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新型政商关系
【背景链接】
当前,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已成为社会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指出:“官商之间淡如水,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
2015年3月26日,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分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上,与会嘉宾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亟需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政商关系应透明如水,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
【深度解析】
[当前政商关系的特征]
一、勾肩搭背型
很多官商结合变异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官员假借商人之手完成权力的变现,而商人则利用官员的权力谋求不正当利益。
“打招呼”:在一些诸如工程招标、政府采购、资源出让的经济领域,找到政府部门的关键人物打招呼,已经成为一些商人拿项目的不二法门。
“乱审批”:一些部门的干部手上掌握着重要项目审批权力,利用这些权力为自己的商场“小伙伴”违规审批,导致公权力沦为个人谋利工具。
“充当保护伞”:一些负有监管责任的干部,面对违法犯罪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风报信、暗通款曲,充当不法商人甚至涉黑势力的保护伞。
二、咫尺天涯型
在反腐高压成常态的背景下,“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企业家避而不见,企业的正常诉求难以满足,官商形成咫尺天涯的状态。
一些官员开始懒政怠政,不干活、不接电话、不批文件、对企业家避之不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但面对企业的正常诉求,搞软拒绝。[畸形政商关系产生的原因]
畸形政商关系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因素:
一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对资源的垄断多。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和壮大,就不可能不跟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因为政府决定了企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企业要得到资源,取决于企业和资源掌控者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必然要跟政府官员紧密结合成一种“非匿名”的政商关系。
其二,是政府对GDP增长的重视。在很多地方,私营经济的发展对GDP的贡献不言而喻,而GDP又关乎官员的政绩与前程,于是,为了表明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视,地方在招商引资等方面,不但出台许多土地、税收优惠,甚至承诺给企业家一些超经济待遇,包括政治身份等。这些超经济待遇,成为一些不良企业家的为恶“资本”。
[负面影响]
在一种畸形恶劣的政商生态里,政商联盟虽然对特定的企业有利,但对整个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成长却构成了非常严重的障碍,因为它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如果这种现象蔓延开来,必然会极大地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而权力过度干预经济运行、市场管理,势必扭曲公权力的本质属性;资本和金钱一旦绑架权力,更会令百姓丧失对政府的基本信任。
[措施]
中公网校专家认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要最大限度地简政放权,督导企业合法经营,鼓励企业自主经营,真正为企业松绑,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营造宽松的空间。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逐步有效地精简项目审批,科学合理有效地放开项目的开发和经营。同时,引导、督导和指导企业科学决策,合法经营,自主经营,有效经营。
第二,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权力清单”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边界、程序、规矩做规定;以“负面清单”划定企业经营边界,最终真正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
第三,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来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和“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政治和商业的本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严格执法,在市场上形成一套严密的行业规则规范,使企业在市场中可以依据游戏规则参与市场竞争。同时,通过企业、政府与市场三方相互合作与制约来进一步完善监管监督机制,形成真正自由和高效率的市场。【文章素材】
[标题示例]
用法治思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关键在政府放权
反腐让正常的政商关系成为可能
政商“相敬如宾”需“阳光敬规”
让官商既“相敬如宾”又“相忘于江湖”
[开头示例]
1.官商“相敬如宾”而又“相忘于江湖”,是我们始终追求的官商关系。为官者能够搞好服务,让合法商人加快发展步伐;商人悉心经营,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物质保证,两者做到相互扶持,“相敬如宾”。同时,官员不滥用手中的权力经商,商人也不把手中的金钱当作从政的砝码,两者“相忘于江湖”。
2.“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和商,自古以来似乎就难分难舍,亦是从未割断过的亘古绵延。官员从政履职与商人打交道,本也无可厚非,可是一旦勾肩搭背、底线失守,就会陷入贪腐泥沼而“回头太难”!其实,“相敬如宾”方能让政商关系“淡如水”。
[结尾示例]
1.在当前全力建设小康社会的前提下,和谐有力的政商关系的构建变得尤其重要。反腐对于规范官员腐败只能是一种鞭笞,要真正根治腐败的措施在于治心。政商关系新形态的构建也是如此,只有充分把握好和谐、适度、公开三原则,才能保证政商之间实现互利共赢的同时,也为人民群众谋得福祉。
2.以往常说“不患寡,患不均”,是指资源少,害怕分配不均衡。而现在社会更多的诉求是“不患寡,患不公”,不怕资源少,而怕不公开、不公平。可见,要形成“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政商关系新常态,只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制定权力的清单,权力才不再“任性”,企业才不会“患不公”,腐败才不会“反复”,让政府回归本位,让市场回归市场。
【背景链接】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规划》强调,力争经过5到10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规划》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价值引领,坚持立法为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统筹推进。
【综合分析】
[权威论述]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习近平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习近平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
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习近平
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习近平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习近平
[内涵]
所谓法治,指的是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突出法的地位、强化法的作用,真正使法律法规成为社会生活的规范和人们行为的准绳。
所谓德治,就是发挥思想道德的教化作用,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觉悟,用思想道德的引导来规范人们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
[出台背景]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法律法规体现鲜明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律规范、贯穿法治实践,法律才能契合全体人民道德意愿、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才能真正为人们所信仰、所遵守,实现良法善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立法机关高度重视在立法中体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同时也要看到,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一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一些立法相对滞后,等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必要而紧迫。
制定《规划》既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切实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的必然要求,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两者的关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要树立信仰,就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德治的实现需要法治的规范、制约,需要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法治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法治是建立、维护、实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来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
[原因分析]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对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我国既有久远的法制传统,又有厚重的道德传承。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从世界范围看,凡是社会治理比较有效的国家,大都坚持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注重用道德调节人们的行为。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大优势。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条法治道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法治、德治两手抓、两手硬。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好,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走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发挥好这条道路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切实推进以德治为基础的法治建设、以法治为保障的德治建设。
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要应对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挑战,从根本上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清醒看到,我国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单就法治论法治是不够的,必须着眼全局、系统谋划,特别要立足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重视加强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着力培植人们的法律信仰和法治观念,营造全社会都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的文化环境,使法律和道德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
【参考对策】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认真组织实施,支持立法机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要统筹各方力量,加强督促检查,推动本规划的贯彻落实。承担法律法规起草任务的有关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主要负责同志牵头负责,确保完成立法任务。
二要完善工作机制,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需求,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制定好立法规划计划,加快重点领域立法修法步伐。建立常态工作机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立法修法规划与国家立法规划计划更好衔接。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的重要内容,注重立法目标和价值导向、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有机统一。
【标准表述】
温家宝总理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指出: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孩子是民族的未来,这些还未长大的中小学生,是我国社会安全环节上最薄弱的一环。在宁静的校园频发如此血腥的惨案,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类似的血案接连的发生,创伤不断地复发,无疑会给孩子的身心以及整个社会留下深重的阴影。
基于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公平正义尚未实现等现实因素,当前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存在着不公平感和压抑感。要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源头调整社会分配体制,解决好民生问题。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使之更趋公平的基础之上,建立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的惠民制度惠及弱势群体,及时救助那些穷困潦倒、产生绝望情绪的病患者,使他们免于生存的恐惧、生活的窘迫以及滋生仇富的畸形心态,让更多的人在生存底线得到应有的保障之下,看得到、摸得着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温暖关爱,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第二,政府出资建立公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各级各地相关职能部门,稳步推进、逐步完善。政府应建立公民生存状态与心理问题筛查、干预、控制、跟踪一体化的机制,早期发现问题并作出果断及时的处置,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构建这一体系,一方面是转变社会心理习惯、推进体系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在体系完善的过程中,那些遭遇类似郑民生一样不幸的人,他们滋生的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心理,会被及时疏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已经公开发布,这是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之后,指导下一阶段扶贫开发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意见》突出强调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对于落实中央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形成更加协调、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纲要》实施以来,我国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加快构建大扶贫工作格局,各项扶贫工作全面发力。但我们还有近1亿扶贫对象,贫困群众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仍然严重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随着四化同步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转型加快,我国的扶贫开发面临着新形势,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现行的贫困地区考核机制对减贫的正向激励不足,一些地方对扶贫开发重视不够,工作不扎实,“年年扶贫年年贫”;扶贫资源精确瞄准不够,工作针对性不强,有效性不足;扶贫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跑冒滴漏”现象,扶贫开发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人民群众诟病较多,亟待改进完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要啃“硬骨头”、蹚“深水区”、打“攻坚战”,靠单项措施、常规手段很难奏效,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围绕贫困县考核机制、精准扶贫机制、干部驻村帮扶机制、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机制、金融扶贫机制、社会参与机制,《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就是要用新机制保障扶贫工作落到实处,用新机制保障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用新机制保障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形成强大合力,提高扶贫成效。
空气是人们生活须臾离之不得的,受益不觉,失之难存。今天,人们越来越关注空气质量。年初北方的雾霾天气,PM2.5严重超标,搅得人心不安。雾霾之所以让全社会焦虑,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空气干不干净,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用句通俗的话讲:空气不好伤身体。风气,是一个社会、地方、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一种风尚、习俗、习惯,是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精神状态的综合反映。风气听之无声、望之无形,与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形成,影响深远。风气有好坏、正邪、清浊之分。风气好,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引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形成良好风尚,比如各种“最美”人物带来的道德正能量。风气不好,则让人是非颠倒、荣辱错位、沉沦堕落,各种不良现象、悖谬行为随之而生,比如奢靡之风下的铺张浪费、拜金炫富等问题。同样用句通俗的话讲:风气不好伤群体。
好风气就像好空气。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空气要洁净,风气更要清新。正如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抓住要害、打中“七寸”,社会风气的净化,也需要抓住关键、把住源头。
党风政风民风,就看“一把手”吹啥风。领导干部不管在社会上,还是人群中,都备受瞩目,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社会风气,有着引领示范作用。广大群众正是通过观察身边领导干部的作风,来衡量党风政风的好坏,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干部作风过硬,就会树立标杆、给人信心,带动一方清政风、正党风、淳民风,就能聚民心、汇民力,无往而不胜。反之,如果干部自己身上“四风”问题丛生而不改,却号召别人转作风、治顽疾,只能是台上他讲、台下讲他,没有一点公信力,作风建设又从何谈起?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在作风建设上作表率,不只是个人的问题,更是事关一方风气的重大课题。
《论语》中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周书》亦有云:“斯则风行草偃,从化无违”,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教成于上,化成于下,上行下效,从古至今概莫能外。正在全党深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总书记到许多领导干部,纷纷把自己摆进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身入心入、躬身自省,以整风精神,荡涤作风之弊、扫除行为之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山西考德上公培)
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正剧”陆续上演。确保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取得成效,坚持科学的方法论至关重要。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两点论”、“两手抓”的唯物辩证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的科学方法论。
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是对唯物辩证法十分通俗和高度概括的表述,也是我们党一贯遵循的思想方法。1956年,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们党治国理政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精辟论述,为我国开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他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此后,******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无不贯穿和蕴涵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方法,是对这一思想方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事物无不包含着矛盾,无不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产物和表现。“两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坚持“两点论”,体现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坚持“两手抓”。坚持“两手抓”,可以防止片面性,克服单兵突进、顾此失彼的弊端和问题。片面性是我们工作中存在的老毛病,也是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大问题。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比如,资源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和市场监管不到位并存,铺张浪费现象严重和贫困人口仍然较多并存,等等。有效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前提和关键就在于克服片面性,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止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当然,强调“两点论”、“两手抓”并不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没有重点。没有“重点论”支撑的“两点论”,是形而上学的“平行论”。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取得实效,就必须在坚持统筹兼顾、“两手抓”的同时,善于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抓住“落一子而满盘活”的关键环节,集中力量加以突破,以此撬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标准表述】
[措施]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并且作为政府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特别要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作风建设。
目前,包装垃圾的猛增,已成为生活垃圾的主要增量。据调查,我国仅消耗瓦楞纸箱原纸便多达4600万吨,占全球消费总量1/3。
各种外卖带来的垃圾泛滥,久遭诟病。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在电商、快递、外卖等领域推行绿色物流、绿色包装的实施方案。强调多管齐下,突出治理的“主心骨”,发挥好政府的公共监管与服务职能,正是有的放矢。这一“绿色方案”,有望减少外卖包装带来的“白色污染”。
党的十九大要求,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政府既要用严格的标准指导与监管,又要放松管制,营造适当宽松的市场环境,鼓励竞争与技术创新。
中公分析
社会文明的递进,总是生活习惯、社会意识、市政管理集体映射的结果。当前,无数的包裹通过快递走进千家万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天量的快递垃圾。包装垃圾带来的环境污染,运输成本和回收成本都极大了影响了日常生活。快递业巨大的“绿色”缺口中,其实蕴含巨大的商机,可以预见,未来的包装新业态必将会层出不穷。
[原因分析] 随处可见的包装垃圾,对城乡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明知包装既增加污染,又有一定成本,电商依然过度包装无非是担心运输途中破损,进而引起差评。买家也有同样的心理,导致电商主动减少包装的意愿降低。而对物流行业和包装行业来说,回收再利用成本波动较大、技术瓶颈短期难以克服、行业自治及绿色监管联盟等尚在探索中等因素,也是客观存在。市场各方主体各有各的小算盘,是包装垃圾泛滥的根源。
复杂问题的精准施治,考验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包装垃圾期待“绿色转身”,成为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新产品。
[对策措施]
中公教育总结,从包装设计的供给侧看,减少外卖带来的白色污染,需要源头治理。监管者要对相关企业实施有效引导,加大环保督查和惩戒力度。应当看到,在传统实体店模式下,经验丰富的包装工程师从结构、材质、制作成本、空间利用等多方面不断改进,已经形成完善的包装体系。比如相机等精密器材的包装大都采用再生纸,紧致、小巧且安全,“简陋”得令人惊讶。可见,网购包装的减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今天的线上监管需要拿出过去的线下标准,从整个设计生产销售回收链的细节入手,稳步推行商品和快递包装的“绿色方案”要求。
慈善组织
【背景链接】
民政部8月7日通过官网公布《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简称《办法》),将从9月1日起实施。根据《办法》,慈善组织应当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应遵循管理费用最必要原则,厉行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并公开在本组织领取薪酬最高前5位人员的职务和薪酬;公开本组织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用、公务招待费用、公务差旅费用的标准等“三公经费”。慈善组织有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民政部门可以依据慈善法相关规定处罚慈善组织。
【综合分析】
中华民族向来就有互相守望、见义勇为、扶困济危的优秀传统,不过慈善组织之建立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尚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运营机制,尤其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社会监督,不仅导致慈善组织参差不齐,且慈善腐败及丑闻不断,使其公誉度和公信力受到严重损伤,已严重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比如,媒体曾对慈善组织施乐会招募“有偿义工”从受助人接受善款抽取15%以上的“提成”表示质疑,施乐会则坚称自己是民间公益组织,无固定经费来源,需要“抽成”来维持运营。慈善组织“嫣然天使基金”等亦因为财务不清等问题受到质疑。前几年,曾有一个调查数据,中国基金会行业整体透明度虽说有所进步,但得分仍只有49.45分,距满分100分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还有33家基金会得分不足1分。
现在的问题依然是信息不透明。有不少慈善组织通过线上线下号募捐,但该慈善组织是怎么设立的、有没有募捐资格等基本信息并不公开。至于募捐财产的总额多少,具体去向如何、效益怎样、“三公经费”占比等更是秘不示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加上慈善组织内部结构治理本就不规范,致使慈善财产管理使用暗箱操作,挪用、侵占财产等现象时有发生。
慈善事业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促进作用。然而,当下中国一方面“贫富差距”增大,急需慈善公益组织的介入,急需“先富帮后富”;另一方面却是慈善公益组织乱象横生,丑闻频传,难以建立行业的公信力,以至于伤了慈善人士的心。
【参考对策】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划桨才能开大船。慈善事业就需要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把慈善公益的蛋糕做得更大更好。无疑,慈善信息公开将有助于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可见当务之急正是从公开“三公经费”入手:
建立严格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刚性程序;
健全慈善组织的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流程去向以及投资交易等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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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首都成为“首堵”,长时间里一直是人们对北京交通拥堵的讽喻。时近年底,悬念已久的北京治堵新策终于面世。其中,“公交优先”所面临的尴尬,体现在交通和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在有限的交通资源下,真正面临大考的是政府的管理智慧。
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 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整停车收费标准等政策安排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标准表述】 [深度分析]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北京拥堵的根源在于“摊大饼”式的城市结构——即北京的城市建设,以紫禁城为中心环状向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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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给编 辑 张,行政、金融、商业机构高度集中,造成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大城市病”。
在“单中心”结构下,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市中心区内,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北京城绕着最初的圆心,不断修建快速环路,构造了一个个“同心圆”。但修路的速度远不及汽车的增幅,每一条环路开通不久,就会被人戏称为“露天停车场”;而在这种“小汽车优先”“公路优先”的模式之下,公交系统发展滞后,交通压力长期无法缓解。[权威观点]
继续坚持公交优先的方针,建设公交城市。优先推进中心城轨道交通建设。鼓励就近就业,从源头上减少市民出行需求。制定防止机动车过快增长的措施,研究利用经济手段控制机动车污染和解决重点拥堵路段交通拥堵问题。——北京十二五规划建议 [表现和影响]
北京机动车总量高,明年上半年将突破500万辆;增量高,近5年的增量,接近前50年保有总量。今年上半年,新增机动车34.5万辆。2009年,净增51.5万辆,几乎与香港的保有总量相当;增速高,机动车保有量从300万辆到400万辆,北京只用了2年7个月,而东京用了12年;用车频率高出行集中度高,北京逾七成小客车集中在五环内,核心区小客车出行比例34.8%,是纽约核心区的2倍多。小客车日均行驶45公里,是东京的2倍多。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表示,按照目前机动车日均净增量测算,到2015年,北京拥堵指数将在9.5以上,高峰期间路网平均车速不到15公里/小时,低于人们可以承受的极限。换句话说,2015年北京日常平均车速,还不及现在最拥堵一天的车速。不采用经济杠杆、行政手段、法律措施进行调控,任其发展,北京交通可能不是堵,而是瘫的问题。[措施]
眼前措施:收费与限行并举,收“防止恶化,局部改善”之功。实施限行规定,加强进京车辆管理,减少高峰时段中心城交通流量,必要时实施重点交通拥堵路段高峰时段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提高停车费等多个方面。加强机动车管理,调整非居住区停车价格方案,三类阶梯收费引导合理使用。
中期措施:公交优先,加大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力度,鼓励公交出行。
加快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增公交专用道150公里以上,提高承载能力。要遏制道路建得越多、汽车增长越快的“汽车化怪圈”,引导私人小汽车出行向公共交通出行转移,优先、科学发展公共交通、建设“公交城市”。
长远措施:调整城市功能结构,绿色出行低速高效
完善城市规划,严格控制中心城建设总量增量,加快重点新城建设,有效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改善公共自行车系统、步行交通系统和驻车换乘条件,倡导绿色出行。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接驳客运交通枢纽、地铁站和地面公交中心站。在CBD等重点地区、重点大街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建设一批步行、自行车示范区。【一句话点评】
对于“治堵新政”,大部分市民给予了积极评价。北京的探索和尝试,也给其他城市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但专家们表示,治理城市拥堵是一道世界难题,如何科学设计治堵方案,如何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出行意识,将是永恒的话题。[措施]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是个世界难题。我国人口众多,当前又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期,堵车之“痛”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要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必须采取增加交通供给与引导交通需求并举的方针,做到标本兼治。第一,加强城市交通发展总体规划,强调道路建设科学性。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应注意优化城市布局,以居民居住区靠近工业区以及机关、科研单位集中的地区为原则,尽量减少跨区域交通量,商业、服务业、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生活服务,要实行大中小相结合,均匀分布在这些交通吸引点和发生源;应从政策和规定上提倡拆除单位、小区外围围墙,开放区域内道路,增加城市道路的通行面积;改造有通行潜力的胡同、里弄为城市道路,建设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网,提升城市交通的循环能力;改造断头路,减少断头路与主干道不联贯所造成的巨大浪费;适当开发空洞、闲置或废弃的道路用于静态交通用地,最大限度提高道路交通利用率。
第二,增加道路资源供应量。首先,增加道路面积与改善道路布局。增加路网密度,拓宽一切胡同、大楼之间以及居民区之间甚至居民区内的通道等,为主干道分流;增加放射性道路,使横向路纵向相连。其次,改善道路配套设施和辅助设施。主要地区全部立交化,在主要街区实现行人过街桥涵化;增设公交港,改善高速路进出口,增加停车场以避免路旁停车而影响道路通行;完善交通规则和改善交通秩序。此外,降低出租车的空驶率;鼓励小轿车的多人搭乘(如减免通行费)等等。
第三,降低对于道路资源的需求。一方面,控制汽车拥有量和上路量。主要包括:(1)控制小轿车拥有量。收取较高的汽车牌照费,以控制汽车的购买。(2)通过提高汽油税控制上路汽车数量。(3)通过收取上路费控制高峰期严重拥堵的地区、路段的上路汽车数量,可通过监视器落实。早在1975年新加坡就开始收取“拥堵费”,收效极为明显。1991年起挪威的几个城市加以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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