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平事迹研究报告（精选6篇）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经历可谓传奇，但又是什么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呢？我们就从他一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来分析一下。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就像他诗中说的“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此时的苏轼可谓前途一片光明，年少成名的他抱着造福百姓的心愿，开始了他充满坎坷的仕途，但又是什么让他的仕途如此曲折呢？我们来看苏轼这一次的起落。
公元1066年服孝三年的苏轼在回京途中看到新法对百姓的伤害，所以苏轼多次上书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公元1079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苏轼丢官降职，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 1
上的丰碑。苏轼即使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从这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豁达超脱的性格，这种性格不只表现在困境中，在地位急剧攀升时，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
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
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
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对了，这也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去勾心斗角，不会去结党营私，但这也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过得相当艰苦。
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的死可能有些悲惨，但这由得了谁呢？是世事？使历史?不，是他自己性格所致的。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的性格是率真的、孤傲的、也是豁达的、超脱的。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人处事，处处充满着关注民生，体恤百姓等崇高思想。从用黄州到江宁去拜谒王安石还是做知州时的两处断案就可以明证他襟怀坦荡，体察民情的思想境界。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
苏轼谪琼文献指苏轼贬谪海南三年期间所著诗文。其写作时间起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苏氏自徐闻递角场(今湛江市徐闻县港头村)渡海赴儋,止于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苏氏自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登船北归。苏轼去世后,宋、明至现代的学者将这些文献整理为《儋耳手泽》、《居儋录》、《苏文忠公海外集》等各类文集。本次研究以近人林冠群氏编著的《新编东坡海外集》和民国时期《儋县志》收录的《居儋录》为选文依据,旁参清代王文诰所著《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近人孔凡礼所著《苏轼年谱》及其他研究著作中的注释开展文献调研和考证。《新编东坡海外集》中收录苏轼各类作品242篇,笔者通过阅读原文发现, 其中涉及医学相关内容的在100篇以上,约占苏轼在琼著作的40%,包括诗(含诗引)、歌、赋、奏表、笔记、铭文、史论等多种体裁。 按照其内容分为:1本草及方剂学研究;2起居、饮食、服饵养生; 3能够反映苏轼本人健康状况的文献;4能够反映苏轼本人卫生及生活状况的文献;5记录苏轼行医事迹的史料;6记录当时海南医疗卫生水平的文献;7与医学相关的气候、地理史料。
二、谪琼文献中的苏轼医学事迹
1.苏轼谪琼文献中与医学相关的气候、地理记载。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及江浙地带的苏轼来讲,海南与内地在气候、地理上的差异是其谪琼期间印象最深的见闻,而这种差异与其身体健康的关系也是苏轼诗文中多次涉及的内容,但是此类记载中既有客观描述,亦有源于其自身不服水土及对未知环境恐惧的文学夸张, 需进行分析和甄别才能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苏轼在诗文中描述最多的是海南的湿热气候及其使人体产生的不适感,如“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1]134;“此间海气郁蒸,不可言”等记载(以下未注明出处之引用均引自注释[1]之文献)。待雨季结束,气温转凉后,不适感逐渐缓解,他则写到“霜风扫瘴毒,冬日稍清美”,可以说苏氏的此类记述与历代旅琼文人的记述大同小异, 可互为印证。此外,苏文中还有一些关于异常气候的记录。例如苏轼在1097年农历十一月的一首《和陶诗》中写道:“蠔浦既黏山, 暑路亦飞霜”,同年的其他诗作中又出现“自立冬以来,风雨无虚日”,“飓作海浑,天水溟濛”等记述,都表明该年冬季海南曾出现多雨的反常情况(海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冬季相对春夏少雨),并伴有极寒和台风等气象灾害。至于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地方病,苏轼在谪琼之初曾充满忧惧,这从诗文中“天低瘴云重”、“乱棘孤藤束瘴根”等描写中可窥一斑。但是正如当代学者张文[2]所言,古代文人笔下的“瘴”,有一些是文化概念而非疾病概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地域偏见和误解。而苏轼在海南真实的生活体验会消弭这种误解,这种转变在其贬谪后期的诗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例如其在《独觉》中写道“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在《与程秀才书》中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 惟有一幸,无甚瘴也”,都表明当地并无专致人患病的所谓“瘴气”,只要及时适应、保养得法,海南亦为宜居之地。
2.苏轼在海南的健康状况。苏轼海南诗文中共有10处涉及自己的健康状况,其中能够明确病名或症状的疾病描述有痔疮(“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体疥“、小便白胶,大腑滑泄”、牙病(“齿根日浮动,自与粱肉乖”)、视物不清(“撷芳眼已明”)。其中痔疮为其谪居广东惠州时的旧疾,在海南戒酒一段时间后便已痊愈,滑泄之征也因服用海南土产药材“海漆叶”(倒捻子叶)治愈,其余不是由于不服水土而生的疥癣之疾,便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疾病。除了上述五处症状明确的疾病记录外,其他五处皆为“数卧疾”“、奏赋病未能”、“病卧不能裁答”、“寂寂东坡一病翁”这类笼统描述,其中有些是不愿作文的托辞,有些参考日期相近的诗文可以证明病期不长。 而且通过这些记录在时间上的分布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出现在其谪琼的第一年。如果再辅以苏文中频繁出现的交游记录作为旁证,可以认为苏轼在海南大部分时间是基本健康的。
3.苏轼谪琼期间的卫生状况。苏轼谪琼诗文中多次出现关于当时海南医疗卫生状况的记录,大多反映的是该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和苏氏自身卫生条件的简陋。苏轼曾在《与程全父书》一文中将当时身处的卫生环境概括为“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 夏无寒泉”。在药物方面,当地缺乏基本的常用药物(“此间如苍术、橘皮之类,皆不可得。”);药材的输入依赖航运(“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鲊酱等皆无。”)。因此,苏轼曾经在往还书信中三次向亲友求药,除其中一次指名要“百药煎”(中药五倍子的别名), 其余则两次强调“彼中如有粗药治病者,为致少许”,“有易致者, 不拘名物”,贬谪之人对于缺医少药的恐惧溢于言表。在起居方面,苏轼初至海南时受到昌化军军使张中的照顾,得以“僦官屋数橼”居住,但1098年四月,苏轼父子因政敌迫害被勒令搬出官舍, 只得“结茅数椽居之”,关于这座新居的条件,苏轼自己的记述是 “仅免露处”、“仅庇风雨”,它不具备在海南至关重要的洗浴清洁用具(“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也缺乏足够的御寒设备(“岁暮风雨交,客舍凄薄寒。”)和防蚁功能(“顾视帏帐,有白蚁升余。”)。而相对于药物的匮乏,起居的简陋,饥饿可能是对健康更大的威胁,这一点在苏轼的诗文中多有体现。他不仅多次提到肉食的匮乏(“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市中无肉,当共啖菜饭尔。”),遍布诗文中的“忍饥啖柏松”、“忍饥坐谈道”、“方饥须粮,已济无舟”,更表明基本的温饱已不能保证。而由于海南所产稻米不能自给,跨海籴米不成产生的粮荒更是会造成对生命的直接威胁,以至每值歉收之年,苏轼便产生对于断粮的恐惧(“儋人无蓄藏,明年去则饥矣,吾旅泊尤可惧,未知经营所从出。”);甚至在元符二年(1099),曾修习道家“辟谷”之术,以度过粮荒(“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
4.苏轼对于海南土、特产药物的研究与开发。苏轼虽然在文中称海南“病无药”,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所匮乏的是汉族士大夫在大陆习用的常见药材,也就是苏文中所称橘皮、苍术之类的“粗药”;并不乏疗效佳著的“海药”,甚至是珍稀药材。只是此类药产的价值未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医者所重视,以致海南被冠以“无药”之名。事实上,苏轼的谪琼诗文中记载了30余种土产药材,且对其中未纳入当时本草文献者作了深入的实地研究,所以苏氏堪称开发海南特产药材的先驱。其记载药物的诗文在后世《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著作中多有收录,其中既有苍耳、菊花、荨麻、紫芋、松脂、地黄、五倍子等常见药材;亦有香橼、沉香、木棉、 刺桐、黄皮、海蛤、黎檬子(柠檬)、荔枝、椰子浆、倒捻子等岭南地区多产或特产药材;其中的槟榔、益智仁、高良姜更是海南历代贡药,可以说是道地药材。关于海南特产药材的记述始于《神农本草经》,然而及至唐、宋,由于罕有文人涉足,此类记述还多为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苏轼谪琼笔记与《唐大和上东征传》、《岭外问答》 一样,都是唐宋之际罕有的关于海南药材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而其中记录之翔实、医理之精确,又首推苏轼海外之文。对于许多琼药,苏文虽非首载,但绝对是当时最准确、最有价值的记述,诸如 “倒捻子叶止痢”、”益智仁无益于智”等皆是其实地研究的新论, 因此明、清历代的本草书籍、地方志皆引苏文以为圭臬。
5.苏轼在琼期间的处方制药实践。由于政府重视医学和社会风气使然,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知医,而苏轼堪为其中的佼佼者。后人曾将其与医、药学有关的诗文,编入《苏沈良方》一书,综合梁昆生氏[3]的研究和《新编海外集》的收录情况,该书中至少有十篇药、方论写于海南,反映出苏氏除土产药物研究外,还亲自进行了处方制药的医学实践。谪琼文献中记载了苏轼在海南制、用过的十余个方剂,即:漆叶青黏散、海漆叶丸、四神丹、南岳活血丹、四味五两天麻煎、《外台》代茶饮子、苍耳霜、菊花上水洗眼方、 生地黄汁和酒方、松子酒、“生黎小酒”、菊花酒、真一酒、服绢方、 薤姜蜜粥、山芋羹、薯蓣粥、覃馒头。这些方剂相当一部分为单方, 其余最多也不超过四味药,所含者均是易于获取、甚至可就地取材的药物,突出了苏氏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处方简、便、廉、验的特点。以功效论,大部分为以补益气血、健脾补肾、祛风明目为目的,是药力平缓、防病延年的服食之方。药方剂型除常见的煎、散、 丸、丹、酒剂外,还涉及制备工艺复杂的霜剂和用作食疗的药粥、 药茶、药饼。所制方剂虽然简、廉,但皆有明确的出处,或载于前代方书(如出自《嘉祐补注本草》的漆叶青黏散);或源于师友相传(如传自苏昌图之父的苍耳霜法);或习自当地黎人土法(“生黎小酒”),是苏氏渊博的医学知识、见闻的结晶。
6.苏轼对于海南医学普及的贡献。由政府推动的在海南开展的医学普及始自宋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4]349:“(开宝八年)十一月己巳朔,琼州言俗无医,民疾病但求巫祝,诏以方书、《本草》 给之。”宋太祖以政令的形式提供给海南医学书籍,冀以移风易俗。1097年,苏轼在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能够借得1060年出版的 《嘉祐补注本草》,从侧面佐证了这一史实,而且证明在太祖之后, 向海南提供官修本草成为宋代成例。但苏轼在《书柳子厚〈牛赋〉 后》一文中记述当时海南民间“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又说明政府提供的医书只在士大夫阶层流传,民众依然缺乏医学知识,信巫不信医的情况依然很普遍。针对这一现象,苏轼虽然在文中慨叹道:“哀哉!予莫能救”,但却没有真的袖手旁观。他一方面抄写柳宗元的《牛赋》送给海南的僧、道,希望他们晓谕乡人珍惜畜力, 不要听信巫祝杀牛为病者祈福;另一方面又以自己渊博的知识, 向民众普及医学。笔者发现,苏轼在谪琼诗文中提及了《桐君录》、 《兵部手集》、《名医别录》、《新修本草》、《外台秘要》等多部医药文献中的内容,且能对其中的记载准确引用。推测原因,除了苏氏本人记忆力超卓外,更有可能是其随身携带有上述书籍。虽无确凿的证据证明苏轼曾将这些医书留在海南,但其确实将其中的部分内容抄录给民众,例如在发现《兵部手集》中的“生地黄汁和酒方” 对跌打损伤颇有效验后,便“书以授之,使多植此药,以救人命”。 此外,苏轼还亲自行医施药,在民众中普及医药的效用。在与友人程天侔的书信中,他提到:“间或有粗药,以授病者,入口如神,盖未尝识耳。”说明民众不信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看到医学的临床疗效,而苏轼屡屡治愈病者的事实,本身就是一种对医学的普及和宣传。
苏轼谪琼期间的著作中含有大量与医学相关的文献,其内容之丰富,所涉之广泛,记录之翔实、生动,为历代同类文献所罕有, 具有史籍、方志不可比拟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海南古代医药的史料宝库。从笔者有限的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1海南的风土虽然迥异中原地带,但并非所谓“蛮荒烟瘴”之地,苏轼在卫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基本的健康,表明当地的自然环境自古以来是宜居的;2在宋代,海南在医学普及、医疗建制以及卫生条件等方面均非常落后,民间尚巫而不信医;3苏轼是最早在海南开展药物研究、制剂实践和行医施药的医学家,是南药研究的先驱,也是在海南普及医药,移风易俗的第一人,其对海南医学发展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不可磨灭。
摘要：本文以《新编东坡海外集》等文集的收录情况为选文范围,系统地调研了苏轼谪琼文献中与医学相关的部分;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和分析;基于文献中的证据考证了苏轼谪琼期间的健康状况、卫生条件,及其在药物研究、处方制剂、普及医学等方面的事迹;以史实为根据对苏轼对海南医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作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海南,苏轼,文献,医学史
参考文献
[1]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M].海南出版社,1992.
[2]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J].民族研究,2005,(3).
[3]梁昆生.《苏沈良方》中苏轼撰述考[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1987,10(2).
三位先生指认该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钩摹自清代《安素轩石刻》；指认墨迹本上除许汉卿藏印外，其余鉴藏印皆为清中期以后伪印，理由是所有鉴藏印印色相同；指认墨迹本是从拓本翻刻而来，证据是墨迹本上“世家”半印作为骑缝章与芯纸边缘却尚有距离；指认翁方纲题跋与题诗是伪作，理由是翁方纲书法结构不稳，“翁方纲”、“宝苏室”二印有疑问，且翁氏题跋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文内容有出入。
一、通过实物对比和高清照片放大后对比，我们可以看到：
1.墨迹本从上至下右侧第一方半印及左侧第一方半印印色略浅，明显与其他七方藏印印色不同，为该作品上年份最早的两方藏印。
2.墨迹本右侧第二方“世家”半印及左侧从上至下第四方“义”字形半印印色明显与其他藏印又不同。
3.除去四方骑缝半印之外，墨迹本上其他五方鉴藏印的印色也不尽相同：应为“安仪周家珍藏”印最红（近朱砂），“江德量鉴藏印”其次，“宝苏室”印再其次，“张鏐”印偏黄（偏朱磦），“许氏汉卿珍藏”印最黄（近朱磦）（许汉卿印可以不论，研究员先生并未指认为伪印）。
由此，墨迹本上所钤鉴藏印不存在三位先生所指认的钤印印色相同之说。
4.墨迹本右侧第三方“安仪周家珍藏”印可参见上海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下简称《印鉴》）330页第19号印，经完全重迭对比、左右移位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后，可知墨迹本钤印与《印鉴》所载印印文结构部位严丝合缝，同时墨迹本钤印印色古朴自然，印文神形兼备，与《印鉴》所载应为同一印。我们同样也可以在黄庭坚《松风阁诗》、《花气熏人诗》（均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迹上找到这方鉴藏印，进行对比。其实，单国霖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的署名文章中，亦承认了墨迹本中这方安仪周藏印应即是《印鉴》中所载之印。这一点，如果单先生的判断成立，则钟、凌二位先生的指认是否就不成立了？
5.墨迹本底侧自左至右第二方“宝苏室”印与《印鉴》782页第10号印应为同一方印。此印也常见于其他古代书画名迹，不乏资料可做对比。《大观太清楼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学藏）翁方纲跋文后所钤“宝苏室”印，与墨迹本应为同一方印。
6.《墨迹本》上“江德量鉴藏印”虽不见《印鉴》，然我们亦可找到欧阳修《灼艾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所钤此方印，可做对比，应为同一印。
7.墨迹本上“张锣’’印虽不见《印鉴》，有关张镠书画收藏的史料记载不甚详尽，然从诸多宋元传世作品上，我们不难找到此方“张镠”鉴藏印的踪迹：苏轼《覆盆子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蔡襄《门屏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都可看到此印，可见张谬其人经手经眼古代书画数量之多、品质之高。
由此，通过这些印鉴对比，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墨迹本应该不存在研究员先生所说除许汉卿印之外，全部鉴藏印是伪印的指认。
8.最后再看一下墨迹本上“世家”半印右侧与作品边沿的距离。这明显是作品覆褙纸出座与作品本笺形成的距离，这是书画装裱尤其是古书画装裱中经常会出现的现象，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可见“世”字右侧略有残缺，“家”字右侧与作品本笺边沿的距离乃是印章白文笔划，再往外侧的是出座距离。红色辅助线是墨迹本本笺边沿线，红线左侧为墨迹本原作；蓝色辅助线是覆褙纸边沿线，蓝线右侧为立轴裱边；红线与蓝线之间则是覆褙纸的出座距离。
由此，墨迹本“世家”鉴藏印不存在研究员所指认的因钩摹自拓本而产生的骑缝章问题。
二、单国霖先生论文质疑墨迹本上同裱另纸部份翁方纲题跋及题诗的真实性，其实我们通过翁方纲传世题跋书法与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书法对比，可以看到：
1.翁方纲书法主要取法欧阳询与虞世南，他在历代著名书法碑帖后所留下的题跋不计其数。识别翁方纲书法之真伪不会太难，能识别翁氏书法的专家同仁也不在少数。翁方纲在此墨迹本同裱另纸上的蝇头小楷题跋及题诗，姿态统一，架构险峻，小中见大，结体扁方与狭长共存。类此翁方纲题跋风格的其他翁氏题跋并不少见，我们可以参见《大观太清楼帖》宋拓本第六卷（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的二则题跋。从这三则题跋的书法风格和书写水准来看，无疑是一致的，他们出自同一个作者的手笔书法是再明显不过的。
2.至于墨迹本上翁氏题跋与题诗与《复初斋文集》中记载个别有出入的问题，诚如业界专家李先生考证指出的，我们可以认为《复初斋文集、诗集》很有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底稿编辑的，翁氏墨迹本上的题跋和题诗底稿成稿于当年（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摘自《复初斋文集》：“庚戌秋八月秋史侍御持以见示，遂考其大略而系之以诗”），而正式书写墨迹本题跋在九月十二日（摘自墨迹本：“乾隆五十五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纲书于宝苏室”），两者前后时隔一个月。虽然翁方纲题跋与其文集有个别出入，但绝大多数文字语句相同，所有内容无不合理之处，且文句有更为顺畅之感。在这样情况下的题跋和文集底稿的个别出入，应属于同一底稿再次使用时形成的细微差异，在此并不能作为否定墨迹本翁方纲跋文的证据。
《复初斋文集》底稿中的文字是底稿墨迹，墨迹本上是题跋墨迹，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排他性。最终能说明翁氏题跋真伪的，应该还是对翁氏在墨迹本上题跋书迹本身的认定。
3.翁方纲题跋纸上项元汴鉴藏印“子京”、“项叔子”与“携李项氏十家宝玩”三方印可参见《印鉴》1109-1110页第82、80、108号印。通过使用同尺寸拷贝纸印鉴（源自《印鉴》）与在墨迹本上项氏三方钤印进行完全重迭对比、上下移位对比、左右移位对比，并无发现差异。这三方印同样常见于历代书画名迹上，我们也不难寻找到对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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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鉴》印对比，翁氏题跋纸上的这三方项子京钤印略显干涩，一些该呈现的印文线条并没有完全呈现，留下了些许空白。其实我们知道，钤印时，印面在未能沾全沾匀印泥的状况下，或者印面在沾上带有细微颗粒印泥印料的状况下，都有可能造成作品上所钤印文不能完全呈现的情况。这时，纸面上有印文呈现的部位是印，未有印文呈现的部位亦是印，关键是合理的呈现和合理的不呈现。所谓雪泥鸿爪，见白当黑是也。这种情况，恰恰给我们鉴定印章的真伪，提供了一个可以作为反证参考的空间。
通过现存实物资料和存世印鉴资料的对比，从印文自身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三方项氏鉴藏印应为项氏原印所钤。从翁氏题跋、题诗的布局格式与项氏三方钤印形成的位置来看，翁氏在书写题跋和题诗时，对印章的距离避让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笺纸上的项氏三方印在先，翁氏题跋、题诗书法在后。
4.翁方纲题跋纸上的“江秋史”印、“德、量”印可参见《印鉴》328页第5、6号印；“翁方纲”印、“宝苏室”印可参见《印鉴》782页第9、10号印。作品上钤印与《印鉴》所载印对比，均无差异，各自应为相同之印。江、翁二人的鉴藏印同时钤在翁氏题跋笺上，也佐证了江德量请翁方纲为其所藏苏轼《功甫帖》做考证的史实。
三、钟银兰、凌利中先生在文章中指认此墨迹本是“双钩廓填”的伪本，其实通过墨迹本上另纸同裱的翁方纲“油笺双钩”本《功甫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双钩与书写的根本区别所在。此双钩本虽然较好的再现了苏轼书法的外形，但还是无法表现自然书写时那些笔锋的转折、墨色的变化以及牵丝的流畅。例如“轼”字之“工”部，墨迹本转折棱角分明，而双钩本过于平滑；“谨”字之“言”部，墨迹本之提钩墨色变化自然，而双钩本墨色板滞；“别”字之竖钩，墨迹本牵丝坚挺顺畅，且竖划笔锋顿挫有致，而双钩本则牵丝做作，且竖划毫无韵致。书法高手如翁方纲以墨迹本为底本完成的双钩本，尚且不能表达自然书写之本色。我们不禁疑惑，研究员先生文章中的做伪者以黑白拓本为底本，怎么可能书写出比翁氏双钩本更自然的笔锋转折、墨色变化与牵丝效果来的？
四、至于张葱玉先生有无亲自过目鉴定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我们可以分析以下三点：
1.单国霖先生质疑张葱玉曾亲眼见过墨迹本，“文字中明言他（指张葱玉先生）看到的（是）影印本”。我们来看《张葱玉日记·诗稿》（以下简称《日记》）对《功甫帖》记叙如下：“（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因为陈俊卿前有“又”字，这段日记在此处再怎么解读，也当是《功甫帖》和《章候帖》、《道祖帖》为同一种情况，是墨迹本；而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为另一种情况，即影印本。怎么在单先生的解读下，这些《功甫帖》墨迹本连同米芾《章候帖》、《道祖帖》都成了“文字中明言他（指张葱玉先生）看到的影印本”了？2.单先生又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该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没有现代印刷这么的精致……《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文十分相合，张（葱玉）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试问：以张葱玉先生的严谨，可能仅凭并不精致的影印本，就对苏东坡包括米元章在内的三件重要宋人书法作品，草率的做出真伪鉴定结论吗？且鉴定结论准确而具体：“中间《功甫》、《章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张葱玉先生进而高度评价苏轼《功甫帖》：“《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壁矣。”能如此高度评价一件宋人书法作品，并媲美自己倾心的米芾《苏太简帖》（上有张葱玉鉴藏印），张葱玉先生只是凭借并不精致的影印本而作的赞叹么？我们怀疑这又会是张葱玉先生的鉴定风格么？3.单先生又质疑《功甫帖》既然在《日记》记载了，为何未在《木雁斋书画鉴藏笔记》（以下简称《木雁斋笔记》）中著录？其实这并不奇怪，张葱玉先生在《日记》中曾经记载的作品，最终没有录入《木雁斋笔记》的情况并不少见。《日记》185页《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跋六则》卷，就是被记入《日记》而未录入《木雁斋笔记》的；《日记》199页所载仇英《北湖图》卷，曾为张葱玉先生自己的藏品，也未收录于《木雁斋笔记》中；同样，张葱玉先生在鉴定苏轼《功甫帖》的同时，也鉴定了米芾《章候帖》和《道祖帖》，此二帖在《日记》中虽然同时都被记录，也同样未见载入《木雁斋笔记》。难道仅凭《功甫帖》在《日记》中有记录，而在《木雁斋笔记》中没被收录，就能推测或说明张葱玉先生是因为不看好《功甫帖》或者甚至可以说张葱玉先生认为《功甫帖》是伪作而没有收入《木雁斋笔记》的吗？无论如何，以下两点是明确无疑的：首先，张葱玉先生在《日记》著作中明确肯定了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是真迹；其次，张葱玉先生高度评价了苏轼《功甫帖》与米芾《苏太简帖》是书中双壁。
五、至于徐邦达先生有无亲自过日鉴定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我们可以分析以下两点：1.既然《古书画过眼录》称为“过眼录”，以徐邦达先生治学之谨严，著作中所记所录的古书画作品应该都是经过徐先生亲自鉴定过的。2.徐邦达先生存《故宫博物院》院刊书画鉴定百例“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页”的署名文章中记载：“曾见赐《宣德郎刘锡勒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这段文字说明了三点：1）徐邦达先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已经见过《刘锡勅帖》，应该还是在《苏米翰札》合册的装裱状态下见的（合册包括苏轼《功甫帖》、《刘锡勅帖》，米芾《章候帖》（即徐老所说《恶札帖》）、《道祖帖》）。所以徐老在此用“曾见”两字来记叙，并说《刘锡勒帖》“在《苏米翰札》合册中”。看《刘锡劾帖》时，徐先生自然也一起看过合册中的其他三帖。2）徐邦达先生因为看《苏米翰札》四帖时还是合册，所以当听说合册已被分拆时，使用了“闻今已分拆”来记叙，即“听说现在已经分拆开了”，而原来“曾见”《刘锡勒帖》时，是“在《苏米翰札》合册中”。“闻今已分拆”之时已经发生过“曾见”《刘锡勅帖》合册之时。3）.徐邦达先生因为已经（“曾见”）看过了《苏米翰札》合册，所以才会撰写考证苏轼《刘锡勅帖》为明人伪笔的“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页”这篇文章，发表自己的鉴定见解：“《刘勅》实非苏笔，亦省中学写苏者所书，字形带扁方而笔法疏陋，与所见《安焘勅》大致相仿”。才会在这一文章里同时也肯定了苏轼《功甫帖》、米芾《恶札帖》（即《章候帖》）“皆真迹无疑”的鉴定结论。如果这时候的徐邦达先生还没有见过《功甫帖》、《章候帖》、《刘锡勅帖》原作的话，应该是不会下如此肯定、如此具体的鉴定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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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钟、凌两位先生指认，上海博物馆藏苏轼《刘锡勅帖》伪本是根据《诒晋斋摹古帖》“双钩廓填”而成的伪作，时间在嘉庆十年（1805）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刘锡勅帖》除近现代藏家许汉卿的鉴藏印为真印以外，其余的鉴藏印，包括江德量、成亲王永理的两段题跋皆为后人伪作，并以此否定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和《故宫博物院》院刊署名文章中所做的“东坡行书《刘锡勅帖》是明人伪笔”的鉴定结论。我们原本无意对《刘锡勅帖》伪本发表任何意见，不过钟、凌两位先生指认《刘锡勅帖》是“双钩廓填”本，进而以此作为论据指认《功甫帖》墨迹本为同样情况的“双钩廓填”本。对此我们不得不说明我们的观点。
《刘锡勅帖》墨迹伪本为手卷装裱形式，有《刘锡勅帖》墨迹伪本、《刘锡勅帖》翁方纲双钩摹本、《刘锡勅帖》拓本三个部份组成。
根据流传资料，我们可以观察到：
1.《刘锡勅帖》伪本卷中的墨迹本书法，用墨较淡，前后数行用墨尤其淡。透过淡墨，毛笔笔锋的起落转折清晰可见，并无双钩或填墨的所留下的蛛丝马迹。2.江德量长题和成亲王永理两行题跋书文并茂，古朴自然。成亲王“诒晋斋印”应与《印鉴》225页第20号印应为同一印，可以对照。3.《刘锡勅帖》伪本上钤印累累，其中有安岐“无恙”肖形印，虽未收入《印鉴》，但印文古朴，印色自然，在历代传世名迹上频频出现。通过对比可以知道，此印与米芾《三吴帖》、蔡襄《思咏帖》（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所钤安岐“无恙”肖形印，应为同一方印。不知为何，独独《刘锡勅帖》伪本上安岐“无恙”印会被指认为伪印？
4.《刘锡勅帖》伪本墨迹本上钤有永理“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绵亿“南韵斋印”，“莲樵鉴赏”三方鉴藏印，在同为上海博物馆藏品之米芾《章候帖》（成亲王永理和李佐贤时，《功甫帖》、《章候帖》、《道祖帖》和《刘锡勅帖》合裱为《苏米翰札合册》）上所同样钤有，细看这三方分别钤在两件不同作品上的鉴藏印，印文一致，印色相同，应为相同之印。“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一印，也可见米芾《褚摹兰亭跋赞》（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钤有，可以寻找对比。
不知为何《刘锡勅帖》伪本上的这三方印，被简单的指认为是伪印了。如果《刘锡勅帖》伪本上这三方鉴藏印是伪印，那么同样钤在米芾《章候帖》上的这三方印是否也存在着真伪问题？如果不能确认以上安岐肖形印、永理鉴藏印为伪印，怎能轻易推翻徐邦达先生关于上博《刘锡勅帖》是明人伪笔的结论？同样，如果不能确认安岐“无恙”肖形印、永珲“皇十一子成亲王诒晋斋图书印”、绵亿“南韵斋印”、“莲樵鉴赏”是伪印，何以证明《刘锡勅帖》伪本是从《诒晋斋摹古帖》“双钩廓填”而来，而没有可能反过来，《诒晋斋摹古帖》中的《刘锡勅帖》伪作拓本是根据《刘锡勅帖》伪本墨迹本镌刻而成呢？
其实简单，如果可以，我们祈请研究员先生像引用《安素轩石刻》资料一样，公开《刘锡勅帖》伪本资料，包括伪本上的“伪印”资料，让其他博物馆专家和业内专业人员以及同仁爱好者，一起来分享这一研究成果，以正视听，岂不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知道通过对实物的专业观察和分析，传世双钩墨本，包括时代久远至唐宋时期的摹本，也是能够看出双钩或是填墨处的破绽来的，何况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仅仅是清中晚期的双钩填墨本。如果可以，我们希望三位研究员先生能够采取更直观，更具体的鉴定方法，让我们大家都能一目了然，看明白苏轼《功甫帖》墨迹本具体双钩在哪坐？廓填又在哪里？以飨大众。
七、在回应了研究员先生对于墨迹本上印鉴、题跋、和著录等方面的指认和质疑后，我们可以从墨迹本书法自身来分析一下。本来中国书法艺术蕴含深厚，历史悠久，各家见解不一乃是常事。但三位先生的文章中对此墨迹本书法充斥过激主观之语，如“别扭”、“单薄枯梗”、“气脉阻滞”等等。是以，我们也就略作陈述，表达一下有幸多次亲眼目睹《功甫帖》墨迹本后的感受。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可以认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王羲之的传世墨迹，都是摹本而没有原作，是因为基于我们能够区别双钩填摹本与自然书写本而下的结论。通过专业分析，“双钩廓填”是可以被识别的。使用毛笔先双钩勾勒出字划的外形轮廓，再相继填入墨色（有深淡干湿的墨笔线条）完成的书法作品，再怎么完美，在墨色变化上，是达不到自然书写效果的。在足够明亮的光线下或以高清照片在电脑上放大后观察分析，因非一次性完成的书法线条所呈现的不同墨色、因笔划顺序线条与线条先后覆盖交叉所呈现的不同墨色，自然形成和非自然形成的书法是能够被识别出来的，中国书法艺术的精妙在毛笔（软笔）、墨汁和宣纸的充分演绎下，气象万千，绝不是“双钩廓填”本可以瞒天过海充当角色的。何况前贤翰墨，在万豪齐力中起笔收笔之起伏，轻重快慢之行笔，字里行间之呼应，蘸墨前后之浓淡，加上作者的人生修为和技法技巧等因素，可谓变化莫测，是为艺术，又岂是人工摹仿形式的“双钩廓填”的摹本可以同日而语的。
刘益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参与苏富比拍卖前，除张荣德、马成名二位专家外，通过私下渠道向包括朱绍良、陆忠、尹光华在内的十几位海内外资深书画鉴定专家咨询过，除其中一位颜先生跟他说不能买以外，其余人士都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为此，书画鉴定专家朱绍良也在今天发表声明称，他保持初始意见，坚持认为苏富比拍品《功甫帖》为真迹，并说如果刘益谦想要放弃《功甫帖》，他愿意接手购藏。声明全文如下：
声明
近日媒体向本人征询功甫帖的真伪鉴定意见，本人特此声明；
一，针对上博研究员的文章，暂时无意发表任何观点和文章。
二，对于向刘益谦提供的竞买咨询，本人保持初始意见。面对纷争四起，到益谦先生若不堪其扰，放弃功甫帖的收藏，本人愿意购藏。到益谦先生可于三日内与本人接洽商议，余不赘述，顺颂冬安。
朱绍良
2014 1 6
碳十四鉴定《功甫帖》：不靠谱
“碳十四鉴定”即放射性碳定年法，是利用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碳十四来测量“动物和植物”的年龄。在史前和古代，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较小，因而碳十四在自然界中的比例保持恒定，动植物在存活的时候，由于新陈代谢的缘故，其体内的碳十四也保持恒定；然而其一旦死亡，体内的碳十四就会不断衰变，半衰期为5730年，在密封状态下与外界差异明显，这就是碳十四测年的原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动物与植物都属于有机物，然而大多数文物比如瓷器、陶器、青铜器都属于无机物，所以碳十四测年在考古方面的应用十分有限。
也许有人会问了：“《功甫帖》用的纸张不就是来源于植物吗？它不属于有机物吗？”对，纸张是有机物组成的，但它所呈现的形态、保存方式与使用过程导致它不能用碳十四测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算你用碳十四测出《功甫帖》纸里的纤维全部来自900年前的植物，那也不能说这张纸就是宋朝造出来的，只能说明这些植物死于宋朝。再举一个例子，《功甫帖》并非埋藏在土里，这张纸随时与空气接触，且经过装裱等处理，其中的碳十四早就几次三番地与外界交换过，哪里还能保持刚写好时的比例啊。
碳十四鉴定文物的众多说法不知始于何时，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道听途说。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试想一下，假如碳十四真能鉴定《功甫帖》，那么上博专家和苏富比还用得着唇枪舌剑吗？假如所有文物都能通过仪器鉴定，还要那么多专家干什么？
一、陈夫人教子（四川眉山1036年~1056年）
苏轼十来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程夫人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中的故事。范滂查办贪官污吏，铁面无私，结果遭到奸臣陷害，被判处极刑。临刑前对母亲说：“只求您舍弃难以割断的恩情，不要增加悲伤。”他母亲声明大义，对他说：“你今天能够与忠义之臣齐名，死有何恨！我支持你为了理想舍弃生命。”
苏轼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母亲，倘若我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 程夫人平静的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为什么苏轼一辈子嫉恶如仇、光明磊落、爱恨分明、百折不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仰慕苏轼的人格魅力？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是父母的人格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
二、威震京师（河南开封(1056年~1057年)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这是苏轼在省考的文章，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这份答卷，这篇文章见解独到深刻，文字质朴自然，笔力稳健通达，隐隐传递出一股大家的风采。欧阳修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本来决定将它列为第一名，可是转念又一想，这篇文章写得如此之好，作者会不会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呢？可是如果将曾巩列为第一名，自己的行为不是循私舞弊吗？为了维护考试的公正，欧阳修决定忍痛割爱，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名，后才发现苏轼本应得第一名。
三、喜雨亭
（陕西凤翔1061年~1064年）
苏轼二十六岁时，他受朝廷诏命，到凤翔做“签判”，即文书类小官。他精力充沛，才干独卓，性喜创造。府衙后面有一块荒废多年的空地，他规划，掘沟引水，垒墙修圃，不久，便造成了一个小花园。园中心土丘上又修了一座可观赏园景色的亭子。这时因为当地旱性严重，禾苗枯焦，苏轼被派了一项紧急差事：赴太白山求雨。当时人们救灾只靠求神。过了些日子，阴云密布，雷声轰轰，下了一场透雨。百姓欢呼踊跃，恰在这时节，苏轼主持修建的园亭完工。他喜好交游，请了上司和同僚朋友到亭里宴饮祝贺。苏轼借势随缘，给自己的小亭取了个嘉名“喜雨亭”。
四、苏轼治西湖
（杭州 1071-1074年任杭州通判，1089年~1091年任杭州知州。)
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到任，苏轼和朋友们酒兴之余，就吟诗作赋，他写下了流传后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
《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后来在公元1090年4月，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治湖工程正式开工。经过半年的苦干，费工20万，终于清除了全部的水草和淤泥，一条（多了您同意吗几字）长880丈的南北大堤屹立湖上。长堤两岸，遍植芙蓉、杨柳，并修建了9座亭阁。彩虹卧波，三潭映月，柳浪闻莺。沉睡的西湖一觉醒来，发觉身边多了一条春朝涌动的长堤，自己也显得更年青，更漂亮了。
为了纪念苏轼，杭州人民把这条长堤命名“苏公堤”。（符号『』）现杭州人说：“没有苏东坡就没有现在的西湖。”
五、江城子·记梦
（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 1074年~1076年）
苏轼的豪放词风在此形成，词史上的豪放词派，也就此诞生。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
《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六、徐州抗洪筑黄楼（江苏徐州1076年~1079年）
熙宁七年（1074-1079），苏轼第一次做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面对旱灾、蝗灾、洪灾、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不聊生，社会混乱，农田荒芜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成熟的政治风范。
1077年，徐州洪水决堤，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逃避洪水，是我们这些小人效命于您的时候了。” 于是拿着梃率领众人穿短衣赤着脚拿着箕畚铁锹出城，从东南方向筑起长堤，长堤造成，水涨到长堤下，没有危害到城，民心才安定。然而雨日夜不停地下，水势更大了，城还有六尺没有沉，最终保全了城。事后发诏书表彰他（此句重复），徐州人为纪念这次抗洪事迹，修了一座大楼，以黄土刷墙，命之为“黄楼”。
七、苏轼因秋菊“负荆请罪”（湖北黄州1080年~1084年）
去年我在王丞相府中，见他《咏菊》诗中写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小弟只道老太师写错了，特地续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菊花果然落瓣！老丞相贬我至黄州，原来是让我看看菊花！轼被贬黄州后才知，是王丞相公报私仇。谁知他倒不错，我倒错了。
苏东坡叹道：“今后我一定谦虚谨慎，不再轻易笑话别人。唉，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后来，苏东坡为乱改菊花诗的事，专程到京，向王安石『负荆请罪』，错道歉。
八、登州五日（山东蓬莱、登州1085年~1089年）
苏轼初到登州，“入境问农，首见父老”（《登州谢上表》），深入地了解民情地情，回朝后一连向皇帝提出两项治理登州的建议。一是针对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的险要形势，建议加强海防，反对当时轻易抽调兵力差往别处屯驻的麻痹轻敌作法（《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二是鉴于登州及邻地登州近海偏僻、地瘠民贫的特殊情况，实行一律的榷盐政策，不独加重了百姓的贫苦，对国家财政收入亦有害无益，因此提议“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乞罢登莱榷盐状》）。这两项建议，无疑是积极的、利国利民的切实之议。五日后苏轼升迁还朝，登州父老依依不舍到城门相送。
九、颍州西湖（安徽省阜阳市1091年~1092年）
苏轼在颍州上任不久，他以龙图阁学士的显赫身份，直接干预朝廷斥巨资开八丈沟的大动作。其时，开封一带常有水患，于是开沟挖渠，注入惠民河，有水患转移给陈州。陈州闹水灾了，有水利官员就建议开八丈沟，将陈州的水引入颍水，复由颍水排入淮河。
苏轼直觉不妙，派行家实地勘察，从颍州查到陈州，行千余里，“仔细打量，颍水一带的地面高于陈州，如果开挖八丈沟，遇大水必倒灌，洪水滔滔回泻，淹没陈州不说，还会威胁京城开封。
苏轼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论点明确，论据充分。尚书省收回了成命。一项明似惠民实为祸端、牵动千里的大工程，终止在严格意义上的实干家苏东坡的手中，受到了颍州人民的称赞。十、三贤祠（江苏扬州1092年~1093年）
轼辞别颖州，来扬州的路上就开始搞调查，访问农户了。他看到沿途庄稼长势很好，心里不觉高兴。到扬州后，请求朝廷暂时停止催欠，奋笔疾书，写下了《记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上报京城，数日无果。
消息在扬州传开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苏轼也很激动，有诗为证：民营吏无德，岁美天有道，诏书免积欠，父老颜色好。在扬州人的心目中，苏轼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官僚，而是一位贴近民心的文化知识分子。在清代，扬州人立三贤祠，以记念历史上对扬州最具影响力的三位人物，苏轼便在其中。
十一、《雪浪石诗》(河北定州1093年~1094年)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贬知定州。一日在中山后圃（今定州中学院内）偶得一石，黑质白脉，中涵水纹，展现出一副若隐若现的山水画卷，犹如当时著名画家蜀入孙位、孙知微所画的石间奔流、百泉涓涌、浪花飞溅之态，遂名“雪浪石”。苏东坡得此石如获至宝，从曲阳恒山运来汉白玉石，琢芙蓉盆将石(后多个逗号)放入盆中，且于文庙后置斋，名“雪浪斋”。
时至如今，雪浪石已成为海内外藏石家收藏的一类名石。
十二、被命南迁（英州1094年4月~7月）
苏轼于元皊八年(1093)9月出知定州。在苏轼知定州期间，朝廷政局进一步发生变化。御史赵挺之等又搬出苏轼所撰的贬斥吕惠卿的敕文，弹劾他“诽谤先帝”。于是，哲宗于绍圣元年4月把苏轼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中感叹道：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
哲宗不久前还曾派人到定州“赐日历”，“赐衣袄”给他；而现在却突然受到“落两职，降一官”(“分职”)的惩处而被远谪英州。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白居易贬官的地方。苏轼怕触景伤情，因此说“休宿浔阳旧酒楼”。苏轼头年赴定州任时，风沙很大，未曾看清太行山。这次贬官赴岭南途中，天气晴朗，西望太行，草木可数。他不禁想起，韩愈从贬所北还，经过衡山，天气由阴转晴；这次自己途经太行东麓，天气也很晴朗，是否意味着“吾南迁其速返乎”?
十三、六如亭（惠州西湖1094年~1096年）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五日，苏东坡的侍妾王朝云不幸因染瘟疫而卒于嘉佑寺。王朝云是钱塘人，相传为歌女，12岁被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收为待女，18岁纳为待妾，东坡为她起字“子霞”。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朝云亡故时年仅三十四岁，东坡尊照朝云的遗愿，于绍圣三年（1096年）八月三日，将她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旁的松林之中。王朝云生前学佛，临终时诵《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四句偈词。安葬后不久，栖禅寺的僧人为了悼念这位虔诚的信徒，化募善款，在墓上建一小亭，亭上对联上联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下联为：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如泡如影。”故名曰“六如亭”。
十四、《雨夜宿净行院》 海南儋州（1097年4月~1100年7月）贬儋时，苏轼已年届62岁，他认为此去再无生还希望，便把全家安置在惠州，只带子苏过一起渡海。《雨夜宿净行院》一诗是他离儋州时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总结，诗云：
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苏轼在儋州期间与当地百姓，尤其是与黎族人民很友善，认为“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于是，他便开展文化教育，培养黎族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琼台记事录》中说：“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琼州姜唐佐从苏轼学，后来科举及第，成为海南第一位进士。
苏轼在儋州，留下了许多传世佳话，为我国知识分子从政为文、升迁浮沉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形象写照。
十五、墨妙亭湖州（1079年5月~7月)东坡到任之时，恰逢湖州久旱不雨，后来又久雨不晴，他两度率领僚属、百姓，到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祀求黄龙显灵。当他被逮进京时，城中百姓都来送行。骆驼桥上及市河两岸摆满香案，为苏太守哭祷平安。（前后颠倒了）
湖州人对大文豪苏东坡一往情深，保存了他的不少遗迹，城内有爱山台、墨妙亭、六客堂，黄龙洞侧有苏公祠等。
尤其是墨妙亭，历尽了人间的沧桑。清乾隆年间，祖籍湖州的诗人、戏曲家蒋士铨来湖执掌安定书院，却发现“我游墨妙亭，坏墙无一碑”。据邵钰先生考证，墨妙亭碑石应毁于元明之交的兵火。在湖州人的眼里，墨妙亭是历代贤太守兴教化、施仁政的象征，它的存在足以让湖人感念恩德，并垂范后世为官者。所以，墨妙亭屡圮屡建。
十六、常州(1101年6月~7月)元符三年，苏东坡等元佑大臣被大赦。朝廷给了他一个虚职，允许他在外州任便居住。这样，苏东坡就面临着去哪里养老退休、安享晚年的选择。
苏轼研究综述
苏轼，又名苏东坡，是我国宋代的著名古文学家、书画家，与其父苏洵、弟弟苏澈并称“三苏”。苏轼一声的政治道路起伏坎坷，经过一贬再贬，最后远放到儋州。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得到赦免。这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不一样的他。苏轼的诗、词和散文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中最出名的是苏轼的词。苏轼的词题材非常广泛，并且开创了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诗作大多抒发自己坎坷感慨、感叹民不聊生、揭露社会黑暗现象，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苏轼的散文多是一些随笔性的记叙文，却不常发表议论，只是以精妙的意境与优美的情趣洋溢其中，与欧阳修的散文并称“欧苏”。苏轼的文学著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对苏轼的人生、词、诗、散文等进行研究，苏轼的研究文献数量庞大，本综述针对2015年开始至今的苏轼研究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希望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因此我对关于苏轼研究文献进行了阅读，就研究现状而言，概括起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苏轼的人生、思想研究
苏轼的一生坎坷不堪，但是却有着豁达的人生态度，这离不开儒、释、道三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在高安琪的《从道家思想看苏轼的人生历程和处世之道》中，阐述了苏轼人生的三个历程，从初入仕途的积极到被贬黄州的旷达，最后惠儋晚
苏轼研究综述
年的真朴超然的人生历程阐述道家思想在其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最初苏轼是通过人生的思考和心态变化在创作中反映出道家重视心灵的逍遥之游；而“乌台诗案”后，苏轼深自省察，物我两忘，用超脱的眼光看待万物，展现旷达的精神面貌；晚年的苏轼安贫乐贱，恬然自足，崇尚淳朴的大自然。道家思想贯穿着苏轼的一生，宦海浮沉的他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情怀。
其中，关于苏轼被贬黄州的时期的研究有两首，高婉青的《从<定**〃莫听穿林打叶声>看苏轼未曾踏出的归隐之路》、王基伦的《苏轼惠州时期的思想变迁与会通》。
高婉青的《从<定**〃莫听穿林打叶声>看苏轼未曾踏出的归隐之路》论述了苏轼在被贬黄州期间创作的《定**》，以此表达出苏轼的以出世为心，入世为迹，未曾踏出归隐之路，却参透人生妙理。从定**词作的分析反映了苏轼豁达开朗的性格和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王基伦的《苏轼惠州时期的思想变迁与会通》论述了苏轼在惠州期间信奉儒家思想，渐渐地兼糅道、佛思想观念，建立自己乐天知命、随缘委命的生活方式。
面对如此坎坷的人生，苏轼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豁达超然。放在21世纪，可以用“坚强”一词来形容苏轼。面对如此坎坷的仕途，苏轼又是如何做到平衡他的得失之心呢？在王娟的《探析苏轼的自省与自嘲对其人生态度的影响》中，苏轼在坎坷的曲折经历中通过自省与自嘲超越自我，走向旷达。其表现为自责言之过、自知而后省、自省而后达。他将人生的悲凉与不幸看做生命中珍贵的财富，扬弃个人的悲哀与绝望，执着于充满希望的人生，那精神安然自在的人生态度，展现出苏轼独特的人格魅力。
安丽霞的《苏轼晚年诗歌中的道教环境分析》提出了苏轼晚年的诗歌常出现
苏轼研究综述
道教环境典故的，以道家思想中的神仙思想来慰藉他疲惫的心灵。
张馨心、庆振轩的《苏轼超然思想的精神内涵及其演进》论述了苏东坡超越痛苦的真实心境，在强大的人格精神力量的支持下，东坡超越世俗、自我反省，超然物外，超越困苦，超越生死，笑对人生，以浩然之气正对天地。
徐雪凡在《论北宋词风革新中苏轼词的思想解放特色》中论述了以享乐主义为思想解放特征的宋朝，苏轼的诗词也不乏听歌、赏舞、宴饮之词，说明苏轼也是一位享乐主义者。北宋时期儒学复兴运动，道家、佛教三大思想的融合，苏轼的主体意识提高，以“自我之情”抒发内心的波澜。
何艳珍的《一阵清风般的人生----研读苏轼诗词有感》则从苏轼豁达的人生看出了他的孤独与悲天悯人的人格。毋庸臵疑的是，苏轼的人生确实坎坷，但是却从其词折射出苏轼的潇洒与旷达，不得不让人佩服。
韩丽霞在《试析东坡的快乐----林语堂<苏东坡传>解读》文献中展现一个享受生活的苏轼，即便是在贬谪期间，苏轼仍然用审美的诗意眼光审视人生，他的诗词可以读出东坡的快乐肆意。
将这些文献总结为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苏轼修养身心，善于自嘲自省，即便生活多么不容人，他也能从中感受到快乐之事。
二、关于苏轼的词作研究
（一）苏轼的词作风格。苏轼的词作成就非常高，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词作一共有344首，苏轼词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也是研究较多的一个方向。在陈淑香的《苏轼词的艺术探究》中，作者将苏轼词的艺术风格分为豪放、婉约与旷达三种，她认为苏轼创作作品是有感而发，随物赋形。其词语言特色清新沉着，苏轼研究综述
还有“诗化”的创新。陈淑香将苏轼的词作了归纳总结，但是论述不够全面。而蔡相宗的《苏轼词风格研究》则更为系统地将苏轼词风格归纳总结为豪放词、婉约词、谑浪词、农事词；并且提出苏轼词风格形成实在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以及物质世界多样性的统一下形成的，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研究较为全面系统。
苏轼的豪放词得到大多学者的推崇，张铮在《苏轼豪放词风格特征探析》总结了苏轼豪放词恢弘壮丽、超脱旷达、怨愤的隐现三大特征，其恢弘壮丽、超脱旷达是其豪放词的普遍具有的特征，但在豪放中植入怨愤的情绪这一观点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
豆争在《略述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特色》论述苏轼被贬黄州时期写下大量的豪放词，还有记述自己恬淡生活的作品，其作品大多展现淡然旷达的创作风格。
（二）苏轼不同词作分析。苏轼的酒词也是非常著名的。何雯霞的《苏轼酒词浅探》中总结苏轼的344首词中共计用“酒”78次，以此得出苏轼也是位爱酒之人。何雯霞浅探的苏轼酒词，展现了酒词是苏轼精神解放的一种表现，是他内心净化的结晶，更是人格升华的精辟。苏轼创作的酒词，是鞭策他洁身自好的动力，更是超越自我的动力。
杨丽花的《略论苏轼的咏梅诗词》从苏轼生命不同阶段的梅花诗词分析解读中总结出苏轼常以拟人的手法描写梅花，赋予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受，为美化构建出画图般的意境。
李懿的《苏轼咏茶诗的生命情境与文化意蕴》论述苏轼喜爱以茶会友，托茶言志，折射出苏轼对现实的批判与对刚直性格的推崇。苏轼以咏茶雅心，以悠然的心态处世，以茶参悟佛理。
苏轼研究综述
在梁珍明的《简析苏轼茶诗中的禅意》中，苏轼有着任运随缘、圆融无碍的禅悟，展现出清旷静寂、平淡空灵的禅境。在品茶时，当茶的清幽静静地浸润心田时，心灵在虚静中变得空明，精神便在虚静中得以升华净化。苏轼把饮茶化为超脱的内心体验，显现出茶诗的空灵寂静的禅境。
（三）苏轼词意象分析。苏轼的三百几首词中，关于“月夜”的就有五十多首，可以看出苏轼对月亮是情有独钟的。杜昕的《浅谈苏轼词中的“月”》论述了月与苏轼思乡情怀、现实人生对照以及旷达乐观的境界的见解。这里对关于“月”的词作进行总结分析对我们理解苏轼词作有着很大的贡献。
关茂、周莹的《苏轼词中的孤鸿意象探析》对“孤鸿”这个意象归结为抒发羁旅漂泊思乡之情和离愁别绪之感，是抒发孤独悲伤的固定载体。而苏轼在他的词中将自己独特的个性融入到传统的鸿意象里，以此表达自己济世思想与超然旷达的心态。
孙健的《浅析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意象分析法----以苏轼词中的“梦”意象分析为例》提出了苏轼的词中以“梦”的意象表达对爱妻、友人的思念，表现苏轼的奇思妙想，也表达出他对人生的感慨。
三、关于苏轼的书法研究
2015年至今关于苏轼书法的文献有两篇，贺超、马亚的《苏轼书法“自然天趣”观初探》和陈曦的《苏轼与黄庭坚书法研究综述》。陈曦的《苏轼与黄庭坚书法研究综述》对苏轼书法的情况梳理流畅，从苏轼书法特点、书法创作观、书法美学思想与美学中的佛道思想以及书法美学的当代意义五个方面对苏轼书法进行研究总结。苏轼的书法特点“尚意”，其创作观是“书出无意于佳乃佳尔”，苏轼研究综述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妙情理于豪放之外”，“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三个方面。苏轼将儒释道的美学观融入书法中，不断充实“自然”的内涵，将情感寄予书法作品上，体现出苏轼书法的美学意义。而在贺超、马亚的《苏轼书法“自然天趣”观初探》中，细致地论述了苏轼书法“尚意”的特征，以及“自然天趣”的美学观点。该作者认为苏轼把书法的“意”发挥到高潮，他重视书法的“自然天趣”，并在书法作品上融入这个元素，从而带动宋代书法走上任情适性的审美主流。
四、关于苏轼的其它研究
苏轼的散文也是北宋时期最高成就的代表，其散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王小燕在《浅析苏轼散文的艺术特点》中阐述苏文以善变创新为主要特色，表达文笔犀利，说理透彻明晰，描摹绘形绘声，抒情感人肺腑。
苏轼不仅仅是位文人，在医学上也有研究。从岳宗相等人著作的《浅谈苏轼的医学贡献》读出苏轼也是一位喜爱专研医学的人，苏轼所著作的《间养生》、《书养生后论》、《养生说》、《养生倡》等数十篇有关养生的文章被清代学者王如锡整理成《东坡养生集》，对我国养生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便在如此坎坷的环境下，书云的《试析苏轼在岭南的医疗活动》里苏轼在被贬岭南期间，多次传播医疗知识，亲自种药、施药，对岭南医疗水平的提高作出极大的贡献。一位心系天下、豁达超然的苏轼，从不畏强权势力。在刘永加的《苏轼智开“惠民药局”》中苏轼与高价卖药的药商斗智斗勇，最终智取药商，使其捐出几百银两，惠及几千人。
苏轼研究综述
五、总结
苏轼到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以神仙之道幻化生活的美好，即便处在宦海浮沉的逆境中，也保持着一个纯真的自我之心，以主体意识创作，在作品中展现自己对人生的超然旷达。苏轼笔下的词作风格多种多样，他是豪放词的开创者，是婉约词的延续者；除此之外，苏轼在书法、医学、散文、诗作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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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研究综述
第293期），第39页
21.岳宗相、谢晓龙、易琼、周建国、谢春光，《浅谈苏轼的医学贡献》【A】，河南中医，2015年1月，第35卷第1期，第9页
22.书云，《试析苏轼在岭南的医疗活动》【A】，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月，第30卷 第01期，第8页
23.李懿，《苏轼咏茶诗的生命情境与文化意蕴》【A】，兰州学刊，2015年2期，第51页
—题记
自幼便受到书香的熏陶，对于李白、杜甫、范仲淹、欧阳修……这些大文豪即便是不了解，也是有所耳闻的。而我今天笔下所讲述的是北宋第一大才子—苏轼。
他的一生可以算上十分悲惨而又艰辛的，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他二十岁以前。苏轼的父亲苏洵发愤虽晚，但却用功甚勤，这也使苏轼幼时拥有了良好的家教。苏轼自身也在晚年回忆起随父读书的时光，假如没有苏洵的发愤读书，也就不可能让苏轼接受良好的教育，更不可能在日后造就难能可贵的大文豪。
第二个阶段，便是从苏轼二十一岁进京考试说起。苏轼在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个人尽皆知的大乌龙—苏轼在考试时所写出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乌龙的是欧阳修误认为这是他的弟子所作，为了避嫌只让苏轼得了第二。后来伴随着苏洵的死去，苏轼回乡服丧三年归来之时，正好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迫于无奈之下苏轼只好自求外放，调任杭州任通判。
最后一个阶段—苏轼人生中最艰辛的阶段。要说前两个阶段的苏轼正值青春年华，对于政治本是什么乐观，心里有着走好仕途的志向，经过一系列的变迁产生了渴望改变朝政的想法，但也为后面种种磨难埋下了伏笔。
当苏轼在各地任职持续了十年之后，他遭到了人生的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扭曲他的诗词，使他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出狱之后的苏轼被调任到黄州，地位十分低微同时并无实权。当时的苏轼自身也无可奈何，正如诗中所写：“长恨此身非我有”，他开始在公余带领家人开垦了城东的荒地，悠闲度日，成为了与张怀民一样的“闲人”—“东坡居士”的称号由此而来。
纵观苏轼的一生是来来去去的被贬中渡过的，苏轼被贬最远的地方居然是儋州，也就是当今的海南—据说在宋朝被放逐海南仅是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罪状，但他却依旧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他本是宰相之才，但却经历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等到朝廷终于重用他时，那时的他已经太过年老，就这样，北宋“第一大才子”称号的苏轼在归朝的途中病逝了。
在我眼中，苏轼，他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之人，他是“任凭天公雷闪，我心岿然不动”的豁达之人……
作者|八仁班 黄宣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