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通用8篇）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篇1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篇2

一个多世纪以来,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零星的、分散的研究到制度化研究的发展过程。该书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并以丰富的史料全面呈现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历史图景。

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 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期。为了国家救亡图存, 一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开始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进行大量的考察。他们著文介绍西方的教育情况, 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一系列主张和建议, 这可以认为是中国早期具有现代性的教育研究之发端。这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前奏, 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组成部分。

1912年至民国时期, 已有大批在国外学有所成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国从事教育事业。他们不断吸收、借鉴外国经验并予以本土化改造, 积极开展教育研究, 出版教育研究刊物, 从而促进教育研究向制度化发展。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发展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事业, 创造了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 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论述。这些都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宝贵遗产。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是创建新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探索期。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 缺乏独立自主的研究意识。虽然也有一些零星的高等教育研究和论述, 但基本上是围绕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所做的政策性阐述。尽管在教育实践方面也曾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 但缺乏科学的研究和总结。

1977年至20世纪末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共同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经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 人们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解放, 迎来了教育研究的春天。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既立足于本国的实际, 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逐渐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研究体系, 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书有两大基本特色:其一是对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实践活动, 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蓬勃发展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广泛的调查。除查阅了已有的各种文本资料外, 特别向全国600余所本科院校、部分专科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出了有关情况的调查表, 得到了各院校和机构的积极反馈, 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承担项目、研究成果、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做了全方位的系统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从教育研究史的角度看, 这些资料和统计数据是很有价值和珍贵的。

其二是首次以高等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为框架, 整理、介绍了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成果评价。尽管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及发展程度尚存有争议, 但高等教育研究由单纯的教育学方向逐步和其他学科相结合并向各领域延伸, 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则是不争的事实。该书所撷取的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教学理论、高等学校德育、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和财政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当然, 高等教育研究还有其他方向, 但相对而言上述分支是比较成熟和成果较丰富的领域。这样的叙述可以说是关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这样划分分支学科是否科学合理尚需要研究, 而且由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存在不平衡, 使得按分支学科呈现的内容也很不平衡, 甚至遗漏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在所难免。这是需要后续的研究进行收集、整理和发掘的方面。但该书在学科梳理方面毕竟是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学制度；高等教育系统

一、高等教育的目的和社会职能比较

封建政权办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选拔官吏以巩固封建统治，社会职能在于培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统治者及其辅佐。汉代开始，大学又有太学之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高等专科学校出现，孔子私学兴起开始到后来宋朝的书院，高等学校从官府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传授知识和研究学术的场所，最终为官者都在官场发挥一定的思想传播作用。由此可见不管社会是否动乱、朝代是否交替，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统治者统一思想、选拔官吏、巩固统治的方法之一。

到近代，封建国门打开，国人放眼世界。有为了挽救的清朝封建统治的洋务派兴办的京师同文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一例外是洋务派维护封建利益的一大举措。后有京师大学堂，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分科大学初具规模。维新派变法中的教育改革开辟了我国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之路。

新文化运动中京师大学堂的后身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主张高等学校研究学术，培养人才，而非造就“官”的场所，更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此时高等教育已面向社会各行业，更注重各类人才的培养应对社会发展需求，并且更注重文化分科，奠定了我国综合大学系科结构的基础。

二、培养目标比较

西周开始，学习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以礼乐为主，同时还有职官教育。百家争鸣时期，教育内容更是百花齐放。孔子以培养“士”君子为目标，秦以法为主，后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流，以《诗》《书》《五经》《春秋》等著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培养安人及安百姓的统治者及其官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止于至善。

洋务运动时期，培养内容中外语为主。培养办理外交所需要的外语人才，后来又创办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学习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算学培养却引非议。早期的启蒙思想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要求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教学内容上还应包括天学、地学和人学等。

蔡元培主张大学应培养具有广播和比较全面知识的人才，有独立研究和应用实际的能力，十分注重基本理论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

三、教学制度比较

《学记》中记载，入学举行隆重的仪式，鼓励学生学习，校内置有体罚的用具以教戒学生，年纪小的学生只能听，不能发问等礼仪学纪。汉代，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兼管太学，太学的教学由博士担任，每个博士专习一经，由太常在博士中选拔优秀的和有威望的为大学校长即“仆射”，太学入学学生一般年满18岁或以上，由太常选送或郡国选送，有口试、策试（考章句师法）、射策（抽签回答问题）等方式考试，学习优等的给予官职。

而学院自由讲学，学生自己钻研为主。教育制度中，“因材施教”等思想影响较官办国学乡学相对轻松和谐。近代，国门打开，大工业和商品生产使科学技术上升为生产发展的动力，要求教育直接为生产需要培养人才，近代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必然是以分科大学取代入学，这样，传统的高等教育书院开始向基础教育转化。洋务派，京师同文馆考试分：月考、季考、岁试和大考，考试成绩优秀者可授七至九品官，劣等的分别降等、革除或留馆再学。维新运动目标：变科举、废八股、兴学校，展开学校与科举之争，维新派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大学所置课程分普通科和专门科，为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大学的大臣称大学堂事务大臣，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精简学科门类，专门学内取消兵学一门；编译局主要编西洋学各书，旧有经书不得任意删节；总教习可设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后来因为顽固派政变，到1909年才筹办大学分科，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分科大学初具规模。

蔡元培在学校管理方面反对旧式官僚机构衙门式管理，主张由精通业务的专家、教授组成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并且提出著名的办大学的方针：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将学校预科分设于大学文、理、法科之下，学制两年，大学本科四年。由三科学长负责所属预科以培养合格新生。后又在学科设置上设公共必修课、专业课和选修课三类课程，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此后更改考试制度，本科生无全班考试，只有学科和个人考试，考试及格准予毕业，并且还在北大建立旁听制度。

四、对教师要求的比较

孔子主张为师必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无私无隐；以身作则，教学相长；重视教容教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认为教师的教学任务在于分门别类，明白无误，解说经书上的仁义之理，传授知识不是主要的。

洋务运动时期，主张开设学馆的洋务派多聘请外国人为教习，学习外语和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军事科学技术，提出“礼失而求诸野”，国人不能自甘落后，固步自封。

蔡元培认为学校教育关键在师资，积极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对不称职的教员予以解聘，先后文科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学者前来任教，理科有冯祖荀等人均为积学热心的教员。

至此，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目的和社会职能、培养目标、教学制度、对教师的要求四个方面对我国古代和近现代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初步的比较，每一个分支的比较表明从古至今，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在不断地继承与发展。在2000多年的封建制时代，高等教育都是在为封建统治服务着。秦汉之后，国家统一，儒家思潮占据了主要的思想市场，教育制度配合选官制度不断有更新，直到宋朝确立了科举制一直沿袭至清末，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对教师要求尊崇《学记》，效仿孔子这位大教育家。

近现代国门大开，教育不再是政府选官专属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教育对象广泛，开始出现小学、中学、大学之分，高等教育系统较古代而言更为完备。高等教育不管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尤其是当代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奇.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M].民教育出版社，2001.

[2]教育部人事司组织.中外教育简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陈婷.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书院教育[J].中旬刊，2010（12）：45-46。

[4]王凤玉，宋志海.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科学社会版，2003（3）：46-48.

如何提高中国高等教育质量 篇4

我认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首先要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质量，目前我国高校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是高考，还有一些保送自主招生等方式。这些方式中高考是最透明最公平的，保送自主招生也能为高校输送好的生源，但是其中不乏有暗箱操作和搞关系走后门的情况。高考看似公平透明，但也是对省内普通人而言。各省高官子弟还是可以轻松地跨过这个坎，而且高校录取时省与省也是差距很大的。例如2009年我参加高考时，河北有57万考生，本一录取率仅有2﹪，而北京天津不到10万的考生，本一录取率高达30﹪。这就是省与省的差距，尤其河北河南考生那么多，省内又没有优秀的高校，就会导致这些省内的优秀学生与优秀高校失之交臂，所以优秀高校的资源没有给最具潜质的学生，反而有些搞关系进去的学生不珍惜高校资源，昏昏度日，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增进高校录取地区间的公平，加强保送自主招生等过程的监督和监管，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并不少，但是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钱没有花在刀刃上。例如许多拨给大学的科研经费并没有用在科研上，而是吃喝度假用了。对于科研经费，国家应该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对科研项目的客观评价体系，并按照体系的评价来分拨款项，而不是看哪个教授资格老，或是大学的等级，教育从来都应该是平等的，科学连国界都没有，在我国却等级森严，这就是可笑的事情。国家也不能为了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二盲目求进，把大量的钱砸在清华北大上，其他的学校有好的想法好的创意也苦于没有资金支持而不得发展。高等教育的发达与否，不会只看你国家的某几所大学，而是看平均水平。

看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区别就不难看出，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小很多，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高校主要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所以政府自然会染指高等教育。比如在哲学领域高校开的课就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哲学的范畴有多大，古今中外多少优秀的哲学大师的思想精华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各种例子不胜枚举。我觉得缺少办学自主权的大学是没有自己的文化和灵魂的。所以国家应该推行多样化办学，还有民办学校等等，只有在财政上脱离政府，才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影响教育质量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教师了。我认为高校应该多派教师去海外交流或是多招聘从海外高校回来的人才，因为这样我们的高校才能够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办学理念接轨，毕竟高等教育方面我国历史不够悠久，经验和质量也都是不足的，应该多向世界一流大学借鉴。

东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篇5

前言：今天看过之后，感觉内容好散写的，没有整体连贯的感觉，真有马原孙说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架势。也难怪，每看完一章，就写点，然后整体拼起来的，不是看完之后才一气呵成的，哪里会有逻辑可言。不过自认为是写的第一篇算是有一点点内涵的东西。写了过万字的心路历程和又一篇七千字的读后感之后，表示现在写啥三千字的论文，都是浮云。那八篇读书报告不愁了，反倒觉得是一种享受。其实早在来学校的时候就写好了，一直没发而已，但是作为自己的处女座，也还是拿出来见见光，虽然写的不咋地吧，但或许也还能给人一点点思考的余地。对了，哥还要拿到百度文库里去晒晒，可惜分数最大只能到20，否则，嘿嘿，你懂的~猪啊，你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吧，看着分数指数增长吧~

大学，一个让很多大学生纠结的地方。天堂？不像啊；地狱？也不至于啊。总之吧，高中对大学充满期待，刚上大学，对大学感到万分失落，大二，对大学麻木不仁，如今，对大学已经满是批判。为何会有这样的感触呢？因为，见标题。咱薛涌薛老都出书批评了咱大学教育有问题，而且很严峻，我也就有模学样，也批判批判这有病的大学。不是说欲与薛公试比高，只是觉着看了书，不写点啥，心里别扭。不过说实话，看了薛老这书，真值，算长见识了，虽然看的是电子盗版书，28万字还缺了18万来着，可写的那叫一个精辟啊。下面就说说有病的大学吧！

以东大为例吧。细想悲哀的东大，工科主导一切，还综合性大学。东大的还算是好学的了，平日学风也甚好。可是，可是学的究竟是什么呢，都是抱着一些专业书或者基础课的书在看。有多少是在关心人类的问题，有多少是在探讨民生问题？甚至有多少是在讨论的。就是基础课或者专业课，也应该是要讨论的吧，可是，也没有，至少是很少很少。连我们学风这么好的电气都少的可怜，更别说其他专业了。看看现在的大学生都在干嘛吧：我们还算是好一点的，平时作业还自己认真做，平时书还会看点。没事的时候也不打游戏，也就看看电影，听听音乐而已。不对，上网更多好像是在玩人人，看搞笑的东西，踩空间，浏览网页看新闻。还有不知道多少同学，拿着电脑当影碟机，当电子书，当游戏机，甚至足不出户，吃饭还订餐，小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当然我知道，玩游戏的同学一定内心很空虚，对前途一定很渺茫，就我玩人人，还有这种感觉，更别说玩游戏的哥们了。还有更可气的是，东大还居然没有了语文。虽然平时也不少讲座和人文课，还有许多大师，可是东大还是缺少人文的气息，缺少探讨，缺少交流，应该说东大就是一群为自己，单打独斗的家伙的聚集地。再看看我们的教师，他们便是中国教育的高级产物。他们上课的效果如何呢？他们的教学水平又如何呢？说来，不禁想笑。大一时上的基础课，还算遇到一个比较给力的毛爷爷，其他神马的都是浮云；大二，基本都是专业课，而且是电机专业课，这个学期刚上了五门专业课，一个个专业老师堪称催眠大师，功力一个比一个高。讲话有气无力，面无表情，授课形式呆板无趣，只会照p（ppt）宣科，也没有互动，一如既往的满堂灌。看着他们，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有多成功了。这种填鸭式的教育不仅摧毁了人的感受力，更还有人的思想能力，感情也被标准化。不禁感叹中国的技术有多先进，造出那么多的机器人出来！再看看现在的许多毕业生，听说社会上找工作是看的都是文凭，而且本科生许多都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资也很低，于是又如过江之鲫盲目的就又跟风，一脑子的读研去了。更有同样的原因继续读博、博士后的种种。这种没脑子的行为居然还是读了四年大学的本科生和读了近十年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干出来的事情，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成为自己，可是许多人活了一辈子都还很可悲的不是自己。

也许单说国内教育，理解的并不清楚，我们再对比对比中西方的差异吧。先看看美国的教育：美国读大学是选学校，而且有几个可以选，你可以被几所学校录取，具体读哪所，由你自己听过他们的介绍，看过具体学校决定。另，就是不选专业，大二大三才选专业。美国大学讲究通才教育，而且任务也是有所不同，美国特别强调读和写。一般而言，美国的本科生一周的阅读接近二百页或者更多，一个学期要读两三千页。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相当痛苦。）而耶鲁大学仅仅两年的硕士生，就要写快300页，这可是一本书的篇幅。（这些都是来自薛公笔下。我想薛公不至于这也敢伪造吧）而我们中国读大学是选学校和选专业。培养的都是专才，专家。再想想我们的大学生命时候听到过要多读多写，又是什么时候有过多读多写了。至于读和写的作用大概大家都心知肚明。大家一定觉得我们培养的都是精英，美国培养的都是万金油。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中国的专业工具越来越多，有思想的人越来越少。我想结果能说明一切。现在的中国大学：满堂灌，标准的填鸭式教学；学校是到处高楼林立，可是却严重缺乏辩论的声音；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之前很久似乎就已经失传了。而大学最重要的论辩已经悄无声息的被扼杀了。（注：薛老对论辩的解释是：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这是原话）。而这种最重要的东西到了我们中国很久之前的大学就已经失传了。我想，通过这样的对比，一定理解的比较深刻了吧。理解不了的，肯定是中文没学好。

其实上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陈曦就提出来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争着抢着去图书馆占座看“书”复习，为什么东大的学生那么努力，可绩点高的就没几个呢？（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揭露本质）是啊，这不是很好的反映了有病的教育吗？这种情况又作何解释呢？我想一个是很多人也实在是读书不努力，两天打渔，还冒出了三天晒网，还有一天则是往后借的；二来嘛，许多人没有选对专业，读不符合自己的专业确实够呛；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真正意义上的有病。教育的大背景就有问题，就有很深很深的淤泥，要想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实在困难，毕竟表现型是由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中国的大学生被摧毁的拿来像机器一样被训练，能优异到哪里去就怪了。CUO曦说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说真的，好喜欢，也很愿意，更是好期待跟舍友他们讨论这些事）。当然我们的大学也出现了很多优异的大学生，不可否认，可是，只是那些吗？就只有那些吗？只应该是那些吗？每每看到、想到这些情景，我都在想：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读大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行为？经济行为？产出比投入少的多。精神？坐而论道者更少。

思绪追溯到当初自己选专业。选专业时，也没啥主见，没啥想法。我老爸当时要我去读军校，我死活不肯，跟他说了我想过自己的想过的生活。于是通情达理的老爸没有再干扰我了。但是不读军校，自己却不知道该选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当时抱着不要浪费自己分数的想法，看着填志愿的书，就看中了东大，再一听老师都叫好，就抱着东大不放了。填专业更搞笑，居然听到我们村一个人也在东大，就去咨询了下，说电气在东大很给力，都是全国排名前十的专业，以后找工作也很好找，而且她男朋友也是学电气的，毕业出来在我们郴州电力公司上班，一个月八千多的工资，当时就很傻帽的想也不想，就是东大电气了。当然也

还去网吧考证了一下，确实就业很不错，网上口碑都很好，而且说又是工科，学门技术好糊家养口。就这样被上了东大热门专业电气。想着就可笑啊。当时被录取的时候，还感觉捡到宝一般兴奋，为自己中了个热门专业而雀跃。热门专业，呵，说的好啊，真搞笑的一个名词。什么叫热门专业？热门只是说明对别人有用，对自己呢？是否也那么有用？可能读电气真的会比一般的专业更加吃香，待遇会更好，可是有没有想过学自己真正适合并且又喜欢的收效会更好呢？我都怀疑那些热门专业了，真有那么多人适合吗？真有那么多人喜欢吗？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都是像我这样的没头没脑的选的专业的？那么多人追求，一方面说明电气确实好啊，也说明人人都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也显得现如今的人更加势利，势利的自己的眼睛都黑了，连基本的判断都失去了，或者根本就没什么判断。上完高中，基本都成年人了，还没有自己的判断，不说大学了，可见我们的高中教育就有多失败。而且老是听别人说，看别人怎么做，多么的可笑与滑稽啊。现在细想起来，学工科是自己的真正的意愿吗？自己又真正适合学工科吗？扣心自问，答案都是：NO！猪和CUO曦都说我不适合学电气。至少现在我自己对此也不是很感兴趣。再说军校，幸好我没听老爸的，去读军校。听我一个在南京读军校的学弟说，他们连网都只能上军事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在他们学校是真的。这是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这样出来跟机器有啥区别。本来我是非常敬佩军人的（电视上打仗抗战的那种），那种飒爽的英姿，那种给人永远饱满的精气神，那种钢铁一般的意志，那种奋勇杀敌的气概，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豪迈，那种对国之热爱至高无上的信仰，真的很让人肃然起敬。可是当我想到现在的这种军校教育，我就不寒而栗。我不知道是我目光短浅还是真的教育有病，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培养出这种对死之无畏的国之栋梁了。（额，好像扯远了。。）

再看看我上大学至此，已经一年有半了，听过许多讲座，看过许多视频，读过不多书籍，一直想弄明白读大学究竟读什么，怎么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中南大学来的，也是现在鸿儒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裁覃彪喜上一次来我们学校的那次讲座——读大学究竟读什么！（他还写了本非常出名的畅销书——《读大学，究竟读什么》）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两点：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核心竞争力，其实指的并不是学好专业知识，而是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第二点就不言而喻了。而薛老所说的跟覃老讲的很类似，只是覃老没有具体展开而已。那到底自己理解读大学究竟学什么呢？我对自己的大学的学习理解，总结起来就六个字：学知识，学做人。学知识嘛，就是拓宽视野，即所谓的通才教育———多学习人文，历史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了知识之后更多的是要上升到思想层次上，形成批判性，创造性思维的思辨能力。学做人嘛，学会做自己，培养主宰生命的心灵，做到明确人生的框架。另一点就是培养人格。为什么说是学做自己呢？一定很奇怪吧。对，就是做自己。想想自己大学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老是被迫干一些事情？自己总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吧。我也是，而且很彻底。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大家都说现在社会很现实，人更现实。真的吗？我想很多我们这样的大学生毫无疑问的就接受了吧，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个“锚”，自己也要很现实，然后不现实的自己也真的自己也变得很现实，结果就是社会也越来越现实。不是这样吗？还有自己老是自己心里决定很多东西，可是被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给阻拦了。心不决，能很自我吗？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吗？能有一个狠清晰的人生框架吗？所以说学知识是基础，学做人是上层建筑。哲学上也说：物质决定意识。大家都懂的。而怎么学的问题，在我现有基础上看来，一个是在于论辩，另一个则在于自己。论辩是外在条件，当

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薛老说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辩证（其实就是一种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得知识的途径），而我说啊，提高思想认识的最好方法也是论辩（当然是在有思想的前提下）。自己是内在决定因素，显然是“首当其冲”的。首先是自己要学，想学，才会有接下来的一系列东西，才会有措施。才能学到东西，才能真正有提高。

大家可能会提到能力的培养，不错，大学是应该，也确实是一个培养能力的地方，但我想这种能力更倾向于学习能力吧，而其他的一些能力很多都是可以在社会上培养的，有社团经验的我颇有体会。大学要学的是普及自己的知识面，拓宽自己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单单只是工具———专业工具。能力真不是重中之重。说真的吧，现在对国内教育确实抱有很大程度上的失望，现在有点期许能出国玩玩，一来去国外见见世面，体验一下外国的生活，见识一下外国人的价值观，二来嘛，最想接受外国人的教育，想探究究竟哪种教育孰优孰劣。当然现在在薛老的笔下，当然是美国的教育更胜一筹。这也更加让我有去国外的冲动了。不过听说出国，除非家里有个百把万的，否则一般家庭想都不要想。更何况自己觉得一般还不如呢。听着倒是挺吓人的，不过没具体考证，不太清楚。但始终觉得美国常青藤的主流“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是我们中国大学所应该追求的，而不是训练各种专业工具。毕竟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这话说的没错吧。

看了薛老的书后，当然，对大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但却一直有些问题围绕着我，挑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吧。一个是自学与辩论的矛盾。支持辩论，却也同意自学。你是不是也觉得二者有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呢，二者也并不矛盾。大学还是自学，老师上课基本就是蜻蜓点水式的讲解，大学需要你花大把时间自己去学该学的东西，学你想学的东西，这就需要自学。而学完之后则少不了一翻辩论吧，于是，就有了辩论。平时玩的好的就可以在一起相互讨论。讨论必有分歧，分歧必有辩论。这就需要辩论。这样更可以集思广益，学习别人的思想。高中就很喜欢问，喜欢找老师辩论，而这也是我高中通过学习的一种重要方法。而大学已经往事已成空。另一个是，在比较了文理生的不同之后发现学文的很讲究思辨，比较理性，但是却脱离实际。学理学工的很讲究简洁，套路，讨厌繁琐，同时也比较讲究严谨———说实话，更像工具，势利又缺少必要的人文气息、儒雅和内涵。所以另一个问题是在大学这种大背景下，学文的感觉更缺乏领袖风采。像领袖胡锦涛和总理朱镕基，都是学电机，也就是我们的电气，像俞敏洪，读了那么多书，就觉得很儒雅，很愚笨，相比马云，没读多少书，却依然霸气十足。最后想想还是自己视野不够开阔。单单几个简单的例子就能概括出来的？不完全归纳的推断不一定都是对的。要例子，也有。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读了那么多书，关心国家大事，却依然是一代领袖。豪气一点不比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少。甚至还口出“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豪言壮语。所以书籍是人类的精神粮食，一点没说错。还有一个是：读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真能达到这种效果吗？这是我一直比较怀疑的问题。不过现在我不怀疑了，应该说不那么怀疑了，经过薛老先生“现身说法”，而且也初见了一点点效果。至少我被这本书“洗脑”之后，就变化很大，思维上的变化。也学会了一点点批判性的阅读，既有的叙述、解构叙述特权、主动去发现被压抑的“叙述者”的声音、通过感情移入理解他人，稍微能运用一点多重叙述者的思维。一个人在不同时空中的利益、情感、理智以及目的可以非常不一样。所以所说所作所为都会不一样。而我们则需要辨析这种变化，从而做出自己准确的判断。其实这一点，跟感情移入很相似，感情移入又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换位思考是等价的。其实说白了就一点：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而生活的经

验与教训都教导我们要换位思考，否则就根本无法理解别人，也会多出很多摩擦与矛盾，更无法领导与驾驭别人。我相信运用这种“文科式”的思维去解读阅读，去解读生活文本，这种思维也会逐步完善。有了文理科的思维的结合，我想对自己会更有益处，而且，这种可能还是终生受益的。

大学一年多，不写议论的东西long long ago了。写篇文章出来，费劲极了。经过这一次，觉得写确实很有必要，体会也比较深。以前虽然写的都是些不入流的东西，都是些什么自我总结，没什么内涵的东西，但是也喜欢写。我以前的几个本子都写了一部分，还有一个是专门用来写的，也写完了。总之就是喜欢写东西，把自己的经历、情感、总结写出来，而现在，不，应该是上了大学，就把手头功夫耽误了，越来越不喜欢写了。而读嘛，向来就不喜欢读书，看到文字就偷痛，感觉好难看，没那个毅力去读，特别是文学名著，看着就头痛，还很多都看不懂。我归结为没有文学细胞，所以有了借口，就更加懒得去看那些烦心的东西了。相反，更加喜欢的是看视频之类的东西，易理解，也比看书来的快些。现在方知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所以看的书不多，但是写又喜欢写；而写的都是一些现在看来比较幼稚的东西；到了大学，却连幼稚都不如了，因为幼稚的东西都写的很少了。而且，老是以自我为中心。高中生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了。我们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会围着我们在转，相反，我们必须围着世界转。是啊，以前不看书之前一直都没有发现，没有发现自己是多么浅陋，多么狭隘。薛老说的那些麻木不仁，后知后觉的大概也许可能确定以及肯定就是我吧。而写作的意义是帮助我们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还好，能及时反省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以后要一改幼稚风格，多写些有内涵的东西。另一个则是要长期坚持大量阅读，必要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以这种强度提高自己的语文能力。其实生活中哪里又缺得了阅读和写作呢？现代社会讲究的是快鱼吃慢鱼，而不是原来的大鱼吃小鱼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走上工作岗位，谁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有效地从大量阅读中吸收信息也必然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所以，读写能力已不由分说的说了！

中国成人高等教育优秀调查报告 篇6

一、成人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目前的成人高等教育起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最早出现的是电视大学、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部门的省地两级教育学院，再后来各类普通大专院校也先后办起了成人教育学院，纷纷涉足成人高等教育，此外职工大学、函授大学也应运而生。

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成人高考，一种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人高考是组织成人高考，相对正式高考适当降低要求。根据考试的成绩，由各类成人高校，比如电大、职大、函大或正规高校的成教学院录取，经过几年的学习，经考试合格后毕业的一种教育方式，整个流程与正规的高考和高等学历教育相似，相对正规一些，一般只要能考上，大多数能毕业，人称“进去难，出来容易”。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由考生直接自行报名，然后自学，每通过一门课程的考试结业一门，所报考专业的全部课程结业，就由自考管理机构发给文凭。由于全靠考生自学，所以较难通过，自考开始初期，大多数课程的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加上一些人在自学期间结婚、生子，家务和工作两忙，纷纷放弃学业，所以毕业率很低，人称“进去容易，出来难”。

成人高等教育的产生，极大的弥补了我国高等教育力量的不足，为广大求学者在高考“独木桥”之外，另辟了一条接受高等教育的图径，为文革后急需人才，又极度缺乏人才的社会提供了大批人才。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成人高等教育共毕业本、专科生924.21万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建立以来，报考人数累计已达到xx多万人。

二、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泛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逐步形成。但是，重学历、轻能力，唯学历论，把学历与就业、工资、职称、提升挂钩的现象也随之产生。这些现象就使得人们被迫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搞一个高学历，高考的独木桥过不去，只好到成教这边想办法。

巨大的需求，必然带来巨大的利益，于是各种力量一齐上，群起大办成人高等教育。各企事业单位办各种管理干部学院、进修学院、职工大学，各人民团体、个人办各种自修大学、教学点。这些学校没有场地，就租用中小学教室甚至仓库，没有师资就外聘大学离退休教师，没有办学资格就找一个地方的挂靠。这些社会办学校，有的充当成人学院的教学点，招收成人高考学生，的则是瞄准了自考生，从事自考助学，即组织自考生上课，后来发展到代为报考，购买教材，几乎就成了一种学校教育。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学及其所属的系，也纷纷开始开办自考助学，并利用本身的场地、师资优资，后来居上。高校附属的成教学院和自修学院成为成人高等教育的主力，而传统的电大、职大等退居次要地位。

高校自高助学的花样很多，分所谓的`“长线”、“短线”，“短线”毕业比“长线”容易，当然，价格也高得多。但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贵一点没关系，只要能拿到文凭就行了。甚至有些人就是因为要拿个大专、本科文凭，好进某某单位，或是评职称、涨工资、升职务才来的，学不学得到知识无所谓，形成为文凭而学的局面。

由于社会对文凭的畸形需要，也导致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畸形发展。学制越来越短，价格越来越高，反正是你出钱，我帮你拿文凭就是了。各教学机构之间为了争取生源，也就是为了钱，不择手段，成人高等教育，越来越背离当初兴办的初衷。

三、成人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社会信用

教育产业化在今天是一个很热门的词，但其实在成教方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产业化了。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就如工厂一样，一批批的把学生招进来，走过场一样的让他们上上课，然后毕业发文凭。

成人高考再一次成为香饽饽，因为只要考进去，一般出来不成问题，与自考的门门难过，年年着急相比，成人高考可谓一劳永逸，成人高考参加人数逐年猛增。但成人高考必境要先考，虽然其标准已经不高了，可还是有很多人考不上，于是又有人办成教预科，据说，只要上过预科，一般都能成过，其实就是花钱买一个成人高考通过。有的成教生考试前凑份子给老师送礼，老师也就顺水推舟，透透题，放松监考，评卷抬抬手，反正是你拿文凭我得好处，皆大欢喜。

相对于自考，成教还算是比较规范的，因为成教院校还要对自己发出的文凭负一点责。自考这边就更混乱了，因为自修学院是不发文凭的，只管上课，没有任何责任。为了争生源，很多自修学院纷纷向学生承诺包毕业、我们这里只要不是傻子都能毕业。那怎么包呢?

论中国高等特殊教育 篇7

我国的高等特殊教育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1987年,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吉林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 创立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开创了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先河。相继成立的还有天津理工学院聋人工学院、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等。目前, 我国高等特殊教育主要的招生对象是听障学生、视障学生、肢体残疾学生, 开设的专业主要有国画专业、油画专业、设计专业、针灸推拿专业、音乐表演专业、音乐学专业等。经过多年的发展, 建立了高等特殊教育的基本模式, 具备了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 培养了大量特殊教育领域的优秀人才。其中,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针灸推拿学专业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特殊教育研究所被评为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聋人美术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立了“国家视障高等教育资源中心”和“国际聋人远程教育网络系统”。同时, 也应看到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对高等特殊教育的认识不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办高等特殊教育仅仅依靠教育部门是远远不够的, 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让政府、社会、学校、家庭、企业及知名人士等形成一种合力。其次, 高等特殊教育办学条件还需改善。高等特殊教育较普通高等教育投资成本高,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我国高等特殊教育与西方高等特殊教育的办学条件存在一定差距。又如特殊群体是少数群体,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又很少有企业研发特殊教育的实验设备。即使政府出资从国外采购了部分特殊教育的实验设备, 如盲文刻字机、点显器、凸图机等设备, 但凭一次的政府采购, 没有售后, 还是不能满足需要。最后, 从事高等特殊教育的教师收入不高, 缺少进修学习的机会。从事高等特殊教育的教师付出的辛苦比普通教师要多, 但在收入上并没有体现出相应的报酬。

二、加强高等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第一, 不断加强高等特殊教育教师思想道德素质。特殊学生更是需要教师的特殊关爱, 作为一名人民的高等特殊教育教师要衷心地热爱国家、热爱教育事业, 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特殊教育工作中。

第二, 不断提高高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素质。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这就要求教师的全面发展。以往的灌输式教育和照本宣科已被时代所淘汰。教学过程是一个互动过程, 高等特殊教育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与时俱进, 钻研本专业, 才能将知识融会贯通。此外, 高等特殊教育教师需要学习特殊教育学、特殊教育心理学等科目, 了解特殊学生, 掌握特殊教育的方法, 做到因材施教。作为美术教师要掌握手语, 能与听障学生正常交流;中医教师学会使用盲文, 达到无障碍教育的目的。

第三, 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高校教师肩负着教学与科研双从任务, 有的个别教师还担当着行政职务, 这些也都关系到教师自身的个人利益。我们应清楚地看到专职教师应以教学为主, 不能误人子弟。在教学评价中不仅要依赖教学督导组的力量, 更多地要以来学生和教师群体, 将教学过程评价与教学结果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 做到真实、客观、全面。

第四, 建立合理的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如果把学校视为一个系统, 那么学校这个系统应是动态的, 而不是静态的。在学校内部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 开展教师技能大赛, 作为量化教师的一个标准, 鼓励教师的进修学习及与各高校间的合作交流。如本校教师不能满足学科发展的要求, 根据需要, 可适当地引进人才或高薪聘请人才。

三、全纳教育是未来高等特殊教育的发展趋势

特殊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特殊学生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并为社会尽特殊群体的一份力量。但以往的高等特殊教育经验告诉人们, 硬件再硬, 软件再好, 特殊学生走出学校, 还是不能完全适应主流社会, 有的甚至逃避。全纳教育又称融合式教育, 是一种没有差别、没有歧视的教育, 是在特殊教育的基础上, 在一定的范围内, 让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学习。我国的全纳教育起步较晚, 还处于探索阶段。2004年,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在香港盲人辅导会的资助下, 成立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国家级高等视障资源中心, 正式启动了全纳教育。根据我国的国情, 全纳教育应首先分别建立视障资源中心和听障资源中心, 为特殊学生提供无障碍学习的平台。其次, 从特殊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 采取合作办学的模式, 开设适合特殊学生学习的专业。最后, 在全纳教育的实践中, 不断积累经验, 建立一套适合自身的管理机制, 使全纳教育有效地运作起来。

参考文献

[1]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特殊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5.1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3]杨兆山姚俊.教育学原理.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4]陈理宣.教育学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高等教育“拍案惊奇” 篇8

垄断寄生，大学资源枯竭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念大学是孩子们的惟一正确的出路。而我们的大学，因为是众望所归，因为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所以形成了“教育垄断”，在这垄断的温床上，是可怕的寄生与腐朽的诞生。

因为吃的是皇粮，而且是逐年增长的趋势，我们的大学可以躺在国家投资办教育的怀里睡大觉。即使不发广告，即使不用营销，学苗也十分踊跃，门槛还可以不断提高。这样的教育，能有多大的作为？当全球经济都在一体化中将效率和效益突出了出来，我们的高等院校就在这样的世外桃源中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合适吗？

要问在中国什么官最好当？大学里的官最好当。不仅官位高、收入高和地位高，而且几乎不用像企业家那样的辛苦，也不用像管员那样的劳累，几乎没有人考核、考查他们，他们头上因为没有“约束机制”而表现得特别的高雅和非常的自在。

他们不仅在学校里面说一不二，他们还在社会上指手画脚，说一些怪怪的谁也听不懂的话来冒充学术，将在某一专业和领域里的“老本”套上一些新名词然后就著书立说，就四处游说，在世界上飞来飞去，今天论坛，明天会议，却带不来新奇，给不了药方，在社会发展上苦无良策，要么是集体失语，要么是胡言乱语。

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学生、科研、创新——这些名词，在中国却往往让人想起的，不是他们的卓越建树，不是他们的特别贡献，不是他们在资源共享上的社会协同效应，却常常是这样一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其试验室的老化，图书馆的落伍，设施设备的无法更新换代，使我们的高等院校越来越丧失国际竞争力，最后企图靠捆绑来做大做强，我们离世界著名大学的距离将越来越远。

课程陈旧，造成读书无用

教材陈旧。组织几个人，闭门造车地做出教材，然后满世界的发放。几乎所有的学生将很多的教材在学习中一学

期下来就“自然淘汰”，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将他们留下去的必要。

教法陈旧。启发式教学，变成提问。电化教学，就是做课件。课堂讨论，就是放羊。课后实践，形同虚设。论文撰写，常常是网上网下的抄袭。论文答辩，其实就是走个形式。

教态丑陋。穿拖鞋，叼烟卷，不修边幅地上得大雅之堂。然后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地对时政、社会、文化等大加讨伐，博得了廉价的掌声后自鸣得意，不骂人不讲课成为流行。

教研缺失。研讨会变成公费旅游，座谈会形同虚设，教研室活动缺乏计划与组织，教改变成了讲课大赛，科研就是写论文，科研进款就是到处化缘。（有的学校为了凑数，先是让老师将自己的钱存进去，然后再堂而皇之的取出来。）

在这样的教学活动中，老师不知所云，学生不知所学，在如坠雾里中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茫然不知所措，读书何用？先是就业率的低下，再是工资的降低，最后是将高考拉下神坛，将高等教育作为被告：培养的学生学无所用，算不算消费欺诈？

仅以就业率和工资额来说事儿，眼下真的是血本无归的赔钱勾当，是知识贬值的坑人买卖。家长花费１０多万的教育投入，换来孩子们的高等教育身价，图不来光宗耀祖的风光，甚或无法在顺风顺水中讨个生活。家长这里添的是堵，学生那里是更茫然。一方面，如果没有很好的就业出路和高薪诱惑，读书的意义何在？而另一方面，如果不以就业率和高工资来考量学生的质量、学校的水平和教育的功能，读书的价值何在？

利用扩招大兴土木，浪费资源

最近几年，随着大学扩招，一道新的人文景观出现在世人面前，那就是高等院校的大兴土木。教学楼、宿舍楼、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甚至是大型超市，这样的格局和这样的建设，面对着的则是日益萎缩的学苗，是渐渐趋于缓慢的人口增长，还有，就是因为“新读书无用论”而流失的学苗等等。

一拥而上，一哄而起，比谁的堆儿大，比谁的摊子全，中国据说是最有智慧的高等院校，开始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教育基本建设大跃进”。

用不了多久，这种靠拍脑壳上马的项目就将保留出固有的弱点。过不了多久，在相互攀比中做大做强的大学，就会受到来自经济规律的报复。同时，因为学苗萎缩国家投资的紧缩和银行的市场化，那贷款盖楼圈地的钱，光利息一项就能将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垮的拖死——倒霉的还是国家，花掉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浪费的是我们国家本来就十分缺乏的教育经费和高等教育资源。

不说那些在大兴土木中中饱私囊的败类，也不说因为集体腐败而殃及银行信贷，光说是那些盖起的大楼收不回投资这一项，就其实也是腐败，是渎职，是浪费，是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丧失。

学术造假，欺诈成风

上海一教授竟以假成果在光天化日之下去骗得巨额经费，还由此获得政治上的待遇和官位的迁升，说明了什么？

它说明学术造假，早已形成了一股阴风，甚至刮到了阳光下面，甚至就成了那阳光。

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定，里面的外语替考成风，论文抄袭成风，请客送礼成风。每一次职称评定，就是腐败行为的一场大型运动会，人们在忙忙碌碌中，将大学教师的尊严合着小市民的诡诈，将最神圣的教师职业混同了投机取巧。

学术、学科带头人的评选，除了人为的标准和所谓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见不得人的就是两件，一件是花钱买版面发论文，另一件是“跟车科研”，一个人做的成果，六个人可以跟着坐车享受，于是，“署名”和“二、三、四、五、六”的“作者”和“研究”，就成为洋洋大观。

这些根本上不了台面的风气为什么能够流行？因为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谁不做谁就评不上，就是傻瓜一个。当所有人都参与造假，所有人都造假成风，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制止？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进行相应的评定？因为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里的领导，也是这么上去的。他们觉得这样很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改革，没有必要。而且的确不好改于是不改也能混下去。

于是，从事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的人们，就这样将极不光彩的事情不仅进行到底，而且招摇过市——最不合理，变得相当有道理！

收费不合理，层层卡学生

一任课老师，在考试前将考题卖到200块，学生们购者如云。舍财可以过关，不买题的一定倒霉，因为那老师出的题你根本答不上。然后是民不举官不纠，大家相安无事，共享太平。

一个辅导员，掌握学生的入党、提干和其他种种生杀大权，从此就靠学生、家长们的送礼就可以过上十分风光的日子，相信在许多大学里，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保卫处，在校园里可以对任何违反校规的人进行处罚，其罚款金额没有法律约束，常常形成“小金库”。

而来自教务系统的“补考费”、“重修费”、“选修费”、“辅修费”等等不一而足五花八门的收费，成为伸向学生一只只罪恶的双手。

至于那名目繁多的收费是否入账？入谁的账？是否上税？上多少税？恐怕只有天知道，但当事人即学生却很少能知道。

天之骄子，成为罚款与乱收费的对象，掉到了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

大学校园，成为藏污纳垢之所，成为龌龊的地方和腐败的温床，将大学里最弱势的群体——其实是真正的顾客和上帝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学风错位，培养目标迷失

如果大学发生了如此可怕的腐败，那培养出来的人才将是什么样子呢？

“逃课”流行：学生不上课，上课不听课，下课不复习。基础课逃，专业课也逃。能逃就逃，不能逃想方设法逃。坐不住屁股稳不住神儿，浮躁得不得了。坊间流传“上大学不逃课的就是没弄懂大学的含义”。

“替考”成风：无论你将皮鞭举得高高，甚至以退学相威胁，替考就是根除不了。他们甚至还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将学校告上法庭。而法庭的判决当然常常是向着学生，学不教，校之过。

“小抄”成气：不抄白不抄，白抄谁不抄？学校都组织集体作弊了，学生们怎么能不抄？学校现在打击小抄了，但怎么能一网打尽？无论如何，要时刻准备着。能不能抄成？是个命运问题。想不想抄？是态度问题。

打架滋事，偷偷摸摸，回避责任，放任修养，忽视道德，荣辱不分。本来就处在青春期和世界观形成期的学生，遭遇了大学腐败的大环境，熏染了的是社会的腐朽风气在大学校园和高等学府里变型的、变态的和变异，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将发生怎样的错位呢？

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孩子们上大学后，已经从大学里就看到了腐朽和腐败，这对于他们认识社会有捷足先登的意义？

更令人忧虑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伟大使命和我们大学里实际能够达到的高度，相差的是越来越远了。

废品率高，丧失社会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真正签约者只有33.7％。有记者对2006年普通高校应届本、专科生的调查显示，已签约应届大学生中，47.1%的人签约月薪在1500元以下。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努力调整，社会的倾力相助，但我们看不到大学的反思，我们听不到高等院校的解决方案。

是的，即使是找不到工作，也不影响大学的招生，有什么要反思的？

理性地看问题，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有着良好的思维方式，具备过硬的谋生本领，拥有高明的处世能力，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理应远比没有受过教育的更有发展前景。而如果我们的学校教育和教育主管部门，真的能在培养目标上达到这种水平，大学毕业生怎么能如此“过剩”——从校门到校门的履历、从书本到书本的能力、从独生子女的自闭到开放社会的更挑剔——教育产品的质次价高，带来以读书无用为诉求的集体性讨伐。

这种讨伐，其实不会有什么结果。考大学，还是人们的第一选择。有限的大学和无限的对大学的需求，即使出的是废品，但里面也有良材嘛！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素质体现。高等院校，是国民素质提升的摇篮。而因为种种腐败的长期不得治理和清除，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当我们的毕业生不辨荣辱，不懂是非，不明优劣，不知好坏，他们被“毕业”的那些高等院校，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而当所有的家长们含辛茹苦地将孩子们交给学校，然后用自己辛劳所得去交纳那越来越高的学费之后，他们投资的回报是——道德不完善、人格不独立、是非不清楚和能力不健全的“半成品”和“废品”，中国的高等院校，有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如此的投资回报率，是不是一种商业欺诈？这样的高等学府，怎么能够适应中华民族复兴的知识和文化平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