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作文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作文（精选8篇）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作文 篇1

‘才’这个字对应的是‘扌’和‘寸’字，‘扌’喻示的含义就是你再有‘才’也要努力、也要付出劳动；‘寸’这个字表示的意思就是你再有‘才’也应当低调、也要做事把握分寸，一定要学会收敛自己，切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在谈论这些观点时，求前大师还向小编讲述了中国汉字文化在易经方面一些其他的为人处世哲学——

家和万事兴。‘吵’为少，越吵越少；‘让’为上，步步高升。家立业之根、是基础，并且家是讲爱讲感情的地方，时时处处需要心存感恩；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若是非要争论谁对谁错孰是孰非，那么家庭就会变成法庭。作为家庭‘以退为进’方为上策，因为退这个字中藏着一个‘艮’字，‘艮’在周易八卦中代表山，唯有力大无边才可以移山填海，将山移动靠灵活、靠智慧、靠能力；‘进’为井、为坑，遇事需要学会变通，切勿一意孤行，否则必然深陷其中。。。

累是一种责任，苦是一种幸福。累过之后是收获，苦过之后是甘甜，因为苦是甜的浓缩。水为财，主智慧，低调为人、财富就会越聚越多；高调孤傲（曲高和寡），必然健康、财富方面将会流失，变得越来越少。很多道理重点靠悟而不是用嘴巴说说那么简单，做不到就说明不懂、不明白，既然明白为何还要明知故犯、不断出错误？道理看似简单，但是需要每个人去深深地感悟和细细地品味，如若不然就如同囫囵吞枣，怎能体会出其中的味道？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作文 篇2

1 儒家文化对体育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内心平静,表明“静”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使之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直至现今社会,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还在不断的深入。同时儒家文化在很久以前对人们的精神状态起到了一定了作用,尤其是在对体育文化方面存在很多的限制。孔子主张的“以静制动”,反应了当时封闭社会的人们只是追求“静”,而很少进行“动”的文化特色。古代体育的发展受到儒家的“主静、反动”文化的极大的制约,使得沉稳、中庸成为古代体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2]而儒家文化的一些礼仪及其伦理纲常的体系,直接束缚了体育活动的发展,古代竞技体育更是趋于空白,妇女体育的发展基本上没有。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思想源泉。体育文化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以“礼”为主的优良道德风范也将会慢慢的渗透到现代体育活动中。

1.1 儒家的“礼”、“义”文化动静观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在古代的时候,儒家思想的一些文化特征,像“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等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体育思想、意识、精神的形成。这就使得现今社会的一些竞技活动项目开始逐渐的向非竞技项目转变,成为“君子之争”的游戏和崇尚“礼”的内容。[3]体育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礼”、“义”的影响。“在西周时代,中国人们的礼射活动,有着程序严格、组织严密和广泛的开展的特点,它能够与同时代奥林匹克运动相媲美的一种祭奠竞技活动。”[4]但这样一项具备了现代竞技运动雏形的活动,由于过分地拘泥于“礼”,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将竞技性这一特点慢慢地丧失殆尽。正如古时候的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途径,其实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竞争精神,而是用以维护礼教、演习等伦理秩序。儒家思想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后一度达到封建统治鼎盛时期,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排他性和同化性。后期一些传入我国的体育项目虽然得到一定发展,但最终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已经成为符合传统观念的体育项目,失去了原有的竞技功能。

1.2 儒家思想中“文武兼备”、“天人合一”思想对现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孔子主张学生要德、智、体三者全面发展,缺一不可。《论语·述而》中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这就充分的反应出了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体育文化形成已经开始慢慢的发展。另外,在《论语·宪问》中有关于“子路问成人”的记载。所谓的“成人”,就孔子的观点来说,就是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如:智慧、勇敢、礼乐等。儒家学说的这种素质及其精神为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表现奠定了思想基础,强调了身体健身的重要性。在现代体育中,体育活动在方式、手段上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特点——高度重视心理素质,一切肢体活动都与心理活动紧密结合,从而调节身心,锻炼意志。

1.3 儒家的父系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妨碍女子体育发展

儒家文化属于伦理道德型文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这是儒家的特点。古代时候的人们注重“道德”的观念给人的一切活动都覆盖了一层薄膜,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古代体育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其发展无疑会相对地集中于道德的方向。[5]妻从夫贵的道德观念,一直影响着社会的很多个领域,这从根本上扼杀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开展,即使有(如舞蹈、徽鞠、秋千等)也是为取悦于“劳心者”而进行的宫廷表演活动,以满足享乐者的感官刺激。一直到宋元以后,女子体育的发展开始处于停滞状态,以后慢慢的趋向于消亡。

2 儒家文化对体育制度文化的影响

“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参与体育的方法和行为,体育制度的制定都很自然地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影子。”[6]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体育行为多被作为道德教化的形式,掺杂进了太多的繁文缉节,着力突出体育活动中的礼仪与伦理,而对体育项目本身的一些属性和特点则很少涉及,这样就极大的影响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像体育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形成。并且由此制约了体育的发展。儒家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影响很深,导致现今体育制度的发展很多时候都过多的崇尚“道德”这一基本准则。

2.1 儒家文化使得中国传统体育重视道德教化

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古代就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最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远的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源泉。而体育在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分支。在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传统文化中做主张的“道德文化”对在一定意义上对体育活动乃至参与的成员都有一定的严格的要求。并相信每个人通过道德修养都可以达到修身养性,成就佛学所讲述的“金身”。道德的教化一直影响的中国的传统体育活动形成与发展,而儒家思想所崇尚的就是道德在一切活动中都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中,如射箭、蹴鞠、武术等都有着道德的影子。在孔子看来,智、勇和仁一样,也有道德意义,是人道德品质的一部分。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孝梯忠信”、“仁义礼智”的道德主张。中国传统体育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有着些许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随着封建思想的侵入慢慢的渗透到体育活动中去。

2.2 儒家思想使中国体育崇尚礼仪教化

中国体育的精神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种形态。可见,“礼”这种形态就是体育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仪文化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自然也体现于中国体育文化之中。中国最古老的运动,就像在明清时期的骑射,除了用于战争,还用于游戏。在当时的“优秀人才”就是所谓的智慧与勇猛的结合,就想现代的社会一样,有着很多相似情形。《孔子家语》曾记载,孔子观乡射,感到不合“礼”,他很不满意,然后带领他的学生进行一次射箭比赛的示范表演,并且规定只有孝顺友爱的少年、青壮年和好礼好学的老人才能观看表演。[7]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身家与道德是能否参加或观看射箭比赛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射箭比赛主要是“礼”,而不是射箭的技术。时至今日,在我们国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随处可见。在“礼”教的束缚下,中国传统体育重视道德而轻竞技,逐步演化成具有娱乐、表演、礼仪等性质的体育活动。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具有文化氛围特征的体育项目,如中国围棋、象棋、气功、太极拳等得以盛行,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3 结语

儒家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底蕴,它引进并吸收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而且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儒家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也良莠不齐。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渗透到了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之中,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必然包含着两重性。尽管它在宗教伦理制度方面束缚了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同样促使中国体育文化的形成。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遵循“扬长避短”、“吸取别人的优点,摒弃自己的缺点”的原则,努力的在吸收发展中需求更大的发展。我们还要在平等的合作与交流中迅速的发展自己的体育事业,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化。

摘要：儒家文化伴随中国历史发展数千年,同时对中国的体育文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总结归纳法,从儒家思想的“礼”、“义”文化动静观;“文武兼备”、“天人合一”思想观、父系宗法制度和伦理观等相关内容出发,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体育制度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文化所持有的正面和负面两重性。研究认为:儒家文化在宗教伦理制度方面束缚了体育的发展和传承,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同样促使中国体育形成独特的人文文化。因此,在建立现代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应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对我国体育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体育文化,影响

参考文献

[1]唐春芳,刘传信.儒家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J].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07(1):65-67.

[2]吴丽珺.浅论中国体育文化中儒家思想的体现[J].决策探索(下),2011,6:70-71.

[3]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21-223.

[4]周华.儒家文化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J].教育探索,2009,4(2):66-69.

[5]暴丽霞.儒家文化对体育文化的文化控制[J].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报,2004(4).

[6]唐桂黔.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J].体育科技,2004,3:18-20.

中国崛起与中国文化影响力 篇3

这场跨世纪的超级赛局，卷入全球各大板块人马，争先恐后者众，胜出与反超者不断轮回，竞争异常激烈。美国上世纪90年代曾引领10年风骚，欧盟抱团防止被超越，日本方阵腿脚发软，转型经济消长不一，新兴经济体历经坎坷。迄今观赛者发现，体力不支、中途虚脱者有之，调适不当、被障碍绊住缺胳膊断腿甚至国家解体者有之，自觉无望、应战消极，被越落越远或边缘化的同样有之。只有中国，虽然起跑较晚，但在上世纪后期起步以后，凭着持续的耐力与非凡的意志，在30年的竞跑中，处于高速方阵并不断超越。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实力的崛起，也包括加快了中华文化的复兴。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将越来越全面地影响世界。

一、从文化等因素解读中国崛起

中国为何能实现持续数十年的发展，并崛起为经济大国？一直有不少世界政治、经济或历史学家在苦想冥思，寻找答案，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但迄今仍缺乏完整确切的答案。

在一种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尚未被科学冠名之时，可以粗略地认为，中国走的就是“中国道路”，一条世界其他国家还未曾如此尝试并能持续实践的独特之路。因此，单纯从一种经济理论解释，仍然是有局限的，还得从更广阔的时空角度深深回味。这就是包括历史、文化、制度性的及中国人的机遇与决策意识等方面的种种因素。

一是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呈现的张力。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经历过无数王朝的盛衰兴替。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后即谋求摆脱这一历史周期律。在建国、治国的艰辛实践中，有过辉煌也有过曲折。特别是十年内乱经济面临崩溃，与西方世界长期未有往来。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一直有着“应该对人类有所贡献”的追求，坚守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念。十年内乱那一段历史性倒退，并没有泯灭亿万民众进取的价值精神。一种巨大的能量，随着岁月消逝而不断积累，一遇适当机遇便可以爆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作出之后，这种爆发终于发生。恩格斯曾言：“没有哪一种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也契合“祸兮福之所倚”的东方哲学。对中国而言，更是真实写照。

二是上善若水、以德报怨、有容乃大的思想境界。近代屈辱的历史遭遇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良善的思想境界。中国曾是残酷的丛林法则的受害者，但并没有对西方充满敌视。在开放初期，中国即全方位显示战略善意，几乎世界所有国家都热情期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期待中国融入世界。即使后来西方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心怀警惕，搞些遏制与围堵，但中国也不出一时之气，不逞一时之能，一直抓住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斗不为破，而为转圜。坚持原则，不失灵活。中国面对别人叫板时也是这样，这种灵活性不能视为“缺钙”的代名词，恰恰表明中国不想偏离发展的主线。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勇气。

三是强大的制度优势及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干大事”这句话很难过时。西方上天下海、钻地摸高，也都有政府巨大支持。中国更有这方面的天然优势，即有效的政府主导与充分的市场运作。尽管西方对中国体制横竖看不上眼，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在迅猛发展。集中力量搞建设，不折腾，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是举国共识。中国民众心态上也逐步接受市场经济安排，政府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有效调控收入分配，使发展成果更能广泛惠及人民。虽然不乏亿万富翁和被边缘化人群，但政府强调公平正义、社会管理、和谐发展，使中国中产阶级快速成长，普通民众收入稳步提高，曾几何时，一般民众何曾奢想购房、买车，但在今天，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中央政府正在有效推进生产链的展开和财富的快速循环。

四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战略文化。体现在改革开放决策上，不谋全球者，不足以谋一国。相较于前苏联、印度等大国，中国更早、更实地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到来之前即已热身，做足了预习。冷战结束前十多年，中国即已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全球化展开之际，中国已有先农村后城市、先农业后工业、先沿海后内地的尝试，继而顺推大范围、高层次与宽领域的改革开放，使发展具有渐次推升的不息动力。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决策者能充分依照国情，适时错开泥沙俱下的金融、贸易、服务的自由化洪峰，坚持以我为主渐行开放。人口红利，高储蓄率，也使中国获取了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优势，而不只是一头向外。此外，强调国家利益，也尊重别国利益，故能互利共赢、水涨船高，赢得了生意，赢得了尊重……

二、中国终将在与西方PK中胜出

发达经济曾经是全球化的弄潮兒，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时尚名牌等消费方式曾一度冲击着全球，产生无数追随者。但今天，在西方新的时空背景下，却出现集体性逃课现象。产业外包，坐享高端价值链的美国，曾经引领全球化，全球化一度甚至被视为“美国化”的代名词，而今面对全球化，美国呈现引力不足之疲态。欧洲曾有过的高福利成为一种巨大的财政负担，陷入债务危机不能自拔，法国等欧盟九国主权债务信用集体降级，希腊重组失败，欧元区面临分崩离析的未来。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的日本曾经有过长期发展的纪录，但冷战后经历10年沉沦，迄今没有恢复元气。

当然，一些情势或许是表象，但全球性金融、债务、经济与社会危机进一步揭示了背后的弊病。远在这场危机之前，西方学者即已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永恒真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金融稳定、收入增长——似乎正在消失。过去一年，阿拉伯之春、北欧的枪声、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等此起彼伏，一场危机引发的动荡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道路展示出的光环，代表着新兴经济的后发之势。IMF统计显示，按风行西方世界的购买力平价计，2010年发展中世界GDP已经突破世界的50%，达51.9%，而2011年衰退阴影中仍“Hold 住”较高增幅（6％），2012年虽或下调，但增幅仍不是问题（5.6%）。一些新兴经济大国虽受到美欧的拖累，但雨打芭蕉未低头。2011年中、巴、俄、印已跃进到世界前10大经济体，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最杰出的代表，而且，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超过一半。

三、中国将引领世界，软实力同样重要

金德尔伯格这位美国久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一书中，直陈“不规则发展法则”理论：“在发达程度较高、新的文明处于领先地位的任何国家，当它达到一个临界点时，要超越这一界线向前是极其困难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的下一步不得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迈出。”这种先见之明为人们提示出世界格局变迁的未来画卷，这就是人类的发展将是永恒的，世界变迁的步伐终有其历史性的节奏与方向。

“人类发展的下一步”可能在中国迈出！西方主导本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目前的征候显示，这种地位正在或将加快走向终结，中国不会强推其发展模式，但中国道路或模式的吸引力将增大。因为，中国道路不只是对个别国家有参考价值，其复杂的组成有着十分广泛的渗入式经验。世界进入中国引领的时代不足为奇。不管承认与否，这将是世界经济历史性变迁的方向所在。

中国引领的时代尽管没有完全到来，但对中国崛起不乏恐惧者，《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西方畅销书对此前景忧心忡忡。他们所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真正令人恐怖的是美国蛮横地对中国实行前场紧逼，将中国逼离和平发展道路。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世界，中国引领的时代，绝非寻求主宰的时代，而是一种示范促进的时代，是一种模式兼容、多元并举、相互激荡的时代，更是中華文明与和谐文化影响日益增强的时代。

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并非自然而然，中国道路也非一劳永逸，其艰苦的转型对中国而言，可能是一种真正的战略挑战。比如，外部环境使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难以永续。人们或许早就注意到，经济赛局的优胜者“将是那些能够认清行将到来的转变，并赶在现行战略被经济势态的发展淘汰之前，明智地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未来》的作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莱斯特·瑟罗曾进而指出，如果经济增长还要继续，那么，就要重新创造一种集积内在推动力而不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瑟罗认为：“中国是很适合建立这种模式的。因为它是一个大陆国家，是一个拥有需求积压的大国。”世界经济需要不断更新，一个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时代，也将是中国腾挪巨大国内需求积累进而显现巨大引力场的时代。

中国要引领世界不能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崛起的中国，也不只是追求经济实力的中国，更是一种追求卓越文化与软实力的国家。2012年6月，具有全球影响的皮尤研究中心在全球21个国家的调查中发现，有41%的人认为，中国而非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大国（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为40%）。但调查还发现，在过去的一年内，中国的形象在美、日和欧洲部分国家变得“更为负面”。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的心态会日益复杂，“中国威胁论”有之，中国傲慢论也有之。中国在崛起进程中，我们的一举一动完全为西方所理解仍是不容易的，遭遇西方国家的责难也难以避免。

中华文明的本质是良善与追求和谐。随着每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会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来。塑造并发扬中华文明的道德影响力，与时俱进地培育与光大中国人恭谦礼让仁义智信的行为方式，发展中国的软实力等等，同样应是一种需要高度重视并着力推进的国家工程。一个经济大国，也应该是一个在软实力方面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

作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篇4

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有其优点必有其缺点，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问题，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灾祸是福报的倚靠，福报是灾祸埋藏的地方）。有人说这什么祸端呀灾祸呀福报呀，听着怎么这么玄乎呢，是不是都是封建迷信呀。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听着很玄乎，但是道理真的就在其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现在的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有多大，的确，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条件可以说是飞速发展，工业经济步步高升，但是西方文化典型特点就是，强调个体自由度，强调物质，也就是物质第一性，更高、更快、更强，他们不遗余力的通过提高技术手段来认知人类周围的这个物质世界，这就造成了精神境界的枯萎，它跟不上物质条件的发展了，失去平衡了，你说它能不跌跟头吗？偷盗、抢劫、酗酒、打架、吸毒、犯罪，一系列灾祸全来了，而且这些灾祸同样具有西方特色：更高、更快、更强！因为他强调物质呀，强调效率，强调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物质结果，急功近利呀，疯狂的利用资源，自己的资源不够，满足不了个体的自由发展，满足不了个体膨胀的欲望，满足不了人类牵拉出来的欲望，资源是有限的，欲望是无限的，怎么办呢？抢啊！夺呀！从其他国家或者从其他人那里坑蒙拐骗，烧杀抢掠呀，从

小打小闹到后来的世界大战，人类灾难不断升级，后来终于认识到世界战争的可怕了，才有了现在暂时的相对和平时期。但是呢？这种劣根性并没有改变，虽处在相对和平之中，却怀揣着随时战争的心态，这就是这些年来西方文化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弊端。

看看现在的国人，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盲目的追随西方文化的热潮，盲目而过分的强调个体自由度，纵情牵拉自己的欲望，很多国人学会的更多的是私欲、放纵、疯狂、无常、偏执，喊着所谓的人权、隐私、自由、平等，殊不知这些东西只有在特定范围内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任何事物都有个度，越过这个度，超出这个范围，这些东西就不再适用了，就不再符合自然规律了。比如，你强调人权，可以，但如果在任何环境下都拿所谓的人权作为护盾，父母老师你都敢无视，我行我素，我要人权，老子天下第一，这就不符合自然规律了，很多年轻人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你强调隐私，可以，但是过分强调隐私的话它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父母与孩子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就不会有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信任与理解、这就是隔阂与代沟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你强调自由、个性，当然可以，但你的自由不应该成为限制别人自由的枷锁，你的个性不应该成为扰乱他人生活、扰乱社会秩序的武器，当前社会酗酒、打架、吸毒等种种乱象甚至犯罪与过分强调西方文化中所谓的个体自由度与个性有直接关系。你强调平等，当然也可以，中国现在有很多家长都在借鉴西方的教育方式：与孩子做朋友，女儿和妈妈成了姐妹，儿子和爸爸成了哥们儿，你觉得合适吗？亲子关系看起来似乎更亲密了，然而好景不长，悲剧发生在了很多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对父母说：咱们现在是平等的了，你们现在能看电视凭什么不让我看，你们在屋里亲热凭什么不让我谈恋爱，如果你们再这样我就不和你们交朋友了。。孩子小不懂事，可是家长也跟着盲目胡来，那还了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且已经发生在了很多家庭中，导致亲子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当父子做了朋友就很难再变回父子了。这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明确的阐述：人与人之间有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如果其中任何一伦关系颠倒、混乱或出错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很多家庭老子管儿子叫爸爸，儿子管爷爷叫孙子，长辈围着晚辈转，迟早有一天这个家庭会有灾难。

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那就是：西方文化为什么就能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第一是我们自身的内部原因，中国分为3个派别，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中间派(认为单纯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则能救国)。一开始是中间派掌权，推行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中间派的做法不可取，于是激进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丢弃。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再加上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不推崇，使很大一部分国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误解，认为传统文化全部都是封建迷信时代的产物，这样一来，国人在文化的精神上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所以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多姿多彩的文化形式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正是这样西方文化才被年轻人接受并且迅速的推广开来。第二是从西方文化自身方面来说，其思想是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源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重视个性与意志的自由，人权，注重实践和探索，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在一定程度上给西方文化披上了神秘的色彩，再加上它具有开放性的外向型文化特点。因此才导致了今天社会文化的面貌和盲目追随西方文化热潮的现象，当然，这也伴随着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流失。

西方文化崇尚更高、更快、更强，他们发明了百米赛跑以及一系列惊险刺激的运动，他们喜欢挑战自我，挑战生理极限，挑战自然限制，挑战不可能，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敢于挑战一切，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很励志，很刺激，是吧，但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老祖宗搞过百米赛跑比谁跑得快，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惊险刺激的挑战更高、更快、更强是对自然规律的藐视，自然规律你都敢挑战，你这不是逆天吗？目前人类的百米记录是9秒58，有生理学家预测就人类现阶段的进化程度和生理机能来看，如果百米达到9秒3的时候会导致内脏破裂而猝死，你不是跑得快吗？那恭喜你，你离死亡又近了一步！因为总是一味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总是挑战极限，所以你总是不满于现状，欲望就像魔鬼，你喂它一尺，它就增大一丈，人们永远也喂不饱它，欲望满足不了怎么办？人们就开始急躁浮躁，钻营取巧，兴奋剂、瘦肉精、三聚氰胺、膨大剂、违规色素添加剂、过量激素催熟催红催产等滥竽充数、揠苗助长式的更高、更快、更强，贪污受贿、暗箱操作、垄断、循环借贷，把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通过玩弄手段占为己有，从此走上了违背自然规律的道路，这就是形成了现在社会丑陋的一面：私欲膨胀，物欲横流，害了自己的同时也害了别人。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都只会做事而不会做人了。人的一生无非两个做为，第一，做人，第二，做事，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先做人再做事，如果一个人连人都不会做了，那他还能做出人事儿就奇怪了。中国传统文化教人做事的同时更注重教人做人，我认为学习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当今这个社会作用重大、意义深远。

古人云：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区区几字，尽含人生哲理，意思是说：违背了伦常，很快就会遭遇灾祸（包括疾病、意外、折福折寿），一个人的德行与所处的地位（包括名誉、职位等待遇）不相匹配的话，必然会招致灾祸。一个人发出作用必然会收到反作用，你如何待人，人家就如何待你，你怀着赤诚的心对待别人，别人也会用真诚待你，有些人觉得自己周围的朋友都充满了负能量，那很可能是因为你和他们一样，传统文化中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人称之为感召，你浑身充满正能量，自然会吸引来志同道合的人，因为你们立场相投，一拍即合，那么你周围自然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朋友，如果你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钻营取巧，经常出入一些不正当场所，那么你交的朋友肯定很多都是这样，精于算计，沾染恶习，充满负能量，弟子规中就有讲：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表面看像封建迷信或者道德恐吓，其实说的是自然规律，天就是指自然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西方文化，我们要取其所长，补我所短，西方文化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要加以甄别，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选择性的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精髓，深入了解其内在价值，最终得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盲目追捧西方文化潮流，不加辨别，生搬硬套，导致鞋子不合脚，像剪下来的无根之花一样很快消亡，甚至像邯郸学步一样，不仅没学到西方文化中精髓的一面，反倒还把自己凝聚了5000年智慧的传统文化弄丢了。物质和精神缺一不可，西方文化带动了我们的物质发展，却引发了我们精神上的混乱扭曲和空洞，我相信传承了5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塑造我们的内在涵养，弥补精神世界的空洞，让国人重拾中华民族的灵魂，面对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能够泰然处之，以不变应万变！

楚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5

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

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

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

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

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

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

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

最后楚为秦所灭。

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

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

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

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

《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

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

”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

《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

”(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

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

——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

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

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

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

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

《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

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

”已可窥见一二。

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

从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

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

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

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

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

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

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

《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

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

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

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

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

《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

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

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

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

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

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

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

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

我们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

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

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

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

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

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

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

这就是“吟”。

(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

)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

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

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

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

《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

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

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

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

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有何特色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

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

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

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6

在21世纪的今天，再谈儒家，似乎有点“过时”。然而，千百年来，植根于中国人心中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无不在“儒”的基础上引申和阐发。尤其是西汉以后的儒家，早已脱离原有的学术派系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根本，追名逐利之敲门砖，政治传统之工具。经过多少篡改，多少曲解，多少加固，多少阐释，儒家已建立起稳定的思想架构和完整的体系。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儒家，又是怎样评说呢？儒家在当代价值几何？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而今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出自于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表现在哪些发面呢？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

作为独立学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创立者。在周室衰微、礼乐崩坏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适应形势，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孟子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宋史“道学”朱熹传》）。所谓“道统说”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张，孟子不过是对孔子学说的一个方面的发挥，与“内圣”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荀子派内立宗，自标新意，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外王学说。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这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难怪荀子在《儒效》中以“大儒”和“俗儒”来划清与孟子的界线。自认是孔学真精神的传授者。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有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而这些都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实现现代化，是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有物质文明建设，也需要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目前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严峻问题之一是精神文明建设赶不上物质文明建设，在近几年的四化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国内出现了贪污贿赂、倒卖诈骗、一切向钱、假公济私、见利忘义等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就不能不使人回想到儒家思想中的公私之分、义利之辩那些精华的东西，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有益的，应该把它们继承发扬下来。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能做出贡献，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既要有她的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也要有她的独立的文化。所谓独立的文化，就是要由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出来的，或吸取别人而加以消化的，以维护其生存和发展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文化因素，其中以思想最为活跃，成为这些因素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广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民，那么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的传统文化，必有她的强大的凝聚力量。像这样的传统文化，要一旦完全抛弃她，和她发生彻底的决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不应该的。像这种历时数千年，虽累经剧变而未绝灭的传统文化，糟粕固然很多，精华亦复不少。在今天对待她的应有态度，就是要如何正确地引导她到现代化的道路上来。去掉她的已经僵化了的、腐烂了的部分，保存和发展其还有生命力的、还有健康的部分，使她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继续作出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属于这类的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属于这类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积极方面：

（１）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２）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３）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４）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５）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

（１）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

（２）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有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

（３）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一统。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４）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

（５）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

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

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哪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三、如何扬长避短，发扬传统文化

首先，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越演越重，经济一体化浪潮越发汹涌之际，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民族研究与工作中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

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又是一个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我们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传统文化实施科学有效的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全面富强民主现代国家的现实需要。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的关系。确保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首先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按照自身的规律得到深刻的继承和持续的发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看似属于纯然的公益事业性文化建设投入，实则蕴涵着非常巨大的潜在效益和长远利益。不仅对实施保护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原则在具体的运用中要严格掌握，避免急功近利走样变味的所谓“保护”，成为违反规律的草率操作与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以免动机良好措施不当的“保护”反倒成为毁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而且要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当前与今后几种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凡是涉及上述关系的，都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牢固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

最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上升到一个全民族的高度，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国学大师文怀沙说，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精神的氧气”，毕竟“树的影子拉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我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妈妈的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于“儒”，对于现在的我们——大学生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儒家是中华文化的命脉与根本。讲什么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儒教。实际上，儒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内涵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其发展历程而言，儒家思想分为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以及新当代的新儒学。此四个阶段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后世所谓“孔孟之道”既是先秦儒学，所倡导的是孔子与孟子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级人物，其思想特点是：都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倡导礼乐制度。

两汉儒学，上承经过荀子法家化之后的儒学，经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所改造，实行“阳儒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神授，把大量儒家伦理道德法律化，使之与“礼”并行，作为约束。

这种改变，使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层的要求，从而最终让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思形态”，影响历史长达两千年之久。

随后，由于佛教的传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玄学和佛教对儒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为了战胜佛教，儒教开始大量吸收佛教的精神，“援佛入儒”，于是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程朱理学继承了先秦孔孟的精神，构筑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以及心理素质。

继之近代，儒学在国人之中失去信任度，发展也达到历史的低谷。

毋庸讳言，儒家在现今的确早已过时，但也不能一味全盘否定，看看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国，日本、韩国（自诩为儒家的真正传承者）、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等，儒家的有些基本精神和现代社会其实并不矛盾。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都以本国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信仰作为国家的精神轴心、宗教信仰。可见国家的传统文化与信仰是非常重要的，而先前我们一概的否定式不足取的，龚自珍说过：“如要亡其国必先去其史。”而我们已经把先前的历史丢的所剩无几。儒家在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有他的信仰，无论我们如何去争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孔老夫子的思想史维系社会、国家和家庭的重要力量。他也慰藉着中国人的生活，是人的精神源泉。反观现在的国家行政人员，有几人是有信仰的去做事、去为人，有这样一帮人在当政，无怪乎我们身边的离奇事件一件胜过一件，就算我们在网上看到任何的有关当政者如何实行怪政，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相信中华文化现在并未能体现其优秀的特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物质要求都有很大提高之后，我们在回头回味儒家文化，就会重新的发现她的优势。

浅析儒家思想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张批判的继承，但在儒家思想领域，继承的较多，批判的却很少，也只有在专家学者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只言片语，而且或在书店中束之高阁，或在图书馆中被深埋角落，无法雅俗共赏。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当然，很多消极因素并非儒家思想最初之意，而是经过历代大儒的“修改”和封建王朝不遗余力的“义务教育”，但历史已经成为事实，儒家思想曾对中国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真是令人诧愕，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仅仅是领袖的一念之差和人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吗？当然，文革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为什么会出现“领袖一呼群氓响应”的局面？应当说有什么样的民众，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这才是文革的可怕之处。对于妇女，更是为其戴上“紧箍咒”，要她们牺牲自己来换取名节的虚名。人们总是把潘金莲说成“荡妇”，如用现在思想 解放的观点来分析，他不正是古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吗？民国初年，某报上刊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某妇人在其夫死后亦跳崖寻夫去了，以完成她的贞烈人生。该报非但没有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此列妇的行为大加褒扬，称赞她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由这篇报道，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了。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场面：一批白发苍苍的元老级大臣跪在金銮殿上，声泪俱下，甚至以头抢地，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打个比方，改革者在台上演戏，民众在台下看戏，成功了，听不到掌声；失败了，大家一哄而散，回去取些银两，还可以私下买几个蘸了鲜血的馒头。到了近代，我们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了国门，资产阶级曾试图改变中国的命运。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说，任何革命有其轰轰烈烈，也有其蓄积的过程。不错，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可是中国历史的封建专制为何长达两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余波未尽？我们在分析历次改革或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归纳出来条条框框。当然，失败是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哲学上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根本原因就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内部。

“复古”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上。八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初登中国诗坛令文学界惊骇万状，它与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儿歌不同，也与某一时期流行的“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风铆铿锵”的鼓动诗不同，是一些习惯传统的人大为恼火，非议纷纷。有人说它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解放潮流中一个倒转的旋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这些在今天看来另人发笑的评论深深折射出我们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看到新生事物，便视之为异端，而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有时，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都会感慨：在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是就有一种普遍的说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古代的文献备受推崇，很多人儿时就了解“四书五经”，遇到了新问题，总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答案，这种模式严重抑制了中国人创新思想的发挥。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想影响了往后长达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忽视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从而造成了至今仍是沉重包袱的脑体分离，经济和科技落后的。东西方两种思想孰优孰劣，只要看一下鸦片战争中的武器就知道了：中国人是大刀长矛，英国人是长枪火炮。有人也许会列举“四大发明”，某某项成果领先欧洲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否定上述观点。诚然，谁也不能对中国古代的丰硕成果视而不见，但我们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国在某些领域领先欧洲时，欧洲人亦在某些方面领先中国。最好的证明就是打开初中的物理、化学课本，你会发现上面中国人的名字并不多，一堆欧洲人的名字倒会跃入我们的眼帘：牛顿、伽利略，帕斯卡、道尔顿``````````` 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学问”的精神思想而不仅在于精神。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唐宋以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况愈下。有人以唐为强，可是唐代京师三陷，天子四迁，何以谓之强呢？无数史实证明：我们过于重视“音乐”而忽略了“体育”。

此外，封建王朝利用儒学中“崇本抑末”的观点，限制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精力吸引到读儒家经典，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近代保守势力利用孔子“明华夷之辩”的思想处理中学与西学之争，坚持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失去了赶上西方的重要机会。

有人说儒家思想像粮店，不能批，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为什么不能？中华民族的心弦难道如此脆弱吗？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积极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某些优良传统和品质，陶冶了一带又一带中华儿女，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带着情绪化色彩来看待这一问题。过去的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决不仅仅是那些厚厚的史书，可怕的是留在中国社会中的不良习气，留在中国人心中的毒瘤思想。过去塑造了我们，我们有续写着未来。以前，我们对待什么事都是浮于表面，所以“前车翻了千千万，后车来了也亦然”。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说过：“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历史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是不是本着对历史，对民族负责的态度，让人民去真正的认识儒家思想呢？

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周敦颐、程颐、张载、顾炎武、戴震等。

文化地位

今天儒家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内圣外王之学

“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

外王学说

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

（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

（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

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

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守符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

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

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

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

现代意义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依据《结构论》的系统综合理论，曾邦哲提出公元前约几百年几乎同期发展的希腊（自然）文化、犹太（律法、波斯时期）文化、印度（佛教、精神）文化、华夏（儒家、伦理）文化奠基了人类至今以来的核心文化模式。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传播与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和软实力建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建立强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在整个传承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自2006年以来，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已经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可。目前，国内权威的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平台有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各高校国学院等，其中中国孔子基金会作为国家设立的儒家文化当代传播与应用的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记录片、电视节目（如《新杏坛》）、出版物（如《孔子研究》、《儒风大家》等）的策划、投资方面，还有产业探索方面，设立了山东儒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应用进行了有效探索，与金融机构合作发行孔子卡、建立国学社区、公交《论语》、国学大讲堂、与茶酒等文化的提升与融合等，通过不同形式的儒家文化渗透与普及，使大家对儒家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直观的认识。

由于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儒家文化的误解，使儒家文化被插上了腐朽、保守、专制的标签，现在是通过普及，让大家认识真实的儒家、人性的儒家、当代的儒家、国际化的儒家的时候了。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儒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在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不同，既不维护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纯粹地域国家的主张，而是坚持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统一，维护宗法等级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秦汉以后，中国出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儒学思想又发展出为专制君权服务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为一尊，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能够与它争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把它挤垮。东汉以后道、佛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们只管人的精神解脱一件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着。等到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将这件事也管起来之后，儒家学说又全面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佛道则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归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此起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制度，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样原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科学民主意识的成长。

儒家处理各阶级、等级之间关系的原则不仅有礼(等级秩序)；而且有和(和谐)，这就是乐的精神与仁的精神。儒家强调统治者有责任给民众以关心与爱护，向他们施行仁政德治。这样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民而设，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其次这也符合内圣的精神，因为仁是至善，是天道，与仁为一便可以优入圣域，与尧舜一样成为伟大的圣哲。儒家向来有一种道高于政的意识，认为现实的政必须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优秀代表人物总是坚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评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们以仁为武器，抨击时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民众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不仅是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协调家人、族人、国人以及天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历史上，“爱人”，“博施济众”以及“忠”、“恕”思想，不仅造成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上培养出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普遍意识，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互关心与和睦相处的有益气氛。从这方面说，仁的意义远远超出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范围，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赞美的思想与德行。

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专注于此岸的即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这种态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当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没有超越的精神。正如当代新儒家所说，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与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们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说法。这样，对于人来说，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人们可以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与天(理)为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从而得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的佛道二教，它们也很注意维护世俗的君臣父子关系，使中国不致产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欧洲那种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对于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具有强烈的鼓舞或整饬人心的作用；同时，从社会进步来说，没有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对立，社会上就缺少了一种缝隙，能让新的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从中较为自由地发展起来。

在人性问题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论观点。与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的性恶论相比，性善论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它也有明显的优点。在禁人为恶方面，儒家威慑力不足，但是在劝人为善成圣方面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承认性善，所以儒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人是一个生命体，人的生命是天赋的，所以人命关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这个权利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任何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抵制。人也是一个道德主体，由于人本来具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说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虽未强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儒有„„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这种人格尊严的思想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群体意识。儒家的学者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家族与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荀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亦即人能组成群体——家族与社会。儒家重视并且积极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以为这是群体生存的根本保证。为此提倡“崇礼”与“尽伦尽制”的概念，“和为贵”与“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否认社会责任的佛老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人民、山河、历史、文化，一贯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勤奋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斗，面对敌人的屠刀，又能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吉鸿昌„„他们对于祖国坚贞不渝的忠诚，可歌可泣的业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丰碑，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儒家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于人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人接受自古以来文化传统的教育与熏陶，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品格。没有人文的化成，就没有文明的人类。

与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不同，儒家一向重视道德和文化教育。在这种精神指导下，汉以后历朝都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各级各类学校，讲授五经、四书和历史知识。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的制度，隋唐以后科举取士的制度，大大激发了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使得识字率、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极大地提高了。与此同时，政府和私人都重视解说经典，编纂史籍，著书立说，收藏图书，交流学术等等，这些成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人的文化中，道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荀子指出，人之所以高出矿物、植物、动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不但有质量，有生命，有知觉，尤其在于人有“义”——道德观念。所以，崇德尚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它要求人们严格划清公私、义利的界限，天理与人欲的界限。认为人只为满足个人私利而生活，无视道德律令的约束，就是把自己降低为动物。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学者总结了体认真理与修养心性的丰富实践经验，津逮后学。由于过分注意人文学科特别是道德修养，儒家学者中多数人对于自然界的现象、规律，缺乏求知的热情与兴趣，不是把自然知识当作士大夫无须过问的贱业弃置一旁，就是拿自然知识来附会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虽然儒家并非注定要排斥科学技术，不少儒家学者同时也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等等，但在儒家主流派眼中，科技是所谓技艺，不能与“大道”相提并论。这点是儒家思想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特别是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传统颇为不同之处。人既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物质的需要，分别由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来满足，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培养只讲道德修养而不能解决人的物质生活问题的人，不会给社会带来幸福；同样培养只懂科学技术而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也绝非人类之福。

儒家观念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教导和鼓励人们刻苦自励，在道德与事业上不断攀登高峰。自强就要战胜自我，要有不怕艰难险阻，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同时还要有远大目标，决不因小有成就而止步不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典型，在个人的学习与修养方面，不以“不惑”、“知天命”为满足，一直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最高境界。在政治理想的追求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周游列国时，他看出时君世主不愿意实行儒家之道，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硬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他坚持行道，相信终有一天人们能认识到他的道是正确的。自孔子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用这种精神鼓舞自己，精进不已。近代以来，个人的自强又发展为民族的自强，这种精神支撑我们战胜日本强盗，取得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思维方式上，儒家也有自己的特点与突出贡献。特点之一是对于世界做整体的、综合性的思考。儒家像道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一样，他们关注的是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每一个事物的具体构成。在他们所绘制的世界图景之中，宇宙是一个系统，天地万物以及人类，都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之网中，没有一件事物是孤立的；同时也没有一件事物是静止的，它们都在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推动之下，永无休止地、循环往复地运动变化。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有自己的优越之处，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这就是不擅长对具体事物做分析性的研究，它的认识在质与量两方面都缺乏必要的明晰性。这种缺点决定了儒家对自然现象的说明，本质上不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第一，它所依据的经验是从日常生活获得的经验，而不是科学观察与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其次，它不会对经验进行逻辑分析与量化的研究，所以它所热衷的是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而不是像近现代自然科学那样，从现象的科学数据中找出规律，一般是由公式来表达的现象间的数量关系。当今各门科学的发展都将从分析走向综合，这个综合与古代朴素的综合是不同的，但是古代综合思想毕竟可以给现代人一个有益的启发。有不少西方科学家在向东方寻找智慧，就是一个证明。

特点之二是观察与处事的中庸原则。中庸是执两而用中，是和而不同，儒家依据这个原则观察与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各种各样的片面性。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人们也否定了它的斗争哲学，因为片面强调斗争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那么是否可以从此强调和合，将和合看作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另一种片面性，起码不符合儒家思想实际。在和与斗的关系中，儒家既不一味主张斗争，也不一味主张和合。因为这两种倾向都违反了中庸精神。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既然是讲“仁者爱人”，为什么又要有好有恶呢？爱人是总原则，是对人类来说的，但在一个具体的人群之中，情况就复杂了，总是有好坏善恶之分，对恶人是否也要好之爱之，只讲和合而不讲斗争呢？孔子主张有好有恶，不对恶人实行恶亦即斗争原则，也就不能对于人类实行爱，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再从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来说，儒家诚然是主张和谐的，但这里面也同样包含斗争，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人要生存必须向大自然索取，所谓和谐只是索取要有一个限度，要保证自然资源能够再生和维持自然环境继续适合人类生存，总之是达到索取与维护的平衡。所以，兼综和合与斗争，斗争不废和合，和合不废斗争，这才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则。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儒家思想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从荀子开始便吸收了道家、法家的思想，“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信条。汉代儒家与阴阳五行等思想结合，产生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思想。魏晋时代它与道家思想结合，产生了玄学思想。宋元以后儒家吸纳佛、道观念，成为新儒家——理学。明清时期，徐光启融合儒教与基督教，刘智会通儒教与伊斯兰教，都得到成功。近现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试图把它和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起来，这个工作正在继续。

正因为儒学是开放的，所以它有很强的适应性。在古代，它不仅适应于中国的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而且适应于朝鲜、越南和日本，推动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

但是其开放性似乎也有一定限度，对差距较大的思想，譬如近现代思想，儒家思想体系很难将其融入。现代新儒家想从中开出民主政统与科学学统所遭遇的困境，就是有力的证明。

儒家思想从孔子特别是汉武帝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形成与民族文化一心理素质的培养，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产生过许多负面的效应。尤其近代以来，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指导我们走出传统社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相反却总是让我们被动挨打。正如不能把古代的繁荣完全归功于它一样，也不能把近代的落伍完全归罪于它，但在总体上它无疑是过时了。那么儒家思想对于我们，除了它历史上的辉煌，是否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包括许多方面，例如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的礼制、仪法与三纲思想；伦理方面的君臣伦理、家族伦理、个人伦理，修养论，境界论，以及教育学、哲学思想等等。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它的基本体系已经被打破，礼制与三纲思想已经被废除，但是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如它倡导的思维方式与伦理思想，往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它的时代性的东西，尤其是它所揭示的世代相传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公德，在今天和将来还具有生命力，这是应该当作祖辈留给我们的传家宝，精心加以继承与弘扬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思维方式与道德思想都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其具体发挥总是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普遍意义在现实中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因此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方面，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并不是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亦即批判继承的过程。比如说儒家思想中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自然是优秀的传统，但是现实中的儒家爱国主义思想，都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人所爱的国是具体的某姓的王朝。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有所选择，既不因其具体表现形式而予以抛弃，也不因其抽象的普遍意义而将它看得过高，以为现成可用。

隐逸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篇7

儒家是影响中国文人最深的一种文化, 千百年来对文人影响至深。儒家是讲究入世的, 于是文人们把自己手中的笔, 当做了通往“庙堂”的桥, 十年寒窗只为一鸣惊人, 实现自己胸中的大抱负。在这其中, 少有人会逆势而为, 即使是曾经最为惨烈的“焚书坑儒”, 也没有埋葬文人心中那种家国梦。

在这样的一股潮流中, 悄然兴起了另外一种处世态度, 那就是隐逸。它讲究出世, 其鼻祖大概要追溯到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的身上了。庄子那种飘然于物外, 神游天外, 翩然欲仙的生活态度走向了一条与文人士子平家治国理想完全不同的方向。隐逸文化与当时 (也包括以后相当长的时间甚至现在) 的社会主流意识是相背离的。那种不与世人交往, 只与天地沟通的境界是居于“庙堂“之高的人无法体会的。而庄子则犹如闲云野鹤一样, 静静地漂游于世人之外, 冷眼看世间百态。

屈原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士大夫的典范, 但是这个宁死不屈的皇室成员也曾经想过隐逸, 当然屈原不像庄子, 他是被迫浪迹江湖的, 而庄子则是一开始就对那些人抱有厌恶情绪。因此, 屈原虽然被迫隐逸, 但是他的心还在庙堂之上, 其心中深厚的爱国之情无法让他真正舍弃家国, 神游四方。因此, 可以说是家国始终束缚着屈原的心, 也是家国最终将他送入了滔滔的江水之中。

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 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入仕制度, 官本位的现实, 使入仕成为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因此, 更多文人的隐逸如屈原一样是被迫的, 他们不管是身处庙堂的心灵隐逸, 还是身在田园心在庙堂的隐逸, 都是经历过挣扎的, 都是因为自身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自我难以逾越的沟壑。文人心中大都有平天下的大志向, 有一番济世心肠, 但最终得不到实现, 且难以融入庙堂之中, 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只好隐匿于山水之间, 用山水来凭吊自己的心情, 寻回生命最初的宁静。

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了。陶渊明之所以成为中国文人心中的一座高峰, 不在于他在庙堂上的作为, 而是他隐退之后的情操。既然庙堂难以容忍, 何不脱下皂袍, 摘下官帽, 远离是非, 在山水田园之间寻找一片适合自己的“净土”。陶渊明的出世, 为后代文学留下了一抹清新, 一点飘逸。他成为了后世文人世子学习的楷模, 使得他们都希望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桃花源, 能够采菊东篱, 锄豆南山。王维是模仿得比较好的一位, 他高居庙堂之中, 但却对山川竹林留恋不已, 高居政治中心却能跑到城郊八景去“偷得浮生半日闲”, 这也算是对庙堂与江湖之间失衡的一种弥补吧。但他和陶渊明不一样, 陶渊明的隐逸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宣言, 王维则是一种调节而已, 是假于外物的隐逸。

在中国古代社会, 文人士子真正的隐匿无非是如下几种生活状态, 一是躬耕于田地, 二是捕鱼于河面, 三是砍柴于深山。曾有很多诗人将这样的生活给诗意化了, 如“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 如“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生活的艰辛和沉重, 不敢面对这种真实生活的尴尬和无奈。尊崇如孔子也被老农嘲讽过:“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孰为夫子?”那些文人的雅号常常自称为××钓徒, ××樵子, 他们也许连钓竿或斧头柄都没有摸过。一味的清高, 让他们如孔乙己无法脱下那件象征身份的“长衫”一样, 无法真正混淆在农人商贾之中, 他们的“归园田居”只不过是游戏在山水田园的物境中, 精神上不可能真正归属于此。

比较看中入世的代表是杜甫。杜甫的一生是充满悲情的, 他的生命中充满了艰辛, 一生中大半的时间都在漂泊和贫困中度过。但是无论是身心得意, 还是抑郁失意, 他总是在固执地前行, 带着心中那几乎无法实现的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 颠沛流离。在近代这样的人就应该是鲁迅先生了, 虽然当时的社会黑暗无比, 让人看不到希望, 是一间“铁屋子”, 民众找不到方向, 没有逃生的希望, 但是先生还是在呐喊, 在呼唤, 在寻找, 他要唤醒广大民众, 一起努力砸了那混沌的笼。这又是另一种境界了。

庙堂与江湖梦, 是缠绕在中国文人心中的一个难解的结, 他们在出世入世的跷跷板上, 跌跌撞撞地寻找着那个可以平衡的支点, 但有人得意, 有人失意, 总是亘古不变的事实。无论出世还是入世, 都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心灵备受煎熬之后的一种处世选择。

参考文献

[1].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礼”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篇8

关键词：“礼”文化；外交理念；外交风格；国家形象；外交宗旨

英国历史雪茄汤因比指出，文化是文明的精髓，文化成分是“文明的灵魂、血液、精髓、核心、本质和缩影。”①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表现了一个文化体系中成员的生活及思维方式，从而塑造他们的行为，文化是共同的价值观。②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传承性、包容性、开放性。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中华民族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兼容并蓄，自强不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礼”文化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为以人为本的思想，即人本思想。《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孝经》说：“天地也性人为贵。”所谓以人为本，并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根本。③“礼”文化的人文精神即人本思想，注重探讨人性、人格、人生等问题。以人为本是我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人本思想贯穿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以人为本外交思想的提出是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国家实力显著提高的背景下提出的战略构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内涵④。中国政府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外交思想在制度构建、领事合作、日常服务以及危机应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从利比亚撤侨的实践为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注入了生动的现实脚本，丰富、深化了“外交为民”的科学内涵和精神气质。

“礼”的道德属性即所谓“礼义”，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属性之一，《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⑤礼义道德是人类文明开端的标志。在国际社会中，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也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各国因不同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外行为是具有不同的表现。中国因为“礼”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外交风格。正如张鸿石说：“一个的外交风格多表现为该国外交的某种特质、格调或品味，有时也表现为某种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外交行为方式，它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⑥“忠恕之道”用于对外交往中，体现为中国外交的信守诺言、热情、友好、坦诚、坚持正义。中国外交的目的是通过国际交往，增进中国同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加强中国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中国同各国的友谊。

“人无礼不立，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大略》），这句古语说明“礼”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而且，“礼”对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同样的重要。“礼”文化要求国家的行为要符合“礼”的标准，国家行为合乎“礼”就是正当的，讲道义的；国家行为不合乎“礼”，就是不正当的，不讲道义的。而关于邦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则应该是和平共处，反对相互之间因争夺利益而诉诸武力攻占，主张以道德力量的感召力克服流血冲突，实现双方友好共存，互利互惠，倡导国家之间秉持以义文本的原则，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利益的共同提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义在邦国、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交往准则，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

当今国际社会中，道义在国际交往中开始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国几经开始纷纷关注道义问题。一般来说，按照道义原则行事的国家会占据道德高地，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本国的地位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强。因为，道德也是一种影响力。反之，一国如果违背道义原则行事，在国际社会中就会处于劣势，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影响力就会小。在外交实务中践行道义原则，中国外交将会更具有灵魂，在世界上会受到更大的尊重。

“礼”最重要的功能是“分”，而“分”则代表着一种秩序，如荀子所说：“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在中国古代，“礼”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有序、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古代秩序等级分明，是我们今天所要抛弃的秩序，但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是“礼”是怎样维护秩序的稳定，以及“礼”通过维护秩序的稳定所要达到何种状态。在维护秩序稳定方面，“和”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和”也是所要达到的目标。“和”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即是万物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和”的追求贯穿了人生、自然与社会的各个领域。

所谓“和”，并非“同”，而是“不同”，即指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要素按照一定的关系组合而成的一种和谐的状态。“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关系的一种方式，“和”是目的，“不同”是前提。中国传统政治在“和而不同”原则的指导下，在维护社会政治合理秩序的大方向下，承认个体差异性，从而保持政治领域的相对和谐。“和而不同”原则对于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预计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对今天的国际关系亦有深刻的启示。

传统“礼”文化影响着中国外交，从外交思想、外交行为、外交风格外交宗旨以及外交目标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礼”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任何传统思想，包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都是精华与糟粕的集合体，在继承与借鉴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区分，我们要继承精华，抛弃糟粕。

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借鉴于传统文化，由传统文化而开新，不割断历史，接续历史而谱出新篇章，已成为推动社会与国家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能力，也是当代学者所要承担的责任。

注释

①王少如、沈晓：《汤因比论——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三联书店，1997年，第116页。

②秦亚青，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

③张岱年：《文化与价值》，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15頁。

④金灿荣、刘世强，论以人为本的中国外交思想[J]，外交评论，2009年。

⑤王启发，礼义新探[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1年。

⑥张鸿石，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