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日记》读后感（精选8篇）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1

《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 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2

某君昆仲, 今隐其名, 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 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 迂道往访, 则仅晤一人, 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 然已早愈, 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 出示日记二册, 谓可见当日病状, 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 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 惟墨色字体不一, 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 今撮录一篇, 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 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 不为世间所知, 无关大体, 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 则本人愈后所题, 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1]

通常人们认为序文的作用是交待《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 引出了小说的开始, 也交代了故事的结尾。如果序文仅是此等作用 (即中国传统小说开篇的楔子) , 同样可以用白话文来写。而且序文如果能像正文一样采用白话, 更能使小说在语体和文体上保持全篇的一致性。但正如现在所见, 小说的序文用文言文写成, 正文十三则日记使用白话文叙述。那么鲁迅先生对序文写作舍白话而用文言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是因为白话语体写作不熟练的缘故?仅就后面的十三则日记来看, 鲁迅先生对白话文的应用已相当熟练, 完全能够清晰而艺术地讲述《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显然, 这一推论难能成立。

《狂人日记》在当时形势下有“命体作文”的意味, 不使用白话文, 难推其应有的文化责任。众所周知,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应钱玄同之约写成, 发表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新青年》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其创办人胡适、陈独秀均极力主张废文言而倡白话, 认为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此来建设新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钱玄同更是提倡白话文的悍将, 态度尤为激烈, 直斥泥古的骈文和散文是“选文妖孽, 桐城谬种”。但理论的大肆倡导, 并未能直接促成当时白话文创作兴起和繁盛的局面。在此种语体激烈论战背景下, 《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曾与鲁迅先生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二人的谈话内容除了著名的“铁屋子”喻论外, 钱玄同少不了以编辑的身份要求鲁迅用白话文创作, 以支持新文学运动。随后写成的《狂人日记》就可以说是一部规定了语体要求的“命体”作文了。从这个层面上讲, 用白话文写序文更是理所应当。但在实际创作中鲁迅先生对序文写作却是取文言而舍白话。

由此看来, 这不是文言、白话两种语体熟练与否的问题, 文言序文所起的作用也不仅仅是为了交待狂人日记的故事来源。鲁迅采用文言写作《狂人日记》序文是一个刻意的行为, 别有深意。本文试图从价值观、叙述视角和阅读接受三个方面来解读《狂人日记》的文言序文的意味。

两种语体———两个世界

《狂人日记》里使用了两种语体———文言和白话, 这两种语体寓含着截然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两种不同价值的观照下, 小说构造起两个对立的世界———现实和疯狂。

文言文传达出现实世界的声音。在这短短的序文中, 出现了三个人物来代表现实世界对狂人事件作出评定。第一个是“余”, 狂人的中学良友, 序文的叙述者。依据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的病中日记, 判定其“所患盖‘迫害狂’之类”。第二个是某君之昆, 也就是狂人的哥哥。为其弟病愈候补发出欣慰之笑, 并慷慨把其弟病中日记献诸旧友, 丝毫不谈狂人在病中对他“吃人”本相的“肆意诽谤”, 大有“渡尽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味。第三个是某君之仲, 狂人本人。然而序文中的狂人已非那个发现“吃人”真相大声呼喊“救救孩子”的疯狂之人, 他的疯病已经好了, 并有了候补做官的前程。对于病中日记, 现在看来“语颇错杂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 摇头之余, 提笔命名:《狂人日记》。某君之仲, 曾是狂人事件的当事者;某君之昆, 狂人之兄;余, 狂人昔日在中学时的良友, 三人皆以常人心态看狂人事件, 他们的种种举动都出于一个认同:狂人确实病过。在文言序文中, “疯狂”是现实世界给予狂人的唯一评判。

白话文则显现了一个狂人的内心世界, 同时也表明了作者所肯定的价值取向。狂人无端地感到自己所见到的人和狗都有祸害自己的意图和倾向。而且听到狼子村的几个人煎炒心肝以壮胆色;晚上睡不着觉, “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于是断然肯定, “我也是人, 他们想要吃我了”, 这是骇人听闻的发现。狂人对“吃人”的恐惧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大哥请来为狂人诊治的医生, 却让他认识到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医生从古到今就是吃人的人, 而且大哥也是合伙吃“我”的人, 也就是说, 自己不仅被无血缘关系的旁人吃, 同时也被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吃。医生的诊治没有使狂人好转, 反而加重了狂人的恐惧。狂人深刻地认识到所谓文明社会的吃人, 其实与野蛮的禽兽如海乙那的吃人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 狂人诅咒并决定劝转吃人的人, 并在想象中模拟劝转一个比“大哥小得远”的年轻人。狂人被迫害的幻觉加重, 出现横梁和椽子堆在身上的幻觉。但另一方面狂人却把劝转吃人的想法正式付诸实际行动。第十一、十二则日记, 狂人开始出现亲人被迫害的幻想———“妹子是被大哥吃了”, 被迫害幻想发生了逆转性扩散。然而却又石破天惊地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吃人的人。最后第十三则, 狂人在持续扩散的被迫害幻想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救声。然而另一方面却也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清醒的绝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被瞒与骗的几千年, 终于由这狂人揭开了盖子, 用癫狂的话语解构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吃人世界。作者通过对狂人一系列变态心理的描写, 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了传统的封建道德, 揭露了这种道德是一种“吃人”的道德, 几千年的封建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本质的最深刻的揭露, 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最深刻的概括。

《狂人日记》的正文用“新”白话叙述, 而序文用“旧”文言写成, 两种不同的语体, 隐含着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白话文中的狂人虽然思维混乱、精神恍惚, 但他的臆想疯话道出了封建道德“吃人”的本相。狂人的世界看似疯狂但却是个理性的世界, 作者在此用白话赋予了狂人思考、质疑、说真话的现代意识, “从来如此就对吗?”“没吃过人的孩子还有?”这显现出新文化、新道德的要求。在文言文叙述的现实世界中, 狂人恢复了常态。而正是这恢复了正常的世界的存在———文言序文, 一经与狂人所谓的疯言狂语对照, 就凸显出现实世界 (旧道德、旧传统) 麻木、冷漠、血腥的非理性来。正常与疯狂经过理性的检验发生戏剧性的逆转。白话 (新文学、新文化、新道德) 与文言 (旧文学、旧文化、旧道德) 的孰是孰非在白话日记和文言序文的对立中赫然昭显。关于白话与文言之争, 鲁迅的态度明朗而激烈, 他曾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 得到一种最黑, 最黑, 最黑的咒文, 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 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 因这最恶的心, 应该堕入地狱, 也将决不改悔, 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 妨害白话者。”[2]鲁迅如此激烈而决绝的态度正是对文白两种语体形式所隐含的新旧文学观、文化观、道德观的选择。

双重视角下被唤醒的双眼

序文文言写作的作用, 还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可与正文叙述相比较的审视角度。序文以旁人视角看狂人事件, 正文以狂人视角自叙感受。一个文本, 两重视角, 在此之上还有读者的一双眼睛, 而这双面对两个叙述视角的眼睛, 已不能再像以往阅读传统小说那样置身事外、“站在云端看厮杀”来得轻松畅快, 它在不知不觉中就卷入了文言序文与白话正文所织造的“狂人疯狂与否”的诊断中。这样的阅读如此辛苦, 但感受又是那样新鲜。

序文的叙述者“余”通过一系列行为来证明、强调狂人事件的真实性:“偶闻其一大病”, 因为仅是“偶闻”, 还是难以断定这一消息的可信与否。“适归故乡”, 则“迂道往访”, 得到其兄长的确认:“病者其弟”, 并“出示日记二册”为证。叙述者“持归阅一过”, 发现“语颇错杂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 “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接着叙述者又验证了日记的真伪:日记“亦不著日月”, 且“间亦有略具联络者”。是日记, 但不写日月;日记有二册, 但其中语句连贯通顺的却很少, 可知实乃狂人所做。“惟墨色字体不一”, 可知“非一时书”, 也非他人杜撰。“余”如此详细且近于繁琐地考证, 无非是要造成读者信其所讲为真的结果。

但在小说正文中, 狂人对吃人真相的发现、“救救孩子”的呼声以及“我也曾吃过人”的自我怀疑精神, 又使得读者对狂人“疯狂”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种怀疑从《狂人日记》发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不同的叙述视角带来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正因为序文与正文对狂人事件的背离叙述, 唤醒了读者久闭的眼睛, 不再跟着说书人的视线, 亦步亦趋。它需要的是聚眸凝视, 看透这两个视角下隐藏的秘密。一贯的听书者突然间要成为故事最后的完成者, 这是对传统阅读的一个巨大挑战!它要求读者不再满足于接受叙述者的解释, 而应跳出来理性思考, 这就跟传统小说要求读者接受叙述者权威的解释大相径庭了。

顺逆相继———文白对立

文学接受理论认为, 在文学阅读之先及阅读的过程中, 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 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 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 即期待视野。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本文之间, 常常出现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两种情况。阅读中的顺向相应, 能够唤起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预定积累, 让其因旧有经验的重温而快适;而逆向受挫则以出其不意的人物、情节等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而遣动读者的想象。[3]《狂人日记》在鲁迅先生手中就显现出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间的关系, 造成文言序文与白话日记的对立。

文言小序交待故事的来源———楔子, 是晚清以来小说的通用体例, 从这个意义上说, 狂人日记用一个传统的外壳/形式, 包含了一个现代的故事/正文。从整体的形式上看, 它是符合顺应晚清以来小说的形式的。作者先用文言的语体、讲故事的传统风格写出序文, 让读惯了文言文章和传统小说的读者处于默认的阅读习惯状态。小说题目是《狂人日记》, 序文里讲的及它所预示的正文果然是一个狂人的故事, 这让读者产生第一个顺向相应;文言的叙述语体, 让读者在阅读语言习惯上产生第二个顺向相应;序文对狂人日记出处的娓娓道来, 并安排了一个狂人病愈候补的喜剧式结局, 让喜于考据和乐于听团圆故事的传统读者产生第三个顺向相应。至此, 作者一步步将读者引入中国传统小说经典模式的温软梦乡。读者期待的也只是看作者是否按自己的预设来敷演成篇了。循此思路, 接下来的阅读就成了一个验证的过程。甚至这期待连一点悬念都可以没有, 因为在小说的序文中每次看到了开始, 就猜中了结尾, 屡试不爽。在此情景下, 低俗贬斥的意味也似乎从作品内部冒了出来。而小说在鲁迅先生笔下的发展并未如读者所愿。

接下来的十三则日记, 造成了读者极大的期待受挫。首先, 语体的逆转。应接不暇的白话叙述代替了文言叙述。《狂人日记》里的白话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口语白话文, 它是用欧美语言的表现形式、语法结构创造的一种新的白话语体, 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它是用来表达现代人思维方式、现代人思想感情的语言。这一语体无论给文言读者还是传统白话读者都带来了极大的不适感。

其次, 人称的转换———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这种叙述有别于传统小说中的第三人称叙述和第一人称讲述他人故事的模式, 它直接将读者引入了人物的内心深处, 给读者造成新鲜、陌生乃至恐惧的阅读心理。正如狂人听到狼子村的几个村民煎炒恶人心肝以壮胆色时产生“从顶上直冷到脚跟的恐惧”, 读者看到此时也会如临其境, 产生强烈的共鸣。

第三, 传统价值观的逆转———“吃人”的发现。读者随着狂人的视角逐渐发现:中国历史上有吃人的传统, 现实中有吃人的罪恶;是人吃人, 不仅统治者吃人, 而且被统治者也吃人。隔壁邻居吃人, 兄长吃人, 自己也吃人, 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吃人的命运, 每个人身上都有兽性的遗留。提倡了四千年的仁义道德不但是掩盖吃人罪恶的遮羞布, 更是造成民族吃人传统的黑心毒药。这让每一个读者振聋发聩, 又让久以君子自居的国人难以面对:若说其有, 就是对自我人性的否定;若说其无, 不啻于掩耳盗铃。

最后, 狂人生理病态的真实似乎是对序文“迫害狂”说法的印证, 但狂人对“吃人”真相的发现, 又让读者思考、产生认同感。这样的写法, 不要说当时的读者会陷入序文、日记二者谁为真的迷局, 即便到了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研究者还在争论狂人是真病人还是“精神界的战士”。

文言序文唤起了读者在阅读上的顺向相应, 继之而起的白话日记又造成了阅读的逆向受挫。处于顺向相应和逆向受挫巨大分裂中的读者, 既无所适从, 又不能无所作为, 遂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这种阅读感受是传统小说难能产生的。

狂人事件经过文言序文的他者讲述和白话正文的自我叙述, 被构造为两个悖反的世界。文言序文讲述的是一个在旧道德观念支配下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现实世界。而这个看似正常的世界在白话正文中被狂人用臆想疯话揭示出其“吃人”的血腥本相来。正常下隐藏着麻木、血腥和荒谬的非理性, 癫狂的话语却发出“从来如此就对吗?”、“救救孩子”的理性呼声。文言序文和白话正文这种背离叙述造成的裂缝, 给传统读者在阅读上带来巨大的挑战。书者不再权威, 读者不可盲从。小说呈现的不仅是文白两种语体之争, 更是两种语体在二十世纪初语境下所代表的新旧价值观念的对立以及作者对思考、质疑、批判等现代意识的呼求。文言序虽短, 但它与白话正文的对峙互现, 使小说以上诸种意义得以彰显深化。《狂人日记》也由此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参考文献

[1]鲁迅:《狂人日记》, 《鲁迅全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444页。

[2]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鲁迅全集》第2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58页。

马克的狂人日记 篇3

他是柔和的、随和的、单纯的。在北京一家酒店的VIP室，他面对着屋里的10来个人，在摄影师的“要求”下将白色的纱帘高高抛起; 双脚离地、飞扬地跳起，并把咖啡杯抛向空中; 他甚至摆出了太空漫游时的动作——那一刻，屋里所有的人都被他的“可爱”所感染，笑出声来。

这似乎和我们之前听到的描述不同。1999年，26岁的他将一手创建的安全咨询公司Thawte Consulting以5.75亿美元卖出，一跃成为南非最年轻的“本土富翁”; 2002年，他豪掷2000万美元漫游太空，人们称他为“冒险家”; 2005年投资1000万美元，创立Ubuntu基金，成为自由开源世界的“旗帜人物”; 他屡屡尖锐地批评微软，成为最受媒体追捧的“挑战者”。

他就是目前最热门的桌面Linux 版本Ubuntu的创始人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

2002年6月

狂热的冒险家

“对那些相信地球是平的人来说，这是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从太空上看地球，它确实是圆的、蓝色的，非常漂亮。”他认真地告诉我，人类在地球上的一切活动都能在太空看得清清楚楚，比如城市建筑、农林田园。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上的污染。“最让人吃惊的是，在地球上自然的东西已经很少，大部分都被人开发殆尽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7年，且和所有的IT人一样，出身南非、现居伦敦的马克不得不为开源事业在全球奔波，但那次太空漫游的经历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所以每次回忆起来他都格外地激动。“如果还有机会，我希望能重返太空。” 他说。

2002年6月，马克搭乘联盟号TM-34宇宙飞船，在俄罗斯国际空间站停留了10天，成为继美国亿万富翁Dennis Tito之后的第二位太空游客，一下子名扬天下。南非当局甚至在2003年12月17日发行了一枚邮票，表彰他为“第一位登上太空的非洲人”。虽然这趟太空之旅的门票花了他2000万美元，可他说:“这笔投资太值了。”

这一次太空漫游如此震撼他的心灵，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在太空才发现生命的短暂和世界的渺小。所以我回来以后，觉得更应该去做一些对人类、对世界有正面影响的事情。”马克说，这就是创立Ubuntu的初衷。Ubuntu 在非洲祖鲁语的意思是“以人道待人”。

Ubuntu是2004年10月首次出现的一个GNU/Linux 发行版本，作为后来者迅速获得了大量原Linux用户的喜爱，成为毫无争议的第一发行版本。Ubuntu Logo下面有一行字:“为人类做的Linux操作系统。”目前全球有1000万用户在使用Ubuntu桌面端操作系统，至少100万台服务器采用Ubuntu的操作系统。惠普、戴尔、东芝、宏等都有基于Ubuntu操作系统的电脑。

2001年10月

狂想的“仁慈大君”

自创立Ubuntu之后，马克最热衷的事情就是为自由开源进行宣传和演讲。开发人员都怀着崇拜，亲切地称他为SABDFL（Self-appointed Benevolent Dictator for Life“自封的仁慈大君”）。6月29日是马克第三次来中国，在由中国开源推进联盟主办的“开源世界开源中国”论坛上，马克演讲的PPT第一页仅有一个单词“Heartbeat”（心跳）。

他解释说: “本次论坛是很独特的，有不同的竞争厂商参加，我不想在会上只谈Ubuntu，而是希望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可以共同做一些事情。”马克认为，大家应该求同存异、跨越鸿沟、精诚合作，使开源社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开源产品越来越专业。“Heartbeat让人感觉更有激情，也更人性化。”

消除数字鸿沟，人人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一种大胆的狂想，而马克正在为实现这一伟大的梦想努力。南非是马克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一个资源受到严重制约的国家。五六年前，这里一半以上的学校没有电，甚至没有自来水，绝大部分学校没有计算机或互联网。“尤其是在黑人居住区和棚户区的学生们，他们不但面临复杂的社会环境，而且非常贫困，如何继续专心学习？”对于故乡，马克充满牵挂。

2001年，马克创办了非营利性组织Shuttleworth基金会，致力于南非的教育创新事业。“这项工作非常成功。”马克说，“但一旦开源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它就不再是我们的工作重心，因为基金会总是把目光放在下一个变革上。”

是什么给他提供永续的动力，使他不断地向前，向前！马克说，每次我去慢跑，到气喘吁吁时就想: “见鬼，要是我身体棒一点，就不会跑得这么辛苦了。”但实际上，要是身体再棒一点，我只会跑得更远或更快，到头来还是会气喘吁吁。我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促使自己前进——探究更好的办法是我的主要动力。

所以，马克崇拜的偶像都是那些能够坚持自己的想法、追逐梦想的人，比如达尔文和圣雄甘地。“达尔文在提出进化论的时候，被认定是错的，而且他一生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想法，我非常欣赏。”

2009年6月

狂狷的斗士

“Linux创始人拒绝与微软讨论任何协议”; “Ubuntu创始人: 不和微软进行交易”; “Ubuntu创始人: 微软最好不要挑起战争”;“Ubuntu创始人: 要与Windows 7抢上网本市场”;“Ubuntu创始人批Windows 7太贵且没本质提高”……有意无意之间，马克被塑造成为开源世界的“旗手”、微软的“挑战者”。每次他都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微软产品和策略的看法，有严厉的批评、强烈的质疑，也有公允的评价。

对于微软的新产品Windows 7，马克说:“它比以前的产品更轻盈、更简洁、更干净了。”然后他话锋一转，“但Windows 7在功能上并没有很大提高，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开放的、易协作的平台，这方面优势还是在我们这边。”他还宣称，Windows 7推出以后，微软不再那么容易就能拿到上网本的市场份额了。“我们在低版本上有全功能的优势，在高版本上，我们又有价格的优势，我们一定会去竞争。”

在马克的北京演讲中，有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不要被他们的规则所玩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企业宣称，“我们要成为微软”、“我们要成为IBM”，马克认为，这其实是误入歧途，陷入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中，不可能取得成功。开源是另一种能与以微软为代表的“不开放的”软件体系分庭抗礼的游戏规则，它完全颠覆了微软那种靠垄断、专有、卖许可为生的商业模式，强调共享、贡献、免费和服务，真正代表了软件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马克希望有一天，Ubuntu成为一款随处可得、真正免费、高质量的发行版本，连微软在制订战略计划时，也不得不考虑Ubuntu。到时侯，不再需要马克的干预，开发小组就能自给自足，开发出世界上最好的自由桌面软件。“但是在Ubuntu完全长大成熟、可以独立竞争之前，还要走很长的路。”马克说，“在这之前，我会继续主持这个项目，尽我所能地帮助它变得可持续发展。”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4

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敏锐的洞察力，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竟然被他概括为简练而又精辟的两个字——吃人。

是啊，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被困死在封建枷锁之中得不到解脱，他们饱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他们有苦不敢言，有泪不敢留。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常常失去做人的尊严，苟且偷生，受尽凌辱和唾弃;为了捍卫尊严，他们又往往失去宝贵的生命，用鲜血表明心迹以期维护那一点可怜的尊严。

上至帝王将相，下到黎民百姓，他们在不同的位置上却同样地受到束缚和迫害。做皇帝难，尽管他们贵为国主，威震宇内，受到百官的朝拜，但他们却没有自由。从一出生，他们就注定要在那个全天下最辉煌的宫殿中度过一生，在那华贵精致却又坚硬冰冷的龙椅上磨灭他们的真性情。他们不能有矢志不渝的爱情，不能随兴所至、率性而为。他们的一切言行都要遵循祖宗定下的规矩，都要维护皇家的尊严。那些做得好的成了流芳百世的圣君明主，那些做得差的则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做臣子难，不管是那些王侯将相，还是地方小吏，他们表面上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谁又能想到他们背后的辛酸与无奈。他们或是寒窗苦读，或是沙场征战，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一朝为官，光耀门楣。但自古官场如战场，稍不留意便会树下仇敌。明枪不易躲，暗箭更难防。稍有不慎就会堕入万劫不复之地。更有古话说“伴君如伴虎”，运气好碰上一位贤

君明主的话，日子还算好过，若是摊上一个喜怒无常，残酷暴虐的皇上，那就该日日祈祷，夜夜忐忑了。说不定为了什么事情惹恼了他，那你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受刑、革职、流放、赐死甚至株连九族，这些毫无来由的祸端你不仅无法躲避，更甚者还要三跪九叩拜谢皇上的恩赐。

做官难，做百姓就更难了。做官至少衣食无忧，而那些普通百姓却为了一日三餐劳心劳力，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微乎其微。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饱穿暖，一家人太太平平的生活。然而命运是残酷的，就连这样小小的愿望也经常得不到满足。一场洪水、一次干旱、一场瘟疫就能将他们彻底的摧毁。如果再碰上战争、**，那么他们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劳燕分飞、骨肉难聚，甚至还会无缘无故的魂归黄泉，成为战乱的牺牲品。

做男人难，他们从出生就背负着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重任。，他们是父母的希望，是家族的希望。他们必须要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必须要孝，即使父母的话并不完全正确，他们也必须，悉数遵从；必须要仁，要宽容博大，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必须要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君王好战，他们必须冲锋陷阵，有的血染沙场、尸骨无存，有的伤痕累累、终生残疾。战争结束后，那些幸存者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中，继续过着从前的生活。他们不该也不能有怨言，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宿命。

做女人更难，她们被三从四德的绳索束缚的紧紧的，不能有丝毫的逾越。丈夫可以三妻四妾、花天酒地，她们却必须从一而终，否则便是不贞。丈夫可以随意地辱骂她们、责打她们，甚至休掉她们，她们却只能忍屈含冤，不能有半点申辩，更不能反抗，否则便是不顺。国家灭亡、社会**了，她们就是罪魁祸首，要排除异己、笼络人心时，她们就是最佳武器，等到利用价值没有了，她们就被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了。她们要孝敬父母、侍奉丈夫，抚育儿女，在她们心中最没有分量最不重要的就是她们自己。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5

可是我当时都是带着鲁迅的`书去吃饭的，吃饭的时候，还是不看书好。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那一份快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惆怅，一种自我解嘲、忘不了的惆怅。我该不该转过身来责备鲁迅写的作品?当然不，我终究还是我，鲁迅终究还是鲁迅。

《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看过很多很多次了。在这个时候的我，真的很难说出自己的感受。

狂人真的狂吗?当然没有，但他不狂吗?不狂的话又怎么说这些话?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鲁迅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狂人的角色。狂人是清醒的，鲁迅也是清醒的。但是，他们却极度孤独，从一开始的暗室理论，到后来难以抑制的呐喊。

鲁迅走了很长的路，不仅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还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当然，我们还需要不断提炼出一些深层次的文化核心。

其实，狂人形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一种文化的内在升华，同时，大家所理解的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压抑。

我们不需要详细讨论在那种情况下，一个狂人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现实中。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落后于或超前于这个时代，其实都是痛苦的。

《狂人日记》读后感 篇6

最近几天看了鲁迅写的小说《狂人日记》，深刻体会了当时旧社会的黑暗。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旧社会，鲁迅来到大哥的故乡。但是那里的人很奇怪。鲁迅一个人走在路上，路上的人都在冷冷地议论他，好像怕他，又好像想害他。当我读到一个女人在街上打她儿子的时候，她说：“老子！我要咬你一口，喘口气。”看到这里，我不禁震惊。虎毒还不吃孩子！再说这个真女人怎么能这么狠心！然而，更可怕的还在后面。那一天，一个人来告诉大哥，村里死了一个恶人，村里几个人挖出他的心和肝来吃，说他可以勇敢。最后鲁迅终于明白，大哥是和那些人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吃鲁迅。我意识到妹妹五岁去世是因为被大哥吃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人吃饭的地方。

我觉得：旧社会太黑暗太可怕了。那些人太残忍了，以为吃别人的就能弥补自己的，所以忍心伤害自己爱的人。嘿！可悲的是，可悲的是，旧社会如此黑暗。

《狂人日记》的原型是章太炎吗 篇7

一方面,章太炎16岁时奉父命参加县试,致癫痫症发作,从此断了举业;另一方面,章平生行事古怪,曾与孙中山、梁启超、刘师培、吴稚晖等交恶,声名受损。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1916年7月,双方在北京见了最后一面,1918年5月15日,《狂人日记》正式发表。

周作人说,狂人原型是鲁迅得过疯病的阮氏表兄,可小说中狂人那张扬的个性、犀利的思想,令人很难不联想到章太炎。

狂人真是章太炎吗?为何《狂人日记》后,章太炎与鲁迅不再往来?

与梁启超分分合合

1869年1月,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一书香门第,父章濬(浚的通假字)曾任县学训导,后被革职,常在家作诗咒骂清廷。

章太炎6岁入学,9岁随外祖父朱有虔读经,22岁拜在朴学大师俞樾(俞平伯的曾祖父)门下,直至28岁。

1897年,章太炎至上海,任《时务报》撰稿,与总主笔梁启超共事仅3个月,即因政见不同愤然离去。传闻称梁启超带队拳击章,章则给了梁一耳光。但1899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时,梁启超在住处将章太炎介绍给孙中山,可见梁章未必拳脚相见过,但章太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伯鸾(汉代名人梁鸿字伯鸾,与梁启超同姓,为防信件落入清廷密探之手,故作此隐语)旧怨,亦既冰释,渠(他)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从语气看,双方似曾斗殴。

受父亲影响,章太炎激烈反清,不得不两度赴日避难。1899年8月底,章潜回上海,俞樾斥之为“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将其逐出师门,章太炎则公开发表《谢本师》,嘲讽俞“尝仕索虏”“授职为伪编修”。

1903年6月,章太炎写成代表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并在《苏报》上发表,直斥保皇派,让梁启超极尴尬。章此前出版《訄书》时,封面用梁启超的题字,而1903年再版时,却换成了邹容的题字。

又和孙中山闹翻了

《苏报》的一系列文章引起清廷震怒。1903年6月30日,报馆被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先被判为“永远监禁”,后在舆论压力下,改判章监禁3年,邹监禁2年。邹容病逝于狱中。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将他接到日本,任《民报》总编。

此时《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已论战了半年多,章太炎刚接手,梁启超便下令单方面停止论战,梁还将自己写的《国文语解缘》托人带给章审定,并请他作序,但章太炎回应道:“政治上的尖锐对立,绝非学术上投其所好即能疏解,更非往昔的私谊所能弥缝。”后章太炎撰文称康有为、梁启超是“汉种将灭之妖”。

可在《民报》工作未满一年,章太炎又和孙中山闹翻了。当时,日本政府应清廷请求,将孙驱逐,但日商资助孙1万元,日外务省又秘密交给孙8千元。孙中山将这些钱带到南洋,准备用来支持武装起义,只留2千元做《民报》经费。章怀疑孙贪污,要求1万元全部留给《民报》,被拒后竟将社中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取下,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

孙中山从日本偷运一批枪到广东,章太炎、宋教仁认为型号太旧、不适合作战,便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恰好偷运未成,枪又回到日本,孙中山怒斥章“泄露机密”。

顺手再得罪刘师培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查封《民报》,并课以罚款。孙中山不肯资助,章太炎差点被罚去做苦力,最终靠弟子凑钱赎出。章太炎怒气尚未消,孙中山又偷派汪精卫去日本,秘密恢复《民报》,并任新主编,章太炎遂撰文对孙进行人身攻击,称其“乘时自利,聚敛万端”。

孙派不服气,则在媒体上公开了章太炎与清朝大员的私下交易。

1907年,章太炎“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想去印度当和尚,因无川资,便与张之洞的女婿(时任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某)秘密接触,“誓言决不革命,决不与闻政治”,以放弃革命为代价,向张之洞借路费。

卞某回国后,不敢和张之洞说,转求助另一位清廷大员端方,端方表示愿意掏钱,章太炎自己不敢回去,便派刘师培去谈判。刘师培也是国学大师,自视极高,比章太炎小16岁。在刘师培面前,章太炎常以师长自居,动辄公开驳斥他,二人一度关系紧张,刘师培的夫人何震与汪公权暧昧,章太炎未有证据,便向刘告发,刘师培以“内惧艳妻”闻名,反迁怒于章太炎。

刘师培回国后,迅速投向清廷。辛亥革命时,刘师培在四川被拘,差点被枪毙,经章太炎多方营救乃免,但二人从此互不往来。

章太炎首创“中华民国”一词

1908年,章太炎在日本进退两难,便开班授徒。钱玄同、朱希祖、任鸿隽等百余人听过他的课,讲《说文解字》时,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也曾来听。许寿裳说,朱希祖笔记最勤,钱玄同说话最多,且在席上爬来爬去,鲁迅便给他起绰号为“爬来爬去”。鲁迅大概听了一年多课,笔记犹存,其中部分完全抄自朱希祖。

鲁迅晚年曾说:“直到现在,先生(指章太炎)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段经历对鲁迅影响极大:首先,鲁迅后在教育部任佥事时,与朱希祖力倡拼音符号,采用的就是章太炎授课时设计的方案;其次,鲁迅曾抄了多年古书与碑帖,完全是章太炎做学问的方法;其三,鲁迅转型为小说家,亦拜章门弟子钱玄同支持。

章太炎写作半文半白、语言犀利,在士林中风靡一时,成为清末民初意见领袖,这对鲁迅的文风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曾说,“中华民国”这个词还是章太炎首创的。1907年7月5日,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率先提出此概念。

周作人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据此看,鲁迅还真有可能将章太炎写进小说中。

被迫闭嘴,专心捞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章太炎尽释前嫌,欢迎孙中山回国主持大局,后因反对袁世凯专权,章第三次被囚,达3年之久,其间袁世凯每月给章500元补贴。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追随孙中山到广州,试图说服军阀归附,却未有任何成绩,从此心灰意冷,在峨眉山受戒,再不过问世事,对外自称“中华民国遗民”,可孙中山宣布“联俄”时,章太炎又积极反对,发表《护党护国宣言》,其实章太炎并非国民党党员。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5月4日,公布了“通缉反动学阀”66人名单,章太炎列名第一,两间私房被没收。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12月章太炎又被第二次通缉。此后3年多,章太炎时而藏到日本医院中,时而藏到亲戚家,“被迫做起宁静的学者”。

东躲西藏间,章太炎不忘敛财。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获利上万,被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陈独秀曾说:“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据传杜月笙每月也给章太炎送钱,梁启超撰文说,章被“诱奸”了。

1931年,章太炎再度出山,为“抗日”而奔走。

师徒相隔却相知

章太炎后期反对白话文,鲁迅嘲讽道:“太炎先生……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了。”“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并表示:“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

周作人则批评章太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并说“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

章太炎晚年仿太平天国体例,将弟子“封王”,钱玄同是翼王,黄侃是天王,汪东是东王,朱希祖是西王。章门弟子曾把持各大学,但都没继承章最拿手的经学。周氏兄弟没走学问道路,章很少提及他们。

1932年,章太炎到北京促张学良抗战,在众弟子接风的酒席上,章问:“豫才(鲁迅字豫才)现在如何?”大家回答:“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章太炎沉吟颇久,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终年67岁,国民政府特下达“国葬令”,但因抗战爆发,无法执行,直到上世纪50年代,章的遗体才入土,后又被刨出,至上世纪80年代再葬。

鲁迅对老师的最终评价是:“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鲁迅对章太炎始终充满敬意,有了这层隔阂感,大概不会把章写进小说里吧。

同年10月19日,鲁迅亦因病去世。

两本《狂人日记》 篇8

关键词：狂人日记；日记体小说美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00-02

日记体小说不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产物。中国小说的典型形式是以故事情节为框架、以人物刻画为目的的章回体。像《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即便在现当代，也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乃至金庸等创作的章回体小说。从日记体小说的源头上看，可追溯到日记十分盛行的18世纪的欧洲。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宾逊漂流记》就已经具备了日记体小说的某些基本特征。日记体小说偏重于抒发作者强烈奔放的主观感情，着重描写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情绪体验。摆脱故事的束缚，有利于作者进行自我表白和情绪宣泄。

一、日记体小说的出现

在西方文学中，日记体小说是与传统小说相对应的一种小说类型。它打破传统小说的情节模式，重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西方日记体小说形成的主要动因；将小说的公共性与日记的私密性融为一体，从公共表达空间进入私密表达空间，是日记体小说独特的表现手法。

中国的日记体小说开始于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由13则日记构成的小说，不仅拉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序幕，而且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引发出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景线，一大批日记体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石评梅的《林楠的日记》，乃至茅盾的《腐蚀》等，形成了一种魅力独特的文学时尚。

二、两部《狂人日记》

对比两部作品，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20则，鲁迅的《狂人日记》有13则。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每则都有明确的日期，从相对具体的10月3日、4日开始，历经11月和12月的数天，再跳跃到2000年3月43日和3月86日，乃至后来无法辨别的某月、某日等，尽管有些荒唐，但依旧符合“日记”的特征。相比之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并没有明确地标明日期，而是用中国数字的“一”、“二”、“三”……来表示，尽管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表现出一点差异，但仍未超出“日记”的文体范畴。

果戈理的小说是“日记”，鲁迅的小说也是“日记”；果戈理小说中的“日记”为“狂人”所写，鲁迅小说中的“日记”也是“狂人”所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为第一人称，鲁迅的《狂人日记》也不例外；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按照日记的要求记述了“我”在当天的所见所闻，鲁迅的《狂人日记》也记录了“我”对当天经历的所感所思。虽然在时间上有较大幅度的跳跃，没有那么连贯，但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进行的，对当天事件的记载还是具体的，从日记体的角度上，这无可厚非。

两部作品又不仅仅是日记，而且还是小说。因为每则日记并非对“我”当天所经历的事件的简单记叙，同时还夹杂着深层次的思考。单纯的日记一般一日一记，一事一记，前后并无大的关联，而两部《狂人日记》联起来可以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人物形象。

这两篇《狂人日记》正文中，狂人们用自己的口吻写出了一则则日记，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虽然有些地方看上去语无伦次抑或只是一些胡言乱语，但是，让狂人们把自己内心的话语通过日记展示出来，表达出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不仅仅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更多的让人思考其深刻意义。狂人的思维逻辑是奇异跳跃的，再加上他们精神状态限制，要让他们事后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困难而且不据说服力的。而日记体使狂人们及时地“记录”下他们瞬间的感受、凌乱的思绪以及突现的潜意识，表达出他们当时内心地痛苦。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叩击读者的心扉，引导读者不停地咀嚼，反复地品味，进入情感体验的深处，引起读者的共鸣，让读者看到他们真实的内心剖析，使人觉得真诚而又信服。

三、影响与超越

从世界文学的发展来看，鲁迅的这部划时代的杰作，又恰恰是俄国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说：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鲁迅的这段话表达了以下含义：其一，他的《狂人日记》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影响的结果。其二，他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忧愤深广”。其三，他日后的作品“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艺术上更加成熟，但热情却减弱了，读者关注的程度也有所下降。鲁迅一贯主张“拿来主义”的思想：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然而鲁迅在文体结构上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正是鲁迅的这一独创之举，使借用于果戈理的“外来”文体本土化了，使日记体小说这种舶来品完全民族化了。并且鲁迅能够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脱胎而出，打破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

四、文化及哲学影响差异决定各自审美特征

在这两篇小说中，却都很奇特地出现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出现的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披露日记的“余”和日记中的狂人“我”。从叙事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经验自我”，是日记的主人公；而“余”是只承担叙述职能的“叙述自我”，他仅仅是文稿的编辑者、公布者，也就是边缘意义上的事件旁观者。这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反映了两种语言空间”。我们不难发现，出现在文言小序中的“余”所代表的恰恰是那个常态的现实的社会，他的对于狂人的观点和对于狂人日记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公众的观点、世俗的观点、视狂人为异类的观点：在“余”和常人们看来，狂人的狂言无非是一些无稽之谈。叙述自我“余”的文言话语在语言形式上体现着因袭和守旧，然而在“余”和世人眼里被视为“反常”的狂人却绝对是那个常态的社会的非常态的揭露者和批判者，正是这个和“余”以及世人截然不同的“我”，道出了世俗社会的“吃人”本质，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这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荒唐”、“无伦次”的狂人“我”的话语与代表世俗的“余”的点具有了强烈的反讽意味。在这样的反讽中，“余”的形象和话语不攻自破，而小说通过叙事反讽建立起来的正是“我”的“狂言”和“我”的“狂人”形象——五四时代战士和封建文化反叛者的形象。

而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的也有两者：一位是狂人“我”波普里希钦，另一位则是信件中的一只叫美琪的狗。这位狂人“我”是一位四十有余的九等文官，他地位低下却在内心深处爱恋着自己上司的女儿，于是他利用自己能够看懂狗的文字的“特异”功能，偷来了上司女儿的狗美琪写给另一只狗的信件，透过荒诞的狗腔狗调的“我”的叙述，我们得知部长女儿的狗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说他的头发像一把稻草，丑的“像一只装在麻袋里的乌龟”。当他得知上司的女儿将要嫁给一位将军，或者宫廷侍从官，或上校时，波普里希钦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他在恍惚的幻觉中认为自己是流落民间的西班牙皇帝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最后在残酷的折磨中，他终于呼喊出：“妈妈，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果戈里的创作是“开始可笑，后来悲伤”，他的独创性“表现在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之感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里”。然而，结合中国现代社会民族存亡的历史现实，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要承担起警醒昏睡的国民灵魂的启蒙任务，表现对现实人生的强烈介入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批判。因此，相异的双重的叙述者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在鲁迅笔下是犀利深刻的，而在果戈里笔下则是笑中含泪，让人顿生同情。这是两者的文化语境、文化意识的不同，鲁迅先生的小说侧重体现的是“治国教化”，而果戈理的小说离不开东正教这一重要的文化语境，因而，他的小说侧重体现的是“自我救赎”。

其次，两位大作家的哲学观念不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期，其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是尼采的哲学，而果戈理的哲学思想渊源则主要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所借鉴，更有创新，至关重要的是拿来之后，可以用来医治我们自身的顽疾，并开一代小说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