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观

论文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观（精选4篇）

论文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观 篇1

教师教语文，学生学语文，怎样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决非几篇文章及至几本书就能阐述清楚的。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必须首先明确：语文学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因为教学目的、任务、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质来决定。叶圣陶先生（以下均称叶老）通过语文教学的长期实践和深入研究，反复强调指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写的序言中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1]

稍有语文教育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与政治、历史、宗教、人伦等混于一体的综合教育，这种教育全部以文章诗赋为本位，只学习书面的文言文，远离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直到上个世纪初年，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语文学科必须顾及其实用性。从此，语文在中小学校单独设科，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叶老从青年时期任语文教员起就积极主张大力提倡白话文、大众语和新文字运动。全国解放初，叶老集中代表了彼时同人之意，及时给语文学科正名定性：“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按照叶老的阐述，我们可以明白地了解到，听和说偏重于口头语言，读和写偏重于书面语言。听说读写涵盖了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学语文就是学语言。只有学好了语言，才算学好了语文。那么，语言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的本质曾作过许多精要的揭示。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斯大林否认“赤裸裸的思想”[3]，认为没有质料也没有形式的空灵玄妙、难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叶老深有领会地说：“思想决不是无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有它的质料，就是语言的材料，就是语汇。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语言的规律，就是语法。无论想得粗浅的，想得精深的，都摆脱不了语言的质料跟形式。无论这个民族的人，那个民族的人，他想的时候都摆脱不了他那个民族的语言的质料跟形式。一个人学会了旁的民族的语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语言来思维，可不能一种语言也不依傍。脱离了语言就没法思维。”[4]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叶老总结出了研究语言的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观点：语文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简言之，语文是人们思维和交际的工具。

首先，语文是思维的工具。叶老认为语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说出来的口头语言和写下来的书面语言都是他心里所想的；想的过程就是语言形成的过程。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语言与思维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有人心里这样想，说出来和写下来的却是另外一套，即所谓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另外一套”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说话或写文章的人在彼时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时语言实践中的反话、反语等，只不过是作者用另一种语言质料和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罢了；其二是作者的口头或书面表达能力太差所致。这与叶老关于思维、语言二而一的观点并不矛盾。为此，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要想使学生掌握好语言，一定要十分重视从源头上去开发，即化大力气训练学生的思维，千万不能忽略由不出声的内部语言到出声的外部语言的想的过程。分开来讲，阅读教学要紧紧抓住从听、读到想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由感知语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及其相互联系的实质；作文教学要紧紧抓住由想到说、写的过程，从而指导学生审题，立意，布局，谋篇，成文，修改等等。语文老师指导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是指导学生把朦胧的思想变为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语言变为有条有理的语言。总之，离开了语言，人们就无法思维，所以，语言是工具。既然语言是工具，那末由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的语文当然也是工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但是，长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并不重视学生内部语言即思维语言的训练。那种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写教师改的读写教学方法严重地遏制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至于全班学生异口同声的问答式教学和即兴发挥式的作文训练，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缺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往往思想模糊，语言混乱，导致思想训练和语言表达两败俱伤。近些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语文老师认识到语文学科是思维的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化大力气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提高了，诉诸口头即语言，诉诸书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维这个工

具，也就掌握了语言，学好了语文。

其次，语文又是交际的工具。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绝对离不开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过程当中使用最经常、最广泛的就是语言。列宁说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5]斯大林说，语言“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及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4]所以，从人人每天都会碰到的交际需要考虑，我们也必须认真学好语言，学好语文。叶老1953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语言和语言教育”的发言，他结合自己的体会指出，要是我的语言杂乱无章，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有条有理，因为语言杂乱无章正就是思想杂乱无章。要是我的语言含糊朦胧，人家就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清楚明确，因为语言含糊朦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胧。要是我的语言干巴巴的，人家决不会承认我的思想好象刚开的花朵，因为语言干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干巴巴的。„„总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关系是这样的：只有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对头，人家才会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反过来，我拿出来的定型的语言不对头，人家就无从承认我的思维跟认识对头。这是一条明白得很的规律。所以，从思想交流的实际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语言。人们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都希望说的话和写的文章与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进而提高学习、工具、生活的质量和效益。一个人如果听语言，说语言，读语言，写语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养和训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所带来的苦恼和麻烦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语文教学是忽视交际能力训练的，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学生毕业之后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场合就产生惧怕心理，不敢发言，或者说话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不能准确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培养和训练广大学生从小就善于使用这一交际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近些年来，各地学校加强了素质教育，语文教学由只重视作文到读写并重再到听说读写四管齐下，并开展了丰富多采的课外语文活动，如组织社会调查，演课本剧，书报知识竞赛以及影视评论等，尝试着进行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这些都体现了语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质特征，顺应了当代社会对语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语言是工具，语文是专学语言的学科，所以语文就是工具；语文这个工具具有思维和交际的双重功能。其中思维是手段，交际才是目的，语文的本质特征是交际工具性。交际包括吸收（听和读）、表达（说和写）两方面，所以语文教学必须听说读写四者并重。要从内部语言思维的训练入手，达到提高外部语言交际能力的目的，从而使学生的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思维能力和交际能力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由于叶老的语文工具观是从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潜心研究中归纳出来的，所以尽管随着时代的前进，教育的发展，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但“工具说”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语文教师所认同的观点。国家教育部1963年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1978年、1986年、1990年、1992年的大纲继承了1963年大纲的语文性质观，确认语文的“基本工具”、“基础工具”特征。1996年的新大纲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2001年制订并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将工具性作为语文学科的主要性质。由此可见，叶老的语文工具观现在和今后仍有其现实的指导意义。

吕叔湘同志非常赞同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他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种知识也少不了它。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很多教语文的人和学语文的人会认识不清呢？是因为有传统的看法作梗。”[1]他认为这些传统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在阅读教学上不适当地强调所读的内容而把语文本身的规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种弊病是在作文教学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种弊病就是读书作文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而是为了应付考试。我们认为，吕老在高度评价叶老语文工具观时对我国语文教育历史和现状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阅读教学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语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

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各种学科都承当着教育的责任。语文教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只重视课文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道德意识，而丢掉语文自身特有的任务。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的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那时的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封建道德意识的灌输，把读书人训练成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上人”。这种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使得我们的语文教学，特别是在中学里，专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术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把语文课上成了肤浅而蹩脚的政治课，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这种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学，不但与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能背道而驰，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叶老认为语文课的思想教育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教学来实现的，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要求通过写作教学把作文变为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说：“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我们要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多多练习，作自己要作的题目。久而久之，将会觉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1]既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个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没有必要让学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万口同腔。叶老要求学生“养成抒写意思情感的习惯，„„内部有什么样的意思情感，便作什么样的文。”[1]当然，封建社会里的语文教学，是不允许学生随意写自己想写的文章的，内容必须“代圣人立言”，形式必须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间架和腔调去写。叶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为例说：“我八九岁的时候在书房里‘开笔’，教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他提示道：‘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写了八十多字，末了说：‘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就在‘尔’字‘乎’字旁边博得了两个双圈。登高自卑本没有什么说的，偏要你说；单说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说到为学方面去才合式：这就是八股精神。”[1]

其实，类似的情形在现今的作文教学中仍大量存在着。《记一件难忘的事》，本应由学生毫无拘束地抒写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师总是不放心，事前反复提示学生，只有蕴含着深刻思想意义的事情才能作为该文的写作材料，致使闹出了一个班级50多位学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话。毫无疑问，如让学生从小为追求死板的程式而养成专讲假话的不良习惯，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

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还要求学生读书作文不要为了应付考试，而应该为了增长知识，发表思想，抒发感情，为了成为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叶老说：“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的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平时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1]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为数众多的学生谈考色变。他们把能不能考出好分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是否真的理解了试卷的内容，掌握了有关的能力，能否应付日常工作所需，生活所遇的问题，则是全然不去考虑的。仍以作文为例，有的学生逢到考试时能够揣摩题目的意旨以及出题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阵，或遇到无可奈何的题目，也能无中生有，瞎三话四，却又丁丁当当的颇有声调。这样做或许还能得个不低的分数，但倘若平时连写个总结报告和签份简单合同都困难重重（这些通常不考），怎么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呢？

行文至此，我们想起了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而展开的那场语文教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中的不少文章都对我国语文教学的现状深表忧虑，并各自对语文教改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使我们受到震撼和

启迪。但是，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工具说”导致了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只有把“人文性”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属性，语文教改的步伐才能解除羁绊，突飞猛进。对此，我们实在不敢赞同。

首先，“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人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培养学生的精神人格和独特个性，教学内容上要求扩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义的方方面面，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情感的充实和兴趣、习惯的养成。既然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课程的共同属性，那末，人文教育的任务应当由所有人文学科共同来承担，不应该全部由语文学科单独来承担。诚然，语文课在所有人文课程中具有较强的人文教育优势，语文课的教学内容也决定其应负载较多的人文教育任务，但是，人文教育任务在语文教学中应体现为传授好汉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发展学生的思想感情，培育他们的健全人格和完美的个性等，所有这些，在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中都已论及。叶老的语文工具观从来都不希望把学生制造成只会搬运语言文字的机器，而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能够熟练使用语言文字的有思想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社会的合格成员。叶老历来主张在把工具性当作语文学科基本属性的同时，把人文性、思想性与工具性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关于这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叶老写的《教育与人生》、《作文与作人》等文章中体会得到。叶老说：“我就是最不信服把语言跟内容分开来说的一个人。咱们不能抛开了意思谈语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内容专谈语言。”[1]又说：“思想是一方面，表达思想内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1]按照叶老的语文工具观，在语文教育的全过程中，应该十分重视掌握语文自身的规律，十分重视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

语文学科是个老大难的学科，一代又一代有志于语文改革的教育界同仁都在不懈地追求语文教学的高效率。我们认为语文教学长期以来不能走出少慢差费的低谷，原因是错综复杂的，但关键之一还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和认真实践叶老提出的语文工具观。语文教学的最基本任务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和运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的教学功能。为此，语文教师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引导学生学好与内容密不可分的语言，使学生在获得较强语言能力的同时，也得到实在的思想教育和深刻的人文熏陶。刘国正先生说得好：工具性发挥出来就有人文性。钱梦龙先生也非常赞赏叶老的语文工具观，认为语文教学主要就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母语教学，使学生熟练地掌握母语，规范地使用母语；若过多地强调人文精神，会让语文教师无所适从。由此可见，那种把人文性和工具观对立起来，或者以人文性来取代工具性的观点，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操作时也会造成混乱。试想，如果中小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连起码的听说读写要求都未达到，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人文教育？

最后，我们想援引叶老1978年3月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份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份内的责任。”[1]

【参考文献】

论文叶圣陶的语文工具观 篇2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学应用,叶圣陶教学观

叶老曾说:“写作决不是无中生有,必须有了意思才动手写作,有了需要才动手写,”从叶老对写作的看法及认识角度来看,老师布置学生写作,的确是违背了写作的这种由内而外的需求,但换个角度说老师布置学生写作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看老师的方式方法如何。叶老说:“自己有什么就写什么,就是认真……反过来,自己没有什么而勉强要写什么,就是不认真。”这就给作文教育中的主体——老师,提供了作文教学的指南,那就是如何使学生达到叶老所说的“认真作文”的状态。研究叶老在这方面诸多论述,总的是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自由。

一、给学生选择写作内容的自由

叶老说:“一件事物,你知道得很清楚;一个道理,你明白得透彻的;一个意思,你思索得周到的;一个情感,你感受得真切的,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作文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必须。”学生写一天的生活,哪怕是记“流水账”那也是他一天的生活。只要生活存在,就有“倾吐”的权利。许多老师认为学生记“流水账”就不是作文,其实那正是他对作文的真实情感,作为教师对这一类的“流水账”更多的应该是让其修改规范,而不是一味地扼杀。试想,一个中学生想好了写一个方面的,被告知这个不可以写,那会泯灭他多少情感表达的需要,长此以往,他还会认为“写作是生活的必须”吗?作为老师在教学中更多的应该是鼓励式引导,这才是对叶老“给学生选择写作内容的自由”这一思想的真正领会及运用。

二、给学生选择表达情感的自由

叶老说:“题者何?思考之范围也。必以学生所有的东西作范围,或学生尚未全有,亦宜以其力所能搜索为范围。”从叶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叶老是不太赞成命题作文的,他曾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的确,由表达自己情感的需要出发的写作比从描摹生活的需要出发的写作来得更为深刻,对写作的意义也了解更为透彻。”学生需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与心绪,那只能出于他个人的需要。然而,在我们现实的作文教学中,要完全做到不出命题作文也是不可能的。即使非出命题作文不可,也应做到叶老说的:“题者何?思考之范围也。必以学生所有的东西作范围,或学生尚未全有,亦宜以其力所能搜索为范围。”

三、给学生选择写作时间的自由

叶老说:“咱们学习写作,也要像说话一样养成习惯,凡是需要写作的时候,就提笔写作。错过需要写作的机会,便是自己对自己的禁锢。一回错过,两回错过,禁锢终于成功;于是,你觉得一支笔有千斤般重,搜尽肚肠你觉得没有东西写的,你不会写作了。”我们应该让学生养成“凡是需要写作的时候,就提笔写作”的良好写作习惯,这是会让学生受益无穷的。这里也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习惯”的问题,叶老十分重视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这种思想甚至贯穿他所有的著作。在《略谈学习国文》里叶老说:“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现在学生安排的作文,从作文意义本意出发,我们应该给学生宽余的时间写作,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准备,还学生选择写作时间的自由。

四、给学生选择表达方式的自由

叶老说:“写作系技能……不能空讲知识,以为多讲知识即有裨于写作能力之长进,殊为不切实际之想。”围绕写作技能的作文训练会迫使学生循格就范,写出“只有骨架而没有血肉”的作文来。叶老早就切中要害地指出:“意思情感和表达方式都是从一个人的整个生活中而来。”表达方式应该是和意思情感一样,是学生的一种自然流露。“清水出芙蓉,自然去雕琢”这才是训练学生作文的真谛。中学生的写作已经处于各种写作习惯的养成,过多地限制他们情感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的作文教育训练出来的只能是“流水线产品”,还叫中学生们怎么去创新。看来,叶老积几十年于一身的丰富科学的教育思想并未被我们现今的教育所真正接受或者说真正运用。我们的中学教育还任重而道远。

叶圣陶语文性质观新探 篇3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他的语文教育观几乎涉及到学校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如语文教学目的论、性质观、教材论、教学方法论、教师修养论等等，而且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精到的见解。在中小学从教十年的经历使他对语文学科教育有了完整而深切的体会，因而他的论述往往是以一种真诚的态度去面对语文教育，切实的从语文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以儿童的发展为根本的支撑点去进行研究。可以说，他的理论体系对我们语文学科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但是，由于他并没有完整的专著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的教育观念往往是散见于各种文章、谈话中，因而他的思想也容易被人误读。语文性质观是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重要部分，可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部分，这给语文学科建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模糊。为此，我们应该重新完整的认识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性质观，这样才能更真切的认识我们的语文教育的本质属性。

叶圣陶先生一贯主张语文是工具性学科。他曾说过“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1962年在《认真学习语文》中对1949年给语文定名做了解释，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言是一种工具。工具不是目的。比如锯子、刨子、凿子是工具，是用来做桌子一类东西的。我们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1978年又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到1980年则提出“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不能做人。”工具性学科虽然在以前的课程标准中就已经提出来过，并非叶圣陶先生的创造，但是把工具性学科这么详细而全面的加以论述，对我们语文教育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他还是第一人。并且，在他所领导编制的教学大纲中也明确的提出了语文是工具性学科，此后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虽然或有变动，但工具性始终被认为是语文的基础性质。

叶圣陶先生强调语文不仅是工具，而且还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中包含有人生观、道德观在内。语文作为一种交流交际的工具是离不开人的思想和感情的，1934年他就提出“国文这一科，比较动物、植物、物理、化学那些科目，性质含混得多。有些人认为国文这一科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而已。但是有些人却以为国文科简直无所不包，大至养成民族精神，小至写一个借东西的便条，都得由国文科负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种种的看法，各不相同的认识。如果一百位国文教师聚在一起，请他们各就自己的见解，谈谈国文科究竟是什么性质，纵使不至于有一百个说法，五十种不同的见解大概是有的。”可见他早已认识到语文学科的复杂性，自然不会简单的将语文学科定为纯粹的工具。

一、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是工具，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使个人能够更好的面向生活，面向实际。这主要指三个方面：从思维科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思维工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表达、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教学论的角度，它是学习其它学科的基础工具。

他认为 ，“语言是和思维分不开的。语言是思维的固定形式。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语文科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训练学生的思维。”所以他强调在阅读时要引导学生思考作者的思路，要把语言文字的训练和思维的训练结合起来，说话写作要想心思，才能说得明白，写得清楚。1959年他又从人们生活的实际出发，提出“咱们生活，咱们劳动，咱们学各科知识，咱们做各种工作，非跟别人打成一片不可，非彼此了解不可。跟别人打成一片，彼此互相了解，全靠语文，语文的重要可想而知了。”1978年时补充“如果没有语文这个工具，我们就不能很好的与人交流，不能吸收信息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不仅对我们个人有危害，对社会也会造成危害。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所以无论是各科的学习还是个人平日的思维和生活，我们都需要用到语文这个工具。如果不善于利用这个工具来进行很好的理解和交流，各科知识都不可能学得好，人们也不可能很好的思考和生活。他把语文学习同个人、生活、社会都联系起来，认为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的能力。语言文字的学习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能力的培养，同时也必须知行合一，最终还是要应用于实践，为的是学以致用。

二、叶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

叶圣陶先生认为“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练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志有把捉不住之苦。”前者是根本，只有把这一步做好了，才能谈到后面的种种形式的东西。教师应当为儿童创造一个境遇，引起他们的需要和学习语文的兴趣，发展儿童的心灵，使他们情绪丰富，思想绵密，其次才是训练他们的语言和写作的形式等等方法。而在教学方法上，他也往往重视教师的引导，引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自己去探求。认为这样才可以使学生能够脱离教师，能够自能读书、自能写作。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理论来说，就是以学生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心灵和完善人格发展。

三、叶圣陶先生强调语文学习的任务和独特之处就在于吸收阅读与写作的知识，养成阅读与写作的习惯，完成听、说、读、写四项任务。

1932年叶圣陶先生说国文科的目的就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和写作的教养”，换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在1942年他又说阅读与写作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因此他认为“普通人在国文方面，大概只巴望养成两种好习惯——吸收的好习惯与发表的好习惯。” 而“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认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听、说、读、写同样重要。”他认为语文教学如果纯粹是阅读和写作训练的话，那么什么书籍和文章都可以作为示例。可是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那么它就除了技术训练之外，还有教育的意义。但是国文这一科又不能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的肩上，语文教学有它自己应该担的责任，那就是阅读和写作训练。而这种责任不仅要讲求方法，同时也要养成学生一辈子的习惯。而他的方法最终也是要化为自身的习惯的，那样“才算是贯彻了学习国文的本旨”。

四、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是为了不教”，是为了让学生养成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

叶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是为了不教”。第一个“教”是示范性，通过我们教，使学生学会读书、学会作文。自己能够独立读书、独立写文章。这实际也是孔子的“举一反三”。教是为了达到示范性，往后学生可离开老师独立读书。他这句话的最终目的是养成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写作习惯。他强调习惯的养成，其实也是把学生当成了主体，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我以为学生既然要一辈子独自看书作文，语文教学就得着眼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主张教学的最终目的使为了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生活中遇到需要运用语言文字的场合，能自己研究，自己解决。强调教师的引导，认为教育工作如同扶持孩子走路，虽然小心扶持，但是时时不忘放手。为此，他才强调要教给学生方法，让孩子能够在老师不在身边的时候也能自能阅读和写作，也能自己吸收信息和发表情感。

可见叶圣陶先生的语文工具观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他不仅仅是强调工具性，强调语文实用的一面，而且也注重学生的思想和能力的培养，重视对学生的独特感受积极进行引导，创造情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最终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够自能读书、自能作文，受益终身。这才是真正以学生为本，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的教育思想。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性质观绝对不是单纯的工具观，它包含着很多语文本质的真谛在内。他关注的不仅是形式的东西，工具的性质，更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心灵发展，是人的现在和未来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工具性并不仅仅是语文科才有，数理化等等也都有工具性，而且片面的强调工具性，也容易产生理解的误差。况且工具毕竟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拿它来做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定义仍有不妥当之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给语文定性。但人文性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定义，人文性真的能代表我们语文的学科性质吗？诚然我们的语文学科有对学生情感态度的熏陶作用，但是像历史地理难道没有人文性质吗？在那些科目当中人文因素也很深厚，只是我们语文中的人文因素是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熏陶的，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但它终究还是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个载体。故而我们的语文学科性质仍然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了语文教育中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掌握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即吸收和表达、交流的能力，并从中培养人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吕叔湘先生在为《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所作的序中就认为，尽管叶圣陶先生的许多教育论文“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但在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原因何在呢？吕先生说：“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骨子里还是老问题，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叶圣陶先生道出了语文教育的真谛，在这个先进的教育思潮不断涌现的时期，我们不应该忘记了自己的方向，应该回到语文学科本身认真的思考，踏踏实实的探讨我们语文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语文教学的各项活动才有方向，我们的语文教学才会真正找到自己的路，自己的根。

叶圣陶的语文教育观 篇4

一、叶圣陶的语文教材观

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材观中, 片面地认为课本就是传授课程知识的书本, 仅仅将教材视作语文知识的一种载体。叶圣陶则认为, 语文教材就是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一把钥匙, 用这把钥匙能够开发出无穷无尽的书籍库藏。当学生长时间地把玩钥匙觉得乏味时, 必然会用钥匙打开库藏的门锁才会感到满足。长此以往, 学生将会逐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语文教材不同于其他的教科书, 它离不开范文的选编, 学生不仅要阅读范文, 还要对范文进行评价。叶圣陶认为语文教材只是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的工具。他认为, 语文教材只是一些例子, 是从学生需要阅读的同类书籍中选取出来的部分章节, 因此, 语文教材对于学生而言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教材编写的目的在于带领学生阅读更广泛的书籍。

叶圣陶认为, 语文教材的作用不仅在于传授知识, 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提高学生语文的运用能力。基于这样的思想, 叶圣陶在选编语文教材时进行了大胆尝试。1923年, 叶圣陶在参与编选语文教材新增了修辞、文体等教学内容, 他认为, 当今的语文课还缺乏科学性, 增加教材的科学性能够摒弃以往教材笼统的方式。叶圣陶对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 特别是对小学、中学语文教材编辑工作采取开放、科学的态度, 使学生通过语文教材这把钥匙获得更多知识、方法, 提高阅读能力, 养成阅读习惯, 从而提高学生语文学习的综合素质。

第一, 叶圣陶的小学语文教材编辑观念。叶圣陶对小学的语文教材编辑格外注重其科学性, 力求做到精选、精注, 用科学方法指导小学的语文教学。他认为, 小学的语文教材应以儿童的生活作为中心, 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所使用教材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初级小学教材编辑选材应从儿童熟悉的周围事物入手。选文的句子和语调尽量符合儿童的说话方式, 同时又符合标准语的要求, 适合儿童朗读或吟诵。每节课程结束后都安排有课后练习, 练习采取图文并用的形式, 避免呆板、枯燥。高级小学使用的教材编辑要旨在于, 随着儿童的成长, 将选材逐渐扩大到更宽阔的社会层面, 着重文学与社会学、自然科学等科目的充分联系。选文文体应当用词严谨、造句精密, 可以成为儿童写作的规范。课后练习注重内容欣赏或修辞讨究。这样的教材编辑有助于提高儿童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 循序渐进地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知识。叶圣陶认为, 选文应当既能够唤起儿童的共鸣, 又应具有一定的文学趣味性。在这类作品极度缺乏的情况下, 他身体力行, 创作出大量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 如《古代英雄的石像》和《稻草人》等童话集。此外, 他还号召各界学者积极创作更多适合儿童的文学作品。因为只有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才有利于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 启发儿童的智慧。

第二, 叶圣陶的中学语文教材编辑观念。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 传统国文教材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经史古籍。而五四运动爆发之后, 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所取代, 成为中国大众的常用语言。叶圣陶就是那个时代大力推行白话文的国文学者之一。但是他一方面在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中倡导直书口说, 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文言文进入语文教材对于传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于是主张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科学地分编文言文与白话文。为此, 叶圣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者尝试在新语文教材编写上下功夫。例如《开明文言读本》与《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就是将文言与语体分编的典范[2]152。前者先在导言部分概述古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与文言文的特性, 而后打破时序, 只按文言深浅难度混编选文。选文不失偏颇地将抒情、描写、说明、记叙、议论等文体一应酌收。最后设置了练习与讨论, 将文言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民间习惯、时代风气、作者风格乃至制度典章都融为一体, 简要评述并启发学生思考。后者则重视积极创新、健康向上、所涉知识广泛的语文材料, 以帮助学生通过新编的中学语文教材既批判地继承文言文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 同时又将白话文理解和接受为适应时代进步需要的新的语文发展方向。

二、叶圣陶的语文教师观

叶圣陶语文教育观的核心是“教”, 而要教好语文, 就必须要有好的语文教师。叶圣陶深知当好一个教师的不容易, 所以即便身居要职, 他也仍然经常到学校与广大教师, 特别是语文教师促膝谈心, 对语文教师的想法、愿望进行深入了解。在百忙之中, 他还经常给语文教师们写信, 关心教师的生活, 勉励教师搞好语文教学, 并表达自己对语文教学发展的精辟见解。早在1933年, 根据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 叶圣陶与夏丐尊合著了一本故事体裁的书《文心》。书中的主人公王仰之是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热爱学生、热爱教育的中学语文教师, 与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生了许多令人深思同时也鼓舞人心的事, 为优秀的语文教师树立了一座丰碑。连写序言的朱自清也说道:这本书不仅只是中学生们的读物, 也是中学教师们的读物。书中集中反映了叶圣陶有关语文教师的观点。

第一, 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叶圣陶认为, 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必须能读善写, 具有广博知识。他曾经在一次全国语文教师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高不高, 要看他讲读课、作文指导课、语文作业批改质量好不好, 学生是否能够日有进益;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是语文教科的一项重要工作。可见, 语文教师要能在进修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学养, 从而提高教学水平。语文教师要时刻想着:只有自己有一桶水, 才能给学生一杯水。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能让语文教师自觉产生一种紧迫感。随着社会的发展, 科技与知识的更新发展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语文教师头脑里的固有知识恰如知识的浩瀚海洋里的一滴水。他们特别有必要养成主动学习的思想意识, 不断补充知识、牢固驾驭知识。叶圣陶进一步认为, 教学可相长, 即便语文教师没有太多机会进行专门进修, 他们也应该在教学实践中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 待课后进行总结, 通过自我完善来提高教学水平。只有品德高尚、学识丰富、教学能力突出的语文教师才能够超越语文教材本身, 对学生的语言能力、人格塑造与精神培育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 语文教师的教学方法必须不断改进。语文的学科特点不同于数理化, 也不同于与之近似的英语, 即使语文学习所花时间多, 也难以保证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积累。而叶圣陶关于语文教学方法的见解更加独到, 他说:教师教语文的目的就是为了不需再教。也就说是, 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如何学, 而不是学多少;知道如何写各种类型的作文, 而不需要教师逐字逐句地改。为此, 要先废除遗传于私塾时代的逐字逐句讲授法。这种填鸭式教学方法在各级学校语文教学中大量存在, 其结果就是语文教师们讲得天花乱坠, 学生们听得昏昏欲睡, 整个课堂都被“讲”所占据, 师生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在叶圣陶看来, 代替这种方法的最好选择是施行引导式教学。即教师讲透课文或写作方法之后, 引导学生通过课内外的各种知识储备自己去理解课文, 去发现作文写作条条框框的合理性和个人突破条框的可行性。这样才能减少学生对语文教师的依赖性, 主动学习, 使语文教学获得“不教自通、不讲自晓”的效果[3]6。

著名教育学家、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开拓者之一的叶圣陶, 在语文教育观方面主要体现在对语文教材和对语文教师的关注, 而正是他对这两个领域的关注才从根本上推动了数十年来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圣陶.文章例话[M].三联书店, 1983.

[2]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M].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