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困境探析（共8篇）
谢清果 张汉丽
2012-7-24 20:18:24 来源：《台湾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1]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3]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4]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6]，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9]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10]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5]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6]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7]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8]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9]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0]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
关键词：“校漂族”,原因分析,现实困境
随着高校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就业政策由“毕业分配”向“双向选择”的转变,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的降低等等促使学校周围产生了“校漂族”这样一个群体。“校漂族”的产生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不仅要做好毕业生的职业规划及就业指导工作, 还要加强对“校漂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他们认清自我,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抗挫折能力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从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困难着手, 给予指导和帮助, 让“校漂族”能够自动、自信、自立的走入社会, 从而真正的减少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给自身和社会带来的压力, 也能充分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1“校漂族”的成因分析
“校漂族”形成的原因很复杂, 自身规划不清、价值取向问题, 就业形势等等, 毕业大学生成为“校漂族”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1.1 主观原因
主观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主动性不强。个人不能积极主动地了解招聘信息, 参加应聘态度消极。
第二, 自身缺失。个人在面对工作机会的时候, 由于自身素质、表达、形象等原因失去工作机会。
第三, 自身规划不清。个人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 从众心理主导个体。
第四, 盲目的自我认知。个人不按照自身的优缺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 “理想”主义主导个体。
第五, 价值取向有偏差。个人不是没有工作机会, 而是没有更合适的工作机会, 徘徊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第六, 就业观念的深刻变革。个体对就业期望都相当高, 在工作待遇上, 在就业流向上以及在就业前景上都保持着“高标准, 严要求”的态度。
第七, 主观不就业, 包括个人逃避社会的复杂和竞争, 沉浸在自己玩乐空间的“鸵鸟型”和自由选择的“富二代”。
1.2 客观原因
客观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就业政策的转变。2002年, 国家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共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 其中规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 学校可根据本人意愿, 其户口可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 待落实工作单位后, 再将其户口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1]这一政策的出台减小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自身压力, 可以让他们更冷静的选择自己的就业方向, 于是更多的人选择了“漂”在学校。
第二, 高校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1999年, 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 圆了学子们的“大学梦”, 从此改变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形式。由于大学毕业生的逐年增加, 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有些人不得不选择了考研或者出国深造。
第三, “高学历”气候。当今的中国还处于“学历社会”阶段, 学历的高低, 往往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标准, 高学历是个人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 也是政府选拔精英赋予利益的重要依据。[2]在这样的形势下, 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未来, 考研成为了他们最好的选择。
2“校漂族”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由于“校漂族”的特殊性、流动性、分散性, 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对象、时间和空间上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校漂族”自身的内在因素, 例如自我定位模糊、自我意识膨胀、价值取向偏差等是“校漂族”产生思想政治问题的主观原因, 同时来自社会的外部因素, 例如就业压力、“高学历”气候等也是造成“校漂族”思想政治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校漂族”处在一个无人问津的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校漂族”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才显得苍白无力, 在就业形势、重视程度和责任分工方面都应该加大力度, 填补空白。
2.1 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直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不利影响还没有消除, 如果说2010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2011年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 整个宏观层面就业形势很严峻。[3]大学毕业生的不断增加, 国内的就业形势更加紧张, 很多用人单位都提高了“门槛”, 使得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根据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洛斯的需要层次学说, 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有着生存的需要, 还有着安全的需要。[4]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没有给广大大学毕业生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 这导致很多毕业大学生面对职位竞争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心理产生了不安全感, 所以很多毕业大学生选择了逃避竞争, 回归校园的一种短期或者长期的“鸵鸟”型生存状态。
2.2 社会各界重视程度不足
“校漂族”的出现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理论分析, 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是随着“校漂族”群体的日益壮大, 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困难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引导“校漂族”树立就业信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认识自我等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 但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并没有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程度。“校漂族”也是伴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政策的出台而出现的群体, 问题的严重性也是一个逐渐显露的过程。虽然就业问题是“校漂族”产生的根本原因, 但是就目前来说,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 而同时“校漂族”问题不仅仅是就业问题, 其政治思想、价值观取向等都发生了偏离。所以加强对“校漂族”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就业问题并驾齐驱的首要任务, 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就业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2.3 教育管理责任分工不明
从目前的情况看, “校漂族”处在一个“无人问津”的阶段, 没有一个相关的部门统一管理和教育。从学校的角度来看, “校漂族”虽然生活在学校, 和在校生共用着学校的资源, 但是和学校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也没有任何政策要求学校对毕业以后未就业的学生加以继续教育和管理, 所以“校漂族”是不受学校管理的群体;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 “校漂族”的工作往往是暂时的、过渡阶段的工作, 工作单位只负责劳务方面的事情, 并不负责思想和生活方面的管理教育;从社区角度来看, 社区也没有成立组织, 对其居住的居民进行登记, 管理生活和进行思想教育。所以从总体来看, “校漂族”确实是“三不管”的状态, 这使得“校漂族”缺少社会支持, 遇到问题的时候无从入手, 心理出现偏差, 逐渐与社会脱节。
参考文献
[1]何俊, 钱敏.大学生“校漂族”现象分析及应对措施[J].教育园地, 2006 (5) .[1]何俊, 钱敏.大学生“校漂族”现象分析及应对措施[J].教育园地, 2006 (5) .
[2]杜亚刚.浅析“校漂族”的成因和管理对策[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 .[2]杜亚刚.浅析“校漂族”的成因和管理对策[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1) .
[3]袁贵仁在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A].考研教育网2010, 11, 19.[3]袁贵仁在2011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A].考研教育网2010, 11, 19.
[关键词]农村小学 体育教学 现状及对策
一、农村小学体育教学现状
1.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重视不够
随着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农村小学体育设施也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下，小学体育特别是农村小学的体育教学一般还是停留下应付阶段，学校的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在于如何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重视语文、英语、数学科目的教学，以能提高升学率，为高一级学校输送更多线上学生。以提高学校的声誉。因而，在农村小学的体育教学向考试科目让步。小学中高年级只设置课程，不让课的情况时有发生，中高年级的体育课形同虚设。纵使有些学校开设课程也是流于形式，体育教学随意性大，大多为“放羊式”教学。
2.农村学生家长传统的培育观念根深蒂固
尽管我国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老百姓传统的培养目标依然影响着学生的成长。目前我国的就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要求人才的全面发展，但在农村没有更多发展出路的前提下，学生家长依然对应试教育抱着极大的热情，他们认为，把文化课学好才是孩子的最终出路。
3.教师待遇低，没有专业的师资队伍
体育老师的待遇一般取学校的平均值，因而严重挫伤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有些教师工作态度消极。师资为教育之根本，师资力量的强弱影响学校的教学水平。待遇低，到农村小学担任体育教学的专业体育教师少之又少了，因而学校的体育教学一般由其他科任教师兼任，这些教师体育基本功较弱，从事体育教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4.条件简陋，器材缺乏，方式单一
要能保障教学的正常有序地开展，教学条件是重要的保障，同时，也是改进方法、提高质量的前提条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加上体育活动场地少，体育器材和保护设备缺乏，教师缺乏主观能动陛，这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小学体育教育的发展。
二、改善农村小学体育教学的对策
1.改变观念，提高认识
体育课是学校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必修课。体育课的目的在于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服务的。出身农村的学生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使身体某一方面得到锻炼，但是不全面、不协调，学校体育教学有必要进行系统有序的强化训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而，基于學校体育的重要性，需要各级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改变观念，提高认识，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向社会和学生家长加强宣传力度，形成办学合力。制定相应的评价机制，加强学校体育教学的监管力度和进行严格考核。
2.加强体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加大，教育部门对各学科的继续教育培训不断得到加强，因而各级学科应有针对性地派出有热情，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接受体育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同时，加强校际沟通与交流，如校际观摩、外出学习等，开阔教师们的眼界，促使教师转变观念，促进教师们的专业成长。
3.加大体育经费投入，改善体育教学条件
要做到教育的公正、公平发展，需要各级各部门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教育的均衡发展。而农村小学的体育教学要能得到保证，就必须从制度和经费上得到体现，如体育场地的建设、器材的配备必须得到切实保证。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在经费使用、器材配备时要充分考虑农村小学体育的诉求，同时，学校必须保证体育经费的专款专用，严禁挪做他用，积极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争取社会人员的赞助。
4.改善体育教师待遇，提高教学积极性
农村小学教师的现实待遇严重挫伤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因此，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重视农村小学体育教学，需要从根本上着手建设，逐步改善体育教师待遇，如提高教师的津补贴、评先评优晋职适合倾斜，发放按规定的室外高温补贴和体育服装费，积极争取外出参加比赛的机会，提高教师们的职业认同等等，通过各种方式，激发教师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愿望，提高教师们的教学积极性。
5.根据地域特点，倡导教学内容多样化
其实体育场地和设施是相对而言的。在农村，可以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创造性地开展体育教学，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农村小学的学生基本上来自农村，他们熟知本地的自然环境，因而可以结合新课标的要求，充分利用当地的环境和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教学活动，这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基本的体育知识和体育技能，又能在体育课中享受到学习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可以充分展示学生的技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如可以利用乡村公路，开展野外晨跑；开展爬山比赛等等，而这些体育活动对学生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学习兴趣更浓。
赵海2013-11-25
摘 要： 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当前，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但质量和水平都不高，特别是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南昌县城镇化问题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认为该县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大规模城镇建设为主要特征，其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与乡村的协调与互动不足。本文从人的城镇化视角重点剖析了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制约因素，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强的背景下，农村各项权益的实际价值和机会成本逐步升高，城乡福利出现倒挂，农民转市民意愿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人口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保障转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权等各项权益。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农民转市民，农民权益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镇化①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孪生子，是传统农业国家变为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规律和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呈加快发展的态势。2000-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然而，我国的城镇化总体水平是不高的，在城镇7亿多人口中，有接近2亿人既没有城镇户籍，也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这种低水平、低层次的城镇化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农村来讲农民没有完全离开农业，从而不能有效扩大户均耕地面积，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且产生留守人员等社会问题；对城市来讲大量农民工沦为“二等公民”，不能有效融人城市，消费总需求不足，社会秩序不稳定，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各地城镇化发展实践，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对推进城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央政策的演进脉络显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核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地方的城镇化实践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发展经验，提出存在的问题，很有必要。
笔者于2013年3月赴江西省南昌县就城镇化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南昌县地处赣鄱平原腹地，与江西省会南昌市毗连，既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县，城乡经济发展活跃，是江西省第一个全国百强县。2012年，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437.6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6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三年在全省100个县（市、区）中排在第一位。南昌县之于大城市郊县和经济强县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县域也有较强的先导性和启示性。剖析南昌县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中小城市和县域范围内推进城镇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实地走访乡镇和工业园区，发放调查问卷，与企业负责人和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总结、归纳和分析，形成了目前的调研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归纳了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做法，第二部分总结了南昌县城镇化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从人的城镇化视角重点分析了
农民转市民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判断和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城镇化是涉及城乡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性问题，囿于知识水平，本报告仅对南昌县城镇化情况进行粗略地介绍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本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
一、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做法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腾飞和人口的聚集。南昌县依托区位优势，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制度环境为保障，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依托产业集聚区快速工业化
与以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散乱状乡村工业布局不同，南昌县提出了“工业园区化、园区生态化”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规划引导，大力发展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塘现代物流区等产业集聚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园区建立于2002年，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县（市）中规模最大的工业园区。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工业搬迁等方式，将全县的大型企业向园区聚集，并将其他乡镇招商引资的项目落地在该园区，实现了园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集群、食品饮料工业集群、电机电器工业集群、医药医器工业集群、轻纺服装工业集群、高新技术集群等多个产业集群。截至2012年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集聚5个整车项目及91家零部件企业，食品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100家企业，整个园区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450亿元大关。2012年8月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省首家落户县域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加强城镇建设提高人口吸纳能力
南昌县着眼无缝对接南昌市城区，按照“积极推进、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级运作”的原则，加快建设昌南新城，推进莲塘核心区、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象湖新城区和向塘现代物流区统一规划、统筹建设。一方面明确主次。明确了以县城莲塘、象湖新城为中心，向塘镇为次中心，三江、塘南、蒋巷等乡镇为重点，其他11个一般城镇构成三级城镇空间结构。另一方面注重特色。如莲塘核心区定位为商贸经济繁荣、服务功能完善的商务行政片区，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为汽车品牌响亮、产业集群发展的先进制造片区，向塘现代物流区定位为市场体系发达、仓储配送成熟的现代物流片区，象湖新城区定位为景观精致典雅、城市产业兴起的商务人居片区，银三角定位为集商务会所、休闲娱乐、体育运动、观光度假、文化创意为一体的都市型展商贸休闲服务区。截至2012年底，南昌县城镇化率超过了500/0。
（三）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土地、资金、社会保障难题
土地、资金、社会保障等问题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南昌县通过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努力破解这些难题。
1、关于土地问题
缺少土地指标是调研过程中地方政府反映最多的问题。南昌县采取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滨湖地区开垦、征地拆迁等方式，努力破解用地指标的制约。如2012年，南昌县通
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共新增耕地1.8万亩；利用行政力量，推进征地拆迁，共拆出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1.02万亩。这里以南昌县东新乡大洲村的农民集中居住为例，简要介绍一下该村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做法。大洲村采取“村庄整体拆迁、村民集中安置”的方式，就是农民上楼，宅基地交给政府。该村共有7个自然村，1000余户居民，4000余人口。集中居住前共有建设用地1000亩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户建设用地能达到1亩。村民入驻新社区人均一次性配给40mz住房和lOrri2的铺面。对原有住房面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农民不另外支付；对原有住房面积超过这个标准的，给予超出部分每平米330-600元不等的补偿。开展新社区建设后，安置全部村民共占地260亩，共节约700多亩建设用地。这700多亩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就可以复垦后置换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或者直接变更为城镇建设用地，用于发展工业和城镇建设。
2、关于资金问题
与目前全国很多地方类似，南昌县通过搭建政府融资平台的办法，破解资金问题。南昌县建立了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3个投资公司，通过财政资金注入、项目运作、发行债券等方式，努力破解重大重点项目建设资金瓶颈。南昌县还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参与组建全省性的担保公司，发展小蓝投资担保公司等，通过信用担保的杠杆作用撬动工业和城镇发展资金。
3、关于社会保障问题
对于一般农户，南昌县按照国家和江西省的统一部署，实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2年农民参保率达92%。对于人均耕地少于0.3亩的失地农民，南昌县出台了专门办法，县财政投入10亿元、江西省财政配套2亿元，通过农民一次性缴费或逐年缴费等不同的办法，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二、南昌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南昌县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该县的城镇化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工业化主导下的城镇化
南昌县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经济获得起飞，由一个农业大县步人了工业大县的行列。2012年，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达437.6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1.38倍，年均增长18.9%，三次产业结构为9.7：65.3：2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65.3%，呈现出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明显特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拉力，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显著增强。
（二）土地的快速城镇化
随着南昌县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南昌县城镇建成区面积由2005年的22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60平方公里，以年均15.40/0的增幅向外扩张。
（三）迟滞的人口城镇化
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土地城镇化相比，南昌县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较慢。2012年，南昌县户籍人口101.9万人，城镇户籍人口19.8万人，城镇户籍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
仅为19.4%，远远低于500/0的城镇化率，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处于“候鸟式”的迁移状态，“半城镇化”特征非常明显。
三、南昌县农民转市民问题分析
南昌县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亦即农民转市民严重不足。是城镇户籍的门槛太高，还是农民自己不愿意转？是农民不够理性，还是制度设计没有到位？从实地调研的情况看，本文有以下几点判断：
（一）南昌县城镇落户条件比较宽松
南昌市2012年下发了《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贯彻意见》。南昌县按照这一意见的要求，大幅放宽了城镇落户条件。对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取消城镇落户指标，达到条件，一律办理；并降低了城镇落户门槛，以下四种类型都可以办理落户：①在城镇有商品房、二手房、房改房或自建房等居住房屋，均可办理本人及配偶、未婚子女落户；②配偶一方在城镇，就可以申请配偶及未婚子女落户城镇；③父母申请就可投靠城镇子女落户城镇；④在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落户城镇。
从以上南昌县办理农转非条件来看，可以说非常宽松。特别是对务工、经商人员，只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就可以举家办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二）农村居民落户城镇较少
南昌县公安局提供了近年来农转非的情况统计表，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与南昌县百万以上人口、近3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规模相比，全县农转非总量却很小，平均每年农转非总数为2097人，本省农转非数量仅为914人，且农转非总量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年南昌县实行降低城镇落户门槛的政策以来，农转非数量不仅没有出现快速增加，反而呈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2012年农转非总数为1069人，省内农转非为458人，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8%和41%；2013年1-2月农转非总数为81人，省内农转非仅为25人，继续呈加速下降的态势。
（三）农民转市民意愿较低
南昌县农转非数量逐年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转户意愿低。据县公安局在2012年对在县城居住
表1：2007年以来南昌县农转非情况
资料来源：南昌县公安局一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100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5%的农民工愿意在城镇落户，85%不愿意在城镇落户。据调研组对50名农民和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87%的样本认为城镇户口对自己不重要或无所谓，仅13%认为城镇户口重要；40%选择愿意落户城镇，60%明确表示不愿意落户城镇。据南昌县东新派出所负责人介绍，辖区由于工业化快速推进，建立了10万人的大社区，但转户农民只有3000余人。南昌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不仅农民转户意愿低，每年还有一些大学生和上世纪90年代办理农转非的市民要求非转农。
（四）转户意愿低是因为不划算
调研发现，符合条件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转户，主要原因还是农民对转户有顾虑，担心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以及无法享受到农村的各项福利⑤，在经济上不划算。
据上面提到的南昌县公安局农民工转户意愿调查⑥，在85个不愿转户的农民工中，有53人认为城市生活综合成本过高，39人认为城市就业状况不稳定、缺乏生活来源，44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被收回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或林地承包权；49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参与集体利益分配；27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无法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难以承担城市看病费用；24人担心无法解决城市住房保障问题；3人愿意到经济发达地区落户而不愿意在当地落户。
农民也向调研组细数了农业户口的种种好处：①有承包地，种田不用交税，流转后还有土地流转费，每亩国家还有几百元的种粮补贴；②有宅基地，可以自建房；③如果土地被征占了，可以享受高额补偿；④实力雄厚一些的村集体还有分红；⑤农业户口可以生二胎，超生罚款也比城里人少。关于城镇户口，农民普遍认为主要的好处就是孩子能接受城里的优质教育，但只要在城里租了房子，交一些借读费，也可以解决在城里念书的问题。至于调研组提到的转户后可以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问题，农民普遍提到现在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很少，转户后往往只能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目前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几乎一样，转户对农民的福利影响不大。
总的来看，本文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南昌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各项权益的实际价值和机会成本逐步升高⑦，附着在农业户口的各项福利逐步增加，而城镇户口含金量则相对较低，南昌县域范围内农业户口的价值高出了城镇户口，城乡福利呈现倒挂。
四、几点判断和启示
围绕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探索与实践，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判断和启示，以期引发思考与讨论。
（一）推进城镇化首先要有产业支撑，而不仅是城镇规模扩大和形象提升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论断，也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实践的普遍规律。没有产业发展，人口和劳动力就不能有效聚集。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城镇规模扩大，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空城”、“鬼城”等伪城镇化现象。本文认为，南昌县抓住了产业发展这一“牛鼻子”，把城镇化的基础做实夯牢，为各地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南昌县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全力打造以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区。本文认为，这种通过行政推动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推动资源要素向核心区聚集，有利于推进企业集中、产业集群、发展集约和技术集成，有助于形成县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布局较为分散的地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一发展方式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一产业发展方式极易导致缪尔达尔提到的“累积性因果循环效应”，即产业核心区发展越来越快，而农业乡镇发展越来越慢，出现县域内的区域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因此，政府在推进产业核心区发展的同时，还要研究如何切好发展成果的蛋糕，建立起各区域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尽可能避免县域内的地理二元结构。二是注重集聚区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摆脱因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而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地方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和观念，着力优化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经济秩序，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要变“招
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引导发展上中下游相互配套的产业集群，拒绝“三高”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尽量避免影响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隐患。
（二）土地问题本质上是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推进城镇化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让农民上楼，客观上促进了土地的集约使用，也为工业和城镇发展节约出了宝贵的土地指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在全国很多地方推行。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过度聚焦于获得土地指标和增值收益，而忽视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经济利益。从当前国内很多地方开展增减挂钩的实践看，结果往往是良田变为中低产田、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房变为经济价值不高的农村小产权住房。此外，上楼农民还面临着举债上楼、生活成本提高、生产便利性下降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土地用途改变后带来的巨大增值收益，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分配权利，客观上导致了农村资源的流出。因此，本文认为，开展增减挂钩、农民上楼，必须让农民有参与权和谈判权，让农民参与游戏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这样才能体现城乡公平和统筹发展。从南昌县东新乡大洲村的实际看，政府为农户配给了人均10m2的铺面，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我们认为这种参与方式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一，这种方式只对紧邻城镇或工业区的新型社区有意义；第二，农民对用途改变后的土地仍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建议，可以借鉴东部一些地区的做法，在土地用途改变后，留有一部分土地给村集体，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做法，让农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三）农民转市民是一连串的事，目前的关键是如何保障农民在农村的经济利益
农民是经济理性的，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最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从南昌县的实际看，在城乡福利倒挂的现实背景下，可以预见，即使对农民转户不设置任何门槛，农民转户的意愿还是不强。因此，以剥夺农民在农村各项权益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很难行得通。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明晰农民在农村的各项权利，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具体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分配权等；二是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对交易主体和交易用途等设置具体限制。如此以来，就可以打消农民转户进城后关于农村权益的种种顾虑，让农民“穿着衣服进城”，“脱下衣服”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得到相应的补偿，以补贴他们进入城市的成本。此外，对于转户农民在城镇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要做到制度全覆盖，在此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赵海
出处：《宏观经济研究》
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类别：改革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高校辅导员培训
当前高校辅导员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辅导员的转型不可能自然完成，需要多种的外力支持，对他们进行完整和系统的培训是完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力量和主要途径。但是，当前辅导员培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培训的效果。因此，在现阶段建立、完善和创新辅导员培训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一、高校辅导员培训的现实困境
1.培训理念不清
确立培训理念是辅导员培训体系的核心。建设一支什么样的辅导员队伍，如何去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核心的问题是要有正确的理念指导。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培训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培训结果。培训理念失之偏颇，培训工作就会顾此失彼，影响到辅导员全面和可持续发展。那么当前的辅导员培训以什么为本?基于何种理念?答案模糊不清。原因何在?很少有人或培训机构分析过哪些理念、知识和技能对于今天的辅导员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也没有思考过应采用什么样的培训理念。没有理念指导的培训又何谈规范、系统和有序，只能说是为了培训而培训。
2.培训体系不健全
培训体系是指培训理念、制度、途径、内容、方式方法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系统。辅导员培训体系不健全主要包括培训组织机构不健全和培训内容不系统。第一，机构不全。目前虽有国家级、省级和校级三级培训机构，但没有建立科学规范的层次和体系，它们之间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导致出现培训内容重复或缺失等现象。而且校一级培训机构常与学生工作部(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难以有固定时间和精力来开展系统培训。第二，内容不系统。当前的培训主要针对辅导员的常规工作开展，基本限于岗前培训和零星的工作培训，且没有一个完整的分层分级的内容体系，仅停留在对岗位职责的一般介绍、常规工作经验总结以及政策、规定的诠释上。培训内容较狭窄，对辅导员分层次、分阶段的适应性引导，职业能力提升，研究意识和研究方法的培养及职业道德教育等方面着力较少，难以适应辅导员工作和自身发展要求。
3.培训方式单一
课堂教学、专题讲座是当前辅导员培训的主要方式。这种形式存在明显缺陷：
一是整齐划一的“满堂灌”培训方式，不能满足辅导员多样化的需求;
二是这些传统教学方式的基本形式是讲授或灌输，缺少专业训练的形式，对辅导员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不利;
三是培训内容注重知识层面，而对思想精神层面训练不够，因此通过辅导员培训能理解一些理念性的概念，掌握一些纯粹的知识，提高一些静态的处理问题的能力，但一旦情境发生变化就会束手无策;四是容易造成知识的不系统和不连贯。
4.培训时效不长
有的辅导员在脱产培训后一段时间内对培训的内容保持一定的热情，但不久之后就会消退，回归原样，直接导致培训缺乏长效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培训的后续支持。脱产培训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辅导员难以离岗接受较高层次的培训，而且这种培训容易与实际相脱节。因此，要使辅导员真能理解、巩固和深化育人的理念，提高育人的技能和艺术，就必须帮助他坚持在岗位上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使培训工作贯穿于辅导员职业生涯的整个过程。
二、高校辅导员培训的对策性思考
针对目前我国高校辅导员培训中存在的不足，借鉴国外学生事务工作队伍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高校辅导员培训应在科学清晰的培训理念指导下，建立立体交叉的培训体系，使理念、内容、方式、机制密切结合，最终形成独具学校特色的完善的辅导员培训体系。
1.确立全面的培训理念
有学者认为，辅导员培训应确立“多种方式并举、多种方法并用、知识能力并重、德才学识艺全面协调发展”的理念。笔者认为，应确立四个层面的培训理念：
一是以提升思想境界为本;
二是以掌握知识和技能为本;
三是以提升能力为本;
四是以辅导员可持续发展为本。
与之相适应，在培训内容上要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途径上做到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在时间上做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
2.完善系统的培训体系
第一层面，以提升思想境界为本的职业价值和育人理念教育。职业价值的认同和育人理念的确立，是辅导员上岗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首先，辅导员对自身职业的价值认同是做好辅导员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他们认为辅导员工作有价值，就会对其工作的目标、理念、态度和方法起着积极的指向作用，同时也会使其主动地学习相关地理论知识，掌握育人的技能和技巧，具体工作也会非常深入和扎实。如果他们认为辅导员工作无价值，就会觉得所从事的工作毫无意义，这样他不仅不会去主动学习、提升自己，其工作也只能是浮在表面。
其次，辅导员的育人理念是做好辅导员工作的灵魂。辅导员所从事的教育活动都是以辅导员的育人理念为基础和核心构建起来的，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具体措施等都必须纳入辅导员的育人理念之中才能发挥现实的教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辅导员对大学生进行的教育活动最终会随着辅导员理念的发展而发展。辅导员的育人理念来源是多种多样的，但绝大多数辅导员所具有的育人理念是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大众教育理念，
这些教育理念可能是不系统的，可能是不清晰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通过有效的教育和实践锻炼，辅导员才会形成正确的、清晰的和系统的育人理念。
第二层面，以掌握知识和技能为本的相关学习。
首先，人的教育活动都是通过知识来进行的，离开了知识，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辅导员培训也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知识学习阶段，如果辅导员没有相关的知识，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或者说，只能是一般的事务工作者。
其次，知识也是辅导员生存和发展的智力工具，因为辅导员对任何事物好坏与高低的评价都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相关，对自身的认识、发展方向的确定及能否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都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相关。然而，教育的相关知识是丰富多样的，在有限的辅导员培训时间内是不可能传递所有相关知识的。因此，选择哪些知识作为辅导员培训的主要内容，也就成了在知识学习阶段的重要问题。
根据知识的性质，辅导员需掌握的知识应该有三类：
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如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
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即在长期的大学生教育管理实践中所形成的又被社会所选择或组织化了的经验;
第三类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有关大学生教育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这三类知识在辅导员培训中不能孤立地进行，培训机构应该根据不同的知识性质全面地、系统地来制定辅导员培训的知识课程体系。
第三层面，以提升能力为本的专题学习研讨。专题学习研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辅导员的学术兴趣，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提升他们的育人智慧，使他们不断地朝着专家化方向发展。因此，职业价值和育人理念教育，以及相关知识学习是所有辅导员都必须参加的。而第三层面的专题学习则是依据辅导员个人的发展意愿和需求来进行，由辅导员主动提出培训计划，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采用菜单式培养。为什么要有第三层面的培训呢?
其一，辅导员培训的最终目的要真正地提升他们的教育智慧，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掌握一些静态的处理问题的能力。辅导工作不仅靠知识的丰富，而且要靠内在的思考和充满灵性的教育智慧，研究则是产生灵性和教育智慧的主要路径。
其二，按需培训突出了尊重个人特点、尊重个人意愿、尊重个人需求，有效地调动了每位辅导员学习、研究的积极性，不断鼓励其自我开发，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培训供需脱节的矛盾。因此，在辅导员培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要有培养学术兴趣、提升研究能力的一个阶段。
第四层面，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本的后续支持。辅导员培训的后续支持可分两个方面：
一是继续学习;
二是加强实践。
继续学习又有开展自学活动和组织集体学习两种形式。开展自学活动是指通过自学活动来不断提升自我的综合能力，自学活动的优势是不受时空约束，且能激发个人内在的主导性，不是等着别人替自己安排学习发展的机会，而是主动去驾驭人生之舟。组织集体学习是指学校按照辅导员自己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分成若干个专题研讨小组，每个小组聘请一名指导教师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定期开展专题研讨。
这种通过组织内部相互之间的学习和合作研究，不仅能弥补单纯个体学习的局限，还可以把某种附着在个体身上的学识植人到小组内部，并在组织内部扩散，实现学科优势的积累和知识的共享。加强实践就是要求辅导员把先进的理念、所学的知识、借鉴的经验和研究的成果不断地在实践中加以应用。辅导员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指导其工作的理论并不是那些纯粹的理论，而是来源于实践、植根于实践的理论。另外，被灌输的理念要转变成为自己的理念，也需要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因此，加强实践对于辅导员的持续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以上四个层面的培训都有着各自不可取代的优势，不能偏废。它们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相互衔接：
首先，道德是通过职业价值和理念教育使辅导员真正理解其职业意义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下一步的自觉学习和工作打好基础;
其次通过相关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掌握育人知识，提升育人的技能和艺术;
再次，通过研究能力的提升，不断实践自已的教育智慧，并使辅导员朝着专家化方向发展;
最后通过长期的后续学习和实践的支持，保证辅导员的可持续发展。
3.完觏范的培训制度
现有的高校辅导员学历层次、专业背景各异大多数未经过专业化教育和系统培训。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辅导员岗位培训制度，是弥补当今辅导员专业化程度低的最现实途径。高校要从自身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将辅导员培训纳人高等学校师资培训规划和人才培养计划，致力于将辅导员队伍打造成为学习型、发展型团队。要制定辅导员培训工作规章制度，以制度的形式把对辅导员的培训纳人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去，纳入到全校师资力量的提高中去，并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形成一个系统工程。
辅导员培训不是短期工程，也不是临时任务培训时问和经费的保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就当前各高校对辅导员培养的重视程度来看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辅导员自身的力量或全体学生思政干部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当前在经费的投入和制度的选择上更多地偏重于专任教师队伍的发展。因此，对于绝大多数辅导员来说，基本上没有参加较长时间的脱产培训。在这种背景下，要靠法律化的培训制度来保障。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完善现有的辅导员培训制度，要以法规的形式来明确辅导员培训的任务、内容、时问及经费保障，并对各学校支持辅导员培训情况进行检查。学校要为辅导员的全面发展提高创造政策和物质上的条件，完善配套保障措施，解决辅导员个人发展的后顾之忧，从而使辅导员工作真正成为一种有发展前景，可以满足个人成长需求，可以长期从事的事业。
4.切实保障培训质量
质量问题是辅导员培训能否真正取得实效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如何提高辅导员培训的质量?首先，要创新培训方法努力实现培训中的以下几个转变：
一是从传统培训方式转向现代培训方式，注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新手段;
二是从注重“教”转向注重“学”，提升辅导员的能动性;
三是从注重技能培训转向综合能力培训;
四是从单一培训模式转向多种培训模式融合发展，并注重培训模式的实际可操作性。
其次，要对培训机构的设置、师资配备、职能及考核从法规层面上作出明确的规定，使之规范化和有序化，迫使培训职能部门主动去考虑培训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系绕l生。
第三，引入“学分制”和“导师制”教学管理模式。在脱产培训中可采用“学分制”，确定每个层面不同教学内容的学分，规定完成一个阶段的总学分后才能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培训，规定在几年内修满所有学分准予结业，并把是否结业作为考核、晋升的主要依据。实施辅导员导师制，可聘请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经验丰富、资历深、职称高的领导干部与教师做辅导员的导师，聘请优秀辅导员传授工作方法和工作要领;也可吸收具有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结合学生工作进行专题教学和课程项目开发研究，专题研讨组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讨论、研究，课题申报和撰写论文。导师也要了解本指导小组每位辅导员的基本情况，在指导中要坚持务实和经常。这是结对培训的好形式，也是促进辅导员职业适应和提高工作水平的好途径。
参考文献：
[1]石中英.教育哲学[H].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年来，我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拓展，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自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的要求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前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可见，社区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构建学习型社会“立交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区教育专业化的提出
所谓社区教育，是指“在一定社区范围内利用各类教育资源，面向社区内全体成员，开展的旨在提高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社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由于社区教育具有“三全”即全员(教育对象包括社区全体成员)、全面(教育内容涵盖思想道德、基础文化、职业技术、艺术休闲等各个方面)、全程(教育过程贯穿受教育者从出生到逝世的整个生命历程)的特性，所以，社区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社区“人的全面和不断发展”。
对于社区教育的专业化标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公认的专业化标准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是专业理论，因为它是某个学术领域能否独立形成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也是该领域实务活动的科学基础。二是专业教育，即专业人才培养，它可为该专业提供人才支撑。三是专业权威，即专业的学术代表(个体和群体)。因为专业理论的创立、载体以及后续发展都取决于专业代表。衡量某一专业(职业)是否专业化及其程度如何，应首先以这三项标准来衡量。随着近些年教育科学研究人员对社区教育的关注，相关高水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社区教育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专业研究领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我国社区教育的快速发展和社区教育工作者需求量的增加，社区工作或社会工作专业已经被列为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的专业目录，在社区教育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学术代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智力保障。
二、社区教育专业化的现实困境
1.观念淡薄
社区教育涉及各级政府及教育、民政、社会劳动保障、财政等多个部门，这些作为组织管理、协调、实施的政府部门，对社区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还认识不足。他们只重视“正规”教育，轻视甚至无视“非正规”教育，大大影响了现代开放式大教育的整体成效。此外，对社区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往往表现为基层高于上层，实际推行者高于决策者。因此，提高决策者的认识和转变决策者的观念己成为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领导层面和社区成员这两个层面都重视时，才能形成社区教育大发展的良好局面。
2.工作队伍零散
目前社区教育师资主要由兼职人员和自愿者组成，社区教育队伍比较零散，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时间很难保证，难以开展经常性的社区教育培训活动。社区教育是面向全体社区成员开展的教育，它具有社会参与的特点。由于社区成员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其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导致社区教育工作者原有的教育理念和知识结构与当前社区教育发展的需要有一定差距。
3.课程内容单一
现代社区教育是一种区域性的、有组织的教育服务活动。这种区域性教育从内容上看，应包括婴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继续教育等;从空间上看，需要涵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领域，而且应该将成人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融为一体，使“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但是，在现实中，社区教育课程通常只有成人继续教育，主要是休闲课程，很少有针对本社区特殊问题而自行开发的个性化课程，也很少有为外来务工人员和下岗职工开设的职业技能课程。此外，技能类、生存类课程也不多见，即使有的.社区开设少量职业技能和生存类课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如课程讲授方式和上课时间安排等，很难引起特定对象的兴趣。
4.组织制度不健全
组织机构建设已成为瓶颈制约着社区教育工作。这里的组织机构是指负责社区教育工作的管理运行机构、具体承担社区教育任务的单位、组织或社会团体等。目前，大部分社区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机构不健全，社区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尚未建立，法规政策亟待完善。从运行情况来看，目前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存在着整合统筹不力、关系不顺、部门分割等问题。社区教育工作政出多门，教育、人事、劳动、民政、财政等部门各自为战，仅靠教育主管部门单兵突进，难以协调。
三、实现社区教育专业化的路径
1.树立专业化的社区教育理念
社区教育是一·种开放式教育，教育对象广泛，包括全体居民：教育内容和形式灵活多样，既可以是全日制学习也可以是非全日制学习，既有学历教育、技能教育，也有丰富的各种文化活动。但是不能因此把社区教育当做一种不重要的非正规的学习活动或者是传统教育的补充，而应该明确社区教育的地位。社区教育不是其他教育的补充，而是一种重要的终身教育形式，应像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被赋予“正式”的地位，建立规范的管理体系和经费来源渠道，等等。只有把社区教育的地位提升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其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教育主要由固定的教育机构来实施，因此社区学院在社区教育发展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主要办学形式是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与休闲文化教育、各界委托项目教育与居民自治教育融为一体。社区学院要在社区教育理论研究、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指导社区教育工作和提升社区教育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培养专业化的社区教育队伍
建立起一支以经济管理人员为骨以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适应社区教育与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管理队伍和师资队伍，应当成为今后社区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可通过“职前培养+准入资质+职后培训”的方式建设专业化的社区教育队伍.第一，学科意义匕专业地位的确立，是社区教育从职业化走向专业化的重要途径，它将有效地带动社区教育工作者职业意义上的专业发展。高校可开设社区教育、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进行专门化人才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对社区教育提出朐新要求，准确定位，合理、科学地设置相关培养课程，增强课程的实效性和针对性。第二，准入资质的确立是社区教育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健全和完善社区教育工作者资格标准，形成严准入制度，将成为提高社区教育工作者整体水平和专业素质的前提。由于社区教育工作者来源的多元性，包括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社区教育兼职教师、社区教育志愿者三个层面，所以不能像普通学校教育那样以统一的标准来认证准入资格。由于三个层面的工作者参与社区教育时间和程度存在差异，所以我们在对其准入资格认证时应区别对待，分类考核，各有侧重。第三，职后培训的完善是社区教育专业化的重要方面。面对现有社区教育工作者学历层次不齐、平均年龄偏大、自我学习能力较弱等困难，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应该注重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3.构建专业化的社区教育内容
专业化的社区教育课程资源是社区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要紧紧围绕社区教育建设的中心工作和地方经济建设的需求，确立相关的培训课程和教学内容，加强社区教育课程和教材建设。社区教育应该在调研的基础上，制订不同的实施方案，细化社区教育内容，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需要，以此增强社区教育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一是面向弱势群体，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增强生存技能。一方面应根据社区发展的需要，着眼于开设提高社区学员素质的课程;另一方面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社区学员的需求，设置课程及安排教学。在教学形式上，应以实践性教学为主导，让社区学员在学习一些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真正掌握一技之长，并适当开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为社区学员的冉就业提供服务。二足面向社区居民，加强休闲教育，突出人文关怀，让社区居民在闲暇时间增进相互联系与互动，倡导积极健康的社区文化与社区精神，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相互认同，营造和谐社区，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如开设音乐、美术、娱乐、保健等课程，对社区所有成员进行终身教育。
4.营造专业化的社区教育环境
清洁生产改变了以往末端环境治理只关注污染物,转而提前至污染预防关注生产的全过程以及产品的全周期。清洁生产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可,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清洁生产的实施进展得还比较缓慢,困难和障碍依然较多。
企业清洁生产现实障碍
清洁生产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理念,在实际推广中在观念、管理、经济以及技术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障碍。
观念障碍
清洁生产作为新的生产发展理念,在企业员工尤其是一些管理者来说对该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这与企业的粗放式的管理模式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污染防治重末端治理轻全过程管理有关,部分企业仍然把清洁生产与传统的环境污染防治混为一谈,依然认为只要抓好企业生产的末端治理,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就行,对于企业推行清洁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与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管理契合度不高。企业的管理者只是将清洁生产审核做为一种完成行政命令的手段,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是提高知名度,而没有将清洁生产上升到管理体系的高度来认识,并未将其做为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节能增效的管理模式来实施,在制度的建立及实施、理念培养、人员培训、资金投入等方面往往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造成企业在清洁生产过程中表面文章做的多,实质性工作做的少。
管理障碍
企业的清洁生产管理涉及到企业和政府双方,一方面,示范企业自身的清洁生产审核需要环保部门联合相关技术、生产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但这种临时组成的企业清洁生产机构往往较为分散,示范企业清洁生产往往会在审核之后便处于停滞状态;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主管部门与政府清洁生产综合管理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协调,导致一些政策制定滞后于现实需要,对实施清洁生产企业的激励、约束不强,常常对未实行清洁生产的企业单纯的限期整改或罚款了事,导致一些企业宁交罚款也不实行清洁生产。
经济障碍
企业推行清洁生产的主要障碍之一便是来自经济方面,这里的资金制约既表现为国家直接的资金投入不足,企业自有资金难以有效支撑,此外,还表现在政策支持方面缺乏,虽然国家鼓励给予企业生产各项扶持、支持政策,但真正在落实环节,信贷机构如银行等还是主要看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实力给予相应的贷款,还有就是清洁生产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像把资金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那样立刻显现出来,导致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清洁生产方面投入不足,积极性不强。
技术障碍
工艺水平不高、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等往往是导致高能耗、高污染的重要原因,许多企业要开展清洁生产需要对现有的生产设备进行改造、对传统工艺进行转型升级,但这就给企业带来了棘手问题,企业在开展清洁生产时往往缺少先进适宜的工艺技术及其研究开发和信息知识方法的支持。此外,我国发布关于清洁生产的行业性技术指导较少,企业在开展清洁生产的随意性较大,专业技术的欠缺是阻碍企业推广清洁生产的重要障碍之一。
企业清洁生产对策
清洁生产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企业推行清洁生产所遇到的障碍既需要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加以完成,也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从制度设计等方面给以支持和鼓励。根据上述企业清洁生产所面临的诸多障碍,在积极推行企业清洁生产方面需要做到:
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意识
清洁生产的目的是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是提高原材料转化率、降低能耗、电耗、水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手段,可见,清洁生产不仅能够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还能为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清洁生产的实施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先进的、完整的、长效的管理体系,覆盖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包括生产设备及工艺路线选择、技术参数设定、人员素质提升等各个方面,作为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以及普通员工都要提高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此外,随着国际间竞争日趋激烈,推广清洁生产既是满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经济发展和贸易一体化、与国际接轨的迫切需要。因此,作为企业来说,要在企业上下培育浓厚的重视、鼓励清洁生产的氛围,通过举办讲座、项目示范、网络交流、媒体宣传等形式,扩大对清洁生产的意义做好宣传,把对清洁生产意识由被动行为向主动行为转变。
强化清洁生产管理举措
清洁生产管理既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企业自身强化管理。作为政府来说,要联合经贸、税务、经贸等部门出台更多鼓励和支持企业清洁生产的政策、税收、贷款以及科研等政策倾斜,并加强各部门之间要增强协调配合,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把握政策的可执行力,真正把好的政策落实到鼓励清洁生产上来。政府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清洁生产提供技术咨询和服务,构建企业清洁生产的技术标准体系等等。此外,企业作为践行清洁生产的主体,要安排专人负责清洁生产管理工作,加强清洁生产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并做好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等等。
扩大清洁生产资金渠道
作为政府来说,要把清洁生产纳入到经济管理中来,纳入政府及其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中来,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清洁生产效益评估办法;把清洁生产作为政府鼓励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产业政策,制定清洁生产目标、标准和要求。在新建项目,尤其是一些大型项目中扩大清洁生产、清洁工艺以及清洁产品的审查内容;制定相关的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经济鼓励;运用税收调节等手段,鼓励支持清洁生产;实行清洁生产投资的加速折旧,设立中央和地方的清洁生产基金等。作为企业来说,要在清洁生产方面扩大资金投入,提高清洁生产领域的研发等资金占比,为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
加强清洁生产技术攻关
采用先进技术是推行清洁生产的最重要环节,技术的创新需要涵盖生产设备的改进、生产技术、治污技术的提高等诸多方面,更应加大对生产废弃物资源化转化的研究,延长企业产品链条,让企业真正感受到实施清洁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高。作为政府来说,要积极在企业与清洁生产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之间架设桥梁,例如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清洁生产技术信息网络,做好清洁生产技术的教育培训、信息技术交流和技术成果推广工作。作为企业来说,要积极引进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加强清洁生产项目的技术、工艺攻关;其次是要对现有工艺技术进行转型升级,严格按照清洁生产的标准生产,并及时淘汰落后技术工艺。
结语
清洁生产是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企业发展和深化企业污染防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作为企业来说,要善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作为政府来说要建立健全清洁生产产业政策,在社会营造重视清洁生产、鼓励清洁生产的浓厚氛围,把清洁生产作为一项产业政策在全社会予以大力推广,早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中国，有学者研究发现，超过一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农村男性被认为是异类，不但自己觉得抬不起头来，还很容易成为被村民们有意无意排斥、隔离的人群，“单身汉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单身者，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群体，一个社会符号。有媒体报道，国家民政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大陆有1.8亿单身男女。
这一趋势并非中国大陆独有。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台湾1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为939万人，占总人口约42%;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日本的终身未婚男性比例将增至30%，而女性则增至23%。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作《单身社会》一书，表明这代表着自婴儿潮以来最重大的社会变革——我们正在学习单身，并由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人们对自身，以及人类最亲密的关系的理解;它影响着城市的建造和经济的变革;它甚至改变了人们成长与成年的方式，也同样改变了人类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结婚与单身，本来都是生活的可选项。然而，在像中国这样以婚姻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单身者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绝对少数群体。他们游离于配偶制度之外，从观念到制度、从经济到心理，多多少少都面临着障碍，受到忽视、牺牲或歧视。
种种迹象都说明，摆在单身者面前的，是一条荆棘密布的艰难之路，通向充满挑战、前景却不甚清晰的未来——在这里，单身没有错，但是会受到惩罚。
未婚妈妈的烦恼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韦珊为幼儿园放学的女儿戴上帽子，下意识地抚摸着她的头，心疼地叹了口气。稀疏的头发，软软地耷拉在小脑袋上。发际线有些高，长度不过额头。女儿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个个扎起辫子了，女儿还不能。
她觉得是自己的错，“很多非婚生就是连滚带爬过来的”。作为一位高龄未婚妈妈，她独自母乳喂养，有时候累到给孩子煮米粉的时间都没有，更顾不上添加什么别的食材，以致于女儿从小营养不良。个头、体重、头发这些指标，都显得比同龄孩子要差。
“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我就特别恨孩子她爸。”韦珊加重了语气。那男人不愿意与她结婚，纠缠至今。韦珊快40岁了，眼角已有明显鱼尾纹。因为年纪大，怀孕时医生告诉她，如果打掉这一个，这辈子可能就怀不上了。再三思量后，她选择了留下。
未婚妈妈们很多有类似情况。韦珊认识一位未婚妈妈，她有瘢痕子宫加多发子宫肌瘤，几年前做过一次肌瘤手术，后又复发。怀上第一个孩子后一直保胎至剖腹产，产后医生说，今后她已经不能再做这类手术。这意味着，这位母亲只可能有这一个孩子。
韦珊的女儿快3岁了，仍然是“黑户”。在中国现行计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须持有准生证（即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获得准生证的一个前提是有结婚证。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国家计生规定，属于违规生育。
超出国家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像韦珊这样，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费。这是一笔数额不小的罚款，通常与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挂钩，各地标准并不一样。
韦珊户籍在北京市朝阳区。2013年，她准备好了缴纳罚款，不料数额超出预想。当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韦珊被社区计生委告知，她需要缴纳6倍罚款即24万元，“这明明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为什么要6倍征收？”
《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确实规定，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按照1倍征收。然而，韦珊孩子的父亲，曾经离异并育有一女，韦珊的孩子必须计算成为男方的第二个孩子。如果是第二个子女，则为3至10倍征收。
韦珊孩子的父亲户籍地在江西。江西罚款少些，但是，他们不能在江西缴纳。因为上述规定中还有一条，只要当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户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户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户籍一方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的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
焦灼之下，韦珊想到了另一个办法：报告生父失踪。然而，她很快发现，这也是一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亲子鉴定证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对方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开具失踪证明。
然而，失踪证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们，往往只对未婚妈妈“隐身”，却和家人保持联系。未婚妈妈与生父没有结婚证，即没有利害关系，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请。这意味着，如果男方无法联系、或是不愿出面，未婚妈妈们连交社会抚养费的资格都没有。
孩子的生父，还一度撺掇着韦珊“假结婚”。韦珊怀孕时，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一个宁夏籍男子，让韦珊奔赴宁夏与之领证。他非常满意这个安排，韦珊意识到风险极大，直到出发前一刻才拒绝。
“于情、于理、于人性，我没做错什么。”韦珊对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满。如今，对于那24万元社会抚养费，她和女儿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对方坚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额垫付后，再去法院起诉。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一人一半——她始终纠结，这与双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难以接受。
生育权之辩
2015年7月，徐静蕾对媒体公开了自己在美国冷冻卵子的事，引发热议。8月，央视新闻报道称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徐静蕾转发微博并表示，“有一种生物叫：#我国单身女性#。”之后，作家韩寒也转发微博表示反对，“生育必须要和找个男人结婚捆绑吗？”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其中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这在全国的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它将生育权的主体扩展到单身女性，冲击了基于婚姻关系而享有生育权的传统观念。条例一出，举国争议。支持者称，此举是生育权理论的一大进步;反对者表示，它将引发众多问题，比如，万一独身妈妈意外死亡，幼子将由谁抚养？
《中国新闻周刊》就此向吉林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出采访申请，至截稿时止，尚未得到答复。
事实上，吉林省通过条例的2个月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炳礼公开表态：虽然单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权利，但不宜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对此加以规定。2003年6月，国家卫生部公布了新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再次堵上了独身生育的大门。
在此规定下，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也不可行。“冻卵”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必须是持有“三证”，即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才可以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诊疗。有的医院，允许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但在使用冷冻卵子时必须提供三证。
“在人类平等的意义上，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已婚者还是单身未婚者似乎都应该享有生育、养育后代的权利。”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导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他说，在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婚、不育者的数量在增多，特别是在高学历人口中不婚、不育者占有相对更高的比例。这种现象已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少子老龄化甚至已导致其人口减少。所以，在这些国家，“单身生育权”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权利。有些国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只要有生育行为就行。
在英国，未婚母亲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务部申请到政府补助。除了物品、食品和医疗援助以外，英国政府还直接向未婚母亲发放救助金，几乎可以满足母亲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国，未婚妈妈的帮助项目还包括房屋补贴，提供住房券帮助那些即将失去住所的未婚母亲。
然而，这些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王桂新教授同时表示：“我个人认为，就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单身生育权或生育权与婚姻分离问题可以在理论上做些探讨，但实践上还不宜大面积提倡。”
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生育一般应以结婚为前提。传统观念上，如果一个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甚至认为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关系不检点等品质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单身生育权”这个提法不太合适。
事实上，在中国当下社会，不仅缺乏对未婚妈妈的支持系统，甚至还会剥夺其部分权利，比如，本应由生育保险支付的检查费、手术费、住院费、接生费、药费等费用无法报销，想要休带薪产假也需要提供准生证，只能被迫辞职。
2011年8月，一位读者向某杂志去信称，自己在公司组织的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怀孕，因尚未结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做好善后处理工作，不会影响工作，但公司还是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为由，解除了与她的劳动关系。
隐藏的阻碍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国家部委，都要请单身青年们吃一顿饭。饭桌上，领导以热情且同情的语气表示，要过节了，没人照顾你们，代表局里、代表局长书记，让你们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云云。
这顿单身宴，王宇吃了十几年。年纪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辞、现身说法，从“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两年，国家收紧公务消费，这惯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岁了，眉眼间略显年轻。工作之余，他每天练习一小时毛笔字，周末打场排球。今年计划看60本书，已经快要完成目标。闲暇时和朋友们聚会，喝点小酒。在他看来，单身生活丰富而自由，并不需要“慰问”。
然而，他的婚姻问题，却是局里的“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每年，局里报送业务工作计划和思想政治工作计划，后者包括年轻职工的婚恋问题、解决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等等。曾有一位领导在会上开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帮王宇找个对象。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传统的国家机关，领导风格还是家长式的。从内心来说，他们认为单身是一个隐患、一个不安定分子，是领导管理无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现，是一种复杂的心态。”王宇说。
一位直属领导曾帮他介绍三四次相亲。第一次不成，领导还笑着说没事，再给你找个好的。再不成功，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脸色越来越难看——这位领导既热心又有些执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门，他常常坚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还会生气。
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看来，“在计划经济年代， 国家几乎把所有的个人都纳入单位之中。而单位组织在其内部成员面前扮演着父母官的角色， 它将各种社会功能集于一身， 并尽可能地为成员提供多样的服务，自觉或不自觉间逐步演变成功能多元化的综合体。”
去年底，局里小范围开会讨论干部任用，有人建议将王宇调至某个空缺的正处长职位，一位直属领导表示反对，“还没结婚呢，干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与会的一位同事将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赶紧解决吧。不解决，领导对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办。”
“结婚不是加分的条件，但单身，很可能是阻碍你的由头。”王宇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单身只是导火索，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领导可能会认为你缺少大局观、缺少集体意识，或者干脆不求上进，肯定会在心中留下阴影。”
他们单位有着“单身不外派”的潜规则，大意是担心单身者不负责任、不被信任。不过，离异的则没有关系。1995年参加工作时，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但单身者只有35岁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结婚者没有年龄限制。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单位每年组织一次休假，允许带家属。有两次，王宇也报了名，最后却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处领导给他电话，“人挺多的，别人都是带家属。你就一个人，这次能不能牺牲一下？以后还有机会。”
王宇认为，婚姻问题是个人隐私，单位不应干涉;但在眼下，单位的封闭与顽固很难松动——他的一位年轻未婚同事曾因带女孩回宿舍，被领导约谈教育，要求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婚恋观，以引领社会风尚”。
政策限制
待在上海的9个年头里，女孩林咏换过6套出租房了。最频繁的一年，她搬了三次家，叫苦不迭。然而，她没有上海户口且没有结婚，被排斥在购房人群之外。在政策松动之前，单身的她是注定不能在上海拥有一个稳定的家了。
2010年10月，上海楼市止跌回升时，上海公布了“沪十二条”以遏制房价，宣布自意见发布之日起，暂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只能在本市新购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这意味着，外省市单身人士没有资格在上海买房。
林咏是从新闻上看到的，默默地在心里骂了句脏话。那之前，她已经看过三四十套房子了，“那时候看房比较疯狂。一堆人跟着中介看，有人当场拍板买下，其他人只能离开”。她没有及时买下，不料就此失去资格。
居住上海的网络红人“二月丫头”，曾发起“外地单身反限购联盟”，“征集10位有相同遭遇，或者同样反对上海沪籍歧视限购令的MM，一起去线下与上海市房管局约架、理论”，称“我们支持调控房价，但我们反对地域歧视！政府强行逼婚，不婚主义者和齐天大剩何去何从？”
她约了几位同伴去房管局，但工作人员的答复非常坚定，称“政策就是这样”。
在不少城市，经济适用房的申请资格也将单身排除在外。2007年，广州明确了经济适用房申购对象要以家庭为主，单身人士不能购买经济适用房。据称，这样是为了避免一对夫妻利用离婚购得两套住房。对于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住房困难人士，将通过廉租房制度提供保障。
有媒体曾报道，一位36岁的北京户籍男人，为了等经济适用房而选择不结婚。北京市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1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22700元及以下，2人户家庭年收入须在36300元及以下，减去他的年收入之后，“如果找了一个月收入超过1200元的老婆，经适房就没了。”
为了买房，有中介给林咏支招，只要出钱，他们就能帮忙办个结婚证。林咏拒绝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宁可大方接受假结婚、假离婚这类欺瞒——曾有人为她介绍相亲，说对方是多拿拆迁款而假结婚过一次的，却不能容纳真实生活的单身者。
“政府可以限定单身购房的条件，如年龄多少岁以上、居住多少年以上，如果发现离婚骗房，可以收回房屋等等办法，但是一刀切的懒政思维，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林咏说，“政府部门似乎自然而然地以为，没有结婚就不需要房子，单身者购房不是刚需，是可以被牺牲和忽视掉的一群人。”
事实上，“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一说法已深入人心。“中国既没有不婚文化，也没有不育文化，中国女性基本上是普婚普育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往往天然以家庭为单位考量。
然而，“家庭视角仅仅是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而已，并非唯一视角。在‘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到来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亮曾撰文表示。
在他看来，社会变迁导致了家庭形式的变化，家庭视角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漏洞。比如，各地为获取低保补助金、动拆迁款而出现的群体性离婚事件，都反映出把家庭作为政策设计的单位可能反而会破坏家庭，或是有违社会公平。
中国妇女报《农家女》杂志记者高富强，关注女性权益多年。他在多次探访中发现，中国农村妇女没有娘家村的村民资格，在制度与政策的逼迫下，她们必须嫁给一个具体的男性，才能在丈夫的村庄享受村民待遇。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女孩子被认为是要嫁出去的，通常分不到土地，也不能在本村申请到盖房子的宅基地;再到后来，征地补偿与人口安置，依旧把土生土长的本村女孩子排斥在外。如果她选择不结婚，或是因各种原因离婚，那么，她这辈子就没有村民资格（或村民资格不完全），一切国家政策带来的惠泽都将与她们无关。
“只虐单身狗”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仅有0.92%未婚。10年间，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
大城市单身者如今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其中以“剩女”居多。“剩女”是教育部 2007 年公布的 171 个汉语新词之一，官方释义为：现代都市女性，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然而，没有婚姻。
秋实只有27岁，却在一个中部省份地级市成为旁人眼中的“剩女”。母亲的逼婚已经上升到让她“死得瞑目”的严重程度。为此，她转战另一个城市，搬到公司单身宿舍，很少回家，“单身问题，直接导致我的家庭关系不和睦。”
在家里，她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斟酌，一定避免三句后能绕得到结婚的话题。比如，如果看电视，随口感叹这个男人好帅啊。妈妈便会接话，就盯着帅的人，现实生活中怎么能找到呢，这就是你不能结婚的原因！
她请妈妈出去旅游。妈妈会拒绝，理由是，万一出了点什么事，以后说家里有一个瘫了的，谁还肯要你？
一位妇产科的医生朋友劝她，如果一辈子独居，老了去医院，医院都不敢收。朋友说，按照规章制度，自己签字是可以手术的;但是约定俗成，如果没有亲属陪同就不收治，以没有病床等其他理由搪塞过去。原因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很难解决。
老了想进养老院，必须有子女或监护人、担保人签字。经营性墓地最长只能收费20年，到时如果没有子女帮忙续费，墓地按无主墓穴处理，骨灰将被抛洒或深埋。一位网友因此评论：“原来以为独身最大敌人只是父母，这样看来，最大敌人其实是国家啊！”
尽管秋实年纪还小，她已经感受到种种“只虐单身狗”的不便。比如，她想独自一人报团旅游，但旅行团是以两人为基准接待，一个人报名需要补交单房差。出国办签证时，旅行社告诉她，如果是单身无陪同，被拒签的可能性非常高。
公司总是让她在节假日加班，理由是没结婚，没什么要紧的事。遇上公司组织体检，单身女性都没有妇科检查这个项目——“人们默认单身就没有性生活”。
曾经的大学老师告诉她，“女生考完研，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个好对象，赶紧占住一个，要不然等你们考博的时候，就彻底没人要了，我们路过女博士宿舍楼，都是躲着走。”……如此种种，让秋实不禁感慨：“作为一个中国内陆大龄单身不思婚育文艺女青年，这个世界对我们所投射的满满的恶意，从未停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韦珊、王宇、林咏、秋实为化名）
单身独居群体日益庞大正随着中国第四次单身潮的到来而日益显现。图/GETTY
一个人的经济社会
在日本，单身服务业发展较早。因单身人群多居住在单人公寓、壁橱狭小，东京街头洗衣店推出了衣物保管服务，顾客只要支付同洗衣等额的费用就可以享受最长7个月的保管服务。
一些专为单独食客服务的日本餐厅，提供可爱的毛绒玩具陪吃。7.11便利店连锁集团推出家政服务，为单身人群提供家庭厨房、浴室、床上用品的清洁洗涤服务。2014年，家居用品零售商“无印良品”推出一套“小号”厨房用品，包括小号烤箱、煮饭器、电水壶和榨汁机。
日本一家公司可以提供名为“单身婚礼”的新式服务，客户在两天时间里穿上结婚礼服，精心化妆并选择花束。如果愿意，客户甚至可选择一名男性陪同她们拍照。
在韩国，未婚女性可独自前往摄影工作室拍摄婚纱照。一些电器公司宣称将重点放在单人家庭，推出小容量洗衣机、机器人真空吸尘器及便携式电视机等;2013年，包装的、即食的、单人份为主的食品，销售额明显增加。不过，韩国新税制规定，未婚的高收入单身职场人缴纳税金数额上涨，比结婚人士实际缴纳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被调侃为变相的“单身税”。
在台湾，有餐厅推出一人份的佛跳墙、独享Pizza，便利店里有单卖一根的香蕉。街上可买到迷你空气清净机、小包装米、适合一人用的煮饭小陶锅等。
2010年2月，挪威游轮公司宣布，将在加勒比航线的游轮上增加128间单人房，不再需要支付两人费用。美国圣摩尼卡的一家酒店推出了一个“独自在城市旅行”的方案，包括许多如何独自一人游览城市的建议。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有一个名为“一起拥抱人生旅程”的七层楼住宅项目，专为40岁以上、没有子女、有兴趣下半生一起体验独居生活的人们所设立。楼里的公共空间包括餐厅、开放式厨房、电脑房、洗衣房、编织区、木工室等。每周六，每个居民都必须协助做饭和打扫卫生。
本刊记者/陈薇整理
（资料来源 《单身社会》《一个人的经济》及各类论文网页、新闻报道）
中国四次单身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响所致;
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为了返城纷纷离婚，引发了单身潮的出现;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传统家庭观念的转变，第三次单身浪潮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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