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数学史（共8篇）
第一章；远古及夏商的音乐
骨笛是新石器时代年代最早的乐器
夏代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
2、商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是《大濩》。
第二章周秦的音乐 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民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担任音乐教育的是宫廷音乐机构的总管“大司乐”和“乐师”
周代宫廷音乐总类：六代之乐，颂乐，雅乐，房中乐，乡越和四夷之乐 六代之乐：黄帝的《云门大卷》；尧时的《咸池》；舜时《大韶》；夏禹《大夏》；商汤的《大濩hu》；周初的《大武》。（大武以歌颂周武王伐纣为主题）
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点是规模宏大，有歌有舞，而声调平淡，节奏缓慢 颂：用于祭祖，大射，早先的颂，大概源于民间的巫歌，速度缓慢，用瑟伴奏
雅：大雅和小雅。大雅与颂相似，小雅接近民歌。小雅用于诸侯大射，燕礼以及士大夫乡饮酒礼等仪式中，除周南，召南系等南方民歌即所谓“乡乐”外，其余都属小雅 房中乐：一种燕乐，后妃们在内功侍宴时唱的
四夷之乐：主要指秦楚吴越等地，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音乐。用于祭祀和宴乐。大都吹管乐器伴奏歌舞。主要是为了炫耀其政教之远被，并非真的重视。周代民间音乐发展：北方民歌代称“郑卫之音”和南音（战国时期南方流行的一种歌曲体裁），.楚辞：又叫楚声，周代民间流行巫歌《九歌》（是最能体现楚辞特色的作品）成相篇：荀子一书中有成相篇的唱词，我国最早的说唱音乐形式
弦乐器以拨弹为主，有柱（瑟，筝）和无柱（琴）两种，管乐器有编管（萧，笙）和单管两种
周代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最早的大型乐器曾侯乙编钟
墨家：墨子题出“非乐” 孟子：“人言不如人声”
.乐记：我国最早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音乐理论著作
戏曲：中国传统的戏剧，包含唱念做打，综合艺术形式，文学，戏剧，音乐，舞蹈，舞台艺术，服装
说唱音乐：1到2人，一人代表多人，一会戏里一会戏外，既是演员，又是讲故事的人，不需要服装，没有舞美 公孙尼子《乐记》
第三章：乐府：是封建王朝管理音乐的一个官署；
2、乐府的主要任务是采集各地民歌，并加工改编，以供祭祀，宴乐之用等。
3、音乐教育功能4并在音乐表演上，供祭祀，宴乐之用。与国家有关的音乐方面的东西，如仪仗，为国家音乐繁荣提供贡献。
南音：一种丝竹音乐，和唐代音乐相似。秦始皇创建乐府机构，主要是采集民间音乐
北狄以游牧为主，常常骑在马上吹奏笳，角之类乐器，以鼓，排萧等伴奏歌唱 称为“饶歌”后来传入朝廷，经过整理改编，用于军队出行等等方面，以击乐器鼓和吹奏乐器笳，角为主，所以就总称为“鼓吹”。
.汉代民间音乐形式鼓吹乐：分为鼓吹（鼓、排箫和笳）、短箫铙歌（排箫和铙）、横吹（鼓和角）
汉代传入乐器：琵琶和箜篌 原始民歌不用伴奏的，但都有衬词，有的还采用帮和形式，称为“但歌”通常是“一人唱，三人和”“和”的部分大约是衬词 相和歌：、民歌经乐府整理，加上管弦乐器伴奏，就是所谓的“相和歌”，也是取用“丝竹更相和”。相和歌的伴奏乐队，通常是用笙，笛，节鼓，琴，瑟，琵琶，筝七种（小型丝竹乐队）相和歌主要是独唱性质的，唱者自己击节鼓，旁者竹乐队伴奏
相和歌中的大区是较为发展的形式，它通常比一般相和歌长大，结构上也另有特色。大曲结构主要包括三大部分“艳，曲和解，趋。
相和大曲：对唐大曲的影响，是古代音乐发展的高峰。
相和歌的歌词大都是叙事性的，有的相当长，相和歌常用的调式有三种：平调、清调、瑟调。
嵇康声乐哀乐论（音乐不能表达人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是音响的自然运动），题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的论断。广陵散成为他生命的绝唱，他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 《广陵散》定义和表现：P53
1、此曲是讲述战国时期聂政刺韩王之事，音乐激扬、愤慨；
2、现存曲谱四十五段，为篇幅最长的琴曲之一；
3、《广陵散》的庞大结构与深刻的哲理性，被后世誉为“曲之师长”，它隐含着反叛精神、悲愤激越的情绪和戈矛杀伐的气势，为后世琴家所推崇。
百戏 是各种杂耍技艺的总称，源于周代的散乐，到汉代已发展得相当丰富多彩。碣石调·幽兰》是最古老的曲谱也是唯一的一首用“文字谱”记写的琴曲，曹操填词 古琴减字谱之前的是文字谱，最早的记谱法。在魏晋时期有了“徽位” 减字谱”唐代曹柔在文字谱基础上革新的古琴记谱法。、p108 第五章 ：文人音乐中的＂琴乐＂和＂词乐＂（琴乐”即古琴音乐，由“琴曲”和“琴歌”两种形式组成，词乐”：又称曲子词，由民间兴起的“曲子”形式发展到宋代，已经是文人阶层广泛参与与创作、吟唱和欣赏的一种歌曲形式。）佛教说唱音乐＂变文
唐大曲：音乐形式中发展程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形式
变文：p104唐代佛教寺院宗教宣传的说唱形式，叫做“俗讲”或“讲经文
教坊p96是唐代新设的宫廷音乐机构，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
梨园p97除了教坊之外，玄宗又设梨园，选乐工子弟三百以及宫女数百学习音乐歌舞，玄宗亲自参与教习。、、法曲：唐代大型丝竹乐的演奏形式，又名“法乐”因用于佛教法会得名 唐代音乐具体描述：民间，文人，宫廷，宗教 第六章 城市音乐
说唱音乐的品种：陶真，鼓子词，唱赚，诸宫调和散曲
鼓子词：是一种以支曲叠唱为基本形式的曲艺，它与明清流行的“道情”密切联系。还有说唱性的叙事鼓子词，虽然主要也用反复演唱，但每段兼以说白构成的说唱形式。（主奏为笛子）.唱赚：在北宋缠令，缠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说唱艺术。都是套曲形式的曲艺。所用伴奏乐器为鼓、板、笛。由“缠令”和“缠达”两种曲式交替进行。唱赚所用的脚本叫赚词
。诸宫调：一种宋代的大型说唱形艺术，宋代说唱中的集大成者。更多是属于缠令式的套曲，曲牌都用同一宫调。创始人为汴京勾栏说唱艺人孔三传。
.货郎儿：宋代说唱音乐的一种，说唱形式的曲艺。起源于民间小商贩沿街挑担的叫卖声调。陶真：宋代说唱音乐的一种，一种用琵琶或鼓伴奏的说唱艺术。陶真无论题材、歌词都比较通俗，流行于广大农村地区。陶真是后世弹词之前身。说唱地点
宫廷音乐北宋大曲 南宋南戏定义;p140.：
十二世纪南宋初期，兴起“永嘉杂剧”后来为了区别与宋元杂剧，又有南戏之称。南戏在宋代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在音乐，文词等方面都不免显得粗糙。所以当元杂剧兴起之后，其声誉很快就掩盖了。
姜夔p123：是南宋词坛上最为讲究音律、号称“格律派”的词人和音乐家，后世誉之为“音节文采，并冠一时”。《白石道人歌曲》是他遗留至今的唯一的一部歌曲集子。是用宋代俗字谱记写。自度曲《扬州慢.> 元杂剧代表人物 作品p142
儒家文化向来把灌水看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门弟子颜回对上网灌水着迷, 躲在破旧的网吧里 (居陋巷) , 每天只吃一顿饭 (一箪食) , 往肚子里灌一壶水 (一瓢饮) , 结果少年白发、深度近视。这种好好学习天天灌水的精神, 使他成为安贫乐道的楷模。
庄子也非常欣赏灌水的乐趣。庄子的寓言中, 充满了对灌水的智慧。其中《秋水》一篇, 最是阐释灌水的奥秘。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统一天下后, 嬴政对灌水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统一上网带宽 (车同轨) , 统一发帖语言 (书同文) , 统一帖子的字节数标准 (度量衡) 。从此全国各地的子网会合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
灌水也被中国人看作勇武的象征。人常说绛灌之勇, 就是指绛侯和灌婴, 这两个是汉初功臣。灌婴从小灌水, 练得一身好功。史记上说灌婴“战疾力”, 大破项籍、韩信和英布, 官至丞相, 封颍阴侯。从此人们就把猛将称作“勇冠三军”。此后更出了个关羽, 水灌七军, 于是成为了"武圣"。后人记叙关羽和他的同时代人时, 面对这个灌水人才辈出的年代, 只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时期的人物以清谈著称 (也就是在聊天室中斗嘴) , 偶尔跑到室外郊游, 他们就会选一个有茂林修竹的水潭, 玩曲水流觞的游戏。也就是往帖子里灌水, 然后把帖子放到水池里传给别人, 别人收到了帖子就喝掉水, 另外再跟一个帖子。
唐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官员都须经过灌水考试才能上岗。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各路高手鱼贯而入考场, 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天下英雄, 尽入吾论坛中矣!”这时身边的魏征提醒他说:“别灌太多!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啊!”在这个朝代中还出现了唐诗这么一种灌水的形式。其中李杜二人成就尤高。李白的著名灌水诗中说道:“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一种多么宏伟的灌水气象啊!他又有一首咏论坛的:“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歌颂了在灌水中结下的友谊。
继唐诗后的宋词则又是另一番灌水风光。后人把宋词按照灌水风格分为两派, 其一为豪迈派, 代表人物苏轼, 写下了“大江东去”的壮丽篇章。其二为婉约派, 代表人物柳永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只要有人灌水的井边, 就有人转贴柳永的词。
明朝的灌水文化开始走向民间, 其间有两位畅销小说的作家, 一名施耐庵, 一名罗贯中, 他们对灌水小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施耐庵的小说干脆以《水壶》为名, 以发扬灌水文化。
医生一直是白衣天使的象征，治病救人，妙手回春。在当今社会地位很高，备受尊敬。可在古时候，医学一直被视为“儒家小道”，成不了大器，学医通常是在入仕、经商不成后的无奈选择。
古时经常用“三教九流”来泛指各个行业，其中的“三教”指的是儒教、佛教、道教。“九流”又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而医生则属于“中九流”，比“上九流”的士、农、工、商次一等。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崇尚的是学而优则仕，很多知识分子把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当成唯一正途，医学这种技艺类的职业则被认为是“小道”、“方技”，人们羞于行医，甚至以之为耻。如东汉名医华佗，即使在医术绝伦、名满天下时，仍为自己行医而后悔，“佗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
西汉的楼护，年轻时跟从父亲行医长安，经常出入达官贵人家。他背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受到许多人的器重，皆谓楼护曰：“以君之材，何不宦学乎？”楼护“于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由于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低下，也无形地扼杀了一位可造就的人才。
古代帝王对治愈自己的医生给以奖赏，一般都将他们加官晋爵，但授予的都是与医无关的其他官职。根据《古今医统大全·历世圣贤名医姓氏》载，两晋至唐五代的医家共74位，有44位曾出仕为官，只有12人曾一度任医官。这也说明当时医生地位卑贱，即使是担任医官也有点被人歧视的意味。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在帝王身边的御官们，不是只有封赏的，也时常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华佗就因不愿做曹操的侍医而得罪了他，以致受审入狱，当荀彧（yù）向曹操求情时，曹操竟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最终一代名医被残忍杀害。其著作也无一字流传于世，千古外科名方“麻沸散”自此失传，令后世深为惋惜。
前秦皇帝苻生，“生尝夜食枣过多，至旦病，使太医程延诊脉，延曰：‘陛下食枣过多，无他疾也。’生曰：‘汝非圣人，焉知吾食枣？’乃杀之。”在历史上，名医被帝王杀害的事例不胜枚举。
医生地位不高，医书也同样不被重视。如《黄帝内经·素问》为“三皇遗文，爤然可观”，但自从被列入医学教材后，当时读书人便不屑读之。东汉名医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对中医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后世尊为医圣。但在《后汉书》、《三国志》中竟无一字提及，这恰恰说明当时医生低下的社会地位。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医生作为一种职业，其地位非常卑微。所以古人很少从小立志学医，明代医家袁仁曾直言：“医，贱业。可以藏身济人。”意思是说医生是低贱的职业，但又是很好的隐居之所，还是救人活命的仁义之举。
编辑：钟如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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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文鹏《古代埃及史》的读书报告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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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级法学交流
姜 明 坤 153301122 简明世界文明史
一、作者与埃及史简介
（一）作者简介
刘文鹏先生（1931-2007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及学专家，中国埃及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曾任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兼任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1976年刘先生参加林志纯教授主持的《世界上古史纲》编写工作，撰写“古代埃及”部分。该书代表着当时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刘文鹏先生主编的《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之一)，被认为是兼具学术水平和可读性的优秀著作。他主持翻译的埃及学名著《埃及的遗产》对推动我国埃及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于教学第一线的埃及史学的教授，刘文鹏老先生对我国埃及学后继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期间所培养的10余名研究生目前大多在国内高校从事埃及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些人中不乏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独特见解的优秀者。刘先生的后半生及其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一个边陲城市、一个没有任何世界史研究基础的大学中完成的，内蒙古通辽市、内蒙古民族大学见证了他“经难为之时，历难为之地，治难为之学，成难为之功”的一生。
（二）埃及史研究简介
埃及对于东方世界而言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有法老墓、金字塔；有卡纳克神庙；也有象形文字留下的文明记载。综合各方面因素来考量，古代埃及的历史值得我们去探索、去认识。在多年的研究与探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埃及历史文化为基础内容的一个体系，我们称其为埃及学。
埃及学是研究古埃及埃及的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一个专门的学科。自1822年诞生以来，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从象形文字的释读和埃及语词典的编纂，从埃及古文献资料的大批译成现代文字到对埃及古代遗址的科学发掘和整理，埃及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外众多的埃及学家利用现有的、可判别真实性的象形文字资料和文物资料，对古代埃及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涌现了一批成绩卓著的埃及学家。他们基于各自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通过出版通史、专史著作的方式阐述着自己对于埃及学的见解与研究成果。
同国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还相当薄弱。从目前国内对埃及史的研究巨著来看，最适合我们读的便是刘文鹏教授所著的《古代埃及史》。《古代埃及史》。本书是国内首部古代埃及通史专著，它在内容、体系方面均有所突破，反映了我国埃及学的最新研究成就，也是我国埃及学研究迄今为止最突出的成就。
二、《古代埃及史》主要内容及特点
学界评价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埃及学研究已步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我粗略的翻看了这本书。刘著全书共12章，近60万字。通览全书后发现，在体系和内容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本书保留了马涅托王朝体系，按照埃及古代史演进的几个阶段（即史前、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期埃及）来阐述。同其他埃及史专著相比，刘著更多地考虑到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规律。作者按照对奴隶制文明的认识把埃及古史分为：史前时代和前王朝文化、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与分裂、埃及王国的发展与衰落、埃及的军事霸权与帝国的形成、埃及帝国的分裂、复兴与衰亡以及异族的长期征服与奴隶制的崩溃等6个历史时期。这种体系的划分使得我们能够在粗略地了解古埃及的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全面的把握一个历史时期下埃及的文化、政治、经济、建筑、宗教、医学、文学等等各发面的发展情况。
其次，在埃及史的截止时间上，以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即公元641年）作为埃及古代史的终结。从过去看过的一些文章与书籍来讲，学界在界定埃及古代史下限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的人划到波斯人征服为止，有的人划到希腊人征服为止。而刘著认为，不论是托勒密王朝，还是罗马、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都仍然是奴隶制社会，直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古埃及文明被伊斯兰文明所代替，埃及古代史才算完结。刘著不仅明确提出了这一看法，而且专门在书的最后两章分述马其顿、希腊统治下的埃及以及罗马与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埃及。这样的描述方式无疑将古代埃及史的发展延长了一段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了解、总结古代埃及没落走向败亡的一个最佳时期。
再次，刘著着重阐述了埃及古代史中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埃赫那吞的改革”。从古代埃及的发展历史来看，以祭司为代表的神权与以法老为代表的王权的关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成为古代埃及政治生活的一条主线。新王国时期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正是二者矛盾激化的产物。刘著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结局、性质及影响作了深刻的剖析，揭示出十八王朝中晚期王权与神权间的尖锐矛盾与斗争。
最后，刘著对古王国时期的君主专制与土地关系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不仅介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根据文献、文物资料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古王国是埃及君主专制的确立时期，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已得到巩固，并促进了奴隶制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发展，是古代埃及奴隶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作者特别对此时期君主专制的确立、中央集权的形成作了深入的论述，并对这一时期的阶段关系、土地占有，特别是奴隶的种类作了详细的剖析，同时大量介绍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此外，刘著在撰述方面亦有独到之处，他对每一王朝国王的世系演变作了详细的论述（自第一王朝始至托勒密王朝终），清晰地勾勒出近3000年埃及王朝历史（前3100年～30年）的国王更替与政权演变。值得注意的是刘著还运用大量图表（其中插图64幅，表格26个）并配以简洁的文字，这在国内的历史学研究中是特别值得提倡的。本书中的数据表格的运用使读者能够更加简明的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将对比下的各时期的变化展现了出来；而且减弱了读者在阅读中长时间大量文字阅读的视觉疲劳。如古代埃及的人口数字发展表（pp.22-23）、第五王朝国王捐赠神庙土地表(p.174)、马斯塔巴外形图(p.130)、描述古王国农业生产的墓壁浮雕图(p.159)、金字塔建筑方法想像图(p.250)、奥西里斯审判图(p.328)、埃赫那吞王与王后祭祀阿吞神图(p.440)、体现新王国时代高超艺术成就的舞蹈伴奏图(p.523)与哭丧图(p.538)等。
三、关于《古代埃及史》的一些感想
（一）关于历史学的感想
通常阅读历史书被当作一种消闲的事情。同时，历史的阅读可以满足人的求知欲望。在刘著中有一些专业知识的阐述是以问题的形式引出的，经常和我有疑问的地方相符合。这促使我带着一种求知的心态，耐着性子继续读下去而没有烦躁与厌倦。在谈到金字塔的构建的时候，先生提出了“金字塔是怎样建成的？”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着急的去看下面的论述，而是凭借之前的文学功底，进行相关的知识检索。然而，对于这种目前没有确切的结论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而是用图画来配合文字的阐述，列举了国内外的学术猜想，将思考的空间留给了我们。
历史的阅读还可以起到教育作用，垂训后世。刘著在解释古王国时代的文学创作时，用了这样的文字来描绘《对卡盖姆尼的教谕》：“胡尼教导自己的儿子要克制，就餐时戒贪，要保持谦虚的美德。”简短的文字里，涵盖了做人要知足、谦虚的道理。
（二）关于埃及历史的感想
首先，埃及史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意识，这种宗教一时充斥着埃及的文学、建筑、政治等各个领域。一是表现在古代埃及，保留了“创世论”的三大宇宙神学体系：赫利奥坡里斯神学、赫尔摩坡里斯神学和孟斐斯神学。赫利奥坡里斯是太阳神拉的崇拜中心, 赫利奥坡里斯神学是早王朝时代流行的宇宙创造的最早的神话学说。该神学以阿图姆为造物主, 并保留了大九神的起源及其与王权关系的神话。赫尔摩坡里斯神学鼓吹八神团, 显然来自于赫利奥坡里斯神学。孟斐斯神学以普塔神的创世为主, 并保存了有关荷鲁斯和塞特之争的神话。宇宙创始的三大神学体系, 反映了在不同中心形成的古埃及人关于宇宙及其起源的不同的观念, 展现了古埃及人对天地大自然崇拜的普遍性。二是表现在神灵众多、面广上。不过，公元前14世纪，埃及埃赫那吞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人们一般认为建立起了一神教。三室表现为思想意识上的二元论的世界观。
其次，埃及文明具有连续性的固有文化传统。在刘著中，我所看到的埃及是一个最古老的文明，维持多年文明的连续性。此外，它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古埃及人固有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的传统。在古埃及人的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 逐渐形成了埃及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如果说, 在古王国时代埃及的传统文化领域中, 文学、艺术的创作和宗教活动中已经形成了某些基本法则, 那么, 到了新王国时代, 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在古王国时代文化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某些固有的传统模式。在古埃及的固有的文化传统中, 象形文字的产生与发展颇具代表性。
最后，古代埃及文明融合了东西方君主制典型的专制主义。古埃及是专制主义国家, 但并非一开始就是专制主义。在古王国时代随着国家统一的最终确立和巩固、王权的强化, 专制主义才开始形成。马其顿或罗马在征服了埃及之后, 在法老埃及专制主义基础上, 以马其顿或罗马帝国的专制主义制度统治埃及, 形成了东西方专制主义相合的, 更强化的专制主义政权。这种新型的政权不仅维护了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平民的专制主义统治, 而且也体现了征服者对被征服民族的专政。
总之，在阅读《古代埃及史》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历史的作用，感受到了历史学科的魅力；同时也了解古代埃及的兴衰历程以及文化成就的辉煌之处。
参考文献
［1］田明、王泰.拓荒耕作,成难为之功——刘文鹏教授与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埃及史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
［2］刘文鹏、令狐若明.古代埃及的特性[J].史学理论研究，2000 ［3］谢振玲.浅谈历史学的功能[J].历史研究，2010
数学是历史地形成的。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深刻理解数学。法国伟大的数 学家亨利·庞加莱曾说： “如果我们想要预测数学的未来，那么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近几年来，我国数学教育改革中，强调数学的文化价值，致使数学史知识得到广泛的关注。《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把“数学史选讲”作为一门选修课加以开设，进一步推动数学史和数学教学的融合。
一、数学史对数学教育的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数学教学中使用数学史，现在已经相当普及。各种教材都有关于数学史的材料。数学史对数学教育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帮助理解数学。
数学家发现数学的时候，是火热地思考着的。一旦研究完毕，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则是冰冷的美丽形式。教师的工作是要揭开这层形式化外衣来显现数学本质，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内涵。
当然，完成这项工作有许多途径，应该说所有这些途径都属于教学方法范畴之内。但从数学历史的角度来把握数学本质也是其中的一种有效的途径。正如医生给病人看病，询问病人的病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样，理解数学也要知道它的发生、变化和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才能透析出隐藏于其中的数学内涵。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古希腊的演绎几何。为什么古希腊人要用公理化方法展开数学？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如何？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和古希腊数学的特征有何不同？弄清这些问题，对学生理解古希腊的演绎几何学，体会其中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价值十分重要。
再如，西周时期的商高在解释勾股定理的来源时，提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其中明确地指出“矩”是一个最为根本的数学概念，它可以产生“方”（正方形），进一步可以产生与圆有关的数学知识（古代有“环矩以为圆”的说法），所以他认为只要对“矩”加以不同方式的变形（即折矩）就能衍生出新的数学关系（如勾股定理）。这是一个把握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的典型例子。因此，如若我们经常仔细品思这些数学历史素材，则定会“遂悟其意”，进而更为深刻地理解数学本质，形成全面、正确的数学观。
第二、提高数学的宏观认识。
数学教师的任务不仅要把书本上的东西说清楚，还要对数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清楚的认识。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仅要授人以业，还要授人以法，进而授人以道。教师要掌握这些“法”和“道”，必须宏观地理清数学发展的脉络，深入数学的本质。对于进行数学创新来说，数学史研究更具有指引的作用。数学史中记载了许多数学家发明发现的生动过程，向学生介绍这些过程，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创造的方法、技巧，从而增强其创造力。如公元２６３年，刘徽对我国古籍《九章算术》的注释中提出了计算圆周长的“割圆”思想，刘徽本人精辟的论述： “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周合体，而无所失矣！”这些生动的描写，对后人是一种创新激励。
第三、数学史能够为数学教学设计提供一定的指导
数学历史可以把古人的思维与现今学生的思维作一番比较，共通的规律是什么？不同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帮助设计数学教学。
例如，商高对矩形加以折叠（或者分割），叫做折矩（或者割矩），即把矩形沿对角线分割。然后“环而共盘”，叫做拼盘。如此一割一拼，不仅道出了复杂（直角三角形边的关系）源于简单（矩形）的深刻道理，同时给出了勾股定理的一个巧妙而简洁的证明。
上述方法可直接用于勾股定理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的思想（如简单与复杂的辨证关系，追求简洁的表达形式，讲究策略与方法等）对数学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四、数学历史能够凸现数学的文化价值
数学教材内容中的一个数学定理，或一个数学公式，其背后就是一位人物、一种思想、一种品格或一种精神。前者是静态的，是“冰冷的美丽”，后者是活 2 生生的，是“火热的思考”。但要想透过“冰冷的美丽”，看到“火热的思考”背后的精神动态，数学历史便是最好的选择。笛卡儿主张“我思故我在”，打破欧氏几何的局限，创立解析几何的故事； 欧拉著作等身，勤奋创作的精神，费马创立微分学思想、研究概率论、提出数论中的“费马大定理”，到300年后才完满解决。这些绚丽多彩历史故事，永远是激励后人进行数学创新的动力。
我们常说，读历史其实就是读人物，就是读人物的内心世界，品人物的人格 魅力和精神风范。一个数学历史人物的事迹也许会让某一个人因此而喜欢上了数学，甚至走上了探索数学奥秘之路。充分介绍中国现代数学家的贡献，激励意义更为直接。华罗庚、陈景润、苏步青等名家的事迹对青少年是很大的鼓舞。此外对当代世界数学有重大贡献的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等的名字也应该在中学数学课程中出现。感人至深的包头五中物理教师陆家羲的数学献身精神，同样是进行思想教育的良好材料。当我们品味出数学之中人文精神的底蕴，触摸到数学历史人物的情感、操行、思想和精神，并与之在思想上、精神上进行交流与汇合的时候，将会感召我们的心灵、激励我们的行动。此时，学生的人文感怀也就油然而生。
二、培养数学历史素养的途径
要想实现数学历史的数学教育价值，挖掘数学历史的数学教育功能，首先要提高教学设计者的数学历史素养，能够从简约的数学史叙述中看到其中的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首先，数学史要宏观把握。常常看到一些教材中的数学史介绍，只是提供 一位数学家的画像，配以简历，说明做了“伟大”贡献就结束。这就太潦草了。宏观地把握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才能起到教育作用。以勾股定理来说，如果仅仅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由谁发现的，在中国叫商高定理，而在西方叫毕达哥拉斯定理等等，那就只看到了一些皮毛。只有进行东西方数学文化的比较，看到古人的思考过程和理性精神，那才能感染学生。
其次，数学史知识要运用细节。
运用数学史知识进行数学教学，如能关注数学历史发展中的细微之处，往往可以探得数学文化之精妙。例如，勾股定理为什么曾经又被称为陈子定理呢？因为《周髀算经》记载了陈子用勾股定理推算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以及太阳的直径。3 这就表明中国古代数学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追求实用价值。数学教学应该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但是也要防止以实用为唯一追求的狭隘做法。
又如，“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或“勾三，股四，弦五”），反映了中国古代数学形式化、符号化进程缓慢的特点。相比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虽然也是从古埃及的“黄金三角形”（即边长分别为3，4，5或6，8，10的直角三角形）发现勾股定理的，但很快过度到符号化的一般表示。此外，毕达哥拉斯也可能是受启于古巴比伦的勾股数（即一组可以构成直角三角形三边的数，现在我们也称勾股数3，4，5为毕氏三数）。从3，4，5到勾股数是一个重要的数学进展。
再次，数学史知识要适当引申。数学是一种文明，要从数学历史中获得联系性的启示，融会贯通，才能充分发挥教育效能。
仍以勾股定理为例，要从早先的勾股定理，延伸到刘徽、赵爽的“勾股术”并引申到费尔马大定理；既要看到商高的证明，也要看到刘徽的证明，还要看到欧几里得的证明以及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对勾股定理的多种证明；既要看到“环而共盘”，又要看2002年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会标图案；既要看到“a2b2c2”，又要看人们预想的太空语言的表达方式等等。
三、数学史教育的原则
数学史教育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科学性、实用性、趣味性、广泛性。第一、科学性是第一位的原则。教师向学生传授的数学史知识必须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既不可随意编造，也不能无端拔高，更不可艺术加工，把数学史当作故事，随意虚构。特别在讲授中国的数学史时，实事求是更能激发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热情。
第二、实用性是指所讲的数学史对学生的数学学习及将来工作有直接帮助作用。限于时间、授课计划，应有所侧重，例如初等数学中的数的起源与记法、无理数的导入与确立、圆周率、勾股定理、笛卡尔对直角坐标系的贡献等，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的概念、函数的概念、非欧几何的创立，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内容精彩，非常适合于课堂教学，对学生理解所学的知识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趣味性指课堂教学要有趣味。题材的典型，情节的生动，发展的曲折，数学史上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例子不胜枚举，教者应恰当选材，能使课堂教学娓娓动听。讲授时要合理地运用语言，全身心地投入表达，语调同情节配合，知 识性与趣味性共生，应避免照本宣科或哗众取宠，要寓教于乐，以教为本。
第四、广泛性是指选取的数学史知识要不分年代、国家。数学是几千年来全人类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共同取得的财富。在整个数学科学发展长河中，数学是在人类社会变革推动之下，各国数学家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探索的结果。因此在进行数学史教学时注意选择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史料，不能仅局限于中国的数学史。这样才能全面地、真正地、准确地展示数学史的全貌。
四、数学历史与数学教育结合中的一些注意问题
从目前来看，数学历史与数学教育相结合的实践过程，确实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以下是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数学历史与数学教育要在深层次结合，避免表面化。例如，只提及历史上有那么个人，有那么回事，没有切入到更深层次的联系界面中，因而不能发挥数学历史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其次，数学历史与教学内容要融合，不要割裂。这就是说，不要介绍一段数学历史，然后接着讲课程内容，前后没有任何联系，不作任何衔接，给人一种断裂感，学生在思想上不能得到启发。
再次，运用数学史知识要客观，不要片面拔高。例如，对于到底是商高定理出现早，还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出现早的问题，应该根据史实客观地叙说，多一些谦逊的态度、欣赏的目光，不要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事实上，在勾股定理的发现上中国人是否走到了前面至今没有定论。目前比较倾向于古巴比伦的勾股数为勾股定理的最早原形。至少是知道勾股数的时间，比起我国公元前1000年的《周髀算经》中描述的勾股定理要早几百年的时间。
最后，数学史用于教育，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意识统一起来，不要局限于发现的迟早。数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科学发现上，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应该彼此借鉴，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不能以己之长，说人之短，借以提高自己的信心。相反，要实行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一切优秀文化，包括数学成就都充分尊重，吸收过来。“洋为中用”，为中国的建设服务，这是爱国主义的精粹。我们注意到，许多国家的数学教学大纲中，并没有直接提到“爱国主义”的字样，但是他们强调联系现实生活，努力吸收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数学成果，为发展本国科 5 学事业服务，实际上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数学上的成就不能只论迟早，不可用比别人早多少年作为衡量数学成就的标准。
人类的数学文明最早起源于巴比仑，其次是埃及。巴比伦的泥板、埃及的纸 草书上的数学记载都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以上。即便是后来的古希腊的数学文明 也远早于中国。中国古代数学虽然出现得比地中海文明要迟许多，但是具有自 己的特点，同样为人类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著名数学家，２００１年获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吴文俊教授，曾经十分深刻地指出，中国古代数学的优秀传统是“算法数学”。中国算学虽然缺乏古希腊式的公理化演绎体系，却十分准确地用算法的形式表达出来。１９７０年代，吴文俊教授从研究中国古算受到启发，并结合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思考，发展出了世界领先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世称“吴方法”）。这样的古为今用，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才能真正激发起民族自豪感。
如何运用数学史进行数学教学，是一个国际数学教育界共同关心的问题。１９９８年，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在法国马赛组织了一次“数学史与数学教育”的专题研讨会①。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数学文化，要求数学教学充分反映数学的文化底蕴，从课程内容，概念形成，证明方法，习题配置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使数学史融入、丰富和促进数学教学。
总之，数学史不是竞赛场，仅仅记录“胜者为王”。数学文化观念下的数学 史，要把握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到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是如何各自发 展，又如何彼此融合，互相促进的。
思考与练习
1．试举例说明数学史对数学教育的价值。
2．怎样认识数学史教育中爱国主义和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
古中国数学，和天文学以及其他许多科学技术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明代中叶以前，在数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中国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根据古中国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六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衰落。古中国数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重大的成就，它持续不断，长期发达，成就辉煌，呈现出鲜明异常的“东方数学”的色彩，对于世界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
产生
特点
发展
衰落
价值
一古中国数学的产生
古中国数学思想扎根于中国古人的社会实践之中，体现着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点。反过来数学思想也推动着生产和其他社会实践的发展，促进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可以通过中国数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历史文物以及古代典籍探讨中国古代数学思想的产生。
1、古中国数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
当代历史学中，文明起源的“挑战和应战”学说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人类的应战促使了人类的创造性行为，开创了文明，与此相应的则是文明未必在宜于人类生活的各种有利环境中产生。
2、中国文明产生的自然、历史条件
中国东部和东南部面临着浩瀚的海洋，西部蜿蜒着巍峨的高山及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北部是蒙古高原的戈壁瀚海。这些地理环境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形成了相对的封闭状态，使我们的祖先与外界交往存在着困难，因而使中国的古代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不变。并且受当时的哲学、理学、历史学等文明的的发展的影响，独具特色。
二、古中国数学的特点
1.浓厚的人文色彩和鲜明的社会性。为社会实际服务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也是它的特色。外国古代数学著作相比较，中国传统数学在学以致用方面可以独树一帜。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典籍具有浓厚的应用数学色彩，与古希腊腊人数学看做纯理念的精神活动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古代数学家的知识更注重来源于社会实践。例如，九章算术更是秦汉之际封建统一帝国形成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的映射；方田反映了土地分配的需要，粟米反映了易物交换的本源，商功来自水利和土木工程，均输来自官派劳役制度；总之，中代数中学的格局与时代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思想休戚相关
2.便捷的记数制和计算工具
中国是最早发明和使用10进位制计数法的国家。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筹算不但是10进位制得以完善，而且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便捷的技术和运算工具，利用筹算的纵横捭阖，中国古代数学家可以相当迅速而准确的进行计算。3..不拘一格的推理模式；
与古希腊唯一接受的演绎的逻辑推理有别，中学是一种从实际出发，进过分析提高而概括出一般原里和方法，以求最终解决一打类问题的体系。与此格局相适应，中国数学经典尤其独特的表达形式，其中术和相应的注就体现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对一般方法的重视以及对逻辑推理的追求。中国古代数学的推理方式是丰富多彩的
4.经典著作的示范作用
如同西方学者把《原本》看做“科学的圣经”中算家把《九章算术》连同他的注文奉为从事研究和著述的“楷模”。从《数学九章》《九章翼》《九章通明法算》„.可以看出，都已成为中算家这一科学共同体的主要学术规范。
5.土生土长，独具中国特色，呈现出鲜明异常的“东方数学”的色彩，6.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对人类文明具有特殊的贡献。《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正式形成。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巨大，在中国，它在一千几百年间被直接用作数学教育的教科书。它还影响到国外，朝鲜和日本也都曾拿它当作教科书。
古中国数学，是一个延续了近两千年的知识体系，它有丰富的内涵的并且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以上概括出开的特征只能是就整体而言 三古中国数学的发展、成就、衰落
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1.先秦奠基时期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数学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成就，逐渐形成系统的初等数学体系，这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奠基时期。当时筹算作为一种计算工具已经得到初步的普及，四则运算也得到发展，并且计算口诀的出现，也是中国数学的特色所在，这在《孙子算经》中有所体现。早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也促进了我国古代几何的发展。当时极限思想，排列组合，干支记日，对策论也都体现了我国先秦数学的显著成就。
2.汉唐初创时期
汉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文化和科技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正式形成。它对古代数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完整地进行叙述，是十部算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深远。在中国，它在一千几百年间被直接用作数学教育的教科书。它还影响到国外，朝鲜和日本也都曾拿它当作教科书。同时，《杜忠算数》，《许商算数》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同时随着天文学，历法等的发展，我国数学知识也不断丰富起来，并确立了自己的体系。
3.三国两晋南北朝
中国古代数学在三国及两晋时期侧重于理论研究，其中以赵爽与刘徽为主要代表人物。赵爽是三国时期吴人，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最早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数学家之一，其学术成就体现于对《周髀算经》的阐释。在《勾股圆方图注》中，他还用几何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其实这已经体现“割补原理”的方法。用几何方法求解二次方程也是赵爽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贡献。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时期，计有《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等算学著作问世。祖冲之、祖暅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根据史料记载，其著作《缀术》（已失传）取得如下成就：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大衍历》中将其发展为不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
4.宋元全盛时期
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其数学思想绽放出了惊人的异彩。这一时期的数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刘徽的数学思想的同时，进行了数学思想理论化、抽象化的转换，这是世界上不多见的群体性全方位的数学成果。中国古代数学，经过从汉到唐一千多年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更加完备的体系。在这基础上，到了宋元时期（公元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又有了新的发展。宋元数学，从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数学著作出现之多和取得成就之高来看，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的宋、元时期，是以筹算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数学的鼎盛时期，其表现是这一时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中国古代数学以宋、元数学为最高境界。在世界范围内宋、元数学也几乎是与阿拉伯数学一道居于领先集团的。例如，《数书九章》主要讲述了两项重要成就：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式解法。宋元算书中的这些成就，和西方同类成果相比：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比霍纳（1786—1837）方法早出五百多年，四元术要比贝佐（1730—1783）①早出四百多年，高次招差法比牛顿（1642—1727）等人早出近四百年。宋元算书中所记载的辉煌成就再次证明：直到明代中叶之前，中国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是处在遥遥领先地位的。
5.明清时期整理，融合阶段
宋元以后，明清时期也有很多算书。此时我国数学基本上进入大规模整理阶段，融合，衰落阶段。例如明代就有著名的算书《算法统宗》。这是一部风行一时的讲珠算盘的书。入清之后，虽然也有不少算书，但是像《算经十书》、宋元算书所包含的那样重大的成就便不多见了。特别是在明末清初以后的许多算书中，有不少是介绍西方数学的。这反映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入近代科学时期以后我国科学技术逐渐落后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数学逐渐融合到世界数学发展总的潮流中去的一个过程。
由于演算天文历法的需要，自16世纪末开始，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便将西方一些数学知识传入中国。数学家徐光启向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而且他们还合译了《几何原本》
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数学曾经为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只是在近代才逐渐落后了。我们深信，经过努力，中国数学一定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四古中国数学的贡献和时代价值 1.古中国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古中国数学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持续不断，长期发达，成就辉煌，对于世界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2.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影响
数学无处不在，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当前人类经济、文化、政治、甚至生态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影响。以电子计算机为例，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发展，构造性理念和算法传统将日益显示出重要性。例如《九章算术》中的消元法在计算机中解线性方程组，就远比克莱姆方法简捷。即使撇开计算机不谈，即使仍使用价值。例如有亮亮连环求等计算若干整数的最小公倍数和最大公约数，在数学较大较多的情况下就远比素因数分解法来的简介。至于，中算家于理于算的思想，无疑是现代机器证明的先声，当代数学家已在该领域勾画出了逻辑与算法两大传统并驾齐驱的美妙途径。3.古为今用，创新价值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 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这便是古代中国数学的启发与创新。其中，“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4.文化意义
数学有两种品格，其一是工具品格，其二是文化品格。„„数学之文化品格、文化理念与文化素质原则之深远意义和至高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影响。有一位数学家说：他们当年所受到的数学训练，一直会在他们中潜在地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且受用终身。数学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总之，古代中国数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重大的成就，它持续不断，长期发达，成就辉煌，呈现出鲜明异常的“东方数学”的色彩，对于中国和世界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我们生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同时也是我国家加强与别国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关键词：林传甲,文学史,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古代文体史,思考
一.古代语境下《中国古代文体史》的构建
2000年以后,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一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构建一部理想的《中国古代文体史》也成为学者们一度思考的问题, 由于学术界对“文体”含义的理解不同, 从而研究范畴与研究方式也不同。“文体”在二十世纪以来最为广泛的含义就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与诗歌、小说、戏剧等并称的文学“体裁”;至于文章的外在样貌, 以“风格”一词划分而出。一代又一代教科书式的传承使这种观念几乎具有笼罩性的影响力。在这种观念下的中国古代文体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体裁研究, 各种文体史基本上都写成了体裁史, 时至今日仍然是运用得比较广泛的操作模式。
然而一部理想的《中国古代文体史》, 它不是一部体裁分类史, 也不是历朝体裁递变史, 而应该是一部体现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还原中国古代语境、符合现代科学理念的著作。这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对“文体”含义的还原。2000年以后, 一些前沿学者提出将“文体”恢复到中国古代语境下的“文章整体”的含义。在中国早期, 华夏民族由于特定的地域与特定的文化, 形成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以是, 无论是最初的如图画一般的从整体上见而示意的文字, 还是中医对病人的望闻问切、从整体上审视患者的病理, 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每一个特色文化基本上都是在整体性思维方式下而展开的, 中国古代文体观亦如此, 整体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 (1) 刘勰《文心雕龙·附会》篇云:“夫才量学文, 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 事义为骨髓, 辞采为肌肤, 宫商为声气。”古人将文体视为像人体一样的有血有肉的活的整体, 非是僵死之物。“文章整体”观念是对古代“文体”含义的正确理解, 那么在此观念下撰写成的文学史才是比较理想的。
二.对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文体学阐释
就具体层面而言, 这应该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古人的文体学著作似乎离现代科学理念太遥远, 而今人的文体学著作往往过多地掺入了现代性阐释。但是, 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 一些近代学人由于去古未远, 甚至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仍然生活在中国古代社会, 所以他们中的部分学人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承继中国古代的;同时, 西方科学当时已经不断涌入中国, 前沿学人对西方的思辩科学还是有所认同的。在这批处于古今交替阶段的学人著作中, 颇能找到一些引人思考的著述。
20世纪初, 国人受到西方撰写文学史浪潮的冲击, 日本人已经撰写了《支那文学史》, 而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撰写出本国文学史。在这种背景下, 京师大学堂教员林传甲撰写出最早期的由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 该文学史的“文学”概念包含了古代的经、史、子、集, 没有使用西方纯文学的概念, 由于当时的社会前沿思想的主潮是抛弃封建文化糟粕、学习西方新科学, 所以林传甲的文学史一出炉就遭批判, 有学者描述云:“这本文学史言必宗圣, 观点陈腐, 甚至公开宣称‘必以周孔之语为归’。”直至现在, 学术界也多从该著作为早期文学史的开创意义而肯定, 对其内容上肯定的不多, 也未曾受过重视。
但是, 当我们以古代文体学的视角来审视该著的时候, 发现该著大有可观。由于林传甲思维承古, 其著作中所大量使用的“文体”的含义恰为古代语境下的“文章整体”的含义, 其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是以文章家的视角考察历代文体的布局、转承与演变。姑且从目录上考察该书的构思与内容:
第七篇周秦诸子文体
一.管子创法学通论之文体
二.孙子创兵家测量火攻诸文体
三.吴子文体见儒家尚武之精神
四.九章算术文体之整洁
五.墨子发明格致新理之文体
六.老子创哲学家卫生家之文体
七.庄子文体真伪工拙之异同
八.文子之文体冗杂
……
第十二篇汉魏文体
一.贾山至言为上皇帝之创体
二.贾谊陈政事疏之文体为后世宗
三.晁错言备边诸书文体近似管子孙武子
四.枚乘七发与谏吴王书文体略同
五.董仲舒明经术文体为策对正宗
六.淮南子文体似吕览
……
十.光武君臣长于交涉之文体是以中兴
……
十七.诸葛武侯出师表之文体
十八.孙吴文体质实非晋宋以后可及
第十三篇南北朝至隋文体
一.西晋统一蜀吴之文体
二.东晋播迁江左之文体
三.五胡仿中国之文体之关系
四.晋征士陶潜文体之澹远
五.苏惠创回文之体
六.南朝宋室颜谢鲍三家之文体
七.南齐永明体之纤丽祖冲之精实
……
十二.萧梁文士之盛文体之缛
十三.徐陵玉台新咏创诗选之体
十四.北魏文体近于质朴
十五.北齐文体颜之推出入释家
……
从文体学的角度而言, 本文对该著做出如下评论:
首先, 该著虽然没有明确写明其所使用的“文体”的定义, 但是我们从其目录及行文中一望即可知为“文章整体”之含义, 使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文体含义。
其次, 该著所使用中国古代的“文学”的含义, 各种类型的文章都被包含在内, 符合中国古代文章范畴的内涵。
第三, 该著不是注重于某种具体文类之文体, 而往往是以某种著作、某个人、某个团体的总体的文体特征, 而且常常能够以简洁的词汇概括之, 其言具体著作文体如“九章算术文体之整洁”、“文子之文体冗杂”;其言具体个人文体如“晋征士陶潜文体之澹远”、“南齐永明体之纤丽祖冲之精实”;其言团体文体如“萧梁文士之盛文体之缛”、“汉末党锢诸贤之文体”;甚至, 该著试图能够掌握具体历史时期断面的总的文体特征, 如“孙吴文体质实非晋宋以后可及”、“西晋统一蜀吴之文体”、“北魏文体近于质朴”等等。这使林著与古代的文章选家有所不同, 古代文章选家是将文章选出让学习者自行研磨体会, 而林著的概括虽然简短, 却体现了现代科学归纳的倾向。
第四, 该著能够指出前代与后代的文体的承继性, 如“晁错言备边诸书文体近似管子孙武子”、“淮南子文体似吕览”, 能够以文章家的视角审视古代文人对前人的学习。
第五, 该著不是以文类相同之文进行比较, 而往往能够不计文类、从总体上来比较文体, 如“枚乘七发与谏吴王书文体略同”, 按照类别意识较强的当代研究, 前者属于赋, 后者属于应用类别, 而林著却指出二者“文体略同”, 可见古人意识中, 欣赏文章, 类别不同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比较文章的内在风神。
第六, 该著对有特色文体的挖掘眼光非今人可比, 如“光武君臣长于交涉之文体是以中兴”, 此种特色文体恐怕在当前的学术界中都未能形成研究。今人重于类别, 而古人重于特色;再如“孙吴文体质实非晋宋以后可及”, 学术界对魏蜀吴的研究, 多集中于曹氏集团, 而林著指出孙吴文体之优长, 这恐怕在至今的学术界的研究中都是不足的。
第七, 该著能够以时代精神来把握时代文体特征, 陶尔夫先生早就指出:“此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概括性、鲜活的文学史新概念, 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这些概念虽然是今天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东西, 但是20世纪初林传甲就能有这样的眼光是殊难可贵的。
第八, 林著能够将古人文体与经国致用的热情联系在一起, 这其实正是古人穷经皓首的练习文体的原因, 而这正是今人所缺少的, 如其论“光武君臣长于交涉之文体是以中兴”, 将光武朝行政文书写得好作为其能够兴盛的原因之一, 无论今人是多么地不认同, 这都是古代文人骨子里根本性的致用情怀;可贵的是, 林传甲点明文体乃古人命脉的利害关系, 但他主张在学习文体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自强, 即文体之术只可治理国人, 不自强则整国受制于人:“羌羯种人, 旧无文字, 不得不因中国之文而用之, 而中国文士, 或为之效奔走焉。彼夷人既通中国之情, 而中国人又为之用, 固不难制中国之命与掌握中矣。呜呼!中国能自强, 夷人虽通中国之文, 不过为藩属耳。不自强则草泽不识字者揭竿起, 其锋镝之祸, 无殊于戎狄也。”在这一点上, 林传甲就与传统文人有了明显的区别, 显然是受到近代自强思潮的影响, 既肯定了文体致用的态度, 又指出要自强, 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流露出一种热情, 对文体的热情, 对民族的热情。
三.由林传甲文学史所引发的对撰写《中国古代文体史》的思考
无论林传甲的文学史还有多少缺点, 曾经经受多少批判, 他的著作都无疑反映了兼具古人思维方式与近现代学术气息的双重特点。虽然中国古代文体是由文类文体与个体文体构成的球体, 林著没有辨析文类方面的篇章, 而是直接论述中国古代士子所最关心的文体;文章本体类别的辨析, 虽然自魏晋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之, 但不见得士子们就会重视;相反, 常用的几种类别大家耳熟能详够用就行了, 普通士子谁会用精力去搞不能获得功名的文体辨析?大家穷经皓首的是力图形成惊人的个体文体。所以, 林著文学史的结构是完全符合古代士子抑或是文章家的心理的。辨体本身并不重要, 不管是类的、个人的、团体的、时代的或是其他什么形式的文体, 只要有特色, 就会成为士子或文章家们汲汲以求的对象。实际上, 林传甲的文学史的核心还是讨论与展示中国古代文体, 按今天的话说, 是文体学。但是, 林传甲当初可没有写文体学的意识, 而是当成文学史去写的, 这说明, 古人眼中的文学史其实就是文体史。
林传甲的文学史引发本人对一部理想的《中国古代文体史》的思考 (2) 。一部理想的《中国古代文体史》, 它首先要回归中国古代文体的语境, 使用“文章整体”的含义 (不是体裁) , 体现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 不是对古人文章学的简单重复, 而是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抛弃与反思之后的原生态式研究的高度提升。
其次, 一部理想的文体史, 它应该是一部客观之文类、文体与主观之文体观相结合的著述。古代以文体视人体, 所以文体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落在人的身上。当然, 对文类的研究也很重要, 其相当于人体物质层面的躯壳。中国古代文类多数有其实用功能背景, 研究文类的社会功能是了解该文类的重要途径, 这也是近年来古代文体学的重要走向之一。在汉末魏晋中国古代文体观正式生成后, 人们观念里普遍最重视的是对优秀文体的追求, 对历代各式优秀文体进行废寝忘食的领悟成为士子们学习生活的重心。历代文人究竟在前人的文体里学习到了什么技巧?如何参透文体中的神韵?古人视文体如人体, 高矮胖瘦不是最重要的, 人的风貌与才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对中国古代各种典籍与文章进行古人式的学习, 是难以深入到各种文体的内部的。林传甲对各种文体的见解看似简单、粗略, 其实想达到林传甲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 (清光绪二十八年乡试第一) 。
第三, 一部理想的文体史, 它应该是一部与现代科学理念相接轨的学术著作, 但也应该是一部充满激情的著作。古代文体虽然已经失去了与仕途相挂钩的实用目的, 但它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 有人曾感叹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学、国史、国画、国医、国剧等国粹在古代社会结束后也得到了弘扬, 唯独国文没有得到弘扬。文体是国文的核心, 一部理想的文体史将是对国文最恰如其分的发扬。所以, 我辈期待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能够唤起人们对国文热情的中国古代文体史, 这或许不是短期内能够出现的经典, 却是我辈作为新世纪学子翘首以待的呼唤。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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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陶尔夫.文学史的世纪及其四个时期[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6 (6) :157.
中国自青铜时代以来，法律即以“刑”为主体，夏商周三代，从传统氏族向国家过渡，战争是基本的生活形态。刑就是从战争而来的，故而古人说“刑起于兵”，法律等同于“刑律”，只有暴力的一面。
地球的另一边，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朝已经有密集的商业行为需要法律调整，故国王汉谟拉比制定的法典熔民法、诉讼法、刑法等于—炉，大量涉及婚姻、继承、奴隶买卖等非刑领域。而中国早期成文律法的代表——战国时代李悝的《法经》的主体，却无疑只是“刑法”，商鞅袭用了《法经》治理秦国，秦律中的严刑峻法令人发指，只是商鞅能够做到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上下贵贱，一从于法”，确是一个颇为了不起的功绩。
同时，公私法不分，不管律令调整的是刑事关系还是民事关系，都靠暴力惩罚手段也即所谓“五刑”(笞、杖、徒、流、死)压阵，又让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从—开始就充满了血腥味。
学者倾向于把清末以前的“中华法系”划出大陆法系而自成一体，原因之一，便是“中华法系”这种不论处理何种内容，技术上都统一于“刑”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清末实施司法改革后，学者们屡屡责难中国法制徒有繁琐的成文典章，却缺少民法传统，只有无处不反映国家权威的刑法，导致民间畏法怕讼，而近代社会中真正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制定的各个门类的法律，却得不到民间的信仰支持和观念呼应。
所以，那位陆先生在《中国审判制度史》中说，“中国古代审判制度上可以借鉴的成功的历史经验并不多”而“‘失败的历史经验’不少”。可作镜鉴的大多是负面内容，盖因清末全面继受欧陆法制，对照起后者来，似乎此前的中国传统司法经历都是歧途。
西汉成帝以前的中央审判机关为廷尉和御史台，后来发展出了第三个审判机关——三公曹，由此中国审判制度进入三法司时代，不过，这些变化似乎都因为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而显得不那么深具意义——不管三司之间如何科学分工，律法制度如何精密，程序设置如何复杂，新瓶子装的还是“人治”的陈酒，通行于社会的仍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种儒家传统。而清末以来司法改革所向往的新制度是建立在立法、司法、行政分权制衡的设定上的，因此向传统寻找“成功的经验”谈何容易。
看来，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必定是一道艰难坎坷之途，无章可循也无本可依——得出这种结论，不一定是基于妄自菲薄。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茅海建著三联书店2009年6月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于1899年写下回忆录《我史》。本书对《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1894至1898年进行注解，鉴别真伪，重建史实，力图还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诸多重要场景。
《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波兰]卡普饮斯基著呜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
作者集40年战地记者生涯的经历感悟写成的作品。全书28篇，每一篇记述作者在一个国家的经历，写法上精心插入占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的相关描写，寄托了深层次的历史人文思考。
《我执》
梁文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