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论文

劳动教养论文（推荐8篇）

劳动教养论文 篇1

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同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在我国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如何处置原来劳动教养所涉的违法行为。与此相联系，不少学者和司法实务界人士担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会存在规制方面的空缺，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之间留下空白，从而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如何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原劳动教养对象进行有效规制和处理?笔者试对此问题略述管见。

一、不适宜在“一元化”刑法惩罚制度之内通过刑法分流原劳动教养对象

基于惩罚犯罪的需要，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惩罚制度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的刑法发展至今，根据其所包含的法律后果不同，理论上有“一元化”刑法惩罚制度和“二元化”刑法惩罚制度之分。一国的刑法如果仅仅承认刑罚或者保安处分的，可以归入“一元化”刑法惩罚制度之中。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都采用“二元化”原则。“理解现代刑法的关键，是理解刑法中这两种法律后果之间的区别。如果人们暂时搁置关于刑罚和保安处分作用的争论，而采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这个区别，那么可以说：各种刑法都是以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所具有的罪责为条件的，各种保安处分则是以行为人对将来的持续危险为条件的。……罪责作为刑罚的条件和危险性作为保安处分的条件，是共同存在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之中的，结果，刑罚和保安处分作为法律后果不仅可以各自独立适用，而且也可以同时出现”①。当然，刑罚和保安处分的区分不仅仅在于是否以罪责作为基础，保安处分被纳入到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方面的依据是：刑罚不能充分地满足保卫社会的任务，所以必须通过保安处分，以预防某些犯罪行为的实施。“笼统地使用‘刑法’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人们本来应当称之为‘刑法和保安处分法’”②。

我国目前的刑法典尽管有类似于保安处分的内容(如关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定)，但尚算不上“二元化”刑法，而应归属于将刑罚作为犯罪的主要法律后果的“一元化”刑法的范畴。在我国当前的“一元化”刑法模式下，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是否应该像有学者主张的将其中一些行为犯罪化?笔者认为，不适宜在“一元化”刑法惩罚制度之内通过刑法分流劳动教养对象。

“一元化”刑法模式不仅将行为犯罪化，并且在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设定方面基本上是刑罚手段，实施的结果也是以刑罚惩罚为主。这就存在一个刑法干预的界限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将刑法干预的界限扩大化。为此，在考虑将哪些行为犯罪化、刑罚化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推后刑法干预，力求避免不必要的刑法干预。美国学者帕克在他的《刑事制裁的界限》一书中，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刑事制裁的正当根据、刑罚惩罚的得与失、程序制约等不同视角，通过一般论证和具体例证，分析和尝试回答了刑法干预的界限，得出的结论是能用别的社会控制方式就不用刑罚这一制裁手段。“因犯罪而被处以刑罚既不同于出于公共利益的规制，也不同于因行为损害他人时被迫付出的赔偿，更不同于因疾病而受到治疗。这种制裁不仅极具强制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极为昂贵。它应该被适用于那些真正危害严重的行为”③。他还在该书中提出了六项刑事制裁的最佳使用标准④。除了美国学者帕克的刑事制裁的界限理论，关于犯罪化、刑罚化的根据的探讨即将哪些行为犯罪化、哪些行为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的理论，代表性的还有英国学者密尔的“损害原则”理论⑤和德日刑法学中的法益理论⑥。我国目前刑法理论对于刑事立法标准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基于法益理论而提出的，当然也有学者是从刑法谦抑主义的立场来讨论刑事立法的界限问题的⑦。

虽然围绕刑事立法的干预范围问题，还存在一些争议，但也形成一些共识：犯罪不仅是对行为之“恶”的评价，还涉及对这种“恶”的程度的评价，此外，还需要考虑刑法与其他法律甚至道德等的衔接问题，这是构建一国或地区和谐法律体系的要求。犯罪化处理要为社会主体留下足够的自由的空间、刑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要优先让路于道德、社会自治与自律、国家的其他法律手段。诚如罗克辛教授所言：“法益保护并不会仅仅通过刑法得到实现，而必须通过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在全部手段中，刑法甚至只是应当最后予以考虑的保护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其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例如民事起诉、警察或者工商管理规定、非刑事惩罚，等等——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能允许被使用。人们因此称刑罚是‘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并且将其任务定义为辅助性的法益保护”⑧。

所以，是否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要放在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整体法秩序的范畴来考虑。受刑法谦抑理念的制约，基于犯罪的法益侵害性、刑罚处罚的必要性以及需要具备明确的客观要件的行为类型等对行为进行犯罪化的基本认识，当思考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时，要排除如下情形：(1)人的内心想法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刑法不能规定腹诽罪或者思想犯。(2)属于私人自治领域的，不能违法化和犯罪化;本应归属于社会自治自律的，不需要违法化和犯罪化。(3)属于社会主体私权利处理的事项，如果发生侵害与被侵害，由民事侵权法来调整的行为，不能将其犯罪化。(4)靠单位的规章制度约束的行为，不能够违法化和犯罪化。(5)某种行为属于政府行政管理解决的范围，不能为了行政执法的简单、省事，而使用严厉的刑罚措施以实现政府的管理职能。如果某种行为的后果能够由行政机关及时消除，就不宜作犯罪化处理。(6)由于程序法的规则而不可能证明的行为，不能规定为犯罪。

原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对象主要包括8类：(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7)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8)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⑨。基于上述非犯罪化的标准以及刑法干预的谨慎性要求，我们认为，对原劳动教养对象的犯罪化处理需要慎重。例如，第(5)项“有工作岗位……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即可以通过单位规章制度来规范其行为，而无需犯罪化、非法化处理。再如第(1)项提到的“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鉴于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加之《刑法》已经放弃使用反革命的表述，如果有叛国、叛逃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的规定，已经具有足够的威慑性和惩罚力，无需再重提其犯罪化的问题。所以，在“一元化”刑法惩罚制度之内通过刑法分流劳动教养对象，是有失偏颇的。

而且，如果按照有些学者的主张，通过建立轻微罪体系或者通过犯罪概念分立化的刑事立法来对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原来列入劳动教养的行为进行管控⑩，一个最不应该忽略的问题是“犯罪”标签问题。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刑事法律的主要功能被用于对违法犯罪的打击上，对于实施违法犯罪的人员，总体上惩罚手段多些，而矫治手段少些;在中国，每一次刑罚的施加都意味着对当事人而言几乎是“一辈子的耻辱”，不仅犯罪者本人回归社会难，家人和亲属也跟着抬不起头来。“犯罪”这个标签给中国人带来的附带后果、道德上的否定，比西方社会给人带来的负面后果要严重的多。

综上，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不适宜在“一元化”刑法惩罚制度之内通过刑法分流原劳动教养对象。

二、通过“二元化”刑法惩罚制度对原劳动教养对象进行分流和规制

“二元化”刑法惩罚制度是指将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同纳入刑法作为应对犯罪的手段的制度。刑罚和保安处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立足于对已然犯罪的惩罚，以行为人当时所具有的罪责为条件;后者主要立足于对未然犯罪的预防，以行为人对将来的持续危险状态为条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一些需要对其人格或身体进行矫正治疗的“病人”，如吸毒成瘾者、精神病人以及有责任能力但有特种危险性的人。保安处分的必要性已由德国学者克莱恩在18世纪末进行了阐述，其作为具体制度则是19世纪末被提出来的。1893年瑞士的《刑法预备草案》是世界范围内较早地将保安处分与刑罚并列的法案，这种将刑罚和保安处分分别规定在刑法中的二元主义立法模式，对许多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影响，后来的《意大利刑法》、《波兰刑法》、《瑞士刑法》等纷纷采用这种模式，并逐渐普及。另外，比利时、西班牙在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中规定了保安处分，也属于采用二元主义的国家，1960年的《苏俄刑法典》也采用二元主义。还有的国家，尽管刑法典自身采用的是一元主义，但在法律制度上则采用了二元主义。因此，现在二元主义刑法惩罚制度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在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保安处分的观念，但是其刑法也是以二元主义的刑罚观为依据的(11)。

笔者认为，在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有必要在刑法中规定保安处分制度，对一部分原劳动教养对象通过保安处分来分流和处置。这就涉及我国刑法的“二元化”转化问题。上文将我国的原劳动教养的主要事由概括为八类，这八类对象中，有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占五类。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首先应该考虑这五类行为有无可归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如果能够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教育惩罚，就没有必要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当然，对违法的惯犯、累犯，比如吸毒人群的复吸人员以及多次小偷小摸、多次欺诈他人、不时地寻衅滋事之人，定不了罪，治安处罚拘留又过轻，如果任其在社会上行偷、行骗、寻衅滋事，会导致对社会及其个人的更大危害，不能够放任不管。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借鉴他国的做法，可通过在刑法中规定保安处分制度，把常习性违法者纳入保安处分的对象。这样一来，我国刑法的内容要发生由“一元化”向“二元化”转变。刑法中既要有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同时也辅助有“非犯罪”和保安处分的规定，并且二者可以配合适用。

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保安处分制度，应该取保安处分为“社会防卫处分”的定位，名称可直接称为保安处分。保安处分与刑罚分别独立规定在刑法典中。要强调其防卫社会的主要目的，淡化其惩罚的目的;要将保安处分的适用纳入司法程序;要避免将不是“非犯罪化不可”的行为犯罪化而带来的消极影响(12)。尽管该类措施放在刑法中，但是，它并不是以与犯罪直接对应的措施名义出现的，就如同现在我国刑法中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的规定一样，从犯罪成立标准的角度来分析，它不具备构成犯罪的充足条件，从最终的裁判来说，也不认为是犯罪以及触犯了哪个罪名。这样，犯罪的标签在这里不存在，自然它的消极作用也不会发生。

结合原劳动教养对象，可以说，“二元化”刑法在确保社会和行为者本人安宁的同时，又连带地解决了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将原劳动教养的部分对象纳入保安处分的范畴，使其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二是去除犯罪标签化，避免犯罪标签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到此，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原劳动教养对象可以纳入保安处分的范围。首先要注意，我国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不够刑事处分”不是原来劳动教养对象纳入保安处分的充足条件，如果通过治安管理处罚能够起到惩罚、教育和预防的效果，就一定不能将其纳入保安处分的范畴，尤其是非常习、偶然违法之人，应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来规制。应当承认，我们过去的劳动教养立法特别是实践中劳动教养的适用，存在功利性、不规范、甚至耍特权的做法，在此应该予以清除。因此，我国原来劳动教养对象中，可能列入保安处分的只有如下几类：(1)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2)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3)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概括起来，即是说，对于上述这些原有的劳动教养对象类型，除了构成犯罪的情形之外，不要刻意地将原有的违法甚至严重违法行为非要进行犯罪化，可以保留其“常习违法”或者“严重违法”的评价和称呼，但不要犯罪化，适用保安处分。我国刑法中设立的保安处分，可以与刑罚同时适用，也可以单独适用，它是非刑罚措施，但应通过司法审查程序来适用。

三、保安处分范畴以外其他原劳动教养对象宜做治安管理处罚与非违法化处理

对于以往的劳动教养对象，无非存在犯罪化、非犯罪化、违法化、非违法化几种情形。笔者基本上不赞同犯罪化的作法。对于常习违法者，仍属于违法但非犯罪，将其纳入保安处分的范围。保安处分范畴以外原来的劳动教养事由可以通过治安管理处罚、非违法化等途径来分流和处置。

1.部分原劳动教养对象的治安管理规制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是一种惩罚性的制裁手段，适用于扰乱社会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违法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员。对照原劳动教养对象的事由、类型，除常习性违法者纳入保安处分范围之外，其余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以卖淫、嫖娼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卖淫、嫖娼行为属于无具体被害人的行为，危害性相对较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此类行为已经作出处罚规定，因此对于卖淫、嫖娼的劳动教养规定废止后，对于因卖淫、嫖娼被发现，但尚不属于常习性的卖淫、嫖娼者，进行治安管理处罚即可。特别是有的从事卖淫的女性是因为贫困，这些人过去被劳动教养后，无正当谋生手段，继续重操旧业的不在少数，故教给她们合法正当的谋生手段比惩罚更为重要。当然，嫖娼者不同于卖淫者，这些人通常不是因为生存危机而从事嫖娼活动，其罪过重于卖淫者，因此，对嫖娼者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应较卖淫者严厉。

此外，对照原来被列入劳动教养对象的事由，其中的危害国家安全，不够刑事处分的;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有盗窃、诈骗等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均可以通过区分是常习违法者还是非常习违法者，以决定是通过保安处分或治安管理处罚来进行惩罚。

2.部分原劳动教养对象的非违法化处理

原劳动教养对象中的以下几类，可以进行非违法化处理：(1)“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尽管不应该鼓励和认同这类行为，但这类行为也并未达到非违法化不可的边界，因此，可以进行非违法化处理;(2)原来劳动教养对象中的吸毒行为。吸毒是一种自损行为，不涉及直接的被害人，已经为国际社会作为无被害人犯罪而非犯罪化，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放在戒毒所强制戒毒的效果更好，因此对一般的吸毒者，应重在帮助其戒毒;(3)类似流氓行为、无理取闹等现象，缺乏明确的行为类型的，从防止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也应该从法律规制中剔除，将其非违法化。

将原来部分劳动教养对象非违法化分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社会控制资源优化分配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在对社会规控时，都不能不考虑资源和成本问题。一个国家对犯罪的追诉需要花费一定的甚至很大的成本，治安管理处罚也不例外。因此，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是否意味着原来的劳动教养对象应归入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这不能一概而论。治安管理处罚只是社会控制的措施之一，如果依照英国犯罪学家斯坦·科恩的社会控制理论，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属于“硬性”控制，是充满了强制性的控制。作为“硬性”控制手段，治安管理处罚同样需要我们将资源进行合理地分配和适用，不能超越行为的严重程度随意进行治安管理处罚。研究社会控制的英国学者马丁·因尼斯说过：“每一种方式，无论我们讨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惩罚，我们都倾向于假设，我们之所以选择某一种特定的惩罚方式，是因为它违反了社会规范所认为的该种越轨行为的`严重程度”(13)。社会越轨行为，或者称之为社会异常行为，可以表现为用犯罪、违法、不轨、不道德、邪恶、堕落等概念或多个概念的集合概念所包含的行为和表现。相对应的控制手段包括惩罚、治疗、制止、隔离和预防等，目标无非是用来控制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异常的行为(14)。

第二，将哪些行为进行犯罪化和违法化处理，除了要受刑事可罚性理念约束之外，与该社会在一定时期的社会容忍度有关联。随着社会价值多元化发展，社会主体行为的划分也不再是简单的好与坏、对与错、主流与非主流的二元化区分，而是变得多元化，有的表现出中性的特征。为给社会主体留出最大的自由空间和私人自治领域，为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为思想和言论留出很大的空间，腹诽罪、思想犯被排除在刑法之外;社会不仅要容忍人的内心思想，还要容忍人的非主流的行为，并且要提升对非主流行为的容忍度。立法决策要将社会的态度适当地纳入考虑的范畴。社会的态度汇集着民意，左右着某种行为或现象在一国的生存状态。如果一种行为或者现象在社会上的容忍度高，它就有了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如果社会容忍度低，它就可能被驱逐出去或者被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那么，原劳动教养对象的行为的社会容忍度如何呢?从一些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于类似于卖淫、嫖娼、吸毒等无直接被害人的行为的犯罪化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的。此外，社会对违法行为的认识和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和多元化，有些变得为社会所容忍，有的原本就可以为社会所容忍。对于社会能够容忍又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应从违法和犯罪中排除。

社会容忍不仅有“质”的一面，也有“量”的一面。犯罪是对一种恶的行为之评价，它不但涉及性质的价值评判，即犯罪必须是一种“恶”，还涉及对这种“恶”的程度的评价。因此，社会对某类行为容忍度的不同，有关公权力主体对该类行为的规制、矫正或惩罚的手段的性质和轻重也应该有所不同。由于原劳动教养的对象包含种类多样，每一类型的危害程度，行为人自身因素，被害人因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因素，各不相同，因此，对原劳动教养的对象有必要类型化进行分流，更多的要被非违法化、有的应非犯罪化、少数的才可以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

从社会容忍的角度来思考将哪些行为犯罪化时，不能不提及到刑法要表达谁的意志、谁的价值观和评断标准的问题。某一行为是否有必要动用刑罚，不能是政府出于社会管理需要的权宜之计，同样不能因为政府管理的乏力就动辄依仗刑罚威严来管理社会的失范行为。将某种行为犯罪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公众认同基础，一种行为如果需要动用刑罚，必须是社会广泛认同此种行为应成为犯罪，才具有刑事可罚性。刑法所表达的应该是广泛的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对哪些行为是社会公众普遍不能容忍甚至是强烈反对的行为，必须做出谨慎的选择和研判。将这类行为犯罪化能够得到公众的信赖和社会主体的广泛的认可，从而使得法律的施行得以正常运行。以卖淫为例。社会主体对卖淫行为的不赞同、不认可，不等于不能容忍，不等于社会的“集体意识”或者“意志”是主张对卖淫者一定要采取严厉的制裁方法，也不意味着当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转为动用刑罚惩罚来处理。

第三，从社会控制理念的转变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崇尚“硬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对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坚持通过惩罚、隔离以实现绝对化甚至道德优化的理想化状态，随着我们对社会认识的加深，应该树立惩罚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的理念。“我们尚未对吸烟、饮酒、通奸或者吸毒的‘道德性’达成共识，更不用说言行之间还有鸿沟巨壑。社会越是多元化，这种压制可能对社会精神特质的背离就越严厉”(15)。因此，对于道德中性行为，法律不宜干涉。就所谓社会越轨行为的干涉手段来说，过多地“硬性”控制效果未必理想，不妨学会使用一些“软性”控制手段。“软性控制是指那些更灵活地运用心理学的，以及对话、劝说和干预等方式的控制，其目标是使正式社会控制机构减少使用‘硬性’资源去处理各种异常行为，更少地使用强制技巧”(16)。对原劳动教养对象的某些能够为社会容忍的行为可以进行非违法化、非犯罪化处理，实际上也是社会控制理念由“硬性”向“软性”转变的体现。

①[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一卷)，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第3-4页。

②[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第4页。

③[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梁根林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第246页。

④这些标准包括：(1)行为须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有显著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不专属于任何意义的社会阶层。(2)将该行为纳入刑事制裁不会违背惩罚目的。(3)抑制该行为不会约束人们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4)须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执行来处理。(5)通过刑事程序来控制该行为，不会使该程序面临严重的定性或定量的负担。(6)没有合理的刑事制裁替代措施来处理该行为。[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北京：法律出版社，20，第293-294页。

⑤密尔的“损害原则”理论集中体现于他所概括出的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若为着自己的好处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远而避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的行为表示不喜欢或非难时所仅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他的话。[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Y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第112页。

⑥德日法益理论，从刑法只允许保护确定的预先规定的“法益”为出发点，将“法益侵害”作为刑事可罚性的条件之一，坚持无结果(未侵害法益)则无犯罪的原则。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第12-16页;[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2页;[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1页。

⑦刘艳红：《当下中国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以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为例之批判性分析》，《环球法律评论》第2期。

⑧[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第23页。

⑨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

⑩分别参见周建军、方益花：《劳教制度的废除与轻微罪体系的完善》;苏云、夏潇潇：《浅论劳动教养废止后相对合理的分流矫治与标本兼治的犯罪概念分立》;魏霞：《〈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构想》，均为20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办的“废除劳教制度后非法行为矫治体系建设”会议论文。

(11)[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159页。

(12)按照日本大谷实教授的观点，在法律规定以保安处分或保护处分代替刑罚的场合，原则上应作为非刑罚化来处理。参见[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116页。

(13)[英]马丁·因尼斯：《解读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犯罪和社会秩序》，陈天本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14)[英]马丁·因尼斯：《解读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犯罪和社会秩序》，第4页。

(15)[美]哈伯特L.帕克：《刑事制裁的界限》，第261页。

(16)[英]马丁·因尼斯：《解读社会控制——越轨行为、犯罪和社会秩序》，第9页。

劳动教养论文 篇2

一、劳动教养的历史沿革

劳动教养始创于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 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 对清查出的十余万反革命分子, 仅采取简单的说服教育、惩罚不足以改造反革命分子的思想, 劳动教养应运而生。劳动教养在当时既改造了反革命分子的思想, 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 劳动教养为当时的社会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7年8月, 为巩固政权, 维护社会秩序, 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这一决定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的目的、性质、工作方针、收容对象、报批程序、批准机关等。1979年12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不久,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1980年2月, 重新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0年2月29日, 又发布了《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1月21日, 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后, 劳动教养在适用对象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 司法部公布了《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4年, 综治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劳动教养的政治色彩日渐消弱, 但适用范围却逐渐扩大。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法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日益发展, 劳动教养的诸多问题及缺陷也日见突显。劳动教养的存、废便成了公检法及法学界争执的焦点。

二、劳动教养的存、废之争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争议, 司法界、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保存派认为,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劳动教养以教育、感化、挽救为宗旨。区分了劳教人员与罪犯的界限。切实保障劳动教养人员的合法权益。劳教场所既是执法机关, 又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劳动教养应予保存。

废止派认为,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非司法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 由于背离了宪政精神, 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法律依据。劳动教养因出于部门的功利目的, 而不具有正当性。劳动教养同国家的法律体系明显冲突。处罚时间不定, 随意性大, 缺乏监督。在法治观念、宪政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 与公众对民主法制渴求格格不入。劳动教养应予废止。

近期发生的“洛阳事件”, “深圳上访新规”又将劳动教养的存、废之争推到了顶峰。江平等法学家针对“洛阳事件”认为, 劳动教养制度是伴随上个世纪50年代的特殊情况出现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 这个制度早已不符合现实的法制环境。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通过后, 这个制度就应当被废止。而来自基层的声音却认为虽“不合理”, 但“有用”。完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不切实际。对有些小偷小摸屡教不改的, 就是要劳教, 不可能要求公安机关在警力紧张的情况下天天围着这些事儿转。对有前科, 三番五次寻衅滋事, 若是仅以拘留、罚款来处罚, 显然不足以令其安分守己。类似这样的案件很多, 假若以后都不让劳教了, 基层的治安工作会更难做。劳教制度虽有不合理的地方, 但在中国现今的国情下, 依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它就像一个大袋子, 运用其他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 总能装到这个袋子里, 这对有些易激化矛盾的事件能够起到缓解作用。

三、劳动教养存在的瑕疵

1、劳动教养性质、对象不明确, 处罚过于严厉。

关于劳动教养的性质法学界、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强制措施;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教养是准刑事处罚。法官在审理劳动教养案件时也存在以上几种争议。劳动教养性质的确定决定着案由、管辖权等法律问题的确定。对同一案件来说, 若将劳动教养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则适用《行政诉讼法》, 原告和被告所在地法院都有管辖权;反之, 如定性为行政处罚, 案件的管辖则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地法院管辖。可见, 对同一案件来说, 劳动教养性质不同, 管辖地、管辖权也有所不同。当事人极易规避管辖, 从而影响行政审判。目前, 劳动教养存在没有法律授权, 劳动教养性质、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 程序不正当等弊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现象屡屡发生根源是劳动教养法律规范不健全, 相关部门滥用权力所致。

2、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不足。

劳动教养是根据中央的两次《指示》创办的, 是一项政策性措施,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在1957年8月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创立。尽管在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享有立法权, 《决定》是由国务院制定的, 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但他把中央内部指示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公布于众, 确立了劳动教养这项法律制度。1979年全国人大又批准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也就成了劳动教养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法理上讲, 《决定》和《补充规定》只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决定》和《补充规定》无论从行文结构, 还是从文字表述内容看, 不像是一部单行法, 而更像是一份政策性文件。1982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现行劳动教养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试行办法》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 其只能算是“准行政法规”性质的部门规章。以这些法规、规章为依据的劳动教养显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虽然, 在后来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单行法律中都有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 但都是适用劳动教养, 而不是对劳动教养具体制度的规定。有些人认为“劳动教养只有政策, 没有法律”, 虽有偏颇, 但却从另一侧面, 说明了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3、劳动教养法律位阶低、效力差, 与上位法冲突。

劳动教养依据的是1957年8月《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197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该规定属于行政法规, 所以其不具有法律位阶效力。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 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 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我国《立法法》第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 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宪法、法律属上位法, 位阶高于作为下位法的行政法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与宪法、法律存在显著的冲突。

4、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漏洞较多, 存在执法的随意性和不可操作性。

现行的劳动教养行政法规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劳动教养的性质, 劳动教养的对象, 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等都没有明确的、合理的界定。在行政审判中, 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使劳动教养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扩大。劳动教养行政法规实体性规定较多, 程序性规定较少, 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抽象, 不具有可操作性, 有些规定明显滞后, 与现行的宪法、法律相抵触, 影响了法律的统一适用。例如,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情形是“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 有劳动能力, 但长期拒绝劳动或破坏纪律, 妨害公共秩序, 受到开除处分, 无生活出路的”, 第一条第四款还规定“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 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不服从工作分配就要劳教, 这些规定明显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另外, 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与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劳动教养的对象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 在规定上应当与《刑法》、《社会治安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相一致。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流氓行为”、“反革命分子”等概念已经随着刑法的修改而被取消。这些漏洞使行政审判工作处于尴尬地位。

5、劳动教养与国际人权公约相悖。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的劳动教养与这项公约有很大冲突, 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 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 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在目前的劳动教养制度下, 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 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 这种行政法规, 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另外,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下”。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 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 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显然违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

6、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劳动教养审批、复查均设在公安机关, 劳教的审批、复查权,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劳动教养为人诟病的主要症结在于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 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 缺乏应有的监督。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 但是目前的劳动教养的审批、复查均设在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有关规定中, 劳动教养应受检察院的监督, 但相关规定模糊, 没有实质的监督权。审批、复查机关的权利、义务均没有相应的规定。这就变相地剥夺了公民申诉权和上诉权。这与司法救济是最终救济的法制建构基本原则相悖, 同时也于保护人权的宪法规定背道而驰。

四、创新、完善劳动教养是民主与法制的必然要求

1、创新、完善劳动教养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组成部分之一, 其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劳动教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创举, 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实践。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 这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符合我国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的客观需要。江泽民同志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必须先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 有创新才能加快依法治国进程。现行的劳动教养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立法滞后, 亟需立法完善、创新。

2、创新、完善劳动教养是维护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需要。

劳教人员是国家公民, 不是罪犯, 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虽然我国在劳教工作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针和“像父母、像老师、像医生”的“三像”政策,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种侵犯劳教人员权益的现象到处可见, 如: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 行为人没有知情权;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 劳教人员对延期以外的处罚没有诉权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使劳教人员是欲辩无据, 欲诉无门。这就需要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对之作出详尽的规定, 对劳教人员的权益予以确认和保护。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因法律漏洞而造成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3、创新、完善劳动教养是适应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

劳动教养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国法律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借口, 创新、完善劳动教养立法, 有利于适应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西方敌对势力以抨击劳动教养制度, 诋毁劳教人员劳动状况, 污蔑劳教企业产品参与市场和组织劳教人员出卖劳务为攻击目标。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 而作为行政措施的劳动教养制度却对那些并不构成犯罪的公民同样限制了人身自由, 强迫劳动, 是一种侵权行为。我们要适应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与斗争形势, 向国外展示我国劳动教养的法制文明, 就必须理顺劳动教养法律体系, 完善劳动教养法典。

4、创新、完善劳动教养是实现权力制衡的需要。

现行的劳动教养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抓捕, 法制部门负责审批、复议, 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从当前劳教制度的特殊性看, 迫切需要建立起劳动教养委员会办案, 人民法院审理判决, 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的良性循环体系。打破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的集权制, 实施权力制衡。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检、法、司等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 已经超出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调整范围, 应由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制定劳动教养法典予以解决。

五、创新、完善劳动教养的几点构想

劳动教养位阶应升格为法典。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有存在的必要。理由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贫富分化的加剧, 治安压力较大, 而我国的刑法起点较高, 法律的真空, 制度的缺失, 必然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我国当前缺乏统一的完整的、效力等级较高的劳动教养法, 不同程度造成执法、司法、立法层面的混乱, 同时也导致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无所适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理应上升为宪法授权的充分体现法律权威性的法律。这既能体现宪法的原则性, 又能充分体现人权至上和人权自由理念。催生一部效力层次较高的劳动教养法典是当今时代大势所趋, 因此笔者建议全国人大应尽快出台一部创新的、完善的劳动教养法以填补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空白, 消除法律之间的冲突。为此, 笔者有以下几点构想:

1、创新、完善劳动教养必须明确界定劳动教养的性质。

当前我国劳动教养性质不明, 是制约我国劳动教养创新、发展、完善第一障碍, 因此对劳动教养性质予以定性, 是创新完善劳动教养的首要任务。如前所述, 劳动教养的三种争议即: (1) 认为是行政强制措施。 (2) 认为是行政处罚。 (3) 认为是准刑事处罚。笔者认为, 劳动教养应属行政处罚, 其理由是: (1) 劳动教养是一种结果行为, 是违法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行政强制措施, 具有非惩罚性特征, 因此不应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 (2) 劳动教养是一种行政制裁, 是对违法行为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行政处罚是增加新义务和新权利惩罚性特征。 (3) 劳动教养不是刑事或准刑事处罚, 它适用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应是行政机关以劳动教养法典作出的。劳动教养符合现行的《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 (七) 项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的规定”。

2、创新、完善劳动教养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的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法律处罚体系不完备, 法律地位不明确。从《刑法》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看, 二者规定的处罚期限大体衔接。维护社会治安的处罚体系在形式上似乎是完备的, 轻的由治安管理处罚制裁, 重的由刑罚制裁。但二者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协调。《刑法》中规定的罪名有400多个, 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77种行为有较大的差异。《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上存在一定空间, 这是劳动教养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事实上, 那些大法管不到, 小法管不了, 大法不犯, 小法常犯, 屡教不改, 不够刑事处罚, 给予治安处罚又太轻的大有人在。他们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威胁, 应有相应的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 显然要比治安处罚严厉得多, 所以, 它只能是介于刑罚和治安处罚之间的一个处罚层次。这就需要在制定劳动教养法时明确《劳动教养法》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关系。《劳动教养法》应作为连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的一座桥梁。因此, 《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形式应作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 以便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衔接。

3、实体和程序都要体现公平和正义。

公平、正义是法制精神的内在要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作为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以实现社会防卫为目的, 所以劳动教养立法应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为前提。劳动教养法应在实体和程序上充分体现公平与公正。

4、实体规定应当内容明确、体例完整。

劳动教养法应对现有的劳动教养行政法规进行全面的梳理, 应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破旧立新。在保持现有的合理的基本框架的前提下, 作适当的修改、创新。笔者认为应以劳动教养性质、劳动教养对象、劳教审批程序、监督程序、劳教人员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为主线, 程序设置应当司法化。在制定劳动教养法的同时要注意与《立法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相衔接, 笔者建议, 劳动教养期限应调整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 这样才能使整个劳动教养法体系更趋完整。

5、违法行为矫治法的提法不科学, 应定名为劳动教养法。

有专家学者认为, 劳动教养应提高法律位阶。为避免国际人权争议, 劳动教养应更名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违法行为矫治法, 强化了对违法行为的矫正治疗作用, 剔除劳动教养中的强迫劳动。法律位阶的提高, 对于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打击预防犯罪具有重大的作用。笔者赞同劳动教养应升格法律位阶的提法, 但不赞成更名为违法行为矫治法。其理由是行为矫治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劳动教养不仅包含行为矫治和心理矫治还包含思想教育、社科教育、法制教育。违法行为矫治法不足以涵盖整个矫治法法典的变革, 单纯强调矫治效果, 不利于社会法制的进步。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名称过于宽泛。违法行为包括治安违法、行政违法、民事违法、刑事违法行为, 作为一项立法, 应当定位准确, 符合中国目前国情和民众对劳动教养的认知度。创新劳动教养法改变过去单一的、封闭的、强制的传统模式, 创新、完善劳动教养与医疗救护、教育辅导、行为规范等多种模式的结合。使劳动教养管理成为复合式、开放式、劳教式等多样化的管理模式。探索创新性劳动教养执行模式, 是劳动教养变革的必然趋势。笔者建议, 应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法》。

劳动教养，何来何去 篇3

1987年我国律师学科的开山之作《律师学》一书问世；1990年我国第一部《侦查辩证法》专著出版；1991年我国第一本研究法律情报学的专著《法律情报学概论》付梓。这些著作标志着相应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

1980年他执笔编写了《刑事诉讼法讲义》和《民事诉讼法概论》两本教材，是当时全国仅有的诉讼法学教科书，为相继恢复法律院系的许多大学所采用，产生过重大影响。1997年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新教材则被誉为“新中国第三代教材的首创之作”。

40多年来，徐教授已出版法学专著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著述总字数约1000万字。

2003年岁末的一个午后，突然接到了在北京工作的一个学生的电话：“徐老师，您看看刚出来的《检察风云》……”电话是急促和短暂的，那边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我有种预感：这期的《检察风云》肯定又披露了什么惊人内幕！作为一名六十年代初期就进入政法战线后又进入高校教学的法律工作者来说，见过形形色色的事太多，但当翻开杂志，看到阎胜红为母申冤受尽常人难以想像的折磨时（见2003年第23期），我还是震惊不已。阎胜红所发出“为什么要送我去劳教”的哀鸣，时刻撞击着我的心口，因为那不仅是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质疑，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学学者良知的拷问。因此，我决意针对劳动教养制度说点什么。

建国伊始 安邦定国非常之策急出台

1955年，国家机关内部大规模地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拉开了序幕。时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为了尽快使该指示得到落实，1956年1月，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紧接着，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并开始运行。1957年8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当时出台劳动教养这项制度，是为了处置“肃反”中清查出来但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反右派运动中划出的部分“右派分子”而设立的。设立的理由是：对于“这些人”需要一个既能够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方法；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他们自己，同时也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自己，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可见这项制度在初创时是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政治处置手段，带有惩罚性。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在实际操作时却远远脱离了最初的指导思想，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

依法治国 民主高扬不合潮流显弊端

如果说劳动教养制度产生的那个年代法制尚不健全、刑事制裁与行政处罚的界限还十分模糊，加上政局尚未完全巩固，其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用来处理反革命分子有一定必然性的话，那么，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可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至四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在与现行法制严重对抗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存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奇迹”。

这一制度的最初设计及后来的变化表明它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多年来在有关劳动教养存废的争论中，多数学者以劳动教养有违法治原则而呼吁废除，而实务工作者尤其是警务工作者则要求保留这一制度作为控制社会治安的有效手段。特别是今天，有些地方还将劳动教养作为控制上访活动的有效工具来使用。阎胜红上访被送劳教的遭遇便是明证。然而，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控制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的负面效果是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被公然践踏。在实施过程中对法治原则和正义理念的不良影响，早已超出了它对于维护社会治安所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现今劳动教养所取得的功利效果是在不合法的基础上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

劳动教养制度不仅没有宪法依据，而且与《立法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明显冲突，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已完全消失。

这制度主要的依据有：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司法部《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等。上述法规中，只有《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经过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且引用了1954年宪法第100条作为依据。但是，宪法该条内容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显然，将这作为其宪法根据是牵强附会的。另外，有的是经过国务院批准后发布，还有的是根据全国人大关于禁毒决议的规定制定的。但是上述规范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实体程序 诸多冲突有损于国际形象

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存在诸多冲突，不能不引起我们认真思考——

与《立法法》相冲突。按该法第9条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途径解决，而不能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规定。然而，劳动教养制度设立的最高依据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行政法规而已。

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10条规定的适用对象之一是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可我国刑诉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为有罪”。由此可知，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必须由法院来认定的，而被劳动教养的人未进入审判程序，公安机关何以能够认定某人有轻微罪行而必须接受劳动教养呢？

与《行政处罚法》相冲突。该法第9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该法第64条还要求与该法规定相冲突的法规规章，须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然而，目前作为适用劳教的依据仅是国务院及公安部发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这与《行政处罚法》规定明显冲突。

就实体规范而言，劳动教养的对象和构成要件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的界限不清，以致劳动教养的决定机关可以任意处置自认为是违法的行为人。在阎胜红上访案中，阎胜红被送劳动教养及解除劳动教养的全过程，决定机关竟然可以不做任何说明，而对其作出长达三年的劳动教养决定，这与“过罚相当”、“罪刑相应”的惩罚原则是相违背的。

从程序规范来看，劳动教养的实施机关、决定程序均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其审批和决定实际上都是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他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使被处劳教的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公正程序中应有的陈述、参与、申辩和救济等正当权利，这与公正程序和民主法治的要求相去甚远。

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明确提出：“任何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决定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是否合法，若为非法应立即予以释放。”然而，剥夺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根本不能进入审判程序，法院也无管辖权，这已成为境外反华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与时俱进 权为民用劳教制度应废除

从1957年的《规定》到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加上各地制定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文件，对劳动教养的对象均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在《检察风云》的报道中，阎胜红因为多次上访而被收容遣送，最后又被处劳动教养，其依据就是山东省颁布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而这个《意见》是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可以想象，在这样的规范之下山东全省的有关民众何以能够在劳动教养争议中获得司法的救济和保护？劳动教养对象的任意扩展，使行政权力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公民的正常生活，威胁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已成为激化“干群关系”、“官民关系”，恶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良好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述劳动教养制度 篇4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历史作用

劳动教养，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大创举，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我国的劳动制度创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表明我国劳动的诞生。以后的历史演变中逐步发展了。最初的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

劳动教养制度为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预防和减少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组织和发展劳教生产，不仅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也从经济上减轻了国家执行劳动教养的财政负担，并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项制度从它建立之初便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这项制度无论是从政治、理论、法治建设，还是在适应国际人权斗争等方方面面的不合理性日益凸现。主要一下几个方面：劳动教养制度在实体上存在的问题

（1）劳教制度的性质缺乏明确的界定（2）劳动教养的对象被不断扩大，且与刑罚、行政处罚的对象重复（3）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劳动教养在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1）劳动教养在审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2）在保障劳动教养人员权利救济上存在的问题（3）许多程序上的制度和措施均无明确规定劳动教养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执行模式（2）劳动教养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三、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主要观点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广大学者和实践工作者也针对劳动教养立法问题各抒己见，从劳动教养的名称、性质、对象、程序、执行模式的设计等方面提出了主要保留说，废除说，变革说等互不相同的观点和建议，它们均有可取之处。

四、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需要重建我国的法律制裁体系

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篇5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了50多年，各种运作弊端的产生在所难免，然而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挽救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质疑和批评，如何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立法的完善，司法的保障，执法的科学、规范化是我国劳动

教养制度改革的出路。

关键词：劳动教养；问题；现实意义；出路

一、劳动教养的涵义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教养的涵义做了归纳，如“劳动教养是对有违法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依法实施制裁并体现劳动教育改造的措施”；“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或不需要刑事处罚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矫治的一种行政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等等。

不管从什么角度释义，“教养”一词都表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即对教养对象进行法律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掌握谋生的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使其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这一目的为改革者所倡导，并被奉为“劳动教养的特色”将在新制度中予以保留且发扬光大。然而“劳动”一词则被指摘：“政治意蕴和强制特征过于突出，而且，劳动’是教养的手段之一而并非目的。因此，为了体现这项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逐渐淡化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与国际社会接轨，‘劳动’一词不宜在新制度中沿用。”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立法工作停滞不前，劳动教养缺乏充分的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法律依据

从1957年到现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经济、政治、法制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劳教制度本身的很多内容也在不断变化，立法工作却始终未有太大的进展，至今仍未形成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集程序、实体内容于一体的系统、全面的法律，1982年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依旧是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法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于：能够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适时修订其内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不但不会发挥它固有的“指引、预测、评价、教育、强制”的作用，反而会因僵化而形成桎梏，束缚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感、批评、质疑。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在谈到一项法律时说到：“一个理想的法律制度可能是这样一种制度，其间，必要的法律修正都是在恰当的时候按照有序的程序进行的，而且这类修正只会给那些有可能成为法律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去最低限度的损害。”正因为缺乏一部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为各地公、检、法、司部门统一遵守的高层次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随之形成，给劳动教养审批、执行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增加了执法成本；人民群众对审批工作不信任，易产生不满情绪；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相互矛盾的状况也会影响劳教人员认错伏法的效果。

劳教管理监督体制设计不合理

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第一次将劳动教养的管理和审批机构确定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设置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之下，并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然而，所谓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似乎从一开始就只是个虚设的机构，因为它一无健全的组织机构，二无有效的办事机构，三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四无业务经费。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做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但在实际劳动教养审批过程中，劳动教养审批权由公安机关独揽的情况逐渐形成，参与该委员会的民政、劳动和司法行政机构最终完全丧失了对劳动教养审批活动的参与权，致使在审批工作中出现“审批随意性大、程序违法严重、先行劳教”等等严重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此后，司法行政部门既管劳改又管劳教，对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简单地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致使劳动教养的改革总是跟在劳动改造改革的后面走，其发展始终走不出“二劳改”的模式。在监督方面，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的提请呈报、劳动教养的审查批准、劳动教养的复议以及劳动教养的执行这四个环节都应当实行法律监督。《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6条规定：“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检察院也于1987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劳动

教养检察工作办法》，这两个法律性文件为劳动教养法律监督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从劳动教养实践来看，由于法律规定的劳动教养的监督范围不明确以及检察机关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并且对劳动教养审批程序等环节的监督权，不明确该由哪级检察机关行使，再加上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权、检察纠正权没有明确的对相对人的检察处分权作为保障，致使有关规定往往流于形式，劳动教养的各个环节都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及改革的出路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

劳动教养是社会的“减震器”，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打击犯罪、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功不可没。迄今，劳动教养机构共收容教养了400多万名严重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他们经过教育矫治后绝大部分成为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挽救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先生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完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运作的合理性。西南政法大学的王利荣教授在其《制度性教养的走向与立法选择——兼论以刑事法视角构架保安处分的可行性》一文中对劳动教养制度有这样的评价：“我们在批评劳教诸多弊端之时，轻言废弃劳教，也会导致立法前景不够明朗。”“从我国法制建设的整体需要考虑，借用现有劳教机制和做法，系统解决我国治安中的特殊问题，兴许是一种成本更节省的制度选择。”

改革的出路

既然劳动教养制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经过必要的改革和完善完全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运作的合理性，那么如何改革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立法的完善。“有法可依”是法治的源泉和基础。为了消除现行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办法与我国法律、国际条约的冲突，让劳动教养制度有法可依，当务之急是完善立法。立法应遵循《宪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并与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相适应。立法的重点应放在受到强烈质疑、批评的内容上，如：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监督制约机制，等等。《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的立法计划，同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首次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最高立法机关顺应民意和司法规律作出的科学的立法决策。这意味着：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将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下继承、改革、发展劳动教养制度，从而使职能部门依法高效地处理社会治安问题，更好地保障教育矫治对象的合法权益，体现司法公正。

2、司法的完善。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符合文明社会的法治精神，有利于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未来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将走向司法化，理由如下：与《宪法》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保护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任何公民未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由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劳动教养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应当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从而有效地避免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制度对公民权利的普遍侵害。在制度设计时规定有关违法行为由审判机关认定，确保违法事实和证据经过公开质证，有关当事人可以获得机会聘请律师辩护，司法程序上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措施，如回避制度、备案制度、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以及先行羁押措施等也都可以适用于劳教实践。由此，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做到了有法可依，公开、公平、公正，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得以重塑。因此，劳动教养的程序设置走向司法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3、执法的完善。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工作几乎同步进行的是劳教管理机构、劳教场所推行的以“劳教办特色”为宗旨的劳教改革。这里的“特色”是指“管理方式多样化、教育矫治科学化、劳动安排功能化、执法活动规范化、队伍建设专业化、所区环境校园化”，下面笔者仅就“教育矫治科学化”和“管理方式多样化”详述之。

首先，教育矫治科学化。“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一种活动。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因为他们是实施了刑法边缘行为的刑法边缘族，必须通过教育达到使劳动教养人员转变思想，矫正恶习，培养品德，学习技能，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正常公民。教育是劳动教养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手段，应当把它摆在首要的地位，让它发挥主导作用。为了充分贯彻落实“教育”的方针，体现劳教的特色，司法部于提出了“以课堂化教育为主导，提升教育工作整体水平”的意见，在此意见的指导下，各劳教机关纷纷在传统的思想政治、职业技能、文化知识、形势政策、习艺劳动等专题教育的基础上推出了教育矫治的新招。

其次，管理方式多样化。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是我国劳动教养执行机关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对被劳动教养人员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直接实施的教育挽救活动及日常生活事务管理的一项行政执法活动。它是维护劳动教养管理所安全稳定以及促进劳教人员思想转化和恶习矫正的重要保障。当前，管理方式的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三种管理模式的推行当中。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管理是对劳教人员实施执法管理的三种基本模式：封闭式管理是基础，半开放式管理是主要模式，开放式管理应当严格控制。劳教所根据劳教人员罪错性质、主观恶习程度、表观情况、执行期限和社会帮教条件，分别采用封闭式、半开放式、开放式三种模式，实行分阶段动态管理。劳教机关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三种管理模式升降级的考核标准、考核方法和考核程序。三种管理模式的推行效果不错，不同级别劳教人员享受不同的处遇，极大地激发了教养生产改造的积极性，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并且对自己充满信心，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改造局面。

参考文献：

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刘仁文) 篇6

刘仁文

随着以加强人权保障为重要内容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外法学界关注已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再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①到“文化大革命”，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②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 1 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劳动教养论文 篇7

一、现实而又急迫的历史命题

深化改革迫切要求劳动地位理论革命, 要进行社会革命, 必须进行相应的思想革命;否则社会革命就不能真正进行, 即使开始了也不能取得最终胜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它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革命为先导的。今天, 要深化改革, 就必须进行相应的思想革命。指导劳动、提高劳动成效、按劳分配、构建劳动体系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地位判定理论作为支撑!深化改革迫切要求判定劳动地位, 发展经济, 迫切需要劳动地位理论创新, 建设和谐社会, 人与自然和谐, 首先应该是劳动地位明确合理的社会。

人类在采集和渔猎经济、农业经济、手工业时期, 劳动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崇尚劳动, 千方百计地让人们去劳动, 多劳动, 把人们变为劳动机械的摩登时代, 已经成为期望就业者的神话故事。劳动短缺成为历史了, 如何利用自然, 不让劳动毁坏自然, 持续利用自然, 摆在了人类面前。劳动地位需要重新确认。

当前, 劳动不仅是社会财富之源, 但也是自然环境破坏之源!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当人类理论、知识、方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容易产生科技狂人, 自认为无所不能, 要主宰生存环境, 恣意乱来。当人类自认为无所不能, 无所不可的时候, 悲剧就开始了, 当空调广告凉爽全世界的时刻, 高温天气肆虐。恣意乱用知识的时刻, 看到暗藏杀机是生存的关键。然而, 只能做到房间内空调, 地球温室效应确实无奈。我们只知道羊吃草, 羊多了, 人就可以多得到肉皮毛, 把草原搞秃了, 草原不见了羊, 也不见了人。运用启蒙知识恣意胡为, 结果就是自食苦果, 甚至自毁。核武器可以炸毁地球, 劳动制造的产品对生存环境可以毁灭, 不能毁灭自然, 因为物质不灭能量不灭;我敢断言地球依旧, 毁灭的是生物界而已!启蒙的规律知道了, 再高层次的规律呢?人类充其量拥有了集体自杀的知识和能力而已。

总之, 现实已经尖锐地提出:传统的, 甚至还被人们奉为“现代的”劳动地位理论面临着时代的质问。社会已经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在劳动地位理论上进行深刻探索, 回应时代的提问, 确立一种崭新的劳动地位理论的迫切要求。劳动地位理论必将成为深化改革, 发展经济, 稳定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解开诸多矛盾症结的钥匙, 以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已经不容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命题。

二、焦点是劳动的地位

发展竞争迫切需要判定劳动地位, 生存环境急剧变化迫切需要判定劳动地位。在人类社会中, 劳动是一个永恒的范畴, 一种永恒的活动;但劳动的地位则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与浓厚的时代色彩。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 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认识的不断深化, 随着劳动科学自身不断发展, 人类劳动地位的也不断发生变化。

劳动带来了满足, 劳动带来了发展, 劳动带来了繁荣, 劳动带来了文明;同时, 劳动带来了危害欲望, 劳动带来了灾难争端, 劳动带来了资源掠夺, 劳动带来了毁灭环境, 生存迫切要求劳动认识进步, 生存环境急剧变化迫切需要劳动认识。核心是劳动地位。

在当前, 劳动的核心问题是地位确定问题。能否准确地确定地位问题, 是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 在当前, 所谓劳动地位就是从属地位的判定。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 涉及的内容是深刻而广泛的, 但是, 关键的核心问题, 是劳动地位问题, 从劳动科学的意义上说, 是劳动的地位问题。以往的劳动考察置于工业化初期工厂主要是手工简单机械操作的生产环节, 既没有看劳动培训, 也没有去看劳动与生存环境关系, 更没有看劳动内在的遵从关系, 不能对劳动与生存环境关系问题做出回答。而且把劳动权利和劳动者社会地位平等与劳动本身地位从属性混为一谈!就人类整体而言, 劳动不是单纯的活动, 而是一种责任表达, 是拥有本性的, 属性的、约束的、定向的矢量的。尊崇自然的生命活动, 人是生命的自然的一部分, 必须在自然轨道上运行, 反馈效果, 当然有正负之分。劳动是在有条件下的活动, 必须对行为后果负责, 不仅仅是收获报酬。要受到自然的检阅, 奖惩。具有风险性。

广义上从属于自然, 劳动体系作用与生存环境, 劳动从属于生存环境, 天外有天, 规律之上有规律, 我们慧悟的规律只是仓海一粟, 人在更高层次规律面前永远是无知的, 知识、工具、财富积累到今天, 已知的达到了丰富程度, 人类仍然是自然之子, 无知的风险依旧存在。

劳动群体内部劳动地位最终从属于慧悟。从劳动体系内分工可以看出:劳动目的都是按照上一层面的要求标准来运行。考察劳动体系, 根据劳动特点, 把具体劳动划分为一仿械、二技巧、三传授、四化转、五慧悟。仿械从属技巧, 技巧从属传授, 传授从属化转, 化转从属慧悟。达到要求标准获得报酬, 责任与报酬相对应, 责任就是与要求标准一致程度。具体定义如下:

一仿械———按照设定模式完成行为动作的劳动, 特点是简单重复, 可替代级四级, 如门卫。

二技巧———按照设定要求完成产品的劳动, 特点体现个体间技艺差异, 可替代级四级, 如技术工人, 管理人员。

三传授———传授理论、知识、方法、技艺的劳动, 特点体现个体间的影响力的差异。可替代级三级, 如教师。

四化转——理解运用理论、方法, 指导他人工作的劳动。特点体现个体风格, 可替代级二级, 如决策层领导, 把社会主义理论→建国, 比尔盖次, 爱迪生。

五慧悟———灵感显现, 悟出规律、方法、理论的劳动, 可替代级零。如孔子、老子、牛顿、爱因斯坦。

劳动实质是遵照慧悟的要求和授予的理论、方法完成的行为, 包括制造工具的行为。劳动有效标准分为:系统内和生存环境反馈。系统内标准是达到设定要求即可, 生存环境则是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劳动教养论文 篇8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1-864X（2014）08-0081-01

一、概述

2013年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出消息称，将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动教养制度。在全国人大批准之前，严格控制适用劳教措施，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的讲话中，都明确强调，要全面、有效地实施宪法。人身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首要权利，也可以说是首要人权。显然，中央已经下决心顺应历史潮流和广泛民意，逐步摒弃劳动教养制度。这是中共十八大后，贯彻依法治国、改进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劳教制度为什么要废除，一个关键点其实很简单：一个国家不能不经法院审判就长期关押公民，要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经过法庭的公开审判，经过自我辩解和律师的辩护，由对抗性的法庭调查，司法权确定有罪，作出判决后，才能够剥夺人身自由。而劳动制度的最令人诟病之处就是其不经正当法律程序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具体说，就是不经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行政机关中的公安部门实际上能单方面决定长期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将谁送劳教、劳教多少年，实际上由公安部门决定。这就是说，被劳教公民的人身自由可不经法院审判而由公安部门直接长期剥夺。其次，劳动教养制度也明显违反现行法律。根绝《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内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刑事作出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构成现行劳教制度中的由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法文件规定的具体内容，都因与《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相抵触，应该归于无效。

放眼全球，尊重和保障人权、实行法治已成为国际潮流。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中国公民在国际对比的基础上要求加强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保障的愿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要落实宪法关于实行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公民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必须摒弃劳教制度，这项改革已经容不得继续拖延。

三、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

现在全国劳教人员数量巨大，仅广东一省报道2012年就有18000余名。这些人员中包括轻微刑事违法人员，“危害国家安全情节显著轻微”人员，网上发表不满言论人员，初次实施违法行为的人，“无理取闹、扰乱秩序，且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人，老上访人员，赌博、卖淫、嫖娼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

有人认为，现行劳教制度虽然有种种弊端，但如完全废除，对现行劳教的对象，如少管所的未成年人杀人、抢劫、强奸犯罪等怎么处理？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无论是罚款还是拘留，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对之适应刑罚，又不利于矫治。另外，对于那些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但又不构成犯罪的人，如果仅对之给予罚款或拘留，放归社会，又会给社会留下不安全的隐患。

因此，有人提出用颁布《违法行为矫治法》，来将劳教问题司法化。立即又有人反对，担心它会成为《劳教管理办法》的替代品，换汤不换药，认为法治国家除了刑法、行政法来治理违法之外，并没有《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个中间地带。违法行为矫治，如果其程序、最终决定权，仍是变相在公安机关，没有法院司法审查权力进行制衡，那么，仍然是一种劳教制度的翻版。

我国在《刑法》和行政法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治安法。已经立法的比较典型的法律，就是《治安处罚法》。从其执法主体和法律责任后果来看，这个法律明显属于行政法范畴，不是刑事法，也不是中间地带的法，而是明确的行政法律。因为其执法主体是公安局的终局权；救济方法用的是行政审判；处罚后果是公安决定而不是法院决定。

如果我们新颁布一个《违法行为矫治法》，显然其法律体例同《治安处罚法》是一样的，必然也为公安机关增加了一个自己终局处理的法律。具体执法起来，恐怕比劳教办法更严重，因为公安机关有了法律依据。当然，我们在立法时，如果坚持住《立法法》的基本原则，不给公安机关终局的四年关押权，只是给他15天的行政拘留权，那么这个侵犯人权的事情不会发生。但这样一来，《违法行为矫治法》就会是一个号召性的、没有多少执行力的法，不如不立。或者将这个法的终局权交给法院，在法院设立治安法庭，专门审理这一类案件，这样也能够解决。所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裁定，都必须经过司法权公开审判决定的法治原则，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协定精神。

要将当前许多劳教范畴的轻微违法案件纳入司法审查，法院可以按照目前新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审理、特别程序审理的刑事案的方法，设立“治安法庭”和“轻罪法庭”。审理的案件，包括轻微刑事案件、自诉刑事案件、取保候审审查案件、现在的劳动教养范围的案件、精神病鉴定确认案件、死亡逃逸后财产判决案件、少年刑事案件。

以公安机关终局处理的劳教制度必须废除，这是原则。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必须交给司法机关来最后决定。根据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要求，任何国家机关作出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都必须适用司法或准司法的程序：行使调查、指控职能的机关应与行使裁决职能的机关分离；应给予被调查、指控人陈述、申辩的机会；裁决程序应有被调查、指控人和他聘请的律师或其他代理人参加，应为被调查、指控人和他聘请的律师或其他代理人提供与调查、指控人进行辩论、质证的机会；决定程序应公开进行，允许社会公众旁听。所以，关键是要让劳教制度变成受司法审查的行为，不再由公安一家说了算，运动员不能是裁判员。

要废止这样一个重要的行政法规，同样要走这样的立法、改法、废法程序。中政委不直接说废止，是依法办事的，是尊重了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权范围。为了回应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在人大和国务院都尚未开会前，用“暂停使用劳教制度”这一表态和步骤，是既及时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