈有西律师也对此条法律危及律师的辩护权颇多微词： “当事人在羁押中，我们做律师的就必须为他搜集有利的证据，但现在律师找了和控方相反的证据，控方就有可能说律师是伪证或妨害证据罪。”

“如果李庄的案子被判有罪，就成了舆论上的一种定调，刑诉法修改至少又要推迟五至十年。这将严重伤害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以后就更没人愿意为刑事案辩护了。长此以往，会引起人权的倒退。”陈有西表示这也是他决定加入李庄案辩护律师行列的重要原因。

但也有专家认为，被起诉伪证罪的律师们自己行为上也多少有不合规矩的地方，如果取消第306条规定，会减少对律师的规范效应。但第306条也确实有待完善。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曾经建议，在依据第306条时，原来案件的侦查员不应该再参加对律师的侦查，原来的公诉人更不应该参加对案件的起诉，甚至检察院本身都应该变更管辖。其次，能不能把律师送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处理，恐怕不应该取决于公检机关，而应该由法院决定，这才能缓解滥用追诉权的情况。

案外人执行异议起诉状 篇4

委托代理人李立华，男，黑龙江惠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黑龙江省xxxx。

被告:林xx，男，1xxx年5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xxx县xx镇，电话：139XXXXX。

请求事项

1、要求立即停止对位于xxx县饶房权证xx镇字第08520号60.38平方米、30.0平方米商服用房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扣押。

2、要求被告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xx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林xx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被告将其位于xx镇住宅楼地丘号7-4-211-07000102私产，房产证号x房权证xx镇字第 08520号60.38平方米、30.0平方米两处商服用房以总价款38万元出卖给原告，合同签订后原告一次性支付了购房款，被告将诉争房产交付给原告占有至今，根据《合同法》第130条、60条及《物权法》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规定。原告已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没有登记只是物权未设立，被告林xx应当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被告xxx农场系执行案件的申请人，被告林xx系执行案件的被申请人，在执行程序中被告xxx农场作为申请人向xxxxxx法院申请对原告具有所有权的房产(位于xx镇住宅楼地丘号7-4-211-07000102私产，房产证号饶房权证xx镇字第08520号60.38平方米、30.0平方米两处商服用房)申请执行，原告对贵院的执行提出案外人异议，贵院于20xx年1月7 日作出(20xx)x执字第150-1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原告的异议申请，但是裁定并没有明确告知起诉期限。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 致

xxxxxx法院

具状人林xx

20xx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