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变更是否影响保证责任

企业的变更是否影响保证责任（精选4篇）

企业的变更是否影响保证责任 篇1

案情简介：

1992年12月，南方某实业公司（甲公司）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愿作为主债务人乙有限责任公司的连带保证人向丙银行保证，就乙公司对该银行现在和将来所负的一切债务及从属于主债务4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负连带保证责任。1993年6月8日，乙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改制被批准，依法变更登记为股份有限公司。同年9月、10月，改制后的乙股份有限公司向丙银行分别借款250万元及60万元，并于同年6月20日至10月19日先后5次开出美元信用证，除10％备款外，其余均由丙银行垫付完毕。到1995年7月为止，改制后的乙股份有限公司共欠丙银行债务价值人民币290万元及美元1万元。丙银行多次向乙股份有限公司催要欠款未果，遂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甲实业公司作为连带保证人，承担给付责任。原告丙银行诉称：被告甲公司为乙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保证人，负连带责任，有保证书为证。虽然乙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但股东责任仍然相同，即同样承担有限责任，对于债务人而言并无不利。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变更前的债务人格仍然存续并且不受影响。因此被告甲公司对变更后的乙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仍负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甲实业公司辩称：本公司虽然曾对乙有限责任公司作保，但该公司已于1993年6月8日申请准许变更为乙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两个公司是不同组织，不同的信用。因此，对于乙股份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公司不存在任何保证责任。

法院的判决和理由：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乙股份有限公司所欠丙银行的全部债务，并非由改制前的乙有限责任公司承继而来，而是在公司变更后新发生的。公司的变更是公司类型的变更，因此被告甲实业公司对于原乙有限责任公司的保证对于变更后的乙股份有限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不发生任何保证效力。原告丙银行无权要求被告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只能向乙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求偿，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一、改制是否影响企业对其债务的承担

在我国，公司形式的变更，既包括旧体制下的非公司的法人企业向《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的组织形式改制，也包括非法人的企业向公司的形式变更，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的变更。大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参见甘培忠著《企业与公司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38）

其一，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这种情况是已经按照《公司法》的规范建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本案中乙企业的改制即属于这种情况。严格的说，公司制企业已经摆脱了所有制形式这种不甚规范的界定，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所提及的主要是国有股占主要成分的有限责任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的变更，并也将其作为改制的一种形式。

其二，国有企业改制为公司形式的变更。依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规定，我国国有企业普遍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但在管理体制、产权关系等方面尚距离公司法的规定，距离政策上所提及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国企改制实际上是主要体现在这个方面。国有企业可以直接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也可以参入新的股份形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

其三，还有一些联营形式的企业，集体企业，独资，合伙企业等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存在向公司的组织形式变更的问题，但就其数目、重要性来说，都远不及上述法人型国企改制。所以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内。

在实践中，由于企业改制而引起的纠纷并不少见。企业改制是否影响其债务的承担？

企业的改制之前所发生的债务是否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呢？

从法理和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可以肯定地说，企业改制不影响其对于债务的承担。企业的破产清算是对于企业生命的终结，破产清算有特定的程序清偿债务，并对于没有清偿的债务从法律上宣布一笔勾销，以保护社会的效率。除此之外，当企业发生变更时，例如兼并、分立、改制，这些都不能免除企业的债务，其债权债务应当由承继的公司承担。例如《民法通则》第44条第2款规定：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公司法》第98条到100条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也进行了规定。第100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这些规定都充分说明了企业在合并、分立或者改制时，其权利和义务的承担都应当由变更后的企业承担。因此，在企业改制之后，就其债务仍然要承担，不能以改制为理由拒绝承担债务。

二、改制后保证人是否继续承担责任

上文中，我们谈到企业在改制以后仍然要对于债务承担责任，那么作为保证人对于债务的保证责任是否会受到改制的影响呢？

经常发生的情况有两种。其一，企业的保证人在企业改制之前就其发生的债务签订保证合同，改制之后保证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其二，保证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在保证期间内发生了企业改制，那么保证人是否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担保法》第23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按照约定”。

与《担保法》对于债务转移的规定相对应的是该法第22条规定，债权的转移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仍应当在原有的范围内继续承担责任。之所以规定债权的转让无需经过保证人的同意，而债务的转让则需要保证人的同意，是因为债务的转让有可能加重保证人的义务。债务的转移，意味着履行债务的人的信用有可能发生变化，保证人有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果直接宣布保证人继续承担责任，对其是不甚公平的。所以债务的移转，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按照《担保法》的立意，保证合同发生变更，尤其是有可能加重保证人的义务的变更，应当取得保证人的同意。同样，主合同的变更也会影响到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风险，所以有必要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道理类似。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企业改制的问题。对照《担保法》的条文，企业改制是否属于被保证人的变更？企业改制是否属于主合同的变更？严格的来说，不甚相同。因为企业改制是单方发生的行为，不属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协议的变更债务人或者是主合同。但是这种单方的行为，只要取得了登记，就应当视为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法律也界定了这种情况下债务应当由变更后的企业继续承担。因此，可以视为法定意义上的债务人的变更。

另外，还要讨论的是这种变更是否会导致到保证人保证责任的风险的改变。在本案中，企业改制由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2－50名，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仅有发起人认购的股份，而且有向社会公开募集的股份。其意思机关也和有限责任公司有所不同，设立了股东大会。所以在法律形式上企业已经发生了变更，其偿债能力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要求保证人在改制之后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无疑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如果要求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应当取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如果保证人不同意继续提供保证，应予免责。

那么是否任何改制都会导致保证人的免责呢，笔者以为未必。我国的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负无限的连带责任。但企业立法以来，将企业定位为法人，国家作为出资者

承担有限的责任。没有按照《公司法》规范化的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其投资主体都是国家，股权结构也未发生变化。对于保证人的风险并无影响。但如果改制的过程中，参入新的股份，改制为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保证人可以就此免责。判断的依据在于改制是否导致股权结构的变化，是否导致保证人风险的变化。

三、最高额保证在被保证人改制后是否有效

在本案中，甲公司在乙公司没有改制前和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此时被保证人是乙有限责任公司，保证的方式是对于被保证人乙有限责任公司对丙银行现在和将来所负的一切债务及从属于主债务40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负连带保证责任。这种保证的性质属于最高额保证。实践中，最高额保证和改制的关系又可以分两种情况，其

一、最高额保证是有期限的，在期限内被保证人发生改制；其二，最高额保证未设期限。本案属于第二种情况。

《担保法》第14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可以就单个主合同分别订立保证合同，也可以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订立一个保证合同。

本案中，保证人原先签订的乃是最高额保证合同，并且没有限定期限。依照法律规定在保证人通知债权人终止最高额保证之前，保证人对在此之前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但是当企业发生改制之后最高额的保证是否应当中断呢？如上文所述，在保证的期间内，如果债务发生了转移，应当取得保证人的同意。企业改制如果涉及到股权结构的变化，并且取得了登记机关的登记，视为债务发生了转移。此时如果保证人书面同意继续承担责任的，应当继续承担责任，否则从改制登记公示生效之日起保证人不再承担最高额保证责任。当然笔者认为在未规范的国有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企业的情况下不影响股权结构的变化，而只是形成了公司管理机关的变化，对于这种情况，保证人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另外，本案中丙银行的债权是发生在改制之后，此时保证人不承担责任。如果丙银行的债权是发生在改制之前，在改制后保证人是否要承担责任呢？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债务人的法定变更，根据前述，即便是债务人变更前的债务，如果变更没有取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也可以免责。

由此看来，上述案例中，乙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取得了登记机关的依法登记。保证人虽然没有宣布最高额保证的终止，但是由于保证人并没有书面同意对于改制后的企业仍然承担保证责任，视为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丙银行应当向乙公司主张债权。

四、对于企业改制和银行债权处理的忧虑和对策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企业在改制后保证人可以免责，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希望保证人能够对改制后发生的债务继续承担责任，以便自己的债权有充分的担保。由于企业的改制导致其债权担保的落空，银行受到了损失。而保证人则希望通过被保证人改制的这一事件的发生进行抗辩。所以应当在保证人的保护和债权人的保护之间设立必要的平衡机制。

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是借企业改制之机，逃废银行的债权。1998年国务院以国发明电（４号）的形式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在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加强金融债权管理的通知》。该通知强烈呼吁制止在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借企业改制之机悬空、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并称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信用关系，致使金融机构大量债权悬空，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国有资产流失。

司法的价值取向是必须注重社会的形势和需要的。所以笔者认为，为实现法益间的一种平衡，应当注意保护银行债权。因为国家商业银行在成为企业债权人的同时，集中了对公众储蓄清偿的全部风险。

我国《民法通则》第91条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公司法》第184和185条也分别规定了在公司合并和分立时，应当通知债权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或分立。

对照这些立法，笔者以为应当规定在企业改制时必须就债务的承继作出安排。应当由债务人提出新的担保，或者提前清偿债务，否则不得改制，或者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改制。至于保证人，债务人可以和保证人达成协议，要求保证人继续承担责任。不然，保证人可以免责。笔者认为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对于审理企业改制中发生的债务纠纷的案件的司法解释，以指导相应案件的审理。

如果企业改制导致在法律上认定的组织形式的变更，则银行很难通过追究保证人的责任来实现债权。实务中有银行通过主张改制规避银行的债权而请求法院宣布改制无效，从而要求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例如改制企业未取得变更登记，改制企业虚假的增发股份等等。一旦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债务人就没有发生变更，保证人自然要在原有范围内承担责任。

企业的变更是否影响保证责任 篇2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的管理机制越来越完善,高管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发生着变化。现如今,高管不仅是股东的代理人,也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受托人,在资本市场中寻求资金以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更注重与利益相关者交换资源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高管变更是董事会重要的决策之一,意味着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结构关系的重塑,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而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得不到满足时,也就是说企业高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较低时,利益相关者有权要求更换高管。因此,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之间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产权性质和高管变更原因的影响。首先,就产权性质而言,国企主要是政府的代理人,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还要兼顾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目标。国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着较强的政策性约束(贾兴平和刘益,2014),可以说国企整合了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更多地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做贡献。同时,受政府的牵制,国企高管的任命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而非国企则自由度更高,其经营目标也比较单一,即经济目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非国企,国企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变更之间的敏感度更低。其次,就高管变更原因而言,根据已有的研究,高管变更通常被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刘星等,2012),而高管变更作为一种违约惩罚机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变更中(Chang&Wong,2009)。

陈丽蓉等(2015)以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变更交互影响展开研究,他们发现:国企中,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显著负向影响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对当期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非国企中,当期两类高管变更均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低会导致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那么,企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交互影响是否会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呢?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以我国2008~2013年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成对政府、债权人、股东、供应商、职工承担的社会责任五个方面,研究企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差异性交互影响,旨在探究企业高管变更对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哪些利益相关者会导致企业高管变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对股东承担经济责任的同时,基于一套制度安排(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债权人、政府、供应商、客户、员工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所必尽(法律上的)或应尽(道德上的)的责任(张兆国等,2012)。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契合(Carroll,A.B.,1999)。

根据权衡假说,企业虽然是一个社会资源综合体,但其资源有限,企业必须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对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承担多一点的责任,可能会影响对其他一方的责任。一般而言,企业无论是以利润最大化还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都会把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再融资能力,而融资来源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等债权人。因此,相比对员工、客户和政府的社会责任承担,企业会优先承担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高管作为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者,与公司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间存在着隐性的“契约”关系。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提供的资源更为丰富,其向公司寻求利益的契约诉求程度也更高,因此,如果以高管为代表的公司对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状况恶化时,股东和债权人就有权要求公司更换高管。同时,高管变更作为一种违约惩罚机制,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常规变更过程中(Chan&Wong,2009)。高管利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巩固自身职位的动机主要是避免被非常规更换,而无法避免年龄、健康、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原因造成的常规变更(陈丽蓉等,2015)。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企业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a:企业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发生非常规高管变更的可能性高于常规高管变更。

一般来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效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种长期战略(陈丽蓉等,2015)。高管作为公司的决策主体,在公司战略制定和实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高管变更作为公司的一项重大事项,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面临被变更命运的高管,往往会无视企业的长期战略,而是利用公司的资源尽可能多地增加自己的在职收入和在职消费(韩鹏,2013)。其次,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所能带来的未来效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继任的高管为了在短期内体现自身价值、获取投资者的信任,往往也会忽视企业社会责任这种长期战略(陈丽蓉等,2015)。这样一来,高管变更会比较迅速地影响到企业重视程度较高的对股东和债权人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此外,相比于常规变更,非常规变更往往更是为了改变公司较差的业绩,但也会引起更大程度的组织动荡。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企业当期高管变更会对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假设2a:相比于常规变更,当期高管非常规变更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国企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国家所有制的表现形式,是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的工具与手段(冯丽丽等,2011)。国企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在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还要兼顾政治以及社会方面的目标。对于国企而言,承担社会责任这一长期战略目标更为明确,在政策性约束下对各方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实施方面更加稳定。同时,受政府的牵制,国企高管的任命考虑更多的是政治因素(陈丽蓉等,2015)。而非国企则自由度更高,其经营目标也比较单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相对于非国企,国企的企业社会责任和高管变更之间的敏感度更低。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3: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水平与高管变更间的交互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2013年我国在上海、深圳上市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及剔除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变量做如下处理:(1)删除金融类、ST类企业;(2)删除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3)对进入回归的相关财务数据及比例在1%和99%百分位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以下数据报告均基于处理后的数据结果。本文所用的财务和公司治理相关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为Excel和Stata12.0。

(二)变量解释

1. 企业社会责任

目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国内外常用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法”、“每股社会贡献值法”、“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公司声誉评级法”等,这些方法的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还存在争议,而最为简便可行的方法是从公开披露的年报中获取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水平的信息。本文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分为五个方面,即对职工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和对政府的责任,都是运用公司年报中可获取的数据来衡量,具体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

2. 高管变更

在我国,公司高管主要是指总经理和董事长,本文将高管变更定义为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职位变更,如果当年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职位变更则取1,否则取0(陈丽蓉等,2015)。此外,CSMAR数据库将高管变更原因分为工作调动、退休、任期届满、控股权变动、辞职、解聘、健康原因、个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涉案、其他和结束代理12种类型,参照刘星等(2012)、王雨潇等(2015)的研究,高管变更的原因是退休、健康原因、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涉案的则认为是常规变更,其余的认为是非常规变更。

3. 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参考陈丽蓉等(2015)对控制变量的选取,包括公司规模、公司财务、公司治理环境三类指标,具体衡量指标如下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其中,CSR包括对政府的责任GCI、对债权人的责任CCI、对股东的责任PCI、对供应商的责任SCI、对职工的责任ECI,分别将这五个变量加入模型(2)中进行回归。

设计模型(1)以检验假设1,即上市公司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设计模型(2)以检验假设2,即上市公司当期高管变更会对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进一步将全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分为国有组和非国有组,按照高管变更原因分为常规变更和非常规变更,并分别进行回归来检验假设1a、假设2a、假设3。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下表2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关于上市公司针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债权人和供应商的责任最小值跟最大值相差非常大,且中位数水平相对较低,说明样本公司针对债权人和供应商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且普遍处于低水平状态;对职工的责任均值接近最高值,说明样本公司对职工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相差不大;对政府和股东的责任中位数远远小于最大值,说明样本公司对政府和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普遍较低。高管变更均值为0.2329,表明接近四分之一的样本公司发生过高管变更。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均值为8.949,监事会规模均值为3.7466,独立董事比例为36.87%,说明样本公司总体上达到我国公司治理准则的基本要求。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6.66%,两职合一的均值为22.65%,说明样本公司股权比较集中,且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总资产收益率均值为0.0458,资本结构均值为0.4632,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水平相差不大,资本结构比例适中。公司规模均值为21.6885,而标准差为1.2845,说明样本公司的规模差距较大。

(二)高管变更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分析

下表3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对债权人的责任系数为-0.0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股东的责任系数为-0.01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期针对债权人、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越低,其当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而对政府和职工的责任均与高管变更负相关,但对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对供应商的责任与高管变更正相关但不显著。总的来说,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假设1得到验证。将样本按照高管变更原因分为常规组和非常规组进行回归后发现,常规组的供应商贡献指数与高管变更显著负相关,而非常规组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假设1a得证,即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发生非常规高管变更的可能性高于常规高管变更。

将样本分为国有组和非国有组进行回归后发现,当期针对债权人、股东、客户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对高管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三)企业社会责任影响高管变更的回归分析

表4、表5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全样本中,高管变更与针对客户、债权人、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88、-0.604、-0.0498,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期高管变更会对当期针对债权人、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负面影响,对当期针对客户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正面影响,假设2得证。在非常规变更组中,高管变更与针对客户、债权人、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99、-0.634、-0.0595,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期高管非常规变更比常规变更对债权人、股东和客户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影响更为显著,假设2a得证。此外,表5显示在非国有组,高管变更与针对客户、债权人、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46、-0.809、-0.0521,且分别在1%、1%和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交互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假设3得证。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替换企业社会责任的五个方面社会责任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张兰霞等所选取的社会责任衡量指标,将政府贡献指数替换成资产税费率,将债权人贡献指数替换成利息保障倍数,将股东贡献指数替换成每股收益增长率,将供应商贡献指数替换成现金与应付账款比率,将职工贡献指数替换成工资福利增长率,回归结果与原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原文中的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五、研究结论

为了探究企业高管变更对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差异性影响,以及哪些利益相关者会导致企业高管变更,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以2008~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于企业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差异性交互影响进行研究。在全样本中,上市公司当期高管变更与针对债权人、股东和客户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存在交互影响,而且,当期高管变更与当期针对债权人、股东承担的社会责任显著负相关,与当期针对客户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显著正相关。根据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在非常规组和非国有组,公司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交互影响非常显著,而常规组和国有组并不全都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探索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承担与公司高管之间的变更关系提供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微观证据,有利于企业根据影响程度的高低作出相关决策以将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本文对我国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拓展。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于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和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仅有的一篇陈丽蓉等(2015)的相关文献也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总体与高管变更的交互影响,本文则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分成五个维度来研究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差异性交互影响,进一步完善了该领域的研究。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10%。

摘要：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分为五个方面,即对职工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对债权人的责任和对政府的责任,研究公司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间的差异性交互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当期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具体而言,上市公司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越低,其当期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当期高管变更也会对当期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在非常规组和非国有组,这种交互影响关系更为显著。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高管变更,产权性质,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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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变更是否影响保证责任 篇3

——赵乐

要解答你的问题，首先必须确认你投入该公司的钱款和实物是形成股权还是债权。如果形成股权，根据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的规定，你不能要求该公司返还；如果形成的是债权，则你可以要求返还，

如何判断你对该公司的权利究竟是债权还是股权呢?你实际对该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并与其他两股东签订了协议，但是该公司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此情形下你的股东地位是否成立呢?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你仅仅未被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为股东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并不能否定你的股东地位。那么你的股东地位应当如何体现呢?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你们的协议对你的出资行为已经予以确认，并决定进行工商变更，该投资协议若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协议应当自成立时生效，投资协议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定。因此，虽未经工商变更登记，但是并不影响股东之间的投资协议的生效，股东取得股东权利并不以履行登记为绝对必要要件。股东资格的取得的依据应当是股东履行了对公司的出资义务，当然工商登记在册与否直接影响到了股东对其他股东之外的第三人的对抗效力。因而，你的股东权利尚未获得充分的保障。

企业的变更是否影响保证责任 篇4

金绍达:《房屋登记办法》所规定的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范围是:“本办法第四十四条所列事项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法律、法规规定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情形”(第四十五条)。因此,除了在第四十四条所列举的抵押当事人、债务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被担保债权的数额的变更以外,还应加上法律、法规规定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情形。这些情形应当包括:抵押权的顺位、债务履行期限和担保范围的变更。因此,对于抵押权的变更登记,《房屋登记办法》和《细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是基本一致的。把债务履行期限的变更列入抵押权变更登记的范围并不是《细则》的新规定。

《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五条和《细则》第六十八条所规定的都是一般抵押权的变更登记,对于最高额抵押权的变更登记,《房屋登记办法》和《细则》都另行做了规定。

《房屋登记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变更最高额抵押权登记事项(最高额抵押权的登记事项比一般抵押权增加了最高债权额、债权确定的期间以及最高债权额已经确定的事实和数额)或者发生法律、法规规定变更最高额抵押权的其他情形,当事人应当申请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细则》第七十二条列举的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的几种情形是: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的变更、债权范围的变更、最高债权额的变更、债权确定的期间变更以及抵押权顺位的变更,而并没有像对一般抵押权的变更登记一样把“债务履行期限变更”列入。

最高额抵押权是为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的担保,亦即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时,该债权一般还没有发生。待债权实际发生时,抵押当事人也毋须再将债权合同提交给登记机构,否则就无从体现最高额抵押便捷的优点。因此,除了抵押当事人在设定最高额抵押时签订的循环借款合同以及将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者外,登记机构并不收取主债权合同,也不对债务履行期限进行登记,不登记就不存在变更登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