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精选7篇）
——从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切入
导言：我国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更为其的发展起到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我国始终没能真正发展起来呢？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来谈了。下面，我将结合所学，从我国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切入，谈谈自己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看法，包括其形成、发展和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中国在16世纪左右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相对欧洲都不会慢了。但为什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这其实与当时统治者制定的国家政策和中国的传统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也就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大主义因素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明代初期，国家实行全面通商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民间商人资本逐渐壮大。开放的政策，使得明代经济异常的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类的现代劳资雇佣关系。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置疑。
至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国家垄断盐业经济地位的松弛，民间商人资本不仅从事盐货及其他物资的转运制度得以稳固，国家开始将盐货的转运权交个了当时一些具有资本和实力的民间商人集团。民间经济借着这么一股东方，发展得越来越快。
随着经济的越趋发达，原有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于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形成。与之相应地，民间资本集团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丰富了人民的市场选择，活跃了市场，推动了相应部门生产力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民间资本也开始逐渐壮大，但总的来说这些作用在封建自然经济下的效果是有限的。
什么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到实质性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
一、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政策，排挤，打压商品经济。
二、统治阶级为了抑制商业，设立种种关卡，税收沉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封建社会的小农意识，商人将获取的大量的资本进行置地，而不是投入到生产领域，因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商品经济萌芽弱小不能转化为自然资本主义。具体说来，其实就是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环境都非常恶劣，民间资本集团发展空间受到极度的限制。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明代资本萌芽，一、首先要受到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约。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除孔子后裔外，很难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民间集团（家族地主）。这与欧洲庄园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造成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种一家一户，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人口中不易游离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终日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他们积累不了多少财富，购买力低下，无法形成大的农村市场。虽然当时产生了一些民间资本集团，但是相对了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经济来说，它还是太弱小了。
二、其次，应该看到，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手工业与商业一直比较发达。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虽然当时的资本集团也逐渐开始掌握了一些重要的产业，但是，那都是在统治者控制下，依赖于官方进行的；而且，当时的民间资本集团大多都有着官方背景，本就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
三、最后，城市本应该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的中心，他们先是从封建主那里争得“自治权”，继而以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发展为经济中心。封建国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是封建性的行帮，执行的是封建国家的与政策。工商业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发展。显然的，民间资本集团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想想，资本主义萌芽在如此的经济环境下，又能有多大的发展呢？
从政治制度看，一、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案比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
二、当时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得思想，商人是个低贱的工作，士，农，工，商就是当时职业的三六九等，商排在最后。在这种意思形态之下，民间资本集团很难生存和发展。
三、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长期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是周边国家和民族向往和的榜样，致使历代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形成以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和自大狂，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对外来文明往往采取排拒态度。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机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触角四处延伸的时候，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统帅的远洋舰队，无论就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舰队规模，都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统帅的远洋船队。然而，郑和七次远航主要是“宣扬国威”，而不是进行商贸和殖民活动。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民间资本集团就算有了一定的发展，也得不到国家的认可，也的不到任何的政治特权，甚至还会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打压和剥削。
在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大决定性因素都那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在当时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和民间资本集团并且能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影响，已经是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能够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发展了。
有人或许会问，明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对其他朝代不是开明和很多吗？是的，明代的在经济方面的管束相对其他朝代来说是开明了很多，但是，那只是相对而言的。而这种相对而言的“开明”，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是难以想象的严格的。那种“开明”还未能让民间资本集团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占据太大的份额，那种“开明”还不足以让资本主义萌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发展。
虽然明代形成的资本主义萌芽最后未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但其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却依然是非常巨大的，给我们当代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一味地去否定，而要理智地看待，正确地分析，从中汲取经济发展的积极经验，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
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毛泽东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毛泽东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
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毛泽东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毛泽东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摘要：如果必须直面毛泽东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毛泽东,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1]李振宏主编.《新中国学案丛书·总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
[2]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2).
[3]何晓明.《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3:253-256.
关键词：尧典；德治思想；影响
《尚书·尧典》文字简练，内涵丰富，后世德治思想渊薮于此。
一、《尧典》与德治思想的产生
夏商时期，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极其低下，他们对于周边的自然、社会和人事等认识模糊，“天命”观念逐渐成为他们解释万象、慰藉心灵的一种依托，天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神，它无所不能。夏商统治者抓住这种心态，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王权天定之说，妄想依靠一种神权政治的宗教迷信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夏商的灭亡，给宗教神学带来了危机，使之失去了往日无所不能的神奇力量，从此人们对天的意志，对君权神授思想产生了怀疑，《君奭》就有“天不可信”之说；另一方面，人民的伟大力量也在朝代更替的运动中日益凸显，它迫使统治者认识到这种力量并反思前代的统治方式。周公、召公这些明智的统治者从人治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的德治政策，从“君权神授”到“敬天保民”，先秦神权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德治思想的产生也和当时社会理性思潮的出现不无关系。西周的社会生产力比商代有了发展，其原因是大量奴隶投入生产领域，西周时期，作为社会主要生产者的奴隶已经不再随意被屠杀，他们在生产中的价值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从商朝以大量奴隶作为人殉人祭，而西周不用人殉人祭得到证明。在已发掘的所有西周墓葬中，人殉仅是极个别的现象，这说明西周时期，作为劳动力的奴隶被普遍重视，这种文化现象“具有原始社会中自然发生的某些民主和人道的精神”[4]。随着这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周朝统治者逐渐把天志和民意结合起来。商代对于神的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基本被否定，人的地位开始得到肯定，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为儒家思想的根本点，统治者根据这一思想，遵循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个原则，制定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政策，于是德治思想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上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尧典》成书于殷末周初，周初的这种德治思想在《尧典》中有充分的表述，如对尧的描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克明俊德”，对舜的描述：“惇德允元”以及对于选拨尧的继承者的问题上强调的首先也是德行，如四岳因为自己“否德忝帝位”而推举“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的舜。大肆宣扬的是统治者的德行。儒家宣扬的这种德治观念为以后历代统治者定了一个基调：有德者才能有天下。同时《尧典》还强调统治者应具有的对老百姓的关注：“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等无不透露着统治者对老百姓生活的关注，把天和民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以为人民谋利益。
二、德治思想内涵
西周时产生的德治思想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是以后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其思想内涵在《尧典》中的体现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民生。《尧典》记载了舜面对汤汤洪水，发出了“下民其咨”的叹息，寻求“有能俾乂”，解民于倒悬的能人。
第二，尚德慎刑，敬天爱民。尚德慎刑的思想在《尧典》中已有说明，舜帝告诫众臣“柔远能途”、“敬敷五教”，实行怀柔政策。与此同时又设置五刑作为五教的补充，然而执行五刑要“惟明克允”“惟刑之恤”，要求官吏明察案情，处理公允，能宽宏就宽宏。周书《康诰》的全篇诰词都在阐明尚德慎刑，敬天爱民的道理，具体规定了施行的准则和刑律的条目，强调用德政教化殷民，巩固统治。
第三，做民楷模，严于责己。《尧典》中的舜，《皋陶谟》中的禹，便是勤政爱民为百姓做事的贤君形象。最后舜死在南巡途中，而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全民的楷模。
第四，敬重贤能。《尧典》中关于禅让之事的记载，事实上是敬重贤能思想的最具体的体现。尧帝不因为丹朱是自己的儿子就任人唯亲，授予帝位，而是从人民利益出发，寻找德行高尚能济生的贤能之辈来继承她的事业、后来他找到了舜，并对他进行了三年的考察后才小心谨慎地把王位让给他。确定王位继承人如此，提拔各级官吏也是如此。禹在与舜的交谈中，谈了如何敬重贤能的问题，“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敷以庸”。这就是说对待贤者要虚心接受他们的建议，再根据情况任用他们，考察他们，更要用物品酬劳他们。这可以说是为历代统治者定下了“得贤者得天下”的祖训。
三、德治思想的影响
《尧典》中关于德治思想的阐述，可以说奠定了整个《尚书》关于德治思想的伦理范畴，为《商书》和《周书》中关于德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历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以丰富的滋养，也给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面。比如：许多先秦儒家思想家提出了与德治思想相似的有3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德治思想还影响了一代大儒家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治国思想。孔子在删定《尚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形成了自己的“仁”、“爱”思想，孔子主张改善劳动人民的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提出了“仁者爱人”的基本思想，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在德与刑的关系上，孔子把《尚书》注重德教的思想推到了顶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只能靠德治，刑罚是不行的，用刑罚来统一人们的 行动，只能使百姓害怕，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地不做坏事，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把民众团结起来。孔子仁爱思想的另一方面就是“尚贤”，“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品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学而优则仕”，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种尚贤思想和《尧典》中敬重贤能的思想是吻合的。
许多封建统治者也从《尧典》德治思想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如被称为封建社会盛世的汉唐时代就是成功地实行德治的范例。汉高祖刘邦鉴于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采纳谋士建议，实行“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具体内容，又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约法省紧”，与源于《尚书》的德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贤君，他一方面虚心听取大臣如房玄龄等关于德治的建议，另一方面重视史籍的整理和研读，从中找出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在注重民生方面，唐太宗提出了“农为政本”的思想，推行均田制，鼓励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在尚德慎刑方面，强调德法并用，“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的原则，提倡以德政为宗，以刑罚为辅。至于做民楷模，任用贤人，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纵览整部中国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德治盛行的朝代，政治往往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康。历史证明，正是肇始于《尧典》的德治思想，确保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连绵不断，起到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幼良：《尚书》德治思想原论，《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4）.
[2]毕天璋：《尚书》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3]王淑文：《尚书》德治思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学位论文，2010年.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浪漫主义起源于屈原的楚辞，浪漫主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个方面，主要有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在诗歌和戏剧中取得较多的发展，本文主要从这些方面讨论我国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中国古代的诗歌和戏剧具有较多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诗歌源远流长，体制宏富，发展变化，绵延不绝，构成了古代文学的主体。屈原而降，才人代出，曹植、阮籍、郭璞、鲍照、李白、李贺、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诗词作家，各以其不同的题材和风格为古代诗歌增添了浪漫主义的光彩。其中屈原和李白更是群山起伏中的两座高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就使他由宫廷放逐到了民间，和山水的灵异、人民的疾苦打成一片，并有机会接触、熟悉、吸收和利用楚国丰富的神话和祀神之歌，创作了《九歌》、《天问》、《离骚》等不朽的作品，象《诗》三百篇开辟了现实主义传统一样，成为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的源头。李白生当盛唐，却也遭时不遇，因而啸傲山水，学道求仙，以其“天上谪仙人”的天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个性，“一生好入名山游”的经历，“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白发三千丈”的夸张，“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飘逸，“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奔放，“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的奇想，写下了《古风》、《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吞吐日月、荡气回肠的诗篇，把浪漫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屈原的浪漫主义
《三国演义》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运筹帷幄的谋士与英勇无比的武将；《水浒传》吸引读者，是因为里面有忠肝义胆的好汉与令人恨之入骨的奸臣。那么，《西游记》为什么吸引人呢？小时候只知道里面有一个孙悟空和一群妖精，现在重读渐渐领悟，这或许是源于它的超现实主义。
由此，不由想起屈原和《楚辞》了。屈原经过两次流放，可能已经逐渐看清了社会与自己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之际，写出的诗文也就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逼破屈原只能“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一生不得志的经历，迫使屈原只得在《离骚》中以245行的篇幅驰骋浪漫想象“往观四方”，天上人间，古往今来，跋涉奔波于漫长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而去寻求理想、赏识与寄托。多少年过去，在屈原的影响下，《楚辞》也就成了我国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
浪漫主义的诗歌，不仅诗人自己可以尽情畅想，读者在欣赏诵读之时同样也可以融入那种意境，从而去感受诗人的理想。另外，由于浪漫主义的诗文大多都寄予了诗人们各种各样的愿望，在客观上，也为推动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知道凡尔纳吧，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会被人那般喜爱，绝对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李白的浪漫主义:
我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伟大的传统在唐诗中都发展到新的高度。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些成就，使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标志是相关著作的出现。对于学科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回答。从外部条件分析，一方面，西学东渐为学科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促动作用;其内部条件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变革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一门专门史;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学/学科化/学科萌芽
【正文】
20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传统的中国经济史为其学科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孕育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胚胎，但是却无法演化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与成长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条件：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变为现实。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萌芽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初步总结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一、学术界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研究
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国内有许多学者对在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标志及原因等问题提出了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首先，对于学科萌芽标准，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赵德馨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魏声和著《中国实业界进化史》与沈同芳著《中国渔业史》等书于1904年后的相继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发”。[1](P784)从赵德馨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科萌芽的重要标志就是相关中国经济史学著作的问世。虞和平在《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中指出，“1904年至1913年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阶段，梁启超的《中国国偾史》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2](P82)从虞和平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其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准与赵德馨的观点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将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他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新民丛报》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的滥觞”。[3]从李根蟠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和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一样，李根蟠也认为相关著作的问世，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重要标志。
其次，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间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赵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认为，如果将相关中国经济史著作的出现作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标志，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史学自1921年后开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国经济史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谓昨日的中国经济史坛，我们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暂把这个阶段划入自民国十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之中。虽在这样短短的期间内，一般的经济史学者，却在经济史的研究上，作了极大的努力。自胡适之与胡汉民等讨论井田问题，以启中国经济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一般学者，推波逐澜，纷纷提出他们对经济史的看法与主张，寸前尺进，无一非艰辛血汗之成果。”[4]从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关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时间，秦佩珩认为，中国经济史学是从1921年后开始萌芽的，这一观点和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
目前国内外有关的文献资料表明，中国经济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现了，如果将中国经济史有关著作的出现作为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依据，那么判断中国经济史学萌芽于20世纪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体标志是梁启超著《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至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现实的需要;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逐渐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一现象说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后，整个学科确实有较快的发展，但能否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我们判断整个学科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准，却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另外，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深层次原因，学术界也有着不同解释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3]这种解释强调了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和历史背景;赵德磬、虞和平等人则从国内现实政治经济的变化等因袁来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内部条件。
二、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原因的再探讨
一门学科的发生、发展，往住是和它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并且又是与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以及这门学科后来的发展，都令人信服的.证实了这一点。寻找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的历史动因需要多层面的思考与观察，科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科萌芽有助于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学科萌芽的具体时间及其标志。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部条件来分析、考察中国经济史学萌芽，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甚大，西学东渐为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外部影响仅仅是促使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方面，西学东渐在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过程中所起的仅仅是催生的、间接的作用。从学科萌芽的内因来看，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强烈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另一动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社会变革运动，不仅开启了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历史步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创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条件。无论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个方面都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首先是颁布了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励发展本国经济。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实业，早日实现“富国”之理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寻求经验和教训，这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其次是从官制方面进行了改革，如戊戌变法中设立农工商局，清末“新政”设农工商部等。这些与发展实业有关的机构的成立，都组织了力量对相关方面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总结，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史研究有着强烈现实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变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开办京师大学堂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1902年11月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部分对分科、课程、课时、教材以及预备科课程都有系列的规定，如“文学科中史学乃七门之一”，“研究史学之要义皮包含大量经济史内容”，“关于教材日本名经济史，可暂时采用，仍应自行编篆。”[5](P88)，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判断，有关中国经济史的内容从这时就开始走进大学课堂。京师大学堂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
历史地位，其办学章程有着强烈的引导和示范作用。京师大学堂开设史学课程，经济史作为现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走进大学课堂。从此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与经济史有关的课程。通过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当时确实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这种强烈的现实需要正是导致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产生具有直接促动作用。杜维明教授指出：“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其实在东京。”他认为梁启韶与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历史学，的影响”。[6]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在日本时已把一些西方史学及文明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并断言他的“新史学”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对西方史学的间接介绍。”[7](P356)其实，日本东京不仅是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源地。大约从甲午战争之后，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同时，开始著书立说，引起中国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597年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从而促使他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以当中国人开始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时候，首先吸收了外国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如1907年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1910年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08年著《中国商业史》一书。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子20世纪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从某一方面分析，不可台蝌学合理地解释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具体分析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日本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直接促进作用;其内因主要是指20世纪初强烈的社会变革，这种强烈的社会变革产生的社会需求促使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与中国经济史育关著作的相继问世，20世纪初，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出发，开始认识到研究本国经济史的重要性。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也随之出现。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一书由广智书局出版，这是最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在《中国国债史》一书中，梁启超详细叙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国债史，对国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西方各国的公愤历史。此后，1906年魏声和的《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史》、1908年陈家锟的《中国商业史》、1909年陈家锟的《中国工业史》与沈曾荫的《中国实业史要》等著作相继出版。另外，1909年刘师培还在《国粹学报》发表《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的中国经济史专题论文。1907年后还有工商团体和企业编写的著作出现，如山西同乡会编的《山西矿务档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0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
分析这些经济史著作，就内容而言，它们都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中某一部门或某一专题的研究，涉及个别行业、企业和地区，叙述比较简单。就目的而言，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探寻振兴中国经济之道。就作者而言，这些著作，多为民间作品，先是个人著作，后有工商团惭口企业编写的著作。在运用理论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突破。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有关经济学的原理，分析比较中国历代户口，使得该文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色彩。梁启超认为，外国历史为进化，我国历史为循环，《人口论》所论证的人口增长规律，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对中国历代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为后者研究中国人口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历史事实与经济理论的结合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它是西方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种必然反映，这意味着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已经成为可能。从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经济史著作的学术特点来分析，这批中国经济史著作无论是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研究的目的、叙述的方法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传统的中国经济史，已经开始涉及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范畴。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萌芽。 四、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学术贡献及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经济史逐渐演变成中国近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接受了西方现代学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现代科学分类方法，把历史学分为普通史与专门史。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法颇有见地，无论对历史学，还是对作为一门专门史的经济史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开始出现，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化的历史起点，也只有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有可能关注经济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关学科自身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看中国经济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从这层意义上分析，经济史作为专门史的出现，也正是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对学科整体发展所作的学术贡献。
中国经济史学萌芽另一学术贡献就是使得中国经济史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在中国，大学课堂开始讲授有关经济史的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开办京师大学堂。此后随着中国经济史学的萌芽，中国经济史开始作为一门课程走进大学课堂。这一点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中国经济史走进大学课程，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地位，而且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培养了专门人才。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有力地促进子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古代文化遗产，经济思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没有演变成为系统的、规范的经济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很难找到一本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理论著作，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从20世纪开始的。中国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源，而不是中国经济学的流。首先，中国经济史学萌芽时期，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史实的理论概括，这种对中国经济史实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之一;其次，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可以直接给经济学家提供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又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史学自身的发展又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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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大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M]。北京大学出版社，1903。
[6]杜维明.历史女神的新文化动向与亚洲传统的再发现[J].九州月刊，1992，第5卷(2).
关键词：比较诗学,表现主义,中国古代诗学,宣传,诗教
一.表现主义的呐喊与宣传
德国表现主义形成于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时期, 在世纪初就已崭露头角, 但它的迅速发展与1910年以来德国整个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所经历的活动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在人的内心性被现代工业文明剥夺了的时代。人被迫从梦幻中惊醒, 认识到自身的困境、孤独、恐惧与绝望。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精神的觉醒, 唤起的是一种个人存在意识的反抗”[1]作为精神革命的表现主义的时代精神体现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和瓦解上, 表现主义文学的主题大都带有批判现实的意味。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是, 表现主义批判的不是局部的、具体的社会现象, 而是总体的、抽象的存在秩序。所以表现主义作家不是以合乎常情常理的社会生活、人生行为来编撰故事情节、抒发自我情感, 以此达到贴近生活、关注人生的社会目的。表现主义文学主要从人的异化、存在的悲剧性感受 (存在的孤独感、恐惧感和荒诞感) 、反传统、反权威、反现代文明等几个方面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面貌。
表现主义者是一群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作家, 他们不满现实, 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干预社会, 因此他们即使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情感大多是一种反叛和破坏的激情。表现主义诗人和作家认为“世界存在着, 仅仅复制世界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不满足于描绘外在的客观事物, 主张突破表象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 艺术在他们看来是精神而不是现实, 是表现而不是再现。他们对自然主义亦步亦趋地模仿现实生活表示了极大的不屑, 而艺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直觉。由于他们深谙社会的腐朽, 每天面对大量的丑恶现象, 所以, 他们能迅速捕捉并将一个个孤立意象连接起来, 试图通过破碎的语言击碎世界, 绝对的想象在坚硬抽象的形式上敲击, 形成令人瞠目的文字与诗行。“表现主义其实是某种过分渲染的表达方式的回归, 它超然于现实、逻辑和因果的传统……它们都是抵制现实世界的反映。”[2]
正因为坚持社会批判的立场, 所以, 在表现主义作家特别是左翼表现主义者看来, 似乎艺术是次要的, 宣传鼓动才是目的。他们宣称:戏剧“不是舞台, 而是鼓动者的讲坛”;“艺术的转变, 就引起世界的转变。要联合一切艺术手段和力量来复兴社会。”表现主义作家玛·苏斯曼写道:“我们要行动, 要发挥作用, 要改变现状, 怎么着手呢?只有一件事!我们只能呐喊, 竭尽全力地用我们那可怜的、窒息得要死的人声呐喊, 喊的声音盖过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可怕的喧嚣声, 喊得让人们、让上帝听到我们的声音。”诗人埃里克·米萨姆在 《革命》 期刊上撰文宣称:“一切革命都是积极的、独一无二的、突然的, 它要根除造成它的种种原因……某些革命形式是诛戮暴君、罢免某个统治者、建立一种宗教, (在习惯和艺术中) , 毁灭旧的戒律, 一种艺术作品的创作、性行为。革命有这样几个同义词:上帝、生命、欲求、陶醉、混乱。让我们也胡来吧!”[3]但表现主义被未真正去胡来, 他们即使描绘丑恶也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对此, 评论家赫尔曼·巴尔在《表现主义》 一书中总结说:“人从他的灵魂深处发出尖叫, 整个时代变成了一声奇异的、刺耳的呼嚎。艺术也在尖叫, 尖叫着进入深沉的黑暗, 为求救而尖叫, 为灵魂而尖叫。”[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 “大多由年青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诗人组成的阵线, 起来反对现有的社会制度, 并确信彻底改变这一制度的必要性。这一阵线无论如何都不同意现状。它不同意有一个甚至保留着封建机构的资产阶级制度。这是一些城市和大城市的诗歌, 它的表情粗犷、手段夸张、激情愤慨、大喊大嚷。”[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吞噬了许多优秀的表现主义诗人, 但战争也以残忍的方式向其他人提出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和任务, 推动许多表现主义作家倒向无产阶级阵营。鲁道夫·莱昂哈德在《一个时代》中说:“表现主义或许也是一种破坏, 不是对资产阶级遗产的破坏, 而是对资产阶级遗产保持、管理的破坏, 对在没有保障的基础上继续生产的破坏。它更是新事物的萌芽、预兆, 是争取我们今天想得到的东西、争取未来的和有保障的东西的推动力。通过表现主义的道路也许真的像‘骑马过博登湖’;果真如此, 那么, 为了从战前的沼泽和从战争的火焰洞穴中走出来, 我们就不得不骑马过博登湖。”[6]
二.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
诗教本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以“温柔敦厚”为核心的儒家诗歌批评原则。语出 《礼记·经解》:“子曰: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唐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柔敦厚, 诗教者也。温谓颜色温润, 柔谓性情和柔, 诗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 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可见“温柔敦厚”本指人的品性温和宽厚, 用于论诗则体现出儒家关于文学的正统思想, 其实质在于要求诗歌的情感抒发要平和温柔, 讽谏怨刺要止乎礼义, 达到哀乐中节, 符合中和之美。
与诗教观念相联系的还有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孔子从“诗教”的观点出发, 对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给了极高的估价。 (《论语·阳货》记载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兴”从作者而言, 是指受外物触动而引发内在之情和创作之念;就读者而言, 是指诗歌具有艺术感染力。而孔子所说“观”比较侧重在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状态。“观”从作者来说, 就是要反映现实的真实;从读者来说, 是要通过作品来认识社会的真实风貌。“群”指诗歌具有团结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作用, 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们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交流感情, 加强团结。“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 既指怨刺上政, 也包含一般的哀怨讽谕和男女之间的情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乃至知识学习方面, 都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孔子此说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 是一个具体的、有一定政治要求的概念, 他从根本上强调了文学的“事父”、“事君”功能, 起了为封建社会的礼教服务的作用。
儒家的“诗教”注入了他们的道德伦理的内容, 成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指导性的原则, 其后的《毛诗大序》对诗教的作用也着重进行了强调:“《关雎》, 后妃之德也, 风之始也,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 用之邦国焉。风, 风也, 教也, 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故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 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还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指出诗教的对象不同, 目的也不同:“上以风化下, 下以风刺上, 主文而谲谏, 言之者无罪, 闻之者足以戒, 故曰风。”从两汉的“诗言志”到唐代的复古运动中强调的“文以载道”, 再到明代的“经世致用”, 直至清代的崇德重道, 其间不乏波折, 到儒家的诗教思想仍一脉流传, 香火不断。
从儒家的论述可以看出, 其诗教针对的对象有两种。一是统治者, 诗教对他们来说就是观风知政和化成天下。中国古代诗学认为, 文学艺术具有状物达意的功能, 自然就有睹文知人、认识现实的作用,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扎观乐是这方面的例证: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 犹未也, 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 曰:“美哉, 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 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 曰:“美哉!其细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 曰:“美哉, 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 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 曰:“美哉, 荡乎!乐而不淫, 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 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 大之至也, 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 曰:“美哉, 渢渢乎!大而婉, 险而易行, 以德辅此, 则明主也!”为之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 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 谁能若是?”为之歌《陈》, 曰:“国无主, 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由于文学可以反映出民情世风, 所以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它来考见政治得失, 裨补时阙, 从而使自己的政治地位得以巩固。至于统治者利用文学的感染作用进行道德人伦教化, 使臣民顺导其意志, 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诗教所针对的第二个对象则是臣民百姓。文学既然有反映民情世风的作用, 忠正耿直之臣就可以借此向君主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下层百姓也可以通过“怨刺上政”来讽谕其上。文学的这种作用几可以通过“赋诗言志”来达到, 更需要通过“作诗言志”来实现。《诗经·伐檀》可谓中国古代诗歌中“美刺褒贬”的代表之作:“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 ,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 置之河之侧兮, 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 置之河之漘兮, 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 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 不素飧兮!”嘲骂剥削者不劳而食, 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对统治者的怨恨。唐代杜甫的“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三吏、三别, 白居易的《卖炭翁》同样是为生民请命的讽喻诗。当然, 讽谕其上有时也可以通过正面歌颂的方式来进行, 促使统治者继续励精图治, 营造出明君盛世的美好社会图景, 这就是“美刺”之中的“美诗”, 尽管这种类型的诗歌只占有很小的比重。
三.表现主义和中国古代的艺术作用论之比较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表现主义文学家还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无不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对于文学重大的社会作用, 二者都具有清醒的认识, 并在创作实践中积极发挥这种作用, 运用文学这一传播工具, 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但在肯定二者具有共同的宏观认识的同时, 我们不得不指出, , 表现主义文学与中国古代诗学的艺术作用论在具体内容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虽然讲求委婉曲折, , 含蓄蕴籍和形象化的艺术表现等艺术上的合理之处, 但其根本主旨在于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秩序, 即使是讽谕也要“主文而谲谏”、“止乎礼义”, 《中庸》 第一章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也就是说, 诗人作家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要符合法度, 要“发乎情, 止乎礼仪。”而这种“诗教”观是圣人制定并要求以后的文人知识分子绝对遵从的, 成为坚持封建正统思想, 反对离经叛道的重要理论之一, 严重地束缚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多样化。
与中国古代的“诗教”观不同, 表现主义文学的艺术作用论则是在表现主义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实践中自发形成的, 他们的宣传原则是从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的, 表现主义文学艺术家都是一些离经叛道的人, 他们拼命地拒绝社会现状, 破坏一切现有事物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在他们看来, 帝国主义时代是罪恶和罪恶之地, 不幸和厄运一定会降临于它。所以, 阿尔伯特·埃仑施泰因要求:“我恳求你们, 踏破城市, /我恳求你们, 捣毁城市, /我恳求你们, 毁坏机器, /我恳求你们, 破坏国家。”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时代的牺牲品, 所以他大声疾呼:“魔鬼保卫包围着我们束缚手脚的人, /迫使我们作牛做马。/我诅咒我来到人间, /在这个世界得到光明之前。”[7]而其后爆发的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虽然短暂, 但作为一个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 极大的吸引了这些被社会击溃的和绝望的人, 于是他们自发地用自己的诗章和剧作去宣传革命, 汇入革命大潮中去。
总之, 不管是表现主义还是中国古代诗学, 在文学是宣传这一点上是有共同认识的, 但在如何宣传和宣传的内容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表现主义文学对待现存社会的态度是决绝的, 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怪力乱神”一齐登场, 充满悲观绝望的情绪, 他们希望的是旧的秩序的破坏和旧的社会垮台。中国古代诗学对文学的宣传要求是为统治者服务, 要求温柔敦厚, 任何的离经叛道都会被视为大不敬, 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敌人, 人人得而诛之。而这种观念维系着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思想稳固, 利也弊也, 很难给出绝对的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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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促进了明末清初批判思想的出现
材料一 明《神宗实录》载江苏巡抚曹时聘的奏疏说：“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又说：“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解读 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雇用工人；机房实质上是手工工场。这说明在明朝中后期，在江浙一带的部分生产部门（纺织业等）零星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二
图二 清《棉花图·收贩》
解读 图一中施复夫妇经营丝织业机房描绘了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发家的故事，它反映了明朝我国东南部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图二真实地反映出清朝河北一带棉农和手工纺织者的生产生活情景，反映出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发展。
材料三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想要的），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指流通），盖皆本者。”“……其未得之（指君主未得天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解读 明清之际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受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影响,顺应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代表新兴市民阶层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想”。
材料四 恩格斯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
解读 恩格斯的言论充分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也表明了思想的进步决定于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上述资料充分说明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得到缓慢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尽管处于萌芽状态，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经济向资本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出现反映它的存在、适应它的需要的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政治上反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平等。这些新的要求必然对封建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形成挑战。于是，便产生了明清之际的批判君主专制统治的思想。
明清之际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经济结构并没有突破性进展，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仅仅是缓慢发展。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又对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想产生了什么负面影响呢？
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使早期民主思想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材料一 凡置产业，自当以土地为主，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
——《覆园丛话·产业》
材料二 《江宁府志》记载：“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造册，给文凭然后敢织。”
材料三 顺治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及台湾的抗清势力，清政府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
从以上材料可以得出：商人没有资本投资手工工场、支配生产，而是使大量的资金流向了土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致使手工工场资本不足。加上封建官府的沉重剥削，人民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同时政府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失去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明清之际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这样资本主义萌芽缺少持续发展的土壤，只能在封建专制的缝隙中艰难地挣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具有初步的民主色彩，其发展的土壤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早期民主思想（批判思想）的发育不健全。
正是由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为脆弱，使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没有能够提出新的社会制度，未能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动摇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最终使中国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
最后，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发展是明清之际批判思想产生的经济原因。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重视手工业、商业，批判继承传统儒学，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由于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又制约着明清之际批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练习】
1．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传统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黄宗羲的思想反映了这种变化，下列观点出自黄宗羲的是（ ）
A．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B．宇宙便是吾心
C．工、商皆民生之本
D．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明清之际思想批判的实质是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跃，他们使儒家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近。”这里“新的历史条件”指的是（ ）
①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 ②新的生产因素和生产关系的萌芽 ③思想界因循守旧、陈腐不化 ④王朝统治的专制腐败
A．①② B．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②③
3．明清之际形成的进步思想，最能从根本上体现时代潮流的是（ ）
A．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B．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C．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D．工商皆本
4．某班学生在课余探讨“明末清初之际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民生之本’观点的根本原因”时众说纷纭。请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黄宗羲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
B．明清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必然结果
C．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社会思想上的反映
D．统治者重视工商业的反映
5．明清之际进步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是( )
A．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B．封建专制统治强化并出现严重危机
C．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
D．人民起义的推动
6.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于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私，而抑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弘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
——王夫之《读通鉴论》
方且割万有，专己私，侈身臂，矜总持，不纵以权，不强其辅，则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祸者，荡然无所利赖。
——王夫之《黄书》
材料四 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只能……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1）概括材料一中黄宗羲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君主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2）针对材料一存在的现象，顾炎武提出何种解决方法？理由是什么？
（3）材料三中王夫之实际上是否定了当时政治制度的哪些方面？
（4）综合材料一、二、三，指出三者思想的共同之处。结合材料四，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并简要谈谈你的认识。
【参考答案】
1~5. CADCA
6. （1）观点:抨击君主专制。职责:应当是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使“天下为主,君为客”。（2）方法:分天子之权。理由:集权导致混乱，天下之大。（3）家天下、世袭等级制、中央集权制。（4）共同:抨击君主专制。原因:政治上，君主专制强化，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