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自由奖的获奖感言（精选3篇）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了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得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李雪健当年凭电影《焦裕禄》拿到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他的获奖感言是——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第7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英国演员海伦·米伦凭《女王》获最佳女主角奖，她在台上说：“50多年来，女王伊丽莎白一直保持着她的高贵和庄重，以及她的职责和发型。没有她，就没有站在这里的我。”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殊荣。尤其是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一位杰出的企业家为我颁奖，我感到非常地荣幸。下面我讲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学中的利益与理念。
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利益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实现任何潜在的帕累托效率，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学到的东西。但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如此一来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就是说，既然有没有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行为都是一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那我们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我们经济学家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使用社会资源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假设，事实上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人类为什么犯那么多的错误，包括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世界上有1/3的人选择了一种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称为“计划经济”，它给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带来了多重的灾难。我们甚至没有办法解释我们经济学内部的一些基本问题。我知道今天有一位非常令人敬重的诺贝尔奖得主萨金特教授坐在这里，他是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我也有一个困惑，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预期到的经济政策是不能起作用的。但假如这样想的话，每一个政府官员也应该有理性的预期，如果他们预期到政策不会起作用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制定政策呢?这也是我长期的一个困惑。
过去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们选择做什么，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也受到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讲，人们是通过观念来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认识有限，观念可能发生错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这当然并不是我自己的新观点。事实上，两百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凯恩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们也知道，和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讲过这样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术的冲突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米塞斯还说:“没有思想的行动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我引证这几位伟大的学者的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也正因为这样，好多出于利益的行为经常打着观念的旗号。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经济学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简单来说，人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人类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选择了那么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灾难。
经济学家从很早开始，其实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就是改变人的观念。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让我们认识到市场是人类最有效的合作制度，人的自利行为对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充分的竞争的话。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过去30多年对我们的社会或者说对我们人类做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中国人开始接受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提出来市场经济的理念。中国经济学家使我们破除了对人民公社的迷信，破除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使我们不再相信铁饭碗、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国经济学家也使我们中国的民众相信，自由竞争、自由价格、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些对任何一个经济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推动了我们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因为正如米塞斯所讲的，尽管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是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不会思考，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一些少数人开始的。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已有的传统的思想在思考。
米塞斯曾经谈到，信仰普通人并不比信仰上帝、僧侣和贵族的超然天赋更有根据，民主保证的是一个依靠大多数人之愿望和计划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能防止多数人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从而选择不当的政策，以至无法达到目的，而且还会招致灾难。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并毁灭我们的文明，好事不仅仅靠它的合理性和有利就能成功，只有当世人最终采纳并支持那些合理而又可以实现目的的政策时，我们的文明才会增进，社会和国家才能使人更加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