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国家赔偿法案例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国家赔偿法案例（通用10篇）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国家赔偿法案例 篇1

1.应当告知公民甲可以向国税局申请复议，也可以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情况，公民乙的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应当告知其向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3.情况，应当受理造纸厂的复议申请，于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省环保厅，同时，应当于7日内将省环保厅关于收费标准的文件及造纸厂认为不合法的复议申请转送省环保厅。

案例8.4、某职工学校发生50名学生不同程度食物中毒症状，经调查均因当天中午吃了学生食堂出售的回锅肉。区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对食

堂内存留的饭菜进行了检查，查明回锅肉中含有大量的致病性大肠杆菌，而这些肉都是当天早晨从市食品公司购进的。因此，区卫生局以市食品公司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为由，当天下午向市食品公司下达了处罚决定书。

请问：（1）市食品公司对处罚决定不服，可否以区卫生局为被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为什么？ 答：可以。区卫生局是有权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被申请人条件。

（2）区卫生局在得知市食品公司申请复议后，迅速到职

工学校及市食品公司等处收集证据。经过努力，区卫生局收集到了足够的可以说明市食品公司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证据。区卫生局在复议期间自行收集的证据能否作为对市食品公司实施行政处罚的证据？为什么？

答：不能作为实施行政处罚的证据。因为事后补充证据，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关于行政复议过程中，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收集证据的规定，是无效的。

（3）行政复议机关应如何依法作出复议决定？

答：区卫生局对市食品公司的处罚违反了法定程序，依照《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应当予以撤销。

案例10.张某开了家书店，所在区文化局工作人员康某来到张某的店里说要拿几本书去看，张某不让。康某说：“有人举报你的店里卖淫秽书籍，要求罚款，现在必须交”张某说没卖过那些书籍，不信可以查，康某说不交罚款便封店，张某不服，便向某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期间，康某协同赵某串通捏造张某卖淫秽书籍的事实，复议机关遂作出维持原处罚的决定。张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国家赔偿。请问张某不服申请复议，复议机关是谁？为什么？那是否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那赵某和康某受到行政处分的话能否提起行政复议，为什么？

张某不服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区政府或该区所属的市的文化局。

《行政复议法》第12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

赵某和康某收到行政处分不能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只适用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公务员受的行政处分属于内部人事处分，不由行政复议法调整，直接可以依据公务员法第九十条，可以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还可以依据行政监察法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

复议机关是市文化局或者同级的区人民政府。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向其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部门申请复议。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国家赔偿法案例 篇2

关键词：改革,行政,不作为,法律,约束

一、什么是行政不作为

作为和不作为都是相对的, 对二者的认识因划分标准的不同而不同。本文从行政程序方面的认定标准出发, 认为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负有应当作为的法定义务, 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而不作为的行为。根据这一观点, 按照行政不作为的特征从法律后果上来说, 行政作为既可能是合法的, 也有可能是违法的, 而行政不作为则只能是违法的。笔者认为, 对于行政是否作为可按照行为本身的意思来界定。一旦行者人员在其工作岗位没有履行相关的工作职责, 怠慢需要办事人员, 就可以看做是行政不作为。

二、简单了解我国关于行政不作为的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国家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行使公共权力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权力与合法利益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总的来说, 国家赔偿责任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国家在什么时候会负赔偿责任?当国家的公务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工作不负责而导致公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2) 侵害的对象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 国家在主要赔偿负责人 (4) 国家赔偿属于法律范畴, 赔偿责任包括行政和刑事两个方面。

三、如何解读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

(一) 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

如何看待行政不作为, 怎么就断定政府行政人员的作为属于不作为, 对此理论界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不作为的行政主体具有法定作为义务、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期限、行政主体在程序上违法三个要件构成。第二种主张是, 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要件除了需要具备第一种主张的构成要件外, 行政不作为还要包括: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和相对人的合法申请等构成要件。笔者觉得上面提到的两种观点的共同部分不必赘述;但第二种主张中“行政主体具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和履行义务的必要性”成为构成要件, 对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行政主体无法可依, 造成执法混乱、乱象丛生, 更容易让行政主体找到行政不作为的理由, 使其行政不作为规避司法监督或行政监督, 违反有法可依。从程序上看, 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的区别在于, 是否在法定的期限内履行职责, 做到有法必依。因而期限问题可以别看做是构成要件的一个因素之一, 此外还有申请要件以及职权要件。

(二) 行政不作为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了重大危害

政府人员特别是行政人员工作散漫, 有权却不用劝的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害, 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国家的荣誉以及人民的幸福感。试想一下, 在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 又有多少人有着幸福感?因为大多数人正在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国家作为主体, 需要对此负赔偿责任, 国家也有义务赔偿, 下面具体解析国家负主要的赔偿责任的内涵。

1. 依法治国的需要

依法治国的实现, 关键在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依法行政来实现。我们从表面上看, 国家对行政不作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只是对受害人进行赔偿, 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 这能够提高政府在群众心里的地位,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从心里上真正做到拥护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 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实现依法行政。其实, 这正是依法治国理念通过国家履行对行政不作为的赔偿责任的具体实现, 来促进我国法治进程向前不断推进。这也是我国在依法治国理念下, 建立和健全法律法规的需要, 进而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需要。

2. 保护全体人民的合法利益

上面提到, 我国政府的性质逐渐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 在此过程中, 出现了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因而国家有必要作为赔偿的主体, 为普通人民主持公道, 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实现宪法赋予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权要求赔偿的权利, 这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必须制定行政不作为之国家赔偿的具体的法律, 对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负责, 充分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政府行政人员的不作为从本质上说是社会行政的腐败, 这种不作为比较隐蔽, 主要是因为行政不作为是间接的损害受害者的合法的权利。因而我国必须对不作为成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不仅要从舆论的角度去监督政府行政工作人员, 也要从法律方面完善行政效率。道德和法律是政府行政人员的最好的枷锁。

参考文献

[1]陈小君, 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J].中国法学, 1996.

[2]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非诉行政执行之国家赔偿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非诉行政执行；国家赔偿；责任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种公权力，其实施必然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对其在程序上进行相应的规制和约束，并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成为制约公权、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然而，究竟采取何种权力分配模式，往往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和理解，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模式：

1.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

这种模式集中体现在以德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这是法治国原则在行政执行中的集中体现。它强调，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原则上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也可部分或全部委托下级行政机关代为执行，或者有些国家成立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机关，负责行政行为的执行。[1]另外，日本的行政强制执行也主要是通过行政权主体自力强制执行的，与德国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2.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

这种模式把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司法机关，当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时，行政机关本身无强制执行权，但行政机关为达到行政目的，可请求司法机关用国家强制力保障所需行政状态的实现。[1]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基于权力制衡理论和人权保障的思考，行政强制权通常被看做是司法权的范畴，而非行政权的范畴。在美国，通常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执行诉讼的司法程序执行行政决定：一种情况是，法律对行政决定完全没有规定执行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当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时，行政机关只能向法院提起执行诉讼，请求法院裁判执行行政决定，舍此没有其他方法。另一种情况是，法律规定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行政罚款等制裁性手段，对相对人实施制裁，但是没有赋予行政机关直接执行的权力和手段，在相对人仍不履行行政决定，并且不履行行政罚所确定的义务时，行政机关通常也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是最后的执行力量。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法律才授予行政机关直接执行的权力。[2]

3.折衷模式

该模式主张当行政义務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既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也可以向司法机关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何时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何时由行政机关向司法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均须由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该模式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以法院强制执行为主，司法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辅，或者是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主，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为辅。在这方面，法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独具特色，为确保行政义务之履行，采用由司法机关对义务违反者施加刑罚的方法，依靠义务人对刑罚的恐惧以促使其自动履行。如果法律对于某项行政义务的不履行没有规定处罚或情况紧急，需要即时强制时，行政机关可以使用强制力量直接执行行政处理所规定的义务，称为依职权执行或强制执行。

从上述各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制度来看，其所代表的三种模式其实就是有关行政执行问题所存在的三种学说。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实施前，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已经由长期实践而逐步制度化，并通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加以明确。大致可归纳为：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为例外。[3]而这种简单的概括，或许是学者根据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的法律、法规在法律、法规总数中的比例而得出的结论，但如此简单的概括则极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行政决定大部分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但事实上，“行政强制机关自己实施的强制执行，数量占行政执行的主要部分。”[4]因此，究竟是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是例外，还是申请法院执行是例外，就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详细调研的问题。当然，不论何者为“原则”、何者为“例外”，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行政强制法》实施前，我国是典型的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和人民法院司法执行的双轨制。也就是在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在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只能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实施。

具体言之，行政决定生效后，相对人在指定期限内不主动履行的，国家强制力必须保证行政决定的内容得以实现。而从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来划分，实际上存在两种模式，即一是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二是法院为主体的强制执行。

而在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中，又存在以下两种不同类型：一是非诉讼行政执行，也称非诉行政执行。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里作为执行依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过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经行政机关申请，对未经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就是非诉讼行政执行。有学者对我国涉及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统计，其中非诉行政执行占大约70%，集中在农林牧渔、卫生、土地、环保、城建、交通、邮政和资源能源管理等领域；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约占23%，集中在公安、税收等领域；行政机关和法院选择执行的约占3%，集中在海关管理领域；只有处罚规定而未明确由谁执行的约占到4%。[5]二是诉讼后强制执行。即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以后，经法院的诉讼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判决维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如果相对人仍然不履行法院判决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那么，被告行政机关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时的执行依据实际上是法院的判决和被判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故称为诉讼后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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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司法实践中，非诉行政执行的大量存在及对相对人权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对与其相关的国家赔偿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非诉行政执行之国家赔偿的必要性

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为内容的实现因相对人既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而受阻的情况下，出于对滥用行政执行权的担忧及对法院有较高的信任感而设置的。[6]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7]规定，非诉行政执行与法院通过审判诉讼程序所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一般民事执行不同，其执行对象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目的在于保证行政权力的落实，兼有行政权之性质。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93、95条之规定，非诉行政执行在执行前增加了法院审查程序，但人民法院这种“重大明显违法”的审查标准和不同于一般诉訟审查程序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种未经诉讼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的简单审查使法院对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流于形式。这种审查形式使得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审查裁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微乎其微，极易造成对行政相对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的审查并不是在相对人更非在案外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未经终局判决确认的“书面审查”难免会存在错误而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并不排除恶意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指向的执行标的为案外人后故意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而在案外人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非诉行政执行，也会严重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当出现这些情形，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在非诉行政执行程序中设置对非诉行政执行行为救济的方法和程序，以便对违法不当的非诉行政执行行为予以纠正，对案外人受到侵害的权益予以补救。

当前我国有关非诉行政执行案外人救济程序的立法比较少，能否参考适用行政强制执行的救济程序来赋予案外人在非诉行政执行程序中的救济权，目前在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我国行政法意义上的救济程序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申诉和国家赔偿，但非诉行政执行经过法院的非诉讼审查且由法院执行，“已经不是原来的行政行为，对其不服的，亦不能请求行政复议；因为其不是行政诉讼，一般不进行口头辩论，相对人和相关人的权益往往容易被忽略；因为其不是行政诉讼，对其不服的，亦不能提起上诉”。[9]而行政申诉是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的，对非诉行政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来说，异议、情况反映只被视为申诉信访。

参考文献：

[1]张书理.论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权，2004年10月29日

[2]应松年.《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版

[3]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10页

[4]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上第十六讲讲稿》，《中国人大》2005年第5期

[5]杨海坤，刘军.《论行政强制执行》，《法学论坛》2000年第3期，第18页

[6]傅士成.《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

[7]《行政诉讼法》第6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8]杨健顺.《关于行政执行权力配置的思考》，《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12日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国家赔偿法案例 篇4

一、国家赔偿的界定以及构成要件（普遍性）

根据目前主流观点，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行为要件、损害要件、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要件以及法律要件等5大部分。首先国家赔偿的主体要件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必须具备的主体要件，即哪些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的侵权行为由国家负责向受害人赔偿，国家赔偿主体的范围是界定国家赔偿的重要依据。它包括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其次国家赔偿的行为要件首先要求上述主体执行职务行为其次这种职务行为是违法的。

再次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事实上的损害，这种损害当然是确定的、客观的；而且损害的事相对人合法的、受国家保护的权益；另外，损害应该是对某一特定对象产生的，如果是普遍负担国家不负责任（涉及具体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

此外，国家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以国家机关及公务员的公职义务为基础，已受到法律保护的受害人权益为依托，以违反公职义务与权益受到损害间的关系为内容，用客观、恰当、符合正常社会经验的方式衡量和确定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是客观、恰当、符合理性的，事件必须要有时间上的前后顺序还要有起着引气和决定结果发生的作用。

最后关于国家赔偿的法律要件则要求法律没有规定国家赔偿责任，即使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侵害，国家也可能不承担赔偿责任，即无法不依现象。

二、行政不作为的界定(特殊性)

行政不作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学者们对行政不作为的含义有不同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不作为就是指行政机关消极的不做出一定的动作；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依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相应法定职责却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的一种行为方式；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某种作为的法定义务，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有所不为的行为，其实质是行政主体消极放弃行政权力的一种违法行政行为。综上所述：行政不作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应当履行法定行政作为义务且有条件履行，而不履行的违法行政行为。首先 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这里的行政主体和上述主体内容一致，因此不再多加赘述。

其次 必须有法定行政作为义务的存在，行政机关作为社会公共权益的代表和执行者，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义务，一方面公民将权力移交行政机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汇集广大公民的利益来维护普遍利益，从而形成一种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权利义务体系。而在国家赔偿中只需要满足国家机关的具体行为对相对人和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没有过于强调二者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国家赔偿强调的是一种侵害事实。

再次 必须是有条件履行法定义务而未履行，行政机关履行相应的法定作为义务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果行政主体仅有履行的义务而无履行的可能，则不构成行政不作为。一般来讲，凡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使行政主体无法履行其法定作为义务，即不具备履行的能力，结果导致未能履行义务的，不属于行政不作为。根据以上界定，我们可以将行政不作为分为以下2种情况即：

（1）当存在第三加害人时，行政机关没有及时或者完全阻止侵害人对侵害客体的侵害包括两种情形即行政机关有能力、有机会阻止但没有阻止和由于自身能力、资源有限而没有很好地阻止以及行政机关和加害人一起对相对人造成侵害。（2）当不存在第三加害人时也包括两种情况即行政机关主动积极地对相对人进行侵害（属于行政作为下的侵害）以及行政机关受制于自身资源时间能力环境等不可抗拒因素而没有尽到法定义务。

最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和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具有内在因果联系 即行政不作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之关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连接责任主体和损害事实的纽带，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与前提。我们可以认为行政不作为不一定导致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但没有行政不作为，该损害必定不会发生或者扩大。只要行政主体的法定作为义务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义务而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该行政不作为即构成行政侵权行为，它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较国家赔偿的那种普遍性的因果关系联系较弱。主要是因为行政不作为并不是对相对人产生直接侵害，它只是一种侵害得以扩大的外部条件。由此可见，行政不作为所承担的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特殊情况的赔偿责任，它强调的是行政机关由于消极的不作为行为而导致相对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强调的是行政不作为和损害结果具有内在的联系即正是由于行政没有承担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放任各种损害实体对相对人进行侵害，特别是当存在第三加害人的情况时，行政不作为会助长加害人的嚣张气焰，客观上加深了对相对人的侵害，也使行政机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损害。

三、根据界定来判断行政不作为是否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行政不作为的违法性）首先，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需要鉴别的，如果以公务员主观过错作为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那么这采取的是过错责任作为归责原则。如果以公务人员的行为违法作为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那么这采取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行政不作为强调行政机关应承担而没有承担法定义务，这既包含了公务员主观过错也包括了公务人员的行为违法，公务人员没有承担相应的维护公民权益的责任，这种行为违背了公务人员作为被信赖者和公民作为保护者的信赖保护原则，即使公务人员没有主动侵害相对人，但违背了对当事人的保护职责，造成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此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公务人员没有对公民的责任意识，放任其受到损害，是一种主观过错 其次，对于行政不作为是否应承担国家赔偿的另一个依据是该行为是否为具体行政行为，在前面的叙述中有此介绍即损害应该是对某一特定对象产生的，如果是普遍负担国家不负责任（涉及具体和抽象行政行为的界定）。

其次根据反射利益论，即由于私人（包括法人）的加害行为而受到侵害的人，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前提，即行政机关基于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而负有防止发生损害的义务，如果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是违法的，受害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若根据反射的利益论，赋予行政机关权限的法律不具备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形下，行政权限的不行使和被害者之间在关系上不能称为违法。该法律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完全是因为别的宗旨的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被害人的利益与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不是没有关系的，即使存在着被害人的利益包含于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这样的情形，法律也仅是以保护一般的公共利益为宗旨，因而即使是不保护被害人的个体利益，行政权限的不行使还是不能称为违法的。克服这种形式的反射利益论，拓展被害人的救济途径，特别是对于后者（一般公共利益和被害人利益重合的情形），提倡一下这几种观点。

1、公共利益=个体利益的集成论。其中一个理论是公共利益不是离开个人的个体利益而存在的，而是由个体利益堆积而成的[1].这个理论在保护法律公共利益时，与保护构成这个公共利益的个体利益是相同的。

2、公共信托论。另外一个理论时，国民委托行政机关调整社会的利害对立关系，行政机关基于委托公务的国民应该负有履行公务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根据行政机关任务的完成，国民得到的利益不是单纯的反射利益[2].树立该理论时，与公共利益=个体利益的集成论被作过同样的解释。

3、不行使行政权限=加害行为论。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在裁量权具备了收缩为零的要件下（后面论述），行政机关防止发生侵害而特意不行使权限，这和行政机关因其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加害行为是一样的[3].不作为的违法性

行政权限的不行使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被评议为违法这样的问题，笼统地说有以下这些见解。

1、裁量权零收缩论。在具备行使权限的要件的场合，以实际上是否行使权限为原则，行政机关被委托享有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在保留一定的要件时，收缩该裁量权的范围，使之变为零，行使权限这样的决定则变成唯一的正确决定，这样的理论即是裁量权零收缩论。作为裁量权收缩为零的要件，也应包括以下这些条件：①来自生命、身体、财产的危险逼迫。②行政厅能预见到该危险（预见可能性）。③由于行使权限能够回避损害的发生（回避可能性）。④通常能够举出除了行使权限以外，没有能够回避损害发生的其他手段（补充性）。⑤国民对于行使权限的期待（期待可能性）。

2、裁量权消极的滥用论。像裁量权零收缩论一样，裁量权消极的滥用论需立足于一定的要件，与具备的情况相适应，依照制定该权限的法律宗旨不行使权限而显著地欠缺合理性的时候，这即是滥用权限（不是积极的行使权限，对于不行使这种消极的态度是“消极的滥用”），是违法的。这就是裁量权消极的滥用论的立场。

3、公权力不行使要件欠缺说。这个学说法律文语采用“能够”这样的规定格式，但是大多数时候在一定的状况下，被解释为对行政机关课以作为义务[5].在一定的状况下，行政机关是没有不作为的自由的，因此当然欠缺不行使公权力的要件。诚然，关于行政机关被课以作为义务的状况存在与否，以全面地考虑裁量权零收缩论所提示的事情作为所要决定的因素，因此这个学说在结果上和裁量权零收缩论是相同的，只不过说明的方法不一样罢了。

1、反射利益

首先，在公共利益=个体利益的集成论中，公共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堆积，即使按照这个说法，法律所体现的保护现有利益的宗旨与法律所体现的保护构成该公共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归属主体即个人的利益的宗旨之间还是存在着距离的。由于公益是个体利益的堆积，直接的说，因此作为该公共利益的构成部分即个体的归属主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不负侵害防止义务。

其次，关于公共信托论，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即是，行政的权限即使是为了国民的利益而接受国民委托并基于这个原因而行使，但是法律所保护的国民可分为一般国民和个体国民，从接受国民的委托而进行行政活动这一点来看，不能够导致国民个人直接得到的利益不是反射的利益这样的结论的产生。此外，在公共信托论中，如果反射的利益性被否定，那么被作为反射的利益的情形是几乎不存在的。在这个方面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是无止境地扩大的。

关于权限不行使=加害行为，行政的不作为为什么能够说等同于行政自身所实施的积极的加害行为，这是相当明确地。此外，本来应该是反射利益的，如今转化为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这也是很奇怪的。

2、权限不行使的违法

对于前面所论述的关于权限不行使的违法性的各种学说，进行诸如以下的评价。

首先，一般认为，裁量权零收缩论虽然具有要件明确而适用简单的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能考虑由于权限的行使而产生的不利益。这样的问题在涉及生命、健康这些其他任何东西都难以代替的利益被暴露于危险时，行使权限的另一方最好不要考虑经济上所受的损失。当行政权限的行使是为了保护财产等经济利益时，利益衡量的途径就按照应有的样子被拓展开了。对于公权力不行使要件欠缺说进行相同的评价也是妥当的。

裁量权消极的滥用论，在具体的状况下以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考虑的要素，因此具有能够灵活地引导出妥当的结论的长处。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具有以下的难点。即是，存在着以行政的特定措施（权限行使）为焦点，而以该权限的不行使的违法性如何这样的问题设定为前提的难点（裁量权零收缩论和公权力不行使要件欠缺说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但是，在不具有某一特定的行为的情形是不是违法，应该转换为不能阻止损害的发生而只好适应侵害的发生，这从法律上应该如何进行评价的思维方式[8].假如以刚才的基本权保护义务作为前提，由于国家（行政机关）负有应该保护基本权益的义务，为了防止与基本权利有关的损害的发生，必须采取尽可能限制的措施。并且通常说来，采取特定的权限行使这样的一种措施不仅是采取“尽可能限制的措施”，同时也应包含行政指导的情报提供等措施。因此为了防止损害的发生，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不能做些什么”，或者是，有必要获知行政机关实际上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从发生侵害的可能性到发生侵害这个过程中必须调查行政协调的全过程，采取审查是否在某个地方存在合理的情形，是否具有防止侵害的发生的可能这样的判断结构。

措施：

1、国家赔偿应该视行政不作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存在第三加害人时，行政机关有能力、有机会阻止但没有阻止时，应该由行政机关承担更多责任。由于自身能力、资源有限而没有很好地阻止侵害时，可以适当承担责任，国家赔偿在此的目的在于给予行政机关压力迫使其承担责任，使其不作为的成本要大于不作为的收益。

行政赔偿诉讼答辩状 篇5

现答辩人就原告QZX对答辩人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作出如下答辩。

总的意见是：应驳回原告的起诉或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 原告的起诉，程序违法。

本次起诉，原告是基于其所称答辩人“故意不依法履行‘加工房协议’划地复建给原告造成“来的财产损失”(见原告诉状)而提起的赔偿请求。向答辩人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原告是基于其所称答辩人的“‘xx府函(xxxx)16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被判决确认违法”，给原告“造成18年来的损失”(见原告申请书)而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原告本次起诉中的“故意不依法履行‘加工房协议’而给原告造成“18年来的财产损失”这一诉求，实质上属于另一个行政赔偿申请，答辩人并没进行先行处理。而原告径直起诉，已经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如已经受理，应裁定驳回起诉。

二、 本案受诉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请求涉及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第九条规定：“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涉及不动产，因原告要求履行的“加工房协议”中，有一项就是要求划地复建安置96.2㎡。本案受诉法院既不是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也不是被告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所以，没有管辖权，应裁定移送。

三、 从实体上，原告也不应得到其所诉称的行政赔偿。

(一)、xxxx年10月22日原告与答辩人方所签订“加工房协议”中，并没有确认应当在具体什么时间安置原告的加工房。所以，任何时候对加工房安置，答辩人方均不存在违法或违约。

(二)、xx市高院在审理“(xxxx)渝高法行终字第00137号”一案期间的xxxx年，答辩人方已经对加工房予以了划地安置(见“00137号”判决书第9页)。所以，原告所称赔偿的基础事实已经不存在。

(三)、即便“xx府函(xxxx)16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被“(xxxx)渝高法行终字第00137号”行政判决判决确认违法，也与原告所称损失之间构不成因果关系。

1、xx府函(xxxx)16号《行政复议告知书》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时间是xxxx年7月9日。而原告所称的18年来的损失，系指xxxx年至xxxx年。即或这个告知书违法，也绝对不可能与xxxx年至xxxx年这间的所谓损失构成因果关系。

2、基于答辩人方于xxxx年已经对加工房予以了划地安置，即或这个告知书违法，也不会造成xxxx至xxxx这3年的所谓损失;即便有损失存在，也构不成因果关系。

3、纠正xx府函(xxxx)16号《行政复议告知书》后，顶多只能引起答辩人受理原告当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的法律后果。但受理后，并不必然得出原告在当时的行政复议申请中所提：确认答辩人方“xxxx年对申请人作出的政府行为《加工房协议》，至今不履行复建安置和补偿的行为不当”的申请会得到支持的法律后果。只有得到了支持，才有可能产生行政赔偿。但从实质上看，原告当时的申请不可能得到支持。最最基本的原因至少有一点，即：《加工房协议》中，并没有确认或约定答辩人方应当在具体什么时间安置原告的加工房。因此，xxxx至xxxx年这期间，即便有损失存在，也构不成因果关系。

谨此答辩，恳请采纳。

此致

xx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xx市xx县人民政府

代书：付xx·律师

行政赔偿申请书 篇6

申请人：刘XX，男，满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远洋一方X号院X号楼X单元X号。

被申请人：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顺成大街15号。

法定代表人董敬红，镇长。请求事项：

请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赔偿财产损失 元。事实与理由：

2003年1月3日，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衙门村经济合作社将位于本村西北位置的14亩土地承包给石XX，作为种植养殖使用，承包期限为30年。2006年3月3日，因石XX无能力经营，将上述承包地中9亩土地转包给王XX，并经过衙门村村民委员会的同意。2008年9月26日，经与衙门村村委会协商同意后，王XX又将上述承包地转包给申请人刘XX，转让费50万元，并于当日申请人与衙门村村委会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原承租人王XX承租的九亩养殖用地承包权转让给申请人，合同权利义务和原合同一致，申请人与村委会直接形成承包关系。

签订合同之后，申请人按照承包合同约定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养殖设施，在2008年底开始修建牛舍、挤奶厅、办公室、员工临时宿舍、库房等设施，并于2009年7月经村委会同意申请注册了北京XX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3月左右，养殖的基础设施刚刚建设完毕，被申请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以申请人建设的房屋属于违法建设为由强制拆除了全部建筑。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强拆行为严重违法，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故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编号为（2012）顺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被申请人于2010年3月25日作出的《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违法。

为此，申请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和第九条等相关法律规定，特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申请。

此致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人民政府

附件：

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判决书复印件一份；

3、赔偿清单复印件一份。

刘XX

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国家赔偿法案例 篇7

谈到这个行政赔偿范围, 这个概念一直在范畴上存在不同的见解。比如“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概念可以在两个层次意义上使用, 一是指导致行政赔偿责任的原因行为即侵权行为的范围或者说行政赔偿应当界定在哪些事项上……;二是指赔偿损失的程度, 即是否仅赔偿直接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是在第一个层次意义上使用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法律概念的, 西方国家在国家赔偿立法及理论研究中一般是在第二层次意义上使用‘赔偿范围’这个概念。”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还谈及行政赔偿主体的范围, 也就是哪些主体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笔者主要谈第一个层次。因为第二个层面, 大家都知道已经被众多学者谈到要扩展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失赔偿等内容, 对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清楚, 而笔者鉴于对哪些侵权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赔偿还存在不少学界争论, 将行政赔偿的范围界定在引起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上。

二、英美法系代表之美国和大陆法系代表之法国行政赔偿比较

下面将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的美国再结合大陆法系的法国简单比较两国的行政赔偿概况。

首先, 从行政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来看, 目前统观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立法例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为仅规定概括性条款, 未加具体列举, 日本国是这样;其二是通过行政法院判例荟萃而成的, 比如法国;其三是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式, 这可以在美国的《联邦侵权求偿法》中找到, 我国也是这种体例。”“美国有1946年的《联邦侵权求偿法》, 但法国却没有一个有关行政赔偿的法规。”法国首先是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并存的体制, 而在法国行政法中, 判例等非成文法占有首要的地位, 行政赔偿制度由行政法院的判例, 而不是由成文法确立和发展。至于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本身判例是行政法主要渊源之外, 还不可剔除国家赔偿制度在法国的演进过程中对判例的依赖性。

第二, 从两国行政赔偿范围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沿革来看。西方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国家主权完全豁免时期、国家主权有限豁免时期以及行政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所有国家都否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存在。例如当时美国的“国家免责”, 即非经政府同意不得对政府起诉, 这一原则既适用于联邦政府, 也适用于州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行政赔偿制度的初步确立阶段。最初法国的国家赔偿是由普通法院受理的, 但是这遭到了法国行政法院的坚决反对, 并在1873年于著名的勃朗哥案件的判例确立了行政侵权赔偿的基本思想。这个判例第一次明确了国家对公务活动所引起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开创了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先例, 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的诞生。二战后, 国家赔偿制度得到了全面发展, 世界各国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改革, 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抛弃主权绝对、国家免责观念, 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20世纪40年代后, 法国行政赔偿范围的不断扩大, 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范围逐步缩小, 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和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所确认的事项。法国成为国家赔偿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作为以不成文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代表也开始制定了专门的国家赔偿法典。美国于1946年颁布了《联邦侵权赔偿法》, 经过1966年的修改, 至今仍在适用。该法规定凡政府的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行为或不行为, 引起人民财产上的损害或人身上的伤亡, 联邦政府应与私人一样, 负有被提起诉讼并进行赔偿的责任。

第三, 从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范围的具体行为方面来看。在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上, 美国和法国都将此划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美国有一个案例, 一个小男孩在公园玩耍, 因为没有拦人的铁链, 小男孩受了伤, 法院认定政府负有赔偿责任。这让笔者想起我国的一个新闻报道, 是说某乡村的一个河堤口, 一小孩在岸边玩时, 不小心落水身亡, 父母将构建河堤的承办政府机关告上法庭, 政府机关没有先例, 而且与法无据不予赔偿。笔者认为这里主要的因素除了两国立法状况不同之外, 关键是追究责任原则有所不同。比如法国是危险责任和过错原则结合, 美国是逐渐确立这样的理念。而我国则是从违法原则来追究政府责任。其实在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内容上并不排除违法的行政不作为, 只是该案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没有明确的法律需要作为的依据, 导致了违法原则在这里出现了漏洞。在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上, 法国和美国存在一些差异。对自由裁量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予赔偿的规定, 是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法在2680条中规定了大量不适用国家赔偿的情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 如因行政机关或公务员行使裁量权或不行使裁量权, 不论该裁量权是否滥用, 国家均不负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法国赔偿的范围则很广泛了。基于法国行政赔偿的追究原则, 只要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 即便是自由裁量行为也给予赔偿。在过失的行政行为可否获得赔偿上, 美国并不一律排斥, 但是需要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是, 原告不仅需要证明行政机关职员的行政职务行为构成过失, 而且还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是由该职员的过失引起的。在法国, 损害赔偿一般是由过错行政行为造成的, 过失一般是公务过错, 故意是个人过错。公务员表现出极端的粗暴和疏忽时才构成本人过错。针对公务过错, 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而个人过错则由公务员个人承担私法上的赔偿责任。 (1)

在行政立法行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上, 美国给予了排除, 而且, “政府官员执行制定法或规章所规定的职务行为, 不管所执行的法律和规章是否有效, 所引起的赔偿请求”都不予赔偿。在法国通过判例确定, 因立法行为制定的某项立法的实施导致了特定人的损害, 受害人则可以依据危险责任原则请求主管行政机关承担赔偿。在公务员行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范围大小上, 美国联邦侵权责任范围仅限于职务行为。美国是通过宪法性诉讼和联邦侵权求偿诉讼来分配公务员和政府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1988年美国修改《联邦侵权求偿法》规定, 美国代替官员的赔偿责任, 成为官员执行职务时侵权赔偿的唯一被告。受害人不得追诉官员的责任, 但官员违反宪法的侵权行为例外。法国的公务员责任追究制是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由公务员个人责任到行政主体责任再到现在的行政主体并列责任。法国公务员造成损害的行为, 出于行政主体过错, 由行政主体负赔偿责任;如果该行为出于公务员个人的过错, 则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如果公务过错和个人过错并存, 由两者负连带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主体赔偿全部损失后, 都可请求共同责任人偿还其应当承担的部分, 双方对于关于赔偿金额的分担和实施的争议, 由行政法院管辖。而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追偿的方式要求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比如我国。对于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对自己的部分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必然可以让公务员加强责任意识, 提高行政行为的质量;让受侵害人去选择两个赔偿主体中的任意一个, 对于受侵害人而言恐怕也是一种良好的权利保障的方式。

第四, 从行政赔偿范围所依据的归责原则和理论根据比较来看。在美国, 《十国行政法》举例如下, 在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打死了并未参加游行的无辜者, 死者家属却不能得到政府救济。而在法国就能得到救济。因为这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 警察的行为具有风险性, 应负风险责任。而不是介意有无过错, 指挥要造成了严重损害, 就应负赔偿责任。从上面的表述, 可以简单看出法国是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 而美国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其实这深层的理论根据也对这种责任追究的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关于国家赔偿的基本观念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国家赔偿在性质上是国家承担违法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 是建立在过失责任的原则之上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代表国家进行公务活动的政府官员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主观上有过错, 或者公务活动上存在某种缺陷, 即公务过失。此时的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代位责任。第二种倾向认为根本不考虑致害行为是否有过错, 是否违法, 是否有可非难性, 而是根据国家负有的社会责任强调对公民、组织所受损失的补偿。公共负担平等说与社会保险理论是典型代表。第一种理论正是美国目前国家赔偿依据理论所属的类型, 而法国则是第二种, 基本上就是公平负担平等说。基于此, 就便于理解法国的危险责任为什么较之别的国家会那么大胆和广泛。第二种学说已经被广大学者看好, 不少国家也在慢慢普遍接受法国行政法学界的观点。公平责任平等说和社会保险说可能是构筑国家赔偿制度未来前景的理论脊梁。

三、我国行政赔偿范围扩大之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国通过行政法院一系列的判决确立了非常广泛的行政赔偿范围, 现在国家几乎承担全部行政赔偿责任。一些在传统理论上认为应属于国家责任豁免的事项, 如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机关内部惩戒行为, 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与设置欠缺行为, 甚至对于因国际条约产生的巨大而特别的损害, 法国的行政法院都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为了使受害人有更多机会获得赔偿, 法国对“公务行为”进行扩大解释, 主张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的行为, 或在行政主体权力控制下而工作, 即使行为人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 也被理解为公务行为, 对其侵害, 国家也应承担责任,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赔偿的范围。美国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也日益扩大, 借鉴法国等行政赔偿较为先进国家的经验, 做出利于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人的赔偿范围的界定。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天, 一名美国游客躺在沙滩上享受夏威夷阳光, 大风将一个椰子吹落, 正好打在那名游客的头部关键部位, 性命就此断送。这宗美国史无前例的案件, 惟有凭法官“自由裁量”。法官指出夏威夷州政府因管理失职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使宪法精神蒙垢, 致游客死亡, 理应判罚。这是对政府所管理的公有公共设施导致相对人身体损害的赔偿确认。

法国的行政赔偿的范围远远大于我国, 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明显过窄, 扩大赔偿范围势在必行。在美国司法判例上已经开始向法国这种比较先进的侵权行为界定靠近,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 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以加大对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保护, 也将是行政赔偿制度发展的必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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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召亮.论行政赔偿范围的渐进扩展.政法论坛, 2000 (5)

[3].吴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4].程丽华.中法两国行政赔偿制度若干规定之比较.政治法律研究, 2007 (1)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6].姚天冲, 尹勃.法国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制度评介.河北法学

论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篇8

[关键词] 行政赔偿 归责原则 构成要件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994年《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在行政侵权日趋多样化的当下，单一的违法原则受到质疑。受行政赔偿违法归责原则的影响，使我国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在主体、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及不作为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等方面也显出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使人民保障权利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为此笔者建议，有必要弥补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中的缺陷，使其更加完善。本文试图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展望行政赔偿构成要件的完善方向。

一、浅析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上判断国家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与标准。我国法律界对这一问题意见不一，有不同学说：

（一）过错原则

过错原则即一种主观说。认为，有过错则就赔偿，无过错就不赔偿。其有利之处在于它考虑了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主观上的不同状态，区分了合法履行职务与违法侵权两种不同的行为。但这种观点实施起来却较为困难。

（二）无过错原则

无过错原则即结果客观说。主张不论行政机关行为时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结果上给公民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其好处在于克服了过错原则要考察行政机关主观上是否有过错的困难，简便易行，也利于受害人取得赔偿。但其没有办法将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与违法性区分开来，把赔偿与补偿混为一谈。

（三）违法原则

违法原则即行为客观说。指行政机关的行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为唯一标准。它不去细究行政机关主观上的状态如何，只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与法律的规定相符，是否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我国采用的便是“违法归责原则”，既避免了过错原则不易操作的弊端，又克服了无过错原则赔偿过宽的不足。

（四）违法原则的缺陷及对策

违法原则较之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确实更为合理，但这一原则在行政侵权日趋多样化的形势下，出现了诸多缺陷。一是过于单一化，在违法原则下，行政事实行为、行政违约行为、不当行政行为等不能被纳入赔偿范围；二是对行政行为的责任归结不够全面，违法原则不能解决不违法但有过错的行政侵权行为的责任归结问题，对混合过错情形下的责任归结也缺乏明确的规范和指导，所以有必要引入过错原则来作为补充；三是违法归责原则不符合“法的公平”原则，此原则不存在故意和过失之分，对无意的过失者和有心的故意者只用“违法”一个标准去衡量，显然对过失者不公平。笔者建议行政赔偿归的责原则应该将主观因素考虑到内。若出现主观故意的违法则加重赔偿责任，若只是主观过失的违法，则减轻赔偿责任。至于是故意还是过失，可由侵权主体自己举证，举证不能时则一律按违法这一客观标准去处理；笔者建议，引入无过错原则以弥补违法原则的缺陷。

二、对我国现行行政赔偿构成要件的分析及建议

单凭归责原则无法合理、全面地判断出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这就需要有较之于归责原则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责任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由行政主体、行政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部分构成。以下针对我国现行行政赔偿构成要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行政主体

所谓的行政主体是指执行行政职务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包括中央行政机关（如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与地方行政机关（如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二）职务违法行为

职务违法行为指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它是行政赔偿责任中最根本的构成要件。在这个概念中，关于“违法”的问题，理论界的认识不统一，造成实践中较大的任意性。但从行政赔偿的立法精神和确立行政赔偿制度的本意看，应当明确“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的法律。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它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等。“执行职务”行为是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首要内容，但对“职务行为”的认定标准与范围，赔偿法未作立法解释，不利于实践中的操作。我国普遍采用的是“职务相关理论”，即“执行职务”的范围应既包括职务行为本身的行为（如婚姻登记机关违法办理结婚登记签发结婚证），亦包括与职务有关联而不可分的行为（如为执行职务而采取不法手段的行为；询问案件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等）。

（三）损害后果

确立行政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因此损害的发生是行政赔偿责任产生的前提。损害包括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我国依据抚慰性原则制定的赔偿标准过低，从而导致赔偿范围过窄，不利于行政赔偿立法宗旨的实现。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仅赔人生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益造成的直接损失。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相比，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过窄；另一方面，损害仅指物质损害而缺乏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35条明确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但是没有作出具体的操作规定，应当细化这一规定。

（四）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联结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纽带，是责任主体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与前提。这种因果关系必须是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必然因果联系。理论界对此意见不一，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采用直接因果关系。即指行为与结果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直接关系。在人民法院的审理中，对于由简单、明确、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损害是容易认识的，但是对于复合原因所造成的损害，认识起来比较困难。在行政赔偿因果关系中需要另外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共同致害时行政机关应否负赔偿责任及如何赔偿未予规定。但实践中此种损害又确实存在，如电力局对好几年已不用的高压线没有撤走，也未履行定期检修、告知危险的义务，使一焊工误认为不用的高压线已不通电，违反电规将焊架超出了高压线的高度。结果在工作中高压线漏电使焊工触电身亡。此案例就属于电力局与焊工都存在过错，责任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对此种损害可参照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来处理，各自承担各自应有的责任。因果关系中还有一点需要讨论，若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不必然（偶然或间接）原因时，行政机关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例如监管人员未对狱内暴力事件进行阻止，造成一犯人受伤，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由于医生的直接原因造成了其死亡。类似这样的案件，行政主体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个人认为；第一，不能因为偶然性和间接性就否定了它的原因性。如上述案例，如果监管人员积极阻止就不会造成犯人受伤，也就不会再因医疗事故而发生死亡的结果。一因与再因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促进的；第二，考虑国家机关是一个特殊的主体 ，应取信于民树立威信，给民安全感。因此笔者建议政府应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但较之直接原因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来减轻这种原因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

（五）简论“不作为”行政赔偿

随着行政职权的扩大，现实中因不作为的行政违法情况越来越多，给相对人造成相当的损害。此时，由不作为主体通过承担赔偿责任来对相对人负责，这样既可以促使政府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又能更充分地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以责任为砝码，使两者在法律面前保持平等的地位，这是法治进步的一大表现。因此笔者建议，在行政立法中应更加重视不作为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

三、展望行政赔偿构成要件的完善方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构建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归责原则从单一型到多元型

违法的归责原则比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更具合理性和操作性，但毕竟存在单一的弊端，不足以确定特殊情况下的行政侵权行为。学习和饿借鉴域外国家的多元化的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在我国确立一个以违法原则为基础，特殊情况下以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为补充的、科学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多元化的归责原则。

（二）构成要件从理论型到操作型

我国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过于理论，操作性差。笔者建议，我国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向操作型转化：一是主体范围要更加明确而且具体化；二是应该扩大行政行为的范围，除具体行政行为外，试图将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到行政赔偿行为当中，提高确认侵权行为标准的明确程度；三是适当扩大损害后果的范围，须适当将间接损害补充到损害后果的范围之内；四是因果关系的确定标准要全面，利于弱势一方的保护。

本文对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和行政赔偿构成要件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相应对策，希望能够引起立法者的重视。使其能以自身力量为主导，以现代权利本位为指导思想，共同去完善我国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使其内容更具进步行、先进性和科学性。进而促使行政赔偿制度能够更加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上世界法制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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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振清:《怎样打行政官司》诉讼篇，法律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3]高娃、赵春仁，《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实务问题与案例精析》，2008年4月第1版.

[4]郝明金：《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5]匿名:《论行政不作为的界定和构成要件》.

对我国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探究 篇9

关键词：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完善

一、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概念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是判断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依据和标准，具体来

说就是指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且符合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用以确定由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承担行政责任的范围、方式以及轻重的判断标准。行政赔偿归责原则作为行政赔偿中的指导性原则，在行政赔偿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行政赔偿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过错给受害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各国对过错原则的理解及实务运用上的不同，又分为：

（1）主观过错原则，也就是个人过错原则。个人过错是指损害行为人的一种应受非难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主观过错原则追究的是一种主观意思责任，其直接理论依据是19世纪以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强调權利本位，特别注意维护个性自由和社会行动自由，保障私法自治。在德日英美等发达国家，主观过错是行政赔偿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

（2）公务过错原则，也被称为客观过错原则。公务过错是指公务活动欠缺正常的标准，来源于行政人员但不能归责于行政人员，主要包括公务的实施不良、不执行公务和公务的实施延迟。认定公务过错主要是依据公务的难易程度、执行公务的时间地点、行政机关具备的人力物力等情况，决定在当时情况下行政机关执行公务所应达到的中等水平，低于该水平就构成公务过错。在行政执法、行政赔偿中，很容易把公务过错和公务员个人过错相混淆，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公务员个人过错不同于公务过错，是指可以和行政职务分离的过错，主要包括公务员在执行职务以外和执行职务无关的过错、公务员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以及事实行为中的重过错。法国就是实行公务过错归责原则的代表。

2.无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原则无论采取主观抑或客观过错，都以可责难性也就是过错为前提，但是随着现代行政活动的频繁展开，行政活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人的活动方面，大量行政行为是社会所必需的，但同时又有相当的危险性，这一点在警务活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公安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等；在物的活动方面，大量公共设施可能随时会因瑕疵危及公共安全，如核电站、噪音污染等问题愈发严重。如果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会显著失去公平，不利于社会的治理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无过错责任原则便应运而生。

无过错责任原则又称为“严格责任原则”或“危险责任原则”，是指不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有过错，只要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不注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关注的是行为后果，这与过错原则相比较而言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作为行政赔偿中的无过错原则，最早是由法国在19世纪以后通过判例逐渐确立起来的。最初仅仅适用于公共财产造成的危险责任，后来逐步扩大到因公共职业、相邻关系、拒绝执行判决和立法等产生的危险责任中。许多国家随后在法国判例的基础上，也通过判例法、制定法等方法确立和完善了该原则。

无过错原则反映了现代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趋势，由原来的从加害人角度考虑，重在保障自由，逐步向从受害人角度考虑，着重于损害负担的分配，来达到保障公平正义的目的。危险责任、结果责任理论等均是这种趋势的体现。

三、我国的行政赔偿归责原则及其完善

1.我国的行政赔偿归责原则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单

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但是由于这一原则存在着很多弊端，例如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公平正义更是无从谈起。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对归责原则进行修正。2010年新的《国家赔偿法》走出了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单一性和局限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在行政赔偿问题上只是在事实上承认多元化的归责原则体系，实践中还是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

2.完善我国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建议

单一的违法性归责原则已完全滞后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了实现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和谐发展，我们必须通过完善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尽可能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更大限度地救济受害人的权利。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扩大对违法含义的理解

对于违法含义，理论界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有的学者认为违法是指没有事实根

据或者法律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还有的学者认为，违法还应包括具体行政行为不当。笔者认为，对于违法归责原则应该作扩大理解，这样才能保障解决行政赔偿的许多问题。

（2）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为辅

对于过错责任，我们可以借鉴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针对自由裁量空间较大的行政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将过错作为归责原则来评判行为，即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却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同样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这样可以保障行政赔偿的合法性合理性。

无过错责任强调“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也就是分配正义。不管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是故意或者过失，实行客观规责。无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共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而这部分损害赔偿案件在我国是被民法所调整的。笔者认为，针对此类事件可以归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以违法责任原则为主，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为辅的行政赔偿归责原则体系。

参考文献：

[1]皮纯协，何寿生.比较国家赔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89.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 篇10

一、对《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审视

《国家赔偿法》之所以规定精神损害赔偿, 目的是为了保障作为行政相对人的社会公众基本的精神权利之实现。与行政机关相比, 行政相对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如果因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或者是不作为行为而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精神方面的伤害, 那么就有必要肯定受害者获得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5条是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集中规定, 对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类型及适用条件作出了明确界定, 按照法律的规定, 一般只有对公民造成了人身伤害或威胁, 对行政相对人的精神造成了损害, 才有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只有对受害者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行政主体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 才能对受害者予以金钱形式的精神损害赔偿。具体的赔偿标准, 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主要由法官结合案件的不同情况来做出判决。

二、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之不足

《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值得肯定的, 体现了对公民权益的最大限度地维护, 但立法的不足也随着实践的展开而凸显。

首先, 在赔偿范围上,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过窄, 仅限于一部分对公民人身权造成侵害的行政违法行为, 不涉及对公民财产权利、人格权利造成侵害的行政违法行为, 也不包括行政不作为行为。与民法上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相比, 仍过于狭窄, 说明立法者对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完全放开, 这对于彻底实现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不利的。

其次, 仍欠缺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 这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中存在的问题是统一的。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并未作出明确界定, 一般要在司法实践中结合具体案件由法官自主决定, 这样必然不利于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 也会造成实践中同类型的案件赔偿的数额差距巨大, 引发受害者不满。对受害者来说, 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因此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日益凸显。一方面, 现行法律没有结合行政侵权行为的不同类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界定, 规定的过于笼统, 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展开;另一方面, 具体案件中应该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尤其是采取了“相应”这样模糊的立法语言, 使法官在具体案件判决中也陷入困惑。过于笼统的规定, 也使得司法实践中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或高或低, 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标准或最高标准。

三、行政精神损害赔偿之完善

在国家赔偿中,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赔偿范围, 显然是有积极价值和意义的。不仅可以实行对行政公权力的约束, 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改变公民在行政活动中的弱势地位。但现有的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仍存在问题, 有必要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

(一) 扩大行政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现阶段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对公民生命权、健康权等物质性的人格权利造成伤害的行政违法行为, 这一规定显然是过于狭窄的。要进一步扩大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将典型的不涉及物质层面的人格权利也纳入其中, 比如名誉权、肖像权等。这些层面的人格权利, 虽然并不直接具备物质属性, 但不容忽视的是, 这些权利与公民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 也是我国宪法所肯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对公民的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造成了侵害, 给受害者的精神造成了损害, 受害者自然也是应该有权利获得金钱形式的精神损害赔偿的。

(二)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有学者曾提出将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确定统一起来, 但笔者认为毕竟民事司法与行政司法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完全的等同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但可以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时借鉴参考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具体而言, 可以参考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中确定赔偿数额的相关标准, 比如应该考虑到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对受害者所造成的损失等因素。此外, 还应该对行政精神损害赔偿设置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 既可以防止受害者漫天要价, 也可以避免判处行政机关支付过低的赔偿数额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 对行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更多的还是要由法官结合具体案件自由裁量。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国家赔偿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毕可志.论行政救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