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内容 篇1

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农村各项改革正在扎实开展，一些重要改革事项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农村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目标更加多元、影响因素更加多样、任务也更加艰巨。农村改革综合性强，靠单兵突进难以奏效，必须树立系统性思维，做好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和主要矛盾，进一步提高农村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从总体上把握好农村改革的方向，提出深化农村改革总的目标、大的原则、基本任务、重要路径，从全局上更好地指导和协调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各项改革之间的衔接配套，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的综合效应。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提高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特制定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体制机制，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二）目标任务。到２０２０年，农村各类所有制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活力。

（三）基本原则

１．坚持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基础上，加强对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农民家庭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赋予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保证其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农户家庭经济、农民合作经济、各种私人和股份制经济、供销合作社经济以及国有农场林场等国有经济共同发展。

２．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把握好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关系，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实行“三权分置”。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方式，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

３．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调整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促进农业尽快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技术创新、注重可持续的集约发展上来。

４．坚持保障农民权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农民合法经济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

５．坚持统筹兼顾。统筹考虑农业和农村发展，统筹考虑城乡改革发展，统筹考虑公平和效率。

６．坚持循序渐进、试点先行。发挥好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在把握方向、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认真组织好农村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的重大改革，要按程序报批，取得授权，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试点。７．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必须始终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治保证，提高依法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积极稳妥深化农村各项改革。

二、关键领域和重大举措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基层党建等领域，涉及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5大领域。对这5大领域改革的核心问题，要明确大的方向、主要内容和重大方针对策，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

（一）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交织，构成了中国农村治理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支撑。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必须以保护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核心，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重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确保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本集体所有成员，进一步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进一步调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积极性。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防止犯颠覆性错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落实集体所有权，就是落实“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明确界定农民的集体成员权，明晰集体土地产权归属，实现集体产权主体清晰。稳定农户承包权，就是要依法公正地将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本集体组织的每个农户。放活土地经营权，就是允许承包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配置给有经营意愿和经营能力的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一是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缩小土地征收范围，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允许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确定为工矿仓储、商服等经营性用途的存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同等权利，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可以出让、租赁、入股，完善入市交易规则、服务监管制度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在保障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基础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农民住房保障新机制，对农民住房财产权作出明确界定，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有效途径。

二是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抓紧修改有关法律，落实中央关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重大决策，适时就二轮承包期满后耕地延包办法、新的承包期限等内容提出具体方案。在基本完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原则，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和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法律效力，扩大整省推进试点范围，总体上要确地到户，从严掌握确权确股不确地的范围。出台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指导意见。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试点。制定出台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文件，规范草原承包行为和管理方式，充分调动广大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引导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使用权有序流转。

三是健全耕地保护和补偿制度。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加强耕地保护，全面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实行特殊保护。完善土地复垦制度，盘活土地存量，建立土地复垦激励约束机制，落实生产建设毁损耕地的复垦责任。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以增加高产稳产基本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为目标，完善农村土地整治办法。依法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规范管理，强化耕地占补平衡的法定责任，完善占补平衡补充耕地质量评价体系，确保补充耕地数量到位、质量到位。完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强对耕地占补平衡的监管，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田现象，杜绝违规占用林地、湿地补充耕地。进一步落实耕地保护政府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完善和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地票”等试点，推动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支持易地扶贫搬迁。

2．分类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在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全面核实农村集体资产基础上，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重点是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对非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有效机制；对经营性资产，重点是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更多权能，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监督和收益分配制度。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建立符合实际需求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保障农村产权依法自愿公开公正有序交易。现阶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切实防止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少数人侵占、支配集体资产，防止外部资本侵吞、控制集体资产。

3．深化林业和水利改革。实行最严格的林地用途管制制度。以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为重点，深化配套改革，完善集体林权制度。实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完善林木采伐权，管好公益林、放活商品林，调动林农和社会力量发展林业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研究提出加强天然林资源保护的指导意见，有序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开展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工程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管护主体，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二）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加快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

4．推动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在农村耕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民以多种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以及通过土地经营权入股、托管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把握好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度，不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不搞大跃进，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使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适应。提升农户家庭经营能力和水平，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规模适度的农户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适时提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相关立法建议。

5．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务，创新农业产业链组织形式和利益联接机制，构建农户、合作社、企业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进一步创新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机制，允许政府项目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完善农民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政策。

6．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家庭经营在相当时期内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力量，要通过周到便利的社会化服务，把农户经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充分发挥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作用，大力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健全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开展政府向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购买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试点。

7．培养职业农民队伍。制定专门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扶持有技能和经营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办家庭农场、领办农民合作社，创立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8．健全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对工商资本租赁农户承包地作出明确规定，建立严格的资格审查、项目监管和定期督查机制，禁止以农业为名圈占土地从事非农建设，防止“非粮化”现象蔓延。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工商资本农地租赁风险保障金制度。

9．推进农垦改革发展和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研究出台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深化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创新行业指导管理体制、企业市场化经营体制、农场经营管理体制，明晰农垦国有资产权属关系，建立符合农垦特点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推进农垦办社会职能改革。按照为农服务的宗旨和政事分开、社企分开的方向，因地制宜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把供销合作社打造成为与农民利益联结更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作更高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使之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

（三）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对农业实行必要的支持保护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以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效能，完善农业生产激励机制，加快形成覆盖全面、指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配套、操作简便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10．建立农业农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农业农村倾斜，确保农业农村投入只增不减。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转换财政资金投入方式，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担保贴息、以奖代补、民办公助、风险补偿等措施，带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大力清理、整合、规范涉农转移支付资金，对“小、散、乱”及效果不明显的涉农专项资金要坚决整治；对目标接近、投入方向类同的涉农专项资金予以整合；对地方具有管理信息优势的涉农支出，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切块下达，由地方统筹支配，落实监管责任。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切实提高涉农资金投入绩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支农事权，明确政府间应承担和分担的支出责任，推进各级政府支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

11．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根据各类主要农产品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程度，采取“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办法，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进并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按照“价补分离”的思路，继续实施棉花和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完善补贴发放办法。改革、完善玉米收储政策。改进农产品市场调控方式，避免政府过度干预，搞活市场流通，增强市场活力。完善农产品收储政策，坚持按贴近市场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的原则确定收储价格，降低储备成本，提高储备效率。加强粮食现代仓储物流设施建设，积极鼓励引导流通、加工等各类企业主体参与粮食仓容建设和农产品收储，规范收储行为，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强化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新型业态，发挥电子商务平台在联结农户和市场方面的作用。

12．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保持农业补贴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调整改进“黄箱”支持政策，逐步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开展农业补贴改革试点，将现行的“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优化补贴支持方向，突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持与现有政策的衔接，调整部分存量资金和新增补贴资金向各类适度规模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合理确定支持力度，不人为“垒大户”。进一步拓宽财政支农资金的渠道，突出财政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持续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完善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的投入机制，强化对农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加大对农业投入品、农机具购置等的支持力度。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健全快捷高效的补贴资金发放办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对农民收入补贴的办法。

13．建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新机制。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农业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配套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建立有利于节水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制度和节水激励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

14．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坚持科技兴农、人才强农，推进农业科研院所改革，打破部门条块分割，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完善科研立项和成果转化评价机制，强化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扶持种业发展，做强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骨干种子企业。完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探索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的多种实现形式。

15．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广减量化和清洁化农业生产模式，健全农业标准化生产制度，完善农业投入品减量提效补偿机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构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激励机制。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加强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和东北黑土地保护。深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湿还湖、限牧限渔。完善森林、草原、湿地、水源、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稳定投入机制。

16．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坚持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健全政策支持、公平准入和差异化监管制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覆盖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全面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竞争适度、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健全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的制度，完善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开发和农村建设的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能力和水平。稳定农村信用社县域法人地位，完善治理结构。鼓励邮政储蓄银行拓展农村金融业务。鼓励组建政府出资为主、重点开展涉农担保业务的县域融资担保机构或担保基金。完善农村信贷损失补偿机制，探索建立地方财政出资的涉农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和完善林权抵押贷款机制，拓宽“三农”直接融资渠道。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以具备条件的农民合作社为依托，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引导其向“生产经营合作＋信用合作”延伸。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业务经营规则和监管规则，地方政府切实承担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完善地方农村金融管理体制，推动地方建立市场化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级与授信。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成立农业互助保险组织，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开发适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品种，提高保障水平。深入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研究完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

（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17．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体制。加快规划体制改革，构建适应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编制体系，完善各类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管制度，健全县市域空间规划衔接协调机制。尽快修订完善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控制下，探索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提高规划科学性和前瞻性，强化规划约束力和引领作用。

18．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建管机制。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探索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机制。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和运行管护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等方式，更好地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和运营。

19．推进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完善县域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机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促进城乡区域标准水平统一衔接可持续，完善综合监测评估制度。鼓励地方开展统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试点。

20．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充分考虑各类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承载能力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细化完善和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加快建立和实施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相应支出责任，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地区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21．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进一步清理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加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落实鼓励农村劳动力创业政策。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原则，突出解决好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障覆盖面，把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五）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必须坚持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协同，围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加强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民主制度，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

22．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深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不断夯实党在农村基层执政的组织基础。创新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加强乡村两级党组织班子建设，选好用好管好带头人，向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和贫困村党组织选派第一书记。严肃农村基层党内政治生活，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和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肃处理违反党纪党规的行为，坚决查处挤占挪用惠农资金、侵占征地补偿款、侵吞集体资产等发生在农民身边的腐败行为，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务监督机制，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凝聚力。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强化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建设，多为群众办实事，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带领群众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严格落实农村基层党建责任制，发挥县级党委“一线指挥部”作用，加大抓乡促村工作力度。

23．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健全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依托土地等集体资产所有权关系和乡村传统社会治理资源，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在已经建立新型农村社区的地方，开展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探索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为载体，创新村民议事形式，完善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群众知情权和决策权。建立务实管用的村务监督机制，理顺村务监督机构与其他村级组织的关系，切实发挥村务监督机构作用，落实群众监督权。积极探索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等协商形式，重视吸纳利益相关方、社会组织、驻村单位参加协商。研究明确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定位及相互关系。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探索剥离村“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

24．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加大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农村社会文明水平。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修订乡规民约。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平台和支撑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设施利用效能。建立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体育健身等重点文化体育工程有效合作机制。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方式，支持社会各类文化组织和机构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抓好农村业余文化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保护和传承具有民族特色的农耕文明，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广泛开展具有乡土特色的文化活动，推动文化与特色农业有机结合，提升农产品文化附加值。引导和组织农民成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红白理事会，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

25．创新农村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农村贫困人口掉队的要求，分类施策，加快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完善贫困县考核机制，完善干部驻村帮扶机制，完善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机制，建立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机制，完善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有效衔接的机制。完善片区联系工作机制，推动片区规划实施与减少贫困人口的目标相结合，将政策、项目等落到实处。抓紧研究制定扶贫开发的重大举措，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26．深化农村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基层执法力量，推行对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的综合执法，确保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依法维护农村生产生活秩序，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

三、（略）

四、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内容 篇2

一、理论创新, 坚持改革话语权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

首先, 《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过去的“基础性”变为了现在的“决定性”,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这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首要的重大理论创新, 既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又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2]。

其次, 《决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总体目标之一, 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 丰富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

最后, 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 《决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4]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 到后来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到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提并列, 放在同等地位上,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及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任何长盛不衰的理论, 必定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能够不断回答、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不断实现自我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指导自己的实践, 实现了理论的一次又一次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国情中的应用和不断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紧密相关, 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理论创新, 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紧紧把握时代话语权。

二、人民至上, 使改革话语内容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过去执政合法性所赖确立的条件和基础发生了变化。面对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又是怎样回答的呢?

从《决定》的起草过程来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是中央政治局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广泛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后作出的。在将近7个月的时间里, “广泛征求意见, 开展专题论证, 进行调查研究, 反复讨论修改。其间,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3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分别审议决定, 决定征求意见稿还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 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5]《决定》的起草充分征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反映了人民最关心的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和愿望, 得到了人民的普遍认可和赞成。

从《决定》的内容来看, 全文提到“人民”多达42次, 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6条改革主线, 内容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 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对于广大人民最为关注的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反腐倡廉、住房保障、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稳定物价、食品药品安全、法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国防建设等热点和难点问题, 《决定》都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提出了未来改革方向及具体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决定》, 一方面从满足人民要求, 改善民生入手, 以深深抓住民心, 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性举措。另一方面从司法改革、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入手, 提高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 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这是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性举措。

改革是人民的事业, 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 “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党和政府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决定》中的这些措施, 都与作为话语权客体的人民利益息息相关, 这就加强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 对于巩固党的舆论阵地, 把握时代话语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制度建设, 为党的话语权提供制度保障和机制保障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6]胡锦涛同志通过对党九十年光辉历程的总结, 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必须始终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 并告诫全党“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 认真学习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 自觉维护制度。”[7]

由于“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8], 制度建设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巩固政治统治具有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突出强调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制度建设, 《决定》全文提到“制度”的次数高达183次, 是所有热点词语中次数最多的。制度建设贯穿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所有领域, 使以前的成功经验制度化, 并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提供制度路径和制度保证。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要实现物质的现代化, 而且还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制度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决定性措施。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让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为中国共产党掌握话语权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机制保障。

四、党的领导, 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话语权主导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决定》指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的重要性,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为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 中共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 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5]这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心的体现, 也是在发挥党领导核心作用下, 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从而凝聚全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重要保证。

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执政党, 也是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党,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9]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身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兼具的党, 加强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才能使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国家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 才能增强中国共产党作为话语权主体的威信, 从而牢牢掌握和引领改革时代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1-78.

[2]许志峰.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 (权威访谈·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N].人民日报, 2013-11-15.

[3]冯建华, 翟江玲.理论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灵魂[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1-1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23.

[5]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 2013-11-16.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333.

[7]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17.

[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9:12.

全面深化改革再发力 篇3

一、在全面推进前提下突出经济体制改革主轴及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特别强调的是“全面”，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同时，又必须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集中发力，及时拿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硬招实招，确保改革实效。为此，我们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着力抓好省委省政府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点任务的落实，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是围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深化简政放权、投融资和价格等改革;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深化国企国资、重点行业和非公经济等改革;围绕提高经济调节的有效性，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围绕优化经济结构，深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科技、生态文明等改革;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保基本兜底线，深化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要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优先推出一批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力促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升级。

二、在强化当期改革举措的同时着力构建法治保障长效机制。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必须自觉落实法治要求，善于用法治眼光审视改革问题、用法治思维谋划改革路径、用法治手段破解改革难题、用法治方式优化改革环境，既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改革，在现行法律提供的制度空间和条件下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实践;又要坚持破立结合，深度研究改革深化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与时俱进地分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则及时推动其上升为法律法规;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先行先试的改革，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取得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提请立法机构予以修改或废止，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三、在推进改革全程充分体现既严又实的工作作风。“三严三实”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也是确保改革取得实效的作风保证。我们将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既严又实的作风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切实做到：改革方案要实，以专业化的精神，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研究和基层一线调研，提高方案设计的质量与水准，确保改革措施接地气、有力度、可操作、能解决问题;问题导向要准，坚持以问题导向改革、以问题倒逼改革，问题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找准穴位，切中要害，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步骤安排要稳，充分考虑改革的宏观背景环境以及改革举措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与推进条件，注重把握改革的选择性与节奏时机，看得准的就马上办，重在打通“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更为重要的是群众对改革措施的获得感要强，善于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发现和把握改革的切入点，使改革成果可触可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着力提升改革的社会认同度和群众满意度。

（作者系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全面深化改革内容 篇4

——系统学习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

作者：张伯里 《光明日报》（2015年02月11日 13版）

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习近平同志长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问题。他在各个工作时期都曾就此发表过大量重要论述。

我们的改革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

30年前，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会议上曾专门讲到综合改革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改革还存在不系统、不配套的问题，突出表现是“中间梗阻”，各部门之间动作不协调，步调不一致。他尖锐批评有的同志思想保守、政治迟钝，对改革工作不主动、不敏感，缺乏改革责任感，等、靠思想突出，上级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宁肯不改革也不犯错误”，忽略了“不改革我们才是犯了大错误”。他明确提出，要把对待改革的态度如何、改革工作搞得好坏作为检验和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党员干部做清醒的领导者，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积极改、主动改，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敢于撞击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各级干部要做好改革的保护伞。凡是努力于改革，工作中出了一些偏差或问题的，一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县委、县政 1 府一定做大家的保护伞，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为勇于改革的同志做保护伞。对于不满、抵制甚至反对改革的上访信件一律不要向下转，有关部门要负责处理、答复和解释这一类的匿名信件；对于陷害改革者、破坏改革工作的人和事件，一定要从严查处。

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

在宁德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必须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不适应我们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切并对其进行改革。我们的改革只能是积极稳妥地推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态度要坚决，实施要谨慎。总体改革的设计必须是目标方案、过渡性方案和分步实施方案相互衔接配套，不求一步到位。他重视解放思想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树立“不耻落后，意气风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他指出，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

关于开放，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能只靠本民族的力量。只有处在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他还具体阐述了“双向开 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问题：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

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心求证”，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在浙江，习近平同志把改革看作是活力之源。他高度重视抢抓战略机遇期，提出抢抓战略机遇期要有历史紧迫感，只有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用得好，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他大力倡导在各项改革中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超越原有的体制障碍，从根本上冲破束缚发展的桎梏。他提出，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敢干的创新精神，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同时，要正确处理改革与规范的关系，避免先改革后规范、先发展后整治的被动局面。要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及时把成功的做法和经验规范起来，在率先规范中再创体制新优势。

习近平同志还多次提出要步步为营，年年有成，积小胜为大胜。强调要善作善成，处理好部署与落实的关系；要再接再厉，处理好坚持与深化的关系；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强调我们在“大胆设想”的同时，还要“小 3 心求证”。不搞一刀切，不求齐步走。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习近平同志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指出浙江正处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他借用“地瓜理论”对此作了生动论述：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并非资源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

到中央工作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就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鲜明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工程极为宏大，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要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强调要防止“改革与我无关，开放离我很远”的错误认识，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蹄疾步稳务求实效等。

从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中不少思想观点都是对他以前相关论述的凝练、发展和升华，是他多年思考和实践的结晶。我们要全面把握总书记十八大前后关于改革的思想和论述，深入 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同心同德、凝神聚气，不断把改革大业推向前进。

解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篇5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合法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在当前阶段，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提供既体面安居，又有高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国家也不可能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在城市安居所需的高额保障。在现阶段，农民进城就业和安居并非易事。

农民市民化是一个缓慢过程，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有耐心，更要有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更多高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

大量农民进城，靠过时的城市和农村户籍来管理人口显然已不合时宜。同时，过去城市户籍中附带福利基本上已被剥离，户籍更多只是具有管理意义。相反，农村户籍中还有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三项重要福利。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既要保障农民现有的三项福利，又要为他们在城市获得与市民同等权利。

当前城市人口社保、低保与农村社保、低保金额上有一定差异，这有合理性，因为城市人口没有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这三项福利。

汇报人：xiexiebang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 篇6

一、突出党的领导对改革成功的关键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实践证明，坚持和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在改革上坚持正确方向，有利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有利于改革涉险滩、闯难关、啃硬骨头，有利于统筹协调、蹄疾步稳推进各项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同时，也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才能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改革的宏伟目标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另外，在改革的过程中，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提升党在改革过程中的领导力和权威性，使党有能力更好地担负起领导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的历史重任。

二、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性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改革的方向上，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也就是说，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和必经之路，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三、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性

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的需要和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把人民所想、所盼、所需、所求作为着力点，不断深化改革。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国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了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树立问题意识的强烈针对性

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既是改革的目的，也是改革的动力。多次强调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党的xx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都是基于现实问题而推进的，将问题作为突破口，逐步深入，寻找根源，剖析原因，探索路径，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例如，在出台改革举措上，强调要解决实际问题，聚焦体制机制顽疾;在部署推动改革上，强调哪里矛盾和问题最突出，就重点抓哪里的改革;在督促检查上，强调要在是否解决了突出问题上下功夫。正如指出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五、统筹改革全局的有机系统性

面对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将全面深化改革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努力将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在改革中实现社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党的xx大以来，党和国家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统筹规划、综合协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和全局性。我国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陆一体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方面整体联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旨在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把握好统筹改革全局的系统性，就要在思维上始终坚持科学的辩证思维。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充分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鲜明的科学性。

六、狠抓贯彻落实的工作实效性

指出，改革要“狠抓落实，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这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的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严谨求实的实践精神。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决策，而且狠抓改革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风。经常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督促领导干部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精神，理解改革要实，谋划改革要实，落实改革也要实，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敢于啃硬骨头，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重要讲话，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的落实提供了强大保障。

【思想宣传范文】二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如何从大历史观来理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可以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世界历史，从三个历史视角进一步深化认识。

从民族复兴史视角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史。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割地赔款、生灵涂炭、积贫积弱。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中国近代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谋求中华民族复兴，但最终都壮志未酬。直到1920xx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从此走上在逆境中奋发图强、浴火重生的上升通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三个关键词。“站起来”，是指中国共产党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行者手中接过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之后，经过20xx年浴血奋斗，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富起来”，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国家富强之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神州大地焕发出无限生机活力，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迎头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党的xx大以来，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提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开始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

从科学社会主义史视角看，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它与当时的世界革命运动相结合，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谷，“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终结，反而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事实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其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先进性，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现代化史视角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场深刻社会变革，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其后各种政治力量相继登台，尝试了各种现代化方式和道路，但都以失败告终。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其间既有成功，也有挫折。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取得空前成功。党的xx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功证明，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必须根据各国自身历史、文化和国情来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历史发展有其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从以上三个历史视角和相应历史线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的新时代，是中国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必将大放异彩的新时代，也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将建成的新时代

【思想宣传范文】三

指出，我国对外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开拓进取、不断创新，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时代，外交工作取得显著成就，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之路。

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运用底线思维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主张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中国现代化，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政治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内求发展，外谋和平，发展中国，也惠及世界。然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设有底线的，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中国外交必须坚守的底线、是不能逾越的红线。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运用底线思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外交有新的作为。例如，在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扎实开展涉藏、涉疆外交，加强打击“三股势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主权属我”原则，对菲律宾前政府挑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予以坚决回击，有效维护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同时，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具体争议，有效维护了中国近海局势的总体稳定。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觊觎他国权益，也决不放弃我国的正当权益，积极运用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全方位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中国倡导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把合作共赢的理念体现到对外交流合作的方方面面。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提出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对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产生深远影响。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以伙伴关系代替盟友关系或敌对关系，互相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突破。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并全方位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指出：“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中国呼吁建立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现实的全球治理体系、积极发展全方位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建立的全方位全球伙伴关系，具有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没有主从之分、阵营之别，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这是对结盟或对抗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的超越。中国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构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着力点实行对外开放

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0xx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同年，“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涵：“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xx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20xx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共建宗旨、重点方向和核心内容等。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为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打造了新平台。“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惠及世界，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再出发提供了中国方案。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一系列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各国就“一带一路”建设相关议题共商大计，签署了系列共建协议。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和有关方设立了丝路基金，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方面，中国与亚、欧、非等沿线各国，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深入开展道路、港口、管线、通讯、信息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努力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随着早期收获项目做实做大、经济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正在并继续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外交思想既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服务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此，在国内国际重要场合多次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博鳌亚洲论坛20xx年年会上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系统阐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20xx年在日内瓦万国宫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此可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作出了新的更大贡献。

【思想宣传范文】四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一幅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绘就的壮丽画卷。作为一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坚强领导是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不断使党的建设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对党的领导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协同推进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是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的内在要求。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40年来，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我们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新局面。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一幅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绘就的壮丽画卷。深入把握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之间有机统一的关系，对于在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党的坚强领导是这场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的。当时，我们党之所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有内外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我国自身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到严重挫折，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潮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之所以能启动和推进，关键就在于党的决心和意志。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不是单一的、局部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深层次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触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历史性的变化。这样一场伟大社会革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40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使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期间，不但国内情况错综复杂，而且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这场社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社会革命，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它不断使党的建设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对党的领导提出更高要求。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历程。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既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单位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特别是某些消极因素和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严重侵蚀着党员干部队伍。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都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迫切要求。面对改革开放对党的领导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党深入探索如何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作出许多重要部署。比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继续进行新的伟大工程;党的xx大提出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强调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党的xx大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出发，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所要达到的目标。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到党的xx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始终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也使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成为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坚持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协同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和丰富发展。

协同推进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要求党的建设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进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果，得到这个伟大成果极不容易，必须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这也决定了党的建设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要论断深刻体现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贯穿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改革发展每个环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我们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要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不断提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里尤其需要强调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是指用一个根本性的事理贯通事情的始末，而不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既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在新时代协同推进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97年了，尽管我们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党内仍然存在着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我们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惟有如此，才能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才能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思想宣传范文】五

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反复告诫全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涵盖了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和发展、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自我强化。其中，全面领导是根本前提，全面推进是根本要求，全面从严是根本保证。这“三个全面”，着眼党的执政地位、领导能力、自身建设，彼此关联、紧密相连，我们要深刻认识、深刻领会、深入贯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要担当起这个使命，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坚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最根本的、决定性的，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事关人民切身利益，不容置疑、必须坚持。二是加强，就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方位决定的，越是在新时代越要加强，越是在关键点越要加强，越是在薄弱处越要加强。认真查找党的领导的薄弱环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加强，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三是全面，就是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就是按照“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来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层级、某一个团体、某一个阶段，是全覆盖全时空的、无空白无死角的，没有任何特殊和例外的。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需要把握几点。一是全面，就是党的建设内容的方方面面都要全面加强、全力推进，而不是说只是在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同时，这个“全面”，也当然地要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任务的各个方面都要加强党的建设，没有例外。二是推进，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向更高标准的、需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齐心协力的前进。现在各项事业都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必须毫不松懈、持续用力地加以推进。三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重视政治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鲜明提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居于统领地位，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同时明确政治建设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政治建设作为统领、摆在首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重要任务，必须抓紧抓好抓实抓出成效，以此统领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内容 篇7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全面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主导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引起普遍关注, 并多次出现在世界银行随后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的概念, 指“当各经济体从低收入状态进入中等收入状态后, 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增长机制无法支持其继续发展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 人均GDP很难突破10000美元, 从而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GDP达到4382美元, 刚刚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 未来十年是决定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带给我们警示, 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一、“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国际经验, 具体到我国并不意味着历史必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提升和跨越问题, 是一国如何克服增长机制转型障碍的问题。世界银行报告曾经解释:“陷阱”的出现源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低技术含量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 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在中高端市场又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 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 中等收入国家逐步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

根据我国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 自2010年10.4%的高增长率后, 连续三年GDP增长放缓, 经历了近14年来最低的增长速度。虽然此次增速放缓有中央政府放弃过去一直维护的高增长目标, 致力于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 具有主动调整的成份, 但也表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 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正在不断失去, 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压力已经初步突显出来。

从国际经验上看, 既有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深陷“陷阱”的事实, 也有“东亚奇迹”的先例, 历史上东亚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进入了高收入国家俱乐部。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国际经验, 具体到我国并不意味着历史必然。据学者估算只要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并不算高的7%左右, 2020年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是可以实现的, 届时我国居民人均收入会接近国际高收入水平线。林毅夫认为中国后发优势潜力还很巨大, 从2008年开始, 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目前支持我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因素还是非常充分的, 刘世锦认为基于充分的国际比较和理论推导, 中国落入拉美国家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 我国还是个欠发达国家, 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60%左右,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说明我国国内总需求是巨大的。而今后改革开放新一阶段的结构性调整还会进一步释放我国国内巨大的需求总量, 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到21世纪中期我国至少还有2亿农民要转移到城市, 城镇化率会持续提高;已经整体进入小康社会的人们追求富裕的动力依然强劲, 我国消费结构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产业结构在生态文明和新一轮现代化要求下也面临着调整和升级;虽然在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 经济全球化回潮, 但不能否认经济全球化是个长期趋势, 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通过优化外贸结构, 在外需拓展上仍然大有可为。

其次,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还很低,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我国潜在生产力的激发和攀升仍有巨大空间, 而新一轮的体制改革还会为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扫清制度障碍。我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只要今后我国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出现较大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 较高经济增长的历史阶段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可以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中等收入阶段不是不可跨越的“陷阱”。2013年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也表态: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 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底气和信心源于全面深化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 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内生性”作用, 不合理的制度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增长。体制性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落后国家要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不难,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也不难, 难的是当他们步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后, 怎样及时进行深入改革和系统的制度建设, 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世界银行通过对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研究分析, 提出高层次的制度发展以及适当的战略转换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国家 (地区)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经验不同, 选择的发展战略不同, 相同的是为了实现经济追赶、顺利跨越经济发展阶段, 这些国家 (地区) 均及时构建了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地区)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没有对制度进行相应地的调整, 依然延续原有的低品质制度, 甚至选择了错误的制度, 是导致他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或低速运行主要原因。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着制度约束与制度匹配问题, 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原有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会逐渐失效, 就需要更高品质的制度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依然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 阻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妨害到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分析, “高收入之墙”实质上是“制度质量之墙”,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制度建设的滞后。许成钢认为我国的发展并没有踏上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坦途,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体制问题。由于制度的约束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从传统经济到现代化经济的华丽转变。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着诸多制度方面的约束, 对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不能绕路走的。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突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 形成与新阶段相匹配的新的经济增长机制, 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 通过了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标志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将迎来更大力度的改革, 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公报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我国深化改革重点和方向做了很好的诠释。

吴敬琏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我国旧的发展策略和依靠要素投入、环境破坏、低价竞争的道路难以为继, 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市场信号扭曲, 导向作用不明显, 资源难以做到合理有效配置。

通过深化体制改革, 改变微观资源配置的方式以及宏观调控方式,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微观上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寻求新的动力源;宏观上避免政府对经济过多的不必要的干预, 完善宏观调控方式, 通过制度建设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形成政府与企业、居民间的多赢关系, 消除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性障碍。通过改革去除经济发展中的非市场经济的旧体制因素, 促进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 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转变的问题, 因此它不仅涉及经济, 而且涉及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等诸多方面。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突破制度约束刚性, 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经济制度, 同时又需要从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进行调整, 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 才能扫除种种桎梏和藩篱, 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与健康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 夯实中国梦。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据国际经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变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今后我国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必须扩大内需, 走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越来越小, 2009年降至历史最低, 只有35.26%。虽然我国多年连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 但是消费不足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与消费占比不断下降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0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后一路上扬, 2006年达到0.49高点之后虽有所下降, 2013年还高达0.473。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 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存在, 导致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启动, 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外贸来拉动。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还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从全世界看, 收入差距过大虽然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 但它加剧了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社会不平衡, 导致的问题很可能引发这些国家落入“陷阱”。深陷“陷阱”的拉美各国一个重要政治背景就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拉美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地区, 2000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552, 该地区的巴西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以上,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正是他们不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重要原因。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转变的同时, 强化社会保护机制建设, 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 基尼系数保持在0.3左右, 较好地控制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关系, 并形成了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在分配格局和税收制度等还没有做出相应调整和变革的情况下,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 很难实现以投资拉动为主向以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 进而支撑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矫正分配严重失衡的格局是我国迈进高收入国家门槛前的必修课。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需要从要素投入转向正义投入, 以人为本, 把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 重视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 而不仅仅是部分少数群体。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说过:“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 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还会创造均衡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 必须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机制, 完善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共享制度。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 构建收入分配的公平制度, 围绕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制度上的安排, 通过制度建设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走共同富裕之路。

在初次分配领域:生产和资源配置过程中, 通过实施有效的干预政策或法律手段, 解决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过低问题;少数垄断行业工资、福利分配不规范问题;权力部门寻租, 灰色收入泛滥的问题。通过政府对初次分配领域的恰当干预, 理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关系, 促进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

在再分配领域:主要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环节, 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实现收入分配上的限高提低, 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完善税收制度, 对富裕人群的财富进行调节;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救助制度, 建立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福利制度, 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 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 减少普通群众的后顾之忧, 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驱动力, 走上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四、政府主导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

改革开放是我国三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改革具有了自发和自我推动的特色, 但勿庸置疑的是我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下的改革, 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后起国家的发展不能简单复制早期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 即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 而是必须在政府的强势引导下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后起国家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政府能否制定适当的长期发展战略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引导投资等措施指导本国经济的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林毅夫认为有效市场也需要有为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 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 必须要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行。

在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 政府制订了合理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 其中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制定的不同产业政策非常著名。一系列产业发展战略、体制及政策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提高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和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在发展中国家或转轨经济中产生, 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参与, 而且经济是否成功取决于政府干预的质量。

2020年我们的预计目标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 基本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这个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还有赖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目前,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解决好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经济、社会问题, 进一步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和障碍, 为经济发展增添更大推动力, 取决于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能力。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要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原则。消除“转轨体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和扭曲,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必须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把握时机对技术、产业和制度结构进行阶段性调整, 制定恰当的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篇8

一、关于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主体是自然生态系统，只有从源头上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实行这一改革，核心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林业部门要主动适应改革趋势，深入研究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要认真研究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的所有权、资产产权和确权登记问题，尽快完善用途管制措施，强化监管权。

二、关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第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就是要明确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态用地和物种数量的底线，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构建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核心。第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核心是严格落实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国土空间开发的“高压线”。第三，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林业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国家林业局根据法定职责已经划定了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4条生态保护红线，工作走在了前面。下一步，要把划定的红线落实到地图上、地块上，尽快制定最严格的管制原则和管理办法。已经有法律法规保障的生态红线，必须依法保护管理。还没有法律保障的生态红线，要尽快推进立法。

三、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国家公园是当今国际社会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就是保护好自然资源、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生物多样性，更好地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功能。国际上的实践证明，这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重要制度和载体。我国具有国家公园性质的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地质公园、矿山公园、风景名胜区、考古遗址公园、海洋公园等。目前，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有2150处，总面积1.2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还有2800多处森林公园、30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和湿地公园。这些资源无论从面积、还是从数量上看，都是第一位的，是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依托。2006年，云南省林业部门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2008年，国家林业局又将云南省列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开展了积极探索和有益的尝试。林业部门一定要抓紧研究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问题，以及适合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区域，全力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四、关于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质是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经济手段，鼓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将给林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但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要研究森林、湿地、沙区植被、野生动植物等林业资源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问题，特别是要针对目前占用林业资源的成本过低问题，研究应对措施。二要研究开征资源税给林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三要加强森林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和差别化补偿政策研究，争取不断提高补偿标准。四要研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争取扩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禁止开发区转移支付试点范围，提高转移支付用于林业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资金比例。五要抓紧研究建立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森林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五、关于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当前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机构设置是最薄弱的。中央已经明确“把发展林业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一，深入研究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林业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有利于保护发展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第二，研究建立破坏森林、湿地、沙区植被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举报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第三，研究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制定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办法，科学鉴定生态损害范围、程度及价值。探索编制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六、关于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核心是理顺三种体制。一是理顺国有林所有权、产权管理体制。我国国有林包括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国有林场所有权是全民所有，需尽快厘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对国有林场的管理体制。国有林区所有权是全民所有，产权在中央政府，管理权和监管权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使用权在地方政府，要尽快理清三者的关系。二是理顺政府管理林区社会的体制，理顺职能和资金渠道。三是改革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构建有利于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经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有利于改善生态改善民生、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活力、权责利相统一的、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林区发展新体制。

七、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全国已确权集体林地1.8亿公顷，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97.7%；发证面积1.73亿公顷，占确权林地的96.4%，1亿农户拿到林权证，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近5亿农民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户均获得森林资产约10万元，使广大农民成为林木资产的法人，为他们订立契约、积累资本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培育农民市场主体方面，走在了前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林权生产要素功能，包括可抵押、可担保、可流转，实现资产到资本的转换。集体林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按照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要求，林业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监管，确保森林资源总量不减少。二要继续深化林业行政审批项目改革，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要改革森林资源采伐管理等监督机制和办法，加强林地管理，清理取消不符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各项规章制度。三要稳定和完善农民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林地流转。四要健全财政、金融、森林保险、林权交易等政策，引导农民通过林权要素运用，积极发展林业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企业等多种市场经营主体，推动林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使农民在经营林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真正实现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

八、关于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决定》提出，完善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我们要理解其深刻含义。第一，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一旦破坏，修复起来十分困难，有的需要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努力，生态修复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当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最脆弱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生态危机在我国都相应存在，生态修复任务极其繁重，必须依靠制度来加强。第二，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生态修复制度是生态修复的根本保障，完善生态修复制度有利于把生态修复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为生态修复提供行动准则和依据，使生态修复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合理、完善，可以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第三，完善生态修复制度重点是加强生态修复工程的制度建设。《国家林业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十大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十大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格局。要研究健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制度保障，从规划制定、法律法规、绩效评价和监督考核等方面，健全各项制度和机制。

九、关于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截至2012年，全国共完成退耕还林建设任务4.2940万公顷，其中，退耕地造林926.7万公顷。经过15年的建设，退耕还林工程已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决定》提出，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这为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定下了基调。林业部门一定要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组织实施好新一轮退耕还林。一要稳定原有的退耕还林成果，确保“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二要扩大退耕还林实施范围。新一轮退耕还林应重点考虑25度以上陡坡耕地、重点地区的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以及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移民腾退出来的耕地等，做到稳步有序推进。三要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对还生态林、经济林的比例不再作限制，对退耕农户丧失的机会成本和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给予综合补偿，使农民获得较好的收益，既改善生态，又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