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社会属性

教育的社会属性（通用8篇）

教育的社会属性篇1

„ „ 教育的社会属性：永恒性、历史性、相对独立性、继承性。„ „ 教育起源：生物（最早）、心理、劳动（马克思主义）起源说。认为教育是儿童对成人的模仿是教育的心理起源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孟禄 „ „ 教育的构成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三、教育学的发展概况：（一）教育学的萌芽阶段 1.中国萌芽阶段的教育思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教育文献《学记》。„ „ 填空题 2.西方萌芽阶段的教育思想： „ „ 苏格拉底把教育分为讽刺、定义、助产三阶段，称为产婆术（引导学生自己进行思索，自己得出结论，为启发式教学奠定了基础）。„ „ 填空题 „ „ 柏拉图，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她的著作《政治学》中；最早提出 “ 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进行和谐发展 ”。„ „ PS：古罗马的昆体良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他的《雄辩术原理》是西方第一本教育专著。（二）教育学的独立形态阶段 „ „ 填空、简答 1.教育学学科的建立（1）夸美纽斯： a.1632 年出版的《大教学论》是教育学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b.在此书中提出了 “ 泛智教育 ” 的思想，探讨 “ 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艺术 ”。c.在《大教学论》中对班级组织进行详细论述，奠定了班级组织的理论基础。（2）卢梭：《爱弥儿》，主张自然主义教育，认为让儿童顺其自然的发展是最好的教育。„ „ 填空题（3）康德： 1776 年，在大学哲学课中开讲教育学，他是将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里讲授的第一人。（4）洛克：他在《教育漫话》中，提出了著名的 “ 白板说 ”，认为人的心灵如白板，观念和知识都来自后天，并得出结论：天赋的智力人人平等，“ 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 ”。（亦称教育万能论）„ „ 名词解释：白板说 ★。洛克提出了完整的绅士教育体系。c.

赫被看做是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主张教师中心论。（2）杜威 a.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 b.是现代教育理论的代表。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是儿童中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与赫尔巴特针锋相对。„ „ 填空题。c.杜的主要观点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二十世纪主要的教育学流派：实按教育功能作用的方向可分为：正向功能 &负向功能。（一）社会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 „ 填空题 “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 ★ 四、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 „ „ 填空题、简答题 1.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 2.„ „ „ „ „ „ „ 阶段性： 3.„ „ „ „ „ „ „ 不平衡性： 4.„ „ „ „ „ „ „ 互补性： 5.„ „ „ „ „ „ „ 个别差异性：（二）教育目的作用 1.导向作用； 2.激励； 3.评价； 4调控教育目的包括三个层次：国家的教育目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师的教学目标。Ps：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义现建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义世界建接人。Ps：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本上要靠法制、靠制度。（一）旧中国的学制的沿革 „ „ 填空、选择 1.1902 年的 “ 壬寅学制 ”，2.1903 年的 “ 癸卯学制 3.1912 年的 “ 壬子癸丑学制 ” 4．.1922 年的 “ 壬戌（xu）学制 ”，四、我国当前的学制改革 2010 年6 月21 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据此：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工作方针是：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 „ 填空题 Ps：《中长期 „ „ 规划》中要解决的问题有：择校问题、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特殊教育问题。到2020 年，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是 “ 两基本，一进入 ” „ „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师劳动的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教师威信的结构：人格、学识、情感。★ 五、教师的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素养（包括职业道德意识修养 &职业道德行为修养）2.内容：

教育的社会属性篇2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具体的、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必然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决定了人的本质,形成了人的社会属性。

高职学生社会属性增强的根本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和高职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二是高等职业教育最直接服务于社会、最与社会相融合、最能快速反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三是学生与社会接触面广,涉及人员多。高职学生社会属性的增强表现在:学生开放意识的增强、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强、社会关系的增强和社会观念的增强等方面。面对高职学生社会属性的不断增强,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必须认真思考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

一、改革必须符合教育的本质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本应该是一种人的教育,但我国现实教育却更多地表现出人力教育的倾向,主要是一种功利性的实用教育,它使得教育培养人的特殊性淹没,使人们看不到教育的根本价值——实现人们思想、精神、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使学生学到知识,还要学会动手、学会动脑、学会做事、学会思考、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文化素养、科技水平、思维方式、创新才能、道德情操、价值追求、思想水平、精神气质、身体状态和心理素质等。也就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综合教育,而非单纯理智知识和认知的堆积。

从职业教育的概念界定及职教目的来看,职业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人的个性发展,仅仅教学生职业而置精神陶冶于不顾是把一种良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只能是徒艺传递,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职业教育,更称不上高等职业教育。

强调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上的价值,要求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这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趋势。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也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把教育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现代文明对教育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提高人性,开发人的能力。

马克思说:教育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陶知行说:“教是为了不教”。

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爱因斯坦说:“有时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该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把个人仅仅作为如蜜蜂或蚂蚁那样的社会的工具。因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

很显然,科学家、伟人、哲人所有这一切对于教育本质属性的阐述,均表明教育要追求的只能是使受教育者成为“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成为使学生能够在思想、精神、知识和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准则”。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就是应该返璞归真,回到教育的原本属性上,教育只能干教育的事,而不是别的。让我们的教育真正成为培养每一个人在其原有基础上获得属于他的最佳发展的过程,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时带走的不仅仅是一点知识,他们带走的应该是对于知识和真理执着追求的熊熊燃烧的求知欲的火花,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是立志成就一番事业从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抱负和信心,是坚信自己将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自信。

二、改革必须要加强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及人格修养的教育,其目的在于陶冶人的精神,培养人的素质。在人才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战略资源的今天,素质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企业以至一个国家谋求发展、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条件。高职教育的特点要求我们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还要注重素质教育,以促进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

早在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会上指出:“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是高校的首要任务。高等职业教育是高校中一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高职学校毕业的学生,应具文明之风气,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因此,高职院校必须更要注重素质教育,应将素质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尤其应当体现在课程教学活动中,素质教育若不是体现到课程上来,那就失去意义了。在重视冰山“水面上”的部分一一知识、技术、能力等有形成分时,不能忽略“水下”对有形成分起决定作用的无形的因素研究,必须创建科学与素质融合的高等职业教育素质课程体系。作为学校素质教育课程的具体实施部门,应根据学校总体安排的有关课程,配给素质教育专任教师,开设各类素质教育的选修课程,将素质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手段融合。素质教育是整个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

反思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高职学生普遍对自己所受教育的特点与目的还不十分清楚,有的学生对上中高职有自卑心理,认为高职学生比普通高校大学生低一等,因而自己看不起自己。一些学生无视学习的责任,终日沉迷网吧,无所事事,逃课、睡懒觉、带女朋友玩,混耍胡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混乱,心里一片空白。由于他们素质较差,知识面较窄,给学习和培养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与近年来我国教育过分偏重应试教育、学科教育,忽视素质教育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目前,高职学生中的道德观念削弱,精神空虚等现象也在不断地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加强对高职学生的素质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而迫切。

高职院校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大多花在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上,无暇参加各种实际活动,那就很明显地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的培养。高职院校虽然也应强调必修课、选修课、课外活动,但更应注重学生社会实践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因此要广泛吸取社会资源,加大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尽可能多地把社会资源吸引到高职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来,为学生实践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构建稳固的素质实践基地建设,确保学生实践活动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此才能进一步提升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

三、改革必须注重公民教育

随着我国现代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高职院校学生公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未来中国一线劳动者的公民素质高低,因此,加强高职院校学生的公民教育尤其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强公民教育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客观要求。

当前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是职业化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同时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一是专业技能,二是职业道德。知识与才能是从业的资本,职业道德也是从业的资本。尽管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的职业要求,但任何一个行业的职业操守,都离不了社会道德这一底线,即在社会道德和行业规范之上的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因此,对高职学生进行公民教育的重点应放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2号)指出:职业院校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不断培育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努力把职业道德培养和职业能力培养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作风。通过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使学生树立起职业理想,认识到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要求。只有具备了过硬的职业道德素质,从业人员才能在职业实践中成长为训练有素的骨干人才,才能保持永久的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力。

(二)加强公民教育是高职院校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

加强高职学生公民教育重要性源自于学生的公民角色。一方面,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复杂,有的来源于普通高中毕业生,有的是对口升学的职业高中生、职业中专生、普通中专生,有的学校还招收初中毕业生(五年制)。不同文化层次、不同个性类型的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动机、职业理想和成就抱负等方面差异也较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他们都是生活在现代中国公民社会的一名普通公民,社会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平等意识、独立意识、自由权利观念等公民素质,这些都需要靠公民教育来实现。另一方面,无论是来自何种教育程度的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公民教育的不足影响到他们踏入社会以后的工作与生活。目前在校的高职学生在先期教育中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公民教育,因此,都必须补上这一课。许多高职的学生对“公民”的概念理解模糊,对公民知识了解程度不高,公民权利意识、义务意识相对较低,法制观念不强,甚至公德意识缺失,存在严重的“知行脱节”现象,开展公民教育可以让学生真正懂得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应该承担的义务,树立正确的人权与法律意识,懂得法律的功能,明确法律与公民、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关系,学会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个人的权利,履行个人的义务,为以后踏足社会、全面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做好知识和能力的准备。

四、改革必须符合中国特色和时代发展的要求

现代社会不仅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且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与时俱进,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职业教育,努力培养创新型、实用型和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眼世界,牢牢把握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同时,也要深深地懂得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国情,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不仅要承担起为“用明天的技术,培养今天的人才,为未来服务”的重任,还要研究新技术、开发新课程、传播新技能,为社会、为企业提供广泛、及时、实用、超前的服务。

总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教育教学改革这一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上,我们是任重而道远。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转变观念、丰富理念、坚定信念、把教育教学改革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1]李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讲座[Z].2009-7.

[2]张强,孟学英.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对策[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

[3]李萍,钟明华.公民教育——传统德育的历史性转型[J].教育研究,2002(10).

[4]陈慧.高职学生素质教育实施途径探析[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17(3).

重视当代广播的社会属性篇3

关键词：广播社会属性认同感媒介融合

对广播的研究自广播出现以来便从未中断过。从1940年哈德利·坎特里尔发表的《火星入侵（The Invasion from Mars）》，到1946年罗伯特·莫顿的《大众说服（Mass Persuasion）》，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传播学曾经试图回答“通过广播传递的信息到底是否具有说服效力”和“怎样通过广播进行更有效的说服”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的西方广播研究更多地将广播媒介看作一种中立的传输手段，或者技术，独立于它所传递的信息。研究的关注点也大多集中在广播所传递的信息对听众产生的影响上。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面对广播和唱片所实现的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开始对媒介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这种带有强烈欧洲批判传统的视角试图超越具体的讯息内容，把关注点引向媒介本身与社会的关系。其后，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开始关注媒介属性本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至于一些过度诠释“媒介即讯息”的论断被后人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传播学研究开始更多地转向对文化的关注，特别是把媒介本身看作当代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媒介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等都在论述中强调把媒介本身看作文化，而非中立地传递讯息的技术手段。

纵观最近几年国内关于广播，特别是广播节目样态的研究，广播媒介多被看作一个市场竞争主体。它与报刊、电视、互联网、手机或者各专业广播频率之间相互竞争，争夺具有消费能力的听众，并吸引广告客户。对广播听众的划分和节目样态的设计多从听众的广告价值角度进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听众被单纯地视作消费者，而非具有文化倾向性、并通过媒介寻求或实现对其自身文化认同的“人”。这一方面源于广播媒介内部与其他媒介之间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对广播以及其他大众媒介的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今天的广播形态已经几乎看不出近一百年前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为了销售他们生产的收音机而播出的日间广播节目的样子了。人们使用广播的方式和广播服务于听众的方式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媒介新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都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如果想了解今天的广播，我们的研究就不能脱离广播所存在于其中的，同时也是构成现代广播的媒介产业结构、媒介技术环境、社会组织方式和思维、文化习惯等宏观因素。循着这样的思路来认识和分析今天广播媒介的社会属性，也许能为广播节目样态创新打开新的思路。

即便广播存在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笔者认为，广播媒介本身的社会属性，即它在组织社会关系、表达社会文化意义、帮助人们寻求自身生活的符号意义方面所起的作用仍是十分突出的。把广播的这种社会属性以它能带给受众的社会和文化感受为依据进行划分，即为认同感、现场感和参与感。

一、广播通过频率设置、节目样态和内容的区分，能够带给受众身份的“认同感”，受众可以通过收听某类广播节目实现对自己身份感的建构和张扬

这个论断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新意。事实上，多数专业频率的设置和节目板块的划分都是依据目标受众的某种身份而进行的，比如年龄、地域、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收入水平等等。但这种设置思路也有若干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方面，受制于广播媒体的经营压力，那些有消费能力、有广告号召力的受众阶层被所有媒体追求和争夺，而那些广告价值相对较低的受众却没人关心，没节目可听。这个趋势已经在我国其他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有所体现，例如农民报和农业报的数量在90年代报刊经营推向市场后锐减。尽管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但这个趋势在广播中似乎也不难看到。中国的媒体，无论怎样商业化和推向市场，它们仍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建设和“普遍服务”的義务。这种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所拥有的媒介资源的萎缩，客观上构成了文化上的不公平，并间接地加深了这些群体经济上的边缘地位。作为担负着建设和谐社会任务的中国媒体人而言，我们必须反思这种频率设置、节目内容和样态规划的思路。

另一方面，单纯地依据目标听众文化、经济身份设置频率和节目的做法，既忽视了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感的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又不利于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相互尊重。举例而言，首先，即使是同样关心财经信息的听众，他们在地域、年龄、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甚至是数字设备操作水平上的差别也是非常大的。单纯依据唯一的身份要素划分节目或频率，使得其内容只能成为满足该受众群体的“最大公分母”。在节目样态和内容设计中，这种复杂性应该有所考虑和体现。这样才能更加高效地传递信息，同时，避免某个认同群体内部的部分人被边缘化。其次，当今社会的生活，由于我们高度依赖通讯手段与那些我们愿意和需要联系的人沟通交流，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兴趣爱好、经济地位等认同要素的群体之间被区隔开来。我们可能和千里之外的对汽车感兴趣的人收听同一个节目，却不认识隔壁那个收听古典文学节目的邻居。或者，我们可能因为买了同样的股票基金与另一个微博用户成了忘年交，却对一个我的同龄同事的美食偏好毫无兴趣。这种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是由电子媒体的实时和交互性带来的。那么，作为媒介学者或者实践者，我们也应当利用好媒介，特别是利用好广播媒介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增进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这一社会功能。而这当然也是一个具有市场前景的新领域。在这方面，深圳电视台的《年代秀》节目实际上为广播节目样态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处于不同年代的人，他们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别主要来自于每个年代特有的文化符号，特别是流行文化符号。而《年代秀》节目正是把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人们聚合到一起，通过刻意的连接，而不是区隔具有不同认同感的人，为受众提供一种新奇的文化体验，赢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广告成绩和文化沟通。这无疑为广播工作者利用认同感，利用人的各种社会属性的文化意义来设计节目内容和样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年代秀》节目作为一档游戏益智类节目，其关注点更多地是停留在不同年代人们的流行文化符号上，这些流行文化符号实际上只能代表那个年代的“多数人”、“年轻人”、“城市人”和“富人”等拥有话语权力的群体，却忽视了同一年代内部人们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别。

二、广播等电子媒体的直播能够跨越空间障碍，把人们通过时间联系起来，为身处天南海北的人们提供一种文化上的“现场感”

这种“共同在场”的感受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文化需要，也是构建我们身份的重要途径。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原始部落里的人们会定期聚集在一起，通过图腾崇拜等仪式来实现本部落对某个文化符号的认同。在现代社会里，“移动”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主旋律之一，人们不可能再定期地聚集在一个物理空间里。但对文化符号的认同仍然是维系“我是谁”这个认知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些研究人类传播学的学者认为，电子媒体对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实际上就是一个用电波构成的看不见的文化空间。当人们在同一时间，尽管在不同的物理地点收听、收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种共同感受到的“在场”感觉。尽管这种“在场”是通过媒介实现的，而不是亲身出现在事件的发生地。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春节联欢晚会、神舟飞船发射等重大事件的实况录像总是不如收听、收看它们的直播那样激动人心。这种文化上的“在场”和“共享”是电子媒体所特有的。报刊尽管能够提供细节的报道和深刻的评论，却很难带给所有阅读者一种共同“在场”的文化感受。而在各种电子媒体中，广播又有它独特的优势。不论是在电视还是在网络上收看直播总是需要在某个地方停留，并且专心致志，而广播伴随接收的特性使得“现场感”这种广播的社会属性更容易在各种条件下显现出来。如果我们是在户外、在车上，如果我们手里有不得不同时进行的其他工作，广播的现场直播更能为这样的人群提供这种“在场”的文化感受。因此，我们在节目样态设置中应该充分利用广播的这种社会功能，通过“现场感”给受众带来“在场”共享的文化体验，以这种文化体验所引发的文化认同感来吸引受众。

当然，合理、有效地利用这种社会文化感受至少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这种共同的文化感受必须基于某一种身份认同。春节联欢晚会直播的“现场感”必须依托受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认同；对各种重大展会或活动的现场直播则可能需要依托于受众对某种内容的兴趣，或者年龄、集体记忆、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其他认同要素。第二，这种现场事件需要一些要素来体现其“重大”，即其作为图腾一般的文化符号的地位。如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中所指出的，“媒介事件”应该是事先计划的，而非突发的；应该是媒介之外组织的，即具有媒介之外的公信力保证的；同时应该是打破日常播出秩序的，即突出其重大的文化意义。因为戴扬和卡茨对电视媒介事件的特点、作用和文化意义在书中有詳细论述，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但他们所阐述的理论观点，对于认识广播的这种社会属性十分重要，对于广播节目内容和样态的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三、让受众在广播节目的延伸、拓展和再创造中体会“参与感”

传统广播因为其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使得普通大众很难直接和大量地参与到广播内容的制作中来。因此，在广播以外的媒介中寻求对广播节目内容的参与就成为一个新的思路。媒介融合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媒介融合的理解局限在某个媒介产品或者内容在不同平台上的转载而已。使用手机短信和微博与广播节目主持人互动是媒介融合，在互联网上收听甚至是点播广播节目当然也是媒介融合，但在这些情况下，传统广播或者网络广播仍然仅是成千上万受众沟通交流的中介和代理，受众自己很难成为一个自主的群体。因此，他们也就无法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能力和其他认同要素，相互之间直接沟通、交流他们对广播节目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参与感，或受众利用媒介实现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满足感，当然无法与新媒体比拟。

拓展广播听众的参与感，就要利用新媒体技术为我所用，让广播的内容，而不是广播媒介本身成为人们参与的焦点。这里，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对“媒介融合”的理解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詹金斯在《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一书中列举了一些粉丝团体对小说、电视节目、电影等媒介产品进行“挪用”（appropriation），以表达自己对媒介内容的理解，彰显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些哈利·波特迷通过改写或者续写哈利·波特故事，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有些《幸存者》（真人秀节目）迷在影迷网站上研究节目后续发展，甚至搜寻线索，发布“剧透”（剧情透露）（Spoiler）等。有些人自导自演草根版的《星球大战》，有些人用Photoshop软件“篡改”卡通形象，以表达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广播也应该允许，甚至是主动搭建平台，使用户通过手机、互联网、甚至是报刊、见面会等广播以外的媒介方式自主地组织成小群体，交流思想。这些小群体不仅会成为广播节目极其忠实的拥趸，更重要的是，他们会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帮助广播节目扩大影响力，使得广播具有了社交媒体的属性。

有了这种受众对广播文本的理解、再创造和自我表达，广播节目可以再把这些内容吸纳到节目当中。这时的参与感不再仅仅是“我点的歌曲被播放了”，而是“我的创作被采纳了”，“我的理解被认同了”，甚至是“我的观点被伸张了”。受众的这种参与更加深入，其中的参与感也更加真切。同时，这种参与感会在参与创作的受众小群体里迅速扩散。随之扩散的当然还有节目的影响力和受众忠诚度。这样，一个人的参与感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社会符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讲，这种普通人通过媒介融合最终进入广播、电视这种一对多的“集权”媒介当中成为“草根英雄”的“景象”类似于“真人秀”。广播不再单单是一个传送讯息的管道，而是一个实现梦想、实践某种生活方式的平台。换句话说，广播通过发挥媒介融合的社会属性，不再是仅仅用话语，而是用实际行动成为了真实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在利用受众这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参与时，我们也必须小心地保持与这些“再创造”或者“挪用”之间的安全空间。首先，受众借用广播文本以表达自己理解的社会意义，或者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这很可能与广播文本本身希望传达的意义不一致，甚至相反。在国外，商业媒体一方面垂涎于受众的能动性和创造力，主动接触粉丝团体，甚至搭建平台，希望他们的创造力为我所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时时刻刻警惕受众的创造力超出自己的掌控，变得反客为主。这其中，既涉及媒体、节目、主持人的公众形象、社会定位等问题，也涉及节目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和导向问题。因此，很多媒体对这种媒介融合中的受众参与都是又爱又恨。其次，在受众“再创造”和“挪用”媒介文本的时候，难以避免地会产生版权、隐私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广播媒体在引导受众参与的时候所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媒介研究和国内广播节目形态研究的宏观综述，笔者认为，充分重视和利用广播这种大众媒体的社会属性，可以从“认同感”、“现场感”和“参与感”这三个层面切入，但并不主张广播作为一种电子媒介技术，其本身具有彰显身份认同、制造文化上的“在场”感和参与感的能力。这样的理解是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的。实际上，对广播社会属性的利用是人们在文化上的社交需求与广播媒介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结合，归根结底是一种人们依据社会文化需求，对特定媒介技术的主动使用。充分重视和利用好广播的社会属性，有利于我们在今天的媒介生态、技术手段和社会文化潮流中找到拓展广播媒介，开发节目类型的思路。

（本文编辑：刘园丁）

参考文献

1．Cantril, H. (1940). The Invasion from the Mar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Durkheim, E.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K. Fields, Trans.):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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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5．Merton, R. (1946). Mass Persuasi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a War Bond Driv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教育的社会属性篇4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引导学生从具体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生活现象中把握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从而分清个人正当利益与“自私”的根本区别，克服和清除“人性自私论”的影响。重点难点：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教学重点；自私不是人的本质属性是教学难点。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有关内容，概括起来分属于两部分知识：一部分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是价值观的。而本课所要学习和讨论的则是善于人生观的。那么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请看71页前言。现在我们就先讲第一节：

第一节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一、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板书）

1、人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板书）

人的属性具有多样性，如有欲望、有理性、会思考、造工具、有语言、能劳动等，但可以分为两大类：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2、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板书）人的自然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见页页第三段）。（2）人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3）人有类似动物的自然欲求。食欲、性欲、求生欲。

人以上三方面表现可以看出，人的自然属性不是人的本质属性。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然肌体要服从生物发展规律，所以人具有自然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前提条件。人的自然属性表明了人和动物的联系和共同性，而不能说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它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因而不是人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不仅是该类事物的共性，而且是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性）。

3、人的社会属性的主要表现（板书）（请看67页）（1）人是社会的产物。

（2）人的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3）人的生活具有社会性。

4、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区别与联系（板书）区别：

①层次不同。自然属性是人的较低层次的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特有的属性，是人的较高层次的属性。②产生的条件不同。人的自然属性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人的生理遗传因素带来的；人的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因此，不能把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人的社会属性。联系：

①二者统一于人之中。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是客观存在的。②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属性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人的自然属性，就没有人的社会属性。③人的社会性制约着人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受人的意识的指导，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色彩。（举例）

5、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板书）

（1）社会性揭示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本质（板书）

社会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如人的语言、思维、制造使用工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关系等，都是人类特有的属性。（2）人的社会性制约着人的自然性（板书）自然性中渗透着社会性，受社会性的制约。（如68页1段）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

6、“人性自私论”是错误的（板书）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1）它违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板书）

私有观念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有私有观念。当生产力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有了剩余产品之后，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才有了私有观念。而且将来，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以后，自私观念也会消失。可见，自私不是人的本质。

（2）它错误地把动物的“自保性”混同于“人性自私”（板书）

自我保护的本能，是动物和人都有的属性，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因此不能混同。动物遇到危险只会本能地反抗或逃循。人遇到危险时，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当情况特殊，人可以把利让给别人，把害留给自己。把动物的自保性说成是人的本质，是对人的本质的曲解。有的人这样说：“人人都有个人利益，所以，人人都是自私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3）它错误地把人的正当利益与“自私”混为一谈（板书）

所谓个人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个人利益人人都有，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关键问题是个人利益不等于自私。

自私的本质是损人利己，如果是争取合理正当的个人利益，没有损人，就不是自私，非当如此，还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国家的很多法律就是维护人的正当的个人利益的。（4）“人性自私论”不符合历史现实（板书）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和杰出人物，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甘心情愿做出贡献，甚至流血牺牲。周总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就是因为他有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联合国下半旗一周哀悼，一些成员国表示反对，秘书长讲了三句话：“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个国家的总理在国内外银行没有一分钱的私人存款？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受人民爱戴？”反对的人无言以对，下半旗决定顺利通过。

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社会，也有舍生取义、救国救民的志士仁人，在生死系于一念的时刻，把生让给别人，把死留给自己。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小结：（略）

高校国学教育现状与学科属性研究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热”方兴未艾，但由于存在实践先行、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所以造成国学的学科属性不明，这成为制约国学发展的瓶颈。许多高校开展的国学教育，虽然注重知识结构扩展和教育方法创新，但课程体系依然存在驳杂无中心态势。在国学的学科属性上，无需增设新的一级学科，国学属于历史视域中的研究对象，其应归属于中国历史学科。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受到更多关注，各高校应积极在中国历史学科基础上组建国学院，积极促进国学研究的开展和传播。

高校；国学；学科属性

G641

16735595（2018）02018305

国学教育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上曾有过多次实践，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的国学教育实践稍显短暂的话，那么，当下的国学教育思潮与实践活动20多年来依然方兴未艾，并有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谈到国学，喜欢怀旧的学者总是回溯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所取得的成就，怀念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并期望国学在当代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以赓续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传统。不过，当前高校开展的国学教育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身份认同。本文拟结合当下高校国学教育的实际，谈谈对国学和国学发展的看法。

一、“国学热”的出现和发展趋势

“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可被视为开风气之先的高校。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年该研究中心主编的《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人民日报》以《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为题发表文章，充分肯定北京大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指出“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1]。北京大学设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发掘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说，北京大学利用学科优势研究和推广国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受到重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北京大学不仅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与大众普及工

作，还率先开办了文史哲实验班，推动了国学热和国学思潮的出现。

北京大学的文史哲实验班，创办于1994年，目的是为了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但开办时间不长，2018年停办。在北京大学文史哲实验班停办之际，武汉大学则于2018年开设国学实验班。武汉大学的国学实验班由哲学学院、历史学院、文学学院、高级研究中心等联办，学生毕业颁发文学学士学位。根据该校的培养方案介绍，该班的创办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在教学模式上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和牛津、剑桥导师指导阅读及讨论的方法；在教材选用上力求直接采用原典原著；在考核方法上采用闭卷与课程论文写作相结合的形式；在师资来源上尽量扩大范围，邀请校内外、国内外名家作专题演讲。2018年3月，武汉大学又专门成立了国学院，由哲学系郭齐勇教授出任院长。

武汉大学虽然国学教育实践走在了全国前列，但并没有最早把国学作为一个院系独立出来，因此，在高校中，第一家建立国学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建立于2018年，学生最初来自学校的文、史、哲等院系，采取六年制本硕连读，根据情况毕业后可获得文学、历史、哲学中某一种学科的学位。在人才培养上，由于不存在国学的独立学科建制，中国人民大学在学位授予上采取了灵活策略，这和武汉大学有所不同。武汉大学的国学实验班最早授予的是文学学士学位，后来改为授予文学、哲学、历史中某一种学位，而其国学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则挂靠哲学学院，授予哲学学位，一校之内，学位授予并不统一，这也是由国学的学科属性不明所造成的。

由于增列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动议没有实现，所以各高校推广国学教育的步伐放缓，致使之后高校设立的国学院或研究中心倾向于是一种学术研究与普及机构，而非教学单位，或者仅仅涉及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截至目前，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国内重点大学。在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基础上建立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更名于2000年，聘请文学、哲学、历史、考古等学科的教师担任导师，除了致力于国学的研究与普及外，还于2018年起招收博士生，旨在培养跨学科新型人才。2018年12月厦门大学复办国学研究院，学术研究计划注重国学的区域性研究。2018年10月，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即国学传播中心，创办了国学网，主要致力于国学的传播和交流。2018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国学研究院，该研究院是在中国古代史、汉语史、中国哲学、文献学等学科方向基础上整合而成的，由罗家祥教授出任院长，并于2018年获得国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出版有《华中国学》等专集。2009年11月，清华大学也建立了国学院，院长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出任，清华大学国学院从建立之日起，就定位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不是一个教学实体，从而避免了学位发放的难题。2018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成立武汉高校第三家国学院，由章开沅担任名誉院长，唐翼明出任院长。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4月

第32卷第2期李桂民高校国学教育现状与学科属性研究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建立的国学院或国学研究中心，使得国学一时蔚为风潮。但由于对国学学科属性的认识不一，注定了国学发展的先天不足。虽然在国学学科属性等问题上存在广泛争议，但是，不管是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力推国学专业学科化的做法，还是清华大学等高校把建立的国学院定位于研究机构而非教学单位的做法，抑或是有高校建立国学研究所或国学教育中心这样的虚体机构，承担全校性通识课和进行社会上国学培训活动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国学。尽管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办学模式没有在全国高校大规模复制，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对于国学的研究和传播，还会掀起新一轮热潮。对于上述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广义上的国学，还应该存在狭义上的国学。近代一些学者的论述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培养模式都产生于现代学科建立之前，这种大而全的培养已不能适应现代的教育机制，问题是，强调文史哲综合的国学和近代教育中的国学区别何在？如果国学为一级学科，其包含的二级学科依然是众口难调的问题。如果存在狭义的国学，其对中国文化的取舍科学性如何，这种取舍能否获得广泛的共识？这些无疑都成为制约国学增列为一级学科的问题。事实上，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厚此薄彼，国学应是大国学，而不应该是狭义上的国学，这样一来，对应中国文化包容性强的学科，则非中国历史这个一级学科莫属。当然，国学要定位为中国历史，会有不小的分歧意见。在当下高校国学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开办国学班的高校，在国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动议搁浅以后，更倾向于把国学定位于一种交叉学科，其学生来源于学校的文科专业，实行严格的选拔机制，暂且不说培养内容和方法的变革，单说灵活的学位授予就对部分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如果把国学定位于中国历史学科，则显然失去了这种优势。由于现在的中国历史属于历史学科，历史学在市场经济下的“过气”之感，也会使得国学的研究者不愿意把国学等同于史学。

当下有种很流行的观念，认为国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不仅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社会科学，还包括医学、数学、天文、生物等自然科学，且各学科间相互贯通”[7]。也有学者认为“国学当然包括传统学术的各方面，例如包括古代的天学、地学、农学、医学、数学与数术方技等，也包括歌舞、戏剧、书法等，但作为文科大学生或研究生的国学班，当然只能以经、史、子、集为主。国学的修习当以小学为工具，经学为核心。”[8]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国学是不是包罗万象的一门学科。笔者认为，国学是应该有其清晰边界的，其属于中国历史学科，这一学科有着巨大的包容性，但历史学和文学、哲学、数学等学科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是不同的，历史视域中的文学、哲学、数学并不能取代或包括文学、哲学和数学等学科，国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视域中的对象。另一个问题是，国学有没有一个中心，是不是应当以经学为中心？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但显然不能把儒学等同于国学。不过，由于国学的博大精深，各高校的国学研究机构，可以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实际和地域文化的特点，突出不同文化研究特色，而不应搞得千校一面。不同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师资和地域特点（如山东大学开展的儒学研究等），有选择地对国学的某些方面做深入研究，而不强求简单统一。

长期以来，由于受功利思想的影响，历史学长期被视为冷门学科，历史学的研究者强调史学的“无用之用”，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对历史学科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和社会功用重视不够，而“国学热”的兴起，恰恰促使我们反思学科的定位和培养模式的不足。可以看到，历史学科由原来的一个一级学科

分为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这种学科调整实际上是世界史、考古学学者多年呼号奔走的结果，也意味着中国史在历史学科中优势地位的丧失。因此，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给中国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需要对中国历史学科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在“求真”的精神追求中，多点服务社会的意识，多点文化担当，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根系所在，而这正是国学提倡者所注重的。因此，笔者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不是给国学一个新的名分，使之成为一个超级学科，而是对已有学科的认同，在观念上保持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当然，国学教育的当代实践也促使对当下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习方法进行反思。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各高校应在中国历史学科的基础上积极组建国学院，明确国学就是中国历史学。

从当前国学教育课程设置看，其特点主要有二一是强化学生阅读古代经典著作的能力，二是增加了思想史课程的比重。近年开展的国学教育，促使我们反思历史学教育中存在的不足。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不赞成对现有历史学专业的课程进行调整，而是主张在历史学院系设立国学专业，这样，无需改变现有的学科体系就能解决国学的归属问题。当然，对于这一观点，难免有不同意见，在增设新的一级学科和在现有学科内弘扬国学两者之中，我们更倾向于后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传统文史哲专业中培养出的学生的国学素养不足，这种情况甚至在北京大学开办的文史哲实验班中也存在，北京大学停办文史哲实验班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国学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其内容尽管涉及诸多学科，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学科，国学视域下的医学、音乐、书法等决不是专门技能式的教育。在国学教育中，要警惕国学被过分放大的现象，警惕一些封建糟粕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死灰复燃，因此，不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也是教师的重要任务。

不过，在注重传统经史子集教学过程中，不能把国学仅仅等同于中国古典学，由于时代的迁移，近现代的内容也理应构成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国学教育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使之成为大学生身心养成的重要教育内容。[9]当然，国学的当代传播者也要自觉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文化弘扬和批判的辩证立场，去积极营造国人精神的家园。

总之，国学在当代的兴起，应当引起人们对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思潮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而且更多地是广大知识精英意欲文化报国的体现，是中国历史上经世致用思想在当代的新的体现。国学思潮的出现和实践，引发了人们对当前学科设置及各学科培养体系、方法的反思，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并不是使国学具备新的名分，而是明确其学科归属，通过对已有学科的整合、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学科地位的提升，使中国文化在国人心里扎根、发芽，这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毕全忠.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散记?编者按[N].人民日报，19930816（3）.[2] 国学院宣传部.武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实施细则[EB/OL].（20181222）

[20181016].http//guoxue.whu.edu.cn/index.php/news/show/id/182.[3]平方.今天的国学课程应该怎样教――专访山大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泽逊[N].中华读书报，20180918（5）.[4]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J].清华周刊，1925（351）1.[5]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民国丛书》编委会.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11.[6] 邓实.国学讲习记[J].国粹学报，1906（19）4.[7] 付以琼.国学课程群在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设置的若干设想[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4）97.[8] 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18（4）23.[9] 马丽丽.通识教育理论下的国学教育[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6）96100.责任编辑赵玲

On the Status Quo and Subject Attribu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 Guim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Shandong 252059，China）

政党的本质属性篇6

政治方向、目标的一致。

从我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不同政党能否形成和谐的政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在政治追求、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救亡图强中,我国成立了强学会等各种政治团体,并于19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之后,又相继成立了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等政党。但在反对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团结奋斗、和谐发展的党际关系,而是彼此争斗、势若水火,其根本原因就是在革命还是改良、君主立宪还是推翻封建统治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次合作,推动了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但最终都破裂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合作时,两党在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一旦丧失,两党关系便走向破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一大确定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若干基本原则和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是一致的,国共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北伐胜利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方向,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

益,从而导致了国共合作破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因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成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追求。抗战胜利后,在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还是使中国仍然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个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方向上,国共两党产生了分歧,从而导致国共合作又一次破裂。

看,什么时候政治目标和方向一致,裂痕,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2月到193月,布尔什维克(前苏联共产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进行了较为融洽的合作。后来,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及农民政策、粮食政策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最终走向彻底破裂。二战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统治、实现民族解放斗争中普遍建立了多党合作关系。战后,它们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但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实现国家工业化等问题上未能形成共识,从而导致了合作的破裂。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关系,是建立在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一致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始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各民主党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由于民主党派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的政治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是一致的,所以,各民主党派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共产党团结合作。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遵守的政治准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性质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在坚持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上保持了一致。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方向。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治发展目标和方

向上形成了共识,保持了一致。

二、根本利益的共同性,为我国政党关系和谐提供了不竭动力也就不会有统

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在多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作为共同体的双方,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彼此帮助、互相扶持的极为紧密的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而且针对民主党派人员比较少的状况,积极支持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使其由新中国成立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现在的七十多万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主党派是参政党。: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政府、政协和司法机关,都有民主党派的成员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也就没有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巩固。同样,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发挥越充分,就越有利于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也就越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关系,还与照顾同盟者利益的原则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保障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群众的政治、经济、精神利益的实现。我国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采取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政策,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了“从简从宽”的定息原则,公私合营私股年息“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行业,统为年息五厘”。对原工商业者“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在民主党派的政治利益方面,中共中央多次下发文件,强调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作用,把培养选拔非中共干部纳入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大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中的选拔力度,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党外人士在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

三、党际关系的平等性,为我国政党关系和谐创造了必要前提

平等是民主的一个主要规定性,指的是大众“一起”以人人“平等”的原则来讨论和解决问题,处理事务。平等也是党际关系和谐的基石。政党关系和

谐是建立在高度政治认同的基础上的,而这种认同是以政党的组织独立、。没有平等相待,,绝不会建立和,也不能,中国共产党居于,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共领导的参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促进和实现政党关系和谐,最基本的就是充分体现平等的党际关系。

我国多党合作中党际关系的平等,首先体现在对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的尊重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虽然性质、作用和组织规模不同,但都是独立的政党,都是以宪法作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多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但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对民主党派实行政治领导,“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它们”。而且,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有关文件中强调,不要代替它们确定方针政策,不要干预它们的选举和人事安排,不要干涉它们发展组织的工作,不要代替它们管理机关干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并寓领导于民主协商之中,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实施和发挥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等方式来实现,使民主党派心悦诚服地接受党的政治主张。

为各民主党派提供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党际关系平等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中共中央1989年和分别制定下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明确各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同时,对如何有效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举荐他们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中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他们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都作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在多党合作中,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国家领导人选的变更、重要会议及通过的文件、重大决定和举措等,中共都要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征求意见,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中共问题考察调研。出重要建议200多项。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时,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出席重要庆典、慰问、纪念活动,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参加。

党际关系平等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上。互相监督,就是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由于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中共领导人经常鼓励民主党派当诤友,敢于讲不同意见;多次告诫中共各级领导干部,“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尖锐批评”。并从知情、沟通、反馈三个环节上予以加强,“使民主监督的渠道更加畅通、程序更加规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了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作用,中共先后在县级以上监察、检察、审计、教育部门以及税务、土地等部门,聘请了五万多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特约监督员。

四、基本理念的合理性,为我国政党关系和谐确立了实践原则

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外在的激烈对抗;不是要消灭不同和分歧,而是要对不同和分歧进行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不是无原则地一团和气,而是在共谋发展中各得其所、融洽相处。我国政党关系是同和异的统一体,政治方向、根本利益上的同与思想认识和自身利益上的异,构成了政党关系的基本矛盾和运动方式。这种同和异的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党性质、构成和功能作用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特点和表现方式。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辩证地处理同和异的关系,是建立和谐政党关系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着眼长期合作、稳定合作,形成和确立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同和异矛盾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为建立、巩固和。

,,它揭示了社会存在和发:多样存在、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就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并把和而不同作为长期共存、共同奋斗的一个基本理念。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性质和作用都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在多党合作中,它们始终承认、尊重、包容和宽容这种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明确指出:“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正因为有所不同,才需要联合。如果民主党派的思想作风都和共产党一样,又何必有这几个党派存在呢?”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同志又强调,不能要求民主党派跟共产党一样,“民主党派都变成跟共产党完全一样,它就没有作用了”。

第二,坚持求同存异。由于我国的多党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因此,求同是长期稳定合作的基本要求。这种求同,既要在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上寻求共同点,又要在异中求同、化异为同上扩大共同点,在不断增进共识中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由于多党合作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因此,存异也是长期稳定合作的基本要求。这种存异,既要存体现民主党派性质和特点等只能保持而不能消除的异,又要存由于成员构成不同和形势任务变化,各民主党派中出现的但不同于共产党的思想认识方面的、虽然不正确但不属于政治原则和方向上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应当包容的异。求同存异,核心是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异,基本方式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体谅包容。对民主党派在党的性质、功能和作用上存在的异,将长期存在和保留;

派提出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异,与其说允许,毋宁说欢迎;对民主党派成员存在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观点,只要无碍大局、无关宏旨,就要包容和宽容,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在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基础上,做好思想教育和政治引导工作,在保持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增进共识、一道前进。

第三,坚持互利共赢。这是巩固和发展和谐政党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理念和原则。我国党际关系建立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所以,系,既不是势不两立、我活,党合作历史中,则。例如,当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建立一党政府,而是在“五一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委员,政务院的副、政务委员,所辖的34个部、会、院、署、行中,有50%左右由包括民主党派成员在内的党外人士担任。此后,在历届全国人大会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和代表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派成员;在历届全国政协中,都按比例安排了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协委员、、副主席。6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多党合作中“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促进多党派团结合作;既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要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既要重视做好民主党派的思想引导工作,又要真诚接受他们的民主监督;既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

乒乓球运动的社会属性价值评价篇7

关键词：乒乓球运动,社会属性价值,评价

一、引言

乒乓球运动初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英格兰, 起初是一种局限于上层社会的时髦游戏, 当时称之为桌上网球。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乒乓球运动逐渐从桌上游戏演变为一种内涵丰富、对抗激烈、技巧精湛、充满智慧和激情的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如今, 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及与发展, 现在其不仅仅作为一种竞技类的体育项目, 也更多地融入到了社会文化中, 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价值。

二、乒乓球运动的社会属性价值评价

1、世界运动语言与民族文化特色

乒乓球运动可以学习与传授, 还可以交流与传播, 因此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热爱乒乓球运动的人都可以对这种运动语言体系理解, 即使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也能找到共同的文化意义。20世纪70年代初, 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就充分的展现了乒乓球运动的文化意义, 当时为了使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僵局能够打破, 中国政府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了邀请, 邀请他们来中国进行交流比赛, 在1972年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去美国访问, 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 这使得中美关系从此以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通过小球推动了大球, 使得世界政治格局也得到了改变。正是因为乒乓球运动具有共同的文化意义, 所以才可以使得乒乓球运动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发展与普及, 乒乓球运动的技术、规则、战术、竞赛体制、比赛的环境气氛、运动员的精湛技艺等内涵都能够被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理解, 使得其在世界范围内能够被共享。乒乓球运动蕴含着身心健康发展、自我表现、机智应变、游戏愉悦、以我为主、团结协作的快感、竞争与胜利欲望的满足等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2、个性特点张扬与人格精神塑造

乒乓球运动可以使人的个性特点得以张扬、使人的个性可以自由发展、对人格和精神进行塑造、是人的人格魅力和内在精神品质得以展现等是另一个明显的文化意义。乒乓球运动属于一种个人隔网对抗的个人项目, 即使是团体赛, 也是由两个团队之间的俩名选手来进行对打, 双打比赛是对具有不同特长, 使其特长能够在合作中成分的发挥来进行合适的配对。乒乓球比赛的球拍分为十几种之多, 主要是根据握拍方法、海绵、底板、胶皮的性能等区分的, 运动员根据自己的习惯特点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球拍, 并选择一种最合适自己的打发从而形成一种属于自己的技术风格特点, 从这个层面来说乒乓球运动是可以使运动员的个性特点得以彰显的运动项目之一。

乒乓球运动时隔网进行对抗的, 双方对上之间不会有身体的直接接触, 所以不会发生像足球运动中的野蛮和暴力的行为, 这对于参赛者人格和精神的塑造是非常积极的一面。还有就是乒乓球的比赛场地比较小, 重量很小的乒乓球在尺寸较小的球台上来回被击打, 这对于运动员的运动感知觉和本体感知觉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调整能力也必须很强。

乒乓球运动使人个性的张扬和个性的发展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人们通过参加乒乓球运动能够表现出健康向上的生命活力、自我超越内心的追求, 使参与者在运动中享受到运动的快乐, 感受到身心愉悦, 还可以体验乒乓球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对于拼搏进取的人格精神的塑造是非常有利的。

3、激励人拼搏进取、自强不息

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 乒乓球运动的社会文化价值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乒乓球运动的开展使得拼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容国团喊出的时代最强音—拼搏影响是最为深广的, 在1958年广东省运动员的一次誓师大会上, 性格内向的容国团率先发出了“三年之内要夺取世界冠军”的豪言壮语, 这一伟大的目标使他有了更加坚韧的毅力, 驱使他对身体和技术进行苦练, 最初容国团从香港来到广东队的时候还患有肺病, 在进行400米跑的时候都比较吃力, 通过不断地锻炼, 其后来能够顺利的完成1万米长跑。1959年第25届世乒赛是容国团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 他将要面对的是实力非常强大的外国选手, 但是他毫不示弱, 内心暗下决心: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正是这种激励, 使他面对强手, 毫不势弱, 披荆斩棘, 连闯八关, 从而夺得了世界冠军。“拼搏”后来也成为了中国人前进的号角。所以说, 乒乓球运动在一定的层面上可以激励国人拼搏进取、自强不息。

4、平民化趋向与大众文化意识

乒乓球运动最初只是少数贵族人的时髦运动,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乒乓球运动更加趋向于平民化, 比如, 中国的乒乓球运动普及率就非常广, 在组建的乒乓球球王争霸赛中涌现出了许多的民间高手, 这说明了乒乓球运动在我国的普及程度是非常高的。在欧美一些国家将乒乓球运动引入到了家庭, 这也是平民化趋向的标志。从乒乓球运动的特点来看, 其非常符合现代人终身体育发展的要求, 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人, 还是小孩, 都能够从中感受到运动的乐趣, 在我国, 经常社区内能看到大爷、大妈们打乒乓球, 将其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 随着新时期体育社会功能的转变, 随着体育“从生产到生活”、“从工具到玩具”、“从群体到个体”、的角色转换以及体育文化属性的皈依, 乒乓球运动作为大众文化娱乐的特点愈显突出, 形成了乒乓球运动大众化的又一道壮丽的文化景观。

5、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与创新

乒乓球运动的自身历史的发展可以表明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属性, 任何事物想要生存与发展, 就必须进行不断的创新, 乒乓球运动也是如此。我们从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 创新一直存在于其发展过程中, 创新与发展是乒乓球社会价值属性的核心。他能够使参与者可以有更广阔的思维与灵感。运动员可以在实践中, 对自己的技术特点与打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使其能够不断的进步。比如中国队创造的直板反面横打技术、直板盖打弧圈球技术、抛发球技术等, 都是创新的结果。乒乓球器材厂商亦可以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 创造出新的球拍。诸如现今运动员普遍采用的碳素纤维球板、芳碳混织纤维球板、芳基纤维球板、高粘性胶皮、高弹海绵、快干胶水等等都是高科技条件下创新的产物。

三、总结

乒乓球运动规则简单, 与其他球类项目相比, 乒乓球运动员的移动空间最小, 乒乓球运动是以有氧供能为基础、无氧供能为主的运动。但是其社会属性价值却非常大, 包括其具有世界运动语言与民族文化特色、个性特点张扬与人格精神塑造、激励人拼搏进取、自强不息、平民化趋向与大众文化意识、发展与创新的特点, 这些特点对于社会文化的提升也是极其有利的。随着现代社会和工业革命的发展, 使人们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财富更加丰富, 但也使得人的身心更加负担沉重, 高速运转下的精神疲劳、家庭生活的枯燥乏味、简单重复的异化劳动、各种疾病的肆虐侵袭等使人们带来了许多身心上的痛苦, 这就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来引导人们更加快乐的生活, 而乒乓球运动就能够具有这一功能, 而且其普及率非常高, 所以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人们通过从事乒乓球运动, 可以从中体验到其具有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那就是现代人的文化追求和文化观念。

参考文献

[1]邓晶.乒乓球运动社会文化内涵的阐释[J].中国经贸, 2010 (8) :166.

教育的社会属性篇8

关键词：新农合；社区合作医疗；社会保险属性；学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4-0011-06

引言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健康中国的建设理念，内涵之一便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并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农村流动。这体现出未来5年我国政府将更加注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质与量，同时《十三五规划建议》还强调“十三五”期间要建立起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方面要致力于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可见作为保障我国7亿多农村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获得权的主体制度安排——新农合制度将会在接下来的5年里发生重要的改革、调整和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推广已10年有余，作为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三支柱之一，新农合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着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基本医疗保障，改变了自1978年旧农合瓦解以来农民医疗保障的真空状态，使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解，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逐渐提高。诚然，我们在看到制度成效突显的同时，更要进一步关注新农合制度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和整合等问题。通过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关新农合的诸多问题中尤以制度属性界定为起点及首要关键。模糊的制度属性界定将直接影响今后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并导致制度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是合作医疗，还是社会保险？是大病统筹还是门诊统筹？是自愿参保还是强制参保？如何防止重复参保？如何科学合理地定位“保基本”？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范式下新农合的调整与完善等等。与以往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不同，本文通过学理分析，深入挖掘新农合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指出现行的某些“合作性”的制度设计已经不利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新农合终向社会保险转变的发展建议。

一、合作医疗与社会保险制度概念辨析

社会保险和合作医疗是医疗保障的两种主要模式，此外还有以英国NHS为代表的国家保障模式、以美国管理式医疗为代表的商业保险模式以及以新加坡保健储蓄账户（Medisave Account）为代表的自我储蓄模式。从学理上看，合作医疗与社会医疗保险存在很大区别：

1.合作医疗是民间主导的社区公共品，而社会医疗保险是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品；前者强调社区互助共济，后者强调社会统筹。合作医疗通常以社区成员筹资为主，适当辅以政府补贴，形成医疗基金在社区成员的范围内进行互助共济以应对疾病风险，其管理机构和运营模式都具有居民自愿、合作、自治、自助、自主的特色[1]。而社会医疗保险讲求政府、雇主和雇员的三方筹资，以保险理论中的大数法则为基础形成医疗基金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社会统筹，通常政府既是政策制定的主体，又是政策执行的主体。

2.关于统筹层次，典型的合作医疗是以社区为统筹层次，即合作医疗仅限社区内的居民参与和享受[2]。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合作医疗以农村生产合作社为单位，由内部社员参加和受益，最大的合作社以乡为单位，通常是“村办村管”“村办乡管”“乡办乡管”等较低层次的统筹管理模式。而社会医疗保险在“大数法则”的指导下，通常统筹层次比较高。最低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理想状态是省级统筹和全国统筹。

3.从保障内容和保障水平上看，典型的合作医疗是一种社区医疗筹资计划，属于小额保险计划[3]，资金规模有限，一般重在保障初级医疗卫生服务。通常将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与医疗保障捆绑在一起，旨在推进落后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社会医疗保险因为具有相对比较高的统筹层次，覆盖范围广，所以医保基金规模比较大，保障内容以大病统筹为主并逐渐向门诊统筹延伸。一般而言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能力往往要高于合作医疗。

4.关于参与方式，合作医疗以自愿参加为主，而社会医疗保险通常以立法的形式强制参保，以防止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

综上，合作医疗是通常以社区为统筹范围、以社区居民为参保对象，自愿参加的医疗保障项目。具有资金规模小、覆盖人群有限、重点保障初级医疗卫生服务等特征，虽存在一些局限，但却是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社区解决医疗保障问题的典范。从历史上看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典型的社区合作医疗模式，它是在农村合作社运动的基础上，依靠集体经济和个人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一种社区医疗互助保障制度，其实质是一种低水平的农村集体福利事业[3]。与社会医疗保险不同，合作医疗更像是一种集体医疗保障制度。传统合作医疗的成功离不开特定与复杂的历史因素的促成，即集体经济的扶持、爱国卫生运动的推动以及以赤脚医生为主力军的农村初级医疗卫生服务递送体系将合作医疗这项事业推向了顶峰。

二、新农合试点中的合作医疗定位

2003年我国开始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在相关文件中明确了制度的性质是“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对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传承和重建，仍然延用合作医疗的名称，缴费标准低并适当辅以集体和政府补贴，结合自愿性原则吸引农民参保。这使得新农合制度诞生之初便具有了明显的传统合作医疗的烙印，虽然为了突出不同，加入了“新型”的字眼，但是制度设计及制度试点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合作医疗定位，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制度变迁都有其路径依赖的规律，这在新农合试点最初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1.新农合并未要求农民强制参保是出于特定的政策考量。我国自2000年开始试点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3年在全国推广农业税费改革。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通过立法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一项传统税收。结合全面为农民“减负”和“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向，自愿参保原则更能防止农村居民产生集资摊派感。此时的新农合制度在筹资机制上选择自愿原则也是在宏观政策背景下所做出的权衡。此外，自愿原则还与农民的参合意愿相关。199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参加合作医疗者仅占51%，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群众仍占相当比例[4]。1978年后，合作医疗制度走过了一个愈加艰难的历程。各地农村多次尝试恢复重建，几经起落，由于缺乏稳定的筹资来源，春办秋黄的现象频繁多见。为了打破信任危机的瓶颈，新农合在筹资机制设计上采取自愿原则并强调政府财政扶持是为了赢取更多农民的制度认同和制度信任。

2.继续延用“合作医疗”的名称，是源于20世纪60-70年代传统合作医疗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农民对合作医疗的普遍认同。但继续沿用合作医疗的名称是否就意味着要继续延续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性质，这点并没有进行深刻的论证。相反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对新农合和传统农合进行对比研究，提出了对新农合制度属性的思辨。“新时期农村健康保障制度的重塑不能简单地恢复当初的合作医疗。应该顺应已经变化的市场环境，构建与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大环境兼容的基本健康保障制度”[5]。“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依赖强大的政治动员、人民公社基层组织和计划经济下低成本的医疗递送体系。目前中国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正处在十字路口。国家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社区医疗筹资的框架中寻求制度的完善；二是逐步将合作医疗转型为国家福利，而社区只在服务递送方面扮演补充的角色”[3]。

可见，出于历史因素和制度惯性，新农合试点之初其制度设计难免是对传统合作医疗的复制和延续，但随着制度试点的推广和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农民医疗保障需求的变化，新农合制度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和完善——制度中某些合作医疗的属性在渐渐褪去，而社会保险属性却在愈发的凸显。

三、新农合的社会保险属性分析

虽然沿用合作医疗的提法有一定的历史考量和合理性，但是新农合却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险属性，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制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

（一）政府主导和财政扶持

政府主导突出体现在政府财政被定位为制度的主要筹资主体。新农合在2003年开始试点时首次明确强调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每年要安排一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入，2014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人均补助标准已经达到320元。此外政府主导还体现在新农合的经办和管理机构上。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专门的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筛选和监督、药品和卫生服务的监督管理、基本医疗服务的界定等工作。可见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不同，新农合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由卫生部门主管，已经是一项政府主导的社会公共品，与社会保险的政府主导原则相契合。

（二）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

为防止因病致贫，新农合初始重在大病保障，其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住院费用和门诊大病的报销。与传统合作医疗注重初级预防保健不同，新农合旨在增强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随着筹资水平的不断提高，针对大病统筹所带来的受益面窄和制度满意度低的问题，新农合又探索了家庭账户模式。根据多年试行情况，家庭账户存在基金的互济性差、补偿力度差以及基金沉淀等问题。为了提高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效率，自2008年上半年开始探索大病统筹加门诊统筹的模式，扩大农民的受益面。所谓门诊统筹，即将参保人的门诊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由医保统筹基金和个人共同支付门诊费用。与家庭账户模式不同，门诊统筹改变了目前参合农民在门诊阶段由家庭账户基金支付或者由个人自费支付的做法，实现了门诊阶段的互助共济，进一步减轻就医压力。门诊统筹是对大病保障的发展和延伸。2012年，《“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支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可见新农合的保障定位已经不再是延续传统合作医疗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而是逐渐向多元化和高水平的大病统筹和门诊统筹过渡。

（三）准强制性参保

关于参保方式，各地新农合的实施方案大都要求自愿参保。虽然是自愿原则，但为了提高覆盖率，新农合在推进过程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准强制性或隐性强制[6]。首先，自愿参保不是以农民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团体筹资，家庭成员要么全部参保，要么全部不参保。当家庭成员的参保意愿被团体绑定之后，个人选择的空间已经被限制的很小了。其次，农民参保还受到了行政力量和社会动员的推动。为有效地推广新农合制度，实现制度积极稳步地上升，参合率经常与地方政绩相挂钩，因此各地政府大都采取了“硬性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指标、向乡村干部包干摊派、强迫乡镇干部代缴等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做法”[1]，以行政手段保证稳中有升的参合率。另外还运用社会动员的方法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和村干部上门收缴等行政干预方法吸引农民参加新农合。农民参保不全是基于自身对医疗保险项目的需求，广覆盖中不乏“被参保”的现象。

（四）统筹层次

医疗保险的统筹层次主要指统一征缴、统一管理和使用医保基金的属地范围的高低，一般可分为全国、省、市级、县级甚至乡级等5个统筹层次。根据2003年《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新农合采取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在起步阶段也可采取以乡（镇）为单位进行统筹，逐步向县（市）统筹过渡。目前，除安徽、广西、湖南等几个省的个别乡外，全国范围内的新农合基金基本上实行的是县级统筹模式[7]。随着新农合制度的成熟发展，尤其是国务院出台了《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以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提高新农合统筹层次的探索和实践。根据疾病风险理论和大数法则，随着统筹层次的提高和统筹人数的增加，疾病发生的频率愈加稳定，疾病损失的幅度愈加稳定，从而更加有利于提高待遇水平和提高医保基金的安全性。新农合突破了传统合作医疗的农村社区统筹，以县级统筹作为起点，逐步向市级统筹过渡，并结合医保城乡统筹的努力，力求构建起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制度。

（五）充足供给

最后，从保障目的角度分析，我国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能有医疗服务的充足供给。保健站是生产合作社的一部分，赤脚医生和赤脚护士通过集体经济获得供养，为村民提供近乎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属于典型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而新农合属于医疗费用补偿机制，具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内涵。与社区合作医疗不同，社会医疗保险是为了弥补参保人因疾病风险所带来的收入损失，保障方式是货币补贴或收入扶持，即对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或由疾病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一定的补偿。可见，新农合已经实现了从医疗服务递送体系到医疗费用补偿机制的转变。

综上，我们可以判断，虽然《意见》将新农合定位为“农村居民医疗互助制度”，但是新农合已经具有某些社会保险的内涵。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已经更加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尽管仍坚持着“自愿原则”“集体扶持”低水平的保障等等，但新农合已经可以被视作社会医疗保险的一种初级形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及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城乡统筹的大趋势，新农合的社会化程度会逐渐提高，并日渐发展成为一项覆盖7亿农民的成熟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四、发展方向：“合作医疗”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

通过学理分析我们会发现新农合制度已经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保险属性，但目前这项制度在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之间的模糊定位导致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例如新农合因循合作医疗自愿参保之原则，却在实践中出现逆向选择和部分农民参合意愿不高的现象，进而影响新农合筹资的可持续性和保障能力的提升。为应对这个问题，各地又在试点中探索出了以家庭为单位参保，以及村干部动员参保的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合率，但细思这种准强制参保的做法已然偏离了合作医疗的自愿参保原则，即问题的解决是通过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迈进来实现的。又如，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下农村居民医疗需求的变化，新农合摒弃了传统合作医疗“村级统筹”和只“保小病”的做法，逐渐提高到县市一级统筹，同时既有大病统筹又有家庭账户，并逐渐将家庭账户规范为门诊统筹。这些制度细节的调整使新农合制度逐渐与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靠拢，而且在表现形式上逐渐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趋同，诚然这其中有国家和政府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整合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感召，但更多的也是新农合出于制度理性所作出的现实选择。可见问题的源头是新农合制度属性界定不清，而解决之道往往是以社会保险的原则重新规范制度。

总之，新农合正处在一个摇摆期，是困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延续合作医疗的固有传统和固有理念，还是彻底转变为社会保险制度，这将影响新农合今后的制度走向。笔者认为新农合应逐渐蜕变为社会医疗保险。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取得举世的关注和巨大的成功，然而位移到现在的农村社会却不一定能再铸佳绩。纵观世界各国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或是将农村居民与普通国民一样纳入国民保险体系，或是为农村居民单独设立福利制度，无论何种做法均采用社会保险的模式。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期间，我国仍将在医疗保障领域继续深化改革，重点之一即是扎实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届时整合城乡基本医保将会被推上日程，政府也在努力酝酿制订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和试点意见。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将新农合真正转变为农村居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总体上讲，要构建起一个政府主导、农村居民强制参保的制度，资金来源上以农民年收入为基数，按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同时政府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改变以户籍所在地参保的做法，换以居住地参保；重点保障基本医疗需求，实施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相结合，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在制度设计上逐步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契合，以期在接下来的“十三五”期间顺利实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和整合。

具体而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制参保。经过10余年的试点推广，广大农村居民对新农合的制度信任度和制度认同感逐渐上升，参保自觉性提高。强制参保的时机基本成熟。

2.明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农民参保缴费的同时国家各级财政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基本上世界各国都对农民参保给予财政支持。财政补贴体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也顺应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

3.完善新农合补偿机制，将大病统筹与门诊统筹相结合。为提高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效率，拓宽制度的受益面，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在住院统筹之外还要积极落实门诊统筹。这也是进一步巩固新农合制度建设成果、增强新农合制度可持续的关键举措。

4.改变以户籍所在地参保的原则，实施按居住地或工作地参保的办法，旨在避免重复参保以及流动农民参保缴费易获得待遇难的情况，同时也是顺应“十三五”期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适应性之客观要求。

5.新农合向社会医疗保险转变也会对整合我国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制度起到示范的作用。综观新农合今后的整体发展思路，短期看要尊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以及城乡经济社会二元差别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通过建立新农合筹资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统筹层次、共享发展成果、提高待遇水平等等举措不断缩小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的制度差别；长期看，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逐渐合并城乡二元的医保制度为普惠性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五、结论

基于新农合制度属性的学理分析，结合我国医保制度建设的路径和步伐，不论是出于医疗保险制度自身发展的规律，还是新医改方向的影响，亦或是新城镇化趋势下城乡统筹发展的迫切性等等诸多因素，都要求新农合应逐渐从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医疗保险转变。当然，转变并不是完全摒弃新农合的制度优势，而是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对制度的升华。此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对新农合的研究不应再困于合作医疗的旧有定式，而是应该放在社会医疗保险的视阈下以发展的眼光寻求解决之道。对现有问题的分析不仅要看到问题的表象更要看到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新农合本质上已经是一种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具有社会保险的制度要素，只是在某些方面还体现出它还是社会保险的一种初级形式。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统筹的发展和新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新农合的社会化程度、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会越来越高，并逐渐实现城乡整合、国民一元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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