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篇1

一、制度、制度变迁的概念及“会计准则的制度观”

（一）制度、制度变迁的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理性人总是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序或少序的经济环境必将加剧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费用。而制度提供一系列的规则约束规范了行为人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确立竞争或合作的经济秩序，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服务，从而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

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由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方式决定的，制度变迁是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而寻求动态的制度均衡的过程。

（二）“会计准则的制度观”

根据上述的概念，我们可以把会计准则理解为一项制度安排。从规则的起源角度看,制度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会计准则属于外在制度的一种,所以研究制度的理论同样适合会计准则的研究。谢德仁在分析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安排时，提出了“会计准则的性质是一份公共合约”的新观点。他认为，会计准则作为计量、记录、报告微观经济活动进而评价剩余控制权经营绩效以及计量剩余索取权的信息生成机制，在指示资源利用效率，引导资源合理有效配置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会计准则这一公共契约规范也就成为宏观经济制度和微观市场运作的一个重要制度体系。会计准则制度观涵盖了会计准则的一般属性，并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审视了会计准则的制度内涵以及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作用。

可以说，会计准则变迁是会计准则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会计准则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会计准则对另一种会计准则的替代过程，即更有效会计准则的产生过程。从深层上讲，由于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变迁就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二、会计准则的变迁历程

由于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企业会计制度并且在一定阶段准则和制度并行，还存在其他一些会计规范。所以对会计准则变迁历程的认识就不能脱离这些制度，规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历了并将继续进行一场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根本性改革不仅涉及基本的制度结构，也涉及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其中就包括会计制度的变迁。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以其重大历史事件为分界点，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会计准则的探索阶段（1978年－1992 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以前）。这一阶段，首先恢复了十年**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会计制度，并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如财政部 1980 年修订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1981年先后制定发布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和《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为适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推动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促进现代企业改革的进程，1985年和1992 年分别制定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1985 年颁布《会计法》填补了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的空白，在构建会计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阶段的会计准则变迁，尚未从根本上触及计划经济模式的会计制度。

（二）会计准则的逐步建立阶段(1992 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至20世纪末)。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以计划经济模式为特征的会计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1992 年11 月《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会计制度发生根本性变迁。第1号企业会计准则属于基本会计准则，它为具体准则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框架。该准则规定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的企业，从而打通了不同行业与所有制企业会计规则的人为界限。随后，突破传统会计制度制定模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特点及不同的管理要求，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若干个行业，分别制定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等13个全国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这一阶段会计准则变迁的特点是，我国会计制度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并开始探索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

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篇2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 其主要思想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 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制度演进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必须遵循节省制度创新成本的原则, 从而尽可能提高经济绩效。但事实上, 不同国家的制度演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一个国家决定其独特发展道路路径的形成, 不是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 而是各个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强化共同演进的效果, 这些因素是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因此要研究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必须从历史线索分析入手, 并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手段进行研究, 才能对此有更深层的认识。本文拟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体制下工商政策的形成和演化进行分析, 探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与各个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

一、对商业制度变迁的需求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动因

1. 上层决策者的预期利益

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 君主专制下的一切具体制度、具体机构设置, 其最初的动机都是为了实现政权稳定, 其演变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来源于此。而抑商政策就是这类政策的典型。统治者们通过抑商政策所想要实现的预期利益是不完全相同的, 但其主旨总围绕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君主权力的稳固。

首先, 抑商政策对于有忧患意识的统治者来说, 是加强专制、巩固统一的必备手段。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以秦制为蓝本, 确立了抑制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 对富商大贾和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 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经济上, 进一步削弱商人力量, 实行重税政策, 严格执行盐铁的专卖政策, 使得“田租口赋, 盐铁治理, 二十倍于古”。秦始皇之所以采取这样强硬的手段,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加强专制、巩固统一、防止商人篡权活动的政治目的。

其次, 工商业的发展对于王权存在着很大威胁, 在商业发展初期, 商人往往更加注重自身财富的积累, 而当商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 富商大贾开始出现后, 商人就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方面。中国古代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利润主要有:私营土地买卖、货币借贷、消费以及扩大再生产。其中最主要的流向是用于私营土地买卖和货币借贷, 并由此形成了商人、地主和高利贷放贷者三位一体的商人地主阶层。轻商正是为了防止商业资本的壮大, 从而威胁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政权稳定。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菽粟不足, 末生不禁, 民有饥饿之色, 而工以雕文刻镂相樨也, 谓之逆。布帛不足, 衣服毋度, 民必有冻寒之伤, 而女以美衣锦绣篡组相樨也, 谓之逆。” (1) 商人资本日益强大, 超过了社会经济容许的限度, 商业资本为寻求出路, 必然加大对土地的投入, 兼并土地, 从而破坏小农经济, 威胁到地主阶层的利益基础。

2. 利益集团的供给和维系

古代政治权力结构是“垂直型”结构,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维护了君主权力的绝对权威。受官商勾结影响, 这一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商人凭着财富与官吏勾结共同盘剥普通民众, 并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也转嫁给了普通民众。这对统治政权产生极大的威胁。西汉农民起义时候, 许多小商贩纷纷加入到起义军中。即所谓的“灶下养, 中郎将。烂羊胃, 骑头尉。烂羊头, 关内侯”。

二、对商业制度变迁的供给是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保障

1. 制度创新成本

制度创新成本包括规则设计和组织实施新制度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制度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迁造成的损失以及不确定性造成的随机成本。

早在商鞅变法中, 就把抑商作为主要内容, 颁布了一系列抑商法令。汉朝继续推行抑商政策, 汉朝封建政权利用经济法规对商贾打击十分严重, 从此成为了一个历朝历代相沿不变的传统政策。盐铁专卖法与均输平准法, 不仅在汉代是“抑商”的有力工具, 而且后世也多采用, 成为中国封建制经济法的重要内容。越到后期, 惩治“私盐”的条例越多, 处罚也愈加苛酷。明清两代对茶叶的私营限制也很严, 法律规定“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治罪” (1) , “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 并凌迟处死”。因此这项政策的规则设计经历漫长的时间跨度, 规则设计也非一朝一夕。

2. 规范性行为准则

知识分子从古至今都主张抑商。就经济面而言, 从生产和分配的观点倡导抑商。在生产上, 认为工商是非生产的, 管子所云;“公事竟于刻缕, 女事繁于文章, 国之贫也。”而由于工商者众, 会减少农人数量, 僵尸社会蒙受饥寒, 此所贾谊说:“偿闻古人曰, 一夫不耕, 或为之饥, 一妇不织, 或为之寒。今背本而趋末, 食者甚众, 是天下大残。”在分配上, 工商经营与农业相比较会导致贫富不均, 此即“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惨状。战国时代的李悝、商鞅和《管子》的作者, 认为农业是人类衣食和国家富庶之源, 又为战争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 主张以农业为本, 重农而抑商, 重本而抑末, 强本而弱末。

在教化面, 《盐铁论》中的文学, 认为末作的本质与行为, 均有违教化:即“商则长诈, 工则饰骂”:工商将“教敦厚之朴, 成贪鄙之化”。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 , 自述其志为“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他以重义还是重利作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并且将义利关系的判断作为是否成人的标准:“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久要不忘乎平生之言, 亦可以为成人矣。” (《论语·宪问》) 《孟子》开篇即讲“王亦日仁义而已矣, 何必日利”。认为自然生命是人的“小体”, 精神生命是人的“大体”, 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小体”需要, 道德仁义才能满足人的“大体”需要。

三、中央政权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保障

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的缺失

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缺失是限制重农抑商政策变迁的另一主要原因。任何社会, 倘若不建立一套保障创新的制度, 制度创新活动就不会出现。张维迎曾经指出, 任何一种企图削减利润的政策, 不论出于什么理由, 都会给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带来损害。同样, 即使专制统治者是出于对于整个社会安全与稳定, 都会对诱致性制度创新主体的积极性造成打击, 从而对其创新活动造成损害。而在专制统治的封建社会, 尤其是封建君主一人独大, 一眼不慎很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中央集权政府正是通过对于制度创新主体的控制, 包括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 来实现对于抑商政策的维系与巩固。

从汉朝起, 抑商政策就严重影响了商人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汉武帝的抑商制度包括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 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贾人毋得衣锦、绣、绮, 毅、红、蜀, 操兵, 乘骑马” (班固, 《汉书·高帝纪下》) 。《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未作贯贷买卖, 屠邑稽诸物, 及商以取利者, 虽无市籍, 各以其物自占。率婚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 率络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 三老, 北边骑士, 招者以一算;商贾人招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 戍边一岁, 没人络钱。有能告者, 以其半界之。贾人有市籍者, 及其家属, 皆无得籍名田, 以便农。敢犯令, 没入田童。”《汉书·食货志下》记载:“杨可告络遍天下, 中等以上大抵皆遇告, 官府得民财物以亿计, 奴婢以千万数, 田, 大县数百顷, 小县百余顷, 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也就是说, 中产以上的商人之家大部分都破产了。可见汉朝封建政权利用经济法规对商贾打击之严重。

汉武帝时期商人社会地位低下, 对于商人购买土地, 商人子孙到官府做官有着严厉惩罚, 谪发、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 同时通过税收或者直接没收对商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而作为抑商政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 该主体首先要有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机, 从这点来分析, 商人无疑受到最大的利益驱动。而由于上述的政策对于商人行为和地位的限制, 以至最有动机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 (商人) 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封建专制统治权力的崇拜以及对于“家天下”思想的崇尚, 使得对于君主权威的挑战与质疑显得大逆不道。正因为上述原因, 最有可能成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商人只能长期忍受抑商政策的剥削而无力反抗。

封建统治者通过经济立法, 使抑商政策贯彻封建社会的始终。并收到了预期效果, 从根本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禁榷制度就是把某些产销两旺、获利最丰的工商业收归官营, 完全由国家垄断。这样一来, 把工商业自由发展的道路彻底堵塞了。封建统治者对违反专卖法制的行为往往处以严酷的刑罚。这种专卖制度的垄断性和残酷性, 对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产生的抑制作用不可言喻, 商人虽然有利用法令漏洞牟利的动机, 但严酷的法令往往使得他们望而却步, 从而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其严重的束缚和破坏作用。当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被完全堵死, 一点微弱的生机被彻底窒息时, 刚刚出现的一点资本主义因素就再也没有增长壮大的可能了。

2. 抑商政策供给与“诺斯悖论”

既然中央权力机关具有供给新制度安排的能力, 为何不直接提供制度供给?事实上, 制度或制度变迁的供给不但取决于制度供给者的能力, 还取决于其意愿。后者是在中央权力机关的个体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同时, 身为国家的统治集团和最高政治组织, 在上述目标的框架下还要进一步要求降低交易成本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以换取政治支持。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 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要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 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 而建立高效的制度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该交易成本又主要由中央权力机关承担, 因此, 为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而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这一行动所带来的成本会减少中央权力的利益。这样, 中央权力在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便构成所谓的“诺斯悖论”。在商业的发展渐渐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 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后, 政府不但不可能成为制度供给的主体, 甚至会成为制度变迁的阻碍。

除上述原因之外, 财政危机与政府掠夺也是抑商政策得以沿袭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都与政府的财政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管是货币政策中的货币增发, 还是工商政策中的重农抑商, 都是为财政服务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暴力潜能”的组织, 它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清朝不同阶段的商业政策就反映了上述理论。在康熙乾隆年间, 清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恤商”、“扶商”政策, 如整饬官吏、革除私税、改进度量衡等。到了晚清时期, 中华民族遇到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加重与国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的冲击之下, 晚清政府已近破产境地, 为应付财政危机, 其商业政策体现的不再是扶持, 而是赤裸裸的掠夺。

晚清政府对商业加速掠夺的主要起因是财政危机。乾隆中期, 清政府的实际财政收入约为7 100万两白银, 但自乾隆后期起, 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至嘉庆—道光年间, 清政府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很低水平, 财政危机形成。财政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财政收入总量的减少, 如嘉庆三年 (1798) 户部的实际存银仅有1 918万余两;二是财政收入的失控, 比如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大致在4.5%左右, 但实际财政收入却基本不超过生产总值的2%。为缓解财政压力, 晚清政府采取了发纸币、行大钱、广捐纳、对外举债等多种举措, 与此同时, 对社会各阶层的掠夺也随之加速。由于商人是财富的主要集中者, 因而对商人的掠夺尤甚。政府加速掠夺的具体表现是各种赋税项目的大幅度增长。在清代前期, 盐税收入只是600万两白银, 到了光绪末期已经增至2 400万两;光绪十七年时, 厘金的收入为1 631万两, 到了宣统二年, 已经达到4 318万两。在这一大背景之下, 加之皇帝、官僚认为“天下之广, 不乏富庶之人, 而富庶之省, 莫过广东、山西为最”, 晋商被掠夺的命运自然难免。除盐税、厘金之外, 晚清政府对晋商的掠夺又多了两种方式:一是捐输。据统计, 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咸丰五年的八十年间, 山西绅商四次共捐输830万两。二是强借。到辛亥革命爆发, 清政府垮台前夕, 度支部所欠各票号的借款“已逾七百余万, 归还尚无着落”。

不仅如此, 对于抑商政策这样不仅关乎工商业者, 也关乎广大人民的改革, 不确定性因素众多, 改革的潜在风险也十分大。这就使得统治者没有制度创新的动力, 使得强制性制度变迁无法实行, 而民间又缺乏诱致性制度变迁主体, 从而使得诱致性制度变迁也无法进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抑商政策得以沿袭几千年而不止。

结论

当封建制这种崭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也需要一个反复尝试, 反复修改的过程。秦帝国的覆亡就是为此所交的第一笔学费。封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 都以达到各方利益调和为重要前提。重农抑商政策也是这一前提下的产物。

重商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无法像在欧洲那样得到蓬勃发展, 进而颠覆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传统, 并最终发展成为资本主义, 除了上述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因素之外,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也起了决定作用, 中国古代缺乏重商主义发展的土壤。一项政策的产生、发展和衰亡, 不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 也不是思想家们的凭空创造, 而是一定历史环境和社会基础下的必然产物, 在中国执行了近两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亦不例外。对于这项政策的一切功过是非, 应更客观、更全面地加以看待。

摘要：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为重要政策之一的重农抑商政策, 其客观的影响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来说是负面的。运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对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深层次探究政策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重农抑商政策,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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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负效应分析 篇3

关键词：地方政府 制度变迁 委托代理 负效应

一、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都是由人设计或安排并以不同规则存在的，即使是非正式的规则，也是由于人的主观认识和选择而内化到意识中去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无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引起的制度变迁，最终都需要人们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通过主观努力去扬弃某些规则，或创立新的规则。因此，制度变迁总是在一定的行为主体作用下才得以启动和完成。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团体或个人，这三个主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从制度变迁或创新中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当然，国家、团体或个人在制度变迁供给中的地位是不完全相同的，国家是最为显著的一个，即国家和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

按照韦伯的定义，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畴。作为垄断者，国家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更低更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服务。从某种现行的制度安排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支付费用的过程，而且新的制度一旦确立，就会成为“公共品”。因而，外部性和“搭便车”便成为制度变迁的固有问题。另外，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造成路径依赖。路径依赖使得已有制度的改变只能靠外在的政府力量通过改革实现。可见，制度创新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从而制度持续不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需要政府或国家对其实施强制变迁，即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充当显著主体的角色。

二、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特征和行为目标

现实经济生活中，委托代理关系涉及范围很广，如医生与患者、经理与股东、政府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且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双重代理人的角色。地方政府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它既在政治市场活动，也在经济领域活动。为了体现国家意志，它要维护国家（中央政府）整体利益，同时作为辖区居民的利益代表，它还要追求辖区居民的利益，另外，地方政府是一个由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集体，它也要追求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所以地方政府承载着中央政府利益、地方利益和地方政府官员三种利益，而且地方政府在利益偏好上不具有一致性，随着外部环境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其利益偏好也会发生变化。同时各方利益既有一致性，更存在矛盾。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往往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充当代理人，而且这个委托代理链条较长。中央政府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委托市级政府，市级政府委托县级政府、县级政府又委托乡镇政府。中央政府对国家的治理和调控是通过这个代理链来进行的。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委托人难以穷尽所有信息，代理人拥有的信息往往优于委托人，因此代理人可能会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在违背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制度变革。而且，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是理性的利益主体，它们所追求的目标函数并不必然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相一致。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总有欲望利用上级政府授予的权威去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当然，委托人可以对代理人违背其利益的制度变革进行惩罚，施以一定的惩罚成本。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一项制度存在潜在收益时，地方政府就会打破原有的制度均衡去进行制度变革。

（二）地方辖区居民和地方政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地方辖区居民和地方政府之间同样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地方政府代表人民管理各项事务。地方政府官员在进行制度变革时，是否和当地辖区居民的利益一致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有关，而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和地方政府的性质密切相关，不可否认，地方政府是一个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组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当政府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巨人”时，就必须承认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征，政府的行为目标很可能是追求自身的满足最大化，如生活享受、权力、威望、历史地位等。尽管地方政府从自身的长期目标出发，不会对公众采取竭泽而渔的做法，但也不能否认，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地方辖区居民利益。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充当着“双重代理人”的角色，因此在进行制度变迁时，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三、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负效应

（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性，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使地方政府的制度变迁失范，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地方政府的竞争会使地方政府从本地区的狭隘利益出发，利用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威进行有利于本地区利益的制度变迁，导致制度变迁失范，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如有的地方政府利用在一些工农产品价格、交通运输价格和非商品收费方面具有的自主权，人为制定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的地方政府滥用中央政府授予的中小型项目审批权，对国家明令禁止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进行审批通过，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有的地方利用相对独立的财政和税收体制，采取了类似“税收返还”的制度, 每年将新增税收的部分留成地方。

地方保护行为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一点地方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却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地方要为此行为支付更多的代价。比如说企业排污，虽然短期内企业的利润增加了，但将来治理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恶果还得由地方来消化；地方保护行为打乱了全国一盘棋的部署，严重阻碍市场的正常发育，使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削弱了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同时，地方保护行为还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腐败问题等；地方保护行为增加了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成本，使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而使资源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流动。同时，地方保护行为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导致市场信号失真，致使资源浪费和配置效率低下。

（二）地方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利益不一致性，会使地方政府官员在建立制度时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包含租金最大化和辖区公众福利最大化双重目标，这两个目标通常是不完全一致的，两个目标的差异越大就越难协调，“政府最优”和“社会最优”的距离就越远。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市场意志即消费者意志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体现出来，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福利的提高密切相关。但是，由于采取的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经济到政治的渐进改革方针，政治体制的变化落后于经济体制，政治决策过程依然权力过分集中，公众意愿进入政府目标函数的途径依然阻滞，从而是社会目标函数与政府目标函数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的现实意义就是地方政府官员在做出制度变迁时并不与公众的意愿完全一致。

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有其自身的效用函数，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威望、权力、历史地位和个人财富，而且不合理的政绩评价体系可能会使地方政府官员的自身目标和社会公众目标的偏离进一步加剧。因此，会使地方官员在进行制度变迁时往往更关心自己的仕途发展，而不是整真正从公众的社会福利出发，比如有些地区许多有违公众利益的政绩工程的上马，从根本上讲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的。

四、纠正地方政府制度变迁负效应的制度安排

（一）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纵向权利的划分

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不明确，是造成我国中央与地方利益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国家制度、法律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界定不明确，容易使双方都认为某一利益领域属于自己，从而相互争夺，产生摩擦与矛盾，严重影响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和谐。要改变这种局势，需要从制度上解决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问题。首先，在决策问题上，应明确宏观决策中央统筹，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微观决策地方自主，以发挥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界限，肯定地方政府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地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建立一套合理、实用的制度安排，按照中央适度集权、地方适度分权的原则，推动从行动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顺利过渡，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横向权利的协调

地方政府横向是指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制约。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应发挥协调作用，中央政府可以作为超脱于地方政府间利益争端的公正裁判者，在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构中充当信息沟通与冲突裁判的作用；而中央政府要扮演好这一新的角色，必须逐步调整既往的一些操作思路，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传统的压力型体制转变为民主合作型体制，从而不仅有利于实现地方利益的协调，也有助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和谐发展。

（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高公众参政议政能力，使政府目标函数与社会目标函数趋于一致

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 篇4

郑学檬

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一书中，我着重讲了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意义。在论述中，我把“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这一点也列入江南农业的发展原因之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在读了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一书之后，有所启发，现侧重唐宋一些制度变迁对江南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作一试探。当代史学研究中，对历史上经济结构和制度含义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向来有自己的传统，并不刻意企求某种理论与方法。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创立、发展或解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才对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主流学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理论的渐次传人，中国的史学研究已非昔比。半生不熟或比较成熟的“洋为中用”史学理论开始流传，在中青年学人中，被引为时尚，与时俱进，令人刮目相看。无论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钻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或是80年代初以来的西学涌人，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都要加以总结。其中9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一些西方重要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尤堪注意。本章即以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讨论唐宋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诺思把结构的变迁看成是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并指出：“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有目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2】按中国学者通常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表述：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诺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后者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肯定作为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经济层面的基础有着逻辑联系。所不同的是：诺思主张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似乎有上层建筑反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的意思。至于把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结构可变的因素，那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相似，看不出有本质的分歧。至少我们对诺思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

我想可否以自己的理解，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还是诺思的论述，凡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都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就唐宋社会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一番考察。

一、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

我们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五六十年代是我们的必读的经典之作。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暴力性质等等，是人所周知的论点。诺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内容。诺思所述的关于国家存在的两种解释即契约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暂且不说，因为本节不讨论关于国家的定义问题。我所注意到的只是与本题研究有关的国家界定产权问题。现结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加以阐述。

诺思指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他接着说，“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我们不能套用诺思上述观点去论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也曾经有过这类国家“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但可从诺思的论述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制定若干基本规则，影响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所谓产权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沿用。概括地说，当时的观点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包括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两大形式，土地私有制又可分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阶级可划分为身份性地主（皇室地主、贵族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商人地主），所以，土地所有权的政治属性（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属性）也有不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形式，地主的地租收人体现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国家征收的租或税是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一的体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表现为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问题远比以上概括要复杂。一是产权的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二是产权的层次远较上述说法复杂；三是产权效率问题从无人问津；四是产权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关系究竟如何？四是产权与统治者租金扩大化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现在结合唐宋的一些史实加以分析，提出个人的探索性看法，以就正于同

（一）关于土地产权的立法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有比较严密之刑法，但无严密之民法。但并非绝对如此，关于土地的立法就是例外。西周有“井田制”，春秋时有各国变法所包含的土地法，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汉有“田令”，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田令和宋田令等。虽然以上的土地法令已无法窥其全貌，甚至只知有其令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土地立法表明国家十分重视关及自身利害的土地产权问题。诺思指出：“雅典的产权结构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罗马人的贡献是精心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它强化了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3】中国古代的土地立法内容具有严格的法律精神。有类于希腊；而又愈来愈详尽（如《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有类于罗马人的精心设计。中国古代土地立法侧重土地还授、申请、限田等方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重点在控制产权，而不是为了适应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产权契约化。中国古代较早有土地契约，但限于民间土地买卖时立约，而不改变国家的土地法。这一点使它区别于罗马土地法。罗马法“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4】。而中国的土地法是建立在国家控制农户（编户）、土地、租人的基础上。

无论先秦时期抑或秦汉至唐宋，土地是联结国家一民户（可分为贵族、官僚、农民、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的纽带，国家首先是土地管理者，各阶层取得土地的途径有：（1）赏赐；（2）请射；（3）职禄；（4）买卖；（5）掠夺；（6）继承。在六种途径中，除买卖、继承两种途径相对独立以外，其余四种均与国家权力有关，其产权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赏赐给一个人土地，是为了褒奖这个人对国家（王朝）的贡献；给予一个官吏职田、禄田，是因为他为国家尽职尽责。至于请射土地，过去或解释为兼并，或解释为借耕，其实都是误解。请田之事很早就有，汉代以来就有“土业无主，皆为公田”【5】的传统，所以国家总是把解决无主荒地的开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来实施。一般人往往误以为是国家把这些荒地分配给贫民的，而事实上是由需要土地的贫民申请的，申请者须经地方政府的批准才能获得某一块土地。《史记》曾记载一则故事说：武帝少时，由东武侯母养育，当了皇帝后这个“大乳母”上书武帝：“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武帝就把这块地赐给了她【6】。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此制也是以无主荒地分给贫民耕种为内容，贫民需要土地，也要经过申请手续。对这类请田手续如何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988年《敦煌学刊》

一、二期合刊发表杨际平同志的文章《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就“请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均田制”下的“授田”（如果是实授土地的话）与“请田”实际上是一回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里正所造的“请地簿”（“请田簿”）残卷和“欠地丁簿”残卷即可资证明。“均田制”破坏后，百姓请射官荒地的做法，仍然继续存在，历唐宋而不改。由此可见，请田制度是历代处理官荒地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兴于唐宋的一种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从产权的角度说，请田规定证实土地产权转移的规则，除了土地买卖契约规定以外，还有由政府《田令》所载的规定。所以历代“田令”也可看成是与产权有关的法令。

掠夺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指以某种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得土地的行为。此种方式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有一点却很重要。这就是凡是具有掠夺能力者，多属现任官吏或贵族、世族，他们代表某种政治势力，所以他们通过掠夺取得的土地产权，本质上属于政治权力的延伸。很难把掠夺列为土地产权转移的一种规则，也不符合《田令》规定，即与土地产权立法精神相抵触，但从兼并行为的结果看，土地兼并又是政治势力重组的反映，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竞争原则也可能说得过去。

总之，从产权立法角度看，中国古代是比较完备的，但立法的精神是确立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而不是像诺思所云“罗马法”那样，“这种法律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7】。

唐宋之间土地产权立法的变化莫过于《田令》的修改。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天圣令》及其附录的唐《田令》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变化的证据【8】。如宋《天圣令》就没有还授田的规定，更无永业、口分之别。表明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力度在削弱，私人的土地产权更为充分。宋《天圣令》有一条内容是：“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转引自戴文）那么，如果是卖易给其他人当然是合法的了，土地买卖比唐《田令》的规定显得灵活得多了，也就是说，官人、百姓的产权更完整了。一个社会对土地占有数额进行限制，如汉唐之限田，从保障生产者（主要的纳税人）土地产权这一点来说是合理的制度；但从生产要素（如土地）上界定产权角度说。限田妨碍了土地要素可能合理的配置，因为土地兼并者中有的（如商人）是有实力的投资者，故限田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不合理的制度。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唐至宋个人土地产权的扩大，如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于凛，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路。”【9】所谓“人享于田庐”，可以理解为当时江西农户（地主与农民）有充分的土地产权，乐于耕作，安于农亩。王仲舒是在穆宗即位后出任江西的，他的改革反映了江南地区发生的制度变迁的潜在意义。为什么唐以后整个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水平有很大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这个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扩大了，改善了市场发育所需的商品生产环境。这一点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理论去观察是很难弄明白的。

（二）关于产权层次的复杂性问题

唐宋产权复杂性问题也是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不成熟的理解是：产权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多种阶级成分及他们多数和土地相分离。在五六十年代，把土地所有者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身份性地主）；商人地主、一般地主（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部分佃农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准确的。他们之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外，都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主要是地主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土地产权有不稳定的一面，许多事实说明因犯罪，或政治上失败、失宠而被籍没的土地不计其数；因战乱而逃亡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子孙败落而出卖、典押土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等等。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产权必然与政治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地主依靠收取地租来实现其产权，如果出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或者因灾害而收不到租的情况，其产权将随之缺损。与以上产权缺损同时发生的是产权的转移，“千年田，八百主”，即言土地产权变动之速也。所以，实际上土地产权是在缓慢而不停地流动着，最终构成土地产权既有层次又有不断变换的有如层云移动的状态，此即所谓复杂性原因之一也。

二是国家的干预下，使私人土地产权发生转移。我们知道，租税的收入是国家安危所系。为了确保税人，国家必然会尽量防止民户以逃亡形式逃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天圣令》附录）规定：借佃荒田者，“私田三年还主”，而三年以上则另一回事了。这一法律规定，迫使逃户必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耕种纳税，否则他的土地将作为荒田被人请射，土地产权亦归他人所有。南宋经界法也规定：经界中“稍有欺隐不实”者，“仍将所隐田没人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10】。唐宋乃至其他各朝代的这类属于重新界定产权的干预措施，实可视之为“重新界定产权”行为。诺思说：“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这样重新界定产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产出和税收收入。”【11】尽管诺思是从国家的统治者“使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地主”这个角度说的。隐田者的这部分土地产权遂转入他人手中。国家干预下的产权转移有许多情形，此处所举仅为一种而已。此亦为土地产权层次复杂性之一。

三是民户在财产继承中出现的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亦影响土地财产权的复杂化。举个例子说，一个家庭如无直系男性继承人，怎样选择继承人便是个问题。有了符合法令与习俗的继承人不等于土地财产权的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如寡妇守节，原则上有权继承丈夫的土地财产，直至找到继嗣。在唐宋土地财产继承法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产权效率问题

诺思说到国家界定产权时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又认为：如果假定一个“中立”的国家存在，那么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方案而存在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12】。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诺思的意思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哪一种产权形式带来的成本最小，该产权即是最有效率的；而有效率的产权能造成经济发展，国家界定的产权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则这个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产权，若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率的产权；具体造成产权有效率或无效率的直接责任是某个政治一经济组织，国家的理论要对这类组织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以上观点有两点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造成无效率的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指的是什么？一点是“最小成本”在历史上（如中国古代）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点，在地中海应指希腊的城邦之类；在西欧应指采邑、庄园之类。所谓这些组织的“内在倾向”应指其对产权形成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关于最小成本问题。是诺思作为一个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必然会提出的观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到相应的例证是很难的，原因是成本或边际成本的取样与计算十分困难。因此至少在我来说是无法做这件事。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明产权效率就成为我们的探索任务了。

我想试一试用分析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的方法来评估唐宋的土地产权效率。唐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政局安定时期应当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在乱世则较低，可证无论是《田令》实施时期或是废除了土地还授之后的《田令》实施时期，农民的产权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农民有了土地可耕作，不管有无土地所有权，都会有生产积极性。至于产出之多少还要看土地肥瘠、耕作技术和是否风调雨顺以及租税负担是否过重等等因素。以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农民经济状况为例，土地产权只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使土地产权效率体现为较高的产出，还需要上述土质、耕作技术、天时、租负等条件，即需要一个制度系统来保证其产出一一产权效率由以实现的标志。唐宋的情况均如此。凡是有效率的产权的存在，无不和当政者努力改善实现农民产权效率诸条件有关。由此可以推论，不能孤立地去求证土地产权效率，必须从制度系统去分析土地产权效率。

产权效率不仅限于土地产权效率，还有其他房屋、碾硙、油坊、商铺、邸店、作坊等不动产的产权效率。这类产权效率如何评估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成说可借鉴，故试作简要分析。首先是这类产权不同于土地产权，与国家的产权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依托政治权力而存在；这类产权和上述因素的关联度不等，但不是没有关系。其次，这类产权的处置自由度远大于土地产权。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一条敕令称：“应赐王公、公主、百姓等庄宅、碾皑、店铺、车坊、园林，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院收管。”【13】既然允许庄宅、店铺等产权的自由出让，那么它的产权是充分的。有一些资料表明，江南地区这类产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从而带来了江南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经济质量、规模的提升。

二、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

诺思承认：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14】。这一论述所具有的深刻性可能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从唐宋两代的实际情况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下是我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租金最大化的确切含义

诺思没有详细解释租金最大化的含义。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统治者的租金是指国税意义上的租税。唐宋时分为唐前期的租（租庸调之租）和唐后期与宋的税（两税之税），还有其他的征税，是为统治者的“租金”。另外还有地主所收的地租，也是“租金”，因为地主之中，相当多是官僚，所以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统治者的“租金”，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租金，我们讨论的是诺思所说的具有国税意义上的租金。以唐后期至宋的情况而言，只有租金合理化而无租金最大化问题，此即与诺思所论不合者。请看下列事实：

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有著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翰苑集》卷二十二）之奏议，这篇宏文反映了时人对具有国税意义的丁租和两税性质的看法。他指出：“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故谓之租。”（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就是说，时人以为土地产权属于国家时，国家向土地耕种者收取的生产物叫“租”。而事实上当时除部分荒地准于农户请受外，农户的土地一般是祖业。所以，国家产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象征意义。国家征收的租（也就是诺思所说的“租金”）的特点：一是统一，如陆贽所云：“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二是租税负担率（税率）较低，以丁租来说，一丁百亩之田不过“岁纳租税二石而已”，平均亩纳二升。这个税率肇自汉文帝三十税一制度，以后曹操的《租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15】，把税率提高一倍。唐代丁租税率比汉魏均低。所以陆贽竭力反对两税法的高税率原则。他说：德宗建中之初“创两税之新制”，“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从租金最大化原则来说，两税法是做到了，但受到政治家的质疑。所以往后的论争，都围绕着税额问题。而唐后期北方处在方镇割据局面，难有减税之可能；南方则因许多新进士人（多数是进士科出身）主持州县政务，实行某些改革，把两税税额稳定在一个合理负担的基础上，以保证财政收入；但就两税本身来说。是在控制税额最大化，从而推进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得以保持下去。

（二）租金合理负担的制度化

唐德宗贞元以后由于折纳等因素，两税的实际负担明显增加，所以有陆贽等政治家的激烈批评，围绕两税税额、折纳、减免灾后税额和反对摊逃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政策是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两税额的合理水平。试以元和四年（809年）的政策为例加以条析。该支奏：“诸州府应上供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每年匹段估价稍贵，其留使留州钱即闻多是征纳现钱，及贱价折纳匹段，既非齐一，有损疲人。伏望起元和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依京官例征纳现钱支给，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即于当州两税内据贯均配支给。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请随夏税旨限收送上都，度支收人次年旨符，便为定制。”【16】

以上记载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匹段折估，凡诸州府上供的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出现“每年匹段估价稍贵”的情形；留州留使钱物中，也有“贱价折纳匹段”问题，这类折纳，“有损疲人”，应予制止，所以有“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的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州县官正料钱的支给。规定正料钱的一半依京官例支给现钱，“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于“当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支给”，避免趁机滥征。这样一来，可以制止名义上税额不变，经折纳、加征后而实际上增加税额的行径。第三个问题是改变两税钱的解送。原规定使府解送上都，诸州解送使府；改为使府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诸州把供使钱直送上都。这三项政策，虽非重大改革措施，亦有利于控制税负、降低运输费用。由此可见，国家界定产权的目的不是求得租金的最大化，而是在求得租金的合理化，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同样，在宋代税额的控制也是统治者们争议的焦点。宋代的两税已经不再是一州、一县之总额控制；由于按地起税，逃税者首先从瞒产上作文章，所谓隐田漏税是也。政府的对策是继承唐元稹同州“均田”（均税）、后周柴荣颁发“均田图”办法，加强田产清查，明确纳税人的产权，也明确纳税人的义务，产税挂钩，以行政手段，迫使有产户依法纳税。这一思路发展为方田均税法与南宋的经界法。国家在实施方田均税法与经界法中，充分发挥了界定产权的作用，保证了税人（国税意义上的租金收入），但只是保证国家合法的税人而不是最大的税人。我们知道，南宋代替北宋，南北经济总量南重北轻的格局已无法改变，李椿年的经界法之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南方经济的持续增长。究其原因是经界法强化了产税挂钩，从法律上确认土地产权的标志之一是纳税（另一标志是收租），唐代就提出的“据地出税”原则真正得以实现。

过去在分析重税之弊或两税不均时，多从批判政府官员之苛政人手，自有其理由。倘若照上面的思路去分析，主要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人。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以来两税之征收必有文簿为据。这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一开始就有漏洞。宋太祖建隆时，已发现“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所以太祖命逐县造户帖、户抄。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诏令检复“招携及归业承佃户税物文帐”，并令三司“将复检文帐上历系管，于判使厅置库架阁，准备取索”。加强文簿的管理。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了防止下级官员偷卖文簿，诏令“州县案帐抄旁等委当职官吏上历收锁，无得货鬻弃毁。仍令转运使察举。犯者官员重置其罪，吏人决仗配隶。”卫州判官王象就因卖掉“案籍文抄”，除名为吏。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京西路劝农使报告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报告还说，兖、郓、齐、潍、濮诸州已查出“失陷税赋”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四贯匹石。针对这类“走移税赋”情况，要求详细规定“夏秋税簿”的写造、勘验、归档程序【17】。这些措施加强了夏秋两税征收的制度建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制度性政策，最能干、最廉洁的官吏也难以成事。下面还要再说一下南宋经界法在这一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高宗绍兴年间，李椿年提出经界主张就是为了重建夏秋两说的征收制度。他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大害处。“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虽欲走弄不可得矣。”【18】然后他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土地产权登记、转移规定，从制度上确保税人，实现具有国税意义的租金收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之所以不会因辽、金南下而中止，和经界法这类制度的保证有极大关系。为了使大家了解李椿年对制度建设的作用，特再引用其报告部分内容如下：

“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址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付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水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井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19】

从完善赋税征管制度角度看，其具体化、规范化是前所未有的，无疑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所起的作用。上举唐宪宗元和四年关于折纳等政策，直接受惠的恰恰是江淮地区，“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珀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20】最后一句话是《册府元龟》编者的看法，时间在北宋前期[《册府元龟》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可见此次制度性的政策规定，对江淮经济发展的影响直至北宋前期。证明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有长期作用。至于李椿年经界法实施时的制度性规定，当然首先在江南推行。因此可以认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有关制度性建设相联系，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要形成比较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诺思的理论可能不完全符合唐宋时期的实际情况。诺思在他的书中强调：“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21】因为经济学的素养不同，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会不同，就个人水平来说，要逻辑地解释诺思的观点还有困难。

首先，如果国家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那么这个所有权结构就不应该是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妨害有效率体制的建立。问题可能出在租金最大化的假设上，既然这个所有权结构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当然会出现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有效率体制的建立。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至少在唐宋赋税史上是不易证明的，它和国家这个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政治结构的固有特性有关，就是说国家尽管不能不有其阶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会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违背国家性质和职能。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某个时期有竭泽而渔的搜刮，也可以说短暂的、局部的租金最大化现象是出现过，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或政策，不可引以为通例。诺思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由于现存产权结构引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个人就会发现，从其利益出发，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不同于另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22】中国历史的共同体特性相当大地影响国家的作用，它不能任意把大多数纳税人即编户齐民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租金最大化和另外两个因素的持久冲突是否属实是个疑问。

其次，关于交易费用。上面引《宋会要辑稿》关于“今后遇有将田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的记载，表明李椿年所建立起来的“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是有利土地交易，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土地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至于农产品的交易，和租金最大化有关。唐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农户（地主和农民）虽然不能说两税负担普遍减轻，但也不是普遍加重。因为在江南存在着税负的平衡机制，具体表现为地方州县采取落实“据地出税”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江南的生产力有较快的提高。因此，产出和税负之比，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就在这种环境下，江南农户（地主和农民）出售粮食、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户和农副产品市场的联系已司空见惯，这种情况恰好证明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是有利于他们在产品或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我无法解释这个时期农户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但从农户卷入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现象推测，他们的交易费用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再者，交易成本会因为交易环境的改善、利润率的上升而得到补偿。诺思的论断似乎脱离这些应当考虑的因素。在中唐以后，江南地区交易环境的改善在本文下半部分将有举证。

复次，关于有效率体制问题。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能想到的难点就有多个，试析如下以就正于时贤。一是关于有效率体制的含义。所谓有效率体制应指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亦即国家体制，而不是诺思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如有效率产权或有效率市场等方面。例如被诺思誉为“西方古代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罗马史”的罗马，由于罗马法的创立，有了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因而强化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商法、财产法等法律的问世不能不说是造就了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到了“奧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发展了更加精巧的管理体制，这些管理体制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君主制度有很多共同之处，即进行检查，建立文官制度，任命有经验的属于元老院的总督管辖各省，设立按职业支付薪金的常备军。税收结构改变了，对承包商的依赖减少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了在意大利定居的罗马公民（在此之前，奴隶解放只征收5％的税）以及外省居民。”【23】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情况说明它们应是那种有效率的国家。诺思在分析所谓“探险和商业扩张时代”的国家统治危机时，说：“国家统治上的冲突导致了带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国家：一种是产生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另一种是相对或完全处于衰落期的国家。”【24】总之，所谓有效率的体制即指有效率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而言。

就唐宋时期而言，比较公认的唐之宪宗、穆宗，北宋之仁宗、神宗，南宋之高宗诸朝，大体上税人有所控制，不应列入所谓租金最大化时期；经过若干改革，产权结构，特别是土地产权结构也有合理性；法制尚称健全，政治有所刷新，当时的政府可以视为有效率的体制。因此之故，也很难断定唐宋两朝的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但是话得说回来，使租金最大化往往是许多官吏的从政目的，竭泽而渔往往是一些官吏的不可抑止的行为。因此在这些官吏当权期间，极易出现短期的无效率体制。这类局部腔梗式的无效率状态会导致政治、经济体制和已有的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三联上海书店，1994年版，2002年重印。【2】同上书，第63页。

【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4】同上书，第123页。

【5】《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

【6】《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

【7】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8】戴文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1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1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31页。【12】同上书，第17页。【13】《旧唐书》卷15《宪宗纪》。

【14】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1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16】《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

【17】以上均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至十二。【1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十六《经界》。【19】《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20】《册府元龟》卷488《邦计。赋税》。

【2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22】同上书，第89页。

会计制度变迁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篇5

一、会计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按博弈论的观点，会计制度的制定者其实是局中人，会计制度是策略，会计信息供方和需方以及会计制度的供方和需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影响策略的水准。他们之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最终取决于博弈过程中的策略和利益调整。会计制度博弈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会计制度制定机构掌握了制定权，利用裁决权让其他局中人为制定者所代表的集团服务。

会计制度的博弈双方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会计实务界（企业）之间的关系。会计理论界一般是会计制度博弈中的中介角色。一方面，会计理论界通过研究讨论和制定会计法规与政府发生联系，直接感受到较为充分的政府的“旨意”；另一方面，会计理论界又需要从实务界广泛听取意见和“呼声”，才能使制定出来的制度有可能达到“均衡状态”。但如果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缺乏沟通，便会使得会计制度的制定者过多地接受政府的“旨意”而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会计制度的制定者也就成了政府的代言人，最终使得会计制度的博弈由政府与企业的对弈转化为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对弈。这一矛盾的转化，显然不利于会计制度的制定和进一步完善，也难以使会计制度达到“纳什均衡”状态。

会计制度变迁中的博弈，在现实中表现为政府颁布的会计准则若有破绽或漏洞，市场主体就会利用机会钻营牟利，政府一旦发现了便会采取措施完善原来的准则，制定新的准则加以疏导、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便会展开新一轮博弈。经过多次博弈，会计制度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公认程度便会日益提高，纳什均衡便会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进，最终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会计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社会博弈过程，是一个帕累托优化过程。

二、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特点

制度变迁可以采取“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所谓激进式制度变迁即一步到位的制度变革。它是一种间断性的跳越，不具有过渡性的环节。渐进式制度变迁是逐步到位的制度变革。它是通过几个过渡性环节的相互衔接而呈现的连续性变异的演进过程。我国的会计制度变迁基本上是一种渐进的方式，即先在旧制度的边缘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来逐渐缩小旧制度的空间，然后达到整个会计改革的目标。这种渐进式的会计制度变迁决定了我国会计改革具有以下特点：

1．强制性中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能利用政府的强制力的优势降低会计制度变迁的成本。尽管纯粹的强制性会计制度变迁可以取得会计制度的高效性，但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集团间利益冲突和知识准备不足等因素可能影响制度变迁的效果，以致我国二十多年来的会计制度变迁采取了以强制性为主、同时带有一定程度的诱致性的做法：将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与公众自下而上的探索和试验相结合，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会计人员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达到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实践证明，这种强制性中的诱致性在我国的会计制度制定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大大减少了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过程中由于信息不足可能出现的风险。

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篇6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那么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有什么规律呢?人口增长是怎样的趋势呢?据周建明先生研究, 中国古代人口增长有三个特点:起伏性、不平衡性、失控性。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古代人口增长的总趋势的话, 就会发现, 人口增长的总趋势从汉代至明代 (1626年) 基本上是停滞不前, 虽有高有低, 却始终维持在5000万左右, 从明后期、清初期人口才开始迅猛上增。

据袁祖亮先生的统计: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战国中后期———公元2年为4.5%;西汉至明朝时期为零增长。证明了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确实是停滞不前。这里必然导致出现一个矛盾, 众多史家已经论证:我国古代历朝不是都很重视人口的生产吗?如《汉书·惠帝纪》:“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新唐书·太宗纪》记录贞观元年规定“诏民男二十岁, 女十五岁以上无夫家者, 州县以礼聘娶, 贫不能自行者, 乡里富人及亲戚资送之。”《新唐书·玄宗纪》载, 开元二十二年更规定:“男十五岁, 女十三岁以上得嫁娶。”自此, 宋、元、明、清没有哪一个王朝不采取政策来促进人口的增长, 各类促进人口发展的措施在史籍里可以说是连章累牍。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中国古代人口增长自汉代至明代又还是零增长呢?导致这种人口增长的怪现象根源又何在呢?现将原因略述如下:

灾荒。中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家, 其发生灾荒的频率是高得令人吃惊的, 据史学家邓拓《中国救荒史》统计, 自秦汉至清代2340年间共发生规模以上的灾害4018起, 可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灾荒的严重性, 发生次数平均一年接近两次 (注:这还是有据可查的大灾荒) 。且具有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等三个特点。灾荒导致人口死亡、人口下降是非常明显的, 甚至大幅度下降。如《魏书·宣武帝纪》载:“景明二年, ……青、齐、徐、兖四州大饥, 民死二十万余口。”明《昭代典则》载元顺帝事:“至正十八年, 两河民流入京师, 重以饥疫死者枕籍, 宦者朴不花请市, 地收葬之, 前后凡二十余万人。”每次灾荒死亡人数多则几十万, 少则几万数千人, 可见灾荒减少了多少人口, 严重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增长。另一份材料更是说明了这个原因, 据统计:清代181年至1888年, 灾荒死亡人数达6278万。

战乱。在中国封建社会长久的历史进程中, 战乱也是严重抑制人口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之一。战乱可分为三种:内乱、农民战争、民族战争。据梁启超、余天休统计: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内乱自公元前221年至1920年的2140年中共计160次, 所费时间共为896年, 平均三年一乱。死亡人数肯定令人瞪目。如唐代755年的人口是52919309人, 安史之乱之后的761年人口就只有16990386人。损失的人口数目巨大。根据资料统计, 自西汉末至清代共有245次以上的农民战争, 其中大规模的共有24次多。农民战争死亡的人数更加触目惊心, 除战争双方杀戮死亡的外, 往往统治者占领一个地方后, 都实行残酷屠城报复政策, 不知又有多少的无辜百姓死于非命, 如后汉光武帝战王莽于昆阳, 死亡100万, 三国曹操在彭城就坑杀数万口。民族战争典型的有:秦汉与匈奴, 魏晋的“五胡之乱”, 隋征高丽, 宋与西夏、辽、金、元, 元时征日本, 明代的倭寇、北鞑、女真之战等, 死亡人数也是巨大的。如士卒死者已达十余万。灾荒与战乱是严重抑制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造成人口锐减。

瘟疫。中国封建社会时期,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 瘟疫的发生也是频繁的, 死亡人数也是较多的, 如《后汉书·钟离意传》载:“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 死者以万数。”又《魏书·灵地志》载:“皇兴二年十月, 豫州疫, 民死十四五万。”

政策。中国的赋役政策也对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是按人口或户数征收的, 且负担很重, 导致人们不愿增加小孩。另外“重农政策对我国历史人口的影响也是消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如贫困人家的晚婚, 人为杀婴等。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 尽管封建统治者采取了促进人口繁荣的措施, 如改革赋役制度, 舍人税地, 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或予以奖赏或由国家抚养, 但实际上人口增长率是极低的, 两千多年来是一个零增长。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 人口增长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即当人口变化向上增长时, 就推动着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人口增长是通过土地相对短缺加剧引起变革的。”因为当人口增长时, 就产生了对生活资料的压力。“最大胆的分子在生活资料的压力增加时不再愿意被奴役关系束缚住而外迁到新地去了。”而统治者“为了阻止他们土地上人员的进一步缩减, 被迫对农民提出宽大的条件留住他们”。样就使原来制度基础的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 当“人口又开始增长时, 它们便为进一步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人口增长就成了推动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

我们首先可以据此参数来分析西欧封建社会人口增长与封建社会制度变革的情况。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几个主要国家人口增长情况如下:英国1086-1500年人口增长为0.11%, 法国1100-1500年为0.24%, 意大利950-1500年为0.13%, 等等。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大体上为公元900-1500年左右, 以上数据基本上反映三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情况。由于“人口变化通过它对土地和劳动的相对价格的影响, 在经济组织和所有权的变革中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驱使居民以更集约方式来耕作现有的土地, 或是移往比较贫瘠的土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使得建立在原来土地上的封建制度发生了变化, 同时, “人口增长了, 地区的和区际的商业恢复了;新的技术得到开发, ……封建制的一些典型制度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以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样, 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 渐渐发生了变化, 最终由量变进入质变, 跨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在进入近代化的制度变革过程中, 人口的增长又是飞速的, 如英国从1500-850年就增长了6倍多。

通过对中西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对比, 我们可得知,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汉代至明代 (1626年) 人口增长率为0, 而英国为0.11%, 法国为0.24%, 意大利为0.13%。很显然, 中国人口增长长期相对停滞不前失去了对制度创新的作用力。再根据最先跨入近代化的英国与中国同期人口增长的比较, 1500-1850年, 英国人口增长到6.7倍, 而同期中国人口增长却只有4.7倍, 此时的英国发生了人类史上第二次经济革命———工业革命, 而中国则经历了资本主义的缓慢萌芽。

最后, 还可对比一下中西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起伏性, 西欧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大的起伏下跌时期只有一次, 即14世纪初到15世纪中叶前后, 而后从1500年开始, 人口处于持续增长。而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自西汉至明代, 大的下跌时期就有7次之多。人口增长起伏要复杂得多。如前所述, 正是由于中国的战乱、灾荒比西欧封建社会国家要多得多, 重农政策与西欧的重商主义也有不同的效果。尽管欧洲瘟疫要厉害些, 范围波及大, 但不频繁, 仅在14世纪中期发生了一次大的鼠疫。而中国的瘟疫虽是范围小, 却频繁性高, 当然造成的危害要大一些。且往往中国的人口增长有这样一个规律, “不论什么时候, 只要特定的农业人口的增长超过了一个特定的‘最多了限度’, 那么, 发生大量夺去人口突然性灾难的可能性也就增加。”确实, 抑制人口增长的灾难总是出现在中国人口增长的某一个特定的上升时期, 中国的人口增长始终循环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之中。一千多年来, 人口始终徘徊在五千万左右。

本来“技术进步总是使最高人口有所增加, 并且对某一具体人来说, 总是为它提供一种提高生活水平或增加人数的机会。”作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 在封建社会时期, 其技术进步是世界有名的。但是, 当人口增长到有限土地不能充分供应食物的程度时, 只有几种办法可以解决人口问题:战乱、灾荒、瘟疫, 以及移民与制度变迁与创新, 而中国的人口似乎总是选择了前三者, 抵消了技术进步带来增加人口的动力。但不是说中国人口增长没有选择移民这条途径, 据李前先生考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人口长期以来是相对滞流的, 其根源是地理因素, 民族文化的影响, 周边少数民族的限制, 重农政策等等, 相对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来说, 流动性要少得多。这里, 我还要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短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于战乱、灾荒或统治者的干预才出现的, 与西欧封建社会时期人口流动, “由于人口增长的最终引起人口拥挤以至当地收益递减, ”造成移民的原因不一样。结果由于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就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中, 人口增长对制度创新的压力就得到了缓解, 以致长期以来制度变革总不能发生质的变化, 进行创新, 跨入一种全新的制度中。

诸多的因素影响及因素的变化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中的长期趋势中必然导致一种特定的人口增长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长期相对停滞不前, 使之失去了推动封建制度变革的作用, 尽管诸如农民起义强大的外力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但依然没有打破中国的这层封建外衣, 出现制度创新, 但并不排除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短期增长中发生一些制度变革与创新。这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汉至明代中期的人口发展过程的几次人口增长, 而导致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一些变革。如隋唐时期, 当人口处于上升的前期而出现“均田制”的变迁, 以及“租庸调”赋役制度的变革, 中国的封建制度随着人口增长而发生变迁, 但同时也因人口的暴跌, 造成封建制度的不稳定性, 反反复复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变革, 却始终跳不出旧的框架。

而另一类则是自明朝的中后期到清代, 人口的增长发生了突飞猛进, 人口一下子由1500年92百万增至到436百万, 增长到4.7倍, 而这段时期正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封建社会制度开始有了一些质的变化, 如“机户出资, 机工出力”的手工业制度变革。人口增长不再是停留在五千万左右, 人口增长的作用开始体现出来, 可惜, 一场西方列强的入侵中断了中国人口增长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作用, 从而使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由封建社会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总之,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人口增长的长期相对停滞不前使它失去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动力作用, 导致典型的近代化资本主义模式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得到了长期延续。

摘要：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汉代至明代为零, 而人口增长又是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因此, 人口增长相对停滞不前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得以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人口增长,相对停滞,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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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篇7

摘要：20世纪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变迁始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教育需求为主导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由于分权思想的存在，其管理体制分为地方、州、联邦政府三级管理体制，每一上级均对下级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起到了宏观均衡作用。探讨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制度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特点和趋势，而且对制定和完善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政策也有所裨益。

关键词：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变迁；启示

中图分类号：G5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4-0062-02

美国在建国纲领《独立宣言》中就表明了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社会理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平等观念指的不是人人应该平均享受社会物质财富，而是指人人享用社会财富的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便是从这种观点引申出来。在这种理想激励下，普及基础教育成了美国教育的特色，也成了美国人的骄傲。综观20世纪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变迁始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教育需求为主导的诱导性制度变迁。

一、地方学区、州和联邦政府教育的三级管理体制

为了更好地说明三级管理体制在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是如何发生变迁的，本文拟从地方学区开始，其次为州，最后为联邦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由于州对教育的控制相当软弱，地方学区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管理最重要的基层单位。全美目前约划分为1.5万个学区，地方学区大都是以地方教育委员会为权力机构的运作机制。

(一)地方学区

地方教育委员会负责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地方公立学校系统的运作，是管理学区的权力机构，对学区选民负责。它与地方行政没有直接关系，它依据州宪法、法律、州行政命令作出决策。其中，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财政上的独立，自行征税办学，此项权力极为特殊——学区教育委员会可不经普通行政机关核准，以征收地方财产税之方式募集教育经费。学区提供给基础教育经费的能力取决于地方拥有的财富总值。他们这样做的初衷是：第一，财产是财富的象征，是决定每个家庭可能和实际地进行教育投入的客观依据和经济保证。把财产作为一种指数，让富裕的家庭比贫穷的家庭为教育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在社会公正的原则下，保证公民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机会均等。第二，在现代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凝结着智力因素，其中教育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中有着重要贡献，家庭或地区的财富无论性质上或数量上都附加有以往教育形式的价值。财产税作为发展基础教育所需资金的来源，一方面意味对以往教育活动的报偿，同时也是进一步获得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必要投入。

(二)州政府

虽然美国教育体制采用联邦、州、地方三级制，但州因为美国1791年的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凡宪法不曾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各州人民保留。”教育恰属于既未赋予联邦，又未限制划归各州的事业，因此，各州自主制定教育政策的体制由此正式确立。由于分权思想的影响，绝大部分州对区教育的相应职权下放给地方各学区。在50-70年代，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由学区承担，学区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房地产税。这一税收政策对于保证学区内的教育机会均等来说，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州内各学区由于房地产价值不一，有时相差很大。如在加里福尼亚州，最富与最穷的学区之间生均经费相差几十倍。地方税收的这种局限性造成了州内各地方学区教育财政能力的差距，这就要求州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一州之内的教育发展尽可能均衡。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1州教育委员会加强宏观调控。美国的教育权主要在州一级，因此直接管理各州教育的权力机构归州政府。相对于总统而言，州长在全美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要小得多。但由于教育发展往往是州政府的义务，因此很多时候，州长对教育的影响更为具体、更为实际。

美国州一级教育委员会是州教育政策的决策机构。其成员来自社会各方，容纳群众智慧，力求集思广益，以使教育事业更好地适应各方面发展。但其成员的产生程序与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产生的程序大相径庭：前者大多数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少数由政府或地方政府委任；而后者则多由州长任命，少数由州民选举产生或由官员兼任。州教育委员会成员由州长指派的比例为70％，由民众选举占26％，其它占4％。这表明：在州一级，为了防止教育管理过于分散而导致州内教育资源分配过于不均，大多数州采取了教育集权制模式。

2州政府根据各学区的实际情况予以财政资助。美国各州内学区间的贫富差距直接带来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进而带来教育质量的差别。为了解决教育财政不公平的问题，美国各州采取了许多措施：主要是通过提高州政府在基础教育经费方面的资助来减少财产税对于学区的影响。

自1978以来，在基础教育经费方面资助上州政府基本超过了地方学区，并且今后州政府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上的重要性将会因为地方学区财产税的减征或停征而提高。

(三)联邦政府

在美国，由于教育实行地方分权制，所以美国自立国以来的两百多年里，州政府始终为各地教育的领导者，地方学区则为执行者，联邦政府往往退居为辅导和咨询的角色。尽管联邦政府对各地教育运作不能直接干预，但由于美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以及引发的教育质量问题，其联邦政府也不得不呈现出了旨在通过联邦法案和对中小学的经费补助的形式干预全国基础教育的趋势。

联邦政府在教育改革中的职责，首先是为全国设立一个教育目标，并着眼于高标准，使每个学生都在充足的教育资源基础上获得发展。其次，联邦应在平衡各州教育财政差异上负起更大的责任。研究发现，在经过教育价格与学生需求调整之后，全美学区之间的财政差异有三分之二是因为州际的财政条件差异所造成的，而非同一州内学区间的差异所造成。63这个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州的财政状况相当差，如果没有外来的财源，就无法进行教育改革，即使该州内最富裕的学区也是如此。因此，联邦政府应该担负起平衡各州之间经费的责任，将经费补助着重于国内教育经费特别低的地区，尤其是南部与西部各州，以使所有学区的教育经费至少都提升到全国教育经费的中数水平。根据美国政府间关系咨询委员会的研究，1989-1990年在最富裕与最贫穷的10个州中，联邦政府补助额大体上能达到济弱扶贫的目的。下表是，1990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最高与最低10州联邦政府补助款比较；

上表所列数据是联邦政府补助额减去联邦税额之后的差额，可以发现在最贫穷的10个州中，联邦政府的补助额度是相当明显的，而在最富裕的州中，除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州因有少数民族而补助款多些外其余7个州全为负值，这就是联邦补助均等化的效果。

总之，美国州政府作为基础教育的第一负担者，上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教育经费，下可以通过教育投入来协调州内各学区学校发展的不均衡。

二、启示

——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重心由“以县为主”向“以省为主”上移。

如果说美国基础教育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以需求为主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那么我国基础教育制度变迁就是自上而下、以供给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到80年代，在战争型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在教育管理权限放放收收的过程中，深感基础教育由国家承包下来的策略会影响国家整体战略的实现，而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又要求建立起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的形势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取代了军事战略，随之，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98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小学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才正式取代“基础教育”一词。在以后实施的过程中，逐渐使乡(镇)这一最基层的地方政府成了为义务教育埋单的主力军。199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在“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农民办”的法律强化下，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正式走向了不均衡之路。

由于“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无法有效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提出的战略目标，于是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实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将以乡(镇)为主的办学责任上移到县级政府。同时由于分税制的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提升，即国家的财政收入重心上移，而义务教育的重心还在下边，这显然不符合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所以该体制从根本上还是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数据统计：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中，乡(镇)大约负担78.2％，县财政大约占9.8％，省和地区合计只有11％，而中央承担的份额还不到2％。

根据义务教育公共物品的属性和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为了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必须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宏观调控的投入力度，使中央、省级政府投资义务教育的比例接近或超过他们下级政府投资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扭转以往在义务教育政策方面的非均衡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