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教育(共8篇)
论文摘要:邓小平教育伦理思想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部分。它凝聚了邓小平对教育思想与教育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理论智慈。其教育伦理思想呈现三大特点:
一、教育的功利价值与教育的人文价值的高度统一;
二、教育客体智力进步与个性发展的高度统一;
三、教育主体教育指导学生进步与自身人格完善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教育伦理思想凝聚了邓小平对教育思想与教育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理论智慧。他从伦理维度上实现了教育理论思维的两大突破:一是突破了仅把教育作为主义性意识形态,体现阶级意志工具的观念,转而认为除此以外,教育更重要的,也是基础性的还在于它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合符于社会发展伦理德性的功利价值,即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克服了仅单纯强调教育的功利价值,而忽略教育的人文价值,即个性发展的倾向。从而在战略上解决了政府为什么办教育?政府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合道德性的课题;在教育客体(一般意义上讲)上解决了受教育者为什么接受教育?学习的目的和自我人格完善过程问题;在教育主体(一般意义上讲)上解决了学校与教师为什么教?教的目的和教育教学过程的合道德性与教师自身人格完善问题。最终邓小平在伦理层面上解答了教育安身立命的重大课题,使其教育伦理思想呈现三大特点。
一、教育的功利价值与教育的人文价值的高度统一
改革开放前,因受极左思潮影响,主义性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流,即代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左右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领域。当时,党办教育的目的十分鲜明,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就是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因此“从大学教材到小学课本,只保留了一种思想,那就是‘阶级斗争’和‘兴无灭资’的学说,等等。这种因意识形态准备不充分而引发的理论错误,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混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痛定思痛,“文化大革命”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国家领导人对主义性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彰显国家意识形态,扩大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阶级基础,将思维聚焦于国家建设,提出了“国家”、“改革”、“发展”、“现代化”、“生产力”、“公正”、“法治”等一系列以国家现代化建设为核心的口号,实行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选择是高新技术不断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国家意识形态与道德评价观念变化,即以是否合符于国家利益和生产力发展作为合道德性行为选择标准的结果。
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作为道德评价标准把科学技术和教育改革、发展纳人其系统的现代化战略思考中,改变了传统认识上的搞教育不属生产力范畴的狭隘观念,凸显教育的功利价值,即教育具有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生产,提高生产力水平等的价值。这一价值合符于国家利益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发展教育事业是合道德的。在此道德价值认识与评价基础上,他认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小平对政府办教育目的的理解不只囿于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同时还清楚的认识到教育的人文价值,即教育具有满足国家提高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一人的素质和完善人格的需要。他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只有通过教育实现国家和人民所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将中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为达至这一目标,小平语重心长的提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
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二、教育客体智力进步与个性发展的统一
教育就是通过以强调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活动,实现培养教育客体(仅从教育活动一般意义上讲)综合素质与个性发展的任务。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客体的智力开发和个性发展。他把教育客体受教育,促进自身智力进步与个性发展相统一,作为教育实现的理想目标。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邓小平高度关注教育客体的智力发展。他认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我们“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面对困难,邓小平认为解决的途径就是让青年人通过学习构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优良智能与素质结构。这不仅是历史责任,而且也是完善自我,增强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中,社会的人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诸多矛盾。要自己正确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除了提高智力水平外,重要的还有赖于教育客体自主意识的增强。通过个性发展,提高他们自我处理困境和自主做出道德评价的能力。小平认为智力的培养与个性张扬是一个教育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同等重要性,且合符于其功利价值与人文价值的道德评价标准。邓小平关于教育客体智力进步与个性发展相统一的思想,系统地体现在其“四有”观思想中。
邓小平所指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信念与远大理想。他提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实现理想,社会需要构建全社会各阶层成员普遍遵守,非排他性的纪律、法律来调整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为此,小平十分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这种来自他律的盏任感与使命感,决定着青年人性格的态度特征是爱祖国、爱集体、关心尊重他人。怎样才有助于青年人养成强烈的来自于内心信念的国家责任感?小平为此极为重视培养青年人的道德意识。在小平那里,道德始终贯穿一个主题,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是其道德思想的基础,集体主义是其道德思想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是其道德思想的新境界。他指出:“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这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义利观。
三、教育主体教育指导学生进步与自身人格完善的高度统一
教育主体(仅从教育活动一般意义上讲)—教师担负着培养、教育人的重任,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职业。他们对学生科学文化与身心素质的发展与进步,对学生完美人格的健全起着重要作用。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一直为小平同志所重视。他认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教师问题与国家利益枚关。政府为教师排忧解难自然是合道德的。基于对教师价值的这一客观判断,小平提出:“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
要把教育办好。”
教师依其职业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一方面传授知识,使学生的智力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其人格、教师职业道德的示范效应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苏联教育学家加里宁提出:“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对学生人格的形成给予熏陶和感染。为此,小平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素质建设,他“希望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提出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教师来讲,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政治上的进步是做好教育工作,正确指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输送合格人才的重要保证。教师为人师表,就是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以教师自身优秀思想道德品质和极富影响的人格魅力作为学生的表率。
教育主体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其交往观念、方式对教育客体以人为本的个性完善影响深远。小平要求教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尊重他们的人格,发挥其自觉性和能动性。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意识,向受教育者学习,实现教学互动。他说:“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不仅为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设计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而且把这一事业寄希望于青年, 视青年为国家的未来、人民的希望、党的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 又关心青年和青年工作, 强调和要求各级组织、各级领导, 特别是教育部门要把青年人教育好、培养好和使用好。
在1957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过程中, 邓小平同志就曾针对当时对困难估计不足, 过于乐观而致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产生误解, 以为国家各方面都很好的问题告诫全党和青年人;“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 切不可把我们事情说得太美满了”[1], 在“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 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得太少了, 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国家对不起他们”时[2], 我们应“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 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 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3]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我党工作重点转移后, 邓小平同志提出对青年人的教育要“填补空白”。“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 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 现在已经出现, 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4]。“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 定好计划,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5]。这充分说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或各个阶段, 邓小平同志都非常重视青年人的教育工作, 并指示要“切实认真做好”。青年教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还取决于青年人自身的地位和作用。青年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闯将, 是党和国家未来的希望。青年的最大优势是年富力强, 精力充沛, 思想敏锐, 敢说敢为, 具有闯劲。在战争年代, 军队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年轻同志, 正是他们的敢想敢干、勇于创新, 才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 使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在今天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 同样需要青年人的“闯”和“冒”。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干革命、搞建设, 都要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 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 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6]不仅如此, 青年也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新鲜血液、新鲜细胞、新鲜活力。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各级领导, 不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 党和国家就将失去活力。认为“革命化”是前提, “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但是要看到, 这是一个战略问题。”[7]
青年教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青年人要真正成为四化建设的主力军, 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把我国推向世界强国之列, 就必须具有担当此任的知识、素质、能力、精神、气质、品德、情操、毅力等。而这一切的具备和拥有则离不开训练和教育, 而且要全面发展。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 青年人“除了专业学习之外, 在思想要有进步, 政治也要有所进步”, [8]并要求青年人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要得到发展, 把自己造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即为青年及其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提出了要求。邓小平同志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同时, 又发展了它。他指出:“青年人, 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 相反, 政治觉悟越是高, 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 越加刻苦。”[9]这既解决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 又规定了社会主义教育不同于资本主义教育的特征, 还指出了当代青年的奋斗方向。
二、关于青年教育的目标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把青年视作革命事业的未来和希望, 但青年不会自发地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需要长期不断教育、引导和培养, 而且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有其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 青年教育的目标是要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0]但这一目标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过冲击, 出现了偏差, 甚至有极“左”的思想和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邓小平同志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于1985年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而且明确把青年人作为教育的重点。亦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青年教育的目标是要使青年人成为“四有”标准的人才。“四有”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有机整体。其中, “有理想”是核心, 贯穿于其它“三有”之中, 其它“三有”是实现有理想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四有”后, 还逐一作了阐述。
“有理想”, 邓小平同志把它分为二层次:一是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我认为, 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 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11]并将共同理想予以明确, 写进党章和宪法之中———到本世纪末, 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 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二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70年代末, 邓小平同志针对一部分人中的“信仰危机”问题, 在各种场合大谈共产党人的信念和理想, 强调要长期不懈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有道德”, 邓小平同志把它具体化, 规范化———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深入的条件下, 他又大力倡导集体主义。主张用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利益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 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 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12]
“有文化”,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实现现代化, ……,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 有人才。”[13]未来的竞争在科技, 科技的竞争在人才, 而人才离不开教育。他又强调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倡导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领导教育战线拨乱反正, 并对红专关系进行全面阐述。“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 做出贡献, 这固然是专的表现,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 [14]“只有政治上反动,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才能说白”。[15]
“有纪律”, 邓小平十分重视纪律建设。在拨乱反正年代, 他强调要消除派性和加强纪律性;在现代建设时期, 他认为“同心同德, 一心一意, 没有纪律不行”。[16]在改革开放深入的情况下, 他强调在政治上, “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全党必须服从中央”[17]各行各业和各项工作中, 又强调“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整不合理, 要迅速规定和完善。”[18]
“四有”要求, 既是对全体公民, 更是对青年人的。邓小平同志立足现实, 着眼未来, 主张要从小抓起, 多次指出:“革命的理想, 共产主义的品德, 要从小开始培养。”[19]要求全社会都要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方面的进步, 通过教育, 使青少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 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 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严守纪律, 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 同时, “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20]
三、关于青年教育的任务和内容
青年代表着未来, 赢得了青年也就赢得了未来, 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道理。如果不把青年教育好, 不把接班人培养好, 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后继乏人, 事业就不能成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成为“四有”标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青年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同志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青年教育工作任务给予指示。如80年代初期, 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青年中的影响, 提出要重视和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教育。80年代中期, 对青年教育工作又提出:“要加强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 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21]90年代初期, 又强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 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要注重培养人”[22]“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变, 重要的是开展这方面的教育”。[23]综观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和论述, 强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是最根本的教育。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 是青年人的弱点, 不克服这一弱点, 就无法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也就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许多场合都要求青年尤其是青年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大力在青年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24]的号召时, 认为“根本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25]而且要系统学、全面学。如谈到毛泽东思想时, 他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 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要透彻掌握”[26]在学习过程中, 他还主张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 即讲求效果。
理想和纪律教育。这是邓小平同志讲得最多, 论证得最丰富、最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1981年2月《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 提出了青年人要“四有、三讲、二不怕”, 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 后来又向全社会青年人提出要“五讲、四美、三热爱”。在号召广大青年做“四有”人才时, 他说:“四有”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 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化, 使中国发展起来, 就要有纪律, 有秩序地进行建设。“我们要靠理想和纪律, 把11亿人民拧成一股绳, 团结起来, 共同奋斗”。
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教育。这是邓小平同志最重视、最核心的青年教育思想内容。他在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条件下, 以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 对各级领导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不抓科学教育, 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就成为一句空话”, “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 有人才”。[27]即搞现代化必抓科技, 抓科技必抓教育。在这过程中, 既要普及又要提高, 走科教兴国之路。其根本目的是让青年人通过学习, 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质, 逐步成为行家和专家, 成为四化的骨干。
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教育。青年人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既要具备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知识, 又要具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同时, 还要改造主观世界, 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每一个青年人“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28]要“学会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社会和人生, 弄清为谁活着的问题……应学习和掌握一些共产主义的道德、立场和原则。……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29]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也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多次告诫青年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 变成崇拜资本主义, 受资本主义腐蚀, 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30]并对青年教育工作者提出:“要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家, 给他们以积极进取, 奋发图强的精神”。[31]同时, 针对青年人中的一些不正确认识进行有力批判。“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 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 爱什么呢?……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32]
社会实践教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作风和一贯主张。邓小平同志鼓励青年干部、青年科技工作者、青年企业家、青年军人, 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勇于实践, “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33]并要求各级领导要把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干部放在一线压担子。“把年轻干部放在第一线压担子, 这个路子对, 不能只靠人家扶着, 他们受到了锻炼, 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34]除此之外, 邓小平同志还要求“青年干部接班, 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 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35]
四、关于青年教育的方法和原则
青年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牵涉面广, 任务重, 难度大, 层次多, 如何采取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直是邓小平同志关注的一个问题。
加强党对青年教育工作的领导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第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路线的领导……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 特别是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 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36]青年教育的领导权问题, 关系到青年的成长方向, 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前些年, 青年教育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 青年人身上发生了一些问题, 根源在哪?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 削弱了对青年实施强有力的教育。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 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37]“尤其是青年大学生的教育。”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淡化了党对青年教育工作的领导,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重视青年教育工作的社会性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第二个问题。对青年的教育, 不是某些个人、某些单位的责任, 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青年教育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要管, 青年团应该管, 政府部门应该管, 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38]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 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 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 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39]在1992年重要谈话中又要求“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 党的基本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 要靠大家努力, 特别是要教育后代。”[40]学习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述, 我们不难看出, 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十分重视青年教育工作的, 而且要求全社会都来做, 以此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加强青年教育工作的针对性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第三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 仅在思想上重视不够, 还应重视青年教育的方法。针对青年人涉世不深, 缺乏实践经验, 不了解国情, 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对青年一代要进行国情教育、历史教育、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 他指出“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 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 [41]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 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 怀疑无产阶级专政, 怀疑党的领导, 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 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的现象, 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注意支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针对青年人政治上的幼稚, 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能对他们只有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 要把利害讲清楚, 是非要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 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 对青年的真诚引导。”[42]
青年教育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第四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 青年教育工作“一定要联系实际”[43]既要理论联系实际, 又要因时、因地、因人;方法上联系实际,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并要灵活多样。重点抓两条:一是要摆事实, 讲道理, 进行疏导。“对人们进行教育工作, 说服工作, 而不是采取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和行政命令的方法, ……要在疏通中引导, 在引导中疏导, 又疏又导, 疏通就是广开言路, 集思广益, 引导就是循循善诱, 说服教育。”[44]二是要教育青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尤其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45]而且要注意教育对象中的层次差别,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进, 但毕竟要看各个人自己是否努力……这种个人努力程度上的差别, 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46]
加强青年教育工作者自身建设是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第五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作为灵魂工程师, 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 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 教育和引导青年正确对待历史, 认识现实, 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 鼓舞人民奋斗努力, 积极向上”[47], 要求青年教育工作者“下定决心、急起直追, 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48]在具体工作中, 要加强总结, 不断进取, 提高修养, 树立起自信心和自豪感, 讲新话, 想新招, 办新事。否则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49]。要重视个别教育, 遇到难做工作的对象, “要找出各种方式, 多做转化工作, 把不好的转变为好的或者比较好的。”[50]
综观上述, 邓小平同志不仅关心、爱护青年, 重视青年教育, 而且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青年教育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当代中国青年教育工作的实际, 从宏观到微观, 从历史到现实, 从经验到教训, 从现象到本质, 从一般到规律, 对青年教育工作的地位作用、目标要求、任务内容、方法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论述, 形成了鲜明、丰富、科学的青年教育思想。
摘要:邓小平同志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青年及其教育工作, 并形成了自己鲜明、丰富的青年教育思想。它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新时期我们开展青年教育工作的科学指南和强大武器。认真研究、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的青年教育思想, 对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 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培养“四有”人才, 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新闻思想;精髓
1 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报刊广播电视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
用“思想中心”、“组织中心”来概括党报工作性质、地位、任务和作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精髓,对新闻工作历来予以高度重视。最能代表和体现邓小平关于新时期新闻工作重要作用的论述,是他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思想中心”说。他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这句凝练的话语,阐述了新闻广播工作要坚持、围绕、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的思想,指明了报刊广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任务和作用。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的国家建设是大局。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是当代中国的大局。可是,“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对此,他论述了新闻广播电视工作的新任务和新使命。他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维护和发展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当作经常性的基本任务。报刊广播电视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就是要围绕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来反映、组织、引导社会舆论。要经常反复宣传邓小平关于“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重要思想,更好地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要结合不同时期的实际反复宣传长期保持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宣传在稳定中求发展,要有秩序地进行改革。
2 新闻工作的党性: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老新闻工作者,邓小平同志深谙新闻宣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50年,他便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方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对新闻政治属性的深刻分析,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一刻不能放松。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我国新闻界少数人提出了新闻工作要坚持“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等错误观点,并在新闻界一度造成思想混乱之际,邓小平同志便及时指出:“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或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少数人认为新闻宣传为人民服务属于“人民性”,是党性所不能包容和无法产生的,其这种论点的要害在于宣传“人民性高于党性”,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他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同时,要保证新闻事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中。为此,“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邓小平同志还十分明确地指出:“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在内的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新闻媒介作为党派的耳目喉舌,必然要宣传一定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并动员公众为贯彻执行一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而奋斗。新闻宣传的党性决定了它的一切活动必须坚持党性原则。邓小平关于“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的论述,原则上适用于党领导下的整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包括各级各类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新闻机构,而不能理解成仅仅指党经办的机关报刊。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民主集中制已载入我国宪法序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新闻实践反复证明,新闻广播工作的成绩与失误,都同是否正确处理新闻改革与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要问题密切相关。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错误观点:
一种观点是把新闻改革同坚持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言论自由不能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只要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新闻工作就不自由;新闻不是政府的“附属品”、“仆役”,报刊要成为“第四种力量”,中国新闻体制的弊端是“隶属性”等等。事实证明,按照这种观点进行新闻改革,必然要把新闻工作引向摆脱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方向的歧途。
第二种观点是把党对新闻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同组织领导割裂开来。在新闻改革中,有人主张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只能是道义上的影响,不能有组织领导责任。思想政治领导同组织领导是统一的,主张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只能是道义上的影响的,实际上是以道义来否定党的组织领导,要求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
第三种观点是把对国内外大事按中央要求进行宣传报道,说成是“左”的表现,缺乏民主自由,主张“趁改革开放大潮”,从体制上加以改革;主张对国内外大事的新闻和言论,党报应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非党报可以与党的政策不一致。
这样的新闻改革,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真谛,它不是社会主义新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从根本上瓦解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以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视为主体的多层次、多种类、多部门的宣传网络,它们归属的主办单位、传播方式、服务范围、业务性质、报道重点、表现风格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政治方向上必须一致。就是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方面必须一致,不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在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按个人或小团体的意见办事。这是确保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上政治上统一所必须的。只有这种统一,“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
3 报刊广播电视都要讲大局,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
邓小平多次强调,新闻宣传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批判“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要坚决扫黄。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管理及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但要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性地吸收。1983年10月和1985年秋,邓小平在两次重要讲话中都精辟地论述了思想文化战线精神生产的问题。他说,思想文化教育战线“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他在着重批评理论界、文艺界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的时候还指出:“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这些针对性很强的深刻论述,实际上揭示出包括新闻广播电视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这些论述对新闻改革有很强的指导性。
首先,要正确处理新闻改革同经济改革的关系。不能把新闻改革同经济改革混为一谈。在新闻改革中,有人把新闻改革同经济改革相提并论,认为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可以照办。这种观点混淆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不同性质事业的根本区别。其实,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性质的任何根本改变。党的新闻机关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新闻改革,党的新闻事业的喉舌性质不能有丝毫的改变,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党性不能有丝毫改变,它们同党的关系也不能有丝毫改变。
其次,要反对新闻商品化。有的同志认为,新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要按价值规律办事。这种观点混淆了一般商品同新闻作品的区别。一般商品生产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而新闻是社会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产品,属于意识形态。大多数新闻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有个导向问题。它宣传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并不完全看市场需要而决定,还得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去考虑。所以,不能允许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新闻活动中来,不能拿新闻去搞权钱交易。所以,我们必须杜绝“有偿新闻”。新闻商品化的集中表现是“有偿新闻”。“有偿新闻”的名目繁多,形式经常变换。其实质是在新闻活动中搞权钱交易。这种交易无异于“对新闻舆论的收买和贿赂”,其危害甚烈,“足以祸国误民” 。
反对新闻商品化倾向,并不是要否定新闻广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既要反对在新闻活动中搞权钱交易,维护社会主义新闻广播事业的党性、真实性和崇高信誉,保持新闻队伍免受腐蚀,又要支持新闻载体如报纸进入市场,加强经营管理,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总之要按照新闻规律搞好新闻宣传,按照经济规律搞好报刊广播电视业的经营管理。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于新闻工作的基本观点。
一、邓小平经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和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深刻地揭示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经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经济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和慰想政治保证与社会环境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出科学的论断和精辟的论述,深刻地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真知灼见地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对新时期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而全面概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既“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探索了“老祖宗没说过的”“新话”,他不仅把前人没有说到的或者没有说清楚的,说到了或说清楚了,同时还把前人说得不对的或已不符合时代的,扬弃纠正了和说对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前人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未总结和解决的问题,给以科学的总结和解决了。如提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各项工作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开拓经济建设的新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用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集中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特点。这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的,具有时代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主要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可以考虑将形成过程分为这样几个具有时代特征的阶段:一是60
年代:邓小平早在60
年代初,就说过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胆识,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理论: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才是好改策。二是拨乱反正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倡导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人凡是”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三是全面改革发展时期:即+二大以后.经过十三大,1989
年政治**,到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四是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升,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依据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分析世界经沐发展历史的新情况、新特点,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并且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的突破和发展。
邓小平在以上不同时期,都从不同深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问题作了大量理论阐述,反映了党的中心工作及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表现了邓小平经济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强烈的创造性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总是强调“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要求“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本人更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探索者、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不搞无谓争论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胆尝试,“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思,“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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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不体现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创新精神。
四、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原则性
邓小平经济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状的科学分析,以及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冷静观察,也是对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他特别强调“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其他一切任务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它。但这绝不是可以不要四项基本原则,相反,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强调经济建设不能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指出“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要求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同志不仅首先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在实践中始终一贯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原则,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坚持速度、效益、比例有机结合的原则,坚持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等等,邓小平经济思想视野宏伟,博大精深,仅举数例,足以看出其经济思想的原则性。五、邓小平经济思想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
有人民性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人民群众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党和国家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应是人民群众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和体现,都应代表群众的心声,都应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意志的愿望。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强调要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建设有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党和国家无论宏观政策还是微观决策,都要充分地高力度地反映和代表群众的意愿,人民的利益,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答应不答应,群众支持不支持”作为根据,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经济思想来自于人民群众,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正说明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六、邓小平经济思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开放性
针对“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况的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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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必须抓住时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广泛地置身于国际竞争舞台。邓小平同志将对外开放看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他向世界宣布,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
年到70
年不会变。”即使70
年后,我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只能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开放陛,还表现在旗帜鲜明地与“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划清了界限。他坚定地指出,对外开放伤害不了我们,因为“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抵制和洲争."
七、邓小平经济思想注意分类指导,提出不同要求,具有层次性和战略性
八、邓小平经济思想出自对民族振兴的贵任感,对经济发展目标执着追求,具有坚定性
邓小平同志始终身体力行,孜孜以求,锐意改革,勇于探索,坚定不移地带领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上台阶。他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强调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豪迈地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坚持“把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强调要坚持一百年不动
摇,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只有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一百年不动摇,才能使我们经受住风浪,站稳脚跟,顶住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九、邓小平经济思想是他求真思想品格的反映,具有实践性
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作为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思维原则和决策原则,把实践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判断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因而,他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首先在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然后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认为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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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会展 ]——(2004-12-8)/ 已阅15195次
论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作者: 徐会展
内容提要: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走依法治国之路。依法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党的治国方略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民主;法制;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党和国家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建成有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其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是发展问题,即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发展经济的首要保障,便是民主法制建设,即创造一个稳定、健康、有序、向上的社会环境。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一、依法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文革”后,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文革”后濒于崩溃的经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状况,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了毛泽东的经验,并深刻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重于其它建设,注重制度建设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实践中,邓小平渐认识到,法制是加强和巩固制度建设的可靠保障,从而把民主与法制结合到一起,开创了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时,我们不能抛开他早期的民主政治思想。1941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称“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种民主的含义是“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党派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优势,“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显然这种民主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有秩序的政治竞争(邓小平这时称为“政治斗争”)的民主,是以权利平等为核心内涵的现代式民主。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文明特性的民主框架是,邓小平极力反对“以党治国”。他分析说:假如说中国是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假如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体现。”可见邓小平很早便认识到了“以党治国”观念的错误与危害性。这也促使了邓小平对民主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认识后,邓小平终于在“文革”后确立了其民主思想的中心地位。
邓小平先是提出了重视民主建设的问题。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主题报告中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了一些,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
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在邓小平的主张下,三中全会明确了一个根本认识,即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民主问题提出后,接着便是怎样保障民主实施的问题。1978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12月31日邓小平在其著明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论述指出了我国在今后一个时期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他还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在人治的条件下,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而这些是很不好的。因此,“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着些。” 1980年1 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从而明确指出了发展民主与法制是我们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同年8 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 了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昵?”“斯大林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同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报告中指出:“要继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许有任何动摇。”这些表明,邓小平已深刻地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并坚定了实行法制的决心。
邓小平还重视法制的效果,关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1980年,他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法制观念与人们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年青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素质太差。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他的这一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理论指导了全国普法运动的开展,并日渐显出成效。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成立了政法委员会,普法领导小组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形成了“打”,“防”结合的整治社会治安格局,保证了经济建设顺利进行。
邓小平还意识到了在法制进程中人才过设的重性。1985年6月,他在同彭真谈话时指出:“法律院校要扩大,要发展。``````我们从建国以来就对办法律学院注意。在一些国家,大学毕业以后还要学习法律专科。经济发达国家领导人当中,很多人是学过法律的。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大批法律院校怎么行呢?所以要大力扩大,发展法律院校。”邓小平还指出:“搞经济建设、搞教育、搞科学、搞政法等等,应该说,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德的、具有志业知识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的,懂得法律的,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思想,是新时期,新世纪适应改革形势对整个干部队伍的根本要求。遵循这个要求政法队伍出现 了一大批严格执法、公正廉洁的优秀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人民律师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这些为我们完善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的决议》中,邓小平指出:“必
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的强大武器。”在他亲自指导、主持起草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强调:“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他更是突出地把“高度民主、法制完备”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加以阐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他的法治思想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国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焉,有了很大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江泽民指出:“世界经济的实践证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市场经营活动的运行,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也需要按国际惯例和国与国之间约定的规范办事,这些都 是市场的内在要求。”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决策1992年12月,江泽民又讲,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来保障市场经济的运和,把市场经济纳入法制轨道。1995年,江泽民指出,党既要领导宪法、法律的制订,又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江泽民就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同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
此后,在对“依法治国”内涵的不断深化理解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纲领,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变为一项全新的基本国策。1998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将这项内容载入宪法,这标志着全新的依法治国思想的确立,我国完成了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依法治国”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确立后,我国进入了落实和完善这一基本国策的新阶段。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如既往的更加重视立法工作,各级具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政府也积极参与法制建设工作,并加强了对立法工作的管理监督,保证了立法质量,制定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法律法规。2001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主张,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这是对法治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依法治国思想的重要指导地位,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特别是重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立法保障工作。把建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思想,决心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为惠及全民的法治,更加明确了我国法治工作的发展方向。为科学法治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人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完
善和全新发展。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高度概括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文化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论述,指明了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据上宪法和法律,客体是国家事务,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并使其具有极大的权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使用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而不再使用此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概念。“法治”与“法制”一字之差,但其本质涵义差别极大。“法治”即法学界所说的“水治”,须以人民民主和人民主权为基础,与“人治”相对立,是一种独立的治国目标和价值目标,体现着法律至上的精神观念;而“法制”则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即法学界所说的“刀制”,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既一国现行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法治”则为动态概念,即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的诸过程。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反映现代法治的内涵和价值标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均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准确表述。一字之改,反映了对邓小平法制理论的发展和观念的提升。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这就将“依法治国”从治国方略的手段层次,上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目标的目的层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内。为了牢牢把握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重心是依法治官、治权、治理国家机器的本质,《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对“依法治国”概念加 以具体化的阐释。“依法治国”思想最终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针对十五大以来德治弱化的情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执行难”和“钻法律的空子”等问题,江泽民在2001年提出了“德治”的主张。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法、治建设,属于政法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以德治国”的提出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完善和补充。首先,立法需要以道德为基础。法律道德的主要来源之一是认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也应是先进的道 德规范。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信仰,从而获得顺利实施的可能。其次,执法也需要以道德为基础,公正、准确地把握立法的宗旨,合理、恰当、及时地裁决办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素质。执法者的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滥用权力,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提高执法者的道德素质是保证法律的效力、公正的重要途径。第三,守法更需要以道德为基础。一个法治社会,守法应当是法律实施的基本的、大量的形式,外在的法律规范只有在转化为大多数人内在自觉时,才能达到法的自觉遵守。道德素质高可以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法律尊严。道德素质低就可能不自觉守法,逃避法律监督.在社会调节手段、社会关系调整方式上,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二者结合的好,则相得益彰,事半功倍。结合的不好,法律就失去了道德基础,道德失去了法律的支持,就会事倍功半,不以达到预期效果。
【摘要】: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具有四个新特点,1.引入了生产力范畴;2.突出了社会主义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根本性质是共同富裕;3.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4.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辨证统一。【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现象、本质、特点 正文: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本质论的雏形: 1986年9月,回答美国记者关于“致富光荣的口号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990年12月:“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20世纪80年代初初,邓小平在论述怎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问题时,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经过深思考后,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主要的,只有这,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即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传统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有四大基本特征,即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政权;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主义。纠正以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一味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的“左”的错误认识,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调整、建设,都要服务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恢复。突出了生产力的基础地位,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三卷第63—64页)。并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说,首先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三卷第254—255页)。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吸引力,主要的是体现在尽快地清除贫穷和落后的面貌,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如果社会主义最终不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它就不会有吸引力,人民就不会欢迎它。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不仅如此,小平同志还对生产力标准问题作了全面论述。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卷第372页)。过去认为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纯越好,计划越高越集中越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搞改革的思路,就是要改变“一大二公”的思路,改变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体制。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三卷第378页)。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首先看是否发展生产力。小平同志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三卷第225页)。这里小平同志说的“不够格”,不是指社会制度,而是指生产力。因此接下去,他又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三卷第225页)。这里一个关键,也就是根本标准,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
(二)社会主义不仅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也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过,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小平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曾数次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要解放生产力。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三卷第370页)短短几句话,一是说清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解放生产力。一方面,不解放就不能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解放的标准还在于发展生产力。二是说清了解放生产力解放什么? 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生产力是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是改变、动摇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改变旧体制,不是修修补补。
(三)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和深入考察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伟大构想。他说:“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然后“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这一发展构想,含意深刻,内容丰富,其中如下几点表现得尤为突出:①实现由“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的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②“部分先富”须纳入法治轨道,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实现;③“部分先富”既受支持和鼓励,又受约束和调控;④“部分先富”的个人、地区和部门,既要发挥示范和先导作用,又要发扬协作和奉献精神,以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人走向富裕,直到实现共同富裕;⑤“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⑥“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个渐进的、长期的历史进程;⑦“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这一发展构想,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分配领域的理论表述和政策反映;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学说的重大理论创新和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发展的生动体现。它既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又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强烈愿望。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断的特点和意义(一)尊重实践、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利益
邓小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牢牢地把握住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时,他从社会主建设的目的和目标的角度,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他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目标的层次上提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就因为他所奋斗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实践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是尊重实践、尊重生产力、尊重人民利益的产物。
(二)突出生产力的基础地位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的挑战,讲社会主义不能不突出生产力的基础地位。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不够格”不是说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说我们不具备条件去搞社会主义,而是指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从理论上阐明的那种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从各个方面都已高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以,邓小平接着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三)突出社会主义的目的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条件。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里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又是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条件的。邓小平说:“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如果让私有制及其相应的分配方式占有主体地位,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生产力既不能得到解放,也不能得到发展。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要求,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拘泥于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对于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参考文献:《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揭示》 《邓小平文选》
一、思想解放是提升党员修养的基本前提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各领域思想僵化的问题十分严重,本本主义以及教条主义盛行,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多种束缚,许多人不讲原则、不讲党性,部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出现滑坡。为此邓小平指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邓小平认为,思想僵化问题不破除就无法解放思想,党员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因此,新时期的党性修养教育必须要大胆突破片面发展的思维定势,积极解放思想,鼓励党员干部自觉抛弃错误的利益观,牢固树立绿色的政绩观、科学的发展观以及公正的决策观,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才能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实现我国新时期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
二、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自觉维护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首先要建立在党性自觉上,拥护党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党性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严格遵循、自觉维护党的纪律才能使党员干部的思想始终处于正确的轨道,才能增强党的核心凝聚力与战斗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改革的攻坚阶段,党员的流动性较大,对于党员的监督存在一定的困难,而恰恰是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则更需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使党员干部能够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增强执行党纪的自觉性。党员干部必须要处理好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实现内在自省,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与党性原则克服消极思潮,自觉抵御不良思想的侵蚀,严守党的纪律,践行共产党人的服务承诺。
三、党性修养要突出民主与法制特色
民主与法制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依法治国背景下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共产党员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之一,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严格依照法律办事,做到知法守法。邓小平认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必须要包含民主与法制内容。一方面,党员干部必须要积极维护法律权威,牢固树立科学、正确的利益观与权力观,自觉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在服务群众的实践中,坚持依法行政,自觉维护法律权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要进一步接受人民群众的广泛考察与监督。党员干部要积极学习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不断强化自身的权利与服务意识,从而在服务改革事业的过程中自觉发扬民主与法制精神,更好地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
四、党性修养要强调参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色
邓小平主张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改革中不断完善,要在广泛的建设实践中锻炼和提高党性修养。邓小平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总结到:“解决思想教育问题,不用说理、讨论的办法,不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忠实的实践者,其党性修养必须要与群众路线相适应,要与当前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进程相统一,更要全方位体现出现代化建设的特色。邓小平历来主张求真、务实与实干的党员品格,邓小平一生的革命斗争与领导实践使他真正地实现了“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承诺,这种坦荡并具有高度责任意识的人生态度值得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认真揣摩,深入学习。当前,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要增强领导社会各领域改革的本领,始终坚定政治意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持续对外开放的探索中大胆实践,从而开阔自身的国际视野,提高应对特殊时期发展风险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党员干部必须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的科学理论,重点研究其在党员干部教育方面的经典论述,自觉提高党性修养,增强服务群众、明辨是非、抵御不良思想侵蚀的能力,从而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用先进的理念指引前进的方向,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期社会各领域的深化改革任务对于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加强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益于共产党人在提高党性修养的过程中解放思想、自觉维护党的纪律,使党性修养能够体现民主与法制特色,最终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党性纯洁,进一步提高运用邓小平理论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展观内涵 确立依据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渊源, 在邓小平的著作和一系列讲话、重要论述中,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涵义和意思,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邓小平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从三个层次上来说。其一,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发展不是任何孤立国家和地区的特殊现象。把握发展,必须立足于全球高度,着眼于世界现代化的整体发展。基于这一视角当代世界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其二,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前提。发展中国家要求得自身的顺利发展,必须强化主权意识:主权问题不容讨价还价;主权高于人权。其三,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发展并不只有同一模式、同一形态,他国经验可以借鉴、汲取,绝不可以照抄照搬。
二、邓小平提出科学发展观确立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理论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中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面包含了科学发展观确立的以下 基本原则:第一,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不能把书本当教条。这也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社会不协调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第二,发展要借鉴外国经验,但又不照搬别国模式。这是苏联模式在他国失败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第三,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的基本原则
三、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确立的条件
(一)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这是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的统摄全局的基本概念,其内涵是丰富的,意义是重大的。第一,它决定了我们在确定建设速度、提出经济指标时都要考虑原有的基础,要从国情出发,提出经过努力确实可以达到的经济指标,坚决避免过去那种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错误;在具体步骤上,要采取分步走的方针,逐步接近目标,而不能指望一步达到目标。第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指标不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作绝对的比较,而要进行相对的比较。发达国家通常经过了好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有较深厚的底子,尤其是在工业基础、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和资金积累上,比我们拥有雄厚得多的实力。同时,他们一般人口较少,人均资源拥有量(耕地、矿产等)则比我国要多,因而发达国家和地区能达到的目标,在我们中国则不一定能达到。第三,“中国式的现代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实际利益比资本主义更多。由于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财富由全体人民掌握,能够更合理地加以分配,更有计划地加以有效的运用,从而中国人民将享受到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更多的实惠。
(二)邓小平理论中确定“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为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实施步骤。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用党的文件的形式把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确定下来。十四大再次肯定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就使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化了。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依据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部署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报告提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邓小平理论中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南。
第一,我国90年代的年增长速度,原计划定为6%,这个速度基本可以实现第二个翻番,但同周边国家的差距会拉大。后经党中央、国务院的慎重考虑,修改为年增长8%至9%。中国必须有这样的速度。第二,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所谓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指1984~1988这五年的高速增长,这五年被邓小平称之为“加速发展”的五年。总结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和国际经验,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第三,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提出必须处理好加速发展同稳定协调的关系。“稳是需要的,但不能把强调稳与抓住机遇、跳跃式发展、上台阶对立起来;稳定、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四)邓小平理论中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的论述为科学发展观确定了战略重点。
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亲自领导了若干发展高科技项目决策的制定,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八六三高科技计划的实施等。他对我国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表示由衷的喜悦,并给予热情的鼓励。邓小平还清楚地认识到,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在一进入80年代就提出:抓教育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1985年5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五)邓小平理论中“三个有利于”论断为科学发展观提出了评价的根本标准
针对人们长期以来姓“资”姓“社”方面的争论,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在新世纪提出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有利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的,它们共同成为检验我国经济社会是否科学发展的根本标准。它们都是唯物主义的标准,辩证法的标准,也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标准。
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注意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第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第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第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資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第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
总之,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今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继承和发展。当前,坚持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在实践中自觉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人民出版社.1997.4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2].人民出版社.2002.18-19.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143.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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