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教学法”的研究综述

“问题教学法”的研究综述（精选8篇）

“问题教学法”的研究综述篇1

【关键词】问题教学；问题；教师；学生

一、问题教学法的起源

（一）国外“问题教学法”的起源和发展

1、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人的头脑中已存在着各种知识，教师的作用就在于启发学生把这些知识发掘出来，他在讲课时首先向学生请教，顺着学生的思路一步步发问，当学生回答不上来处于尴尬境地时，会感到无知，从而产生学习和拥有真理的愿望，去思考各种普遍的问题。[1]这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论式对话，俗称“产婆术”，这种方法就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则主要引导的教学模式。

2、杜威的“五步教学法”和布鲁纳的“发现教学法”

19世纪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在“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思想基础上创立的“五步教学法”，即“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是普遍公认的问题教学法来源，他强调学生自主地探究学习，以发展学生思维品质和创造能力，美国著名教育家克伯屈在1918年杜威的“问题教学法”基础上创立了“设计教学法”，通过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心平气和的讨论然后做出结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布鲁纳承袭和发展了杜威等人的教育理论，积极倡导“发现教学法”，通过教师提出要求解决或研究的问题，创设问你的情景，使学生面临矛盾，产生疑惑，明确探索的目标或中心，教师带领和指导学生进行探索和发现的过程。[2]

3、苏联马赫穆托夫等人的“问题教学”

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苏联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列尔耐尔，马丘什金等人倡导问题教学，“学生由教师经常引入寻求有根据地解决对他们来说是新问题的办法和过程，由此他们就会独立地获取知识、运用原先学过的东西和掌握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经验”，[3]美国现代教育家布卢姆，教育家、心理学家巴特勒在这方面也很有建树。

另外，随着人才竞争的激烈，世界各国都站在培养未来人才的角度上，纷纷着手改革本国的学校教育系统，一种源于美国、名为project-based learning或project learning的课程应运而生，主要内容就是项目课程和主体研究。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推出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明确指出，“科学探究式科学教育的核心，学校教育要把科学探究作为获取知识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突出了学生主动探究的学习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4]。

（二）国内“问题教学法”的渊源与发展

1、孔子的“愤徘”启发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十分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朱熹的注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这就是说，从问题出发，让学生心理处于惊奇、质疑的状态，产生浓厚的欲望，只有当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时，教师才适时诱导、引发、帮助学生打开知识的门扉，端正思维方向，即“开其意”、“达其辞”。[5]

2、孟子及王守仁的“自求自得”思想

孟子强调在教学中要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依靠学生自求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6]明代教育家王守仁特别推崇孟子的“自求自得”思想，强调要引导学生“各得其心”，学贵于自得，必须采取独立思考的方法，提倡怀疑，不盲目迷信书本、圣贤，强调学生的主动性情感体验，认为要自得才能左右逢源。[7]

由此看来，不论从国内还是国外问题教学法都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着教育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问题教学法也在逐渐的成熟。

二、问题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一）问题教学法的心理学理论依据

1、“神经激活”理论

现代心理学认为神经一旦被激活之后，信息会有两条通路进行传递，一条是特异神经通路所传递的感觉，另一条是非特异神经所传递的感受。特异神经通路的感觉皮层整合产生知觉和认知；非特意神经通路的感觉皮层整合产生感受和体验（即情感）。[8]

“问题创设”就是教师激活学生神经的过程。问题有助于摆脱思维的滞涩和定势。人的大脑有“把信息和材料安放在内存模式中的归档能力”，[9]导致人的思维容易受先入为主的影响。所以，当学生碰到不会的问题，大脑会激发他自主的去思考，从而带动学生自主学习。

2、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对待任何问题和事件上，人总有一种要保持其各种认知协调的倾向，保持自身态度与行为协调一致的动机，如一旦不协调，便产生矛盾和冲突，人就会感到紧张、不安和烦闷，就会产生减少或消除这种不协调的内在动力，以获得内心的平衡，从而达到知识、信念、态度或行为的改变。[10]学生在学习认知过程中，已知与未知、全面和片面等方面的矛盾都会造成认知失调，学生为了消除面临问题的紧张感，会主动的去寻求方法解决。

3、马斯洛的心理需要理论

马斯洛的心理需要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整体系统。可分为五个方面，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社交需要是低级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高级需要，只有当低级需要得到满足时，高级需要才能产生。[11]我们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可以看成学生要满足自我求知，认识世界的心理活动，也可以看做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问题教学法在解决问题中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学生对未知的渴求，满足更高程度的需求。

（二）问题教学法的教育学理论依据

1、个体身心发展的多因素相互作用论

人的成长是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在因素包括先天遗传素质，个人机体等，而外部环境指的是外在刺激的强度，社会发展水平、个人的文化背景等，一个人要想发展，离不开个体的积极参与和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问题教学法旨在充分激发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当中的兴趣，符合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外因素相互作用论。

2、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教师要从知识的灌输者向学生构建知识的引导者、帮助者，抛弃以往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指导和促进学生自主的建构相关知识，激发学生独立学习，自主创新的能力。在中学政治课中采用问题教学法，用一个个问题贯穿于整个课堂，能调动学生主动探索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体验到征服难题的满足感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三、“问题”的设计

“问题”可谓是整个问题教学法系统的灵魂，一个设计完美的问题不仅能达到教师在课堂上授课的教学目的，更重要的是能激发学生自主、独立学习和思考，展现问题教学法的精髓所在，关于如何提出一个、提出怎样的问题众多学者专家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一）讲究实际性

实际性就是教师提出的问题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提出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深刻思考能回答出的问题。也就是问题的设计应顺应学生的“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将问题把握在学生的能力范畴内，略高于学生现有的发展水平，通俗来说就是“跳一跳可以摘桃子”的状况。[12]

（二）注重生成性

教师仅“带着问题走进学生”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是生成的、动态的、开放的，具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预设的问题要在复杂多变的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纳入即兴的、始料未及的新成分才有生命力，才有价值。[13]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把握教材重点、难点，还要把握学生理解教材、掌握规律最易“卡壳”的地方，在这些易“卡壳”处设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启发作用，问题的设计只有同时考虑学情与教材，以疑激思，以疑引思，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14]

（三）注意新奇性和趣味性

教师可以在不耽误课程进度的情况下，适当运用俚语、俗语、谚语等，将政治课本的内容变得幽默、诙谐，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笑话，更能调动课堂气氛，彰显教师的授课魅力。这样教师也不用担心学生不乐于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正如爱因斯坦说的，“把学生的热情激发起来，那么学校所规定的课程就会被当做一种礼物来接受。” [15]

（四）保证深刻性

教师设计的问题应该能反应教材内在的教学要求而不只是流于表面，保证问题能够深入浅出，于无形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让课堂教学活动能够有序展开，学生和老师都不会感到刻意和吃力。

除了以上普遍认同提“问题”的要求，作为问题教学法中重要角色的教师还要树立教学新理念，“每个教师都是教学活动的‘理论家’，都有对教学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认识，正是这种独特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课堂行为和对其行为进行什么样的自我调节。”[16]也要加强问题类型的理论学习，这样有利于政治教师在探究式教学时有意识的兼顾问题类型结构的相关要素，规避不利方面，是教学行为更符合问题类型本身的规定，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克服探究式教学目标低级化，提高探究的有效性，减少学生的损失。[17]

“问题教学法”的研究综述篇2

如今,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我国的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这个时代急需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我国的各阶段教学在此大环境中同样需要改革, 改进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是时代的呼唤。教学目的不仅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应用能力, 而且需帮助学生发展思维能力与创造力。问题教学法是贯彻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模式, 对教学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当然, 问题教学法在课堂中的应用模式也不能一概而论, 而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自身特点和能力选择和确定。

二、问题教学法的理论介绍

(一) 问题教学法的提出

问题教学法源远流长。最早提出的是以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进步教育派。他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学生独立自主发现问题并分析解决的过程。到了20世纪中期, 真正意义上的问题教学法始于前苏联教学论专家马赫穆托夫等人。他们系统地探究了问题教学的本质、认识论基础、心理学基础及方法体系后形成的系统的理论。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问题教学,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问题教学也被广泛使用, 促进了其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在中国, 问题教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大教育学家孔子就要求学生“每事问”, 认为“疑是思之始, 学之端”。到了南宋, 朱熹认为“读书无疑者, 须教有疑”。由此可见疑问在学习中的重要性。

(二) 定义与特点

问题教学法把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 创设问题情境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通过教师的启发诱导, 让学生在积极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 掌握知识, 发展智力, 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基础的一种教学方法。

问题教学法的特点是首先需要创设问题情境, 激活学生思维。提出问题是进行思考的前提, 它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通过创设与课堂内容相关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自主探究得出结论。另外还讲究“布白”艺术, 追求启发性思维的效果。这种“布白”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提高学生探究并解决问题的兴趣。新兴的“问题教学法”还以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主动性行为为特征。

三、不同年龄阶段问题教学法的应用

(一) 问题教学法在小学的应用

传统的小学教学主要采用教师教授为主, 学生被动接受的模式。然而,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教育面临的改革, 新课标提出改变这一现状,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问题教学法是贯彻启发教学的重要模式。针对小学生的学习特点, 教师在教学中应尽可能用生动活泼又简单易懂的语言让课堂充满趣味性, 让小学生把精力集中于课堂, 再辅之以活动和游戏, 并与学说普通话、识字教学相结合。同时, 教师在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流程时应优先注重自主、合作、探索的学习方式, 也可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 让学生在课堂上讨论, 让学生在活动和游戏中自主学习新知识, 运用新知识。

(二) 问题教学法在初、高中的应用

初、高中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学习能力与小学生有显著差异。他们的身心发展由少年期向青春期过渡, 这一阶段既是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最佳时期, 又是为今后发展创造条件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 他们表现出的特点是:对学习的基本内容有一定的掌握, 但对一些重要内容不能高效率地掌握。事实是, 初、高中的学习内容逐步深化, 学科知识逐步系统化, 学习成绩分化日趋激烈, 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能力日显重要, 学习的自觉性和依赖性、主动性和被动性并存。当然, 他们也已经初步具备自主学习、探究的能力, 因此, 教师在课堂中不仅需对其思考方向稍加引导, 同时要考虑如何应用问题教学法提高教学质量。当然, 教师不仅自身要会提问题, 还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考问题, 如何提出有效的问题, 而且必须明晰学生的思维过程和讨论过程, 而不是仅仅关注最终结果。

(三) 问题教学法在大学的应用

在大学期间, 大学生不仅掌握知识、技能和发展智力, 而且逐渐形成世界观、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大学生的学习具有专业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创新性等特点, 自主性是大学生活动的核心。与中学学习不同的是, 他们的学习活动是一种以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特征的社会活动, 围绕如何使大学生尽快成为高级专门人才而进行。

教师应该努力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并且课堂讲授要求做到少而精, 提出的问题要清楚明了, 具有研究性和探索性, 势必要求大学生在课外通过自学掌握的内容多; 老师提出问题以后, 可以让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开展多方面的学习。例如, 参加专题讨论、社会调查、参观考察、查阅文献资料等, 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教辅活动为拓宽大学生知识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问题本身要有探讨价值和充满趣味性、刺激性, 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或具有现实意义; 老师提的问题要符合学生的知识层次和生活阅历, 在学生的探究能力范围之内, 这样学生才能有自信继续探索;老师还要鼓励学生自己提问, 提出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 然后与大家一同探究与讨论;老师采用问题教学法还必须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不仅要求理解、巩固知识, 而且要培养他们树立独立思考、探索创新的精神, 培养创造性。在大学这种学术气氛浓厚的环境中, 老师要激励学生萌发一种重新组合各种知识, 从新的角度解释已有现象的创新愿望, 从而产生探索和创新的需求。

四、结语

对学生来说, 问题教学法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善于思考, 自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习惯, 从而提升各方面的能力, 使学生从中找到乐趣, 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交流的习惯, 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精神。对老师来说, 问题教学法对老师提出较高的要求, 有利于推动老师知识的更新。问题是老师知识更新的推动力, 让老师及时查漏补缺, 更好地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 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其实, 问题教学法在课堂实施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一是课堂上学生不敢提出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可提, 二是问题的提出者和解决者是教师而不是学生;三是问题情境的设置和问题的提出仅仅局限于教科书和参考书;四是教师提出的问题过于简单、困难、单调, 或者模糊, 使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这样下去, 中国教育所培养出的将会是一批又一批的不假思索便接受新知识的“书呆子”。由此可见, 尽管问题教学法有许多优势, 但仍有诸多不足之处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摘要：新课程标准下, 问题教学法受到极大关注, 成为极其重要的课堂教学方法, 并为越来越多的教学工作者所运用。本文通过文献检索、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 介绍了问题教学法的相关理论及优缺点, 并重点介绍其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应用, 将问题教学法实际应用的可行性呈现在读者面前。

关键词：问题教学法,理论介绍,不同年龄阶段,应用研究

参考文献

[1]Schw arts, P.et a.l W ebb.Problem-Based L earning:Case studies, Experience and Pac tice[M].Kogan Page Limited, 2001.

[2]卢钦萍.问题教学法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2013.

[3]崔玉文.浅析“问题教学法”在小学语文阅读中的运用, 2013.

[4]王艳.问题教学法在现阶段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2013.

[5]袁蕊.浅议“问题教学法”在大学思政课中的运用, 2013.

“问题教学法”的研究综述篇3

关键词：电子技术；中职学校；改革

一、国家推普工作力度大，措施强

1993年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发布《关于职业中学普及普通话通知》中规定：“职业高中的幼师类、文秘类、公共服务类（旅游、商业等）专业应开设普通话课程，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基本功，认真训练，严格考核……”

1994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并制订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2000年10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和影视话剧演员、教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应当分别达到国家规定的等级标准。”

2003年10月颁布新《大纲》，2004年1月出版《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各地先后制订新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评分细则》，编写出版新的测试用培训教材。

2007年开始试行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2009年在全国十三个省市试点，2011年全面展开机辅测试。

二、推普研究自上而下，成果卓著

推普工作广泛开展之际，国家语委、普测中心组织一些权威的语言文字研究工作者纷纷出版相关专著，以引领基层普通话研究

与教学工作的展开。如，《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出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理论与实践》（1998），《首届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丁启蒙《普通话水平测试轻松过关》（2003），王宇红《朗读技巧》（2002），宋欣桥《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实用手册》（2004），袁钟瑞《话说推普》（2004），于根元《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2005），郑剑平《普通话理论与实践》（2008），刘照雄《再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性质与特点》（2009），国家语委普测中心编辑部《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这些论著对推普工作的实践与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普测工作实施20年来，普通话研究自上而下，氛围十分浓厚。分析普通话研究领域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研究对象层次丰富。如，蔡荷芳《高师普通话教学的问题与对策》（2005），邓红华《高校普通话教学改革初探》（2006），王丽君《公安院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与培训初探》（2010），倪文《浅谈技校幼儿师范专业普通话语音教学》（2010），杨秀江《高职院校普通话课程教学探析》（2011），体现出各级各类学校普通话教学的异同之处。（2）研究内容重点突出。除了大量研究普通话教学方法与策略的学术论文之外，还侧重于研究普通话水平测试与教学的关系，如毛力群《从普通话水平测试看高师普通话教学》（2001），许晓晖《以普通话水平测试为轴心，构建普通话教学新模式》（2007），盛荣娟《由普通话水平测试反观普通话教学（2008）；侧重于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如，谢旭慧《构建方言复杂地区高师普通话教学模式的探索》（2005），钟武媚

《从新的PSC大纲谈方言地区高师普通话教学》（2006），周一民

《普通话和北京语音》（2007），高翔《提高高校普通话教学质量的探索——以吉首大学为例》（2011），肖红华《地方农业院校普通话教学的现状及其对策——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2011）。（3）研究方法灵活多样。有理论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案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社会调查法等等，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上述成果都有助于我们开拓创新，在普通话领域继续进行新的研究。

縱观以上研究现状，普通话教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以下不足：（1）普通话教学研究与专业发展结合得不够。普通话作为综合素质教育类选修课程，对各类专业所蕴涵的意义应是值得研究的内容，但相关研究较少。（2）研究对象偏重于高校。高校是普通话推广的主阵地，教育信息发达，教育资源丰富，教师研究能力强、水平高。中职类学校教育资源相对欠缺，人力物力不足，教师研究成果较少。（3）对机测新形势下的普通话教学研究薄弱。国家2007年研究试行机测，2009年在全国13个省市试点，2011年全面展开。机测是一项新生事物，需要被经历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因此，目前对机测新形势下普通话教学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三、问题研究初见端倪，仍需努力

“中国知网”文献资源库搜索显示，以“普通话教学”为关键词的论文论著共有555篇，以“普通话教学的问题”为关键词的论文论著仅有97篇，其中专门研究学前教育专业普通话教学问题的论文0篇，涉及学前教育或幼师专业普通话教学的论文共8篇。从专门研究“普通话教学的问题”这一领域来看，研究共分为四大类，（1）泛泛而谈普通话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如，杜丹妹《普通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2006（15），杨焕典《普通话教学中的瓶颈问题》2004（01），周进《在普通话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2003（12），相关论文共38篇；（2）结合学校性质谈普通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辉进宇《当前师范院校普通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00（01），蔡荷芳、陈淑萍《高师普通话教学的问题与对策》2005（01），金璇《高职高专院校普通话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011（02），相关论文24篇；（3）结合地域方言区特点谈，如，王贵生《贵州省普通话教学问题一二谈》2000（02），马丽《河北高校普通话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10（06），朱淑芳《方言区高职院校普通话教学的问题与对策》2012（08），相关论文21篇；（4）结合专业特点谈，如，谢新暎《旅游专业普通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2007（09），刘培培《浅谈播音主持专业普通话口语表达教学中的朗读与朗诵》2010（02），何兵《职业学校幼师专业普通话教学研究》2011（49），相关论文14篇。四类论文所谈问题大致可归为五个方面：（1）教师。师资严重缺乏，专业素质不够。（2）学生。目标不明确，水平不一致，态度不端正，环境不利于。（3）教学内容。通用教材不实用，字词、朗读、说话内容中问题多。（4）教学方法。陈旧、单一。（5）其他教学保障要素方面的问题。如领导不重视、软硬件配备不足、教学资源缺乏、测试中各种不利因素等。以上都是普通话教学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列举比较全面，具有普遍性。针对普通话教学中的这些问题，广大理论与实践研究者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有一定参考价值。概括起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1）就学生问题，提出重视目标教育，加强宣传，优化学习环境，介入心理调适，建立自信心等应对措施。（2）拓展教学内容，如，建设资源库、开发校本教材、建立语音档案、增加方言与普通话比照内容等。（3）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如，分层次教学、多媒体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创设多种比赛、活动机会，发动学生力量等。对于师资问题和其他教学保障要素方面的问题，没有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停留在呼吁与期望阶段。

从以上研究现状来看，普通话教学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1）共性问题居多，解决策略大同小异，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2）研究对象以大学生为主，研究的地域特色过于鲜明，参考价值不高。（3）结合专业的研究数量偏少，普通话教学问题与学生专业发展的关系不紧密，研究质量不高。

以上普通话教学问题研究的不足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待发展的空间，结合专业特点，我们可以重点展开三方面的研究：（1）学生问题研究。从树立学生专业精神的角度研究学生普通话学习目标与定位的问题。（2）教学内容研究。从提升学生专业素养的角度研究普通话教材开发的问题。（3）教学方法研究。从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角度研究普通话教法与学法的问题。本研究的价值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具有顺应时代进步的意义。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是我国的基本语言政策，本课题研究普通话教学的问题及对策，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有意义的研究。（2）具有促进专业发展的意义。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他们将来的职业是幼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中普通话等级水平（必须达二级甲等）是必备条件之一。《幼儿园管理条例》规定：“幼儿园应当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幼儿教师有责任、有义务教会幼儿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本课题研究学前教育专业普通话教学的问题与对策，具有促进专业发展的意义。（3）具有提高个体素养的意义。现代教育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不但是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而且是通识教育，即素质教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可以有力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表现出个人美好的形象和优雅的气质。

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篇4

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 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从农民利益的角度而言, 提高收入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公共事业落后, 无一不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息息相关;从国民经济的大局看, 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 农村购买力也就没法提高, 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就受到制约。广大农民不能富裕起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 认清我国农民收入现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寻求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仍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农民收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研究

农民收入放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为农民年收入增长比率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和开支的比重严重失衡等几个方面。从1997到2003年,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七年没有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 , 最低的年份增长2.1% , 年均增长只有4%。1986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偶尔有所缓和, 但总体趋势依然是扩大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将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1.农民收入减缓, 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 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纸上谈兵, 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的风险。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 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工商业发达农业赢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2.农民收入事关农村乃至全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 农村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 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活, 才能保证农村的稳定。实际上,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部分农民生活困难, 心里不平衡, 农村不安定因素增加。突出表现有: 农民上访增多, 拖欠统筹提留款增多, 宗族家族矛盾增多, 刑事犯罪增多等等。农村不稳定, 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秩序, 对全国大局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3.农民低收入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缓慢, 人力资源开发困难。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 很多农民没有能力承受子女接受高中教育, 农民子女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致使农村劳动力可能失去工作机会, 成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的新穷人, 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未来。

4.农民收入能否增加事关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 事关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中, 最重要的或者说它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全国近13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 只有广大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差距才能缩小, 贫富悬殊才能消除, 农村大局才能稳定,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实。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分析

1.制度性原因

不合理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本原因, 其影响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农民收入的主要着眼点。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现行财政体制使农民承担了许多不应承担的负担, 导致农民收入的流失。二是速度型经济目标考核体制, 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欲望, 导致短期化行为。三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由于长期的“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缓慢, 截止1999 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0.9% ,仅相当于工业化初期国家的水平, 严重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农村各种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 农民收入渠道难以拓展。在城里打工的农民, 工作再努力, 表现再好也还是民工, 只要政治、经济上有风吹草动, 首先裁减的是外地民工。

2.市场与产业结构性原因

当前农业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质量普遍不高, 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 专用品种少;三是产品标准化和品牌管理滞后。当前由于农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 不规范, 容易给假冒劣质产品钻空子, 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销路和发展;四是区域特专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

薛亚梅认为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数量上做文章。多了撤, 少了再凑。粮食多了, 改种蔬菜;粮食少了, 再种粮食, 以致出现农产品的阶段性过剩。许多地方以资源定方向, 有什么资源就干什么, 许多资源相同的地方出现了结构雷同。产品在平面结构上的雷同, 这种低档次上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产品结构性过剩, 农民收入故而只能徘徊不前。

3.观念性原因

农民思想观念在整体上看来相对保守, 农民的市场观念, 商品观念, 知识经济观念, 规模效益观念和协作观念都有待改变。

中国传统农民存在着落后保守的文化心理、观念、意识等特性, 具体表现在: ①宿命论的人生信念和消极的精神状态;②小富即安, 不思进取及有限的志向和人生目标;③节奏缓慢, 保守散漫的精神生活;④重义轻利, 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⑤死板僵化,缺乏创新的思维能力;⑥平均主义理想。

4.资源性原因

这里的资源指广义的资源, 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经济和社会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自身的资源状况, 广大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如此。

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 生产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所占有的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多少, 作为农民来说能给其带来收入的资源和要素无非是土地和劳动力。而作为资源的主要耕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显然是农民收人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其次, 中国农民受教育资源条件的制约。一方面, 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 其从业渠道因其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难以转入其他行业。从我国农户拥有的资源来看, 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土地、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储蓄和手持现金。这四大类资源是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中, 资源的多寡决定收入的高低, 而农民拥有的资源数量稀缺农民收入低可想而知了。

5.农民自身组织结构原因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 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的万劫不复的苦难之源。盛洪认为, 从经济学角度看, 正如布坎南所说, 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 不言而喻前提是平等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在权利上的不平等, 在经济上就是无效率。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 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 仅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 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对策

1.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论。

目前和今后, 要培育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必须更好地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要允许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

如果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做一番历史考察,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推动农村经济创新和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动力。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共出现过三个方面的大的创新: 一是抛弃人民公社体制,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创新;二是在保证粮食生产__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结构创新;三是推广以育种为核心的农用先进科技,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结果。

2.加强政府建设, 认真规范政府涉农行为,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的角色必须发生改变, 尤其是在市场引导和财政支出方面要下大力气。目前主要的研究观点认为: 国家必须认真规范基层政府的涉农行为, 杜绝“好心办坏事”,“帮农却坑农”的事情发生。为此, 基层政府的职能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进一步调整: 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管理系统、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教育科技推广体制。同时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产业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的成本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从近期来看, 为解决农民收入低下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采取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促进农业发展。

3.推进农村产权制度论。

农村产权问题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所在, 主要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永久地废除影响农村市场的行政命令。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体制。四是把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

4.农民人口就业论。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 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

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要增加农民收入, 就必须保障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

吴敬琏认为, 在我国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 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 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 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 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 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 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5.城乡统筹发展论。

中学生厌学问题研究综述篇5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素质教育的普遍推行，中学教育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部分中学生中，尤其是成绩中下等学生中存在较严重的厌学现象。厌学作为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种非常普遍现象，尽管前人已经就厌学的表现形式、原因及对策做过大量研究，然而，厌学现象并没有随着研究者的增多而逐渐消失，反而有种愈演愈烈的趋势。那么在这个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中学生为什么会产生厌学情绪？其心理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办法减缓或消除学生的厌学呢？这是一个值得教师和家长深思的问题。

一、引言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曾在全国做过中小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大型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学生普遍厌学，尤其是中学生[1]。另据有关调查显示，中学生的厌学率不但较高，而且还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城乡差异。国内像这样的调查文章还有很多„„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也存在同样的学生厌学问题。厌学是日本青少年的五大社会问题之一，有三分之二的日本中学生想逃学。（赵蓉2000年）[2]。可见，厌学已成为国内外中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国内外许多教育学者对厌学做了大量研究，主要涉及对厌学定义及特征的界定，厌学原因的分析，厌学问题的防治和矫正策略等方面。本文就有关厌学问题的国内外研究做了部分总结，以供有关厌学问题的研究者参考，并能为如何避免学生厌学，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文献综述篇6

摘要：关于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已经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晚,国外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所涉及。受政府性债务演变进程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主要开始于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形式不断丰富和债务规模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底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急剧增加。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近几十年来急剧攀升，财政隐患巨大，国内外从不同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争论

刘尚希在《如何看待地方债务》一文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与否，和政府偿债的公共资源、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等相关因素有关，单纯的看债务的数字化指标是不能正确判断债务的风险的。对地方政府债务持乐观态度的有：巴曙松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宏观考察》一文中指出，“根据国际惯例，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总体上处于可以承担的水平，个别地方政府存在过度举债行为”。吴晓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总体负债规模占GDP比重仍不超过 50%，无须对地方债务过度担忧。持担忧观点的人则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魏加宁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指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威胁”。呼显岗(2004)则认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局部已经显现，未来潜在的风险很大，如不积极防范和化解，向中央政府转嫁，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2）地方政府债务特点的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特点多样化，但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如下。陈静在《地方政府债务的探究及建议》一文中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有三个特点：地方政府债务信息不透明，债务数目缺乏准数；地方政府债务缺乏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大。王克群发表的文章《地方政府债务的特点、成因及化解》则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成因和形式多样化、举债方式隐蔽、还款时间长、地方融资平台项目多由地方政府提供隐形担保。审计署审计科研所课题组的报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成因及对策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规模失控、主体不明、责任不清。孙勇在文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初步分析》中通过对辽宁的直接显性债务的分析得出，债务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主权债务和中央再贷款债务比重下降，其他债务提高；地区间债务负担率差异较大，个别地方债务率过高。牟放则认为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地方政府负债日益隐性化。（3）对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原因的分析

地方政府负债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体制性原因，二是政策性原因。报告《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和对策

（六）》指出，体制性原因包括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其中财政体制的原因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均衡，地方政府财权小，事权大，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举债。支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张莉、王克群、李显杰、冯树建等。张莉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初探--基于分税制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研究》一文中提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担保状况不佳、责任主体不清晰、投资回报率低等情况是增加地方政府债务的助推剂。冯树建认为银行信贷种种违规行为也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更加严重。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陈穗红认为地方政府治理不善是地方政府负债的一个重要原因；孙明非认为政企不分、政府经营企业亏损导致的债务占县乡债务比重最大的一块。上述都是体制性原因的表现。而政策性原因表现在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不能落实，或者是在实行过程中管理和控制不严格，或者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而引发的政府债务的上升。魏加宁(2004)认为,地方政府负债的原因如下:①各级政府之间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任务加重;②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构繁杂、人浮于事;③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过多,地改市后财源匾乏;④财政金融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正规融资渠道;⑤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缺乏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⑥行政管理体制缺乏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短期化。（4）集中于研究如何化解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李冬梅在其著作《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中着重从发行地方公债的经济学分析角度和发行地方公债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必要性角度论证了发行地方公债是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有效途径之一。王建国则认为解决地方政府负债问题首先必须要以法律区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合法化规范化。崔斌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问题探索》文章中提出充分利用外汇储备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并且控制新增债务，建立偿债基金。张子荣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中提出加强对地方债务监督管理，规范地方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从而使资金落实到实处，减少浪费，从而减轻债务。

总体来看，国内的研究，对进一步认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对从实践中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很多研究侧重地方债务的某一个方面，并且缺乏完整、规范、统一的数据，因而不利于我们对地方债务问题从总体上把握。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对于地方政府是否应该举债的问题，西方理论界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世纪 30 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大多主张政府无为而治，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否定政府借债的作用。他认为“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由资本的机能而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他还认为“政府债务会增加国家负担，因为偿债时将会加重人民的税收负担”。这些原因使得亚当·斯密极力反对政府举债。另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李嘉图也认为“政府借债对经济的发展无贡献，反而存在较高风险。”因而，李嘉图也反对政府举债。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衰退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开始赞成政府举债。这个时期的代表人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繁荣，必须实行赤字财政，这样必然会产生债务。他认为“举债支出虽然浪费，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因此他鼓励适当举债。美国经济学家勒纳“抛弃了预算平衡的原则，把公债的功能从弥补财政赤字拓展为调节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的高度”。总之，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举债有益于经济发展，因而支持举债。（2）很多外国学者认为适度举债对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就

涉及到债务应该怎么管理的问题。Elizabeth Currie、Jean Jacques Dethier 和 Eriko Togo（2003）研究了政府债务管理的制度安排，将OECD国家政府债务管理经验总结为：把战略性的公共政策目标而不是战术性的贸易目标放在首要地位；在金融资产管理和有关债务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应加强制度建设，使债务管理现代化；建立相关机制，以保证权利下放的成功和对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国外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的时代烙印，相应地也具有时代局限性，面对我国日益上升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们还是要依据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地提出可行性对策。

三、对地方政府债务研究成果的评价

综合来看,国内外已有文献在基础理论、现状解释以及对策方案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为进一步系统研究财政分权视角下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但从体制基础层面认知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特殊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研究，基于财政分权和政府行为的视角性并构建一套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客观实际相契合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而言,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1.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深入

在转轨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形式、形成原因、债务规模以及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等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因此,就债务而论债务并不能说明问题,理性看待和分析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的纵深视角来探寻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发展历程。

2.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系统规范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加强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现有大多数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策论方面的理论探讨,仅有的实证分析也大都是基于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某一方面的研究,因而难以为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供总体的建议或有价值的结论。因此,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基础数据构建规范的实证研究体系,从中找寻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内在规律,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对造成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的体制性根源的认知还有待加深

在转轨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财政体制改革等深层次的体制背景,又是中国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的客观结果。财政体制的分权化改革本质上是对政府间关系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在纵向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财政不均等,在横向上则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进而对地方政府性债务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我们系统地探讨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体制性根源,为构建科学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林业融资问题国内研究的文献综述篇7

关键词：林业融资,制度障碍,融资渠道

我国已经全面启动林业生态环境跨越式发展战略, 所需的林业资金非常巨大, 资金匮乏和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林农和林业企业从事林业生产的“瓶颈”。因此, 林业融资问题近年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 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纷纷涌现。本文以维普公司的《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硕博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依据, 检索收集了1989—2008年间发表的林业融资问题140篇期刊论文、28篇硕士论文和9篇博士论文为研究对象, 对林业融资与林业经济增长关系、林业融资存在问题、林业融资难原因及完善林业融资渠道等介绍林业融资的主要进展情况, 进行简要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以期为后续研究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提供一份参考。

一、林业融资与林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更应寻求金融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融合以提升林业生产效率, 促进林业经济增长。张彩虹等学者从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视角出发对林业投融资的重要性做了较系统的研究。林业只有高投入才有高产出、高效益。森林资源恢复、扩大的速度和规模, 与投入培育资源的资金总量是正相关的函数关系 (李开平, 1988) 。田宝强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相关因素分析法对中国林业系统35年 (1958—1992年) 的营林产值和30年 (1956—1985年) 的森工产值与资金投人要素的相关程度予以测度, 经过计算得知, 中国林业系统35年营林产值与资金投人的相关系数为0.629, 而30年间森工产值与资金投入的相关系数为0.774 (田宝强, 1995) 。建国以来我国商品林投资总量不足, 投入的基本结构不合理, 投入的利用效率不高 (刘东生、王月华, 2001) 。资金投人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第一启动力 (魏远竹, 2000) 。

林业投入是林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姚顺波等学者对社会资金加大对林业投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探讨, 指出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 离不开林业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即林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有机结合。截止到2002年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达8.7万亿元, 这么一笔巨大的资金, 只要有百分之一能流向非公有制林业, 我国林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尹玉颦等引入埃奇渥斯盒状图来研究我国林业的生产资源配置状况, 指出我国过去一直以大量占用土地, 而资本投入相对较少的粗放式、掠夺式经营为主。分析得出我国的林业生产中就存在资本和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 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二、林业融资现状

我国林业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投入、专项贷款、林业自筹资金以及外资投入等方式, 其中国家财政投入占据主导地位 (张学勇, 2007) 。我国林业生态建设项目融资渠道狭窄, 资金过分依赖中央投资, 地方资金落实困难。李周在《关于我国林业资金问题的思索》中, 将现阶段筹集和利用林业资金的状况概括为三难:①林业部门吸引资金难;②林业资金在周转过程中收敛于新的生产始点难;③林业资金形成有效投资难。他认为, 林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是林业资金不足;二是资金利用率低。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大幅度增加了对林业的投入, 但林业投入总量与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显著差距, 远不能满足林业生态建设的客观需要 (陈玲芳等, 2005) 。

三、林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一) 制度环境因素成为林业融资难的重要障碍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我国林业投资激励不足进行了研究。认为现今诸多体制性因素仍然是林业外部融资障碍, 它使林业的发展基本上被限制在自我融资的狭小范围内, 发展潜力和速度都受到制约。受当前林业制度制约, 多元化的投资保障机制难以形成, 林业投资的动力相对不足, 从而社会各投资主体在林业方面的投资较少。田明华指出制度创新对推进商品林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进行必要的制度变革, 减少商品林建设的社会成本, 或者降低投资商品林经营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提高商品林投资的回报率, 就会增加该行业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张大红等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林业投入问题的焦点已不是投入的数量问题, 而是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林业投入机制的问题。张彩虹在其《林业投资与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一书中提到:“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 投资的多少与政府政策及规划的作用是不同的, 即对林业投资总量的研究也应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研究”。

1.林业融资面临的主要制度约束。

我国学者把林业融资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林业产权制度。中国林业的发展已受到资源、资金和技术的严重制约, 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合理的林业产权安排, 难以形成激励相容的林业投资机制, 使私人、林业部门内部及地方政府的林业投资无法跟进, 造成林业投资渠道的不畅。国家应逐渐退出具有竞争性的林业投资项目, 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放到大型的林业生态工程和基础性建设项目上, 竞争性项目应由企业或林户等市场主体来承担和完成。市场化的林业投资体制还未真正形成, 需要国家在投资政策上予以引导和扶持 (将海、张卫道, 2001) 。林地使用权不稳定。个体林农获得的林地使用权不完整, 林地流转不自由, 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干预过多 (李浪, 2005) 。

二是限额采伐制度。国家对林业实行限额采伐制度, 严重限制了非公有制林业企业主体的灵活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公有制林业企业的投资回收及效益, 从而影响银行对非公有制林业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 现行国家信贷政策主要是面向国有大型建设项目进行投资, 对弱质的林业产业扶持不多, 即使有少量信贷, 但资金信贷周期偏短, 利率偏高, 不利于解决非公有制林业的资金不足问题 (冯国明, 2004) 。现有的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混淆了个体林农经营林业和公有制林业经营主体的目标和价值选择, 国家将非公有制林业视为国有森林资源的一部分进行管理, 侵犯了经营主体的财产权。

三是林业税费负担。林农负担是指对林农 (包括集体林场经营者和林业专业户) 从事林业生产活动所获取收入的扣除。目前我国林业税费种类繁多, 负担重, 林业税费负担一般达到50%左右, 影响了林农的投资积极性。对林农收入的扣除, 意味着林农收益的转移或减少, 对林农脱贫致富, 激励林农对林业进行投资有极大影响, 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林业在该区域的可持续性 (肖平、张敏新, 1998) 。单纯地降低或取消林业税费并不意味着税费改革的效应必然地指向林业生产者。从其短期效应看, 要考察当前所减少的税费是否为林农所得;从长期效应看, 要讨论林农以及其他投资者是否能表现出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事业更高的热情 (郑宇、肖平, 2007) 。通常情况下, 林业生产单位处于受制地位, 不享有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力。这时候的林业生产者实际上沦为国家税费政策的受害者, 林业税费政策成了权力“剥削”的法律工具, 背离了其促进林业发展的宗旨 (孙晓梅、孔凡斌, 2002) 。

2.林业融资制度障碍根源在于政府失灵。

很多学者把林业投融资的制度障碍归结政府失灵。政府失效是一种客观存在, 政府失效是指政府活动过程中的低效性和活动结果的非理想性, 也可以说是政府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对市场运行的调节作用失灵或产生负面影响, 政府不仅控制了林业的宏观决策权, 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林业的微观决策权, 阻碍了林业生产力的发展。林业的“两危”状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刘晓光, 2005) 。从林业的角度, 政府失灵主要表现为:① 政府干预市场、弥补市场缺陷的措施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副作用。② 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些政策手段之间存在相互牵制、作用相向的关系, 难以有效实现预期效果。③政府在纠正市场分配不平等时, 其自身的活动有意或无意地发挥着产生新的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突出表现在政府权力和特权的行使上 (刘晓光等, 2005) 。研究林业资金问题, 必须在观念上来一个转变, 由林业的自我设计观上升为林业的社会设计观;要根据现实的经济环境, 探寻能够实行的优惠政策和办法;要将研究的重点, 从资金筹集转移到资金运行机制上 (李周, 1987) 。

(二) 市场机制缺失

林业投资周期一般较长, 资金转换慢, 林业主管部门却一直没有培育起规范的林业要素交易市场, 特别是中幼林及承包林地的经营权有偿转让市场, 使林业投资的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 降低了林业投资的吸引力, 将许多短期投资排斥在林业投资之外 (秦涛等, 2004) 。

(三) 林业生产特点弱化林业投资的动力

1.林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

生态林业的主要产品包括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这些产品从森林郁闭成林起就持续不断提供。但生态林业产品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导致产品交换过程中的“市场失灵”, 阻断了生态林业生产中的资金循环链。此外, 生态林业产品所具有的明显外部正效益从技术角度来讲难以通过货币计量, 使整个生态林业生产成本补偿出现困难 (陈晓倩, 2002) 。森林生态效益交易市场尚未形成, 难以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生产成本的弥补和资金的循环。融资渠道多元化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生态林业的发展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投入保障 (陈玲芳等, 2005) 。

2.林业生产的弱质性。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林业投资周期相对较长, 投资风险性大, 投资效益偏低, 投资缺乏有效回报。随着速生丰产林推广种植及林业经营向集约化转变, 一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林业风险随着林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发生改变。简盖元 (2007) 通过建立一个AHP风险分析模型, 研究商品林业的投资风险, 并通过商品林业与电子工业的AHP比较分析, 认为现在林业已不是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高风险行业, 当今, 商品林业投资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自然风险较高。

四、完善林业融资渠道的思考

(一) 强化政府对林业建设的公共投资

基于林业产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及林业生产弱质性的思考, 很多学者提出应建立一个适应公共财政框架的生态林业投融资体制。政府对林业的投入范围主要对生态林投入及对商品林经营进行扶持, 具体应包括资金投入和制度投入。

1.政府强化对生态林业的投入。

林业既是一项事业 (如公益林的经营) 又是一项基础产业 (如商品林的经营) , 后者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经营,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建立和完善市场为主渠道的商品林资金投入和运行机制, 建立和完善以财政投入为主, 以社会资金为补充的公益林资金投入和运行机制 (钟国昌, 2004) 。生态林业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有效克服“市场失灵”, 解决生态林业生产资金补偿的融资机制。除了传统在公共财政框架下, 通过财政支出安排生态林业发展资金需求的思路外, 还要重视包括森林生态环境效益服务市场在内的森林“公共产品” 资产的市场循环途径, 如碳贸易和生物多样性交易 (陈晓倩、陈建成, 2002) 。

2.政府加强对林业的制度投入。

林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 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就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林业应受到政府的特殊关注和扶持, 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刘晓光, 2005) 。长期以来, 由于对林业投入的观念误区, 片面强调林业投入中的资金、人力、物力要素, 忽视法规、科技、信息、管理等软要素的投入, 严重制约了我国林业的发展。在我国转变林业经济增长方式,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下, 加强林业软要素投入, 树立“大投入”的思想观念, 对于我国林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常继锋、潘家坪, 2001) 。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 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对林业支持的政策和机制问题 (陈根长, 2001) 。鉴于林木商品存在培育周期长、比较效益低等问题, 使其在市场融资竞争中处于劣势, 国家还需在信贷政策上给予扶持 (陈晓倩, 1999) 。

总体而言, 随着市场经济下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入,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下林业投入的研究展开, 特别是刘晓光在其博士论文《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投入保障研究》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现有的论述不仅指出了林业在公共财政中应占有重要位置, 应主要由公共财政投入, 而且对哪些内容投入, 如何投入, 其它类别的资金应如何保障等的研究已有较为成熟的的理论推演与有关模型的定量描述。这为林业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 也为研究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投入保障提供了动因。

(二) 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 拓宽市场化融资渠道

陈晓倩等学者从市场化角度人手, 认为从目前农民、大部分企业的积累水平看, 仅仅依靠自筹和政府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林业产业的发展主要应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依托生物资产进行融资,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农 (林) 业经营组织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我国学者探索以银行信贷为突破口的几种融资方式以聚集商品林发展资金。认为商品林是社会性产业, 其经营的资金来源也应该是社会性的, 同时商品林的生长是长期的, 需要有长期的、不断的资金投入 (李开平, 1988) 。

1.银行信贷融资。

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下, 信贷融资在林业外部融资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有些地区, 甚至是唯一对中小企业有实质性影响的外部融资形式。因此很多学者从这一初始条件出发, 选取对林业相对重要的信贷融资形式进行研究。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催生了林权抵押贷款, 林权抵押贷款相关问题引起学者研究兴趣。林业资金保障只能通过“政府扶持、信贷资金支持、民间资金主导”的筹资方式来实现, 其中获取银行贷款支持无疑是最为现实的办法, 开展林权抵押贷款, 可以激活林业生产要素。通过盘活森林资源资产帮助农民落实抵押物, 从银行取得林权抵押贷款, 可有效解决基地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 为林业发展、兴林富民获得资金保障 (韩国康、刘海英、徐曙娟, 2006) 。

蒋海等学者对林业信贷存在的问题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指出林业信贷主要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贷款规模、期限不能适应林业生产的特点及需要。就目前而言, 林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银行贷款, 可是, 我国的银行体制正逐渐向商业银行转轨, 经营目标转向了按“三性”原则 (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 管理的利润最大化, 林业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 数额愈来愈少 (蒋海、颜文希, 1999) 。虽然林权抵押贷款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但贷款的主要对象仍是林业企业、经营大户, 弱势群体贷款难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破解 (李红林, 2002) 。二是贷款年限短。特别是速生丰产林、经济林、中幼林抚育等项目处于建设期时, 贷款期限已到。三是贷款落实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林业的特点所限, 其竞争能力往往处于弱势, 争取贷款过程中存在融资成本高, 负担较重, 林权证担保贷款手续比较繁锁等问题。四是兑现贴息难。贴息资金被地方财政截留挪用, 不能及时兑现或完全不能兑现贴息资金, 对项目的顺利实施不利。五是担保机制及配套措施不够完善。近年来各地在担保机制的建立方面做了尝试, 但各担保单位的资金总量偏少, 与中小额融资的需求相比, 担保实力明显不足 (李建明, 2004) 。

陈玲芳等学者从林业生产特点、林权制度及信息不对称等角度解释林业获取信贷资金难的因素。林农小额贷款不仅存在一般的小额贷款的单位成本高、现金流难以跟踪问题, 还存在营林活动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 (俞小平、聂影, 2007) 。李剑平认为当前广泛开展林权抵押贷款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林权制度改革还没有真正到位, 给林权抵押货款操作带来困难, 林权流转的社会服务化体系欠缺, 监管力度不够, 不能适应扩大林权抵押贷款的需要。林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与林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由于信息不对称, 林业争取信贷额度的外生交易费用和贷款逆向选择的内生交易费用也随之而来。要解决林业融资难, 必须首先解决林业投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依靠自由市场机制, 寻求适合林业的融资体制, 进行融资创新。通过融资创新, 提供一种新的产品或交易方式来减少内生交易费用, 降低融资成本 (陈玲芳, 2005) 。

2.其它融资思路。

我国学者还探索在信贷融资以外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以解决林业融资难的问题, 归纳起来有林业资产证券化、债券融资、项目融资、利用外资、信托投资等方式。林业资产证券化为商品林的投融资渠道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刘国成、陈志宏, 2007) , 当前林业建设巨大的资金需求和大量优质的投资项目为ABS融资方式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宏观环境和微观基础已经具备, 林业建设项目具有适合资产证券化的特征, ABS融资方式无疑将会给资本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林业融资方式的一种现实选择 (薛艳, 2006) 。与股权融资和银行贷款相比, 林业企业利用债券融资具有优势 (周孝坤, 2006) 。张兰、张彩虹等提出项目融资是解决商品林融资问题的有效渠道。运用项目融资方式进行商品林项目筹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项目融资方式的一般风险, 而且需要面对该类项目的特有风险。利用BOT方式需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政府或有关部门应以提供备用贷款的承诺支持项目融资, 适当延长项目使用期限, 签订项目产品的购销协议, 保证项目回报来源, 注意保险问题, 降下项目风险 (陈新, 1996) 。于海涛提出设立“营林投资基金”, 通过发行“基金单位”募集社会公众的资金, 将募集上来的资金用于营林生产。外商投资造林业, 绝大多数是为制浆造纸获取原料林, 建设速生丰产商品林基地是我国商品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国家投资有限、国内市场融资渠道尚未完全建立的条件下, 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能有效地缓解速生丰产商品林基地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缺口。保持同国际金融组织良好的协作关系, 争取更多援助性林业贷款 (王小军、陈晓倩, 2002) 。张桦 (2004) 以信托为基础的非公有制商品林信托投资运行机制进行思考, 为现实中非公有制商品林投资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提供一种框架思路。

五、简要评述与未来研究方向

1.长期以来林业所获得的金融资源与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极不相称, 林业融资难问题在理论界早已形成一致的看法。现有的文献引入不确定性、非对称信息、交易成本等新的理论成果用于解释融资难的问题和设计林业融资机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 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 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 后续的研究应注重理论创新, 以指导林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并使之在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2.已有的研究文献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实践工作的经验总结, 或者是对一些新颖融资方式的简单借鉴, 还有一些停留在“创意”的层面, 体现出研究系统性不强、对策多于问题的特点, 而且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缺乏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性内容 (陶宝山, 2007) 。因此, 运用规范与实证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林业融资问题任重而道远。

3.从体制与政策的视角运用制度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林业融资问题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是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定性探讨, 缺乏定量分析。

关于扩大内需问题的研究综述篇8

关键词：扩大内需消费投资农村

一、关于扩大内需的必要性研究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出口，尤其在1998年中央实施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更加显著。但我国经济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二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走高，年均增长约16%，几乎高于经济增长的一倍，使当前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付出越来越高昂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成本（朱文兴， 2006（01））加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显然，今后外需对经济增长所起的显著带动作用将可能减弱。三是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是促进消费增长的强有力因素。

二、关于内需不足成因的研究

目前，对内需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樊纲认为，中国的消费增长并不慢，历来是稳定增长，且保持在8%至10%左右，与GDP的增长速度基本持平。过去几年的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导致总需求的结构失衡，这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其二，曾国安、胡晶晶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曾国安、胡晶晶，2006）。而在持续下降的消费率中，主要来自居民消费率下降，这是我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国内导致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主要因素。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费需求不足与可支配收入及收入分配格局有关。有学者认为，制约居民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收入问题，即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减少，制约居民的即时消费。虞杭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导致消费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收入及收入差距影响消费外，梁东黎认为，1997年以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正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增幅过，陕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减缓，才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引。

第二，消费不足与工资的市场定价有关。白暴力、刘帆、魏军认为，总消费需求不足的微观机制是工资的市场定价。我国、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的需求垄断，使工资定位在劳动力价格水平上，甚至低于劳动力价格，从而导致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李广平认为，凯恩斯消费函数的真实含义是“消费函数不是单纯的收入，而是实际工资水平及所决定的储蓄率、投资率才是决定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由此，我国当前消费率下降及消费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实际工资水平下降及导致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结果。

第三，制约居民消费的瓶颈在于农村消费不足。曾国安、胡晶晶认为，农村居民消费在全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杨永忠认为，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

第四，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在于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严先溥认为，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造成居民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费品市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两方面。当前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并正向享受、发展型消费需求升级过渡，但产品结构、消费政策、消费环境和消费观念等却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求，致使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困难重重。加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市场出现城乡居民消费断层现象，也阻碍城乡居民消费顺利升级。因此，内需不足主要是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衔接制约了需求潜力的有效释放，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第五，居民消费率下降与体制、制度有关。黄微分认为，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体制性原因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体制助长地方政府追求高经济增长的目标；区域经济竞争机制强化了地区政府产业发展职能，而弱化了扩大消费需求的功能；以生产性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制度抑制了地方政府扩大本地消费需求的积极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的不合理、不健全及崇尚节俭的文化传统和居民的心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限制居民有效需求的实现，阻碍了消费需求增长。

三、关于扩大内需途径的研究

第一，适度保持较高投资率，适度提高消费率水平。罗云毅、王涛认为，高投资、高储蓄和低消费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种经济常态。基于我国处于加速推进工业化时期和所采取的赶超战略要求，应在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同时，适度提高消费率水平。樊纲认为，我国处于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保持总需求各部分的稳定增长，包括消费的增长，出口、投资的稳定增长。

第二，投资和消费双启动，但把消费放在首位。祁京梅认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内需的扩大，而扩大内需需要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祁京梅，2004年消费需求增长因素J，中国经贸导刊2003（24））。近年来国家鼓励和支持有市场、有需求行业的产品发展和融资的政策措施始终是围绕着最终需求，不仅促进了经济和投资的增长，而且极大拓展和挖掘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因此，要保持投资和消费的持续、协调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促进消费，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适度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有学者认为，只有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不是最终需求，难以发挥导向作用和拉动作用（梁东黎中国转轨时期总需求形成的分析框架J，江汉学刊 2005（06））。消费率偏低、投资率长期过高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因此，应适度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和拉动作用。endprint

四、关于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

一是消费结构逐渐优化。第一，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恩格尔系数从1997年的55.1%降为 2007年的43.1%。第二，穿着消费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近3年农村居民的穿着消费支出稳定在5.8—6%之间。第三，耐用消费品需求品种不断变化，需求数量快速增加。第四，从居住消费来看，农村的新建住房面积和质量不断上升。第五，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在农村消费中出现，并呈上升趋势。

二是消费潜力巨大。目前，农村居民的很多消费需求还远远没得到满足。我国现阶段绝大多数农民消费仍限于基本生活消费品，而诸如文教卫生、服务消费、家用汽车、旅游休闲等较高层次的消费还处于起步阶段。由此可见，农村消费市场增长和发展的潜力巨大。

三是总体消费水平依然偏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不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1/3。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异，客观上形成了城乡消费市场的梯度结构，即某种消费品在城镇进入成长期时，农村市场则刚刚开始启动；城市进入成熟期后，农村市场才迅速崛起。这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居民之问的消费水平差距；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消费市场隐藏的增长潜力。

四是农村消费存在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而中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又普遍高于西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全国各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使得农村消费存在地区差异。

五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还相对落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是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存在优化空间；二是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过低；三是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提升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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