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通用6篇）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篇1

黄汉东律师，男，34岁，法学本科，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专科）、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本科）。现为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事务所副主任，他以良好的政策理论素养、优秀的法律功底、优异的职业道德水平，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在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众多年轻律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事务所最年轻的合伙人之一。

黄汉东律师执业在执业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恪守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遵守《律师行业行为规范》，依法文明办案，杜绝不正当竞争，注重个人言行修养，维护律师良好形象。在政治上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以良好的服务态度以及规范专业的执行行为受到了大多数当事人的好评，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

在业务工作方面，黄汉东律师兢兢业业，担任多家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并办理了近六百宗诉讼、仲裁、非诉讼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注重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取得和解或谅解，促进社会和谐。

从1997年1月开始在广东安达信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已成为公司、企业改重组、金融、房地产、合同的专业律师。从2001年1月正式执业后，至今主要办理了以下法律业务：

1、金融业务：办理肇庆市各城市信用社追收逾期贷款案件34宗，起诉金额3亿多元，为城信社追回资产1.8亿元。曾为中国信达 1

资产管理公司办理案件10宗，追回现金1300多万元。近四年来为受让资产管理公司债权包的客户办理追收借款本息案件近70宗，已为客户追回4418万元现金、1200万元资产，正在追收的债权估计可供执行财产约7000万元。

2、房地产业务：致力于为法律顾问提供优质的非诉讼业务服务，曾办理4个重大房地产项目（其中二个开发规模均超5个亿），现正办理1个重大房地产项目。其中某一项目，他人对市值1.7亿元的土地使用权主张权利并提起诉讼，经本律师的有效代理，调解结案，我方以几十万元的代价换得对方放弃对该土地使用权的主张；某一项目中，他人提出解除合同、退回土地使用权的诉讼，经本人的有效代理，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4、社保业务：协助、指导珠海平沙农场原辞退职工申办退休手续，已办结，有1300多人成功申办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社保退休金；该案经律师所研究后，决定免收律师服务费130多万元。

5、法律顾问业务：为法律顾问单位提供法律咨询，建立及完善公司制度、劳动制度、业务流程及风险防范机制，草拟、审查或修改经济合同及其他法律事务文件，参与法律事务的谈判，出具法律意见或对有关法律事实实行见证，参与经济纠纷案件的调解、仲裁或诉讼活动。

6、项目收购：致力于为企业进行项目收购、并购、转让，为项目收购转让过程中草拟各种合同、法律文书，调查项目情况、提示项目收购转让风险，理顺项目收购转让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障碍。成功办理项目收购转让案件几十宗，2010年成功办理一个转让四亿的资源性项目、成功收购3000多万元的厂以及数个近千万元的项目。

7、办理其他民事、经济、刑事、行政、非诉讼案件500多宗，基本完成当事人委托的法律业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黄汉东律师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熟练的处事应变技巧和理论功底。在承办案件、担任法律顾问或提供其他法律服务工程中，努力运用法律智慧、勇气、谋略和技巧，为委托人谒诚服务，维护了委托 2

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案例

在2003年3月31日，代理珠海平沙农场原职工申办退休手续案件中，我所指派黄汉东、温树斌律师担任其代理人。在代理该案件中我所律师就该案与叶云昌、刘传名等几名代表签订了[2003]广安律代字第47号《委托代理合同》。合同规定，我所律师的代理权限为：协助办理申请手续；就申请事宜提供法律咨询、指导申请、进行代书；不包括举报、上访，即委托人不得要求我所代为举报、上访，亦不得要求我所就举报、上访事宜进行咨询、代书。鉴于该案委托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面广，为此合同又规定：为保证申请手续的顺利进行，委托人不得进行集体上访，亦不得实施过激的行为以及违法行为，如冲击政府机关或相关部门等。如委托人有以上行为的，我所有权中止以致终止代理。

当事人1059人，其中男性55岁以上的有433人、55岁以下的有200人，女性50岁以上的有433人、50岁以下的有93人。当事人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工作单位是平沙国营华侨农场属下的各个分场、公司、菜队，是国家固定职工，工种属农工。根据珠海市平沙管理区1990年9月3日《转发[1990]关于企业和企业管理的事业单位实行个人缴纳少量退休养老保险费的通知》，当事人从1990年10月1日开始进行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每月3元，直至办完辞职手续时止。1992年10月15日，随着珠海西区开发和平沙的经济发展，平沙农场各分场的地不断被征用，只能裁减职工，故珠海市平沙管理区下发了《关于耕地被征用后职工的工作安置及待遇问题的暂行规定》。根据该规定，在1993年3月开始当事人陆续申 3

请辞职，办理辞职手续，由于耕种季节的需要及征地手续问题，当事人在1994年3月、4月间还领取了最后一次工资，而安置费亦是在1994年间领完。辞职后，多数人未能重新就业，失业。部分当事人到了退休年龄后，就忙于办理退休手续，以享受法定的养老保险待遇。但在办理退休手续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及阻力，致使退休手续历时几年都无法办妥。不少家庭由于父母亲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其他家庭成员又下岗或失业，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甚至难以解决生计。代理律师黄汉东律师、温树斌律师先后数次到珠海平沙了解案情、收集资料，详细听取了代表们对案件情况的陈述及意见。通过对案情的详细了解，翻阅代表们提供的资料及查阅了大量的法律条文，我们对案件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对案件的性质、事实和法律适用形成了以下的代理意见：

（一）案件的性质：

该案是当事人申请办理退休手续、要求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非诉讼案件。

（二）珠海市金湾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应为到达退休年龄的当事人办理退休手续。

1、当事人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资格。

法律根据是《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实施意见（企业部分）》第十一条以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

2、当事人没有退保。

3、到达退休年龄的当事人，符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

到达退休年龄的当事人，根据《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 4

十五条规定，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条件是“缴费年限累计满十年”。

根据《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国有和县级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单位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在当地实施《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前，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当事人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并在1990年10月开始进行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大多数人的视为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超过十年，1990年10月后个人缴费年限为3年，因此当事人的缴费年限均超过十年。

案件的最终结果

上述案件于2005年底最终败诉后，我所代理律师根据案情，定出了由代表们与当地政府继续协商的方案，并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资料。在与当地政府协商过程中，我所代理律师提供了足够的指导意见。经与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政府、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进一步协商、沟通，最后于2006年4月形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到2006年10月底，1059名当事人已全部按方案作出选择，办理了退休手续，依法每月领取退休金和享受医保待遇。

关注弱势群体，热心公益事业。

从2006年开始，先后捐资教育事业6.4万元（其中太平教育事业5.4万元）、希望工程3千元、汶川抗震救灾5千元、公益及志愿者事业3.5万元、玉树3千元、其他捐款2万多元。并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公益走访及送温暖活动、免费法律咨询、12355青少年电台咨询，为家乡教育事业、政府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现兼任广东省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肇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肇庆市青年联合会委员，罗定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人、常 5

务理事，罗定市太平镇教育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秘书长，太平镇人民政府镇长顾问。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自2006年加入太平镇教育协会后，本人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家乡的教育事业，为家乡的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出谋划策，提供法律支持。具体表现为：

1、参与历年的奖教奖学活动，以及为设定奖教奖学方案、议程提供意见，跟踪落实奖教奖学的情况，与主管教育的领导保持良好的沟通，为奖教奖学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

2、作为镇教育协会的副会长、秘书长，组织协会会议，落实各项议程，努力完成协会及会长交待的各项任务。2010年，参与了太平镇教育协会换届选举的策划、议程制订、组成人员名单的落实等组织工作，主持了换届选举会议，完成了议程，选出了第二届理事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等，并选出了永久会长。参与了罗定市太平镇太平中心小学宿舍楼筹建活动，主持了筹建会议，落实了建议资金、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3、在太平中学综合楼的建设上提供法律服务，如修改施工合同、跟进施工合同的签订与落实等。

4、在太平中心小学宿舍楼的建设上提供法律服务，如审查施工方的资质、修改施工合同、跟进施工合同的签订与落实等。

5、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提供法律支持。首先，应邀担任镇长顾问。期间，解答政府的日常法律咨询，为镇里的重大经济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意见、审查及修改合同，如太平镇古龙山边村 6 的石英矿项目等。其次，对镇经济实体涉诉案件提供法律意见、进行代书。如某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执行罗定市太平镇经济贸易发展公司、罗定市宏宝水泥有限公司案件中，本人代书了多份执行异议书，由太平派出所、镇党政办、计生办等七个部门分别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确保派出所办公楼、计生办办公楼、农业服务、社区居委办公楼等二十处房产及宏宝水泥厂的资产未被执行。

6、为家乡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支持。在担任镇长顾问期间，曾为新生村涉及的山林纠纷审查了相关档案资料、提供了法律意见，并组织了村代表与政府代表面对面进行调解。对有关重大信访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提供意见，如镇安村合作“冬青叶”项目所涉及的信访等。有效地为镇政府处理镇内村民纠纷、信访等事宜提供法律支持，为家乡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睿智、高效、沉稳、好学、谦逊”，是黄汉东律师的座右铭。黄汉东律师坚信，通过睿智的战略构想，深具亲和的人格魅力，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诚信务实的执业风范，一定能在律师的执业生涯中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黄汉东律师联系方式：*** 0758-2276283（办公）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篇2

岳成所成立于1993年, 在上海、广州、哈尔滨、大庆、三亚设有分所, 在美国纽约设有代表处。

岳成所现有办公面积3600多平米, 全部拥有产权。其中, 北京总所2200多平米, 是北京地区办公条件最好的律师所之一。

岳成所现有执业律师100余名, 汇集了知名法律院校的优秀人才。

法律顾问是岳成所的主营业务, 是岳成所的核心竞争力。岳成所现为480余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 而且迅速增加, 全国少见。

为了做好法律顾问服务, 岳成所实行专业化分工、公司化管理、团队化服务。

岳成所设有公司与并购部, 资本市场、金融与保险部, 矿产、能源与环保部, 国际业务部、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部、政府事务部、文化与传媒部、知识产权部、劳动人事部、医疗与损害赔偿部、民事业务部、刑事业务部等12个业务部门以及法律顾问研究中心、业务指导委员会、法律顾问事务部、理论宣传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和行政部。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 岳成所首倡“感动服务”。

为了理论指导实践, 岳成所成立了法律顾问研究中心。

岳成所已经建立了规范化、标准化、流程化、规模化的法律顾问服务体系。

为了实现百年大所的目标, 岳成所始终重视文化建设:独具特色的所训、大门上的对联、墙上的名言警句、文化长廊——都在透视着岳成所的文化。

岳成所首倡“中国律师精神”:法治、正义、担当、理性。

岳成所坚持“三不原则”:“不给回扣, 不给介绍费, 不给找关系走后门。”坚信打官司就是打事实、打证据、打法律规定, 而不是打关系。

岳成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热心公益事业。2013年为庆祝建所二十周年, 岳成所再捐500万元设奖教、奖学金。至今, 岳成所累计捐资800万元, 在28所院校设立岳成律师事务所奖教金、奖学金;已有200多名教师、500多名学生获此奖项。

岳成所免费为黑龙江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维权;岳成所免费为首都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维权;岳成所免费为中国SOS儿童村提供法律帮助;二十年来, 岳成所免费代理法律援助案件1800余件。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篇3

擅长专业：刑事辩护、工伤理赔、交通事故理赔、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黄亚芬律师于1993年以本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1994年取得专业律师执业证书，取得执业证后，黄亚芬律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当事人怀着责任重于泰山的态度，对业务精益求进的要求，认认真真接待每一位当事人，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委托之事，赢得了全国各地当事人的一致好评！由于黄亚芬律师工作出色，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及无锡市江陰市司法局授予的众多荣誉证书，并有成功案例入选全国百件法律援助优秀案例。

从事律师工作至今，在18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成功承办了数以万计的案件，拥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尤其是在刑事辩护、工伤理赔、交通事故赔偿、经济合同纠纷、企业法律顾问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黄亚芬律师不仅立足江阴，还跟上海、南京等外地律师事务所、媒体、各级法院、企事业客户建立与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与沟通机制。为客户提供多方面、多角度、有价值的法律解决方案。

黄亚芬律师现任无锡、江阴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诸如江苏鑫宝烟酒销售有限公司，江阴市金凤纺织有限公司、江阴市祥和堂艺术博物馆等单位，帮助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黄亚芬律师尤为专长刑事辩护，是无锡地区的资深刑辩专家律师，曾担任了多个判决无期及死刑案件的辩护人！由于黄亚芬律师的出色辩护，为众多的被告人挽留年轻的生命获得了成功的辨护！不愧为优秀资深刑辫律师！

执业机构：江苏大桥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虹桥北路125号2楼

咨询电话：13616163609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篇4

律师要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律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流的律师。律师不仅要精通法律，而且要了解商业运作的归则，理解法官裁判风格，体会客户真正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上还要注意遵守执业操守，保护好律所和律师自身利益。如果要很好平衡这些复杂的关系，需要律师将具体的工作逐步提炼为工作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工作中去。这样，有了思想作为指导，律师才能逐步形成成熟、稳健的执业风格。故此，暂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2015年的学习、执业情况。

一、不断加强思想建设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以及《律师执业规范》，遵守各级司法机关的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律师协会的章程，履行会员的义务，遵守律师事务所所内的各项管理制度，认真学习，严于律己。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并积极参加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举办的业务技能学习与职业道德培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和专业素养。

律师仅有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实务操作。

二、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与技能

过去的一年，通过参与或主办大量办理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案件，办案方式取得很大突破，用非诉讼方式解决诉讼问题，既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及时息讼解纷，促进了当事人的和解，增进了社会和谐。本人无论是民事代理、刑事辩护，还是非诉讼业务，都能够恪尽职守。作为企业法律顾问，认真为顾问单位解答实际法律问题、及时提出法律意见，为顾问单位提供了优质服务。

回顾本人所接受的各类案件和所提供的各类法律服务，本人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每一个案子都尽心尽力，做到当事人满意，自己心里安然踏实。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的双重效益。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护国家、集体及公民的合法财产等均做出了自己应尽的贡献。

三、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

职业过程中，我忠于宪法和法律，执业为民，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认真遵守《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则》和本所的各项管理制度，还积极参加修改制度，提出建议；明明白白告知委托人的各项权利和风险，不为谋取业务而误导当事人或者做虚假承诺；没有私自接受委托和收费，收取额外报酬的行为；没有向我所瞒报、少缴代理费的行为；没有采用贬损、诋毁、降低收费标准等不正当手段进行业务竞争的行为；严格按业务操作规程办理，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与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相互关系中，没有非工作场所会见的行为，没有请客送礼和指使当事人送礼、行贿的行为，没有假借他人之名向当事人所要财务的行为；没有向司法机关出示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的行为；没有从事违法和有悖律师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

总之，为社会、为公众服务是律师工作的永恒主题。总结过去，通过此次考核，本人一定认真总结，纠正不足，找出工作中的差距，虚心学习；展望未来，在新的一年里，本人一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心系整体，服务社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业务学习，在全体律师中树更好的形象，时刻以良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扩展业务，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培训活动，为全面完成各项任务而努力工作。本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力求实现每经办、处理一起法律事务均取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 篇5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代理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代理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代理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代理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1)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 权利来源。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 权利性质。

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 权利的必要性。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6]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10]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朱金明,钟静怡.论建立律师豁免权的法律保障机制[J].福建法学,1997,(2).

[2]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3]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4]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29.

[5]徐家力,徐美君.让司法公正不再残缺——在立法中应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J].中国律师,2002,(2).

[6]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4版[M].梁小民,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298.

[8]尹鸿伟.从新律师法看律师职业豁免权[EB/OL].http://china.findlaw.cn/lawyers/article/d1133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09-12.

[9]王晶.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解决途径:第2卷[J].法商论丛,2009:144.

[10]支果.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第20卷[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1).

[11]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中国律师生存状况 篇6

原告方辩护律师徐展勤针锋相对：“被告侯四的煤矿是个‘三无’煤矿，本身没有明确的名称，总不能在抬头位置写上‘侯四黑煤矿’吧?”

被告方辩护律师无言以对，又提出另一质疑：“介绍信里也没有写明派谁去采访。”

此言一出，法庭旁听席哄堂大笑，因为在法庭的电子显示屏上给出的该采访介绍信中，明确写着“兹介绍我社山西记者站专题中心主任兰成长一人前去你处采访，请予接洽。”

2007年4月29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异地公开审理“大同黑矿主殴打致死亡成长”案。庭审辩护过程中出现了上述戏剧性的一幕。

北京市律师协会新闻与传媒工作委员会律师徐展勤，在兰案发生之初就开始积极关注，并最终免费代理了这起轰动全国并引起中央领导重视的刑事案，为被害人成长进行庭审辩护。

律师谈“刑”色变

鉴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想要介入该案的律师并不在少数。而对于社会上大量的一般刑事类案件，中国律师界却出现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怪现象：不愿介入，不愿代理。

北京律师业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但是，2002年北京律师协会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1997年律师对刑事案件的辩护占各类案件的19％，当年却下降到了12.1％，每位律师从每年平均承办1.45件下降到了不足1件。

“很多律师不愿意接手刑事案件，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案子的收费相对比其他案子低，另一方面，代理刑事案件的风险性也比较高。尤其是《刑法》第306条对律师伪证罪的规定，许多律师在这条上栽了跟头。”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公盟研究会律师滕彪说。他曾经和另外两个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3年12月9日，曾为成克杰、李纪周做过辩护的北京市“十佳律师”张建中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从事过多年基层检察院工作，又主要从事刑事案件代理工作的北京律师高夜说：“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恢复律师制度的时候。由于律师紧缺，有不少专业法律知识和职业水平较低的律师进入了该行业，就是到现在，我国一些律师的水平也比较低。在具体的案件代理中，有不少律师违背职业道德和纪律，做出了一些有损法律公平和正义的事，国家才针对性地出台法律对律师从业进行了种种规范和限制。”

就是这条用于规范律师职业行为的法规，在现实操作中，却成了某些地方司法部门借以为律师开展正常工作制造障碍的工具。

“不少律师在法庭上就直接被警察拉出去，还有的被法官轰出去。理由就是他们作伪证或涉嫌诱供。诱供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法官或检察官说你诱供，律师还难以解释清楚，不让你再代理辩护，你也没有办法。”滕彪说，“据我所知，以伪证罪被判刑的律师还不多，但是，在代理刑事案件的辩护中，地方司法机关借此给律师制造麻烦的情况却非常多。”

1997年12月，黑龙江天泰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王一冰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逮捕，两年后被二审法院宣布无罪，得以出狱，该律师因此愤而出家。

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年初，全国共有500多名律师身陷囹圄。中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中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风险并不仅限于这方面。滕彪说：“去年，我受当事人委托，要在山东旁听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开庭前。5个防暴警察把我抓住摁在了地上，随后限制了我5个小时的人身自由，庭审结束才把我放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律师，本来需要出庭为当事人进行辩护，开庭前当地的警察直接把他抓了。说怀疑他是小偷，一直关了22个小时，也是庭审一结束就把他放了。”

“这样的话不会对你进行法律制裁，但如果这些检察官、法官，甚至案件的当事人经常向律师协会举报你，你也受不了，很可能会因此吊销你的律师执业资格。”高夜律师很清楚代理刑事案件可能为自己带来的麻烦。

法庭上的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本来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从本质上讲。三者的终极目标也应该一致——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公平和公正。而现实中，律师又经常和另外二者成为一对矛盾体，摩擦不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律师应该发挥的作用却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法律赋予律师有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的权利和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权利，而在实际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也是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配合。如果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一个刑事案件涉及到地方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他们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干扰手段，一般就是拖。”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寿全说。

此外，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困难也不少。“看守所一般都设立在特别偏远的地方，律师得先到相关的公安机关开‘同意会见介绍信’，再拿着介绍信到看守所开具会见通知单，才能去见当事人。最麻烦的是在检察阶段，往往会有刑警在现场监视会见，当事人出于种种顾虑又经常不敢说得太充分，有的看守所没有警察在场，但是又搞了监听设备，这就让会见的效果大打折扣。”高夜说，“另外。法律并没有规定会见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必须是两个律师同时在场。因为早期的时候，有的律师担心在会见过程中发生意外，就经常结伴会见，到了现在，这竟然成了刑事案件中会见当事人的一条不成文的行规，律师的时间也很宝贵，有的重大的刑事案件至少需要4次会见当事人。每次都得走同样复杂的程序。”

资深律师的“避雷”之道

代理刑事类案件如此困难重重，令诸多律师望“刑”却步，而高夜却多年来主要致力于这方面的案件，他对如何规避风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

“我做这样的案子，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一定不做，尤其是可能触雷的地方，一定要证据确凿，方法得当。一般来说，这类案件的前期举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拿到的证据相对要比律师掌握得充分，作为律师，最好不要想方设法自己去取证。千方百计想要推翻他们的证据，那样你就明显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就可能设法给你制造种种障碍。”

“作为当亭人的家属。好多都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会告诉你，你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告诉他这不要说。那不要讲，那个应该怎么说。这

样的话，我肯定不能给他带，因为这明显是法律不允许的，很可能会被卷入串供或作伪证的嫌疑中。”

“另外，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我不会一下子列出20多条证据去试图推翻公诉方的证据，你讲得太多，会遭法官的烦，也会让公诉方很反感，很可能会当庭强制剥夺你的辩护权利，并且重点也不突出。我一般通过前期的阅卷，在案卷中寻找2到3处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关键地方。在法庭上提出来，这样，证据或结论是你检察机关和法院做出的，你的证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我提出来，对方一般也无话可说，一般情况都会被采纳。”

一次，河北保定的李建华因破坏电力设备，被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高夜担任其二审辩护人。

根据现场勘查笔录记载，被告在作案时，将电线杆一端的电线剪断后，电线杆由于失去平衡，另外一边的电线下坠，致使一个村民被电击身亡。高夜在庭审前专门找了一位研究数学的老师，通过计算，下坠后的电线离地面至少有4米高，从而推断受害人实施了某种不恰当的行为，故应减轻李建华应负的刑事责任。通过高夜辩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判处李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讲，他代理的刑事案件中，如果涉及到当事人可能被判死刑。也可能被判死缓的情况，他会帮助当亭人的家属设计减刑方案。比如，如果家属能够拿出10万元钱，他会建议家属在一审的时候拿出5万元，请法官把这些钱赔偿给受害者；如果一审中没能奏效，案件进入二审时，再以同样的理由再拿出5万元。他说这样一般都能有效果。

中国律师整体荣誉感较差?

作为职业律师，以高夜为代表的律师更加注重和相关司法部门的平衡关系，从而更加注重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辩护的有效实施；而以滕彪为代表的学院派律师，则更加注重从宏观上推动中国整个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我们现在接手的许多刑事案件都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普遍性的，很多都有制度方面的考虑，最近我们正在起草关于律师在场权和当事人沉默权方面的报告，打算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关司法修改建议，这项制度对防止刑讯逼供具有约束作用。”滕彪不断向中国司法制度领域的挑战，已经受到了他所任教的中国某著名大学的多次警告。

关于目前中国律师整体的社会地位，滕彪说：“应该说。我国律师的整体社会荣誉感较差，律师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这种情况尤其在一些基层法院的审理中表现比较明显，一方面，法官权力该大的时候得不到充分发挥。地方政法委或者某个书记县长都可能出面干涉案件的公正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律师辩护得再好，出示的证据再充分，法官也不一定采纳，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超过法律规定之外。另一方面，如果法官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在法庭上，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律师应该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前提必须是律师的发言能够得到法官的尊重。而我国基层一些职业水平不高的法官在这点上做得不太好。”

徐展勤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些涉及境外案件的当事人一般第一次见面就会表现出对律师的特别尊重，而内地的当事人就表现得差一点。

“在我国。社会上很多人还是以为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就是替坏人说话，甚至一些被害人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报复律师；就是一些检察官和法官也觉得律师替犯罪嫌疑人辩护，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你会有一种敌对情绪。实际上，律师即使为坏人辩护，也是在维护他本该享有的正常合法权利。是在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这点从本质上和司法部门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正是很多人存在着对律师的偏见，使得我国律师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况屡见不鲜。2006年12月14日，北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在朝阳区肿瘤医院附近被人砍伤，左手4个手指肌腱被砍断。后背被刺一刀，受袭原因正是由于他多次代理涉黑案件。

律师收入和服务整体高端化

采访中，大部分资深律师对自己的收入状况总是避而不谈，一名进入该行业不到1年的年轻律师李丽说：“我们最近代理了一个外地的刑事案件，收费是两万元，差旅费用另收，这种收费已经很低了。我们的收费比较灵活，北京的要低一点，如果是外地的则要翻倍。”

即将开庭的沈阳一个涉黑案件，犯罪嫌疑人家属在为其聘请国内某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时，该律师开出的代理费用是300万元，少一分都不谈。相比之下，2万元的代理费确实相形见绌。

律师都有哪些方面的支出?李丽说：“也就是律师事务所里的一些日常开销，别的没有什么，这里包括所里用于维护正常社会关系的消费。”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不少律师事务所在受理案子的时候，都不会主动向当事人提供发票，只有当事人要求的时候才会提供，这种情况的存在，自然造成了不少律师漏税的黑洞。

北京市律师协会统计，2006年，仅北京市律师行业的总收入就突破了50亿元，占到了全国律师行业总收入的1/3以上，全国律师的人均收入在8万多，而北京律师的人均收入高达50万元。此外，京城律师市场还存在着高低两个20％的现象：一是20％的律师属于“富豪律师”，他们一年拿走律师市场总额的80％，人均年收入超过百万，其中收入最高的1年可达千万；另外20％左右的“穷酸律师”，一年的收入则在6万元以下。

律师的高收费还造成了律师服务对象的高端化，而大量普通案件的审理却不能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尽管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了律师有免费法律援助的义务，但是，规定能够得到援助的对象又有诸多限制，现实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

“我国在刚恢复律师制度的时候，超越式地发展律师队伍。结果造成了我国现有律师整体素质较差、许多年轻律师生存艰难的状况。就是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觉得中国还应该增大律师的数量，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真正能够请得起律师的绝对人数并不多。现在有将近12万的从业律师已经不少了。”高夜说。

从全国律师的分布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数又占了大多数。律师资源的分布也很不合理，而这也和律师行业服务高端化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

艰难曲折中前行

郑州大学法学院2007年4月份对本科生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刚入校时，有75％的人愿意成为律师，随着对律师行业的了解，到毕业时。真正愿意去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降到了一成左右。

“来我所里的律师如果是35岁以上，不管你的学历如何，我也会多考虑一下，假如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就是博士，我也会慎重一点，毕竟律师这个行业需要很丰富的社会阅历，更需要当事人的信任，就像医生一样。越老越吃香。”朱寿全主任律师的用人标准显得有些苛刻。这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年轻律师目前跻身该行业的艰难。

像中国许多领域一样，律师行业也呈现出了浓重的中国特色，不管现有的情况是喜是忧，中国的律师业依然在艰难曲折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