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学校精准扶贫政策宣传（共8篇）

学校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篇1

贫政策宣传

6月17日，柏果镇民主村精准扶贫包保领导带领相关包保人员进村开展精准扶贫政策宣传解读活动，对精准扶贫惠民政策进行全面宣传，让贫困户充分了解惠民政策，明明白白享受实惠，把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联系柏果镇荣祥煤矿参与民主村结对帮扶。

在宣传中，帮扶干部们将“扶贫政策清单”发放到每一贫困户手中，并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金融、低保、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等帮扶方面的扶贫政策进行重点解读，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扶贫政策的疑问，并询问贫困户的实际需求，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帮扶方案，为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同时围绕“扶贫先扶智”这一中心，动员贫困户转变“等、靠、要”思想，将等别人“帮我富”，转变为自身发力“我要富”，从思想上进行扶贫。宣传结束后，柏果镇荣祥煤矿为民主村67户贫困户每户发放米一袋，油一桷，并表态下一步为村上发展产业的生产用水等基础设施作更多贡献。

学校精准扶贫政策宣传 篇2

一、教育经费的差异分配机制

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依赖于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包括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总和,其中,教育经费投入在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詹宁斯(Jennings)通过对俄亥俄州公立学校教育经费和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有显著正相关,即学校教育经费投入越多,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其研究结果为处于低收入地区的学校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提供了证据。[3]约翰逊(Johnson)和伊戈尔(Ingle)指出,应制定有差别、可实行的政策为低收入地区学校提供经费支持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4]因此,贫困地区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合理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以此统筹、分配教育资源,进而保障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大多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其中,主要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补偿性分配机制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需求本位的分配机制。

(一)补偿性教育经费分配机制

美国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过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严重落后的问题,且在二战之后尤为突出。该时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加大,由此带来的阶级矛盾和冲突也愈发明显。总统约翰逊认为,教育机会的平等对于孩子获得高质量的生活至关重要,于是提出了“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最主要的措施就是1965年《中小学教育法》的颁布和实施。自此,美国开始由联邦政府以教育经费调控的方式来推进教育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小学教育法》的实施在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育提供大规模资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该法案建立在补偿性原则上,认为贫困学生相较于其他学生需要更多的教育资源,[5]并以此为原则针对贫困学生的义务教育进行了规定。它根据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数量把教育经费分配至各州,使教育经费能够有效地资助公立以及私立学校的贫困学生。其中法案第一条“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所在的地方教育机关提供财政援助”提出,联邦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儿童所在地方学区提供特殊资金,每个公立学校可以获得的特殊资金数=50%×州生均经费×家庭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下的学龄儿童人数。此条款给予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所在学校提供每年10亿美元的经费支持,[6]通过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来满足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需求。《中小学教育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相关立法,从1965年实施之后,每五年修订一次,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2001年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NCLB)。至2008年时,每年的补偿性教育经费投入已超过139亿美元,同时规定州教育部门仅可支配该经费中的1%用于管理,99%的经费都须分配到学区。经费投入的计算公式为:40%×州生均经费×生活在贫困线下5岁以上学生人数。凡是有贫困学生的学校都会得到资助,将近三分之二的公立学校获得该项经费。[7]2015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延续了这种补偿性教育经费分配制度。纵观美国中小学教育法发现,对于贫困地区学生教育补偿的范围不断扩大,从学龄儿童扩大到5岁以上儿童,覆盖大部分学校,补偿经费投入逐步增多,同时将经费拨款到学区逐步发展为拨款到学校,最后到学生个人,资助对象更加精准,还规定贫困学生在转学时可将自己的资助经费一并转走。

(二)以需求为本位的经费分配机制

澳大利亚发达地区多为沿海城市,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与支持,其教育经费分配模式为需求本位的资源分配模式,即以学生的需求为依据的一种经费计算方式。该分配模式旨在使所有学生,包括教育不利、身心残疾、偏远地区的学生,都能获得充足的教育经费,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现行的《澳大利亚教育法案》(Australian Education Act,2013)[8]对贫困地区的经费投入进行了详细规定,在第三部分明确规定了经费分配的计算公式,除了每所学校的基础性经费外,还根据学校学生的不同情况,如残疾、低收入、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学校所处的区域和规模等不同情况,确定经费计算方案。学校低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拨款经费(每年)为:Q1拨款数(每年)+Q2拨款数(每年)。Q1、Q2指家庭收入的两个类别,分别为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收入50%以下和家庭收入低于平均收入37.5%以下。具体计算公式为:Q1拨款数(每年)=[3/20+(处于Q1的学生数/学校在校生总数×7/15)]×学生人均拨款经费×处于Q1的学生数;Q2拨款数(每年)=[3/40+(处于Q2的学生数/学校在校生总数×2/5)]×学生人均拨款经费×处于Q2的学生数)。处于Q2的学生多追加一次拨款,是Q1基础上的再补贴,因此获得更多的拨款经费。

(三)专项支持计划

除此之外,设立专门的项目来支持贫困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是常见做法之一,即有专项的拨款计划给予支持,如美国设立的“农村教育成就项目(Rural Education Achievement Program,REAP)”是专门针对农村教育实施的拨款法案。它要解决的是当前联邦统一拨款存在无法兼顾的问题,通过专项拨款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该项资金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教学环境,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澳大利亚设立了“处境不利乡村地区项目(the Disadvantaged Country Areas Program)”,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该项目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从1982年的790万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000万美元。2001年起,该计划成为联邦政府整体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每年得到政府约2200万美元的拨款。[9]此外,澳大利亚各州都出台了一系列发展贫困地区教育的政策,如新南威尔士的优先学校项目(Priority Schools Programs,PSP)。该项目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资金、技术、资源等支持,资金由州政府给予基本保障,同时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筹集资金支持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该项目在提高贫困地区学生入学率、进入大学比例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通过这些专项资金,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优厚的年薪、带薪休假、减免交通费用等。各州教育部门还定期组织教师接受专业培训,培训结束后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合格者颁发证书,不合格者继续学习,不断促进贫困地区教师的专业发展。

从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对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可以看出,它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第一,对教育的支持性援助由一般性资助转向分类资助,为有特殊需要的地区提供不同的分配方案,形成有差异性的经费分配机制,经费投入对象逐步聚焦到学生,体现精准投入。第二,国家通过教育经费的调控,使得州教育行政部门对联邦教育经费投入的依赖性增强,层级分明的管理制度使得更多的教育部门参与到学校管理和决策中。第三,针对特殊需要,设立专项支持。除在联邦层面给予贫困地区学生相应的补偿性拨款外,还设立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专项支持计划,并配有专项拨款,给予贫困地区更多的自主权,使学校能根据自身需求将经费用于学校建设和教师培训等方面。

二、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质量是影响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关键。研究表明,低收入的地区更缺乏高质量的教师,[10]而这些教师对于低收入的学生又抱有较低的教育期望,[11]从而进一步影响了该地区的教育质量。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多种政策和措施来吸引或分配教师到贫困地区的学校任教,通过补充和调配贫困地区师资来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一)政策倾斜吸引教师

针对贫困地区教师短缺、教师质量不高、教师流动性大等问题,西蒙斯(Simmons)在其研究中指出,应从改善贫困地区环境及生活待遇、提高收入、提供住房、减免税收及减轻工作负担等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12]通过优惠政策鼓励教师到贫困地区学校任教是国际上常见的做法之一。上述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的专项计划中,均有相应的经费用于提高教师待遇,从而吸引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

有些国家设立“教育优先发展区”以促进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其中,法国政府早在1981年就设立了“教育优先发展区”,这些区域指的是处境不利的地区,主要包括文化贫乏、经济落后的地区以及大中城市低收入社会阶层,如失业者、非熟练工人、移民等贫民社区,通过各种措施优先发展该地区的学校。所有在教育优先区内小学和初中任教的教师都可享受“特殊工作补贴”,[13]从1994年起,对初次分配到“教育优先区”的教师,政府每年为每人提供12,594法郎特殊补贴,连续补贴三年;对于愿意流动到“教育优先区”任教的教师,政府每年为每人提供6,741法郎的特殊补贴。[14]该津贴计入教师工资,由国民教育部支付。通过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吸引教师到贫困地区任教,从而改善当地的教育质量。

(二)实行教师交流轮岗制度

全国教师统一调配政策是保障各地师资均衡、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有些国家实行教师国家公务员制度,教师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调配,定期进行交流轮岗,流动成为教师职业生涯的必须部分。如日本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开始于二战初期,在20世纪60年代趋于完善。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该制度取得了良好成效,使得全国的教师资源分布相对均衡,儿童都能够就近入学。当学校缺乏教师时,县教育委员会可通过聘任、晋升、降级、调转等方式对教师进行重新调配。教师流动并非强调教师单方面的奉献,对于交流轮岗的教师,国家会提供不同类型的津贴,包括交通津贴、住房津贴、单身赴任津贴和偏僻地津贴等。根据家庭与任职学校距离、不同区域的住房水平、配偶是否随任以及偏僻地区的级别,都有非常详尽的津贴补助方案。[15]国家对教师统一调配的方式为确保各级各类学校具备充足的师资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韩国的教师也属于公务员身份,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系主任和教师以及所有中小学教师统称为教育公务员,须服从《国家教育公务员法》,该法案对教师的流动进行了规定。为保障不同区域师资水平相当,要求公立学校的中小学校长、校监(相当于我国的教导主任)和教师在不同区域进行轮岗,教师在同一所公立学校的工作年限为4~5年。同时实行城乡流动,在城市工作的时间为8年或10年,之后必须流动到农村学校工作3~4年。[16]

(三)定向培养农村教师

美国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31.3%的公立学校、超过21%的学生生活在这些地方。这一范围涵盖的区域对美国主流社会来讲是偏僻的、陌生的,其主要特征是贫困。[17]为了快速、高效、大范围地解决这些贫困地区的教师问题,需要依据教师的工作环境,诸如贫困和地域的边缘化对农村教师进行专门的培养。[18]美国正是通过实施专门的农村教师培养计划来培养适应农村教学环境和教学任务的专门师资。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职前教师的培养,使教师能够更好地适应农村教师的工作任务与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发挥出最大作用。

在美国农村教师的培养中,虽然在招生时并未对学生类型进行规定,但从生源上来看,更倾向于在农村本地招生,或者招收那些有农村工作经历的人,在入学面试时将申请者对农村教育的兴趣作为评价的重要因素。这与怀特(White)和瑞德(Reid)等人的观点一致,认为对于农村教师的职前培养必须将地域意识融入进去,[19]有在农村生活或工作经验的人能更好地把握农村教育的特点,充分利用农村所提供的资源进行教学。美国对于农村教师的定向培养,从农村学校的实际特点出发,实施专门的培养计划,从而确保培养出的教师能够适应农村教学环境、胜任农村教学任务,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以上几种措施为贫困地区的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措施都非常重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如教师轮岗制中除了规定教师应承担的义务外,还考虑到教师的家庭因素,如配偶的安置、轮岗地区等。而定向培养乡村教师,也将教师与其将要任职的地区特点相联系,帮助教师适应今后的工作。这些举措为贫困地区教师“留得住”提供了保障。

三、贫困地区教育支持的监管模式

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除经费投入、师资保障外,必须建立与之相对应的评估和监督系统,通过系统地收集资料,对各项支持政策的实施效益及其社会意义进行评价,[20]以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监管,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模式。

(一)绩效管理模式

美国实行联邦—州—学区三级教育管理体制,联邦政府往往通过拨款进行教育资源配置,并协助教育机构制定和改进各种教育发展计划。[21]州教育机构可根据需要向联邦政府申请特别拨款,用于相关的教育改进项目,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即为特别拨款中的一种。值得关注的是,拨款并非只是简单的投入,还要对投入的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价,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往往以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提升作为绩效评价的标准,其中,学生的学业成就是评价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

美国率先开始对学校效能进行标准化评价。在《中小学教育法》中,要求各学区对低收入学区拨款有效性进行评估,采取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并根据学生成绩来评估学校教学效果,对表现不好的学校提出新的促进计划。之后的NCLB法案更是关注到包括贫困地区学生在内的所有处境不利的学生,通过学生成绩来评价学校。为督促学校履行提高所有学生成绩的责任,各州要求学校向家长报告学生的成绩结果,并按照种族、民族、英语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分类公开。对于那些未取得一定年度进步的学校、学区或州,将被认定为“需要改进”。如果学校三年之后还没有取得适当的进步,学校中包括贫困学生在内的处境不利学生可以将所得的专门资助经费转到更好的公立或私立学校,或择校接受额外的教育服务。那些在缩小成绩差距方面成效显著的学校和州被给予“额外津贴奖金”。由此可见,绩效评估的管理模式是基于学生的学业成就来管理学区和州政府所能获得的拨款,即如果学生达不到预先设定的学业成就标准,那么校方将面临经费和信任危机。

(二)行动计划管理模式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实行行动计划管理模式。《澳大利亚教育法案》第七部分规定,[22]获得经费资助的主管部门要制定行动计划。州政府在获取对贫困地区教育拨款的同时,需要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包括有利于达到《澳大利亚教育法案》目标的活动、项目和草案,说明这些活动、项目和草案如何操作才能达到预设目标,并要求设定实施的时间表以及路线图,以此为依据监督和评价这些活动的进展和成效。贫困地区学校在获得资助的同时,需要以行动计划的方式来反映经费的使用、设立的目标和如何发展等,在后期州对学区的考核上,基于行动计划的各项安排和表现来进行评价。

为保证行动计划的实效性和可行性,主管部门在行动计划实施后,需要不断回顾反省该计划,根据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形成动态发展的过程。法案规定主管部门每六年至少修订一次行动计划,修订时应对整个计划进行考核,贫困地区学校的进入和退出也要在行动计划中体现。同时,为确保公众能够获取充分信息,管理部门需要公开发布整个行动计划的实施过程、成效及反思。州政府采用行动计划来管理和保障区域内贫困地区学校履行提升教育质量的主要责任。

四、对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启示

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发展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广大的贫困地区。扶贫先扶智,2015年以来,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要求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大幅提升贫困地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现阶段,我国扶贫工作已由原先的粗放式扶贫转向精准扶贫,力求有限资源的最大化使用。借鉴发达国家贫困地区教育支持政策经验,我国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重视和加强立法。

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都通过立法给予保障。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在教育法案中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进行了专门规定。法律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性和可诉性,是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重要保证,我国应以公平教育理念作为立法的价值取向,提高立法层次,将为贫困地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中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支持政策进行明确、具体的规定,包括经费分配、教师配置以及监管和效果的评估等,为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其次,实施差异性的经费分配制度,建立贫困学校进入和退出机制,确保扶贫资金和扶贫对象的精准。

在经费分配上,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可采取差异性的经费分配制度,把区域发展和对学生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能有效集中在贫困家庭学生身上。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学校的实际发展水平给予差异性的财政拨款,根据学生类别、学校所处区域、学校规模等要素进行核算,详细规定不同类型学校应获得的国家财政经费资助数额。同时将学校经费管理权交给地方,由地方按照国家规定的分配制度进行经费分配,使得教育经费的分配更具有针对性和适切性。

发达国家对接受支持的贫困地区学校的选择十分慎重,大多制定了明确的标准。如法国、日本等国,依据学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等标准确定需要支持的贫困地区学校。外部环境包括学校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学生家长的职业等;内部环境包括学前教育入园率、小学与初中入学率、辍学率、学校的教育质量等。同时每三年或五年重新进行评估。为保障支持经费的使用效益,我国也应构建适合国情的、更为细致的贫困学校进入和退出机制。

第三,加强对教师的人文关怀,确保师资保障精准。

从我国目前对贫困地区的师资配置政策来看,主要通过给予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上的优惠和补助、提供职业发展倾斜政策两种途径来吸引教师在贫困地区任教。

然而,尽管在待遇和教师个人发展上采取了一定的倾斜措施,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交通地理条件不便、家庭生活困难等诸多因素仍阻碍贫困地区教师质量的提高。当前贫困地区教师队伍依然存在职业吸引力不强、补充渠道不畅、整体素质不高、流失严重等突出问题,迫切需要给予教师更多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家庭建设的关怀和帮扶,解除教师的后顾之忧,让教师真正扎根贫困地区。发达国家在此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如日本在配置教师时,将教师的家庭因素考虑在内,包括配偶是否随任;如果配偶一方已轮岗到贫困地区,那么另一方可申请不进行教师轮岗;教师在填写轮岗意愿表时,也可以优先考虑离家近的地区进行轮岗,等等。这些经验值得借鉴。

第四,完善教育扶贫项目的监管制度,实行分层评估,确保扶贫成效精准。

借鉴发达国家对贫困地区教育支持体系的监管模式,未来应完善项目监管制度,将计划与问责制相结合,对地区和学校进行分层评估。

对于贫困地区层面的评估可采取行动计划和目标本位的评估方式。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两种评估侧重于教育扶贫项目的两大环节,即项目开始之前和项目结束之时,实行预评估和结果评估。预评估要求贫困地区教育管理部门需因地制宜拟定本地区的教育扶贫计划,在计划中明确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采取的措施、进度安排等内容,此时主要对行动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也有助于后续进度的监督。结果评估则需针对目标设定情况,如辍学学生人数、贫困学生学业成就等,定期对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根据指标达成情况评估地区教育扶贫的成效。

区域治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政策 篇3

关键词：精准扶贫；区域治理；武陵山区；贫困地区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国家在贫困治理上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划设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构建“三位一体”扶贫开发治理体系，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大扶贫开发格局，实施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和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一、精准扶贫的涵义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综合多方观点，本文认为：精准扶贫就是一种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地方区域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武陵山区现阶段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和实施困境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跨省经济协作区。笔者身为武陵山片区所辖的湖南湘西人，通过多地实践调查访谈，试图对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两年多工作的探索和实践情势进行分析。

（一）武陵山区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

1、精确识别。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是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只有将“真贫”识别出来，才能根据其家庭实际和致贫原因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这是一项极为关键和非常复杂的工作。总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示公告、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内容。

2、精确帮扶。精准扶贫的工作重心和关键是将扶贫措施落实到位，让被帮扶对象真正实现减贫、脱贫，做到“真扶贫”。现阶段，各级政府在精准扶贫中都非常注重联动帮扶的开展，积极吸纳企业行业机构、银行金融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力争通过容纳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为贫困地区受帮扶群体注入充足的脱贫动力源泉。其中典型做法有湖北省恩施州“四个一”结对工程，湖南省湘西州在“互联网+”时代下进行“十项工程”推进精准扶贫。

3、精确管理。这是推进精准扶贫的保证。一是农户信息管理。要建立起贫困户的信息网络系统，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对贫困农户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确保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二是阳光操作管理。按照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对扶贫资金建立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建立扶贫资金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扶贫对象、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公开制度，将筛选确立扶貧对象的全过程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导致的应扶未扶，保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进行。

（二）武陵山区精准扶贫实施中存在的困境

武陵山片区被定为“先行区”，率先开展试点。根据中央的安排和部署，国家民委成为武陵山片区试点工作联系单位。片区各地的扶贫攻坚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之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难题。

1、贫困规模不精准。当前贫困人口规模确定，有的不是基于实际情况和科学标准识别出来的，而是上级扶贫部门自上而下分配指标，各地获得的贫困村和贫困户指标未必与实际的贫困人口规模一致。因此而导致村民之间为获得指标而产生矛盾甚至冲突。

2、贫困区域不精准。2013年正式启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在实际执行中“为连片而连片”，许多不连片“插花式”的贫困群体被排斥在扶贫之外。

3、贫困户识别不精准。一方面有的工作人员违纪违规，优亲厚友造成识别不精准；另一方面有的工作失误造成对贫困户识别不精准。乡、村贫困人口规模由于缺乏统计局抽样调查获得的人均纯收入等数据支撑，分配到村的贫困户指标与村庄实际贫困户数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这就会出现在一定区域内贫困农户被排斥在精准识别之外。

三、对推进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建议

（一）完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完善社会扶贫制度，动员企业家、慈善家、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同时，通过及时更新和不断完善扶贫信息网、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信息平台等措施，实现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规范化。

（二）优化机制，协调精准扶贫。采取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机制，对集中连片区外的贫困群体一视同仁；引进第三方社会服务，建立精准识别过失追究机制，确保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公开透明公正；建立扶贫开发资金按财政增长比例逐年增加机制。

（三）提升品牌，深化精准扶贫。化解小额信贷扶贫风险，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作为扶贫贷款风险担保金，协调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统筹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促进“千村联动”；深入推进雨露计划，帮助贫困农民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四）扶持产业，带动精准扶贫。促进产业扶持由“普惠政策”向“差异化扶持政策”转型；精准选择产业，免除资金配套，所有产业扶贫项目不能只有生产发展规划，必须强调市场，确保项目有扶贫增收效益。

（五）优化服务，支撑精准扶贫。推进乡村公路、农田水利及安全饮水、电力保障、危房改造、公共文化、农村社保等公共服务保障工程；通过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布扶贫信息；组织社会扶贫论坛，营造研究扶贫理论、政策、战略、经验的环境；加大各类典型、案例、事例的宣传和推广。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对党和国家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精准扶贫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中对新时期扶贫工作新挑战与新要求的积极应对和正确指引。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1年11月29日

[2]汪三贵.中国的农村扶贫：回顾与展望[J].农业展望.2007（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著.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M]. 人民出版社，2011

精准扶贫宣传标语 篇4

32) 扶贫开发是一项头号民生工程，必须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33) 落实扶贫开发政策，竭诚服务贫困群众

34) 深入开展扶贫工作，早日建成小康社会

35)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帮扶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建成小康

36) 精准扶贫到户，发展产业脱贫

37) 扶贫开发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38) 金融扶贫兴产业，精准扶贫强基础

39) 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准确识别确认贫困人口。

40) 一份捐赠，一份爱心

41) 扶贫济困，践行友善

42)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43) 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人心向善的传统美德

44) 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事业

45) 扶贫开发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46) 建档立卡精准识别，扶贫开发促进发展。

47) 加大到村到户扶持力度，增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

48) 全面落实到户帮扶政策，加快贫困群众致富步伐。

精准扶贫政策宣讲稿 篇5

大家好：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里，主要是给大家宣传一下精准扶贫的有关政策，让大家更多更好的了解我们党和政府在脱贫攻坚方面的政策举措。发动和动员贫困户和广大群众，在党的关心关怀下，在各级干部的帮助扶持下，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力更生、不等不靠，通过政策的扶持，逐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努力实现奔小康的目标。

首先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石雪，是县公安局团委副书记，目前在西村乡圪料返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随我一同来的有县规划局法制室主任、西村乡西岭后村驻村第一书记梁栋栋同志，县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西村乡孟泉村驻村第一书记刘肖辉同志，西村乡人民政府扶贫办主任郝勤亮同志，西村乡团委书记张宜同志。

今天的政策宣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总体介绍

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是由***同志提出的，是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定位，为新形势下扶贫工作指明了方向，各级政府围绕***同志对精准扶贫工作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起进入小康社会。

二、西村乡精准扶贫工作总体介绍

西村乡在修武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相关单位的帮助支持下，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工程，以群众致富增收为重点，确定了“种特色田、挣劳务钱、走民宿路、谋电商利、发旅游财”的工作思路，主动担当，奋发作为，精准发力，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富民，坚决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西村乡本阶段扶贫工作介绍

四、重点扶贫政策介绍

（一）、教育扶贫政策

1、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按照年生均600元标准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3--6岁儿童学前教育保教费，并按照年生均4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费。资助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800元。

2、落实好“两免一补”政策及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按每生每年小学1000元、初中1250元的标准补助生活费，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营养改善计划，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800元。

3、完善落实高中阶段教育助学政策。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及住宿费并享受国家助学金。

4、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对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全部免除学费。对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年发放2000元国家助学金。

5、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机制。全面实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范围由河南籍考往省外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河南籍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步形成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主、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为辅的工作机制，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可申请8000元和12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

（二）医疗扶贫扶持政策

1、全面落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参保贫困群众合规费用自付费用累计1.5万元以上启动大病保险，1.5万至5万元(含5万元)部分按50%的比例给予补偿，5万元至10万元(含10万元)部分按60%的比例给予补偿，10万元以上部分按70%的比例给予补偿。内补偿封顶线为40万元。

2、全面推行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困难群众累计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经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后，个人累计负担的合规自付医疗费用在大病保险起付线以内（含）的部分，直接进入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分段按比例报销，超出大病保险起付线的部分，首先由大病保险报销，剩余部分由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按政策报销。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起付线为300元，起付线以上分段报销比例为：0.3万元—0.5万元（含）报销40%，0.5万元—1万元（含）报销50%，1万元—1.5万元（含）报销60%，1.5万元—5万元（含）报销80%，5万元以上报销90%，不设封顶线。

3、实施精准健康扶贫救助。持县人民医院健康扶贫卡就医的贫困患者，享受减免费用优惠政策。对于门诊患者，一律免挂号费；对于住院患者，享受医院捐助政策，捐助金额为个人负担医疗费用部分的50%。

（三）残疾人脱贫扶持政策

1、免费办理残疾人证

为使贫困残疾人得到政策保障，减轻残疾人负担，符合残疾评定条件的残疾人，办理残疾人证免除鉴定费。

2、政策扶贫

开展贫困残疾人免费乘坐城区内公交车。为残疾人办理爱心卡，方便残疾人出行。

精准扶贫宣传工作汇报 篇6

为提高教育扶贫政策群众知晓度，富饶小学面向教师、家长和学生，积极做好教育扶贫和教育民生工程宣传工作，大力提升教育扶贫精准资助政策知晓率。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我校落实上级部门安排开展的教育扶贫精准资助工作情况，充分发挥信息宣传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推动教育资助工作的开展，特安排以下各项工作：

一、宣传工作的内容

1、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教育扶贫精准资助的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的动态情况。

2、上级领导对我园教育精准资助工作情况视察、调研、现场办公时的重要讲话以及贯彻落实情况。

3、我校教育扶贫精准资助工作中的重大举措和做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项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突出的问题。

二、宣传工作的载体

一是行政会、教职工会议上的政策宣传。在行政办公会议、全体教师会议上，校长带领全体教师学习了相关文件，号召全体教师在工作中要关爱弱势群体。

二是发放《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将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资助项目、补助标准、申办流程等补助政策，以及以“四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向学生和家长一次性书面告知。

三是通过宣传画、展板、大型电子屏播放等形式，广泛宣传教育扶贫和教育民生工程政策。

四是开展走访活动，重点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进行走访，充分细致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实际情况，把国家的政策、政府的关怀、老师的关爱、同学的温暖送到学生家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教育精准资助扶贫宣传工作的原则

1、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内容真实可靠，如实反映客观情况，事例、数据要准确。

2、坚持时效性原则。及时反映最新工作动态，重大紧急信息应在事件发生后1小时内报送有关情况，并续报事件处理进展情况。切实做到不迟报、不漏报。重大事件上报必须报经主要领导审签。

3、坚持全面深刻的原则。要拓展视野、增强敏锐性，多领域、多角度、多渠道掌握全面的第一手材料，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不仅要全面、完整，而且要有深度，做到有情况、有分析、有预测、有建议。

精准扶贫关键要“项目安排精准” 篇7

我国荒漠化地区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度重合, 既是生态破坏的重灾区, 也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加快荒漠化地区综合治理和扶贫开发, 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点示范工程。梳理内蒙古、甘肃、宁夏等省区荒漠化治理和扶贫开发取得的成绩, 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丰富我国精准扶贫的实践内容, 形成推进扶贫脱贫、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荒漠化地区扶贫开发的每一种模式、机制和做法, 都值得认真总结和不断完善。

去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 提出各地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去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再次明确了上述“六个精准”要求。

精准扶贫工作大多要落实到具体的扶贫项目上, 选择和安排什么样的扶贫项目, 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 区别不同情况, 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被全国荒漠化地区扶贫工作座谈会树为典型的“库布其治沙生态扶贫模式”, 则为人们提供了“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的另一种经验。当地没有把沙漠当做一文不值的不毛之地, 而是充分挖掘沙漠地区特有的沙草、种质、旅游等资源, 充分发挥亿利资源集团等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 为农牧民精心安排了沙漠种树、树木养护、药材种植、沙漠旅游、以沙漠入股企业等项目, 农牧民家庭一般同时参与多个项目, 年均收入可达10万至20万元。通过这些以沙治沙、靠沙“吃”沙的精准扶贫项目, 农牧民在以前让他们长期贫困的同一片土地上, 以市场化手段参与沙漠治理并分享治理成果, 初步实现了就地脱贫和自主脱贫。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进而言之, 精准扶贫贵在项目安排精准, 重在项目安排精准, 成败之举也在项目安排精准。只有安排好因地制宜、适需对路的精准扶贫项目, 才能完成扶持对象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目标。

产业扶贫：精准扶贫的核心动力 篇8

早在2013年，陇南成县县委书记李祥因为在微博上推销“成县核桃”走红网络，“成县核桃”通过网络开始源源不断地走向全国，步入“网销时代”。通过网络将全国各地的买家和“山大沟深”的陇南的农特产品建立联系，帮农民把优质农特产品卖出去，核桃县长让陇南看到了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2013年底，陇南把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特产品上升为市级发展战略，助推陇南扶贫开发进程。截至目前，陇南市已经开办了6000多家网店，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超过10亿元，农民人均增收240元，帮助1.7万人就业。

陇南的经验正在被更多的县市借鉴，通过网络使得产业发展带动农民脱贫。近年来，一些贫困地区以市场为导向，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不仅培育了马铃薯、中草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等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而且探索了“县为单位、资源整合、整村推进、连片开发”的成功经验，逐步形成了产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等不同主题的利益联结机制。2001年以来，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产业扶贫贡献巨大。

“互联网+” 时代的陇南电商扶贫

65岁的花椒种植户杨云开家住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把自己挑选出来的花椒，送到当地花椒专业合作社，这里给出的收购价格比直接卖给花椒商要高不少。而在十几公里外，不到30岁的年轻设计师徐涛则坐在一间不大的工作室里，给汉王镇等几个乡镇的土特产品设计用于电商销售的统一包装标识，希望能让乡亲们的土特产在网上畅销。

这是地处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陇南发展电子商务、探索电商扶贫的一个缩影。陇南是甘肃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虽然生物资源丰富，核桃、花椒、油橄榄等农产品类型多样、品质优良，但由于种植分布零散和交通不便等因素，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卖出难”问题突出，当地群众守着富庶的物产却难以转化为实际收入，“富庶的贫困”严重制约当地脱贫步伐。

针对特色农产品种类多、品质优，但规模小、分布散的实际，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识到电子商务或是破解这一制约瓶颈的“蹊径”。自2013年7月开始，当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贫困地区光缆入村入户速度，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形成了“服务点+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网店+物流快递”的新型电商精准扶贫模式，为群众提供在线交易、代购代销、信息服务、物流配送等服务，有效解决了特色农产品产销不对路、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大大小小的网店和电商扶贫点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农民在卖出中做挣钱的“加法”，在买入中做省钱的“减法”，让农民双重受益。

10月16日，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获得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据国务院扶贫办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电商扶贫”模式首次上榜。电商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经过两次专题调研，今年1月，陇南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2015年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

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在大会上介绍了陇南电商经验，目前，陇南市扶贫办已经在陇南9县区普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电商扶贫综合服务中心，在450个贫困村创建了一批电商扶贫示范网店。截至2015年8月底，陇南全市网店达到6837个，网店销售总额8.9亿元，带动了1.7万多人就业，通过开展电商扶贫，贫困人口纯收入人均增加306元。

据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司长孔令羽介绍，目前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可观。移动网购消费增幅最大的100个县中75%位于中西部，亿元淘宝县中，国家级贫困县21个。“电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的有效途径”。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表示，电商扶贫的思路实际上是“消费扶贫”，通过有效建立贫困地区资源独特的产品与外界买家的沟通，扩大外界的积极消费，从而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阿里巴巴零售平台上，全国贫困县网店销售额超过120亿元，而网店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贫困县由2013年的11个增长到21个。依然有问题困扰着迅速发展的农村电子商务。今年8月，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指出农村电子商务存在的不足之处：总体上，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物流配送等基础设施滞后、发展环境不完善和人才缺乏等问题。

“我国电商扶贫的主要力量还是大型企业和政府。”曲天军说，农村存在的问题多集中在交通、物流、网络覆盖及质量标准不够完善等方面，这需要大型企业的积极帮扶和政府的全力支持。

企业开创“造血式扶贫”新模式

沁县是山西省扶贫开发重点县，2011年财政收入1.3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306元，没有煤炭和重工业使得沁县财政拮据，百姓致富困难，是名副其实的穷县。然而，沁县水资源丰富，空气、水、土壤无污染，非常适合发展有机蔬菜产业，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全国有机农业示范县”。

因此，在山西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背景下，沁县县委、县政府根据自身优势将发展有机蔬菜产业作为沁县十二五发展的主要方向。近年来，全县鼓励企业、合作社、农户种植蔬菜，尤其是发展设施蔬菜，目前已发展设施蔬菜2.5万亩。然而，现有的多数蔬菜基地面临技术不过关、标准不统一、市场不对接的问题，经济收益较少，迫切需要引进蔬菜种植和运营的专业公司。

据了解，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长期致力于扶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帮助贫困地区对接龙头企业，推动扶助贫困地区的产业建设，以帮助其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实现造血式扶贫，是协会近年来积极探索的产业扶贫新模式。帮助沁县引进的“嘉盛农业沁县百万亩有机蔬菜项目”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实践。

“嘉盛农业沁县百万亩果蔬产业项目”计划在5年内建成50万亩左右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及相应规模的配套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果蔬产业基地。项目的建成将带动沁县及周边区县20万以上的农民脱贫致富，参与农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万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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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蔬菜产业的领军企业，嘉盛农业具有多年积累的蔬菜生产核心技术优势，能够实现反季节蔬菜的种植和丰产丰收，并可凭借多年积累的市场经验打开蔬菜销路，通过带动农民参与，保证农民的经济收益，推动项目快速扩展。本项目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由嘉盛农业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种苗培育、统一农资供应、统一生产加工、统一仓储物流、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市场销售，进行全产业链运营，合作社组织农民在公司技术指导下负责生产环节。这种模式确保了蔬菜达到绿色、有机产品的标准，实现了项目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健康发展。

“慈善不仅仅是简单的现金捐赠，而更应该在一些困难的地方做投资，带动就业，上缴税收，带动当地经济的成长，促进当地人观念的转变。不是‘输血式’，而是‘造血式’扶贫。”嘉盛农业董事长杨建国如此表示。

要真正做到彻底脱贫，就要实现从单向“输血式”公益，向提升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公益转变。此前，中央政府已下发文件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要求、创新扶贫开发机制、探索金融扶贫模式。

越来越多像嘉盛农业这样的企业开始更加注重模式创新和产业集合，从单向“输血式”公益，向提升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公益转变。嘉盛农业打造绿色蔬菜产业基地，全面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开创了“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新模式，这些新的公益理念越来越受到各界的肯定。

对于产业扶贫，嘉盛农业董事长杨建国表示，希望这种“企业与农民共同发展”的模式能够复制和推广。除了向杨建国这样呼吁创新公益模式的企业家之外，也有不少企业家提出，要把利润和价值重新返回到公益事业中去，形成一批以公益慈善为职业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在欧美十分流行，其通过商业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可以盈利，但不以盈利为目的，且获得的合理利润全部用于公益，将输血变成造血。

产业扶贫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虽然各地产业扶贫项目成功案例很多，但是，多年扶贫过程中产业扶贫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像陇南电商扶贫和嘉盛农业产业基地扶贫的模式并不是不可复制，但要因地制宜，不能盲目效仿。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金融项目部主任蒋任重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表示，产业扶贫的实质就是为贫困地区找到一个适合发展的产业，同时要引进一个有能力拉动这个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再调动金融的资源、科技的资源和其他的资源来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首先地方得有产业，比如我们农业扶贫项目，项目所在地是个贫困县，它适合发展生产产业，你不能说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你去搞，那肯定不行的。如果没有龙头企业是不行的，零零散散的小打小闹的搞是搞不起来的，一定得有一个龙头企业，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扶贫协会的扶贫项目都会有个龙头企业牵头来带动”。

事实上，国内多年的扶贫经验验证了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重中之重。没有产业发展带动，很难脱贫。目前对于我国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的方式有很多，但为什么目前将产业扶贫作为一个重点呢？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认为，一些贫困地区一直以来靠传统农业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救济式扶贫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产业扶贫可以使这些地方的贫困人群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因此国家扶贫资金到了地方上要求将其中70%左右用于产业扶贫。这几年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作为重点在推进，而且成绩比较突出，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但是，产业扶贫的难度也非常大，有的地方有产品没资金。有的地方有人力没技术。因此，产业扶贫应该可持续发展。孙小兰建议，特殊地区应该有特殊政策，做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完善利益机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应该让企业和农户都成为受益者。而不是某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大力培训贫困农民也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因素，首先，强化搞好9年制义务教育。其次，加强现有农民的职业培训。通过职业培训，让农民成为“明白人”，并有一技之长，能够顺利就业和创业。

脱贫减贫要取得长效，发展致富产业，形成造血功能必不可少。来自贵州省江口县偏远大山里的闵孝镇鱼良溪村党支部书记杨再炼对此有切身的体会。鱼良溪村山高路难，村民收入微薄。如今，通过发展以大棚果蔬为主导的种植业和中华鲟鱼、虹鳟、大鲵等特色养殖业，2014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65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产业扶贫，还可探索以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以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汪三贵说，资产收益扶贫以产业为平台，将自然资源、农户自有资源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资产化，由经济实体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并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农户，从而达到持久脱贫的目标，可为我国实现脱贫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很多贫困县都在搞产业扶贫，力图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这些扶贫中，有些是切合当地的产业发展，因而取得了成功，但失败的亦不在少数。一些地方，看到百合等中药材需求高，于是拍拍脑门就把该产业列为当地重点扶贫支持产业，因没有经过认真调研，一方面并不知道百合到底是否适合在当地生长，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意识不强，生产出来的产品缺少销路，最后损失惨重。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产业扶贫委员会主任林嘉騋认为，“产业开发一定要看准，不能说上就上，一定要有特色，千篇一律就没意义了。”

“随着扶贫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扶贫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未来扶贫方式会更多地在三个方面发生变化：一是更多地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二是更多地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产业式扶贫转移，三是更多地从悲情式扶贫向快乐式扶贫转型。这几个转变归根结底都是要让扶贫从一次性变为可持续性。”林嘉騋说。

“看到一些地方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去搞产业开发，却没有成功，我非常心痛。”林嘉騋认为，没有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视野不开阔、可借鉴的经验不多成为主因。

事实上，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部门在扶贫中愿意“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造富造典型比扶持困难群众更容易出名”，这种政绩观加剧了“扶弱不如扶强”现象。

云南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宝华认为，在“政绩冲动”左右下，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投入资金后想尽快见到“扶贫效果”，认为帮扶贫困农户效率不高，而扶持部分种养殖大户或龙头企业则可以明显壮大当地农业经济规模，更容易获得上级重视，“扶弱不如扶强”由此产生。

郑宝华建议，首先要加强调控，合理布局，避免“一拥而上”。其次，扶持产业可持续发展，延长产业链条。要优化人才环境，人才是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为进一步优化连片特困地区的人才发展环境，各地应积极拓宽各类科技人才培养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对科技人才发展的资金投入，为科技人才培养创造条件。同时，通过推进产业发展带动更多外出群众回乡参与扶贫开发，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群众在扶贫攻坚战中的主体作用，变“输血”为“造血”，探索开发式扶贫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