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腐败

隐性腐败（推荐7篇）

隐性腐败 篇1

政法学院08级法学

李裴裴 0803010056 摘要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旧体制的影响和弊端尚未完全消除，新的体制又未真正建立，社会转型阶段的漏洞也就滋生出了许多社会问题。公务员福利制度自建立到现在，其体制仍未得到完善，存在很多的弊病，尤其是存在着诸多隐性腐败问题。为此，笔者将透过福利制度的表面来探索其背后的隐性腐败问题，力求为公务员福利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见，还公务员福利制度一片蓝天。

关键词 公务员 福利制度 隐性腐败

一、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概述

公务员的福利是指机关为改善和提高公务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之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和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用以满足他们带有共同性或普遍性的消费需要,解决公务员个人或家庭难以解决的某些困难。

我国公务员的福利制度主要包括公务员的工时制度、休假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福利制度灵活，可以无条件补充公务员特殊情况下的基本生活需要，使公务员能安心工作，发挥才干，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公务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增强机关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是，由于福利制度的任意性和自主性过大，隐性腐败也就在其中潜滋暗长。

二、隐性腐败的内涵阐析

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危害国家政权的行为。腐败又可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显性腐败是指明显地表现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并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危害的行为,而隐性腐败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需要调查、取证、分析、定性才能被制裁、处理。隐性腐败也叫亚腐败和非典型腐败,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对此定义为:它是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不那么干净的空间。⑴隐性腐败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譬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打招呼”等等。由于隐性腐败处在一个即将犯罪又尚未构成犯罪的尴尬地位，这样也就使人感到安全，有所托辞，所以隐性腐败之风有愈刮愈烈的趋势。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并及时遏制，任其滋生蔓延，最终将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下的隐性腐败探源

（一）我国福利制度不够健全

目前，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存在以下弊端：第一，相当部分福利项目设置不当，甚至是有名无实。譬如，有些单位并不处于常年多雨的地区，却每月都有美名为“雨具补贴”的福利。还有的单位对同种性质、内容的福利冠以不同的名称予以发放。第二，目前，我国公共部门预算外资金的规模已相当庞大,这是造成“泛福利”、“滥福利”的资金根源。同时,未列入工资条管理的福利支出比重偏大,这部分支出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 公务员的“活钱”和“隐性福利”。在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福利在公务员全部劳动报酬中占据着过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的超大比例。第三，福利制度不统一，福利支出关系不合理，各机关基本上是自行其是。一般来说，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福利待遇就高，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福利待遇就低。其次，不同部门间的福利支出差距明显，中央机关、地方、基层机关之间,以及党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机关、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不同机关之间公务员的福利支出差距过大。再次，担任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不同，在同一部门，由于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担任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所没有的职务性消费，再加上职务性消费随意性大、不透明，就使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福利待遇远远高于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公务员福利制度存在这些的弊端，就很容易在福利分配的过程中滋生出腐败问题。

（二）公务员现行福利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公务员法》出台已经4年了，但是其作为公务员福利法律法规体系龙头的法律作用还有待发挥，且其本身的条款尚待澄清；其次，现有福利法规都是在《公务员法》出台之前制定的，与《公务员法》不衔接、不一致、不适应，特别还缺乏如何在政府预算中保证政府机关合理的行政经费包括福利费支出，如何逐步取消预算外收入的法规；第三是政策文件滞后，不适应《公务员法》以及实际情况变化的需要，相互之间存在政出多门、依据含混、缺乏协调、内容重叠，甚至出现矛盾冲突的情况，且法律层次低，无法满足公务员福利制度及福利支出遇到的新情况需要。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够统一规范，某些基本概念混淆，缺乏全面的科学依据，相互间缺乏协调和衔接，这是引发公务员福利方面诸多表层和深层次问题的重要基础性原因。⑵

（三）监督机制缺位

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遏制腐败的重要途径。在福利制度中产生隐性腐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机制制约失衡,形成监督死角。具体而言,是管理监控主体、措施、办法缺位、不到位。一般来说,监控主体包括外部监控主体和内部监控主体。各级人大代表是监控政府机关福利支出的主要外部主体。由于预算收支状况的审议和监控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而人大代表多数为非专业人士，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其很难履行预算监控职责。内部监控主体也就是政府自身,这种自身的监督的作用是很小的，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内部监控。而且人民的政治参与不足,没有发挥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作用，乔治·艾米克就说过“倘若政府大门敞开,可却没有人去瞧瞧,那么情况还是和大门紧闭时一样”。另外,监督机制的执行流于形式。现在一些地方、部门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或是“一把手”身上,上级鞭长莫及，不好监督同级怕得罪人，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制度形同虚设。⑶

（四）部分公务员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探寻公务员福利制度下隐性腐败的原因也应从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在各式各样隐性腐败问题中，不少隐性腐败的发生纯粹是由于公务员道德不良、作风不正的结果。一些公务员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是非不分，不是带头艰苦奋斗，而是带头奢侈浪费。他们信奉“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自己不花别人也会花，不花白不花”的极端利己主义，在作风上官僚主义，把手中的职权当做是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四、控制公务员福利制度下隐性腐败的策略选择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将隐性腐败扼杀在摇篮里是我们反腐倡廉的根本宗旨所在。通过对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中隐含的腐败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控制公务员福利制度下的隐性腐败问题。

（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法律法规

法律是国家统治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健全而完善的福利制度的法律法规也就成为规范公务员行为、预防隐性腐败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目前福利法律法规的现状，我们首先可以指定内容完善的公务员法的司法解释，澄清《公务员法》中的一些模糊条款，进一步详细规定公务员福利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内容；其次应该出台相应的法规来逐步取消在行政经费预算外的福利性支出，将福利支出统一划拨到中央财政，缩小各地区、各部门、各级别的福利支出差距，控制隐性腐败的滋生；第三应该制定相对灵活的政策，应对市场经济的变化，满足公务员因市场变化导致的生活特殊需要，使其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

（二）借鉴国内外经验，完善公务员福利制度

第一，可以借鉴新加坡等国的“高薪养廉”政策，结合我国的国情，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以高薪来保证廉洁。第二，逐步降低工资收入中福利的比重。参照国外住房、医疗、交通以及公务等保障制度方面的经验,以市场为配置福利资源的主要机制,将一部分福利性补贴纳入工资标准,把住房、医疗、交通以及公务等方面的补贴,由过去的暗补改为纳入工资的明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住房、医疗、交通以及公务等保障货币化模式。第三，规范福利名目，坚决杜绝同一性质、内容的福利以不同名义发放现象的发生，杜绝“泛福利，滥福利”现象的盛行。

（三）强化监督

有权力必受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可以说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由此可见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重要性。根据政府运作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同时把公众纳入监督体制，建立起群众监督机关作风和政策的运行平台，政府公布福利开支，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公众只有享有了知情权，才能实现监督权。另外可以推行部门预算,细化支出项目,加强内部监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四）加强公务员的作风建设

现实中，隐性腐败基本没有被作为腐败来认识和治理，获得利益的人们不会认为自己获得了腐败利益。腐败不被认为是腐败，被视为理所应当，问心无愧，合情合理。而且事实上，因为它是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至于不可能去追究腐败责任。这些隐性腐败利益被执政机关和执政人员视为应该获得的报酬，意味着获得隐性腐败利益已成了公务系统运行的缺损模式。为此，公务员要加强对党的一系列反腐倡廉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树立起廉洁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倡导求真务实、苦干实干的工作作风，坚持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候牺牲个人利益来保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增强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加强道德修养,提高政治素质。

参考文献：

⑴、⑶丁燕飞，《试论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下的隐性腐败》，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隐性腐败 篇2

关键词：高管隐性腐败,制度环境,产权性质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 中纪委进行的一系列反腐行动所暴露出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华润集团、中石油集团等企业高管腐败事件曝光, 使得高管腐败越来越受到企业和学术界的关注。

高管腐败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早期主要集中于腐败的经济后果的探究(Huang和Snell,2003;Oler和Olson,2009)。 近年来许多基于寻租理论、管理者权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的研究则注重挖掘腐败产生的原因(陈信元等,2009;徐细雄和刘星,2013;杨德明等,2014;胡明霞,2015)。为了更清晰地反映高管腐败问题,徐细雄(2012)将其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其中显性腐败是指企业高管以贪污受贿、内部交易、职务之便等形式做出的违背相关法律法规以获取私利的行为;而隐性腐败则指企业高管通过隐蔽途径实现的非常规利益攫取,常见手段包括在职消费、 超额薪酬、商业帝国构建等。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探讨高管显性腐败发生的原因及经济后果,鲜有文献针对高管隐性腐败的产生进行深入探究。本文试探究高管隐性腐败与制度环境以及产权性质之间的关系,为公司解决内部控制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文以我国沪深股票市场2010—2014 年的主板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 在此基础上,(1) 剔除被ST和*ST的公司;(2)剔除财务、公司治理不齐全的公司;(3)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经过样本的筛选和面板数据的平衡处理后,最终获得871 家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平衡面板数据, 数据源自CCER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

(二)如何量化隐性腐败。 对腐败的研究, 学者大多采用手工收集公开披露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数据设置二元哑变量(陈信元,2009;徐细雄和谭瑾,2013 等)。 而隐性腐败的衡量主要使用在职消费作为代理变量(杨德明、赵璨,2014)。高管收入主要由薪酬、 股权激励、 在职消费等几部分组成, 薪酬和股权激励属于正常所得报酬,而除去高管宴请、交通、通讯等正常在职消费以外的异常(超额)部分可以理解为隐性腐败。 本文测算了2012—2014 年主板上市公司异常在职消费作为高管隐性腐败的估计值。

1.在职消费。 对奢靡在职消费的衡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模型(1)估计异常在职消费:

其中,Perks表示管理费用中扣除董事、高管及监事会成员薪酬、计提的坏账准备以及当年的无形资产摊销等明显不属于在职消费项目后的金额;Asseti,t -1表示上一年度资产总额;ΔSalei,t代表本期营业收入变动额;PPEi,t-1为上期固定资产净额;Inventoryi,t-1为上期存货总额;Ln Employeei,t为企业雇佣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回归后的残差 ε1是指无法为正常的经济变量所解释的那部分在职消费在上期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即在职消费替代变量,用Over Perks表示。

2.超额薪酬。 管理者薪酬主要包括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薪酬两部分,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高管持股比例偏低甚至零持股的现象, 且现有数据区分管理者持股类型相对困难, 因此本文主要考察管理者的货币薪酬,选用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 作为高管薪酬的替代变量。 借鉴Jensen和Murphy(1990)、辛清泉等(2007)、陆智强等(2012)、张亮亮和黄国良(2013)的研究, 本文使用高管实际薪酬剔除正常薪酬之后的异常值(残差项)作为高管超额薪酬衡量指标。具体模型为:

其中Ln(Payi,t)为 “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Sales代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ROA、Ret和IA分别表示公司盈利能力、股票收益率和无形资产比率;Control为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 国有上市公司为1,非国有为0;设置地域差异变量Region,同时设置年度虚拟变量,并参照CSRC行业分类设置行业虚拟变量。 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值即为超额薪酬,用Ex Com表示作为超额薪酬的代理变量。

3 . 过度投资。 参考Richardson(2006)、 辛清泉(2007)、詹雷(2013)等人的研究方法衡量过度投资。 企业存在最优投资规模,且受到公司规模、投资机会、现金持有量、财务状况等因素影响, 企业投资超过最优投资额的部分即为过度投资。本文使用模型(3)中企业新增投资除去正常投资额之后无法解释的异常值(残差)作为该企业的过度投资量。

其中Invest代表i公司第t年新增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额。 Q代表公司成长性(托宾Q值);LEV为资产负债率;Cash代表货币资金, 即年度货币资金与总资产的比值;Size为公司年度总资产的自然对数;EPS即市盈率;Age为IPO年度到上年末为止的年数;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与模型(2)变量设置相同。 模型(3)回归残差值ε3i,t为样本公司i在t年的超常投资额,本文用OVERInv表示。

4.隐性腐败量化。 对于隐性腐败模型权重的确定, 为了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在职消费、超额薪酬和过度投资三个指标的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对指标打分,利用各指标的客观权重, 建立基于熵值法的隐性腐败估计模型, 通过各年隐性腐败得分的多少判断该公司的腐败程度。

由于异常在职消费(Over Perks)、超额薪酬(Ex Com) 和过度投资(OVERInv) 三个指标均为负向指标,且根据朱喜安等(2015)的研究,极值熵值法优于原熵值处理方法。 故本文采用极值法, 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避免在熵值求权数时取对数无意义,借鉴马文明(2007)的数据进行了平移处理。 熵值法计算具体步骤由于篇幅限制不再赘述, 最终得到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4 年隐性腐败衡量指标值Im Corr'。 由于在熵值计算过程中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故所得隐性腐败衡量指标为正向指标, 即指标值越大高管隐性腐败程度越低。为了使指标值符合正常逻辑,对指标值进行负向化处理。 即:

Im Corr即为高管隐性腐败衡量指标。Im Corr值越大,该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程度越严重。

(三)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4):

为了检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高管隐性腐败与市场化进程的关系差异,本文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交叉项Control×Index, 考察该交叉项系数是否显著。 另外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国企组和非国企组, 以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选取樊纲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得分作为衡量该地区制度环境的代理指标。但由于《报告》更新速度较慢,考虑到外部治理环境在不同年度间的变化相对稳定,本文用现有最新一年的数据代替尚未披露信息年度的数据( 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 王彦超等,2008)。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借鉴学术界常用做法, 选取董事会独立程度、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产权性质作为检验模型的控制变量。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下页表2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高管隐性腐败Im Corr与市场化进程Index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分别为0.01 和0.081,说明市场化进程Index值越高, 企业高管隐性腐败指标Im Corr值越大,即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 企业高管隐性腐败活动越严重。对于其他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高管隐性腐败与董事会独立程度、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 与总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二)多元回归分析。 从下页表3给出的面板数据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全样本市场化程度Index与高管隐性腐败Im Corr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641。 且从分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组(2)和组(3) 的市场化进程Index分别在0.01和0.05 的显著水平上与高管隐性腐败正相关,但高管腐败组的系数较大,说明相对于隐性腐败程度较低的企业, 高管隐性腐败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与高管隐性腐败程度相关性更强。 在控制变量中, 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与高管隐性腐败情况Im Corr正相关, 说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独立程度越高,高管隐性腐败程度越低。

(三)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结果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定性检验:(1)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型,参考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提出的经验估计模型计算获得隐性腐败指标Im Corr2,回归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2)采用衡量高管隐性腐败是否发生的哑变量Im Corr3 衡量隐性腐败, 当Im Corr值大于0 时赋值ImCorr3 为1,当Im Corr值小于0 时赋值Im Corr3 为0。 采用Logit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改变。 (3)以1997—2009 年市场化进程数据的平均增长幅度来预测2010—2014 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检验,发现结论并没有发生改变。(4)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本文结果一致。

四、结论

本文利用871 家上市公司2010—2014 年面板数据,重点考查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实证研究发现:(1)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企业高管的隐性腐败程度越高。 相反的,由于市场化发达地区的媒体关注、信息透明度等水平较高, 显性腐败容易被揭露, 高管会转向相对隐蔽的隐性腐败方式获取利益。(2)在企业自身内部控制较弱的情况下, 企业高管更倾向于在职消费等形式谋取私利。 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高管行为, 从而抑制高管谋取私利的行为。

秘书腐败：失控的隐性权力 篇3

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08年12月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中共十七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

记者近来调查发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受访的多位专家认为，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逐步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由于秘书腐败与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正视和解决秘书腐败问题成为全面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身边人”成腐败易发人群

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

经法院查明，王传东在2001年7月至2006年5月任陈世礼的秘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特殊地位，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7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0.2万元、购物卡2.4万元。

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这是陈世礼腐败案在社会上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谓秘书？ 按《辞书》上解释，秘书就是协助领导干部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顾名思义，秘书只是领导干部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是一般的工作人员。

按照中央的严格规定，只有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允许配专职秘书。可实际情况是，现在我国秘书配备过度，一些市县“一把手”大都配有多种名目的“秘书”，而且干部配备秘书过多的势头有增无减。

据记者了解，现实中多数秘书能够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干好分内工作。但近年来也有少数秘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地做一些普通人难于做到的事情，被百姓戏称为“二领导”。

“由于秘书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

“有些秘书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北京市直属机关一位姓张的退休干部向记者透露，“有些秘书还向当事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以从中获得报酬。”

在不少人眼中，秘书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事务中的腐败易发人群。除了王传东腐败案外，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案也令人关注。

2007年12月20日，吉林省高院对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腐败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判处秦裕无期徒刑，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秦裕，曾被上海一些干部群众称为“上海第一秘”。经法院审理认定：1998年4月至2006年6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万余元。

另外，在秘书腐败案中，影响较大的还有“河北第一秘”李真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判处死刑；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受贿人民币40.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北京市原副市长黄超的秘书何世平，受贿人民币24.3万元，被处有期徒刑1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炬的秘书蔡建辉受贿港币109万元，人民币5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郑筱萸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也因巨额受贿分别被判刑5年和“死缓”……

秘书权力的隐性来源

受访的多位专家分析认为，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的职责分界含糊，在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双重失效的情况下，秘书腐败在所难免。

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

“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拐杖化生存’现象严重，他们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北京市国土资源局一位年轻干部指出，“有些领导干部检查工作走的也是秘书和基层领导干部安排好的线路，听汇报都是秘书筛选过的内容，所作报告都在念秘书写好的稿子。如果领导干部决策能力低下、专业知识缺乏的话，工作中对秘书的依赖程度就更高。”

其二，秘书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目前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就是履行个手续。结果出现不少领导干部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的情况。

“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的秘书上任后，出于感情和被信任等复杂的原因，很容易形成工作关系与个人感情关系难以分开的现象，甚至由工作服务关系变成可怕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龚维斌教授对记者说。

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由于秘书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

据了解，“河北第一秘”李真落马后，曾与新华社记者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

其四，“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不少受访者认为，有些领导干部个人权力过大，那么与“一把手”有着特殊关系的秘书，在外人看来，权力自然也不小。社会上一些有求于“一把手”的人，也往往总是从秘书那里打开缺口。

“可以说，领导干部权力越大，其秘书‘含金量’就越大。秘书主要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杨钟红副教授分析认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领导干部秘书当成拉拢腐蚀的对象，是因为通过秘书就可以直接找到一条‘通天’的捷径。”

秘书腐败产生“连环效应”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

2000年9月14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执行死刑。记者在公诉人的公诉书和证人证言材料中发现，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小人物”---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爱人发觉后，这位周秘书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为李平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工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由于秘书经常参与某一项重大决策的酝酿产生过程，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当秘书是一条从政捷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李成言教授认为，“这些秘书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不少将会被培养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他们自身放松学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丧失，一旦掌握大权后，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产生的社会危害也很大。”

不少受访者认为，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很多地方对秘书腐败的预防和治理，尚未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对领导干部秘书这个权位不高但能量很大的职位，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在秘书的选拔、考核制度和制约机制等方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对记者说，“应把治理秘书腐败寓于相关政策措施之中。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对秘书的组织考核、民主评议和测评制度，推行秘书交流、岗位轮换、任职回避等制度，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另一方面选配领导干部秘书或从秘书岗位调任实职时，应完全按照党的干部标准，这样才有利于把人选准用准。”

韩国《腐败防止法》难阻总统腐败 篇4

近20年来，韩国历任总统似乎都与“腐”结缘，要么本人，要么家人，个个牵涉贪腐丑闻。即使当初背着清廉名声，战战兢兢走完任期的上届总统卢武铉也难逃一个“腐”字。目前，卢武铉的腐败案还未终结，但韩国媒体已开始进行反思——为何总统腐败屡禁不绝？

其实，韩国对公务员子女从政经商监管非常细致，官位越高，腐败的处罚越重。韩国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腐败防止法》。为何这么严格的制度，最终却不能监督最高层的腐败？韩国媒体认为，“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是腐败最大温床。“总统总务秘书本应该承担监督总统家人、亲属和青瓦台员工的重任，但卢武铉却将这一要职给予了自己的童年‘玩伴’”，韩国媒体评论指出，“这就如同左手监督右手。”

为此，韩媒体呼吁，现在最应该做的，首先是增强选拔总统方式，确保品格高尚的人领导国家；同时，应该对总统府人事任用进一步“把关”，不能再让裙带关系污染韩国政坛。

隐性腐败 篇5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腐败现象就一直存在，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当今中国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发展趋势是始料不及的。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件25912件，判处罪犯26226人，同比分别上升了0.1%和2.0%。在当下腐败出现了这样几个特征：大量的高官及其家属成为腐败的主体；腐败大案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大大增强；集体腐败愈加明显和猖獗。日益严重的腐败形势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反腐败也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但是这种级别越来越高、所涉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蔓延趋势却还在延续，腐败与反腐败正经历着激烈的较量，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腐败的滋生。但权力的存在在现阶段又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还依旧依托于权力的占有，因此腐败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其中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所遵循的规则出现了错位，市场经济活动具有严重的行政垄断，形成“金权政治”，这必然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治。此外，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够、腐败的风险系数不高也是诱发腐败之所以惩而难治的原因。在物质横欲、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各种诱惑也会越来越多，这时掌握权力的官员如果缺乏行政道德的约束和外在的监督，加之其权力的保护，就很难抵挡得住那些诱惑，从而借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达到庸俗享乐的目的，导致国家资源的损失。

面对严重的腐败形势，做好反腐败工作成为一大挑战。对此，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建立了反腐败的制度体制系，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很有效的遏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认为，目前中国在制度反腐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侧重于事后出发的多，注意事前预防的少；分散的法规多，集中规定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少，难以形成合力；柔性的制度多，刚性的规定少，留下很多漏洞和空间；宣誓性、表态性制度多，可操作性较强的制度少，在反腐败斗争中难以操作，随意性强。作为一名执法人员，其观点多少反映了当今中国反腐败工作中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方面的缺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的各项制度。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反腐败包括三大点，一是预防腐败的产生，二是遏制腐败的蔓延，三是对产生的腐败进行惩治。反腐制度的建构要围绕着这三点，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首先，加强对官员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使人大监督处于我国整个监督体系的最高位置和核心地位；实行纪委机构的垂直领导，确保其在党内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建立和健全舆论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大众的监督力量，特别是要健全网络监督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其次，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转变政府的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尽量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交易活动，如禁止官员从商等。并且，还要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加强法制建设。加强集中规定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严厉的惩治制度，此外，要加强对官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资源，倡导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隐性腐败 篇6

浅谈腐败原因与反腐败措施

第一部分序论

本论文的主题是对于政治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的概述从而引起对腐败成因的剖析思考以及对反腐败措施的探究，本文就是对该主题的个人看法及感想。文章是本人主要围绕依据“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来谈谈对于政治上和社会上腐败问题的想法感想。其中调查问卷通过网络渠道填写，包含不同学校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以及其他不同职业的社会人士的意见和看法，总共约300人参与填写，由本人统计数据而得出调查问卷之后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问题。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该序论；第二部分是对腐败现象的概述；第三部分是对腐败原因的剖析；第四部分是对反腐败措施的探究；第五部分是总结。

第二部分腐败现象的概述

根据问卷调查数据来看，如今政治和社会上确实存在腐败现象，并且现象还趋于严重。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现象，腐败现象几乎存在于各行各业，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因此腐败问题不仅是国家、地域性问题，而更是全球性问题。

回顾从我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内外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自从党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党内部的贪官污吏便开始大大增加，屡禁不止。

近年来，党已加大对官员贪污腐败的教育和惩处力度，例如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该局拥有更广泛的职能和权力，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反腐败宣传、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上抓一些源头性的工作等。自从前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会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看作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进入转型发展近30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关于反腐败目标的看法。相关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中国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其中约450人是省部级官员，包括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希同、陈良宇和***。从2007至2012年五年间被处分的有60余万人，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根据最高检察院的资料显示，自2009

年以来，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如此证明民间反腐没有安全保障，使得反腐过程颇为艰难。

从几十年来的腐败案件来看，几乎所有都涉及到经济问题，且涉案金额巨大。腐败案件有逐渐转化为窝案、窜案、案中案，涉案人员众多，呈现出“集团化”的趋向，腐败的群体逐渐由低层向高层发展。所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困难性就可想而知了。例如，厦门远华走私案，其涉案金额之巨，规模之大，案件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案共涉及了600多人，涉及了不同的部门甚至国家党政机关的高官，案件之大可见一斑。案件造成了国家近千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不仅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众多贪污腐败案件中，经济损失巨大，对国家形象造成最为恶劣影响的莫过于官员外逃问题。这些人，在国内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逃走的时候再卷走无尽的民脂民膏，其恶之深，其罪之重，难以用语言描述。据统计，贪官外逃现象趋于严重，中国的资料显示，涉及贪污的，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官员，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也不少。外逃官员人数之多，涉案金额少则几千万，多则上亿人民币。由于国际有关问题，只有少数人被绳之以法，大多数人仍然在国外逍遥法外。这些人不仅带给国家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恶劣的影响。

因此，腐败问题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尽管腐败形势比较严峻，但近年从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统计来看，我国的清廉指数还是比较高，由于近年来对腐败惩治力度的逐渐加大，腐败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在国际上的廉洁名次也在逐步提升，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尽管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在廉洁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努力。

第三部分腐败原因的剖析

事出必有因。腐败问题的产生也是有原因的，但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来自于许多方面的因素。为什么我国腐败现象能够得以产生、存在和蔓延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主观方面

主观方面是来自于腐败人员自身的原因。原因如下：

1.理想信念淡漠，是腐败现象滋生的条件与土壤。某些领导干部

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理想信念淡漠，精神生活中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最终走上违纪违法之路。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思想扭曲，意志蜕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力，忘记了在党旗下的誓言，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叛了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抵御不住金钱、美色和奢靡生活方式的诱惑，使意志薄弱者沿着违法乱纪的泥道滑下去，无法回头。

2.利益权力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俗话说：“人为财

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

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由于自身素质信念的缺陷，在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与不顾，而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二)、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是来自于外界环境的因素。原因如下：

1.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产生并

迅速发展至如此严重的地步，与我国的政策、法律、法规存在漏洞是具有紧密联系的。腐败分子就是善于寻找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漏洞，由于政策法律法规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漏洞，腐败现象就会很快地渗透进去，在其中开始衍生和发展。

2.监督乏力，权力私有化严重。名人阿克顿说过：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

制度，当掌权者拥有不受其同事和下级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时，容易形

成家长制作风、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局面，就易使掌权者腐败。目

前对官员的腐败行为监督主要依靠上级部门和专门部门，监督过于单

一。作为“屋漏在上，屋下必知”的群众，虽然对一些官员的腐败有

切身感受，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或者缺乏关键证据而忍气吞声，导

致监督的乏力。

3.道德约束乏力导致腐败。腐败行为既是个体道德堕落的结果，又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在一定意义上的反映。在社会层面上，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

系还未牢固建立，腐败现象由此泛滥。从经济根源上分析，腐败是与

重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挂得上钩的。加上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一些掌权者在任时和离任后反差太大，心里难免失衡，看

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想在离职前捞一把，为自己留好后路，结果走

上不归路。

总之，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出现了腐败不可怕，但最重要 的是，我们要从这些原因中汲取教训，获取经验，从原因来分析反腐败对策，进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

第四部分反腐败措施的探究

众所周知，人人都痛恨腐败现象，但面对腐败的种种原因和严峻的现状，对腐败现象仅有痛恨是不够的，任何良好的愿望，都不如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措施。所以，对于反腐败，措施是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措施。措施这东西，总是越多越好，越多越有效，不厌其烦，应该不厌其多，不厌其有效，应该利用一切有效的措施来打击腐败现象。归根结底，预防腐败与反腐败的措施有哪些呢？

（一）、根本在于机制体制的改革

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所以必须把加强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对于孕育腐败的温床和条件，要彻底消除，而要消除腐败的土

壤，还在于改革机制体制。

（二）、加强官员自身的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和道德素质

由于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官员有着“官本位”思想。因此，要减少腐败还要从改变官员的思想开始。在教育上，要更加广泛、深入。加强教育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让其摈弃“人为已，天诛地灭”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败文化思想，而树立其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继承和发扬民族和党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精神，不仅让官员受到感染，也让公众改变自己的思想，认识到官员与群众之间是相互信赖的关系。只有加强了官员的自身道德修养，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三）、加快完善监督体系

要让官员注意到，时刻有无数眼睛正在监督他们的行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须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还需强化人大的监督职能，确保其监督到位；要重视和依靠政协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体的监督作用；要强化舆论监督，赋予新闻媒体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等；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形式，加大网络反腐渠道，让广大网民参与反腐，从而使其成为防治腐败和反腐败的锐利武器。

（四）、加快法律的完善，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决心反腐，必须加快法律完善。还应建立强大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确保其办案独立性；重拳出击重点领域，加大震慑力度，抓重点环节、重点部门、重点人物；严厉查处腐败案和腐败分子，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只有如此，才能让官员远离腐败这条红线，从而达到有效防止腐败。

（五）、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和高薪养廉制度

为防止官员腐败，就有必要提高透明度，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官员的个人财产也必须透明。公众了解了官员的财产状况，才可在平常的监督活动中判断了解官员是否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建立高薪养廉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官员腐败的顾忌，还可以解决官员在退休后生活的后顾之忧。这样，官员就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受贿，一边面对腐败的高风险，一边是非常高的、足以使自身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的薪水。在这方面的选择是可以预料的，官员必定不会涉足腐败，而腐败现象也必然由此消除。

第五部分总结

在反腐败斗争中，“反腐没有观众席”，人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群众举报是获得腐败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群众的支持是查办腐败案件的强大动力。事实证明，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任何好制度、好方法，都可能成为“笼中虎”。而只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反腐败斗争才能如虎添翼。正如国家领导人所强调的，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要使反腐倡廉工作真正实现“没有观众席”，就必须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踊跃支持。

在面对国家如此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作为公民，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积极投身到反腐败斗争的队伍中来，为国家的反腐败斗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形势下，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能力的微小，但许多微小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是强大的力量。所以，对于自己，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认真完成大学学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实践，提高自己的能力；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方面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积极与党组织靠拢，加强对党的了解，并为党的事业献出力量。作为当代青年，应该以成为特色社会主义的“五好”青年为目标，并努力做到。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力量。

承诺书：

我承诺：我所呈交的课程论文，是本人通过学习、研究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内容。本论文的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隐性腐败 篇7

一、我院审理腐败案件的基本情况及典型案例

十六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和工作的逐步深入，鹤壁市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惩治力度，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自2003年至2006年6月底以来，该庭共审理各类腐败案件 件 人，其中贪污案件 件 人，受贿案件 件 人，其他案件 件 人。

在已审结的案件中比较典型的有：被告人郭万和贪污一案。

1999年2月8日，被告人郭万和从鹤壁市淇滨开发区土地管理办公室领取浚县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转来的征用大来店村耕地补偿费用计134541元。回村后郭万和除将青苗补偿费和附着物补偿费9741元正常下帐支付外，同年4月30日郭万和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124800元中的12480元，与另一笔12429.25元的征地款相加后,开具了24909.25元的现金收入凭证,交现金保管蔡晏民入帐,而将余下的112320元留存于自己经管的现金帐上，自己使用和借与他人。2000年下半年，郭万和发现帐目错误时，并未及时采取措施补救，而是将124800元的原始收入单据予以销毁，自制了12480元的虚假收据入帐而将帐走平。2004年3月，被告人郭万和为防事情败露，又将自制的12480元的虚假收据换成自制的124800元的收据，并以脱库为由，伙同蔡晏民开具了4张数额计为112320元的虚假支出单据，重新将帐目走平，从中将112320元据为己有。

案发后郭万和已将全部赃款退至公诉机关。

浚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郭万和利用自己担任村委会会计的职务之便，借自己协助人民政府管理土地征用补费用之机，采取收入不入帐和开虚假支出票据的方法，将其经手管理的土地征用补偿费用112320元据为己有，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构成贪污罪。浚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对被告人郭万和的指控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郭万和及其辩护人辩解辩护称“郭万和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理由法律依据不足，故对其理由不予采纳。被告人郭万和在案发后退出全部非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一款(一)项、第六十四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的规定，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处被告人郭万和有期徒刑十年，对其非法所得112320元予以追缴。

宣判后，被告人郭万和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这个典型的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鹤壁市属于不发达地区，有较大辖区地处偏僻山区，所以村委会领导职务侵占、利用村委会领导贪污的案件比较多，审理这样的案件，一定要根据现实情况，依法判处，既打击了刑事犯罪，又保护了国有资产不受侵犯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给广大辖区农民以安稳与信任，才能增强他们对法律的尊崇、对法院的支持和信任。二、十六大以来，通过几年的反腐败案件审判工作，反映出的新特点、新问题及其成因：

（一）新特点：

1、从发案数量上看，年发案数量均衡。2003年至2006年6月份，鹤山区法院每年受理腐败案件除2003年较多外，其余年份的收案数量和人数较为稳定。

2、从涉案金额和判处的刑期上看，上述案件的被告人中，涉案金额高的均处以实体刑，金额低又有积极退赃情节给与其缓、免刑处罚。

3、从被告人职务上看，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

4、从被告人政治面貌和学历上看，党员及中高学历者所占比例较大。

5、从被告人年龄上看，犯罪主体趋向年轻化。

6、从犯罪手段上看，手段直接，随心所欲。多数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国家财物。

（二）、成因

贪污犯罪一般而言都是主体在贪欲的主观支配下，加上犯罪的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存在而使然，具体分析如下：

1、管理体制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经济体制和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正从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较长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新体制处于不完善阶段，管理体制存在较多漏洞，规定一般都很粗疏，给执行制度者留下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巨大财富和经济体制改革为贪污犯罪创造了新的机会，给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企业权力持有者提供了腐败的温床，使其最终滑向贪污犯罪的深渊。

2、单位领导，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缺乏制约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这充分说明，权力需要制约。我们现阶段贪污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对权力运行缺乏制约，从而使权力蜕变、堕落，成为权力行使者实施犯罪的工具。在我国，以国家为主体的监督制约如权力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党的监督虽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在我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尚处于最薄弱的环节，监督是乏力的。在权力与监督的较量中，由于监督者的人财物在各级领导、财务人员及其他被监督者手里，所以往往较量的结果是权力占上风，这种体制就难以实现法律监督对贪污犯罪的有效控制。而以社会为主体的监督功能在实际工作中更显得苍白无力，群众对一些贪污犯罪不敢告、不愿告、告了无效果的现象还很普遍，个别举报人甚至还招致打击报复。这就使必要的监督流于形式，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审批程序流于形式，监督制约机制薄弱，对权力行使科学控制、监督乏力，具体表现为权力行使的不规范，权责不统一，权力系统与监督系统不协调等等，致使一些国有资产的管理者贪污犯罪持续时间长，金额巨大，却不易被发现。

3、道德观念的滑坡

贪污犯罪之所以如此严重地发生，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忽视了思想道德教育，致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失去了正确的人生观，丧失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缺乏应有的精神支柱。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受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观念的腐蚀，经不起物质的诱惑；有的国家工作人员长期以来放松了对自己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公仆意识淡化，生活作风腐化堕落，贪图金钱和女色，从而滑进贪污犯罪的泥潭。

4、社会心理失衡

有些贪污犯罪产生于社会心理失衡，它的产生与形成是由于罪犯主体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换中，所接触的周围人们的社会意识评价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相悖，包括他们对“物欲”的贪恋与追求，对有钱有势者和发横财者的羡慕，及对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和享乐主义的认同。一些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不满于社会的分配不公，为实现自己的金钱梦，不顾及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等价交换、平等竞争、权力平等等原则的要求，无视国法，贪污肥私。

5、预防机制不力

贪污犯罪之所以能够得逞，腐败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打击启动在后，犯罪发生于前，使打击总是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难以把犯罪发生的源头予以有效地扼住，致使打击的作用尤为有限。目前，随着经济领域科技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日益提高，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也向着隐蔽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而发案单位对这些新类型贪污犯罪手段尚缺少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防范与制约机制严重滞后。

另外，有关行政部门及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律、特点、产生原因等情况缺乏深入的调研，提供法律政策咨询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手段尚不完备，未充分发挥举报中心在惩治贪污犯罪、保障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预防工作尚未全方位展开。纪委、监察、审计部门缺乏联系与协调，这些都是造成管理的漏洞和监督制约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对策与建议

贪污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采取对策时，也应综合治理，多管齐下。

（一）健全执法监督是遏制贪污犯罪的必要保证

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保障法律对贪污等犯罪行为的制约力，有效地减少贪污犯罪。这就要求各级执法机关必须在法定职权内，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开展执法活动。财政、审计部门对可能涉及贪污犯罪的情况应秉公执法，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依法移送，不搞以罚代刑。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应高举起法律的利剑，使用法律武器，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一是应加强执法监督效果，形成反腐败斗争的强大合力，坚决杜绝“公安罚一批，检察免一批，法院缓一批，劳改放一批”的非法现象出现；二是切实保障人民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依法切实纠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等现象，坚决依法办事，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对利用职权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要力排干扰一查到底，从严惩治；三是提高执法监督队伍的素质，在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继续建立完善内部制约机制和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

（二）健全管理制度是遏制贪污犯罪的可靠保障

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已被多年的实践所验证。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只靠个人品格的保证是脆弱的。要消除对权力的滥用，根本和可靠的方法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堵塞职务犯罪的漏洞，真正做到职责明确，使犯罪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如，建立和健全对 “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约束制度，实行会计委派制等。只有遵循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规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代替人治，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贪污贿赂犯罪赖以存在的土壤。会计是监督、制约领导正确行使职权的重要环节，凡是贪污犯罪，都能从财务上找到端倪。因此，只有割断财务人员与单位及其领导的人身依附关系，使财务人员中立化，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会计法的相关规定，才能使财务监督功能充分发挥起来，有效避免一些犯罪的发生。

2、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及条例。目前，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律已经建立。对于查处贪污腐化分子，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和健全的党内纪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党政机关励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规定》、《党风廉政责任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已经颁布实施，综合运用党纪、政纪、法纪手段反腐败，已经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依法查处制度。

3、建立和健全国家工作人员财产审报机制。明确规定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内容，由专门机构负责登记、审核，并将属于国家规定保密以外的政府事务向社会和群众公开，以此对企图犯罪之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其不能也不敢犯罪。

4、实施政府采购招标制度。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基建、采购、三产承发包等活动，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能采用招投标的一律公开招投标，对于零星业务，也应集体审定。这样，一方面可充分发挥采供部门接触面广、信息量大、采购经验丰富等优势，另一方面也彻底杜绝了物资采购资金流入个人腰包等问题。将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从源头上反对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能有效防止这一环节的贪污犯罪问题。

5、适当提高国家工作人员薪金和福利待遇。一个物质匮乏，生活贫困的国家或民族很难有高水平的道德和文化。古人有“衣食足而知礼节，知礼节而守法度”的观点。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提高，才能保证国家工作人员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预防国家工作人员犯罪。

（三）开展预防工作是遏制贪污犯罪的重要手段

预防贪污贿赂犯罪是反贪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体制改革给预防贪污犯罪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也给我们建立防范机制，发展完善预防措施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从人的思想到管理制度，从一个单位的小环境到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存在不少诱发犯罪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当看到贪污犯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打击是不行的，必须在强化打击、震慑犯罪的同时，要带动预防，实行打防并举，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展预防工作还必须拓宽思路，采取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开。一是各单位、部门都应设立专门机构或确定专门人员，负责本单位贪污犯罪的预防工作，针对本单位部门的实际，制定防范对策，及时报告和反映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情况，举报贪污犯罪线索。同时建立廉政建设考核制度，将廉政考评与 “责、权、利”考评挂钩，充分激发各单位党政组织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积极性和对反腐倡廉、加强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二是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应注意研究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运行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了解和分析贪污犯罪的特点、规律及产生原因，提出预防犯罪的基本对策和具体措施。三是检察院、法院应对贪污犯罪加强调研，结合办案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和司法建议，帮助发案单位总结教训，堵漏建制、改善管理、加强防范、建立有效的预防贪污贿赂犯罪的制约机制，使司法机关的预防工作与社会预防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以扩大反贪的社会效果。四是财政、审计部门及检察机关应深入发案较多的部门单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服务，使单项预防与系统预防结合起来。五是纪委、监察、审计部门应充分发挥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新闻监督的作用，加强互相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起严密的预防网络，使犯罪分子没有藏身之地，防止权力的失控和专断。六是充分发挥举报中心在惩治贪污犯罪、保障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举报积极性，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每件举报都要有反馈，有结果，取信于民，发挥群众监督的巨大作用。

（四）加强道德修养是消除贪污犯罪的思想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