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的读书笔记个人有感(精选4篇)
这段时间里,我沉浸在这本《激荡三十年》中久久不能自拔。作者吴晓波先生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透过民间观察的角度,用真实和激情相交融的优美文字,整体和个体相结合的描述手法,将一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企业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客观、全面、细致、生动地再现了几代企业家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与迷惘、喜悦与伤痛、成功与没落、经验与教训。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借用这样一句颇为矛盾的话语可能的确反映了1978到2008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
作者按照编年的体例介绍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每年出现的重要事件或现象,并归纳出这些事件或现象的原因,并在每年都附上一个典型的案例介绍,如广为人知的禹作敏倒台、健力宝的沉寂等。可以说颇有当代中国经济资治通鉴的感觉。作者以尖锐的视角帮我们概括了中国这三十年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早期、初期,在国家呵护和政策扶植下一批国营企业拔地而起,茁壮成长,但当时代渐渐步入改革开放成长期后,国家开始放手这些溺爱的“孩子”时,他们开始掉队了,他们原有的市场开始不断遭到自主能力更强的民营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猛烈蚕食,有些国企甚至砰然倒下。这10多年间,国营企业、私有企业、以及股份制公司的兴衰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政府和民营资本博弈的色彩,改革之前,政府掌握了基本上所有的经济资源,而改革便是让民营资本一步步向国有经济领域发起进攻,这其中有成功,有失败,有挣扎,于是便有了书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中国企业的三十年历程,有多少激动人心的辉煌,就有多少令人揪心的陨落。过去我们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一时风光无限,不久就销声匿迹。即便是一些巨型企业,也难以幸免地经历了从神话到噩梦的轮回,“泰坦尼克现象”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正是在这个激情年代中,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种过度泛滥的激情把中国的市场推向了新的无序和盲动,使如今的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更要时刻警觉的是,一旦我们因盲目自信、自我膨胀、急功近利而丧失理性,就有可能撞上那足以令船毁人亡的冰山一角。
这本书让我深深地懂得了两个道理,时势造企业,识时务者为俊企业。在中国特定的国情背景下,事业要有所成就,一定要及时关注中央的政策走向,把握历史的风向,因为根据“丛林法则”——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只有能够不断适应政策及时代变化的企业才能长治久安,才能长盛不衰。企业这样,人亦如此!
经济16-1 葛源方
注:此为中央财经大学陈运森老师《高级财务管理》课程的学生作品
《激荡三十年》一书讲述的是1978至20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改革发展史,对三十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事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其实它也是一部中国崛起的历史,摒弃了从传统枯燥乏味的文件陈述,以鲜活灵动的典型形象,记录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数百位企业家的成长经历,书中既有任正非、柳传志、马云、、吴仁宝等成功的典型,也记述了禹作敏、牟其中、姬长孔、沈太福等人的命运沉浮。全书以编年体的写法,透过一个个企业家的成功或者失败,勾绘出一幅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
一如笔者所述:“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读罢全书,我主要收获以下几点感触:
01
改革与违规
“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说这句话的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的温州基层干部陈定模。80年代中期,他怀揣一张图纸建设龙港农民城,使原来的小渔村成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根据当时国家的政策,“国有土地不得私自进行商业性转让”,陈定模大胆突破,通过土地有偿出让的方式集资建城。
在当时那个年代,意识形态严厉地钳制着经济发展的咽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的盛行和贫穷人民对财富的狂热产生剧烈的碰撞。经济特区建设之初,福建项南、海南雷宇、广东任仲夷,这些地方大员纷纷压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顶着社会舆论,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力推进改革开放。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的小岗村,78年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搞包干;在全国一样穷的年代,穷出了名,穷成了洼地的华西村,69年在村里偷办起了五金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牟其中、王石在浙江、珠三角一带做起“倒爷”,依靠灰色收入积累原始资本;鲁冠球在改革开放前夹缝里搞乡镇企业,绕开民企重重暗礁和国企竞争。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苟延残喘,一无所有的冒险者孤注一掷,有的一步登天,有的昙花一现。
窥一斑而知全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而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正如书中所说,这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三十年风雨走来,这种从违规开始的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一批走在时代前端的冒险者的成功,和一批批如雨后春笋的民营企业的崛起,还有突破重围习惯于“闯红灯”的后遗症,而这也造就了我们现今所看到的中国问题。
民营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改革者对现行法律的漠视与破坏。三十年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跨越,其中产生的动荡和混乱,使得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呈现出本能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则使得容易产生短期化的行为,追求短期的利益和发展,对产业和市场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长期准备。所有这些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增长,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展现出它的不适应性。
02
英雄与时势
梁启超先生在著作《李鸿章传》中曾写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而通读《激荡三十年》下来,感觉更像是在讲述一个道理――顺应时势者为英雄。
那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取参与历史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又都暗示着历史的必然选取。在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里,很多企业和企业家因为把握政治脉搏潜力而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命运。
鲁冠球长于政策,也赢于政策。79年,鲁冠球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政府打算大力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他调整战略,集中力量发展汽车装配业务,很快成为全国仅有的三家万向节定点生产专业厂之一。他看到了国家出台的农机厂政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看到了国家鼓励汽车产业的风口,才有了现在的“万向系”.可以说,鲁冠球的每一次机遇,每一次转型都是顺应时代的潮流,都是相当具有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的选择。
不同与鲁冠球这样的时代弄潮儿,健力宝的李经纬成为了政企博弈中的牺牲品。1984年,健力宝之所以能横出空世,归功于李经纬一个跳出常人思维的想法和举动。为了让世人知道健力宝,李经纬将目光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豪掷25万元赞助了12支国家队。那一年的奥运会,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女排更是以勇不可挡之势登顶,引发举国沸腾,健力宝因此一夜成名。然而,在那个中国经济野蛮生长的年代,李经纬出其不意地创造了奇迹,又因时运和性格铸成了悲剧。前后的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变革大潮中,处置国有企业产权的时候,握有生杀大权的地方政府由于对经营层的极端不信任,外加此时健力宝集团又饱受效率低下和人心涣散的诟病,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和资本经营者们争相追逐的猎物。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恰恰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也客观造就了政府与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
众多民企在一轮又一轮改革中的浮沉起落向我们深刻阐释了一个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时刻保持对政治和政策的敏感度,尤其是在行业选取、经营地域、资金调配等诸多方面需要顺势而为,才能趋利避害,发展壮大。
03
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
吴晓波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写道“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但是,接下来他就提到“我很庆幸活在这个时代,但我希望他快点过去。”
一如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中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78年~年的中国,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2008年~的中国,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从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大约是日本、德国、英国的GDP之和。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注定面临着解决不完的问题。面对来势汹汹的各种问题,中国有着在其特有政治体制下作为一个超大型社会克服、消化问题的独特能力。当我们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央,被裹挟着前进,往往无法辨认一个正确方向,一如我们不能确定在未来中国经济是会变得更好或是更坏。
但眼前所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并非假象,相信所带来的巨大繁荣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一个民族。
读罢全书,不由感慨作者笔力之深厚,流畅的文字间既有纵观三十年风雨的激情澎湃,又不失细腻、冷静和睿智。全书从细微之处切入,逐渐为读者铺展开一张描绘着三十年中国企业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的宏伟画卷,以小见大,发人深省。
首先,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写作特色。
一是编年体和标题语。作者把这三十年罗列开,一年一章,逐年叙述,又穿插对相近年份的比较和类似事件的评述,让读者比较容易把握时间坐标,还能够触类旁通,自己挖掘贯穿全书的诸多线索。作者还用几个字的短语或短句分别作为每年的标题语,如1981年“笼子与鸟”, 1992年“春天的故事”,“入世与出局”等,都准确提炼了每年的大事,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对现在许多不谙历史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按时间线索进行的梳理和总结最为直观和有效。
二是春秋笔法和民间视角。作者吴晓波是财经记者出身,与书中很多人物都有过交流。他在这套书里并没有打官腔、唱高调,而是以一个亲历者和记史官角度,以思考者和知识分子的情怀,对事件和人物尽量如实记叙,娓娓道来,字里行间让我们既能看到重大事件原貌,又能感受到他对人物前途、民族命运的殷切关心。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之处就是对健力宝之父李经纬的描绘。作者真实地写出了在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一个企业家与政府在企业产权问题上的博弈和必然失败的结果,也配以那幅几乎是整本书最具震撼力的照片——李经纬在公司股权被转让他人的仪式上泪眼问苍天——和文字来说明一个创业者在特殊环境下的悲情和无奈。这正是作者理性和感性的结合。
三是似曾相识,志在高远。读这套书,让我联想起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和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两本书。吴晓波毫不掩饰对前一本书的崇拜,认为它 “令人血脉喷张,激动难以”。在《激荡三十年》中,那挥之不去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对历史性重大事件的着重描绘正是茨威格的血脉。而后一本书的文体可能对吴的影响更大,无论是编年体裁还是“企业人物史”单元,更像是对曼切斯特致敬。这两本书一个是薄薄的册子,一个是厚厚的巨著,却同样是传记中的经典。《激荡三十年》一书吸取前者之魂,后者之体,既是对前辈伟大传记的效仿和超越,又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史的空白,其志不小。另外,现在吴晓波作为专栏作家还在用同样的笔触记叙晚清和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传承了他在本书中的一贯风格。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3
如今的各种机会也许不如改革之初那么显而易见,但是比当时的人们接受过更多教育的我们这一代、拥有更便捷、更丰富信息的我们这一代,一定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好吧,我得承认,选择去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的初衷只是好奇中国的富一代的发家史。然而不知不觉,这篇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开始深深地吸引着我一鼓作气读完它的上下两部。读完后又突然发现,今年居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真是个奇妙的巧合。
这套书似乎属于商业类或经管类,可我却想将它归于历史类,可以作为了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扫盲书来读。整个阅读过程就是不停地感叹原来如此啊!原来任正非、宗庆后等等商业帝国大霸主都是四十岁之后创业的,我们怎么可以把年龄作为不去努力奋斗的理由;原来第一代企业家创业初期是冒着那么巨大的风险,但是改革就是要突破现有规则,要有足够的胆识做别人不敢去做的事,这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原来房地产业最初的发展,扭转了当时经济下行趋势,是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正面作用的;原来国企经营管理的困境这几十年都一直存在,“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等体制问题始终禁锢着国企发展的脚步;原来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政府部门监管起来确实很不容易,“治大国若烹小鲜”真是说起来容易做着难。
在过去的40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南方又总是比北方更先嗅到赚钱机会。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在4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40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阶级固化等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每个人都急于追赶,追赶比自己富有的人、追赶国家的印钞速度、追赶催人衰老的时间。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1978年
教育:
全国统一高考恢复。全国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12月26日晚上,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北京。
思想解放的标志:
《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邓小平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定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技研究的攻关重点。
经济以及外交:
中国领导人频频出访外国,如邓小平出访日本。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8月,主管汽车行业的第一机械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著名企业发电邀请,希望他们来考察中国市场。
1979年: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企业发展:
万科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王石当上了经理。
张瑞敏被派到“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引进勃海尔的技术,“张瑞敏砸冰箱”成为这家日后中国最大的家用公司的第一个传奇。
1983年,科海、京海等公司相继出现。1984年,四通、信通和联通等公司先后建立。
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提出用易拉罐包装健力宝,并将眼光投放于洛杉矶奥运会。
史玉柱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发誓要做中国的IBM.李东生在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后来成为有名的家电公司TCL.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这边是后来通知了中国家电业十余年的科龙公司的前身。
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
由此带来的反响:
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
2-3倍。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
何阳靠给企业出谋划策,赚了40万,并创办技术研究所,获取中国专利。
辽宁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
陈东升辞职下海成立嘉德拍卖公司,后来募资创办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毛振华下海创办中国第一家评估公司——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田源创办中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郭凡生办了一家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
冯仑在海南炒卖地皮。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的事例:
张树新和丈夫在中关村做着传呼机的生意,三年后创办中国第一个网络公司瀛海威。
软件设计师王志东创建了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他在家里研发出“中文之星”中文软件平台后来创办新闻门户网站新浪。马云在杭州办了一家海博翻译社,后来创建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的李彦宏后来创办中文搜索引擎公司百度。丁磊创办网易。张朝阳在教授的鼓动和投资下,回
国创办了搜狐。
国内市场的萧条 企业的“陨落”
1997年,经融风暴席卷亚洲各国。
山东秦池酒厂被曝光“白酒勾兑”丑闻,在负面报道的影响下,销售额一路下降,法院裁定拍卖“秦池”商标,公告贴出,全国无一人应拍。
史玉柱的巨人集团被曝光出现财务危机,工程因资金短缺而停了下来。
三株集团内部管理混乱,因一个偶然事件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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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亚细亚公司负债6.1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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