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共8篇）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篇1

大家知道一个市场中需要有买卖双方，我们一般把买东西的一方称为需求方，把卖东西的一方称之为供应方，或称之为供给方。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学中把生产部门简单的分为两个，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企业。家庭是生产什么的，大家知道是为社会提供劳动力的，在经济学中劳动力称之为生产要素，没有劳动力企业是无法生产的。生产要素还有很多，例如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的创造力缺一不可。所以家庭是生产要素的供给方。企业是进行产品生产的，它必须生产出社会接受的产品，企业才能生存，否侧生产的产品销售不了，也就是说不适合社会的需求，那么最终会破产。所以企业是为社会供应产品的一方。

这里供给方大家就清楚了，即：家庭和企业。家庭负责生产劳动力等，负责生产要素的供应，企业生产产品，负责产品的供应。

人们的需求一般由三驾马车拉动，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进出口需求。而供给则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土地、资本、制度、产品的质量、数量等要素决定，我们把供给方称为供给侧。

在西方，土地要素也是家庭所私有，家庭是供给方（见下图）。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是公有的，而西方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土地的供应方在我国是政府。这是和西方的区别。

图：家庭和企业作为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供给方

2、为什么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人的贪欲是需求的诱因。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比如说，原来有个自行车就很好了，而现在有个汽车才是必需的。原来高中毕业就业足够了，现在没有博士学位就当不了大学教师。需求在不断变化，但是供给方往往跟不上需求的变化，例如，生产自行车的很不愿意去生产汽车，因为转变生产要花费很大的投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需要，所以供给往往和需求脱节，造成新产品供给少、传统产品供给多。

近年来，现代网络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企业和家庭的需求有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供给方的供给并没有与需求变化相匹配，尤其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央企生产力变革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产品结构并没有跟上需求的要求，产品供给过剩，企业产品供过于求，造成企业库存高涨，利润下滑。据统计，央企的亏损面已经达到80%。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供给方的结构，使要素供给和产品供给与需求方的总需求实现最优配置和平衡，因为这样，就能摆脱产品过剩与要素过剩的危机。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篇2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5 年12 月24 日~2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 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 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鲜表述, 通过我国最高级别的“三农”会议, 首度进入公众视野。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通过自身的努力调整, 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 包括质量和数量, 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实现产地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改革的过程就是农民要把控好自己生产质量和规模, 这个事情核心的操作主体是农民。

主要任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方面是对于大众农产品进行去库存, 调整粮食供给;另一方面, 除了保障农产品数量充足, 中央目标是通过政策改革等方式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具体包括降低成本来提高价格竞争力。与此同时, 要在质量安全上满足消费者需要。

改革方向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当前, 要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 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 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

配合农业结构性改革, 还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 为改革提供动力。目前, 国家对稻谷、小麦两大口粮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 对玉米实行临时收储制度, 同时开展对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试点。

改革重点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会议指出, 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 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具体来看, 一要鼓励各地因地、因业制宜探索多种融合方式;二要壮大多元经营主体;三要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强化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与国家扶持政策挂钩的激励机制;四要强化政策支持, 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此次工作会议上提出“优先保障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 确保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要加大涉农资金的整合力度, 发挥财政投入对结构性改革的引导作用, 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

改什么?

第一, 土地制度改革。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落实, 这里指的是确权、登记、颁证, 即通过实测、图解等方法, 核实农户的承包地面积和地块四至, 绘制出农户承包地块示意图,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 颁发统一规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次权属落实不改变二轮承包时期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和权属关系, 是对二轮承包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二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 这部分用地指原乡镇企业建设用地, 企业倒闭或者搬迁到开发区后闲置的土地, 要按照中央有关政策的精神, 在严格规划的基础上,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并按照“同地、同价”的原则进行交易。三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如何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及农村房产, 使一部分举家全迁到城镇且有转出房屋甚至宅基地意愿的农民工顺利实现交易, 并获得一部分补偿用于城镇创业。四是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按照现行政策, 要探索制定土地征收目录, 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范围。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创造条件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入土地一级市场。

第二, 农业结构调整。这次结构调整的基本要点在于“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草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 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结构调整的特点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挖掘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潜力, 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四化”同步。

第三,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国内粮食生产,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底线。根据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 要确保稻谷、小麦等口粮的生产, 既要保耕地, 又要保产能, 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

谁来改?

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宏观调控。对于过去卖不掉的东西, 中国采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 但是这种刺激消费的政策, 会导致某个产业产能过剩, 以至于消耗过度, 污染加重。农业的发展方式需要转变, 要从供给入手, 改善供给结构, 这才有了农产品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外, 农民也得转变发展观念。通过施化肥、打农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的生产方式, 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农民还得要调整种植结构, 多生产绿色有机食品,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来提升经济效益。

如何改?

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 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中有总量平衡问题, 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 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下力气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重点是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调整生猪、牛羊、渔业生产布局, 巩固提升粮食产能, 推动粮经饲统筹、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养殖业方面:2016 年将调整渔业养殖布局结构, 减少湖泊、水库和近海网箱养殖密度, 鼓励发展大水面养殖和离岸养殖, 逐步压减近海和内陆捕捞产能, 提高远洋渔业国际竞争力。拓展水产品精深加工和营销渠道, 加强海洋牧场建设, 坚持休渔禁渔制度。

畜牧业方面: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 调整生猪生产布局, 划定适宜养殖区域和禁止养殖区域, 引导生猪养殖向玉米主产区和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大力发展牛羊等草食畜牧业和草业。加强奶源建设, 加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产质量安全监管。

种植业方面:推进种植业转型升级。探索建立棉油糖果茶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深入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积极推进种植结构调整, 稳定水稻、小麦生产, 力争明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调减666.67hm2以上, 继续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开发和热带农业发展。

推进结构性改革, 是兴农之要。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难题, 表现各不相同, 但“病根”都出在结构方面。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农产品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既能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更有利于农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是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结语

“秉纲而目自张, 执本而末自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就是要围绕人的需求进行生产, 涉及到理念更新、体制改革、实践创新等方方面面。越是任务千头万绪, 越要抓关键、抓要害, 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在思想观念上, 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在发展方式上, 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经营过程中, 既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 也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 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支撑和动力。农民增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 也是衡量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让农民不断分享改革成果, 这项改革才会得人心、见实效。

究竟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篇3

近期“供给侧改革”成为新闻中的高频词。何为“供给侧改革”？简单来说，“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的改进本质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决定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是长期问题，需要做深层次的制度规划和长期调整的准备。无论经济好坏都要做。不过，供给侧也有“短期问题”，比如消灭过剩的供给能力。一个孩子长成大人，是个20年的长期问题，但是把人身上的一个瘤子切除掉，可以是一个上午就完成的“短期”事，而切掉这个瘤子对人以后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

把过剩的部分尽快消灭掉、重组掉，不使更多资源陷到里面去，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涵义。过剩企业资源占用过多，好的企业成本就会提高。一些地方的僵尸企业，靠地方政府补贴，继续吸血，继续浪费资源，导致整个行业供给能力衰落。这就是供给侧改革在当前、在短期内的现实意义。

也正因如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去产能”。扩展开来包括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在上一轮即90年代中后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砸过纱锭、炸过烂尾楼，这一次调整也同样要有代价，不调整就没有办法释放产能，就不会有下一轮的增长。

现在解决过去的问题，是为下一轮的产业发展打好基础，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做好准备。也有人质疑，还会有下一轮增长吗？笔者认为一定会有。经济早晚会摆脱低迷、不正常、通货紧缩的状况，调整之后的效果最终能看到，接受市场机制就要接受经济周期调整的全过程。希望下一轮的经济不要再过热，保持正常发展。

我们不能把当年10%以上的过热增长当成那时的正常状态，也不能认为现在低迷时期，通货紧缩的现象，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状态。笔者认为，2016年的中国经济也许会更低一点，但调整会继续进行，未来5—10年，中国经济保持6.5%—7.5%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细化到企业来，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经济过热的时候很少有优胜劣汰，因为谁都可以有碗饭吃，而经济一不景气，有人活不下去了，产业重组终于发生了。过去这些年专注搞好产品创新，技术提升的企业，在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却愈发显现出优势，而那些没有技术特长，前几年又不够专业、东张西望一天到晚想着投机、想着转产的企业，现在一定处在被淘汰、被兼并重组的地位。当好的资源向好的企业集中，也就会创造出更好的效益，直接融资的形式也会发挥最大的作用。

但调整也有积极的一面。以前强调创新，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只是有想法，没有行动，因为不用创新挣的钱也不少。但经济不景气，企业首先要想怎么降低成本，然后就要想怎么创新，怎么提高效率。

现在要警惕供给侧改革可能产生的误区，一些人误认为又要“追加”新产业、增加新供给，这可能导致老的产能过剩没被清理，新的东西又过剩。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不能用新的供给增长掩盖过去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本文根据作者讲话整理

供给侧改革篇4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教育供给侧改革篇5

供给侧改革旨在优化教育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当前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仍存在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一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近年来，择校热问题较为突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高价学区房在各个城市渐次出现。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公众对教育的供给显然有了更高要求。二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294.7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共2075.42万人。他们的教育问题，既不容忽视，解决难度也较大。

其实，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当前中小学教育的供给机制上。笔者以为，这就需要改革教育供给机制，而这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相呼应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笔者看来，竞争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教育这一公共服务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深化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尤为关键。

降低准入门槛，以开放的姿态引入各方资源投入办学。尽管保障和发展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由政府提供义务教育经费，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直接来办学校。换句话说，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也可以由多种方式来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是多样化的，而主动对社会开放，允许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存在，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如，近年来，民办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仍有一些不尽合理的机制束缚着民办教育的发展。一是对现有民办学校的限制，比如像公办学校一样对民办学校的生源进行划片，这对民办学校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二是对成立民办教育机构的限制，与发起设立公司相比，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难度还比较高，尤其是在用地等方面。

可以通过推行学券，促进公办学校之间展开竞争。学券制度的要害是学校拨款机制的改变。政府可以给每位适龄儿童颁发学券，学校凭借最终的入学人数——也就是学券的多少来向政府申请办学经费。在这种制度下，各个学校就更有动力提高教学水平，获得更多学生的认同。如果学生对学校不满意，可以转入其他学校。在这种机制下，学生有了选择权，学校失去了垄断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学校之间对学券的竞争，会在整体上推动教育水平的提升。

此外，可以通过教育集团化推进基础教育资源均等化。在现有的体系中，优秀的教育机构很难跨区域提供服务——既无法跨区域招收学生，也很难跨区域开设分支机构。假如现在基础教育领域可以像教育培训机构那样，通过“连锁经营”实现跨地域经营，那么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尽管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在推进教育集团化，但并不普遍。需要指出的是，集团化不是很多人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而是通过优质校管理水平的提升，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优质教育。

人民对市场经济的满意，来自于市场竞争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相信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将给受教育者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能深入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相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程度会有很大改善。（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执行院长）

农业供给侧改革讲稿篇6

一、什么是农业供给侧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2015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最高级别的中央会议，这个概念首次进入到公众的视野。

农业供给侧改革：顾名思义，就是和农业密切相关，通过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从农产品供给端入手，从而改善农业的供给结构。核心就是让农民生产出的产品，包括质量、数量，符合消费者的需求，实现生产与消费地的无缝对接。

我们知道，供给侧改革具有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因此更加注重解决体制机制问题，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二、为什么要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其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彻底解决了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是，也要看到，一方面农业实现了连年丰收，但另一方面，农业在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过去的政策主要是拼总量，不计成本和资源代价，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比如：

1．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超采地下水等等不计资源代价、透支产能带来的恶果正在慢慢显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下降。

2．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第一个就是劳动力成本高。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劳动人口的减少，人口的减少，不仅给工业带来较大压力，给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第二个成本，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本高。高投入、高污染带来的就是高代价、高成本。

3．农业自身短板。一是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条件，生产周期较长，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讲，其经济效益要低很多。二是从农民本身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具有一定的短时行为。三是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现代化程度不高，生产较为分散，受计划经济影响，这些都是农业本身存在的一些弱势。

4.农产品供需失衡。随着近年来，城镇化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增加，贫困人口2020年全部脱贫等等，我们的衣食住行也都逐渐呈现出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在需求端呢，消费结构是不断升级，比如说过去，只要吃饱肚子就行，现在呢，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又比如，现在对大米白面的需求低了，对肉蛋奶，瓜果蔬菜的需求增加了，那么另一方面，在农业的供给端呢，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和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供给和需求两端的天平出现了倾斜，供需产生了失衡。

那么我们看到，以上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端，因此，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目前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改善农产品的供求结构，适应市场需求。

二、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三、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最终通过倒逼改革，我们国家最终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三、农业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改什么呢，就是要围绕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全方位改革。在源头上，改善农产品结构，在流通环节，改善供给效率，在产品上，既要生产出数量充足的产品，还要满足品种要多样化。

那么怎么改呢，我们知道，供给侧改革有三板斧，三去一降一补，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这个不仅适用于工业，也一样适用在农业上。怎么改呢，一是去库存。比如减少一些粮食库存，调整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之间的比例，使农业结构更趋合理。

二是补短板。第一个要补齐农业自身短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养职业农民、科技推广上等下功夫。第二个要补齐优质品种、短缺产品、生态环境的短板。比如要振兴奶业，增加大豆生产，发展绿色生态、环境友好型农业。

三是增效益。要大力推进规模经营，普及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拉长农业产业链。总之，要通过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四是育主体。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包括职业农民、大学生村官、科技人员、农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等，引导和发挥规模经营对农业种植的积极性，以及农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篇7

《甘肃农业》:近年来,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成为高频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背景是什么, 就农业来说, 又存在哪些需要改革的内容?

李含琳:何谓供给侧改革呢?一般来说, 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 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 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从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始, 关于解决工业过剩产能问题, 就已经成为宏观决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成为国家经济政策和战略调整的重点。实际上, 过剩经济、或者说“产能过剩”其实质就是政府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的过度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政府的非科学、非理性、非合理的决策导向所造成的, 因此形成了“保增长、增投资、提速度、扩总量、比人均”的攀比型发展机制。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 这就是将“产能过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领域, 而明显忽视了对其他产业和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探讨。其实, 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我国整体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提速极快, 在部分农村产业、部分农产品和部分地区, 已经出现明显的农业“产能过剩”问题。尽管农业的“产能过剩”不能与工业的“产能过剩”比较, 程度可能比较轻, 但是,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不重视, 势必影响未来农业投资的效率和农业结构优化的进程。

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资料介绍,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农业第一大国, 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口蔬菜、水果、甜瓜、西瓜最多的国家。2014年中国农业占全球的比重高达25.2%, 其次, 欧盟占全球17.5%, 印度占全球16.9%, 美国占全球4%, 巴西占全球2.7%, 俄罗斯占全球2.3%。从对西部部分省区的调查和网络资料分析来看, 目前, 在西部的12个省区市中, 特色农业种植面积已经占到耕地总面积的40%~50%。比如甘肃省2014年的特色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 960万亩, 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5%。另外, 农民利用“三荒地”和耕地开发种植水果的面积也很大。例如甘肃省, 2014年全省水果栽培面积已经达到2 020多万亩, 其中, 挂果面积1 083万亩, 总产量达920万吨。还有养殖业的规模也已经很大, 特别是肉牛、肉羊、草鸡等。

《甘肃农业》:就中国农产品而言, 产能过剩的情况如何呢?

李含琳:我们曾对中国农产品产能过剩问题做过初步评估, 主要从八个大类的供给与需求来分析。

一是粮食供给与需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1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21亿吨, 比2014年增加1 440.8万吨, 增长2.4%。2004年至2015年, 中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2015年年初的中国城乡人口总数为13.68亿人, 比上年末净增加710万人。其中, 65岁以上老龄人口有2.1亿, 占总人口数的10%。粮食市场结构评估:一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56公斤, 其中口粮消费量为25 389万吨, 人均186公斤;二是粮食的进口数量目前已经突破8 000万吨, 大约占国内粮食消费总量的8%;三是根据预测分析, 预计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需缺口为10 012万吨, 粮食进口量将超过10 000万吨。总体来看, 口粮的供给与需求结构大体平均, 主要是结构性进口需要增加。

二是油料供给与需求。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数据, 2015年我国油料种植面积为1 390万公顷, 油料总产量为3 500万吨。如果考虑大豆和棉籽, 2015年我国油籽种植面积为2 340万公顷, 油籽总产量为5 518万吨。2015年, 我国棉花种植面积为340万公顷, 总产量为510万吨;大豆种植面积610万公顷, 总产量1 100万吨;油菜籽种植面积为730万公顷, 总产量为1 430万吨;花生种植面积为470万公顷, 总产量为1 690万吨。油料总体形势是结构性短缺。目前, 中国60%大豆依靠进口, 主要来自巴西、美国和阿根廷。2015年全年的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 169万吨。

三是蔬菜供给与需求。根据匡算, 我国成年人每天需要食用蔬菜300克~500克。近年来, 中国蔬菜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种植面积由2007年的2.62亿亩增加到2012年的3.08亿亩, 产量由2007年的5.47亿吨增加到2013年的7.06亿吨, 已经超过粮食产量, 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 人均占有量已经达到210公斤, 供给已经明显过剩。在供给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 蔬菜出口必须增加, 2013年我国的蔬菜的贸易顺差达到53.21亿美元。在出口市场上, 我国蔬菜已经出口到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 但也面临产品质量水平依然有待提升、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快、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有待增强的难题。我国每年要进口超过8 000吨的海外蔬菜种子, 占国内销售额的25%以上。

四是水果供给与需求。根据科学计算, 成人每天食用水果200克~400克为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划, 我国的特色经济林面积到2020年要达到4 100万公顷。经济林主要指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目标的林木。截至2013年底, 全国经济林种植面积3 781万公顷, 总产量1.48亿吨, 经济林种植与采集业年产值达到9 240亿元, 过剩的可能性在于: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4年我国水果总产量增长至26 142.24万吨, 人均占有量为200公斤, 总量上已经出现过剩;二是结构优化速度太慢。我国水果的优质果率约在35%左右, 果品产量中仅有5%能够参与出口和竞争, 还有近15%是属不合格产品, 而发达国家的优质果率已达到7%, 符合出口标准的高档果品占5%以上;三是大量存在低产低质的果园和品种;四是果品深加工业滞后。

五是西瓜甜瓜供给与需求。根据农业部办公厅的有关调查和统计, 目前, 我国西瓜甜瓜播种面积已超过麻类、糖料、烟叶、药材等传统经济作物, 约占种植业总播种面积的1.5%, 其产值约为种植业总产值的6%, 在部分主产区达到20%以上。2012年全国西瓜播种面积达到180万公顷, 甜瓜播种面积达3 141万公顷, 总产量大约在1 000万吨左右, 人均占有量为80公斤。不仅如此, 我国西瓜甜瓜生产逐步走向区域化与规模化生产的格局, 从全国区域布局来看, 西瓜生产布局主要以华东、中南两大地区为主, 甜瓜生产布局已发展成华东、华中、西北产区三足鼎立的格局。发展缺陷主要表现在优质产品比较少、品牌开发和经营不够、种子市场管理混乱、品种更新滞后、种植方式单一、加工滞后、产销失衡。

六是肉类供给与需求。2015年中国肉类总产量应达到8 500万吨, 人均年消费肉类达到60公斤以上, 平均每人每天消费肉类产品3两左右。进口冷冻肉比重持续上升。例如青岛市, 2015年1至5月, 牛肉进口5 960万美元, 同比增长191.2%;羊肉进口总额1.0614亿美元, 同比增长79.6%。预计到2016年以后, 包括畜牧业和渔业在内的养殖业总产值将超过种植业, 成为中国农业中的最大产业和战略主导产业, 中国在2030年之前养殖业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到2020年和2030年, 中国养殖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将分别达到约52%和55%。但是从区域来看, 2015年西部地区的肉羊、肉鸡、肉牛养殖规模已经出现局部过剩, 价格降低。总量和结构都需要重新评估。

七是奶制品供给与需求。近年来, 我国奶业的发展明显迟缓, 并且受到国际乳制品市场严峻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2014年, 我国奶牛养殖规模超过1 600万头, 牛奶 (生鲜乳) 产量3 725万吨。另根据统计, 2008年至今, 我国进口奶牛超过68万头, 进口奶牛及其后代群体规模估计达到了140万头。与此同时, 我国大中城市人均乳制品购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自2008年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鲜奶消费量已从17公斤下降到14公斤左右。2014年全国液态奶产量2 400.12万吨, 下降0.91%;全国干乳制品产量251.70万吨, 下降4.17%, 产量降低到2006年的水平。高档乳制品进口依存度加大。2014年我国进口工业奶粉92.34万吨, 同比增加8.07%。目前, 国内进口奶粉的库存约25万吨左右, 国产奶粉库存约15万吨, 去库存压力很大。根据农业部对482个生奶固定观测点2015年1-9月份的价格调查, 奶价已从4.26元/公斤降至3.84元/公斤。青海、山东的散养户奶价已跌至1.6元/公斤。

八是茶叶供给与需求。由于发展绿色农业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茶叶产业发展极快。2015年, 全国18个产茶省茶园总面积达到4 316万亩, 采摘面积3 387万亩, 其中, 湖北、贵州、陕西、四川4省茶园面积年均增加20万亩以上。产量增加。干毛茶产量227.8万吨, 比上年增加18.6万吨增8.9%。干毛茶产值达到1 519.2亿元, 比上年增加170.1亿元, 增12.6%。结构优化加快:一是茶园结构优化, 无性系良种茶园面积比例达56.5%, 有机茶园面积比例达到6.2%。二是茶类结构优化, 在干毛茶产量中绿茶、乌龙茶所占比例下降, 红茶、黑茶、白茶、黄茶比例上升。三是茶叶提质增效继续取得良好成效, 主要体现在茶叶质量安全保持稳定, 名优茶比重提高, 亩产量和亩产值提高。但是, 部分地区也出现了销售困难。

《甘肃农业》:中国农产品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含琳:我们只是选择了八个主要的农产品作为分析农业产能过剩的基础。其实, 农产品的种类很多, 结构也很复杂。农业之所以也存在产能过剩现象, 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各地都发展重视特色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问题, 土地流转“、四荒地”开发等, 农村资源的开发速度明显加快了;二是做大规模、做优质量、打造品牌是西部大多数地方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 许多地方把特色农业发展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 因此带来种养业的大发展;三是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功能比较强, 而经营功能比较弱, 判断市场供需关系、应对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普遍比较弱。

《甘肃农业》:中国农产品产能过剩的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

李含琳:认识和判断农业产能过剩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一是工业产能过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行为的不当, 而农业产能过剩的推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农村经济的自然增长。实际上,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市场带动的, 政府的招商、引资、贴息、担保、牵线等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经济发展中,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号召、引导和政策扶持上。二是农业产能过剩特点主要是结构性的, 是完全可能调整的。也就是说, 农产品的“产能过剩”主要不是“规模过大”, 而是“结构缺陷”, 即优质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的比重低、产值小、边际收益率低。三是我国的区域农产品产能过剩与农村区域资源的结构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有些地方的过剩带有资源决定性的特点, 资源结构太单一。

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 产能过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以及消解成本是完全不同的。总体来看, 种植业的消解成本比较低, 不论是种植粮食、蔬菜、甜瓜, 还是种植油菜、药材和西瓜等, 这个季节市场过剩, 下个季节就调整种植结构, 所以成本不是很高, 主要是影响收入增加。而养殖业的消解成本比较高, 这是因为搞规模养殖一般要建设养殖场、引进大量的母系和父系养殖对象, 规模越大调整成本就越高, 这种情况对于陆地养殖和水产养殖都是一样的。同时, 不同农产品系列的出口情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剩的水平, 出口越好, 过剩情况就好些。相反, 如果出口不行, 过剩程度就比较严重, 消解成本也就比较高。

当前, 我国农业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结构性过剩。与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相联系, 优质的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的比重低, 传统的、落后的、淘汰的产品比重比较高;二是品质性过剩。同样是优质农产品, 但是由于种植方法、手段、环境的滞后, 极大地影响了产品的品质, 从而变成劣质产品或者不合格产品。在当前情况下, 我国农产品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与“国际惯例”的过剩, 即优质的、绿色的、无公害的农产品的生产比例低, 出口能力弱上;三是总量性过剩。由于全国的农产品生产量确实过大, 国内市场又有限, 而国外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 导致结构性、阶段等局部性的销售困难;四是需求性过剩。由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下行”影响, 城镇消费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 减少了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甘肃农业》:相比工业产能过剩, 农产品产能过剩有什么不同吗?

李含琳:农业产能过剩与工业产能过剩的比较。一是农业产能过剩的程度要比工业弱。农产品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农户, 产量有限, 而工业是企业和公司, 投资规模大, 生产量也大, 产品和技术的转型难度也大。二是农业产能过剩多数是季节性的, 这个季节过剩, 下个季节就可以进行调整, 而工业过剩一般是周期性的, 需要比较长的调整时间。三是农业过剩的国内市场调节能量比较强。中国有近14亿人口, 国内的消费市场很大, 自我调节空间比较大, 而工业基本上是开放型的, 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很大, 不是一个国家就能够完全调节得了的。四是相对来说调整农业产能过剩的成本要比工业低, 因为原始投资比较小。工业的原始投资非常大, 要真正调整就必然涉及到许多企业、行业或者产业所不能直接控制的因素。但是, 也不能因为农业产能过剩的调整成本相对比较低就认为影响也小, 影响同样很大。农业产能过剩的调整不仅直接影响农民投入的回收, 而且直接影响到农民当年收入的水平。因此, 不能小觑。

《甘肃农业》:前面您详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产能过剩”的特点和基本态势, 那么,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又与农产品产能过剩有什么关系呢?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能否消除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问题呢?

李含琳:所谓农业供给侧是指农产品的市场供给能力、供给结构、供给区域、供给市场状况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实际上是由两大组织构成的:一是市场总供给与市场总需求, 经济运行的最佳目标就是追求“马歇尔均衡价格”, 即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面同时达到一致的状态。但是,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市场总是表现为不完全的“均衡”状态, 不是供给大与需求, 就是需求大与供给, 这就要么出现供给不足, 要么出现需求不足;二是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为了达到“均衡”状态, 不论是政府调节还是市场调节, 都会运用各种手段或者杠杆, 对经济运行的供给侧、需求侧、结合点等进行调节或者说是控制。

《甘肃农业》:影响农业供给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李含琳:影响我国农业供给侧总体略有过剩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农产品品质低下, 大量农产品的质量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不对称。许多地方的经济林统计中包含了大量“老品种”, 蔬菜方面的大众化品种也很多;二是生产方式传统, 即就是新品种, 由于耕作方式和饲养方式的落后, 致使大量农产品的品质得不到保证;三是政府的盲目干预, 许多地方的政府盲目指导农民生产, 许多农业项目存在形成了生产规模, 但是难以形成市场需求;四是农业生产组织的小型化和分散化。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方式是以农户为主, 难以与城市超市、大公司餐厅、大学餐厅、社区市场等对接;五是大量进口大豆和优质小麦大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供给侧的压力。

《甘肃农业》:农业供给侧到底应该改什么, 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李含琳:根据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国情, 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组织创新, 将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农户经营组织改造成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经营经济实体;二是减少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干预, 建立农村发展资源基本上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的机制;三是把优化结构的重点放在农产品的品质保证和生产绿色无公害产品上来, 争取在2020年达到实现100%农产品良种化的基础上, 大多数农产品取得国际认证的生产资格。彻底淘汰落后和低质的农产品;四是适当减少农产品的进口, 减轻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销售压力。

《甘肃农业》:对甘肃省来说, 农业供给侧改革能做哪些工作呢?对于甘肃省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李含琳:一是要减少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干预活动。要摆正政府在市场农业中的位置。要利用多种方式培育农民、农户、农村市场的自我调节新机制,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加工、如何销售等, 最好由农民和农村经济实体自己决策。政府只起政策引导和服务的功能, 不再向乡镇、村组和农户下达所谓的硬性生产项目和指标。农村经济资源真正实现市场配置状态。

二是信息手段的广泛使用。21世纪是信息社会, 信息的运用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很大。从本原上来看, 我省部分农产品的过剩与农民不了解市场有关。为此, 政府可以利用信息网站向全体农民宣传、介绍国内外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等方面的科技研发情况, 介绍优质的产品和生产技术, 发布各种农产品的的市场销售信息, 包括价格、需求、地域、供给预测、国际行情等, 使农民及早了解和掌握决策资源。

三是建立农业“产能过剩”的预警和防治系统。分析与预测能力是衡量现代政府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市场、服务民众的重要标准。因此, 在解决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时候, 一方面一定要围绕解决农业“产能过剩”这个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 必须坚持“预先、提前、尽早、预防、预警、防治”的“六位一体”的原则,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我省农业和农产品市场的中长期预测分析, 及时地向全省农民进行通告。对于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农产品, 还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保护价制度、政府储存制度和市场调剂制度。

四是加快农业种养业的结构优化。建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种世界上最好的、养世界上最好的”的农业发展新战略。评价我省现有的特色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要适度, 不要过头。实际上我省的特色农产品中有许多只是在国内一定范围内的“优质”, 如果拿到国际市场上就不一定了。为此, 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园区、企业等, 有对现有的特色产品进行国际水平的筛选、比较、选优。在现有的特色农产品的架构内, 引进和推广更加先进优质的粮食、蔬菜、甜瓜、西瓜、果品、牲畜等品种。

五是突破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瓶颈。我国部分地区农产品的过剩现象也与加工业发展不足有关, 所以说, 在原料型农业与成品型农业之间, 仍然有大量的发展空间。总体来看, 我省的特色农产品也是如此, 生产量巨大, 加工量很小, 价值增殖的链条比较短, 这既影响农民的收入, 又影响产品的市场销售。当前, 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是中等发达国家中, 几乎没有农产品零售市场, 全部是“农超”对接的模式。同时, 农村提供给城市市场的农产品大部分是成品, 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加工。我们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和借鉴。

六是对农业建设项目进行“整型”。对明显已经过时的农产品生产项目坚决淘汰掉, 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彻底的“整形”, 这是彻底解决农业产能过剩的措施。我省有些地方农村的“特色农产品”, 实际上不是优质农产品, 只是传统的地方产品。有些生产周期很长, 成本很高;有些品质达不到国际标准要求, 无法出口;有些生产方式落后, 难以运用先进的组织和生产模式。对于这些问题, 要向农民做工作, 争取早日下决心改造。

七是开发新的农产品出口渠道。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农业发展和农产品销售必然地是个开放行为。我国和我省农业出现部分过剩现象, 一方面是农业供给侧存在问题, 另一方面是国际市场开发有限和出口太少。为此, 一定有把开发小的农产品出口渠道作为经济供给侧改革问题的措施之一。在原有的农产品出口地域基础上, 既要继续调整农产品的品种结构, 按照国际标准生产和出口, 向外汇农业发展。同时, 还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如“一带一路”等, 开发向丝路国家的出口渠道。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篇8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外需不振使得经济转型更为迫切，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措施应加快推进

2016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启动，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如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成为“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焦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在此次论坛上表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密不可分。放眼未来5到10年，可能的重大改革都集中在供给侧，尤其是在中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随后，《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对迈克尔·斯宾塞作了深入专访。他表示，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供给侧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措施应加快推进。

经济下行与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4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十分缓慢，世界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上升。你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经济形势？

迈克尔·斯宾塞：世界经济发展确实缓慢且还有下降趋势。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总需求下降，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需求制约了增长。一方面，大量的债务堆积，使得收入增速滞后于债务增速，债务杠杆的上升对总需求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从分配上来说，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平等的加剧也减少了需求。因此，一些国家正在通过多种结构性改革来挖掘最大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全球债务失衡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迈克尔·斯宾塞：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财政紧缩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一直是各国经济复苏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债务越来越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危机后的债务趋势研究表明，2008年至今，全球债务总额增加了约60万亿美元，即全球生产总值的75%。例如，目前中国的债务比2007年扩大了4倍，并且其债务占GDP的比率高达282%，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主要经济体。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估债务增长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通过债务增长拉动总需求，但无法实现潜在的经济增长，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要评估债务风险，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必须考虑跨部门（家庭、政府、非金融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债务构成。毕竟，这些部门的债务问题对经济的影响有很大不同。过多的家庭债务极其危险，因为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冲击会降低消费，从而，削弱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从这样的冲击中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次，名义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如今，房价的增长已被减弱，甚至可能会放缓，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通胀率低于目标，一些经济体面临通缩风险。在低增长的环境下，某些形式的违约概率会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没有人会赢。

评估债务增长风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货币政策和利率。虽然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后危机时代什么才是“正常”的利率环境，但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许多国家仍处于接近零利率的水平，还有一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我们知道，如果一国采用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高额并不断上升的债务还可能维持下去。但不幸的是，不可能无限宽松，零利率或负利率都只是暂时的过渡性措施，不能认为经济已经企稳而中断促进长期增长的改革。

最后一个因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化解债务风险必然要承受经济下滑的阵痛。不断增加债务以维持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消费、投资，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中国应尤其注意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债务风险？中国应如何通过改革来防控金融风险？

迈克尔·斯宾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扩大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毕竟，过高的债务水平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但要客观评价中国的债务风险。

很多国家的政府会扩大债务以刺激公共和私人消费。如果过度使用这一方法，实际上是提前消费了未来的需求，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应对短期需求急剧下降的冲击，帮助经济实现企稳，扩大债务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只要债务资金投向高收益部门或形成更多的资产，较高水平的债务并不是问题。主权债务则可以看作是未来增长的增量。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大部门债务都用做了投资，所形成的资产将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但问题是，2008年危机后中国释放的信贷大多数进入了房地产和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投资回报率是负的。

因此，中国所谓债务问题的本质其实是投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必须改革其金融体系和投资模式，特别是改革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避免风险定价失真，减少低效和负回报率的投资。

当然，一些发达国家也没能投资于高收益部门，但其原因与中国不同：预算紧缩和债务积压导致投资减少。这虽然会降低负债率，但也使得经济增长放缓并陷入通缩。所以，为了刺激增长和就业，这些国家必须密切关注债务问题。如果债务是为促进增长的投融资，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为拉动短期需求而借债，将面临高风险。这些问题并不是老生常谈。投资回报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因国家而异，因此，很有可能将债务投向错误的部门。比如，在长期低利率和短期需求不足的国家，由于公共投资可能会对私人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这些国家可能会采取财政紧缩的措施。但实际上，正确的公共投资会刺激更多的私人投资。如何识别好的投资，应在探讨债务问题时予以关注。

中国在进行改革以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应认识到美国的金融危机源于金融部门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垄断利益和过于宽松的监管。因此，金融部门的改革应该强调降低这两方面的风险，以防止债务过度累积。即使允许家庭部门使用抵押贷款购买房地产，也应该严格限定其范围。中国需要深化金融部门的资产管理，从而，有利于个人和机构进行理性投资并控制风险。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否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速？

迈克尔·斯宾塞：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实际上，即使对一个非常成功的中等收入转型期的国家而言，6%-7%左右的增速是健康的。如果以10年为周期来观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很复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是没问题的，而期望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或10%的增速很不现实。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建议？

迈克尔·斯宾塞：首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在不断地自我运行，从产生价值，到投入资金，再到投资形成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政府需要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第二，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疏通那些阻碍资源有效分配的环节。举例来说，中国有许多私人创业的企业，这些创业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并不愿意将资金配置给这些企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改革金融体系，增强市场导向，以确保所有的企业都能获得资金维持经营，而不是只偏向于国有企业。这样可以避免无效投资，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有利于避免包括国有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企业部门的超额债务。

第三，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国需要改革监管框架。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中国需要更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更完善的食品加工与种植监管、更公开透明的金融监管等等。因此，中国政府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完善制度，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推进的，也是改革的关键所在。当然，我认为中国已经在行动了。在未来，改革的时间点及其阶段性成果十分关键。

中国经济报告：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大规模减税，你如何看中国的减税和财政赤字？

迈克尔·斯宾塞：政府增加少许预算赤字来支撑需求是可以的。当然，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否长期可持续，还有待观察。我认为这些预算应该更多瞄准必要的公共投资和有价值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健康等）。

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增加收入来偿付债务，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于正在推进的大规模城镇化意义重大。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目前在重点推进供给侧改革，应如何处理好供给侧和需求端关系，以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迈克尔·斯宾塞：我认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样重要。供给侧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中国现在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在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等举措还将继续进行。

但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需求不足，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这是中国无法控制的。市场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否成为长期趋势。如果市场失去了信心，需求又不见增长的话，那么增速放缓就会从短期变成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应该忽视需求侧。当然，不仅仅要拉动总需求以应对经济下行的冲击，还要优化需求结构，否则供求方面也会扭曲。

因此，中国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要管理总需求。但按照通常刺激经济的做法，可能会存在一定风险，因为中国当前面临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问题。因此，中国在需求侧和宏观政策上需要相当谨慎。投资作为供给和需求的结合点，一方面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重塑供给结构。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资都还远远不够，要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才能从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表示，中国未来10年的重大改革都将发生在供给侧，其他国家有什么经验可以让中国借鉴吗？

迈克尔·斯宾塞：很多国家都面临创新的问题。一些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支持创业与创新。要知道，创新的源泉多种多样。对人力资本以及基础研究的巨额投资（通过奖励和竞争的方式）正在并将继续起作用。减少科研机构、风险资本和企业之间的壁垒也很重要。这其中的困难很多，缺少有远见的风险投资以及宜商的文化是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需要重视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培育购买力。只有有了消费能力，供给侧才会出现大量好的创新点。如果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得不到提高，供给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增长将持续不足。比如，人们经常购买的家电、汽车、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以及住房，有购买力的家庭是很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各个领域都可以创新。换言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创新是最关键的因素。中国有大量的创业企业，它们可以生产大量满足市场需求的新的产品，只要中国拥有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些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样，技术对于物流、服务业等领域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很多创新潜力可以挖掘。因此，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经济报告：从需求角度出发，在推进结构转型过程中，出口、投资和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迈克尔·斯宾塞：转型中的中国，要重新选择增长引擎。现在中国经济正在逐渐转向内需拉动，而外需不振使得转型更为迫切。如果看其他几个转型国家，比如韩国，只要国内消费增长足够快，那么就可以比较平稳地将增长动力从出口转到消费，这样，出口下降就不会导致经济大幅放缓。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提高中国出口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同时，国内消费将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很多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最终将在国内被消费。另外，投资也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和出口一样，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中国不可能一直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报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新的增长点在哪？

迈克尔·斯宾塞：我觉得各个部门的增长点很多，即使外部需求相对疲软，中国国内市场仍然强劲，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增长。

从要素市场看，人是最有创造力、最有生产力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必然会降低对要素流动性的需求，很多环节可以在互联网上完成，促进效率的提高。比如，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我们通过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可以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会改变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减少更多的劳动力，甚至改变整个经济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现在，在很多国家可以看到这种结构性变化，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因此，我相信中国可以很快适应这种变化，促进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太僵化，一谈到结构性改革就意味着高额的劳动力处置成本，根本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进行很快的调整。所以，我想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这在中国没有太大的障碍。

“一带一路”与G20峰会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评价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这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迈克尔·斯宾塞：“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东南亚、中亚、中欧和东非的发展均有积极影响。如果“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够成功地将储蓄引导至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促进发展，这对全球经济有好处。

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中国即将举办G20峰会，中国面临怎样的机遇？

迈克尔·斯宾塞：作为今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可以影响会议议程。中国之前的强劲经济增长和目前外向型组织发起者的角色，也使中国获得了相应的信誉。一直以来，要在G20峰会上落实任何事情都很难，不过中国可以帮助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平衡、高效的增长模式和战略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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