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演讲笔记

俞敏洪演讲笔记（共6篇）

俞敏洪演讲笔记 篇1

2.人生不是百米赛跑而是马拉松。

3.心要走到哪里，人就走到哪里。

4.“三文鱼”精神。

5.初恋给我们的启示：放弃了自己的面子，敢于去追了；有了坚韧不拔的意志了；有了放弃的勇气。

6.只有慢慢的一步一步把事情干成的，每一步都给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每一步都给自己一个良好的交代，再重新向未来更高去走一步的人，他才能把事情真正的做成功。

7.生活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

8.再巨大的工程都要靠最平凡的工作区支撑。

9.当你决定了一辈子干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坚定不移的干下去，就不要随意的换，你可以像一条河一样越流越宽阔，但是千万不要再想变成另外一条河，或者变成一座高山，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以后，你的生命就不会摇晃。

10.记住每个人活都是活在每一天的。

11.事业是一个结果，所以任何事情只要你在做的时候，它就不能算成功，成功有一种心态，成功是过去摔倒过千万次，将来也会摔倒千万次，但依然会爬起来。

12.对社会人来说，你做事情的结果是成功的唯一标准。

“忍者”俞敏洪 篇2

俞敏洪无法拒绝这种呼唤。清风透过窗户吹进来，他感觉到的却只有热浪。这股热浪在他创办新东方的十四年里，似乎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俞敏洪，一个略显瘦弱的男人，却有着近乎传教般的、铿锵有力的声音。“我今天不是来讲述成功的。”

俞敏洪身后是一幅大大的幕布牌，上面印着“昔北大师兄，忆青葱岁月；今成功精英，谈励志人生”字样。与之浑然一体的是俞敏洪及素有“新东方三架马车”之誉的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他们四个人的肖像，夸张又生动。整个画面气势如虹。

“成功是赋予过去的人的一种凝固的褒奖。活着的人都不能说成功。因为只要活着，只要继续往前走，就有跌倒的可能，就有失败的可能。”

“如果新东方做没了，我将非常开心。”学生发出惊诧的笑声。“新东方没有了，我还可以再做一个‘新西方’，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另外，一个失败的人，讲述一个失败的故事，将更具现实的教育意义。”俞敏洪顿了一下，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坐在台下的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继续说，“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讲述，我们是如何将新东方做没有的。”台下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俞敏洪的作风，也是新东方一直以来，数以万计的人们奔赴它的原因所在：很有理想、很有激情，很有感召力。

几分钟前，俞敏洪还坐在台下第一排中间的主位上，一脸专注的听前面几个弟兄的演讲。他的左手边是包凡一，右手边依次坐着王强与徐小平。逢精彩处，俞敏洪与万千学生一样，两只手大开大合，频频鼓掌应和。他还时不时将目光投向舞台右侧的显示屏，那里插播了他们四人创办新东方前后的精彩MV，记录着一段辛酸与辉煌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俞敏洪。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心无旁骛、勇往直前，而且乐此不疲、乐在其中。哪怕是听讲座、鼓掌这样的小事也毫不例外。他从不让人觉得他在敷衍了事，总是很认真地完成一个过程中的所有环节，哪怕是台上、台下两种不同的角色，他也绝对不偷工减料，永远的在状态。

兄弟连—“他们仨联合起来很像新东方的董事长，我更像一个总裁”

“徐小平，有一个归国我们共同创业的机会，你要不要回去？”说这话时，俞敏洪创办新东方已经两年。1995年冬，俞敏洪来到加拿大，邀请徐小平回去。尽管徐小平此时已经在温哥华生活了10年，他还是心动于能容纳1000人的大课堂。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俞敏洪又许诺给徐小平配一辆小车。徐小平问是什么车，俞敏洪说是“大发”，看见徐小平瞪大了眼睛，俞敏洪加了一句：“不过，我自己也开大发呀！”

这是徐小平到现在还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新东方的第一辆机动车是天津产的大发牌面包车，颜色大红，牌号京AR8658。当年，俞敏洪就开着这辆大发车，运送教材和磁带。

受“大发”车的诱惑，更因为俞敏洪自己也开“大发”，徐小平回到国内，加入新东方。王强与包凡一也相继回来。王强、包凡一同是俞敏洪北京大学西语系80级的同班同学，王强是班长，包凡一是睡在俞敏洪上铺的兄弟，徐小平则是北京大学的老师。“论学问，王强出自书香门第，家里藏书超过5万册；论思想，包凡一擅长冷笑话；论特长，徐小平梦想用他沙哑的嗓音做校园民谣。他们都比我厉害。但我将他们仨的优点吸取过来，这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我是他们仨的领导。”俞敏洪哈哈大笑。

因为不想伤害朋友间情谊，所以成了领导的俞敏洪当时有一个最大原则，就是不要与朋友在利益上进行太深的合作关系。他给他的朋友们各自拨了一块自留地：徐小平掌握留学移民咨询，包凡一执掌出版中心，王强主抓教学软件，钱永强则将新东方在线从无到有搞起来。这时的新东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松散的合伙制。然则，随着新东方的发展，他们不得不将利益又合在一起。因为不将利益合在一起，事情就没办法往下做。而这种利益的结合就形成了股份制的结构改造。

“这里面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俞敏洪现在还心有余悸，因为日子“每天都是难题”，“利益在打架”。他们互相攻击，互相谩骂，互相拆台。2001年新东方高层人事地震，徐小平黯然离开董事会；紧接着王强也从管理层退出，只保留董事一职；随后，2002年7月，俞敏洪也辞去总裁职位，去了加拿大，只担任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一职。

幸运的是，过了三四年，股份制结构改造完成，人的心态也被调整了过来。

管理学家：现在回过头来看，新东方发展的四个阶段：家族企业、松散的合伙制、股份制结构改造，以及国际化的上市公司，其中每一步都是必须的吗？

俞敏洪：不是。如果我现在再去创办一个企业，从一开始我就会设置国际化的架构。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些阶段是必须的，就像你问一个孩子，他成长过程中的错误是不是必须犯的一样。错误不是必须的，因为错误本来就不该犯。但如果你重新再活一次的话，你会发现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你没有先见之明，没有先知先觉的才能，你只能摸索着石头往前走。

像我这样的一个大学老师，1991年不得已从北京大学出来，创办了一个最初仅有15 名学生的英语培训班，不可能一开始就设置一个国际化的结构；我在1995、1996年将徐小平、王强从国外请回来，主要靠的是哥儿们情谊，因此也不可能先将企业架构做好，免得日后在利益上打架。即便你已将企业架构做好，有时因利益的原因照样打架。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我走到这一步，我只能知道我的下一步，下一步新东方要继续生存下去，大概需要什么样的结构。当初我是一个对“有限责任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丝毫没有概念的人，要将新东方变成一个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难度相当的大。对于我来说，我在数学上连0.5与1/2哪个大、哪个小都分不清楚，现在每天却要看成千上万的数据、报表，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不得不学，还须学习。

管理学家：您刚刚讲到您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那么您在走的过程中，信念是什么？因为毕竟您往前走了，没有停下来，说不走了。

俞敏洪：我的信念？很简单。凭着我的才能、我的耐心，我认为我能将新东方维持下去。如果说連一个新东方都不能维持下去的话，那我对自己的否定也太大了。将来即使我做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会有很大的阴影。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东方千难万苦的时候，我依然能够稳坐在办公室，等待着新的时机来临。

我的信念还包括对学生的信念。我觉得办新东方是对学生做了一件好事。不管是英语、励志，还是学生的精神状态，新东方比任何一所大学都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想方设法在中国这样一个浮躁、复杂和喧嚣的社会，给学生提炼出一辈子受用的思想和语言，是一辈子有用的思想和语言。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管理学家：您说您给了学生一辈子受用的思想与语言，可外界却说，新东方只教会了学生考试。

俞敏洪：凡是听过新东方讲座和上过新东方课程的同学，一定会有另外一个说法：“学习到的东西远远不只是英语。”不能指望新东方像北大、清华那样，用10年、20年的时间培养出伟大的思想家。我们需要做的是用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对新东方念念不忘。坦率地说，我们做得很不错。

管理学家：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三位现在在新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俞敏洪：很重要的位置，战略位置吧。他们三人执掌了新东方的三个研究院：留学研究院（徐小平）、文化研究院（王强）、教育研究院（包凡一），也参与了大量新东方的战略决策，如企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前景、指导方针等；同时，他们还参与众多新东方的活动，包括政府、公益、营销（也就是演讲）、展览等。在这些方面，他们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管理学家：那您呢，您的角色呢？

俞敏洪：我不仅仅是董事长，我还担当管理者的角色。王强、徐小平、包凡一，他们三人的优势在思想与创意，都是思想型的人。因此，我不得不将管理一肩挑下来，一直挑到今天。

管理学家：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不是管理职位？

俞敏洪：未能算得上纯粹的管理职位。他们是战略职位。战略决策和管理是两个不同的职位，就好比董事长与总裁。董事长负责战略与方向，总裁负责执行与过程。尽管我也参与新东方的决策，名义上我也是董事长，但某种意义上，徐小平、王强、包凡一三个人联合起来，更像新东方的董事长，而我则像新东方的总裁。

管理学家：徐小平、王强、包凡一未能进入管理层，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遗憾？

俞敏洪：不遗憾。如果他们进入管理层，那才叫遗憾。那样他们的长处就不能发挥出来，发挥的都是短处，那多没劲。

如果有幸经过北京海淀中街新东方大厦的朋友，只要你坐上电梯直达9楼，向左径直往里走，你就会看到一个30余平方的小办公室，门牌上贴着“三人办公室”字样。三人指的就是徐小平、王强、包凡一。如果你再有幸的话，会碰上他们正在品茗喝茶。或許谈兴正浓，你也可以相邀加入。

平和的胜利—“管理者最理想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地做事情”

因为新东方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也包括杜子华（2003年离开新东方，现任华诚研修学院院长）、胡敏（曾是新东方总裁，现为北京新航道学校校长）等的相继加入和离开，俞敏洪被外界诟病为一个“最不懂管理之人”。

对此，俞敏洪不但没有暴跳如雷，反而欣然接受，表现得像一个谦谦君子。

“我的强项不在于管理具体的事务，我的强项在于战略决策、指导方针与思想，以及自由自在的精神与生活。做管理，坦率地说，我勉为其难。只是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的确，人们心目中典型的领导者形象往往是捶桌子，甩脸子，夸张的面部表情，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说一不二。俞敏洪似乎与上述种种无缘。平时也仅是一身休闲服，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笑容，接受采访时居然将双腿盘起，放在沙发上，只为更好地面对记者，而不是隔着一张茶几说话！

“俞敏洪？管理？管理厕所还差不多。”上过新东方课程的学生，可能会听到这里的老师这样说话。

而听到这些的俞敏洪既不恼，也不怒，更不会将该老师开除。他顶多将脑袋缩回去，当没事似的再去巡视其他的课堂。

“如果说我对新东方的贡献，那就是聚集一批人，并让他们感觉到：知识分子就应该受尊重。”这是俞敏洪一手主导并引以为豪的事情。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需要找什么人来做，这是俞敏洪最擅长的事。“新东方是一帮知识分子在创业，不是一帮经营家在创业。我们第一代人靠自己的思想将新东方做起来，但真正进入管理状态的时候，大家发现，每个人都有一点缺憾，都有一点无能为力，”俞敏洪幽幽怨怨，“好就好在我们迅速的培养了下一代。现在处理新东方具体事务的校长、总监、副总裁们都是管理水平很高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比较轻松，只要把握方向就好。”俞敏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而俞敏洪管理上的最大缺陷就是心太软。“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令行禁止、说一不二，可是我做不到。我对我的管理团队所犯的错误一再容忍，最后实在容忍不下去了，觉得他的能力实在达不到他所在的位置，我也会想方设法帮他换位置。”

“您觉得是您这样的一种性格成就了新东方吗？”

“部分意义上是。其实我也有果断的一面，当我认准一个事情，我会坚韧不拔地去做；但另外一方面，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我又非常的宽容。大多数在我身边工作的人，感觉还是很舒服的。他们有时候也会感觉我在和稀泥（笑），明明觉得那个人不行，却还在那个位置上待着。”

“因为你和稀泥，所以新东方的每个人都是活火山？”

“对，对，他们之间互相有这个（不好意思的大笑）……但他们确实也敢说敢做。因为说错了，做错了，没有很严重的后果。”

“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说，新东方缺乏一套很严格的、统一的管理体系？”

“新东方的管理体系非常严格。当出现很多问题没法决策，需要我来处理的时候，往往只需我说一句话就够了。并不存在因为老板软弱，下面的人就相互打架的局面。我的软弱，说的好听点，应该是上善若水的感觉，并不是软弱。”

“我的管理风格比较温和。”俞敏洪不紧不慢，“我个性温和，为人处世也比较温和，但效率并不低。”

“作为管理者，每天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样就比较容易着急，一着急就容易出问题。管理者最理想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地做事情。”

这大大超出记者所料。原以为那个在讲坛上挥舞着双臂、热情洋溢的四十多岁的新东方“旋风小子”在日常生活中也一定风风火火，大放厥词，强调效率。然而，我必须得承认我错了。他是那种脑子转动得让原本机关枪似的语言都跟不上的人，他也可以因你的疑团立刻停下，聆听；他与你交流时甚至“四目相对”，极具热情与真诚，当他听到推门声，他又无比快速的将头转过去，与他的女秘书打招呼，吩咐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既快速又慢速，既高效，又总体上比较“温和”的中年男人，他完美到可以纯熟地调节他的方向与速率。

在日常管理中，俞敏洪紧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你将人抓住了，你就什么都有了。”

在新东方这样的机构里，从老师到学生，全是人，任何技术都不起作用。如何才能抓住人心呢？

面对记者的质疑，俞敏洪依然不紧不慢，仔细地为我们讲解新东方的人员激励机制。

“对于员工，首先，报酬是否公正合理；第二，精神是不是愉悦；第三，员工自身是否有成长；第四，员工的荣誉是不是得到承认。

从实际收入来说，员工对自身价值的评判与企业的评价体系并不一致。但从大局上来说，保证大部分员工愿意在这里干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里得到的报酬不会比外面差，最好比外面好。从精神层面上说，员工比较在意在这个企业工作是否能够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学到新的东西，他所处的工作环境是否融洽，精神状态是否愉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承认员工的荣誉。我有时也带员工出去玩，或者开会时，口头上表扬表扬，员工也会觉得舒服。

只要将这四块做好了，企业的人心就笼络住了。”

然而作为管理者，俞敏洪最大的愿望就是从管理者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像他当木匠的父亲一样，父亲不太适合做很精细的家具，而善于帮助人家造房子、架大梁，俞敏洪也不是特别愿意静下心来做具体的运营。“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我一定可以做出比现在的管理更大的事情来。只是新东方的现状，我不能不管。我耗费了很多的时间在重复劳动上。”俞敏洪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倾向性。

“（退休）这事可能吗？”

“当然能。只要有这个想法，就一定往这个方面努力。”俞敏洪回答得异常肯定，不带犹豫。

“做那个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新东方的灵魂人物？当然，你目前也是灵魂人物。”

“当然是。为什么不是？我不是新东方的灵魂人物，那谁是？”俞敏洪的情绪有些激动。

“所以你特别渴望退休。”记者还是省略了后半句没有说出来，“因为你只做灵魂人物就可以了。”

“退休跟做灵魂人物，一点关系也没有。”俞敏洪一时心急，打了个不确切的比方，“邓小平去世了，现在还是灵魂人物。一样的道理！”旋即，他又补充道，“我不是特别渴望做灵魂人物。”

俞敏洪看都不看记者一眼，依然沉浸在他的激情中。“就新东方的发展而言，新东方肯定离不开我。这是肯定的。否则的话，就很奇怪了。”

这是采访中，惟一的一个小高潮。生性平和的俞敏洪也有提高嗓音說话的时候。但是，你从这里看到的绝不是焦躁，不是盛气凌人，而是他的坚毅、勇气、责任与担当。

俞敏洪最大的理想，就是退休后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许教授做不上，至少也要做一个讲师，因为我离开北大的时候，做的就是北大的讲师。”事隔多年，北大依然是俞敏洪心里的一个结。

教育的未来—“结束过去、开创未来”

俞敏洪愿意做一些大开大合的事情。他也好像总能站在更高的层面上，退后一步，摆脱业务细节，察看产业方向。

新东方上市才半年，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新东方的动向，下一步该往何处去；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在看着新东方未来能为中国的教育起多大的作用；培训机构也以新东方为标杆，向新东方看齐。“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来我们做事情可以不紧不慢，但现在是上市公司，不管做什么业务，你的综合成长率必须要超过20%，这样的话，你才能稳定。”

20%对于新东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年多招收学生二十多万。多增加二十万学生，就得多增加几百个老师。“几百个老师与你以前老师的教学质量一样高。你得一年时间将这些老师给培训出来，不管中国有多少外语人才，毕竟作为成熟的老师并没有那么多。相当于你的整个系统都要跟上，你得亲自将它（老师）把出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

怎么应对这个挑战？“不急不慢，慢慢来。中国有句古话，叫急事慢做。越是着急的时期，越是不好做的事情，越是需要想周到才去做。另外，做事情的时候，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有时，我们实在做不到，我就会告诉投资者，将我的股票降下来就完了，做不到的时候说自己能做到，然后将自己豁出去，那很愚蠢。”

俞敏洪坦言，新东方正处于一个“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阶段。一个从创业型企业到成熟的国际化大公司的转折时期。

还记得鲍尔默那句“经营微软，真的需要我每天24小时启动8个大脑”的名言吗？事实上，新东方的俞敏洪也是这么做的。他每天需要工作16个小时，他的时间以每半个小时为区隔做成了电子表格以便监控和统计。他已经身不由己。

“不累吗？”“累。”为什么企业如此之大，财富如此之多，还要如此拼命的工作？俞敏洪的回答是：“你以为钱多就可以不工作了？除非从新东方退休。我现在吃饭也是工作，因为我吃饭不是陪员工，就是陪同政府领导。所以都算工作。”

好在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温哥华。那里有他的妻儿子女。

他和妻子的第一次见面纪念日是1986年3月28日，他至今都还记得。“你看我多不容易，到现在，她还是我惟一的妻子。”他很“委屈”。他教育一双儿女的方式是身体力行。带他们远足，让他们知道，耐力、勇气才可以做成一件事情。他每年大约有100天的时间，陪伴他们左右。

他将他的女儿接回来过。他在江苏扬州开办了一个有别于英语培训的扬州新东方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连体中小学基础教育。他就让女儿在这里就读，这给该学校做了最好的广告。但是，最后他发现，女儿的中文好了，英文又不行了。

“英文不行，主要是跟国外的小朋友比。”俞敏洪幼时家境贫困，出生于江苏江阴的一个小乡村，这样的视野，虽然有北京大学四年的教化得以弥补，但他领导的却是一帮新东方国际化管理团队—新东方的老师大半都是海外归国留学生，这让俞敏洪的知识背景和管理经验相形见绌。他希望他的这样一个先天性缺憾能够在他的下一代得到弥补。他说，“在中西方文化之间，一个孩子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他又将女儿送回到加拿大，接受西方式的教育。

管理学家：目前扬州的新东方学校，跟我们普遍意义上的中小学基础教育，有什么不同？

俞敏洪：没有什么大不同，他们都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但是我们在素质教育与英语教育方面，肯定比别人高一点。实际上，你做事情，并不需要完全与别人不同。你只需要在某个方面好过别人就好了。扬州新东方更强调素质教育，更强调全面发展，可能别的学校只知道教育孩子们考试。

管理学家：新东方目前已经涉及到了中小学基础教育，有没有打算涉足高等教育？

俞敏洪：会进入高等职业教育，但纯粹的培养思想家、哲学家这样的大学，新东方不会进入。这样的大学，在新东方教育体系之内，肯定做不起来，因为它永远是非赢利的，而新东方是一个商业型教育公司。但对我来说，我个人会去做。我会用我在股票市场上换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来做，办一个中型的三五千人的本科校园。只做本科。当然，新东方的一帮朋友合起来做，也很不错。

管理学家：这么说，办企业与办教育，做企业家与做老师是相矛盾的?

俞敏洪：不矛盾。

管理学家：如果不矛盾，您可以在新东方体系内做一所大学，而不是非得您自己掏钱办一所本科院校。

俞敏洪：大学教育是非赢利的，是亏本教育。你在新东方体系之内，你做一个每年往里赔钱的东西，投资者怎么可能让你去做？不可能！而且你做得也很不从容。所以，必须得你自己完全捐款去做，这样才能做大。这是两个概念。

管理学家：有没有时间表？

俞敏洪：五年以后吧。那时，我在中国办这样一个本科教育，教育部也支持我。现在他们也支持我，可惜我没地，没房，还不能做。

俞敏洪说，中国的民办教育市场还刚刚开始，远没有定局。“中国有很多民办教育机构做的相当不错，一点都不比新东方差。只不过，人家是地域性的，而新东方做了一个全国性的培训学校，所以就显得很大。其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很谦虚，“人家才是潜龙呢，潜在水底下不出来，像我这样，像一条江边的小鲤鱼，跳来跳去，就这感觉。”

也许你非常想知道他目前正在着手做的几件事情，因为你觉得这样比较有趣，而且很关键。但是很抱歉，俞敏洪的回答异常机警，他嘴里偶尔也会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而且这些外交辞令听上去那么真实可信，甚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我做的也都不是什么大事。我做的事情也就无非就这么几件：整顿新东方的内部结构；开发新东方的项目，完善新东方的服务；设计新东方的未来；考虑一些可能产生的并购活动。”

“什么样的并购活动？”

“那不能透露，一个字都不能说。”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结果？”

“什么时候看到了，就什么时候看到了。”

管理学家：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俞敏洪：人和！肯定是人和。天时、地利，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任何一个做企业的人都具备。中国人最难做到的是人和。新东方内部也有纠纷，但从综合整体上来说，新东方在中国企业中间，人和是做的比较好的。

管理学家：我还以为新东方内部有很多矛盾纠纷，最难做到人和，所以您更强调人和。

俞敏洪：矛盾纠纷跟人和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如同一个家庭里夫妻吵架，并不代表两个人关系不好。当然，吵架也要看怎么吵，如果怀着卑鄙的目的去吵……新东方的吵架，是围绕新东方的发展前景，个人在新东方的发展。这种东西太正常不过了。

管理学家：您是如何看待机会的？

俞敏洪：机会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世界上每天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最后机会只会落到有能力的人身上。有人说，新东方做成完全靠运气。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运气是什么呢？运气就是一个人走在马路上，走着走着，捡到100元钱，机会就是通过劳动赚到100元钱。这就是机会，劳动抓住了工作的机会。新东方做到今天，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刚好我在大学教英语，刚好自己吃苦耐劳，刚好中国改革开放，赶上出国的热潮，又刚好2008北京奥运会，全民学习英语，这都是机会。刚好我又将这些机会聚集到我身边。于是就形成了新东方。

管理学家：您生命中的那些偶然事件呢？

俞敏洪：对。很多事情，都只是偶然事件。但有些事情对我的性格起到了重大的塑造作用。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不能用强悍征服别人，就只能用糖果收买人心；我大三得了肺结核，它让我忍受了疾病与孤独；后来做新东方做不下去，跟政府领导喝酒，将自己喝死下去，送到医院抢救才抢救过来。这些让我感觉到，尽管事情难做，但只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最后别人还是会谅解你，理解你。新东方就是在一路的周遭社会关系中，让他们理解新东方的过程。

至于其他遭遇抢劫，完全是偶然事件。如果说这些偶然事件给我带来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更加不在乎眼前利益得失，更加不去计较那些在我认为不会影响我生命质量的东西。同时我会看得更远一点，心放得更宽。

一般人在遭受挫折后，可能觉得世界上没有好人，心胸变得狭窄。但我是倒过来的，是一个相反的人。我对所有的人都变的更加的好。因为我觉得善良是化解别人对你的仇恨的惟一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传奇色彩的俞敏洪，正在带领新东方走向未来。新东方的未来是什么？

“新东方是中国出现的私立教育机构之一，它对中国的学生，或者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的民办教育体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究竟怎么样，目前还很难得出结论。它的是非成败，还有待世人去考察，有待历史去证明，任何人封它伟大或者渺小，都不是时候。”

俞敏洪演讲心得 篇3

做事像山，如有你有一个目标在你眼前，这个目标对你的生命至关重要，对你的进步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的去追求，也就是说不能随便改变，不能随便移动，像山一样的坚强，像山一样的坚挺。做人要像水，水是流动的，水是变化的，水是遇到障碍可以绕过去的，而且水是向低处流的，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得很低，那么你的容积，就会越来越大，你就会容纳越来越多的东西，最后你就会变得更加的宽阔，也就是你会容纳社会更多的东西，并且在内心净化，倒过来还能为社会提供更加清净的水。

成功就是一个目标放在哪，不管这个目标多大多小，但是最后你获得了那个目标，获得了那个目标后，你一瞬间的喜悦这叫做成功。谁都知道成功不是一瞬间或者一段时间可以的，它还有很多内涵，这个过程里需要的更多，更有韧性。所以说成功你要来做的话就有两个，第一是达到那个目标叫成功，第二是走向那个目标的过程，不管你是怎么拐弯也是成功，只要你能够始终盯着那个目标往前走。就像股票一样，在起伏中间不断走下坡路，最后就没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股票中间反复的走着，走着走着，有生命也有起伏，但是最后越走越衰老，越走越没有青春，越走越没有梦想，越走越平淡，不仅是平淡而且是平庸。

平着走的，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的工资会每年增加一点，工作呢，每年熟练一点，但是呢，一辈子下来也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生命比较稳定，到最后也许你能买个房子，也许也能买个不贵的汽车，或许好一点的贵的汽车，但是一辈子回头看的时候，一辈子过得很平稳，发现一辈子也赚了点钱，在发现一辈子其实什么也没做，没有为世界留下任何思想，一辈子除了帮助自己以外没有帮助别人，没有为社会做过贡献，也没有创新和创意，也别有留下一本书籍，比如说，或是自己写的，或是也没有留下一个科研成果，你所做的就是，一直在为别人做事，一直在打工，一直在挣钱.第一次从心里佩服俞敏洪老师，是在读了《演讲与口才》杂志上刊登的一篇俞敏洪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演讲以后。有两段话至今记忆犹新。“人们常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另一种是蜗牛，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

一段是巧妙精当的比喻，一段是对现实人生的体悟，无不凝聚着俞敏洪老师多年的生活积累。当时我就奉这两段话为人生指南，牢牢记在了心里。他的演讲中仍然贯穿着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乐观精神。

“别人用十年干成的事我干二十年，用二十年干成的事我干四十年，用四十年干成的事我干一辈子。等到把别人都送走后我再走。”

话音刚落，台下的掌声阵阵响起。轻松诙谐的幽默，诠释了俞敏洪老师执着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是的，只要我们的生命有足够的长度，我们有足够的毅力，奇迹随时都会降临。姜太公八十岁垂钓于溪，巧遇周文王；齐白石作画几十年如一日，少壮功夫老始成。正如俞敏洪老师自己所说，他没想到自己能上北大，他没想到新东方能有今天。高考数次落榜，他不气馁；大学毕业后同学们纷纷出国，他留校任教，沉寂了七年，思索了七年；辞去工作创业之初，他人力资金短缺，困难重重。能够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俞敏洪老师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本丰厚的书，一本读来令人感动的书。他把生命中琐碎的日子通过志向凝聚成了伟大。除了奋斗经历，俞敏洪老师让我佩服的还有他的口才，他擅于用形象生动的比喻来诠释自己的感悟。

“我们应当活得像连绵的群山。成功是山峰，失败是山谷。我们的生命历程就是不断地从一座山的谷底走向另一座山的顶峰。”

俞敏洪演讲精选 篇4

在去奥斯威辛的路上，一路下雨。从布拉格驱车500公里，从宽阔美丽的高速公路，驶入狭窄不平的波兰乡村公路，即使在今天也能够感到这个地方的闭塞和隐蔽，要是没有GPS，要找到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初德国的党卫军，就是因为这里的隐蔽在这里建造了集中营，最初是为了关押波兰政治犯和苏联战俘，但很快就变成了屠杀犹太人的最佳地点。火车源源不断把人运过来，一个集中营明显不够使用，德军在三公里外的比尔科瑙又建了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规模比第一个至少大五倍，运人的铁路直接铺设到集中营里面。犹太人被运来后，德国人从中间挑出一些身强力壮有劳动力的人，其他的人不管妇女还是孩子，直接送进毒气室。被送进毒气室的人达到了75%左右。

现在的毒气室和焚化炉，已经是一片废墟，德军撤退的时候，为了毁灭罪证，用炸药把毒气室和焚化炉全部炸毁。我到达废墟现场的时候，天空下着飘飘扬扬的小雨，我没有打伞，伫立雨中，任由雨水打湿我的头发和衣服。面对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的这片废墟，你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用毒气毒死过一百多万人，焚烧过同样多的尸体。你也很难想象人类能够心狠手辣到这种地步，不管儿童妇女，能够心安理得地统统把他们处死。然而，这就是事实。德国的旅游者到这里来，常常为他们前人所犯的罪行痛哭流涕，甚至长跪不起。但这样灭绝人性的事情，人类确保不会再犯吗?只要人类互相还有仇恨，只要有人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惜一切，杀戮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冲突和残杀，甚至同一民族之间的互相冲突和残杀，依然每天都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上演。一个民族不为自己犯过的错误和罪行真诚检讨，这个民族就不会进步，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历史一定会重复自己。

现在的集中营遗址，依然被当初德军竖立的铁丝电网包围着。一号集中营的营房，由于建造得比较结实，都原样保留了下来，开辟成了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挂在成千上万在这里被关押和死亡的人的照片，这些照片有老人有年轻人，有男有女，大部分人的脸上充满惊恐，但有些人脸上却有着微笑，不知道是面对死神的无畏，还是向往新生的勇气?在博物馆，我看到了被关押的人画的壁画，读到了被关押的人写的诗歌，生命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也没有失去尊严。

在比尔科瑙的二号集中营，由于很多是临时建起来的棚屋，不少已经倒塌，留下的一些，供游人参观凭吊。在令人恐怖的集中营营房周围，居然大片大片开放着各种野花，黄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白色的，从营房延伸开去，几乎一望无际。是不是那些已经消逝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重回世界，宣示生命的尊严?万恶的集中营，尽管到处被野花覆盖，依然是人类身上不可磨灭的伤疤，时时警示我们防止历史的重演。离开集中营的路上，开车不远就看到一对新人在路边的教堂举行婚礼，人类对于生命和幸福的渴望和追求，分分钟都在进行。

俞敏洪华科演讲 篇5

文新社见习记者 李相泉

那天演讲现场，终于亲眼看到活宝一般的俞敏洪，一身黑色大外套，发亮的头皮，当时给我的感觉，活脱脱就是真人版的龟仙人，模样简直太搞笑了。

在中国，很多有关英语教育方面或多或少都跟新东方有联系，俞敏洪作为新东方的创始人，带领着一批各具特色的英语人才，他们点石成金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时也为社会培训各种英语人才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们是一群老师，而俞敏洪就是其中的“龟仙人”，指导着许多“迷途”的青年。

说到俞敏洪，以他现在出色的能力和显赫的地位，一如在《七龙珠》里，龟仙人高深的功夫。或许只有俞敏洪自己知道，站在越高的位置，就会越觉得孤独，只有敢于忍受孤独而且甘于孤独的人，才可能脱离大众思维模式。当俞敏洪站在楼道的路灯下苦背英语单词时，他的同学可能在花前月下纵情欢乐，他的寂寞无人迎合，更别提掌声和鲜花了。当俞敏洪一个人，奔走在创业的路上，又有谁陪他共同品尝其中的苦涩与艰辛？人们只看到他成功后的辉煌和显赫，却不愿意去想，那隐藏在荣耀背后的寂寞。迎面而来的光越强，背后的影子就越黑。这个影子就是你的孤独，孤独越重，说明你的前途就越光明。

俞敏洪说过：“只有进步和成就才能够使我们感到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然而，这些进步和成就并不是天生就有的，必须是进过后天的努力才能获得。而这种努力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违背人性趋向懒散的特性，只有依靠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

在演讲现场，我约略感觉到俞敏洪身上有一种外表柔弱但是内心坚强的品质。有时候，就好像再大的风，可以吹折大树，可以刮倒房屋，却吹不断一根芦苇，为什么？是因为芦苇很软，它会随风弯腰，有时很弯很弯。甚至贴到地上去了，但它就是不会被吹断。有时在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的就不是宁折不弯，而是不失风骨地随机应变，这种品格就是韧性。塞格林在《麦田守望者》一书中说过：“为了梦想而勇敢去死，是一种幼稚；为了梦想而卑微地活着，是一种成熟。”俞敏洪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证明了，有了理想，有了良知，一个“人”字就树立起来了。拥有一颗奔腾的心，高度自我激励，是一个有志之人永远朝成功迈进的重要保障。这种激扬的心态，能让在平庸中看到传奇，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在沼泽中看到花朵，在迷雾中看到光明。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成功者。没有人喜欢终日唯唯诺诺，看别人脸色行事；没有人喜欢成为可有可无的配角，受人摆布，平庸的度过一生。但是如果过早地就丢失了成功的企图心，让烦恼、恐惧、挫折、失意、落寞与压迫占据了你的精神世界，就永远也找不到通往成功的路。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成功者只是少数，更多的人似乎没有成功，终其一生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俞敏洪的“遗产” 篇6

“首长辛苦了！”

声如洪钟。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2013级新生军训检阅仪式上，1500位左右的年轻学子被分成多个方阵，身着迷彩服，手戴白手套，面对当空烈日，他们一致向右看齐，在检阅首长自右而左走近时，纷纷喊出响亮的受阅口号。首长走过，他们又会悄悄转过头，目送首长，窃窃私语，脸上满是笑意。对于他们来说，首长的名字早已耳熟，不过以这种方式相遇，又完全出乎意料。

他们高喊的首长，就是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此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耿丹学院理事长。耿丹学院是民办性质的独立学院。

俞敏洪上身穿白色短袖衬衣，下身穿黑色西裤，脚穿黑色皮鞋，一如既往的商务穿戴。在一位着军装的官兵的陪同下，他平生第一次检阅大学的新生军训团。耿丹学院院长助理李杜介绍，俞敏洪虽久历万人讲座，当时却颇为紧张，一时手足无措。

检阅结束，是新生典礼，俞敏洪发表了7000多字的演讲。相比仪式化的检阅，这是他更擅长的事情。首先，他向学生和家长表态：学生的学费，他不会拿走一分钱，不仅如此，他还要持续不断地为学校捐款。接着，他以梦想为主题，既谈到自己的梦想，更意在激发学子的梦想。他期待耿丹学子，好读书，独立思考，关注内心。

“你必须自己开悟，你必须自己明白，你必须自己通透，你才能够把所有学到的东西用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你的领悟能力、判断能力，就变成了你在大学所应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俞敏洪慷慨激昂。

所有在场之人，听之热血沸腾。

创办一所出色的非营利的私立大学，是俞敏洪多年的梦想。这一天，2013年9月6日，正是新东方创业的第20个年头，他的梦想从此起航。

不以营利为目的

驱车100里，用时1个小时左右，就从北京市区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顺义区牛栏山镇。牛栏山镇为古镇，建于元朝，号称京东八大古镇之一。它的广为人知，则是因为牛栏山二锅头的声名。耿丹学院就坐落于此，是顺义区仅有的一所大学。自此以后，因为俞敏洪和耿丹学院，也许牛栏山镇又多了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学校较为偏远。极好。守的就是这僻静。”李杜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耿丹學院院长甘德安研究发现，300年前，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建在小镇，宁静；近100年，美国的大学大多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耿丹学院为什么好？既在北京，又与北京有着一个小时的距离，它把宁静和大都市的工业化、信息化结合起来了，在宁静之中享受北京现代化城市的利好消息。”

进入耿丹学院的校园，放眼望去，看不到崭新的大楼，几座老旧的建筑，由红色砖块建成，房高层少，像极了北京“798艺术区”的建筑。教学主楼是一座只有两层的楼房，不过其长度却有百米多。在其旁边，则是高达80米的烟囱，上面依稀可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几个大字。据学生介绍，此处成为拍照的最佳选择。校园占地500多亩，绿化则超过50%，树龄普遍四五十年。杨树粗壮，需双臂围拢，高达数十米。每年4月，樱花灿烂，也是校园独特一景。

“耿丹学院像美国常春藤大学的风格，红砖、绿化，就是没高楼。”甘德安介绍。

这里曾是一家知名的工厂，名为国营北京维尼纶 厂 。该厂创建于1965年，周恩来亲自拍板建设，设备引自日本。到了1990年代，工厂已举步维艰，最终破产倒闭。

一位叫王晓文的女士买下了这座破败的工厂，经过一番整修，成为耿丹学院的校园。一座座厂房成为了教室或者办公楼。2005年，由王晓文担任董事长的北京耿丹教育发展中心和北京工业大学联合创建耿丹学院。耿丹是王晓文的外祖父。这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耿丹生于1892年，湖北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加入共产党，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副军长，1927年因国共分裂被国民党杀害。在取外祖父之名为校名后，王晓文又将耿丹学院的校魂定为“耿耿丹心，为国为民”。

独立学院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1999年，浙江大学、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电信实业集团共同发起创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以此为标志，独立学院开始出现。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导致独立学院猛增300多所。相对于民办大学只能从专科起步，独立学院则“一无所有，一步登天”，从出生开始就被列为本科层次教育。

创办时间并不是太早，但耿丹学院的理事会和学校领导却汇聚了一些显赫人物。在一段时间内，院长是林炎志，时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曾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学院副理事长是范伯元，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此外，还包括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因为林炎志和范伯元都是在任的副省部长，因此耿丹学院被外界戏称为“民办大学的985”。而“985大学”的校长不过是副省部级而已。

中国校友会网自2006年开始按年度发布“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2008年，创办仅3年的耿丹学院闯入榜单，名列74，到了2013年，它位列61。不过，因北京汇集了众多知名高校，耿丹学院始终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创办人王晓文更加低调，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耿丹学院的简介中写道：学院秉承“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办学理念，传承耿丹烈士的爱国精神，致力于打造一所担负社会使命的百年民办大学。数百所独立学院，以及民办大学，均声称“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过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实则都在寻求盈利。长期研究民办教育的甘德安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透露，全国只有两三所独立学院不以营利为目的，耿丹学院即是其中一所。在甘德安看来，作为创办人的王晓文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人以群分，另一位理想主义者已经到来。

梦想点燃

2007年，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王强、武汉新东方学校校长李杜三人到南京某大学做讲座，因为早到，他们在学校的体育场坐等。李杜对俞敏洪说：“只要你办大学，我就跟着你，帮你一起建。”在那段时间，俞敏洪密集公开表示要建一所非营利的私立大学，这激起了李杜的兴致。李杜是湖北人，硕士毕业，在武汉大学任教，后离开，进入新东方。不过，自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后，新东方过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追求利润，李杜表示了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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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原以为俞敏洪第二年可以落实办大学的理想，不过“雷声大，雨点小”。

俞敏洪遇到了困难。他希望创办一所小规模的大学，占地500亩左右，不过，几番奔波，土地始终难以获得。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他总结出困难所在：“如果十年前、二十年前做的话，还有可能。地方领导觉得办大学对地方政府挺有好处，好像知识结构一下提高了。后来地方政府明白过来了，他们发现，第一，把土地拿出来办大学，得不偿失，带不来税收；第二，大学会带来很多麻烦，大学生会闹事。”

从零办起一所大学，俞敏洪发现需要超级强大的毅力、人脉关系。而他不愿意花大量时间用在跟人打交道上，他并不擅长求爷爷拜奶奶的事情。

李杜一等就是三年，仍未等到俞敏洪办大学的下文。李杜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一个纯商业的环境里，他很挣扎，觉得自己快抑郁了。天天要面对着报表、市盈率、毛利率，思考怎么从学生口袋中“榨”利润，他感到人格分裂。他跟俞敏洪说，“哪一天你创办承诺过的那个大学，我再来跟你办。”他辞职了。他来到英国，住在一个小镇，整日读书，既读英文书，也读中文书。他希望接下来的四五年，甚至六七年，都是这样的读书生活。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李杜接到俞敏洪的电话，通知他赶赴北京，商谈比较重要的事情。再次让李杜未料到的是，俞敏洪创办大学突然有了下文。在这次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公开表示正准备接手一所独立学院，不过并未透露校名。

其实，早在2012年，王晓文已经在跟俞敏洪商谈转让耿丹学院的事情，俞敏洪此前已担任耿丹学院理事会理事。甚至更早前，王晓文就跟俞敏洪提及此事，不过俞敏洪并未真正考虑接手。而当他准备接手时，2012年7月，新东方遭做空机构浑水（Muddy Waters）袭击，给俞敏洪和新东方都带来巨大困扰。接手耿丹学院一事不得不搁置、推迟。

直到2013年10月9日，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俞敏洪在微博上公开表示：“从今年起，接手了一所民办大学耿丹学院，希望用我后半生的精力和资源，打造出一所出色的中国私立大学来。”消息一出，万众瞩目。

两个月前，耿丹学院理事会换届暨三届一次理事会会议召开，理事长由王晓文转为俞敏洪。一并选出的理事会成员为9人：北京工业大学校长郭广生、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蒋毅坚、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冯虹、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吴斌、王晓文、俞敏洪、许智宏、范伯元和林炎志。

担任理事长的第一次讲话中，俞敏洪讲到，“因为感动于王晓文女士投资办教育的决心和坚持公益办学的境界，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希望在中国办一所好的民办大学，所以加入耿丹学院。”

王晓文之所以愿意把一手创建起来的耿丹学院交给俞敏洪，除了彼此共通的理想主义和真诚，俞敏洪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再调动金钱之外的其他资源有点吃力”。对于俞敏洪来说，他已无力独自创办一所大学，与其无限期等待，不如整合现有的力量。“我自己办大学也得投10个亿，我们不如把钱合起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学基金会，把这个大学做好。对我来说，也是很合算的。我的钱投进大学不知道能做成什么样，而现在已经有现成的了。”

梦想点燃，俞敏洪的精力開始投放到耿丹学院，他说十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院一块。“我挺喜欢这工作。看到6000个本科生在里面学习，因为你的影响力，他们会产生变化。”俞敏洪的梦想像一把主火炬，在点燃之后，又在点燃更多的理想主义者。李杜中断了在英国小镇读书的美梦，来到北京的小镇，愉快地投入到这份期待了许久的工作中。他说，俞敏洪给他们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平台。甘德安，一位研究经济学的教授，曾担任湖北江汉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带着梦想，在年近60岁之时北漂到京，欲施展一位教育学家的梦想。

当俞敏洪接手耿丹学院的消息传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因其理想主义的色彩，主动投奔而来。甘德安表示，“只要是有理想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我们都欢迎。”

办出色的私立大学

甘德安说，俞敏洪接手耿丹学院，让耿丹学院一夜成名。

这是事实。不过，更重要的是，也是王晓文看重的是，俞敏洪作为享誉全国的企业家所拥有的丰富资源。“比如说调动北京大学的教授，每一个我几乎都能调过去。调动全国的企业家进行捐款或者请企业家进校园办讲座，比较轻而易举。全国各地的中大型机构，包括国企，到学校去招聘，都可以。”俞敏洪说。

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发展至今，并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大学，俞敏洪认为主要是因为没钱。“你想一个教授报一个项目，说我要200万，哪个民办大学愿意给？但我这儿，我上来的第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教授真有研发的话，首先是符合实际发展的应用性研发，我支持。为什么？我可以找支持单位。比如说一个项目研究跟汽车公司相关，我就让宝马、奔驰来支持一下。我的资源比一般人丰富。”

俞敏洪接手之后，迅速讨论一个“企业家贫困生资助计划”，整个方案已基本制定完成，将在2014年9月的新生中实行。该计划的核心是，每年选拨学优家贫80名新生，俞敏洪为其找到一一对接的企业家，由企业家捐助学费，并保持每月一次的交流谈话。甘德安认为，“我觉得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如果谁被选中，他绝对是成功者。”

2013年12月，来自英国的世界顶级巡演剧团“英国TNT剧团”，在听闻俞敏洪接手创办大学后，主动到耿丹学院，为师生表演纯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剧作《麦克白》。

李杜博览群书，被俞敏洪视为“带有思想家色彩的人”，他在学校负责一个读书沙龙，每周一次，30位左右的年轻教师参与，时常吸引数十位学生前来听讲。读书沙龙的主旨是读书无禁区。甘德安说，“现在公立大学根本不谈学术自由、人格独立、自由思想、批判意识，只有我们现在还在谈。”

2013年9月开学之后，耿丹学院吸引了更多知名人士的讲座，例如，历史学者、在中央电视台讲两宋风云的袁腾飞，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理事长茅于轼，奢侈品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奢侈品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李杰，民间独立学者、作家野夫。这些到来的学者，多为义务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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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俞敏洪，还是甘德安、李杜，他们一致认为目前需要把耿丹学院办成高端应用型大学，未来则是办成带有中国传统书院性质的博雅学院。为了办成高端应用型大学，俞敏洪和甘德安在对专业进行调整，在目前设置的22个本科专业中，去除不好的专业，在3到5年内打造出3到5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专业。目前看，最具优势的专业是英语。

从今年开始，李杜担任语言系主任。对于英语专业，一方面，他在邀请新东方最优秀的教师前来义务讲课，并获得积极回应。李杜说，新东方的很多理想主义者都已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他希望在目前的阶段把英语专业办成新东方的师资培训班，为新东方输送师资，“新东方在全国有四五十个教学点，我们每年的毕业生才150人，相当于一滴水进入新东方的汪洋大海，所以出口完全没有问题。”

尽管目前是办应用型大学，尽管是本科第三批次，俞敏洪、甘德安都在强调通识教育。耿丹学院尚无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专业，但针对所有学生都设置了这些课程，“这些有境界的内容，我们绝对不能降低。”甘德安说。

在俞敏洪的设想中，耿丹学院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的，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

“我们现在就学民国的教育，民国的就是一种博雅教育，讲价值观，讲师生互动。”甘德安说，“我们不能把学生变成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知识结构一样，语言结构一样，没有个性，没有尊严，就是找份工作，这是很失败的教育。”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超越时空的表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意欲打造出色私立大学的耿丹学院，在努力做到这一点。针对现有教师，俞敏洪的要求是，所有教师博士化，只有硕士学位的3年内需要考取博士学位，否则不再聘任。从去年开始，每年安排10到12位教师出国培训，并提供10万元学习费。更重要的是，俞敏洪希望为学校引入一些具有“大师”潜质的人材。

“比如说，我发现一个特有思想的教授，聊完以后觉得他未来一定能出一部伟大的著作，当然这个可能性也是十分之一，那么我就跟这个教授讲，你就到我学校来，住在我学校里面，我每年给你30万、50万块钱，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写出来的著作也是你的，唯一的要求，你是耿丹学院的教授就可以了。”俞敏洪介绍，现在他们已经在找这样的人，做到每年资助8到10位。

具体到某一专业，例如李杜的设想是，长远目标是构建英文专业、中文专业的大师，打造类似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这样量级的汉学中心。

接下来，为提升师资水平，在物质上，耿丹学院的教师待遇，将高于公立大学。

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上，俞敏洪青睐美国，例如他们的办学机制和教授治校。“教授是学校的灵魂人物。”尽管耿丹学院仍要按照国家的规定，设置党委，并配以党委书记、副书记，但他们并不起领导作用，实现了“政校分开”，摆脱了公立大学的“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他们施行的“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更富有灵活性。耿丹学院的院长不再是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而是由理事长俞敏洪提名，经理事会通过。

俞敏洪将以哪所美国的大学为目标呢？他坦言，没有目标，因为想追美国想都别想，“我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也不一定能看得到。”

“你绝对不能去想，我要跟北大、清华比，胡言乱语。”俞敏洪说，“我想，在我有生之年，如果能把耿丹学院做成中国私立大学的第一名或者前五名，我觉得就好的不得了。我觉得这应该是能做到的。如果我还能把它带入一本，如果未来还有一本、二本、三本，我觉得我就完成历史使命了。”

俞敏洪给耿丹学院的定位是出色的私立大学。他所理解的出色是指：为社会贡献力量；学科都奠定基础；毕业生可以找到好工作，甚至走上优秀的领导岗位；教授的科研成果、思想著作被广泛地阅读。

开局不错，并不意味着没有困难。高扬企业家精神的俞敏洪并不惧怕：“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你要开辟出一个真正的领域出来，会有很多艰难困苦。恰恰这种艰难困苦吸引了我，我习惯于面对并征服艰难，从而产生成就感。”

“大家觉得耿丹学院应该成为一个好大学。为什么？因为有俞敏洪在。”甘德安说。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俞敏洪52岁，女儿18岁，他有些无奈地表示，自己老了。不过，那些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其心目中的“俞老师”一直未变，外表没变，理想没变。

接手耿丹学院，俞敏洪做的第一件事是，捐出50萬元，为学院买书。他跟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分享，书买了以后，突然发现校园的读书氛围浓了。“这是蛮开心的事情。”作为负责买书的李杜，有更直接的体会。在食堂，两位学生对他说：“李老师，谢谢你们选的书，太新太全了。”这让李杜一度“美滋滋”。甘德安的发现是，“以前到图书馆读书的学生只有20%，现在有80%。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学生确实肯读书了。”

俞敏洪把读书看得非同一般，他认为进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读书。“我说读书是要读天下之书，读各种各样能够开启你的智慧、启发你的理想、燃烧你的激情这样的书。我能做到今天，并不是因为我的英语水平有多高，也不是因为我在北大的学习成绩特别好，而是因为我在北大的五年本科生活，读了接近800本书。从北大毕业到今天我大概又读了两三千本书。”

采访他的时候，他随手从背包里拿出一本书，是刚刚出版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他每年保持阅读量在60本书左右。曾有一段时间，因为东奔西跑，没有闲暇，20多天未能读一本书，致使他觉得自己的恶俗气越来越浓。

李杜和甘德安一致认为俞敏洪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就不会聚集在他身边。”李杜说。理想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不与现实妥协。办大学、做慈善，俞敏洪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福布斯2013中国富豪榜上，俞敏洪以64.7亿元的财富位列146位。不过在慈善榜上，鲜见他一掷千金。他的学长、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把巨额财富捐向了北京大学，而俞敏洪并没有表现得如此豪迈。他给北京大学捐赠了新东方助学金，也成为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理事，不过，他更加理性。“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基金还没超过20亿元，哈佛大学基金会的基金是400亿美元。这其实不是来自两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而是大学管理结构的不一样。假如北大是私立大学的话，我肯定就不再办学校了，我就把我的钱捐给它了。”

现在有了耿丹学院，俞敏洪终于有了捐赠方向。耿丹学院正申请转设为独立的私立大学，如若在2014年顺利实现，俞敏洪接下来就要成立耿丹学院教育基金会，将自己的财富捐到此处，为耿丹学院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把钱都留给孩子，那肯定对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钱捐给某一个机构，让这个机构运用我的钱去做善事，我还真不放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既是做善事，又可以可持续发展，因为人总希望自己活着时留点什么东西。这是人的无聊，但也是人的意义。你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谁干的，总希望有点这样的东西，虚荣心在作怪。”俞敏洪说。

除了虚荣心作怪，俞敏洪认为办大学，还是使命使然。他总结，人活着是活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他坦言，创办新东方时并无任何使命感，不过是为了赚一笔钱，然后去美国留学。伴随着新东方做大，尤其上市，俞敏洪的使命感慢慢被勾引出来。人到中年，他更是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从目前来看，办大学应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了。俞敏洪回答，仅仅是其中之一。他觉得他能做的，可能不仅仅是只办一所大学。

俞敏洪有更宏大的目标。

“这个世界的传承，主要还是精神遗产，如果我有生之年有这样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著作或者说语言留下一些精神遗产，300年以后人们还在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了不起了，这是我想做的。”俞敏洪认为，“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到的，而是在你的人生精神中不断积累的过程。孔子给学生讲课，他从没想到他的言论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是授而不作。他所讲的话只不过被弟子记录下来，导致孔子为整个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所以精神遗产的流传并不是你想留就能留的，而是不经意的，你这个人到了那个境界，出了那些文字，不管是别人记录下来的还是你自己写的，经过岁月的沉淀，依然有人不断地从里面吸取营养，那就说明这已经成为精神遗产了。”

原来俞老师要立言。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子，但是实际上离这个太遥远了，十万八千里。”俞敏洪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