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制约(推荐8篇)
根据省院《关于做好全面从严治检,强化自身监督调研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以“全面从严治检,强化自身监督,保障和促进‘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为主题深入开展了调研活动。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坚持防止和纠正“四风”和司法作风突出问题
加强检察机关作风建设是新形势下做好检察工作的迫切需要,是推动队伍建设的现实要求,也是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抓手。因此, 检察机关要努力抓好自身作风建设,以优良的作风推动检察工作的持续发展。
(一)端正思想作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首位。一是要勇于开展批评。班子成员之间、中层负责同志之间要经常相互批评、相互提醒,坚持不懈地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将新形势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常态化,做到思想见面、谈心交心。上下级之间也要经常谈心沟通,鼓励不同意见平等交流,建立新型的融洽关系,营造良好氛围,促进共同提高,努力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工作局面。二是要牢树群众观念。要扎实开展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教育,把党性修养与人格锤炼相结合,使干警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培养良好的检察职业道德,引导检察干警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服务”理念,深入查找和剖析群众观念淡薄的各种表现,要坚持纠正解决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敷衍塞 责,与群众打交道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冷硬横推、吃拿卡要,耍特权、逞威风,甚至以权谋私、违法办案等突出问题。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检察工作的根本标准,从而真正从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生活上关心群众。三是要转变领导作风。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改变文风会风,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解决实际问题。要模范遵守检察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坚决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二)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司法为民,是坚持检察机关人民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更是提高检察机关形象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一是要践行为民宗旨。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把查办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作为惩治重点,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关切。要切实把群众观念贯穿到司法办案的每一个环节,认真倾听群众法律诉求,注重司法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的亲和力。拓展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途径,推动“检察为民服务中心”的实体与网络两大平台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完善落实便民惠民措施,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热情的检察服务。领导干部要深入司法办案一线,亲自指导和参与司法办案,面对面地做群众工作,在实践中提高指挥办案、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二是要克服不良作风。继续推进“一评五制”工作,大力整治“庸懒散”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坚决纠正脱离 群众、作风霸道、特权观念等不良倾向,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心浮气躁等不良风气。大力开展检务督察工作,强化效能问责,切实消除“庸懒散”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确保检令畅通、令行禁止。三是要加强内部管理。严格落实司法办案、考勤考核、机要保密、车辆管理、值班应急、节能节俭等各项管理规定。坚持和完善“月通报、季点评、年考评”工作机制,加大重点工作推进力度,统筹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发展。坚持因事设岗,整合优化资源,有效解决案多人少与人浮于事的矛盾问题。突出加强对司法办案流程和内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督查,促进提高内部管理科学化水平。
(三)整治司法作风。要切实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规范司法专项整治工作,重拳整治顽症,大力推进理性平和文明规范司法。一是要整治司法顽疾。要突出“四个聚焦”,即聚焦司法不严、司法不公、为检不廉的问题,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规范问题,聚焦反映检察人员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和核心价值的深层次问题,聚焦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增强整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找准问题症结,从司法理念、政绩观、司法作风、廉洁司法等方面深刻剖析,进一步明确整改重点,研究整改举措。要紧密结合落实高检院对省院党组的巡视反馈意见抓整改,深入对照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扎扎实实抓好整改。二是要严守规定要求。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规定,进一步提高制度执行力,切实加强对制度的严格执行,坚决纠正执行软、执行慢、执行懒、执行乱等现象,切实增强制度规范的刚性约束。要认真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省院十项规 定、市院十项承诺的学习贯彻,切实改进调查研究、解决民生难题、简化接待工作、坚持廉洁从检,坚持以良好的党风带动检风。按照市院下发的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厉行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重要批示的通知要求,严格对照落实,及时改进完善,确保上级相关规定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三是要加大纠风力度。坚持问题导向,从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入手,抓住重要节点、重要岗位、重点环节,盯紧“四风”新形式、新动向,着力防松懈防变通防反弹,带动作风整体转变。要从严查处检察人员滥用职权、作风霸道、欺压群众、吃拿卡要、冷硬横推、公款消费、相互送礼、公车私用、滥开警车、以案交友、经商敛财等违纪违规行为,切实清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二、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制约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新形势下必须要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纪检监察部门要按照“三转一聚”要求,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要发挥各个检察环节中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从而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一)全面推进主体责任落实。要充分认识落实主体责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牛鼻子”地位,坚持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努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一是要增强责任意识。要不断增强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责任意识,切实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干部都要教育分管部门的同志明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加强对权力运行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制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予 以教育引导,防微杜渐。要清醒地认识到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有机统一的一个整体,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的关系。要大力支持纪检监察部门独立行使纪检监察权,维护好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确保监督的成效,从而达到以监督促落实的目的。二是要明确责任内容。要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以“双责、双定、双抓”的思路确保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全面落实。要在工作岗位上承担“双责”。继续层层签订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如发生违纪违规问题,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又要追究分管领导和中层干部的失察之责,坚决杜绝有岗无责的现象。要在工作目标上实行“双定”。制定目标时,既有业务工作目标,又有廉政建设工作目标,变党风廉政建设的“软任务”为“硬指标”。要在日常工作中实行“双抓”。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积极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时刻绷紧自身反腐倡廉建设工作这根弦,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检察工作的始终。三是要落实责任考核。要继续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考核与检察干部综合考评有机结合起来,实行一票否决。完善考评制度。实行“年初诺廉、年终述廉、群众评廉、组织考廉”,利用专项检查、季度点评、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加强对领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的检查。强化结果运用。把班子成员与中层干部履行“一岗双责”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与奖惩挂钩,调动班子成员与中层干部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积极性。
(二)认真履行内部监督责任。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对权力进行适当的约束。建立健全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能确保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正确行使权力、严肃检察纪律。一是要突出重点人员。积极探索对检察机关院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监督的措施和办法,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监督。要加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等情况的监督。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廉洁自律和遵守相关规定以及工作作风的监督。要继续落实市院领导要带队参加基层院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不断强化对基层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继续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市院负责人同基层院负责人谈话、基层院负责人到市院述职述廉制度。二是要把握重要环节。必须把健全检察权运行监督机制、抓好司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作为重要环节,真正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要切实强化各司法环节之间的监督制约,规范侦查权、批捕权、审查起诉权、诉讼监督权等各类检察权的行使,尤其要围绕立与不立、捕与不捕、诉与不诉、抗诉与不抗诉等重点环节开展监督检查。纪检监察部门要主动做好协调联络工作,整合监督资源,与案管、控申、政工及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加强信息沟通、情况通报,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增强合力,从而构建以纪检监察、司法规范、案件管理、检务督察为核心,纪检监察与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的整体联动的内部监督制约体系。三是要抓住重大事项。要不断强化对“三重一大”事项的监督。纪检监察部门要对贯彻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适用政策法规和遵守组织人事纪律情况实施监督,特别要对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履行监督程序。干部选拔任用方案在提交党组会 6 研究讨论前,需书面征求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下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的配备,应事先听取上级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要加强对重大经费开支、政府采购、招标投标、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财务人员的监督,定期对财务情况进行监督审核,按规定公开财务信息,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三)切实加大执纪问责力度。《党章》明确规定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任务重点就是监督执纪问责,要落实监督责任,最终取决于执纪问责效果。一是要严格执行制度规定。要认真抓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学习贯彻,把落实高检院《关于检察机关贯彻执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试行)》与“双拒报告制度”结合起来,在执行上融为一体,实行季报告,做到了无缝对接。要严格规范检察人员对外交往行为,特别要规范办案人员与法官、律师、当事人和中介的关系,健全回避制度,坚决防止检察人员与当事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坚决防止利用检察权谋取私利等违纪违法行为。二是要不断提高检务督察实效。进一步完善检务督察的内容、重点和方式方法,采取明察暗访、现场督察、突击督察、交叉督察等手段,加大督察工作力度。要把贯彻执行上级关于改进工作作风有关规定、规范司法办案、作风效能等作为检务督察重点,在督查方式上,坚持多措并举,综合运用日常督察、专项督察、现场督察、函询督察、回访督察、随机督察等各项督察措施,对干警的工作作风、司法作风、纪律作风以及“八小时以外”的情况,全面开展检务督察。在督查结果的运用上,建立“通报、挂钩、谈话、奖惩”四项督察结果运用机制,杜绝督察后不了了之现象的发生,切实提高检务督察实效。三是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坚持对自身腐败问题零容忍,不断加大查办信访案件工作力度。要准确理解和把握王歧山同志关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纪律挺在最前沿,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除对发生腐败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倒查相关领导的责任。对班子成员与中层干部疏于监督管理致使发生违纪违法行为的、隐瞒不报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况将追究相关责任,实行一案双查,既查违纪本身,又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落实的深层次原因。
三、进一步创新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等外部监督的途径和方式
外部监督范围广泛,主体多样,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始终坚持“主动公开、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的理念,不断拓展人大、政协、新闻媒体、网络舆论、人民群众等的监督渠道和方式,进一步促进检察机关正确履行职权、公正廉洁司法。
(一)更加注重与社会各界的常态联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要在“日常”两字上下功夫,努力实现联络工作常态化。一是要由岁末年初突出联络向经常性联络转变。要将代表委员联络工作与检察业务工作一同部署,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加强与在通全国、省人大代表开展“一对一”常态化联络,积极开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评议、情况通报会,向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实施 情况、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等。要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事项,主动邀请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调研。二是要由单一联络向多元联络转变。除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工作、述职、召开座谈会外,还要送阅《检察日报》、《清风苑》杂志等资料,发放《征求意见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检察员等视察检察工作、参与司法检察等。要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事务所等,召开各类专题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三是要由“请进来”向“走出去”转变。邀请代表委员、人民监督员和基层群众等走进检察机关,以参观宣传展板、情况通报、观摩业务比赛等形式,促进检察机关与社会各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主动听取各行各业和各级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的作用。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近年来检察机关推进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建设的重要探索,当前,要抓紧完善接受监督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在促进公正廉洁司法中的积极作用。要以全省试点单位为契机,继续深化人民监督员选任和管理方式改革,拓展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范围,完善监督案件程序,建立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机制,确保改革取得实效。要在做好常态化联络、坚持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全面覆盖和刚性监督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实践人民监督员对重点业务、关键环节的外部监督途径和方式,使人民监督员在更大的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一是要建立列席会议制度。邀请人民监督员全程监督刑事申诉案件公开答复活动、探索人民监督员列席检察委员会制度、加强对检委会的外部监督。二是要完善 听庭机制。邀请人民监督员旁听自侦案件庭审,直观感受公诉人的法律功底和业务水平,建立常态化的人大代表听庭机制,并对机制不断完善。三是要加强涉案款物监管。邀请人民监督员监督涉案款物的扣押、处理,形成内、外监督合力,确保涉案款物监管“零瑕疵”。四是要主动通报职务犯罪案例。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职务犯罪案例通报会,全面了解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情况,对预防部门案例剖析及向发案单位发送《检察建议书》进行监督。
(三)广泛深入地接受社会监督。深入推进检务公开工作,拓展检务公开渠道,全面营造“公开、公正、公信”的司法氛围,不断增强检察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要始终坚持“便民、利民、开放、互动”理念,突出公开方式的创新整合,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化”开放模式,着力提高检务公开的时效性、权威性、广泛性和互动性。一是要加强与媒体的联系。积极应对并正确引导媒体尤其是网络对涉检信息的报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主动邀请新闻媒体参与宣传报道等方式,全方位推介检察工作,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要发挥检察门户网站作用。通过检察门户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开检察机关司法依据、办案程序,披露重要工作部署、重大案件办理情况,公布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案件受理中心联系方式等,着力将检察门户网站打造成新闻网与政务网相结合、信息发布与服务群众相结合、正面舆论引导与全面舆情掌控相结合的检务公开主阵地。对群众在门户网站反映的诉求,加快分流处置效 率,及时予以答复反馈。三是要利用好南通检察微信和微博官方平台。成立南通检察阳光检务新媒体发布中心,规范编发流程,提高编辑质量,着力提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发布平台规范化、长效化水平。四是要深入开展“检察开放月”活动。把开展“检察开放月”活动作为深化检务公开、推进阳光检务的一项重要举措,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向社会广泛宣传检察职责职能、工作绩效,真心诚意地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四、进一步推进各级检察院党组、检委会建设,促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建立健全抓工作、抓落实的责任制
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动力与源泉,检察队伍建设主要取决于领导班子的精神状态,检察机关应从实处着手,大力加强党组班子建设、检委会建设,为检察事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提高领导班子政治素质、领导能力和科学民主决策水平。
(一)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能力素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不仅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且能对建设学习型检察院,提高全体干警的能力素质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模范带头作用。一是要抓好政治理论学习。要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始终按照高检院下发的《关于加强检察机关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根据《关于加强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意见》,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专题学习计划,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大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列出问题清 单,在解决“不严不实”的问题上下功夫,不断提高领导班子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二是要抓好上级精神学习。深入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推进司法工作重要讲话、高检院曹建明检察长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和全国、全省检察长会议以及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在检察内网设立学习园地,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座谈交流等方式,及时领会上级的部署要求,为全市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要抓好业务知识学习。院党组和检委会还进一步加强对法律知识和检察业务的学习,加强对新《刑诉法》、《民诉法》、《刑法修正案(九)》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学习,把握最新出台的法律政策,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和水平。
(二)坚持民主集中,做到科学决策。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原则,又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一是要规范党组工作。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切实明确党组权限、规范党组行为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党组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班子成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的要求,积极维护党组权威,抓大事、讲团结,坚持民主集中制,认真执行党组集体决定。二是要发挥检委会议事功能。不断加强与改进检委会工作,对于全市的重大业务部署、各级领导广泛关注的重大案件、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敏感、复杂案件等等,主持会议的检察长应当最后发表个人意见,不能以个人意见代替集体意见。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由检察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委员意见一致后对议案作出决定。三是要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市检察院党组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正 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个人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全院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党组在坚持民主集中的同时,要面向全体干警、党员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意见征求活动,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一、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从第235条至第240条共用了6个条文言简意赅地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目前, 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关于死刑复核问题,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之争
首要的问题就是:死刑复核程序是行政性质的程序还是审判性质的程序。有的观点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是“批准”, 类似行政程序, 但也有的观点认为, 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一审、二审、再审等审判程序的特殊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设计、构造乃至价值的取舍。
主张死刑复核程序为行政程序的理由主要是在启动方式上,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采取的是下级法院主动报请核准的方式。而这种法院系统内部主动报请、复核的方式不同于典型审判程序的“不告不理”原则, 违反了司法权的被动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 有学者认为该程序符合行政权“主动性”的特征, 从而类似于行政审批程序。
但是,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程序。原因是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 而且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方式来看, 死刑复核程序位于《刑事诉讼法》第三编“审判”的第四章, 位列审判组织、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之后, 审判监督程序之前, 可见它的性质在立法上应界定为审判程序而不是行政程序。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复核死刑案件有专门的审判组织, 即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 即死刑复核程序是审判程序。
(二) 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 而结合《刑事诉讼法》解释的规定, 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书面审理加提审被告人的方式来对死刑案件进行复核。而这种不开庭审理的方法使得相关各方, 如控方、辩方都无法充分地参与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 当事各方的主张、观点也不能很好地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知悉。而且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级别最高, 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多数情况下只能主要通过审查下级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和其出具的法律文书来进行死刑复核, 而这显然是不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情况的, 而这种单方审查的方式, 也有违刑事诉讼控、辩、审三方参与案件的基本构造, 从而较容易使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不准确的裁定。
(三) 复核期限的不确定性
在我国,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没有明确的复核期限要求。这固然可以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死刑案件的不同情况从容不迫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但是同时又使得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程序存在了一定的随意性。当然, 需要明确的是, 作为对法定最高刑———死刑的复核程序, 不可一味追求高效率。但正像其他审判程序一样, 作为一种审判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需要一定的期限限制。只有这样, 才能使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更加科学和复核的结果变得更加可以预期。
(四) 死刑被核准后, 执行过快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 应当在7日以内交付执行。”这就产生了处决过快的问题。对于被告人来说, 7日内其基本无法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来不及利用更多的救济程序, 如申诉。而对人民检察院来讲, 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对复核的结果进行监督。相比之下, 在美国, 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者有多次寻求救济的机会, 许多被判处死刑的犯罪者最终都未被执行死刑。 (3)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从权力制约权力以及权利监督权力的角度出发, 有必要从加强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和被告人辩护权两个方面入手, 探讨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和完善。
二、加强检察机关职能, 监督死刑复核权的行使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但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权。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240条第2款的规定, 这就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法律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通过法律监督权对审判权进行权力制约, 是防止审判权被滥用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为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 加强组织建设, 解决人员短缺问题
首先, 要加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建设, 增加负责死刑复核监督的人员配备, 并且要着重强化承担死刑复核工作的检察员的个人专业素质, 以应对十分繁重的死刑复核监督工作。对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设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厅来承担此项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 从组织上、人员素质等各方面为死刑复核监督做好准备。
(二) 建立信息沟通渠道, 加强与下级检察院、辩护人、最高人民法院的联系与沟通
作为监督者, 必须要充分了解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目前的死刑复核工作基本由最高人民法院单方面完成, 但这种单方性的程序可能令检察机关无从了解复核的开始和进程, 更谈不上进行检察监督了。因此, 为了获知全面的监督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必要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联系。同时, 在检察一体化原则的指导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与下级人民检察院加强合作和沟通, 及时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另外, 还需要注重同辩护人的联系, 从不同的角度全面了解案情, 为死刑复核监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 应及时对死刑复核结果进行监督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一种审判程序, 理应有特定的期限。这样也便于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工作进行监督。但目前《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复核的期限。另外, 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命令后7日内执行的期限过短, 容易导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不及”监督的问题, 因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要密切关注死刑案件复核的进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结果, 及时对死刑复核结果进行监督, 以防出现不可挽回的不良后果。
(四)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的途径和方法
1. 受理申诉、控告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通过受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委托的辩护人的申诉和控告来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监督。
2. 下级检察院主动备案审查
下级检察机关对于死刑案件的相关材料应尽快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审查, 并协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好相关的调查等工作。
3. 最高人民法院征求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 应当按规定主动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4) 这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监督案件办理的途径之一。
4. 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
在特定情况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有权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会议。 (5) 如果发现死刑复核程序中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 可根据具体情况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或检察建议, 有违法情况的, 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 甚至追究相关职务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加强被告人辩护权, 制约死刑复核权的行使
(一) 改革审理方式, 逐步建立开庭审理的方式
目前的书面审理的方式应逐步变更为开庭审理的方式, 只有这样,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检察院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 (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才能更好地参与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 从而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查明案件真相, 正确适用法律, 作出科学的裁定。
(二) 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 该项制度主要能过指定辩护制度加以体现, 但指定辩护的对象主要限于盲、聋、哑人, 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或者是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群体 (6) 。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并未被纳入强制指定辩护的范围。这显然是与死刑本身的严重性是不相匹配的。为此, 有必要建立对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制度, 以帮助这些被告人更好地了解并行使自己的权利。
(三) 增加关于非律师辩护人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6条规定:死刑复核期间, 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的,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办公场所听取其意见, 并制作笔录;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 应当附卷。可见, 根据该规定, 辩护人有可能参与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 但是立法对辩护人的身份作了限制, 即无论是当面听取意见, 还是提出书面意见, 对象仅限于“辩护律师”, 而非律师辩护人则无权参与案件的审查。而在实践中, 并不是所有的死刑案件被告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律应对所有的被告人一视同仁, 不应因其经济或其他方面的能力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关于非律师辩护人参与案件审查的规定。
(四) 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
从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1月27日《关于律师参与第二审和死刑复核诉讼活动的几个问题的电话答复》中明确规定:“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不同于第一审和第二审的特殊程序。在死刑复核程序中, 律师可否参加诉讼活动的问题, 法律没有规定, 因此不能按照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中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有关规定办理。”到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护律师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有限参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在关于其性命的死刑复核程序中更是如此。因此, 在死刑复核期间, 要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会见权及调查取证权。只有辩护人的职责得到充分的保障, 被告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 法律所设定的公平和正义的目标也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
总之, 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 对于一项决定人的生死的权力, 即死刑复核权来说更是如此, 而权力的制约机制, 无非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监督权力两种。检察机关和辩方的参与, 也是诉讼程序控、辩、审三角结构的必然要求。本文正是分别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和被告人的辩护权两个角度出发, 论述了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权的监督机制, 其最终目的, 是希望对死刑复核权的正确行使, 严格控制死刑数量, 慎用死刑。
参考文献
[1]李奋飞.美国死刑冤案证据剖析及其启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6期.
[2]李璐.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的有效参与——以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为视角[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3, 36 (6) .
舆论监督的制约
新闻舆论监督不应有禁区,凡是错误的倾向都应受到批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不应该拒绝来自人民群眾的批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很难开展,作用也非常有限。影响新闻舆论监督的因素很多,社会制约和内部制约是两个主要的方面。
“所谓社会制约,就是社会对新闻事业、大众传媒的控制、牵制和约束”。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社会制约主要有——
观念制约。有这样一些观念: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批评报道,新闻舆论监督会违背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新闻舆论监督不利于社会稳定,新闻舆论监督就是抹黑出丑。这些观念都不利于正确认识和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其作用的发挥,有必要加以澄清。
权力制约。是指利用某种特定的权力对新闻媒体及传播活动进行控制、牵制和约束的因素。主要是媒体的上级体系及其管理部门通过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宣传纪律对新闻舆论监督进行控制。权力制约有遵循新闻生产和传播活动规律的“一致性制约”,也有被监督方借助权力对媒体实施的“矛盾性制约”。现行的媒体本身是权力组织的一颗齿轮和螺丝钉,它所进行的监督不可能是异体监督。监督主体的地位不仅低于监督客体的地位,而且还受制于监督客体。中央媒体曝省级媒体以下的光,省级媒体曝市级媒体以下的光,市级媒体以下就只好批评街道卫生和村级干部的为政不廉了。这种监督层次向下位递移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
关涉者制约。关涉者是指与媒体的生活、经营、传播活动有直接关系或与媒体及其职员的生存状况有间接关系的其他社会部门与单位。媒体既然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系统中,它不能摆脱与这些关涉者的利害关系,这必然会制约新闻舆论监督的触角,减弱它的效力。一些批评报道经过再三斟酌终于未能刊发,部分也是为了不得罪这些部门以免遭到不必要的麻烦,损害媒体本身的利益。此外,新闻舆论监督还比较多地受到法律的制约。
媒体自身内部的制约因素首先是内部管理体制的制约。管理层和采编者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在理论上具有接近性,但是具体处理上存在较大差距。采编者付出艰辛劳动做出来的批评报道,管理层因考虑风险系数,可以轻易地找一条理由加以扼杀,采编者的积极性会受挫伤。揭露性的报道在国外通常被称为“调查性报道”,它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评析性,更费时费力甚至冒险的报道。这就决定了它的高成本性。记者的采访比司法机关的侦破取证还难,斗智斗勇,历尽艰难,稍有差池,就会招来纪律制裁,或者不得不陪原告对簿公堂。这就意味着采访成本包括时间、经费、风险都远非一般性报道所能比拟。高成本、高智能作业应当得到较高补偿,但现行管理体制更多的是讲究平衡,不敢拉大收入差距,也没有给予必要的激励补偿和自主权,难以培养采编者的献身精神。其次是手段的制约。批评报道随机性大,客观事实是一个动态流变的东西,不能重现,而某些不能重现的细节、情境或语态有时恰好是支撑整个报道的关键。当事人不愿意甚至千方百计阻挠记者的追根溯源,知情人碍于种种顾虑不敢实话实说,媒体无法用现行手段来克服这种局限。尽管一些记者尝试“隐性采访”、“偷录”等种种技术手段办法弥补这些缺陷,但总是捉襟见肘,难如人愿。手段的制约使批评报道难以全面取证,这也是媒体常常会在“新闻官司”中败诉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人员上的制约。搞调查性报道意味着要打破现状,干预阴暗面,挑战权势,大胆质疑,就现行队伍的力量和素质状况而言,尚未达到与之相适应的要求。
舆论监督的条件
目前,要完全摆脱上述的这些制约是不可能的。但要努力创造条件,尽可能变“矛盾性制约”为“一致性制约”。
创造一个更加民主公开的监督环境。过去只讲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现在开始实事求是地正视在具体实践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可以揭露腐败行为。这些理念上的变化对新闻舆论监督实践是有利的,但我们新闻媒体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舆论,较为重大的批评、揭露、监督、调查等不能脱离党的正确领导。
为新闻舆论监督提供法律支持。我国的舆论监督的困难,除了权力体制造成的壁垒,还与批评报道容易引起新闻侵权诉讼有关。媒体不得不谨小慎微,或者干脆绕道而行。这样将助长被监督者的气焰,恶性循环下去,社会的民主和法制将付出惨重代价。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个法律文件的出台,就是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有力支持。
建立新闻舆论监督的正确理念。新闻舆论监督并不等于批评报道。首先,批评报道是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的批评报道都有监督的本质特征,新闻舆论监督的核心是针对能行使的部门和人物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如果把以整个社会或公众为对象的批评报道理解为舆论监督,势必减弱新闻舆论监督应有的战斗力,使新闻媒体可能沾沾自喜于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批评。其次,新闻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并无冲突。正面宣传是指那些弘扬主旋律的褒扬性报道,其本身就包含着对假恶丑的鞭笞与批评,而揭露假恶丑的新闻舆论监督又强烈地表现出对真善美的呼唤与渴求,这只是一个金币的两个面,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以正面宣传为主”来限制新闻舆论监督。第三,积极的、善意的和实事求是的舆论监督不会添乱。如果一味护短,倒是会养痈遗患,最终乱得不可收拾。新闻舆论监督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平台,使积聚在社会上的不良情绪得以释放,从而缓解紧张,活血化淤。通过对被监督者的揭露和抨击,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之余,还可以增进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实实在在地让他们感到:正义永远,腐恶必除。
(作者单位:《党的生活》杂志社)
投稿:法院李斌
日期:2012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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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法制建设也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其运用法律手段对自身合法权益的实现和保护也越来越强烈,对同工同酬、受教育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经济权利愈来愈重视,对选举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政治权利愈来愈重视。所以,人们对公正执法能否实现愈来愈关注。司法机关要尽快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和强烈愿望,努力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目前,人民群众监督司法机关的方式日趋多元和普遍,作为司法机关本身必须要不断完善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健全对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因为起作用的是内因。
审判执行工作某些环节的暗箱操作,个别法官把司法权滥用、合议制度、回避制度执行不力、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限制、人情关系的大肆干扰等等,都可能导致审判管理中的廉政风险,进而影响了公平正义。
健全和完善对审判案件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一)增加公开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是司法公正最有力的保证,要进一步拓宽审判公开的范围和渠道。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外,一切可以公开的,均要以不同形式公开。让当事人享有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这样可以消除人们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比如诉讼收费办法、五条禁令、立案审判执行鉴定的流程图等,要张贴上墙,及时敢于公开,接受监督。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开形式,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努力提高公开审理案件的当庭判决率。公开庭审时,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邀请执法执纪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也可以请进来的方式,主动公开。对量刑规范化改革、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农民工讨薪案件、劳动争议等案件,邀请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记者现场报道。建立庭审程序之外的公开听证制度,对监外执行案件、当事人申诉再审案件、疑难信访、执行异议案件及社会关注的案件,均可采取公开听证的形式;实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实现执法依据、程序、流程、进度的全面公开。对当地人民群众特别关注的案件,采取新闻发言人的形式,适时对外发布信息,以正视听。针对一些群体性案件,可以选取一些有威信懂法律的当事人代表,参与执行分配等案件;针对一些特殊案件,尽量地使用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和案件处理,以彰显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加强对案件审限的科学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分案、庭审、合议、签发等审判关键节点的监控机制,完善审限跟踪机制、审限警示机制,加强审限的实时监督管理,强化审限内结案。完善超期羁押、超审限案件的催办督办制度,确保及时结案。完善结案信息录入检查制度,完善案件档案归档制度,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对审限的监督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延期审理敏感的信访案件的管理。一些审判人员不能严格执行审限规定,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一些案件审限内不能结案的,简单以“案情复杂”为由进行延期。延期审理、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
错误认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参加诉讼的事由,以当事人下落不明、批捕在逃、羁押服刑等事由中止诉讼的情况较多。有些案件在立案时,原、被告通讯地址登记不明,造成相关诉讼文书无法送达。对中止事由消失或错误的,要立即恢复审理;鉴定评估过长的,对鉴定、评估等程序性问题,必须经合议庭评议决定。对中止诉讼、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的案件,必须由分管院长审核签发;立案庭要严把立案关,对不属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坚决不予立案。各分管院长在签发法律文书时,严把程序的审批权限。
(三)全面推行分段集约执行工作机制,改变一名执行法官“一包到底”的传统执行模式,将执行过程划分为执行启动、财产查找查封、财产变现、综合结案等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执行组和执行法官分工完成。一方面加强了内部监督制约,规范了执行行为;另一方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执行效率。
(四)定期进行质量评查,不定期进行通报。对发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先由当事人自查,写出自查报告,交分管院长把关,看是否真查,是否避重就轻。然后交由审监庭人员根据上级法院的内部函,从实体到程序来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对于存在的共性问题,统一进行纠正;对个别问题,单独纠正。召开该类案件分析会,制定整改措施。对此进行通报批评。该通报与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量化考核、年终的评先选优相挂钩。对所有已审结的案件开展质量大评查。采取常规评查与定期抽查相结合,全面评查与重点评查向结合。制定科学而详细的质量评查标准,对卷宗中存在的实体、程序及法律文书问题、收费问题进行全面评查,对查出的问题,如果是小问题,交由承包人立即补正,无法补缺补差的,向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后,及时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要求承办人离岗后,加强业务学习,或者停止办案资格,或者调离该岗位。对存在重大瑕疵的,而且无法补正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
(五)加强审判管理,抑制司法权的滥用。在审判庭层面,对立案审查环节、案件移送审判庭环节、案件审理环节的工作,分别制定出具体时间要求和管理措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明确典型案例对同类案件处理的指导意义,防止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罚的现象发生。为防止“关系案”、“人情案”的发生,对于具办法官的受理案件,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进行分配;合议庭要定期交流或者随机确定,确保每一名合议庭成员都能平等、独立地发表自已的意见,平等独立地履行相互监督的权利义务。特别是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案件,不能歧视和排斥,不能自已擅自做主,然后让陪审员签个姓名。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或者合议庭有分歧的案件,要交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别是刑事案件,牵涉到社会治安维稳、牵涉到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绝大多数都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进行把关研究决定。经常开展庭审观摩。以考验法官的驾驭庭审能力,监督庭审过程中法官着装、使用法言法语情况、对当事人的态度,检验其庭审程序是否规范。院领导对庭审是否规范给予现场点评。
加强廉洁自律教育,规范和约束干警司法行为
(一)加强对干警的思想教育,是抓住监督制约的源头。思想教育很重要,可以增强干警的廉洁自律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培养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遵纪守法及各项规章制度,主要靠干警的自觉约束自已,严格要求自已,自觉抵御社会不正之风,不受腐朽享乐思想的侵蚀。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靠得是内功,也是多年思想教育的结果。在干警想犯错误的一刹那或向前跨进的一步时,组织、领导能给提个醒,拉拉袖子,是很有必要的,是大有好处的。比如经常上廉政党课、利用正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都是一种很好的思想教育形式。思想教育不能放松,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常抓不懈。
(二)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和约束干警行为。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也要结合制度建设更有效果,因为人总是有惰性的,光靠自觉的遵守,力度还不够。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谁触犯了制度,就要追究谁的责任,这对干警也是一种约束,使之不敢轻易去触碰。一是特别要针对有关自由裁量权方面制定详细的制度,这是对干警制约的很重要方面。比如审判流程管理制度、案件质量评查制度、规范庭审行为及调解制度等;二是要对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上制定制度,这样才能达到有重点地监督,使干警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比如制定执行集约分段管理制度、鉴定拍卖评估制度、财物制度等。对当事人要热情接待,杜绝“冷横硬推”的衙门作风,建立与当事人及代理人之间的“防火墙”。
(三)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司法公正。法官是人民法院的主体,也是人民法院最核心的力量。狠抓执法办案,做好第一要务,关键在法官。要经常利用正反面典型对干警进行警示教育。比如开展廉政谈话、上廉政党课,大力表彰和树立本单位及其身边的先进人物,让大家学有先进,赶有目标。激励广大干警向先进模范人物看起。经常开展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丰富干警的业余生活,陶冶干警高尚的情操。切实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增强干警廉洁自律意识,将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结合起来,增强干警的荣誉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不但要监督干警的上班执法过程,还要对法官8小时之外的行为进行监督。纪检监察部门适时开展明查暗访,检查干警是否经常光顾娱乐场所,是否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甚密,是否干预其他法官办案,是否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私下接触密切等行为。有些干警错误地认为:以上行为是一个生活细节问题,并不严重,不必大惊小怪。其实,小错误出大问题,小瑕疵致大漏洞,小作风惹大麻烦。要时刻提高警惕,决不放松严格要求干警。
(四)建立案件质量问题的发现、纠错机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和信访渠道发现和纠错。本着“围绕案件找问题、围绕问题查原因、围绕原因追责任、围绕责任建制度”工作原则进行责任倒查:倒查审判程序、法律适用、司法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失误、瑕疵;倒查审判执行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纪、枉法裁判、严重不负责任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参与信访案件的接待和处理,从中可以发现案件的存在问题线索,实行首问责任制,让承办人参与信访案件接待和化解,可以让承办法官明白,自已在哪方面存在问题和不足,及时进行纠正和整改,增强其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对重点案件进行回访,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加强对发回重审、改判、当事人信访等重点案件的监督。对这类案件要登记造册后,交院纪检监察部门逐案回访,看承办人在办案过程中,是否有吃拿卡要,执法不公、执法不廉形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向当事人反馈而有所交代。要建立案件审理追踪考评机制,将案件审结以后裁判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申诉上访情况以及社会评价情况等亦纳入对法官的考核范围,并作为影响法官评先选优、晋级晋职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将案件质量评查与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相衔接,实行案件质量责任倒查制度,对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强化法官对案件的责任心。一经发现问题,查实后给当事人一个交待,还承办法官一个清白。不护短、不包庇、不遮掩,不怕丑、不怕痛。
宁吉喆
《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02日 07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时代需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期盼,对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并明确了具体要求。
充分认识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意义
行政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其依法正确行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依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使行政权力永远体现人民意志,永远接受人民监督,永远为人民服务。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行政。而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被滥用,就会对公民合法权益带来损害,从而影响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因此,必须加强监督制度建设,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既是有效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客观需要,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环节。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实上,由于受诸多因素制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绝大部分行政权力是由人民以授权的形式委托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的这种间接性、受托性,客观上使行政权力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背离人民委托的本意。因此,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促使行政机关真正按照人民意志进行公共事务管理,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实现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切实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管理社会事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推进依法治国,精心织就行政权力依法运行的“天罗地网”,构建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使行政权力于法有据、依法行使、受法制约,真正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确保行政权力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调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依据。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依然较多,不该管的管得过多,影响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该管的还没有真正管住管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一届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给市场、社会和地方、基层,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做到放管结合,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在此进程中,必须强化对行政权
力的制约和监督,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样才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体系建设
《决定》指出,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这既是强化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部署和要求,也是对我国加强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需要全面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实践发展和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体系,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负有全面责任。党内监督主要是党组织对行政机关贯彻执行党的重大路线方针、行政权力运行以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廉政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是人大监督。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人大通过检查行政工作、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质询政府工作等,对政府进行监督,并有权对同级政府违法违规的行政人员进行撤换和罢免。三是民主监督。政协通过听取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重要工作、视察政府工作、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等形式,对行政权力运行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四是行政监督。主要是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行政人员及由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职务行为和相关个人行为所实施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内设机构依据行政权力隶属关系所实施的监督。五是司法监督。主要是人民法院通过受理行政诉讼、审理行政案件而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所实施的监督。六是审计监督。通过审计手段,管住国家的钱,看好行政的权,揭示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制约和监督财权、物权。七是社会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从而形成监督。八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具有行使方式便捷、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渠道。
上述各种力量,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从不同层面、以不同形式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构成中国特色行政监督体系的主体框架。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相关制度不完备、监督力量衔接不够、监督针对性不强、监督流于形式等问题,有的监督还存在侵权和违法现象,且对于舆论监督尚无明确的制度规定,一方面行政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监督容易流于空泛;另一方面又存在舆论嘈杂现象,干扰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实施对行政权力运行有效监督的重要保证。针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中的种种问题,要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科学有效,就是不仅要做到组织严密、结构合理、配置科学、制约有力,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且要做到权责一致、相互协调、运行顺畅,切实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这就需要整合监督资源,把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优势互补、监督有力、富有实效”的监督体系,形成整体监督合力。需要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完善各项监督制度,避免在监督过程中各自为战、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同时,加强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定期总结交流监督工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堵塞漏洞,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还需要高度重视运用和规范网络舆论,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和处置机制,及时调查和处理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对反映失实的据实及时澄清,对诬告陷害的依法追究责任,不断增强网络监督的正能量。
健全政府内部权力制约机制
《决定》指出,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并从行政部门和岗位权力设置、内部流程控制、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加强对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法行当自贵者始”。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十分必要。实践证明,权力滥用与政府部门拥有的权力大小以及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程度密切相关,在那些掌握大量公共资源和稀缺资源且行政权力干预较深的领域,往往会产生腐败。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将权力过于集中的关键部门和重点岗位,按照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制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大力推进分事行权,将重点人物的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成员,改变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探索“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行政审批、财务、工程招标等做法,推动管理决策和资源配置规范化。大力推进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将重点岗位的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岗位、多个层级。
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政府内部层级监督,一般是指各级政府及行政机关内部基于隶属关系和组织关系,由上级对下级、政府对部门、行政首长对工作人员等行政主体及其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是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及制度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监督,是贯穿于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关键是在“三个结合”上下功夫:一是日常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二是主动监督与受理
举报投诉监督相结合;三是定期督导与突击检查相结合,从而保证监督频率和覆盖范围,增强监督实效。政府专门监督,一般是指财政、监察、审计等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政府行政命令,对有关事项和人员进行的专门性监督检查。应积极探索层级监督与专门监督结合的机制,改进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建立常态化监督制度。可由政府负责人牵头,有关部门参加,定期沟通监督情况,总结监督经验,研究处理意见,完善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纠错问责机制。“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要严格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要求,继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要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对负有领导责任、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人员,根据其在违法行政行为中的表现与后果,分别给予程度不同的处理处分,以体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的基本要求。
完善审计制度
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免疫系统”,是公共资金的守护神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行政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哪里有公共资金,哪里有财权运行,哪里就应该有审计跟进。进一步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切实加强审计监督,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依法实行审计监督全覆盖。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既是审计机关的法定职责,也是深化改革的必 6
然要求。这里的全覆盖,一是有深度的全覆盖,不是浅尝辄止、走马观花,简单地在面上把所有单位走一遍,而是根据线索深入检查;二是有重点的全覆盖,不是所有领域、所有项目平均用力,而是围绕中心工作确定审计的重点领域;三是有步骤的全覆盖,不是一步到位、跳跃式扩展,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筹部署,有计划推进,对重点对象可每年审计一次,其他对象争取每若干年审计一次。
进一步完善审计管理体制。当前,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审计业务指导主要以上级审计机关为主,人财物的管理则以地方政府为主。这种管理体制有其道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不强、对有关问题反映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妥善解决。要强化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的领导,落实地方审计机关重大事项向地方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报告制度。要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保证审计发挥有效监督作用。
史的经验教训,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一、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回顾
新中国党和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是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却又不断遭受挫折的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起来的。有学者总结指出:“党的历史上比较重视监督有两个时期:一是延安时期,一是五十年代初。”在延安时期,出于全民抗战的需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党十分重视民主,重视监督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党外人士对党的监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虚心接受人民群众意见的精神和态度。党对党外人士的许多批评意见十分重视并尽可能采纳。如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黄炎培与毛泽东一起探讨中国历史的兴衰周期率,毛泽东提出了民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党持续执政兴旺的观点等。他特别强调,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说明当时党已认识到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和对监督制度建设的重视。所以,延安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原则,明显的是为了从制度上实行民主党派和党外群众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和制约。而《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更是建立了一套代表机关的监督制度,议会有广泛的监督权。此外,还建立了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更是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人民的罢免权。尽管这些制度受当时战争任务的影响,不能充分实施,但如此重视监督和制约制度的建设,的确是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的宝贵经验,值得继承和发扬。
建国后,党依然比较重视监督制度,到1957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重视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又一重要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制度,体现了民主监督和对权力制约的政体特征。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临时国家权力机关中,各种社会力量既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管理,又相互监督和制约。除此之外,党还比较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对党的监督作用。1950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在报刊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些党的领导者随着地位、威信的提高,不能接受群众对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从而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倾向,为此号召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报纸等形式,对党和国家实行监督批评。
与此同时,国家对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也是较为重视的。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设立的人民监察委员会是当时政府的四大委员会之一,专门负责监察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守法律和正确履行职责。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使党内监督制度得到加强。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国家监督制度上的滞后问题。随着1954年宪法的颁布,人民代表大会取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的监督和制约地位有所下降。同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使它的监督有效性受到限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是我们党对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建设的一次十分有益的理论探索。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从四个主要方面全面论述了加强对国家工作监督的四个方面:第一,必须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第二,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第三,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第四,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必须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凡是对批评实行压制和报复的人,必须受到应得到的处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形势突变,党的这些加强监督的主张没能付诸实施。1957年开始以后的几年发生的几件大事使监督被大大削弱,在一些领域甚至不存在了。一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其扩大化错误,在客观上导致了堵塞人民群众言论、关闭社会监督渠道的错误;二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开始实行的“政社合一”,在不断加强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把权力集中于党委,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得不到发挥,且司法机关分工配合、互相制约的理论也受到批判;三是1959年国家监察部被撤销,监察权归党的监察机关,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监察体系;四是1958年后各
项权力向党委集中,导致党内监督功能也日趋退化,“一言堂”、“家长制”盛行,党内监督近乎消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健全,党和国家的各种监督制度逐步得到恢复。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和宪法监督原则在宪法上得到确立。其次,司法监督和行政监察制度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86年恢复设立
国家监察部。再次,迅速健全和完善了党内纪律检查制度。最后,社会监督被中央重视并反映在1982年宪法规范中。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权力的正确行使在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经受着种种考验,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因为经济的中介而变得敏感而明朗。权力制约与监督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紧迫,因为权力的滥用不单是造成国家社会和公民财产的损失,更会威胁和损害千千万万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权力监督和制约就成为党必须下大力气彻底从制度上解决的问题。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党第一次对“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一问题进行全面阐释,标志着我党对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是理论上的创新和认识上的飞跃,为今后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指明了方向。
二、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的反思
(一)经验和教训
1.在思想理论上,长期以来对权力本质认识不足。党的历史上尽管有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比较重视监督的思想和行动,但理论上的探讨十分欠缺,这种监督只是应付时局、为完成巩固根据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和政权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只要形势稍一好转,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便退居其次。归纳起来,在思想理论上主要有两个值得吸取的教训: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民监督的思想和制度的问题。长期以来,党对监督的“支持”功能和“工具”作用过分强调,而忽视了监督本身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便是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国家管理、监督一切国家权力机关和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见过:没有人民监督罢免权,无产阶级国家的工作人员官僚化和脱离人民的倾向就不可避免。二是对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思想的一概否定导致对权力本质认识上的不足。诚然,西方分权与制衡的权力分配和运行模式从本质上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统治,且这种模式并不能完全防止权力滥用,但也要看到,这种分权,按恩格斯所说,“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我们既要反对以“三权分立”为国家权力分配的盲目迷信、崇拜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在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方面进行适当分工和互相监督是符合管理好国家这一目的。而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按照人民民主专政的要求改造西方这一理论,把仅靠国家机关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扩展到既强调不同机关间的互相监督,更强调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2.建立稳定、权威的监督制度是搞好监督的关键。列宁主张:监督机构必须是有高度权威和地位的,必须是完全独立行使职权的,监督人员必须有可靠的职务保障。我们在过去没有按这一理论指导制度建设。长期以来,监督机关地位不高,机构不独立,权威性低,缺乏明确的宪法保障。对监督制度的建设随时局的变化而变化,随少数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特别是监督始终没有指向最高权力机关及握有最高权力的人,这既导致监督制度的人治性,也导致了各级监察的乏力。按照权力的一般定律,权力越大,越应受到全方面的监督,否则,监督就流于形式化和空泛。
3.要高度重视监督制度的法律化。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也十分重视监督工作,但由于没有及时将其上升到国家意志即法律的层面加以固定下来,使监督制度难以一以贯之和有效实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党和国家尽管也强调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但由于没有将这些监督及时地加以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公民的监督权不能依法真正享有和行使,而且权力的运行失范,最终酿成“文革”这样的社会苦果。
所以,监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政府真正为民和社会真正持久稳定的重要机制。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一个国家在权力受到较好监督和制约的时期,便是和平发展的祥和时期;相反,如果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最终为少数人所控制,便造成擅权专断、腐败横行、官场腐败、民不聊生。哪里有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哪里就会存在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那里的人民都会成为专制和暴政的对象。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权力定律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和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才可能对党和国家及领导人权力的运行方向、活动方式起调节、控制和制约作用,或在事先防止可能引起的失误,或在出现失误之后尽快纠正错误、减少损失。
(二)完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几点思考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沉溺于历史而不思改进也是对现实和将来的不负责任。民主法治的社会不是保证不犯错误,而是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和尽量避免错误。回顾新中国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曾走过的曲折之路,现在和今后在权力制约与监督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方面:
1.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制约与监督制度体系。如前所述,新中国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曲折历程从根本上讲,是政治体制不顺造成的。其中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以党代政证明权力制约与监督易走形式和落空,那么只有党政分开才是解开监督乏力症结的关键。当然,党政分开是在不削弱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党主要进行政治原则、政治方面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对政府一切行为进行全方位适时的监督,以保证政府的行为按宪法和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去公正、高效地办事。党的监督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党的组织活动和党的纪律对国家机关的党员干部实行监督;二是通过各级党委直接对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实行监督;三是通过密切各级党委和党员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利行使的情况,及时将民意与党的意志协同起来,并及时提醒政府改进工作中的缺点,从而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透明化。
2.借鉴和改造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经验。在西方,无论是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的理论探索,还是制度实践都有几千年的历史,近代以来更是日趋完善和有效,当然它也存在着排斥广大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弊端。但西方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经验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反映了人类社会权力科学和实践方面的一些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于吸取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加以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改造,从而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对于西方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和实践,我们决不能照搬,如果不加分析地一味生吞活剥,只能带来水土不服,造成社会动荡、混乱纷争的恶果,但对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某些科学性成份和制度有效性的内在机理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思考。这种研究和思考必须坚守的前提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遵奉这个前提下,进行权力分工的有效性和互相制约性的理论创新、制度设计及运作规范。这样,将所有的由人民委托出去的国家机关的权力都纳入到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体系之中。
3.抓住权力制约与监督的重点和突破口。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已经在官方和民间即全社会形成共识,现在关键是从哪里入手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分析我国几十年来直至目前权力制约与监督乏力的情况,突出的困难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执政党的党内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并切实执行;二是各国家权力机关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因“首长负责制”而形成理论上的矛盾和实践上的“雷区”;三是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本质上的缺位。而突破口在于对党政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制度建构和实践运作,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要防止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就必须借助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健全,规范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做任何与职务相关的事情特别是重大决策都要从法律的角度去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明确和坚决追究失职、渎职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当前,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突破口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如果对“一把手”的权力能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那么对所有握有一定权力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就迎刃而解了。而要实现这一突破,关键是两点:一是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层能否首先从自身开始,并在党政系统中以党纪和法律法规形式推开;二是能否允许新闻媒体参与进来,代表全体人民时刻行使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有撒开人民充分进行权力制约与监督之网,对权力制约与监督才能真正实现,否则既不可能,更不可信,也更难持久和彻底。
一、当前国有企业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1.“笼子”建的不完善
一些企业, 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时, 要不无章可循, 要不就是执行的监督、制约制度早已经过时。“监督、制约体系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企业反腐倡廉对应的制度也要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2.“笼子”形同虚设
一是部分企业, 对监督、制约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 即使有好的监督、制约体系, 但不注重制度的实施和管理, 走过场、搞形式。如果有了制度不执行, 有多少制度也是一纸空文, 抓落实是关键的关键。
二是权力监督、制约相关规定到了企业主要负责人那里就成了废纸, 主要是用来约束其他管理干部和员工的, 别人该干什么干什么, 领导 (管理者) 自我粉碎, 带头“不执行”, 久而久之, 监督、制约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
三是可操作性差即使有了权力监督、制约制度也不完整、不细致、不严密, 缺乏创新、不科学, 可操作性差。
3. 权力有了“笼子”但没有被“关进”
目前很多企业下属单位, 特别是一些最基层的单位, 内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还不健全, 部分单位的内部监督部门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或流于形式, 避实就虚, 不能真正发挥企业内部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作用。
4. 职工群众的监督意识还有待增强。
在国有企业里, 职工群众是一切权力的主体, 也是权力监督的主体, 各级管理人员都是职工群众的代言人, 都是监督的对象。但是, 由于官本位意识等仍然比较浓厚, 有相当一部分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不强,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接受职工群众监督的观念也相当淡薄,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有企业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的有效运转。
5. 没有真正实现“决策权、执行权 (经营) 、监督权”分离
在一些国有企业, 还没有真正做到“决策权、执行权 (经营) 、监督权”分离。“决策、执行、监督”在一个企业里本应该是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魏蜀吴”关系, 但现在基本上是“刘关张”关系, 甚至在一些单位成了“一言堂”。
二、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的主要对策
1. 建立健全“笼子”, 用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保证权力正确运行。
十八大报告指出,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制度是约束和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规则体系, 是社会活动有序有效进行的根本保证。用科学严密的制度约束和规范权力, 是保证权力正确运行的关键。
首先要约束和规范权力的运行。在企业管理活动中, 权力是一种具有支配性、控制性、强制性的力量, 由于权力本身的特征和权力掌握者自身的局限性或者私欲等原因, 权力在具体运行过程中, 可能产生好的作用, 也可能产生不好的作用。不受约束和规范的权力, 必然产生严重不良后果。只有受约束和规范的权力, 才能产生对社会有利的作用。权力运行是否正确, 同权力掌握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约束有重要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靠制度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
其次要用制度来监督和制约权力。就是企业权力运行不能是随意和任意的, 更不允许以权力掌握者的主观意志和愿望为转移, 而必须在科学严密的制度约束下运行。在制度控权方面, 关键是要用科学、合理的程序来严格控权。程序控权, 即通过程序控制企业各级权力, 是与实体控权相对应的一种理论构想和实践范式, 也是对实体控权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超越和升华。实体规范能否得以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程序性规范的执行。程序控权作为一种控权模式, 因具有可见性、先发性、补遗性等特征, 正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传统的控权模式的基础上, 加之与程序控权将有利于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控制。
2. 要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确保权力关进“笼子”。
为了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 必须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体系。让职工群众行使监督权力, 具有主动性、客观性、广泛性和及时性, 监督范围最广、时效最长、成本最小、信息最真。保障职工群众的“四权”, 就是要保证职工群众在企业权力监督、制约中的主体地位, 只有“四权”得到全面保障, 职工群众才能广泛、充分、切实地参与民主政治活动, 才能保证企业权力正确运行。
3.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是一个权力系统内部的三个组成部分, 要确保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
在国有企业日常管理中, 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力量, 难以约束, 而如果权力过度集中, 就会变成一种更强的力量, 更难以约束, 在权力运行中就更容易出问题。解决权力过度集中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 就是要形成企业权力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
4. 借鉴中央巡视制度, 建立长效的内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巡视”制度。
企业党委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向党委负责并报告工作。从专职纪检监察人员和巡视后备人才库中选调优势力量组建巡视组。主要是针对企业内部各级权力运行, 特别是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的执行进行定期不定期内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巡视巡视”, 找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整改、改进意见, 并及时跟踪、监督整改情况等。
5.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凡是与职工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 凡是能够公开的用权行为, 都要向广大职工群众公开, 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通过提高权力运行透明度可以减少自由裁量权, 使国有企业管理决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用权”行为受到广大职工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可以有效防范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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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振钧.权力监督与制衡[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王爱琦, 王寿林.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M].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4]魏宏.权力制约与监督法律制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 2011.
关键词:新形势 权力制约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201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扎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要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发挥纪检监察机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为此,笔者现就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课题浅谈几点看法。
1 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形势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决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实践看,由于权力制约不力、监督乏力,少数主要领导干部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习惯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一言堂”,甚至一手遮天。这些年,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主要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一把手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2 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理论基础
权力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其运行是否科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是时代和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监督是权力的单向运行,是权力授予主体控制被授予权力的行使,以保障权力行使符合授予意图。制约是权力主体之间权力的相互钳制,以防止任何一方滥用权力,具有权力运行的双向性。但监督与制约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都体现了对权力的控制。
第一,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行政监察机关具有教育、纠偏、惩戒和保护等职能,其调查和政纪处分权具有较强的威慑力。行政监察机关要把监察监督渗透到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层面,加强对公职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和严格监督,深入开展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推进权力依法行使和公开透明运行。审计机关要充分发挥自身熟悉财政财务工作、精通查账业务等专业优势,通过任期审计,进一步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和财经政策执行等方面的审计监督。
第二,要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一种直接方式,法律监督是促使领导干部依法行使权力的重要保证。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要着力拓宽信息沟通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最大限度减少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等行为的发生。
第三,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形成领导班子成员内部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运行闭环系统,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方式。应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来确定主要领导干部分管的事项、掌握的权力以及应负的责任,减少行政干预。同时,健全纪检监督谈话制度,实时掌握监督对象的思想动态,督促他们更好地正确行使权力、发挥主要领导的作用。
3 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措施建议
要想实现权力运行的程序化和透明化,健全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建议。
第一,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法律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这表明了权力运行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
第二,加强党内监督。应该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完善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实现党内监督常态化。
第三,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整合与协调。加强党和国家整个反腐败机构的整合与协调,应在纪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好监察部门、国家预防腐败部门、检察院反贪部门、审计部门等机构的反腐、防腐职能。明确各自的分工和各自在整体中的地位,以及整体中各个环节的联系、衔接,使各机构能更好地分工协作,形成更有效的运作机制。
第四,引导、规范和有效管理网络监督。要高度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收集、研判、处置机制和引导、反馈、应对机制;加快互联网监督的法治建设进程,对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依法加以打击,推动网络监督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不断提升网络监督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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