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精选8篇）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1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物资集团公司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丝绸(集团)公司

广东省粤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东白天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联合电子收费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 广东南粤集团有限公司

省持股企业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国资委代管企业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2

公司治理的核心之一是激励制度,业绩评价是开展激励的前提,是公司运营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Stewart(1990)最早提出了经济增加值(EVA)的概念,认为EVA不仅是一个评价指标,还是一个企业管理的工具。De Villiers(1997)认为EVA计算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相较于传统指标,EVA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评价更准确。Bacidore, et al.(1997) 认为应该使用修正的EVA (Revised EVA,简称REVA) 指标。Sharma and Kumar(2010)回顾了一百多篇研究EVA的论文,发现发达国家普遍支持使用EVA作为业绩评价的指标,而且主张高管薪酬与EVA评价挂钩。但在发展中国家,EVA的推广和认识还不普遍,仅从理论层面上意识到EVA可能是重要的管理工具,但在公司实际运营管理中应用并不多。

Stern Stewart公司推出的EVA指标,在国外并无太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国资委高度重视,EVA反而在中国流行开来。自2010年国资委推行EVA评价制度以来,好评如潮,学界普遍认为相比较于传统利润指标,EVA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评价更公平合理。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声音。袁晓玲、李政大、白天元(2013)认为在重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集中度、实现绝对控制与EVA评价制度效应不同,存在制度冲突。刘凤委、李琦(2013)认为只有持续推进提高国企市场竞争程度,EVA评价才能够发挥更为有效的功能。池国华、王志、杨金(2013)认为EVA评价可能会导致国企高管害怕投资,为压缩资本占用规模而一味放弃投资机会造成投资不足。张先治、李琦(2012)认为国内目前在计算EVA时,对股权资本成本和债权资本成本统一按照固定的资本成本率,而且资本成本率相对较低。这样的计算方法过于简单,没有详尽考虑股权资本成本的实际情况,因此抑制过度投资的力度相对不强。干胜道、何华(2010)认为要推行EVA评价方法,首先要塑造所有者财务主体,加强第一大股东的资本权力,地方国资委要抛弃在财务上的“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地方国企过度使用自由现金流量。卢闯等(2010)认为应该用基于资本资产定价(CAPM)模型的行业资本成本率取代国资委的统一规定,计算出的调整后EVA排名会大大降低央企高管政治背景的影响,因此改为基于行业设定的个性化资本成本可以提升EVA评价的公平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EVA指标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进展,模型也做了各方面的改进。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但是不少研究者认为EVA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先进性,在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EVA可以发挥作用。但对EVA评价的公平性的研究并不多,EVA作为业绩评价指标,是否比传统会计指标对股票收益和市场价值有更强的解释力,相关性更强?本文试图将公平嵌入EVA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寻找新的研究维度。

二、EVA评价有效性与公平性理论分析

(一)EVA评价的有效性分析有效性包括绝对有效性(EVA与常见会计指标的相关性)和相对有效性(EVA变化与常见会计指标变化的相关性)。目前研究EVA指标的有效性分析,主要从EVA指标与常见会计指标的相关性来判断有效性。若EVA指标与常见会计指标显著相关,那么就是绝对有效的;若EVA指标变化与常见会计指标变化显著相关,那么就是相对有效的。而常见的会计指标,主要从六个角度选取,一是营利能力指标,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报酬率ROA、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二是资本结构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Debt_Asset、权益乘数Assets_Equity;三是偿债能力,包括流动比率Current、速动比率Quick;四是营运能力,包括营业周期Turndays、存货周转天数Inv Turndays;五是预警能力,Z值; 六是分红能力, 单位累计分红Dividend。EVA有效性也可以看成公平性的内容之一。只有EVA指标是有效的,EVA评价才具有公平性。EVA缺乏有效性时,EVA评价的公平性更需要改进。缺乏相对性有效性意味着现行的EVA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必要进一步改进EVA的计算,提高EVA评价的公平性。

(二)EVA指标的公平性分析所谓公平,是指公正、平等、正义。传统经济学以自利经济人为研究前提,但众多经济学家如Arrow(1981)、Samuelson(1993)、Sen(1995)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提到了人除了自利偏好还有公平偏好,所以在研究时不应该忽略“公平”。从最早在神话中阐述的公正萌芽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正解说,从宗教的公正思想到资产阶级基于法治认同的公正追求,从空想主义的公正假象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公平的探索,公平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菲利普·佩蒂特(PhilipPettit)认为当代公正的标准有三,即正当性标准、效益主义标准、契约论标准。罗尔斯(John Rawls)赞同契约论标准,认为公正即公平。马克思认为,“公平是观念化……的表现”。经济学认为,公平是指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比较接近而不过分悬殊。福利经济学中的公平是指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

公平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平等性、差异性等都可以与公平性联系起来,对于“公平性”的度量并无明显的统一标准。有人认为是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与他人的投入产出比相比较的内心感受(Adams,1965)。如果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与他人的投入产出比相差不多,就觉得评价是公平的;如果自己的投入产出比与他人的投入产出比相差较多,就觉得评价是不公平的。对于EVA评价来说,如果评价结果不仅取决于具体指标,还取决于央企负责人的政治关系,那么这种评价的公平性就受到影响(卢闯等,2010)。

已有研究对EVA评价的公平性关注较少,且关于EVA评价公平性研究是基于纯理论的演绎。总体来说,现行EVA评价的公平性值得进一步提高。本文所谓的公平和公平性,侧重指EVA评价的公平和公平性。目前,上市企业EVA评价公平性不断提高,股票有所溢价,市场上的投资者也会积极评价。但是,国企在实施EVA业绩评价过程中,仍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不同行业国企经济增加值评价的公平性问题、不同规模国企经济增加值评价的公平性、前后任期经济增加值评价的公平性等。EVA在具体运用过程中还存在理念贯彻不到位、推广和运用的范围有限、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有待加强、缺乏EVA提升方案、配套的激励制度和管理体系有待完善、EVA业绩评价缺乏协同、管理者的短期经营行为仍然存在等问题。本文拟从EVA评价公平性的感知问题入手,研究EVA评价公平进行总体与细分评价,判定其公平与否。

三、调查问卷设计

(一)调查目的本文的调查目的是收集受访者对EVA评价公平性的感知问题的回答,掌握一手数据,分析EVA评价在实际运用中公平性方面存在的不足,从而向国资委提出在EVA公平评价国有企业方面的建议。

收回有效问卷的调查企业(32家)如下:

(1)城建企业: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政路桥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工业企业:首钢总公司、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商贸企业: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王府井东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对外经贸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金融企业: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5)农业企业:北京市郊区旅游实业开发公司、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调查对象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共向53家企业的财务人员发放了问卷,实际收回32份有效问卷,包括城建企业15家,工业企业7家,商贸企业5家,金融企业3家,农业企业2家。相应受访的财务人员共32名,职务构成如图1,其中财务部经理2人、财务部副经理4人、财务部高级主管16人、财务部主管8人、财务部助理2人。参与调研的主要是财务部的中层员工,财务部高层员工和基层员工较少。为了保密,受访人员姓名和联系方式可以不填,在收回的有效问卷中,确实有些受访者没有填姓名和联系方式。

(三)问卷内容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总体评价(第1-3题),二是细分评价。细分评价包括不同规模和市场地位的国企EVA评价的公平性(第4-5题)、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国企EVA评价的公平性(第6-10题)、使用EVA对国企负责人进行业绩评价的公平性(第11-15题)、EVA评价会计调整项的公平性(第16-18题)、EVA评价的改进(第19-21题)。为了便于量化分析,采用Linket五级评分法,每题的选项均为5项,可以赋予5、4、3、2、1的权重进行计算。

(四)信度分析使用SPSS软件对32个受访者回答的20道可量化计算的题目进行信度分析,得到的信度系数为0.74。De Vellis(1991)认为,信度系数在0.60~0.65,最好不要;0.65~0.70,最小可接受值;0.70~0.80,较好;0.80~0.90,非常好。因此本文的调查问卷信度系数处于较好范围,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可靠的。

(五)效度分析本文使用SPSS软件对32个受访者回答的20道可量化计算的题目进行结构效度分析,内容包括一是总体评价(第1-3题),二是细分评价。得到的前几个公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0.86。每项指标在其中一个维度上都有较高载荷值,均大于0.5,高于结构效度检验的最低标准0.4,达到了有效性标准(张文彤、董伟,2004)。因此本文的调查问卷的效度处于较好范围,问卷调查的结果是有效的。

四、国有企业EVA评价制度公平性评价

(一)国有企业EVA评价制度公平性总体评价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业绩时所体现的公平程度如何(第1题)的统计结果见表1,总体来说,认为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业绩时所体现的公平程度“一般公平”和“很不公平”的受访者居多。

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如何(第2题)的统计结果显示,认为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非常好的有5人,占比16%,比较好的为5人,占比16&%,认为一般、比较差和很差的分别为9人、8人、5人,占比分别为28%、25%和16%,认为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一般”和“比较差”的受访者居多。

现行的EVA评价指标体系是否有必要进行改进(第3题)的统计结果见表2,认为现行的EVA评价指标体系是否有必要进行改进“必须改进”和“应当改进”的受访者居多。

总体来说,受访者对于国企EVA评价制度公平性的总体评价与预期的较为一致。受访者认为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业绩是“一般公平”和“很不公平”,认为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一般”和“比较差”,倾向于对现行的EVA评价指标体系“必须改进”和“应当改进”。

(二)国有企业EVA评价制度公平性的细分评价

(1)不同规模和市场地位的国企EVA评价的公平性。

第一,企业规模。EVA评价是否有必要按照企业的规模差异进行分类评价(第4题)的统计结果见图2,认为EVA评价按照企业的规模差异进行分类评价“完全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

第二,市场地位。EVA评价是否有必要按照企业的市场地位进行分类评价(第5题)的统计结果见图3,认为EVA评价按照企业的市场地位进行分类评价“完全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受访者认为对于国企EVA评价制度有必要按企业规模和市场地位进行改进。

(2)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国企EVA评价的公平性。

第一,行业。EVA评价是否有必要按照企业所属的行业领域进行分类或差异化评价(第6题)的统计结果见图4,认为EVA评价按照企业所属的行业领域进行分类或差异化评价“无必要”、“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

EVA评价中不同行业的企业资本成本率统一设定为4.5%的看法(第7题)的统计结果见表3,认为EVA评价中不同行业的企业资本成本率统一设定为4.5%“很不公平”的受访者居多。

第二,业务类型。EVA评价是否有必要按照企业的业务类型进行分类或差异化评价(第9题)的统计结果见图5,认为EVA评价按照企业的业务类型进行分类或差异化评价“完全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

第三,发展阶段。EVA评价是否有必要按照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类或差异化评价(第10题)的统计结果见表4,认为EVA评价是否有必要按照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类或差异化评价“完全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结合上述三个问题来看,总而言之,受访者对于国企EVA评价制度有必要按行业、业务类型和企业发展阶段进行改进。

(3)使用EVA对国企负责人进行业绩评价的公平性。

第一,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马桶效应”认为某些国企负责人在位时,业绩很好,离任后一审计,往往出现问题。现行的EVA评价会不会导致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第12题)的统计结果见表5,认为现行的EVA评价会不会导致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可能会”、“不会”的受访者较多。这可能是出于受访者怕领导责怪而隐瞒真实的想法,“马桶效应”不明显。

第二,评价权重。对企业负责人评价中EVA评价权重应为多少较合理(第13题)的统计结果见表6,认为对企业负责人评价中EVA评价权重应为“40%-50%”和“50%-60%”较合理的受访者居多。

第三,绩效奖金。对EVA评价结果作为企业员工绩效奖金的重要依据的满意程度(第14题) 的统计结果显示,对EVA评价结果作为企业员工绩效奖金的重要依据的满意程度非常满意、很满意、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人数分别为3人、10人、11人、3人和5人,其占比分别为9%、31%、34%、9%和16%,对EVA评价结果作为企业员工绩效奖金的重要依据的满意程度为“很满意”和“满意”的受访者居多。

总体来说,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现行的EVA评价会导致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认为对企业负责人评价中EVA评价权重应为“40%-50%”和“50%-60%”,员工比较满意以EVA评价结果作为员工绩效奖金的重要依据。

(4)EVA评价会计调整项的公平性。

第一,资本化利息。在计算税后净营业利润时有没有必要考虑资本化利息的影响(第16题)的统计结果见图6,认为在计算税后净营业利润时有没有必要考虑资本化利息的影响“完全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

第二,在建工程利息支出加回。对EVA计算中在建工程利息支出加回的看法(第17题)的统计结果见图7,认为对EVA计算中在建工程利息支出加回的看法“完全有必要”和“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

第三,研发费用加回。对EVA计算中研发费用加回的看法(第18题)的统计结果见图8,认为对EVA计算中研发费用加回的看法“完全有必要”和“很有必要”的受访者居多。

总体而言,受访者认为现行的EVA评价中在计算税后净营业利润时应当考虑资本化利息的影响,同时应将在建工程利息支出和研发费用加回。

(5)EVA评价的改进。

第一,增加非财务指标。对哪一项非财务指标有必要考虑进企业业绩评价中(第19题)的统计结果见表7,对哪一项非财务指标有必要考虑进企业业绩评价中,“客户满意度”、“产品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员工满意度”和“企业声誉”的受访者相差不多。

第二,应对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现象的措施。应对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现象的措施(第20题)的统计结果见表8,认为应对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现象的措施是“将EVA公平性评价落到实处”。

第三,EVA评价的不足。现行EVA评价体系的最大的不足(第21题)的统计结果见表9,总体来说,现行EVA评价体系的最大的不足是“评价的滞后性”和“评价的公平性”。

总之,受访者认为现行的EVA评价中可以加入多项非财务指标,比如“员工满意度”和“企业声誉”等,应对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现象的措施是“将EVA公平性评价落到实处”,现行EVA评价体系的最大的不足是“评价的滞后性”和“评价的公平性”。

五、调查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Akerlof和Robert所说:“人们渴望公平,公平比经济动机更重要,公平是一种幸福,不公平是一种侮辱,公平问题不该受到冷落。”因此,无论是从政府宏观,还是从企业微观我们都应该高度关注公平问题。通过对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32家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于国企EVA评价制度公平性的总体评价与预期的较为一致,认为现行的EVA评价指标在评价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不突出,倾向于对现行的EVA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具体来说,受访者对于国企EVA评价制度有必要按企业规模、市场地位、行业、业务类型和企业发展阶段进行改进;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现行的EVA评价会导致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马桶效应”不明显;企业负责人评价中EVA评价权重应50%左右;现行的EVA评价中在计算税后净营业利润时应当考虑资本化利息的影响,同时应将在建工程利息支出和研发费用加回;现行的EVA评价中可以加入多项非财务指标,比如“员工满意度”和“企业声誉”等,应对现任企业负责人“贬低”前任企业负责人现象的措施是“将EVA公平性评价落到实处(具体措施如:对EVA进行外部审计、对过度使用债务杠杆进行约束或根据风险程度提高权益资本成本、考虑在EVA评价中引入收益质量系数调整等)”,现行EVA评价最大的不足是“评价的滞后性”和“评价的公平性”。当然EVA评价公平与否不是简单通过调查问卷即可完成的,应有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调查问卷只是从某个层面反映了EVA评价的公平性。我们应持续采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根据国内外文献和国有企业实际情况,选择样本,设计变量和模型,寻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1]袁晓玲、李政大、白天元:《EVA考核与国有资本调整的制度冲突》,《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2]刘凤委、李琦:《市场竞争、EVA评价与企业过度投资》,《会计研究》2013年第2期。

[3]池国华、王志、杨金:《EVA考核提升了企业价值吗?——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3年第11期。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3

一、规范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是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产权转让行为呈增加趋势，因此务必将产权转让管理作为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重心抓紧抓好。

１、严格规范企业产权转让行为的审批工作。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做好可行性研究，按照内部决策程序进行审议，并形成书面决议；涉及职工安置事项的，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清产核资、按规定认定和核销资产损失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审计和资产评估，做好产权转让的各项基础工作。

２、严格把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定价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底价要以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原则由批准国有产权转让的单位根据评估结果、供求状况、职工安置、技术水平等因素确定。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价格在不低于每股净资产的基础上，参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合理定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要公开披露有关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积极引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价机制。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必须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规范运作，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增强透明度，促进合理流转，实现流动中的保值增值。

３、加大对产权转让的事后监督力度。省国资委要联合监察、财政、工商等部门定期对全省国有产权转让行为进行专项检查，对企业内部决策不完善、审批手续未履行、未按规定进场交易、交易机构未按交易规则履行其职责等转让行为，要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认真做好企业产权界定工作，确保国有产权清晰

产权界定是指依法划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等产权归属，明确各类产权主体行使权利的财产范围及管理权限的一种法律行为。近年来，陕西省要求“摘红帽”的“假”国有企业和要求明晰产权的集体企业较多；另外，历史上不少企业历经上划、下放，产权纠纷问题较多，为了明晰产权，规范、公正、公平地处理有关产权纠纷，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加强产权界定工作。在目前产权界定政策法规部分条款已不适用的情况下，为了做好产权界定工作，必须借助社会中介机构的力量，应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本变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并出据专项审计报告，聘请律师事务所对企业的产权界定问题发表产权界定的法律意见。国资委根据国家有关产权界定的规定，参考中介机构的意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组织进行产权界定，并出据相关界定文件，确保企业产权归属清晰。

三、改革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工作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是国资监管的重要方面，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近年来，由于国资管理体制变更等方面的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对资产评估监管工作有所放松，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一是对评估中介机构的选择不够规范。部分企业在改制、转让等经济行为发生时，擅自确定评估机构，这些机构往往按照企业的意愿，甚至其他合伙人的意愿进行评估，低评、漏评国有资产现象比较严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是部分评估机构缺乏职业道德和从业能力，往往按照委托人意愿人为评估，或简化评估程序随意评估，造成评估结果失真，使评估失去了其应有意义。三是这几年国资管理体制处于不断探索变化之中，有关部门对评估项目监管力量薄弱，措施不到位，有关法规形同虚设，监管部门对违反资产评估法规的单位和个人处罚不力，资产评估质量不但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反而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程度的滑坡甚至恶化。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急需对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管理工作进行改进：

１、改变中介机构的委托方式。企业在发生改制、转让等产权变动事项需要进行资产评估时，对中介机构的选择原则由产权主体委托。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及其重要子公司（全资或控股公司）的评估项目，原则由省国资委委托。其他省级企业，原则由企业产权主体或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委托，但须向省国资委备案，并接受省国资委的指导和监督。省国资委对中介机构的选择应采取招标、竞标的方式公开进行。

２、引入专家评审制度。省属企业的重大资产评估项目，省国资委应组织专家对评估结果进行审核，对评估项目进行论证。专家组在对相关企业和中介机构人员进行质询的基础上，形成项目评审意见，省国资委按照专家组意见出据资产评估核准文件。

３、加大对抽查和处罚力度。省国资委每年要定期按一定比例对评估项目进行一次抽查，对事后抽查中发现的中介机构及有关企业严重违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规定的，将联合有关部门，依据《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进行处罚，问题严重的中介机构禁止参与省属企业的资产评估工作。

四、改进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夯实产权管理基础

１、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登记。严格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１９２号）和《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业务办理规则》（国资发产权〔２００４〕３１５号）规定，配合省属企业清产核资工作，对省级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重新进行一次占有产权登记，按规定换发新的《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产权登记档案，作为企业以后办理变动、注销产权登记及省国资委下达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指标的基本依据。

２、切实做好产权登记与相关工作的衔接与配合工作。为了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凡是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企业单位发生产权变动时，省国资委可不再出据审批文件，以“变动产权登记表”和“注销产权登记表”代替相应的审批。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产权登记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联系。将产权登记证（表）作为占有国有资产企业办理工商变动、注销登记及进行工商年检的必备附件。其次，在国资监管部门内部，要加强产权登记与其他国资监管工作的配合。要把产权登记证（表）作为企业向国资监管部门报送改制方案、申请资产评估核准（备案）、办理资产处置、产权转让等事项的必备材料。

为了切实将产权登记工作落到实处，防止出现走过场，省国资委应按年度组织有关部门，对产权登记情况进行抽查。要通过产权登记，掌握国有资产的存量，监督国有资产的流向，记载国有资本的流动过程，为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创造条件。

五、研究探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于改革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具有重要意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预算在法律依据、目标取向、收支范围等方面存在很大区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主要依据出资人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收益索取和支配权，在所出资企业范围组织实施，并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随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职能的逐步到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应当成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重要方式，成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重要工具，成为对国有资本营运进行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鼓励企业向国际、国内一流水平看齐,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改进自身短板，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做优做强目标，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监管企业，是指陕西省人民政府授权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以下简称为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对标”，是指企业以国内、国际同行业一流水平作为“标杆”，在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科技创新、经营机制等方面，与同行业先进企业和先进水平进行全面比较，找出差距和原因，制定赶超战略，实现持续改进和创新超越。

第四条 企业对标考核与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企业科技创新考核组成“三位一体”的企业综合考核体系。

第五条 企业全面对标考核遵循的原则：

一是争创一流原则。企业应以行业一流为标杆，对比剖析自身短板，找准薄弱环节，明确发展目标，提出改进方向，逐步缩小差距，切实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综合实力，努力创造一流企业。

二是“一企一策”原则。集团公司应按照主业确定一户标杆企业，子企业根据业务板块采取分业施策，选定不同标杆开展对标活动，鼓励企业在对标体制机制上创新。

三是动态比较原则。企业要通过与行业一流企业全方位的动态比较,不断跟踪行业最优指标,及时提出新的赶超目标，推动企业在对标考核中持续改进，创新发展、做优做强。

四是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原则。企业要根据经营管理各环节实际开展全面对标，突出经济效益和科技创新，同时围绕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关键环节进行重点对标，带动企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整体提升。

第六条 省国资委依据本办法组织实施企业对标考核工作，并对企业内部对标考核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 对标考核以一个会计为考核期滚动进行。

第二章 企业对标内容

第八条 企业在以下八个方面针对短板，与标杆企业实现“点”与“点”对标。

（一）在企业规模上对标。通过制定上规模、上水平的具体目标和措施，提出在国内做优做强的路线图，争取更多的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世界500强。

（二）在经济效益上对标。通过在成本费用控制、降本增效、资产利用效率、经营风险等方面对标，不断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

（三）在科技创新上对标。通过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机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技术专利、品牌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管理等方面对标，力求掌握更多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获得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在经营机制上对标。通过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发展战略、全员业绩考核、制度流程、风险防范、市场营销、管理创新等方面进行对标，寻找差距，切实加以改进和提高。

（五）在治理结构上对标。通过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做优做强中，借鉴标杆企业的好做法、好经验，逐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失职问责的运行机制。

（六）在节能环保上对标。通过在节能减排、资源消耗，淘汰落后产能、采取先进节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绿色生态企业上对标，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七）在安全生产上对标。通过在安全管理体系、过程控制、管理标准、考核制度、事故问责等方面对标，确保安全生产。

（八）在履行社会责任上对标。通过在模范带头执行国家政策法规，依法诚信经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对标，积极支持社会就业、民生工程，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参与社会救灾、扶贫、公益事业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等，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第九条 标杆企业为国外或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治理结构两项指标，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国内先进企业作为标杆进行对标。

第三章 考核

第十条 对标考核指标的确定。企业根据短板，按照上述对标内容，提出与标杆企业有一定差距的指标作为对标建议指标，考核指标由省国资委根据企业短板确定。第十一条 对标考核的方法。企业与标杆对标，采用对比法计分。第十二条 企业对标考核的程序。

（一）每年12月中旬，省国资委与企业沟通并确定下一企业对标考核指标。

（二）每年3月底之前，企业对上对标考核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并将总结分析报告报送省国资委，同时抄送派驻本企业的监事会。

（三）省国资委依据经审计并经审核的企业财务决算报告和经审查的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评价材料，对企业对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形成企业对标考核与奖励意见。

第十三条 对标考核结果。根据企业对标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企业对标考核结果分为超标、达标、赶标三个级别。

第四章 奖励

第十四条 对标考核薪酬奖励是企业负责人薪酬的一部分，根据考核结果对企业负责人予以奖励。

第十五条 企业负责人对标薪酬奖励标准与对标考核结果相挂钩。考核结果为超标或达标的，按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一定比例给予薪酬奖励。

第十六条 被考核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的分配系数均为1，企业其他负责人的分配系数根据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和贡献，在0.5-0.8之间由企业确定。

第十七条 对标考核薪酬奖励与绩效年薪一并兑现，当前兑现60%，延期兑现40%。

第十八条 企业对标考核结果为超标的，根据对标结果，给予企业职工工资总额适当上浮的奖励，并纳入企业单列工资总额计划。

第十九条 企业虚报、瞒报本企业或标杆企业财务状况，导致对标考核结果失实的，追回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负责人奖励年薪，并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

第五章 附则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5

导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第一条 为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考核州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领导班子、领导人员每年度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等，根据自治州国资委党委《关于巴州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 开展创建 “四好”领导班子活动实施办法（试行）》（巴国资党发〔2012〕6号）、《自治州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年度考核工作，是指州国资委党委根据州委组织部的安排，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办法，对本年度直接监管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以及履行岗位职责等情况进行的考察、核实和评价，并以此作为表彰、奖励、任免的依据。

第三条 考核对象

自治州党委组织部指定的国资委管理的直接监管企业或其他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新提拔任职和交流任职不到半年的领导人员，按原任职务在原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同

时在现任单位进行书面述职。病、事假累计超过半年的领导 人员不参加年度考核。

第四条 考核内容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的考核，结合各企业、领导干部个人工作职责特点和本年度工作重点进行。在进行年度考核的同时，开展企业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议”工作。

（一）对领导班子的考核。按照“四好”领导班子建设目标内容，在全面考核领导班子政治思想建设、经营业绩、团结协作和作风形象方面情况的基础上，考核领导班子立足企业实际，贯彻落实党、自治区和自治州方针政策和自治州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州国资委部署的各项年度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对领导人员的考核。在全面考核领导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和德、能、勤、绩、廉表现的基础上，突出对领导人员德的考核。注重考核领导人员的党性修养、大局意识、道德品质和纪律原则性，组织领导能力、政策业务水平、开拓创新能力、驾驭复杂局面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及实际工作成效，坚持群众路线、廉洁自律和群众认可度等方面的情况。

第五条 考核方法步骤

年度考核工作在各企业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组织

领导下进行。一般采取总结述职、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等方式。

（一）撰写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和领导干部述职报告各企业提前组织撰写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由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集体审定。领导人员撰写个人述职报告，并由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审阅。领导人员个人述职报告要简明扼要，一般不超过3000字。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可作为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的一部分，也可单独形成“一报告两评议”专题报告。

（二）进行民主测评和评议

年度考核测评会前2天，将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专题报告）、领导人员个人述职报告连同《领导班子民主评议表》和《领导干部民主评议表》发给参加年度考核测评人员，请他们对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进行民主评议，填写《领导班子民主评议表》和《领导干部民主评议表》。

召开年度考核测评会议，由各企业主要负责人主持，并代表领导班子作述职报告、企业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从业报告（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报告）。企业主要负责人作个人述职报告，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书面述职。在总结述职的基础上，开展年度考核测评。参加测评人员填写《企业创建‘四好’领导班子民主测评议计分表》、《领导

干部年度考核测评表》、《企业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从业情况测评表》、《企业领导人员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从业情况测评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民主评议表》。

参加年度考核民主测评和评议的人员范围，原则上按参加年度考核述职大会人员范围确定。

个别谈话。参加个别谈话人员由州国资委党委考核小组指定，原则上为企业领导人员、中层干部和职工代表。

（三）评定考核等次

企业班子考核评价依据自治州国资委党委《关于巴州国资委直接监管企业开展创建 “四好”领导班子活动实施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企业领导人员评定考核等次由各企业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根据自治州国资委党委反馈的考核情况，结合工作实际，经集体会议研究，按照有关规定对领导人员个人提出年度考核等次的初评建议，上报自治州国资委党委。各企业初评为优秀等次的人数,获自治区级以上文明单位（有效期内）企业，优秀等次人数控制在企业领导人员人数的20%以内，其余企业优秀等次人数控制在企业领导人员人数的15%以内。评级定等优秀条件。企业正职，民主测评优秀率80%以上，企业副职民主测评优秀率50%以上。州国资委党委研究并提出意见报州委组织部，州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州国资委党委和企业党组

织，企业向州委组织部报送《年度考核登记表》。

第六条 结果反馈

自治州国资委党委向各企业主要领导书面反馈年度考核（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情况，各企业要在领导班子范围内进行通报。在此基础上，召开领导班子

民主生活会（已召开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要召开专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提出整改措施。

第七条时间安排

年度考核工作一般安排在每年年底至第二年元月份进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

第八条工作要求

（一）年度考核工作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管理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各有关监管企业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准备，确保年度考核工作顺利进行并取得实效。

（二）各企业党委（党总支部、党支部）要树立正确的考核导向，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切实防止拉票等不正之风，引导职工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公道正派、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认真负责地参与年度考核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考核工作氛围。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6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4年9月11日）

首先祝贺青岛市国资委正式成立，国资委这个机构的职能，一方面是本级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同时，要推动本地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国资委面对的这两项工作都是难度非常大，而且也是非常复杂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前还都在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很多的问题，各个方面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样。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报纸上、网上、还有学术界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有很多争论，那么，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我想今天和大家讲的主要东西算是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今天我想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大企业改革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中央大企业体制构造的一些基本想法。第一个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

目前国有企业改革从全国范围来讲仍然处于一个攻坚阶段，全国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应该说青岛市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这个攻坚阶段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外部看，大家总觉得很多相互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块，所以，很多同志就觉得非常的困惑、觉得反差非常大，好象很多方面的情况相互之间很难印证在一起，这个反差更多是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太一样。从宏观层面看，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尤其是前几年做的国有企业三年 1 改革脱困工作，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应该是大大的改善了，我们讲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一般用的是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这个指标，这个指标第一次有统计是1996年，95年以前是国有企业，就没有国有控股这个概念，96年第一次出这个统计指标，这几年这个统计指标的变化情况大概是这样的：96年是712亿，97年是807亿，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是525亿，这是一个最低的，99年恢复到998亿，2000年是2392亿，01年是2330亿，02年是2637亿，去年是3784亿，应该说增长的是很快的，如果不算98年的低谷，97年是807亿，03年是3784亿，今年很有可能要接近5000亿。如果从这个指标看，国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方面。如果从宏观的数字上看，现在的国有企业的状况是相当不错的。但从微观的层面看，大家感觉到这个在青岛可能不太突出，但我们在全国范围来讲感觉到矛盾仍然是非常突出，很多地方下岗职工很多、破产企业很多，相当一部分困难企业也没有办法按时给职工发工资，所以各个地方仍然在出现很多由于国有企业问题出现的这种不稳定的情况、闹事的情况，所以这次中央决定要建立信访和群体刑事件联席会议制度，下面设五个专项工作小组，国有企业改革又是一个专项工作小组。就这个问题、这个矛盾从全国范围来讲仍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各个方面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这是一种现实的感受。同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也说明各个方面的看法不一致。宏观上看，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明显改善的，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的矛盾仍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大家觉得宏观和微观相互之间是很难印证的，所以很多同志觉得很困惑，问我们到底国有企业改革是好呢？还是不好？但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用一个“好”，或者“不好”去概括它，但这个说明我们需要对当前国 2 有企业改革的总体形势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比较客观的认识，目前这种反差非常大的复杂局面，实际上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一个特征。所谓改革攻坚阶段是十五届四中全会讲的，“关键的时期，攻坚的阶段”，实际我们理解这个攻坚阶段并不是一种概念，它应该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攻坚阶段的内容为什么与前一个阶段不一样，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所面对的外部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外部体制环境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是从上届政府开始变的，就是以朱总理为主的上届政府。因为上届政府是以一系列非常重大的改革，去开始这一届政府的工作，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能想起来，朱总理当时开始上来的时候有这种说法，“万丈深渊的说法、地雷阵的说法”，他是准备推动一系列应该说风险比较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上届政府推进的改革的内容很多，有些跟国有企业没有关系，跟国有企业关系比较密切的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一个是金融体制改革。

第一个是财政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说财政的职能在公共领域，在这个体制之下，要求财政减少和淡化财政在竞争性领域的活动，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去，这个改革的方向应该说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保经济发展的条件，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包括财政不能够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或者作为某一些市场竞争主体的后盾间接参与竞争，所以它应该退出去。那么它具体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因为财政在竞争性领域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或者主要是通过支持国有企业进行。在这个改革之下，财政就做了两个巨大的转变：第一个是停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第二个是停止给国有企业再注入资本金。这是公共财政体制对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企业的两个实质性的变化。我们的财政对国有企 3 业的亏损补贴，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占过财政收入的20%还多一点，这个比重是相当之大，我们财政收入的20%收回来后接着贴给亏损的国有企业，到现在为止就剩下1%了，从20%降到现在的1%。这1%是给谁的，从中央的层面：有些军工企业它有军品生产线的维护任务，我们的粮食企业由于它有政策性的负担，还需要给它亏损。那么从地方层面：更多的是供水、供气、公共交通、地铁等等，现在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都保持在或者都严格限定在政策的层面，对经营性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完全没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原来建设项目转成的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当时都是贷款借的项目，现在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资本金不足，你想让财政再给注入资本金，财政的答复是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科目，就是我想给你注入都没有渠道，因为体制改革把该科目裁掉了，所以财政体制改革就改变了我们的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就是财政不再是国有企业的靠山，原先国有企业为什么说是政府的企业，政府的企业出问题政府得管，主要是谁管，由财政管，但是现在财政已经不是国有企业的靠山，如果说财政对国有企业还负有责任的话，现在只剩下一项责任，就是保人的责任，就是说国有企业如果特别困难，职工完全发不出工资，或者说破产企业拿不到安臵费，财政有责任去保职工的基本生活，这个职能实际也是社会保障职能，公共财政里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社会保障职能，人出问题财政有责任，因为它有个社会保障职能。但是如果企业出问题，让财政出钱去挽救一个困难的国有企业，财政已经没有了这样职能，这是财政体制改革。

第二个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大家知道我们原先的国有银行，最开始的时候是财政的出纳这么一个地位，各级政府对银行的干预是非常多的，我记得 4 在90年代的上半期，如果地方上，比如青岛市有个企业出问题，这个企业运转不动，发不出工资，青岛市的市长、分管工业的副市长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是把银行行长请来，企业出问题，职工发不出工资，职工要上街，银行行长需要讲政治，要给它贷款发工资，以前这种方式是非常普通的，大家都讲这叫安定团结贷款，这种安定团结的贷款造成的后果是我们银行系统里的坏帐不断上升，因为给它发工资的贷款是不可能还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位任务就是确定国有商业银行独立的经营主体的地位，不能再受外部的干预、不能受各级政府的干预，它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自主决策、自主承担责任和风险。为确立这个主体地位，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系统现在是一级法人制度，垂直管理，它底下的分行不是法人；包括对它内部的责任约束硬化，比如，现在商业银行如果经它的手贷出的款形成坏帐，不管是行长或者是信贷员，制度上规定要追究其终身的责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国务院的角度加强对银行的考核，不良资产每年必须降低多少个百分点。所有这些措施都到位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就基本明确了。这个明确实际上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或者说变的是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变成现在一个很简单的符合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关系，如果是一个贷款条件很好的企业，象青岛有许多这样的好企业，银行会追着给它贷款，行长会希望这些企业在自己行里开户，因为它是优质客户资源。但如果是困难企业、是亏损企业想找它贷款，就是把吴市长请出来跟银行打召呼，那也不管用，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符合不符合信贷条件的关系，金融体制改革把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变了。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如果从国有企业这个角度去看，从基本上改变了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这两项改革事实上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 5 输血渠道切断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国有企业有一个天然的问题，因为它背靠着政府，国有企业以前都有一个软的预算约束的问题，大概在90年代中期，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国有企业，最后的结论，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软的，所以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所谓预算约束是软的，它就不怕赔钱，赔钱有人给它贴钱，所以这样的企业它不可能象其它独立的约束是硬的经营主体那样去参与市场竞争。当时学者们分析预算约束是软的，其输血渠道是什么呢？国内国际的经验有三条：第一条是直接的政府补贴；第二条是政府的间接让税；第三条就是政府干预下的银行贷款。这三个渠道造成了软的预算约束。现在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这三个软约束的渠道都已被切断，所以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被硬化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实际上是其推动着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讲攻坚阶段它有实质性的内容。

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是什么时候启动的呢？大概都是97年底议论，在98年正式开始实施，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大家回忆一下还记得，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大家担心亚洲金融危机要波及中国，97年底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即中央的金融工作会议，把98年定为防犯金融风险年，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措施在98年非常快就出台了。97年酝酿，98年开始实施，实际上是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给变了，所以是1998年进入新阶段。9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和98年以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不一样的，98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断掉后路的改革，如果这个国有企业出现问题，自己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结果就只有一个，就是破产，没有任何的系统、任何的机构再出钱去挽救它，这跟98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预算约束被硬化之后，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出现了很多新的 6 局面和特征，归纳一下，大概有两个方面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是推动改革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改革的推进力度空前加大。98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可能是84年、85年开始正式起步的，98年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的方式、内容也都很多（各种承包制、经营责任制等），大家回顾一下，有两条底线没有人敢碰：第一条是企业能不能退出的底线，第二条是人能不能退出的底线。这两个问题在98年之前没有人敢碰，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企业能不能退出就是国有企业能不能破产的问题，按说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是优胜劣汰的，国有企业当然能够破产，大家认识没有问题。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波折，在波折过程中国有企业能不能裁员，从认识上讲，大家也觉得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在实践中大家不敢碰它，因为它的社会风险非常大。98年以后，从整个中央对改革的指导思想上，这两个问题实际上都以开始触及，而且这两条底线都已经被破掉。98年实际是三年改革脱困的第一年，三年改革脱困有这么一句话，就叫做政策归纳吧，是朱总理自己归纳的：“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而且他对这句话特别看重，去年的一月份，朱总理准备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当时邀请很多经济界的同志，包括企业界的同志去对他的政府工作报告提意见，当时的初稿这句话没有写全，而是散在各个地方去概括。当时他召开座谈会的时候，我们一个企业的同志提出来，这句话应该写全，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强调一下。当时朱总理对原来的稿子没有注意，看了以后的确发现是有这个问题，马上对起草组的同志讲，如果这句话不写或者没有写全，本届政府一大半的工作就没有写进去，他对这一政策概括是非常关注、非常重视的。从这一政策概括大家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是可以破产的，国有企业的职工是可以下岗分流 7 的，国有企业是应该减员增效的，同时要实施再就业工程。就是98年之前不敢碰的这两条底线，在98年之后统统被突破了，为什么在98年之后被突破，结合我刚才讲的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事实上在新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之下，困难企业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没有人给钱，就没法再维持。实际上这个突破是外部环境变化，造成不得已必须下决心去冒这个风险。这是从中央层面看，改革推进的力度是在加大。我们再从地方政府层面看，大家在青岛市应该说比我的体会更深，可能98年之后，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是非常之大，为什么？原因还在于外部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刚才我讲的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了，实际上它把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也给硬化了，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如果想贴国有企业的话，一个以前经常做的是通过银行压着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做不到了，还剩下一个地方财政。从全国的范围来讲，我们国家地方财政是比较困难，象青岛这样的城市可能不多，很多政府关心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钱能够和足额地给自己的公务员和教师发工资，不欠工资就算做得很不容易，地方财政没有多少钱，而且我们国家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央财政出现赤字，可以发行国债，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则没有办法弥补，所以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之后把地方政府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臵呢？如果你的国有企业出现问题，银行不给钱，财政没有钱，就把地方政府逼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你要不采取措施把该管的国有企业改好，职工堵铁路反正最后还得让你去疏散，职工围住你上访你自己也就没法正常上班，如果企业搞不好，地方政府自身不得安宁，就把地方政府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和国有企业的效果挂钩在一起，这个实际是这几年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革动力，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没有解 8 决好，你这里就不得安宁，地方党委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保一方平安，这是政治责任，你就没有办法向中央交待。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地方政府的改革行为就完全变了，这几年地方政府改革的力度是非常之大，而且是真要改革，不是在做表面文章，与98年之前完全不一样。大家回忆一下，98年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感觉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今天这儿出一个经验，明天出一个模式，非常多这种改革的创新，实际上这种做法都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行为。一般地方政府如果有一个新的做法看看不错，地方政府找一些专家学者一块论证一下拔拔高，然后找一些新闻宣传一下，不管这个模式、这个经验到底解决不解决问题，那是另外一个事，至少我先出名，我先有政绩。但98年之后地方政府的改革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只做不说，怕引起争议。所以象我们一直负责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说在第一线操作的部门，实际这几年我们都感觉很难跟踪好地方政府改革的进度，因为他做什么，绝对不会主动向你报告，即使你到这儿调研，你也不是外行，他会跟你讲一些实话，我在做的什么，做了些什么，感觉效果是不错，但同时地方政府的同志马上会讲，我们的那个事你回去不要宣传、不要总结，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所以这几年地方政府推进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关键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强的动力机制，如果他把国有企业的问题解决不好他自己没有交待。所以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推进改革的力度空前加大，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一个非常好的特征。这几年改革为什么推进那么快，跟后面整个背景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个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长期被掩盖的问题表面化了。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几十年积累的问题，而且几十年一直拖到现在，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可以拖的，9 拖得有拖的办法，拖得有拖的政策，财政给钱、银行给贷款企业，有多大问题都没有关系，都可以拖，如果没有人给钱就不能拖。我们很多的问题是几十年一直拖到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三线军工企业设在这个地方，很多企业基本就没有正常生产，这些一直存活到现在，怎么能活到现在，有人给钱。98年之后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突然之间没有人给钱，拖的条件就不存在，这些矛盾就开始表面化，这些矛盾的表面化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下岗的问题。下岗的问题实际是从98年开始，下岗的原因是国有企业这方面冗员太多，冗员太多、困难企业多的问题98年之前同样是存在的，但是98年之前咱们很少听说国有企业有下岗的问题，98年之后突然几百万、上千万的职工下岗，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直接的原因就金融体制改革。原先这些困难企业政府压着银行给它贷款，企业能拿到贷款，企业就有钱给职工发工资，职工就可以不下岗，突然之间安定团结贷款切断了，企业拿不到贷款，没有钱给职工发工资，职工只能下岗，这是一个方面，我们从全局的角度看。那么从微观层面看，就是我们一项一项非常尖锐的矛盾开始爆发，我们讲叫个案，一个一个企业出事、闹事。比如说现在闹事闹得最大的一件事是辽宁葫芦岛杨家帐子矿闹事，这个矿闹事大概是两万职工，最后解决问题的时候实际是七千武警上去才把这个事的局面给稳定下来，杨家帐子矿是个什么情况呢？它是1899年建的矿，百年的一个矿山，有色金属的钼矿，这个矿现在是资源衰竭，目前没有矿了，它的资源枯竭不是现在枯竭，它在七十年代初就枯竭了，所以杨家帐子矿从1971年开始就是一个亏损企业，作为一个亏损企业为什么能维持二十几年，一直拖到它闹事时候的1999年，拖了二十多年呢，看它的帐，不断的有银行贷款在注入，有钱，所以一直拖到现在，98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了，安定团结贷款渠道切断以后，象杨 10 家帐子矿这样一个资源枯竭的矿山，亏损企业银行不可能再给贷款，于是这个企业的的问题就端到桌面上，怎么办？大家研究这个资源枯竭的矿山只能破产，这个决定一下去，职工就不干了，不断对话做工作，职工说我们虽然是亏损企业，从70年代就开始亏，亏到现在连工资都没欠发过，不是挺好吗？为什么说现在要让我们破产，职工不能接受。当时也可能大家工作没有经验，工作关键问题几个方面的因素，出现苗头时没有压住，最后酿成两万人参与的闹事，象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它的问题是几十年前就造成的，但是一直没有解决，我们一直用安定团结贷款，用财政补贴的办法一直捂在这，拖到98年金融体制开始改革，没有人给钱了，这些矛盾都激化了。当时做三年改革脱困时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在新的宏观经济体制下，这几十年造成的各种失误都会在这几看到它的后果，很多失误大家觉得奇怪，这样的项目还能上吗？但它就上了，上完以后还真没出大事，为什么？后面有不断的资金地支持着、捂着、有很多政策因素盖着。但98年之后完全不一样，所有的问题都捂不住，国有企业所有的问题都端到桌面上，没有任何掩盖，看到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在98年之后统统尖锐化，问题是几十年前造成的，但非常急切地要求现在解决，所以这几年我们面对的就是这种非常尖锐的挑战，98年、99年、2000年非常困难，大家感觉到处在出问题，实际就是这么个背景。98年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外部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是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切断了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输血渠道，这是认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整体形势的基础。这个硬化，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逼着国有企业非改革不可，应该说改革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必到这个份上，大家下不了这个决心。必到那个份上，非得做了，改革就 11 推进了，改革的推进必然会在国有企业的效益上有所反映，这几年做的关闭破产，关一户就少一个亏损源，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减一个少一个，必然对经济效益有所影响，为什么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这几年持续在上升，当然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好，但实际上有实实在在的改革基础。同时，它又把长期积累的矛盾表面化了，大家感到压力非常大，在山东可能感觉不太突出，在东北还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实际就是这么个复杂背景，宏观上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微观上还在闹事、职工上访非常多。98年之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在实实在在推进，这几年的改革是动真格的，宣传的很少，很难宣传，有时的确很矛盾，但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真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地方政府只做不说。象南京在全市推“三联动”改革，我觉得还是很规范的，最后这个市长跟我说“三联动”改革我们是要做解决问题的，回去千万别对外讲，不愿对外讲。另外一个从宏观上讲也的确很难宣传。比如说当年第一个破产的国有企业万人大厂--黑龙江阿城糖厂，反复做工作，连续做了两年时间的工作，破产才终结。当时新闻界一直也关注这些事情，国有企业能够破产了，包括万人大厂也能破产，觉得这是改革推进非常大的突破和成效，应该宣传。我们的确也是这么认识，但最后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因为从宏观角度讲，一个大的困难企业退出市场是个很大的突破，但对职工角度讲，职工就没有岗位了，对他的利益损害是非常之大的，报纸上再去宣传，职工会怎么想。所以我们觉得这事还是不能说，也许改革真正在实质性推进的时候，反而不太好说、不太好宣传。这是第一个问题，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总体形势。

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有几个方面是非常有成效的，我们认为实质性的突破已经形成，当然也许完全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12 但这个政策已经走通了，我们要继续往下走。这几年实质性的突破大概是三个方面：一是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二是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三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多种形式的放开搞活，实际就是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这个概念在这几年一直争议非常大，而且有些争议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或者政治色彩很重，但我们觉得中央明确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中小企业，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是一个生产力水平和行业特点所决定的，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客观要求。我们讲的中小企业，一般有两情况：一种情况是一般性的中小企业。在街道、农村看到的小企业大概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大体上是这两种情况。一般性的中小企业的特点是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行业门槛比较低，谁都可以做，大家撮几个钱，买几台设备就可办一个厂，面对的竞争环境变化非常快，没什么新鲜的，而且面对的竞争非常残酷。象这样的企业客观上要求所有者离企业要近一点，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的职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要高一点，否则没有办法去应付变化非常快的市场环境和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第二种情况是高科技的中小企业。高科技的中小企业是一种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它对知识资源的依赖程度非常高，知识资源与其它方面的资源有一个很大不同，所有的知识资源实际都是附着在具体的人身上，而且只有它自己能够启动，外部没有办法去决定这种资源的供给程度，比如，技术人员讲在电脑前头，从外部很难判断他是在搞开发、研究问题，还是在发呆。所以象这种资源启动，只有他自己才能供给。所以象这种知识密集对知识资源依赖非常高的高科技中小企业要求很高的关切度，其经营者、骨干技术员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必须非常高。所以，由于是这样的生产力水平面和这样的行业特点，在中小企业层面搞 13 国有制不太容易做好，因为所有者离企业太远，企业的经营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关切程度不可能很高。所以中央在95年、96年就明确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方针是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实际的出发点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出发点，或者经济方面的客观要求。这几年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力度非常大，首先表现在国有中小企业方面，或者经济方面的客观要求，都是产权制度改革加上身份臵换，都是这么操作的，我们觉得改革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在哪？它是这么一种背景，把地政府逼得没有办法，必须加快推进改革，而且能早一天就早一天，地方政府推得比较急，所以外部讲国有企业改革里面有很多国有资产流失，在地方的中小企业改革方面的确有流失的问题，主要就是地方政府推改革推得太急，急于甩包袱，资产流失、职工的权益没有完全保障好的问题是存在的，但产权制度改革加上身份臵换对于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进度怎样，从全国来看，改制面接近90%，我估计青岛基本做得差不多了，就这项改革98年之后，大概5—6年时间，现在基本进入尾声，这个方向肯定是正确的，国有经济要从中小企业这个层面退出，因为在这个层面不具备优势。

第二项工作就是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这项工作是这几年做得最艰难的一项工作，从上到下都有一个破产办，有不断的闹事，做得非常艰难。这项工作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有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象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是分两段做的。第一个阶段：建国以后我们集中了所有的资源建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但工业体系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和计划经济的要求去建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整个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 14 市场经济，会发现很多计划经济时期建的这些国有企业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很难生存和发展，经济体制转是可以的，但有些企业转不过去。所以我们以前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多地理解为一种资源配臵的手段，更多的时候是经济管理的一种方式，但如果仅仅理解到这一层是不够的。如果仅仅是资源配臵的手段，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很容易，但实际上我们的计划经济是有实体的，计划经济的实体就是计划经济时建的这些国有企业。你按计划经济的要求已经把形成了，管理体制可以从计划转到市场，但这些企业能不能转得过去，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转不过去，这些企业的典型的情况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布局定位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我们的三线企业，选择最深的山沟、最难进入的地方去建一个企业，现在要求转到市场经济以后，在这样一个定位上，其运营成本远离市场，基本没法与沿海企业竞争，所以这一块是转不过去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太明显的。以前计划经济布局的一个出发点是各地自给、自足、自求平衡的格局和体系，那时报纸会有这么一个提法，某一个项目上去以后又填补某某地的一个空白，就每个地方都要把自己的经济门类要搞全，自给、自足、自求平衡，而这个体系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青海，从全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青海是一个很有争议的地方，青海的破产力度非常大，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基本上把以前在青海的老企业破光了，于是金融系统就认为青海破产不规范，就要制裁它，把青海列入高风险区，一直是有争议的，争议有两个问题：一是破产规范不规范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青海为什么要做这么大规模的破产。我们到青海去发现是有道理，青海这个地方的工业布局与沿海差不太多，比如青海有几个纺织厂，青海好象并不产棉花；青海有很多机床厂，机械工作很发达，按说青海用不着这么多机床；青海还有钢厂，如果是个普通钢厂 15 也许还有点合理性，青海农民建房子需要建材，问题青海还是一个特殊钢厂，它这个结构，我们到那里一分析发现，青海的产业结构和青海当地的资源、和青海本地的市场基本没有关系，所以它这个结构是计划经济硬给嫁接进去的结构，而且跟当地还没接上，准备嫁接，所以青海的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什么状况呢？当地没有资源，所有的资源从外围运进去，生产完以后当地又没有市场，所有的产品再运出去，象这样一批跟青海无关的企业，在青海绝对没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破产，当然做破产要规范。破产以后，现在青海很明确发展什么？搞畜产品加工、搞沿湖化工，这个格局就跟青海的资源结合在一起，但原先计划经济给它布的所有企业都不行，因为跟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没有关系，所以这种就是布局定位的问题。再一种情况比较典型的是比较优势的问题。因为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一种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城市搞工业，我们是工业基地的概念。或者是先有城市形成工业基地，象青岛。或者先建一个工业基地，再围着一个工业基地形成城市。农村就是搞农业。所以把所有的工业都配臵在城市，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城乡分割发展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变化了，农村开始工业化了，原先乡镇企业开始搞，现在民营企业再开始搞。农村搞产业就跟城市有竞争了，竞争就有比较优势的问题。农村搞产业第一步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气候之后，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不具备比较优势，象纺织、制鞋这样的产业主要竞争靠什么？靠成本，人工工资成本低。比如说青岛市用一个人多少钱，到农村用一个人多少钱，所以所有的城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就没有了，比较优势的变化你只能退出，没有别的选择。比如说上海的纺织工业是最好的，曾经纺织大军四十多万人，没办法，不管以前做过多少贡献，多么好的传统，这种比较优势你是没有办法弥补的，16 所以只能往外退。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也造成一大批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的企业进入市场以后没有办法生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欠账。最典型的就是资源枯竭的矿山。世界各国都有一个法律规定，矿山开始开采时候就要留下一块钱积累，资源采完以后让你转产用。我们计划经济时期是没有这个钱，企业开采的时候所有的利润都要上缴，急用的时候财政再去投，所以这个欠账非常多。这些问题，产业定位的问题、比较优势的问题、历史欠账的问题都造成我们相当一部分在计划经济期间的企业没有办法向市场转，它不具备转的条件。前几年有些同志讲国有企业的问题什么？是管理问题，百分之八十是管理问题，实际这个判断是不对的。由于我们经济体制的变化，相当一部分企业你即使管理好，由于你的定位问题，由于你不具备比较优势，由于欠账太多，没有办法再竞争生存和发展。原先我们这个体制有很多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企业，而我们前几年国有企业又处于只能生不能死的状态，很多困难的国有企业就作为历史遗留的问题一直积累到98年之后。98年之后没有人给钱了，这些问题你再想拖也拖不下去了，怎么办？只能做破产。所以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这些矛盾已经不具备再拖的条件了。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实际是让国有企业能够退出市场，把职工安臵好，具体的政策我就不讲了，地方的同志比我还清楚。这个工作的特点一个是市政府组织，我们做政策性破产，有很多人攻击我们，对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你们政府干预太强，你应该让市场去做。实际上这种政策性的破产与其说是破产还不如说是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企业关闭。不过咱们到市场经济以后咱们借用了破产这个词，它是市场经济的词，实际上是做企业关闭，每一个破产包括你青岛市的破产，青岛市管破产的同志，现在这个职能到国资委了，都得组织几十号、上百号 17 人进企业做职工的工作，把这些不稳定的因素给他排查掉。一个是政府组织高度重视。第二个就是政策上保证安臵职工。政策上保证安臵职工实际是我们政策性破产有这么一条政策，叫破产变现的资产和土地使用权拍卖的收入优先安臵职工，在政策上保证有一笔职工安臵的钱。即使是这么操作，这几年仍然是非常艰难，原因是什么？一个当然是观念问题，国有企业职工能让我破产下岗吗。但是坦率地讲就是我们的补偿标准，应该说是实在是非常有限，也是国家财力所限。政府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补偿具体标准我不讲，大家心里都明白，应该说职工承担了很大的改革成本，所以这个工作推得非常艰难，在推的过程中在不断出现不稳定的事情。但是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是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通道被开通了，原先大家说国有企业能破产，大家是不接受的，刚开始操作的时候大家也是谈破色变。但是现在大家如果谈到国有企业破产问题，大家不觉得太惊讶了，觉得很正常，这个说明什么？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的通道通过这项工作被开通了，只能退出市场的时候，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才能发挥作用。第二个通过98年之后的工作大量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到现在已经操作完的都是大中型的3377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六百二十万人，一共解决这么多。像沿海地区历史问题都解决完了，沿海地区包括五个省市，一个是福建、一个是上海、浙江、江苏还有北京。他们的历史问题已经消化完了，以后按市场走。但其他的省市还没有完全作完，这是第二项这几年非常有成效的工作，我们觉得已经实现了突破，国有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退出市场。第三项已经实现突破的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改革和结构调整难点都在人身上，大家知道我国前几年社会保障系统建设比较滞后。前几年没太重视这个事，实际上1998年是非常危险的一年，当时这边金融体制 18 改革为防范金融风险这一刀很快就切下去了，这一刀切下去以后国有企业就开始出现问题，职工就开始下岗，几百万人开始下岗，但同时外面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接着。实际98年是非常危险的一年。当时我们感到到处在出事情，出事不是太集中，但感觉到不稳定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金融体制改革启动，国有企业开始下岗，但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办？中央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就是在全国建再就业中心，因为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一个过程。1998年5月在北京开了一个会，是上千人的会，几个系统，国家经贸委、地方经贸委系统，财政系统、劳动保障系统、民政系统一块开会。再就业中心四项职能，一个发基本生活费，第二个交保险，第三个进行再就业培训，第四个介绍工作。应该说，我们的政治动员能力还是很强，半年的时间，到1998年的年底，再就业中心在全国各个城市都形成了，下岗职工下岗以后不直接进入社会，进入再就业中心再兜几年，这样就保证了当时的社会稳定，同时这几年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加紧建设，现在社会保障已经基本上可以承担失业保障的责任了。所以各个地方都在并轨，国有企业的再就业中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后就不再进再就业中心，直接进社会保障体系，这是这几年非常重要的突破。当然98年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有些工作还没有实现实质性突破，我在后面再讲。这几年的实质性的突破大概是这三项，国有中小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为代表的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个实质性突破是路已经走通了。第二个实质性突破是已经实质性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比如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现在改制面90%，现在是扫尾的问题，或者是以前做的不好的，给补补课的问题。国有企业关闭破产主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一个少一个。我们已经解决3377户，六百二十万人，还有多少没解决的，我们 19 今年初在全国搞了一个普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通过关闭破产退出市场还有多少，最后一个总帐是这样：已经解决了3377户，六百二十万人，现在正在金融机构审批的破产项目575户，一百七十四万人，今后几年全国还要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还有1825户，三百二十万人。这个帐说明这几年通过非常艰难的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工作，历史遗留问题已经消化了一大半。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四年规划，再用四年的时间把剩下的问题消化完，消化完以后，政策性破产停止，以后依法破产，按市场解决。政策性破产就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个事情我们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所有经济转型的国家，当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以后，总要有一个阶段掉回头去收拾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而收拾问题的阶段是社会风险最大的阶段，非常容易出事，非常艰难。现在的普查可以说清楚一个问题，风险最大的阶段全国范围讲还有四年，象东北四年也能解决完，所以我们再挺一段咬着牙把四年的工作解决完，历史遗留问题就基本消化掉了。国有企业改革可能还没有停止，但那时的改革可能社会风险就会小的多。大家就不会感觉到这么紧张，实质性突破还有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由于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跟进，国有企业减人的条件具备，减人的幅度是多大呢？1997年末，国有企业的员工七千一百三十一万人，同口径到去年末，国有企业的员工剩下三千零六十七万人，当然这个是国有对国有，因为这几年有些国有转成国有控股了，所以有些职工转到国有控股企业里去了。这期间转到国有控股企业里的职工大概是一千万人，就意味着97年末到去年末，同口径的减员从七千一百三十一万人减到四千一百万人，就是这几年的时间，减掉了40%以上，力度非常大。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下岗，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头已经过去了，虽然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但实际上这几年国有企业的矛盾的尖锐程 20 度不断的在缓解。通过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关闭破产、再就业工程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年解决了一个退的问题，一个字“退”，体制上不适应，通过改制退出去，结构上不适应，通过破产退出去，不管是体制改革还是结构调整，最难的是人。退需要体制条件，这个体制条件就是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建设，就是解决了退和退的保障条件的问题，后边讲进的问题还没有在体制上完全解决。能够退是意义重大，就是矛盾可以不积累，原先国有企业是矛盾在积累，我们拿它没办法，体制上退不出去，能退出国有吗？国有应该说是最理想化的企业模式、所有制形式，结构上不适应市场发展，亏损也没办法，能破产吗？所以矛盾是积累，退的问题解决了，矛盾就可以化解，矛盾就可以不积累。所以这几年国有企业的问题有所缓解，跟我们在体制上、结构上以及退的保障条件上解决了一个退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这几个方面已经实现突破了。

第三个问题：国有大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大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公司制，发达国家大企业是公司制企业，我们和国外公司合资必然要用公司制的形式，这几年我们在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一方面的工作是推企业的改制，应该是比较快的，国家和省一级重点的国有企业，都是比较大的、比较主要的企业改制面已接近80%。

第二个方面抓的工作是抓规范运做，大企业按公司法改制后，要按照公司法规范运做。包括当时根据朱总理的要求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规范，包括我们和中国证监会抓上市公司的检查，检查规范运做。应该说在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做的工作还是不少，但大家可能会感觉大企业的公司制改革的效果似乎并不 21 象预期的那样好，尤其跟中小企业改革相比，中小企业改革以后，放开搞活改完以后企业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大企业改革效果上总觉得变化不够。再比如说，上市公司是最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大家知道我们的上市公司出的问题非常之多，那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前一段的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效果并不太理想，原因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改革不配套，出资人不到位。因为这套公司制的企业制度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包括我们国家的公司法，借鉴了很多国外的公司法起草。那么公司制在国外是一个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在国外它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度分开的问题。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他的投资已经多元化，甚至是社会化，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投资人必然他不清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所以通过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股东会、经理层，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把这个所有者和经营者给他隔开，让经营者有充分的自主权把企业做好，这是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要保证控制权掌握在所有者手里。因为经营者经营的是所有者的资产，公司赔钱的话，赔钱的是所有者，而不是经营者，所以控制权必须掌握在所有者手里头。所以他要求通过这一套东西，这套治理结构，股东掌握充分的信息，股东能够有权去撤换不称职的经理人，那么我们再概括一下的话，这个公司制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很微妙，他要分开，但是又不能断开。他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那么西方国家是私有制的经济，私有制他的所有者是天然到位的，所有者对自己的资产是有关切度的，所以西方他对公司制的研究，包括公司制的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他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西方的公司制研究包括它的立法都是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但是公司制引入中国以后，它需要结合中国的国 22 情，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我们的公司制是在国有企业里面建立的，所以它就会遇到一个西方他遇不到的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国家所有者到不到位的问题，国家所有者对国有资产有没有关切度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际是双重任务，第一层任务是国家所有者的组织问题，国家所有者需要明确、需要到位、需要对国有资产有关切度。第二层任务才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而且第一层是前提性，就是在西方国家公司制是一件事，就是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问题。而在中国公司制实际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国家所有者的组织问题，所以如果分析到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前一段的改革是不配套的，出资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原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出资人是多头行使的，多头行使管资产一条线、管人一条线、管事一条线，那么多头行使的结果就是谁都可以干预企业，当这个企业比较好的时候。但是如果这个企业出现问题了，大家都跑的远远的，谁都没有责任。那么没有责任就没有关切度，没有关切度就说明出资人没有到位。那么出资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展开一点讲，所有企业发展的动力，就是一个出资人要回报。出资人投资建一个企业，不是做慈善事业的，我不是捐款，我建一个企业的目的我是要拿回更多的钱，所以出资人要选最优秀的经营者，要对经营者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你必须给我挣多少钱，如果这个企业经营者不称职，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会马上撤换他，如果这个经营者的确给我带来很高的回报，我要充分的激励他，出资人不能亏待他，害怕他跳槽。所以呢，所有这一切这些企业中的合理的行为，他都有一个基础，就是出资人要回报。如果出资人问题不解决，没有出资人，或者出资人不在乎，我们仅仅去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最后的结果是形似而不是神似。所以前一段我们做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检查，作上市公司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样的情况，你到这个企业去检查 23 他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检查他的规范运作，他给你说、汇报，给你找出董事会的纪录，一切东西你不能说它是不规范的，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但是你会感觉到他总是缺那么一点东西，实际缺什么？缺所有者对经营者的压力，他一些东西都是做给你看的，所以分析企业的体制状况，我们感觉不但要分析企业本身，而且要研究出资人的行为，没有出资人，那这个企业必然是内部人控制，当然，我说的内部人控制不是贬义词，它只是说明一种状态，内部人控制不一定对企业不好，非常优秀的内部人可以把这个企业做得非常好，但是体制上讲它是不太可靠的，如果出资人的行为不规范，企业必然不规范。比如说我们一些上市公司出问题了，上市公司圈钱，你去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没有意义，因为股东去弄上市公司他目的就是去圈钱，所以它的根子在股东身上。所以仅仅靠公司制是不能够解决国有大企业的体制问题的，仅仅做这一步，仅仅做公司制的改制，是不能够解决国有大企业问题的，必须延到所有者这个层面，所以，前一段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启动的话，国有大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深化了，我们再做，让企业怎么做，让企业再怎么规范，是事倍功半，因为根子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我们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又没有办法去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因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政府层面上的事，而不是企业层面的事。所以前一段大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就挡在出资人这个问题上，那么挡在出资人问题上一个后果就是很多的改革没有办法推，还有一个后果呢就是把国有企业改革逼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实际这一个问题在前一段的地方国有企业改革里面表现特别突出，就是地方在把中小企业改革基本做完之后，开始把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往大企业身上用。那么具体地讲，比如说国有企业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把国有企业要彻底的卖掉、卖光为止，24 因为他在出资人到位的方向上他走不动，可是他又不能看这个企业垮下去，所以把改革逼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就是用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政策去解决国有大企业改革的问题，但实际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国有大企业要退出，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有一个要退给谁的问题。那么退给谁的问题，一个是民营，让民营买下去，民营有一个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几年我们对中国的民营经济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民营就是好的。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民营一介入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实际中国的民营企业必须具体的分析它，不能理想化的看待它，中国的民营企业是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私营经济，民营企业具体讲就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有它自己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前几年，大概90年代末，有一次，有两个世界银行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国家经贸委，这两个世界银行的专家到经贸委去访问，研究企业问题，就跟我谈，当时我们提出要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这样一个任务，要走出去。谈的过程中我们介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也谈到这个问题，要建立一些大企业、大集团，这两个专家听完后，讲了这么一番话，要求发展大企业、大集团，我们非常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促进大企业、大集团的发展，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走向世界，没有大企业肯定不行。但他说，我非常遗憾的说一下我们的一个研究结论，你们这个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家族的文化，中国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所以台湾没有大企业，香港没有大企业，在美国的华人企业也没有大企业。他认为在家族文化的基础上，他跟现代企业的要求是不一致的，在家族企业文化上是不可能形成规范的大企业的。他说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去反驳他，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但他跟我讲 25 了以后，我注意一下中国民营企业的情况，发现的确他讲得有道理。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本身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对人才的排斥的问题，再一个内部家族企业的文化的问题。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大概是两年多以前，我们学术界也有一个热潮，研究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家族企业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家族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两个具体的要求，一个要求股权分散化，第二个要求它引入职业经理人，股权分散化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当时很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企业，那时候讲叫空降兵。经过这段运作以后大家发现，运作得不是太好，空降兵进入家族企业成功的很少。为什么不成功？我跟一些家族企业的人谈过，也和当空降兵的职业经理人谈，大概怎么几个问题：一个你这个人进去不受信任，真正家族企业里面核心的东西他不会告诉你，虽然你可能是总经理，但他核心东西不会告诉你，防着你，处处防着你。这个防着也有道理，就是我们职业经理人的操守也有问题。大家可能经常看到这种情况，这个职业经理人把它核心东西掌握以后，就跳槽，而且可能带着一帮人跳槽，跳槽以后自己搞一个同样的公司调回头跟原先企业竞争，这个按说是操守上有些问题。所以这个核心的东西他觉得在这个企业不受信任。再一个就是家族的文化。这个企业经理人到这里虽然你可能是海归派，你层次非常高，但是你真正在家族企业的位臵，比他的家族成员、比他的一块创业的哥们，虽然这些人的水平比他要低，但实际他在家族成员里头，企业里头真实位臵实际都在他们之下，包括待遇。所以他们感觉到在家族企业做心态非常不好，很灰的那么一种心态，反正赚了钱也是你的那么一种心态。就这种文化跟做一个大企业所要求的企业文化，确实有差距。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家族企业一搞大以后也有问题。家族企业还有一个问题决策的问 26 题，家族企业决策绝对没有制衡，我说了算，谁也不会说跟他不一样的，而这个企业做大以后靠这样的决策体制去做，风险非常大，所以我们的家族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会出问题，所以当时很多学者说我们的家族企业的确有问题。你让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确这个话是对的，可是他做到很难。所以要把我们的一个大企业交给一个家族企业去经营，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个企业文化冲突太大了，而且家族企业去接大企业，风险很大，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说转给民营企业。第二个转给外资。很多地方外资来我们买给外资，但这个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呢，也不能说不对，外资的做法一般是比较规范的大企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国家的长期发展问题，现在所有的外资进来都要求控股，参股绝对没有人干的，把钱交给你去玩人家不干，都要求控股，要求控股就是我们这个企业成为他的一个制造基地。但是如果从长远讲，如果中国的大企业都被外资控制，都是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结果是在财富分配上就会非常不利于中国。比如说一个人家资本收益要拿走。第二个人家技术收益要拿走。第三个他在这控制一个企业销售渠道他绝对要拿到手里头，销售渠道要拿走。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加工费而已，交一点地租，也许给你缴点税，税都不一定缴多少。这几年我们就发现外资企业一方面在亏损，一方面在追加投资，就这几年我们所研究的要控制外资转移利润这个事，现在看根本做不到，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往外转移利润。那么这个财富分配的结果最后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比如说我们极端的讲，假如这个国家都是净投资方，他去投资，这个国家是被投资方，这个国家把资金投到这儿，在这个国家设企业，那么最后财富分配的结果，这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上到一万多，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你上到三千就再也上不去了，因为 27 财富分配没有给你留下多少财富，而且一旦你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去了就意味着你的要素成本比较高了，人家外资可能就走了。所以这几年大家说的南美现象说了很多的原因，实际如果到南美国家现场看一下可能大家会有这么一个结论，南美这些大企业尤其是在制造业的这些企业基本都是国外的子公司，所以他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因为这是财富分配格局所决定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只要这个行业我们国内有企业能做，我们觉着如果从政府的角度、国家的角度讲，我们应该尽量支持我们的企业，这个包括国有也包括民营，去承担这样产业的发展，不要轻易的缴出去，缴出去以后，我说的这个财富分配的这个机制和格局就要发挥作用，给你留下的就是加工费。所以我们觉着呢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国有大企业改革我们觉着呢如果说我们真是一卖了之，我们把所有的国有大企业都卖掉，说实在的国有企业改革这事好做了，象中石油、中石化象宝钢那样的企业你要卖给外国人，那时他要控你的股，所有的问题都简单了，不用推他改革了，由外国公司推他改了，我们觉着这个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整个民族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所以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它还有一些企业没有改制，前面改制的有些推的比较急，可能会有后遗症，还有比较多的善后工作。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我们还要坚持四年把最后这些历史消化完，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建设，还有一些小工作，比如说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改革成本已到位就自然解决了。实际真正没有解决的是国有大企业的改革，而国有大企业改革的切入点就是出资人到位，因为没有出资人，这个企业的运作是不可能规范的，这是第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突破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党的十六大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非常及时的决定。坦率的讲我感觉稍微晚了一点，如果当时推中小企业改革层面的时候，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话，可能中小企业推得会更规范一点，流失会少一点。具体的结果就是国务院国资委的组建，在中央层面第一次实现了所有者职能的集中行使，当然这个实现也不是完全很彻底的实现，我们53户第一把手还是中组部管，我们管副手，但那一百三十几户完整的班子是国资委管，在体制上解决了多头插手责任不清的问题。现在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是高度清晰的，所以说国务院国资委压力非常大，如果我们所监管的国有企业，在我们成立之后再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把责任推到任何部门去，原先大家谁都可以推，谁都没有责任，象山东重汽也是中央企业，亏得一塌胡涂，最后是拆成三块下放到地方，重汽是下放到济南，马春季当董事长，在办公室我们俩就算这个帐，光山东重汽这块改革成本多少？大概是60多个亿，或者豁免债务、或者是核销银行债务、或者是地方给的投资，大概为救山东重汽60个亿，但是山东重汽搞到这个程度谁有责任，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责任。因为它的体制这样，他的董事长是中组部管，总经理是人事部管，他所有的副手是机械部管，他的资产是财政部管，他基本建设投资计委管，他的技术改造投资经贸委管，那么这个企业做坏了以后谁负责，最后就是加上重庆、陕西那块，我估计整个成本接近百亿，损失就损失了，没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他老总经审查以后个人没有经济问题，最后退休。怎么多的损失最后找不到一个责任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为这个损失承担责任。这老总说你要追究我责任不行，我这些都是你批的呀，重汽当时有一个动议，他觉着光是一个单一的重汽产品，养不活他这八万人的大集团，所以他要求往下延伸，去做中型卡车、轻卡，按说它是对的，29 但是国家不同意，计委不同意，所以你说这老总个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实际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定的。这种责任不清的问题，在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职能集中行使之后这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有些部门认为国资委权力太大了，实际这不是权力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责任到了，责任到位才能出资人到位，权和责必须挂在一起，有权的部门必须负责任。问题是前一段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多头行使的时候，权分散在各个部门，责任一点都没有，只有权力没有责任的事他能做好吗。所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启动为下一步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一个重要配套条件。国资委成立之后，明确我们是中央企业的出资人，原先中央企业出资人是谁不知道，现在明确是国资委。明确并不意味着到位，你要不做事，国资委坐在这什么都不干，明确了也没有到位。出资人的到位需要由出资人一整套工作去实现它，国资委成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做的事情大概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法律、法规建设。包括《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监督管理条例》和《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意见》，反正两条线，一个是国有资产管理，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先把游戏规则搞清楚，包括产权的各种各样的文件一套东西。

第二个方面透明度，就是要增强我们所监管的企业、资产、经营状况的透明度。具体地讲两个方向，一个清产核资，我们发布了一个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从去年9月开始全面的清产核资，今年的9月或顶多到年底基本结束。大体上把家底摸清楚。同时加强和改进外部监事会的工作，外部监督绝对是重要的，这是透明度的问题。

第三个建立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考核制度。原先这个中央企业没有经营目标，按说也是很不合理的事情，这么大个企业象中石油、中石化、宝钢、鞍钢、武钢这些企业，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 30 他提个要求，的经营目标都没有，所以这些中央企业应该说也挺好做得，做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说我不好，因为你没给我指标，这是原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一个弊端。现在全面的实行目标管理，包括的、包括任期的，作为任免和奖惩的依据。第四个方面改革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任制度。23个企业的高管人员公开招聘,去年7个，今年23个企业高管人员公开招聘，现在23个面试已经结束,快要定人了。

第四个方面同时做薪酬制度的改革。原先国有中央企业的经营者的薪酬是自己定的,所以我们接手以后就发现非常不规范,差距非常大,低的十几万,甚至几万块钱都有,高的自己给自己定到百万上去,问题是高低和企业好坏没关系,企业大效益好不一定高,企业不好,经营者薪酬不一定低。分析按什么分配呢？算是按胆分配吧，胆子大的把自己就定的很高。现在我们对企业进行规范，第一步先做年薪制，然后加上长期激励，再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做一个薪酬包，基本上做起来，当然争议很大，国资委工作也是不好做的，这个方面说这么一通话去攻击你，那个方面说那么一通话去攻击你，反正很难把事情做的各个方面都满意。

第五个方面推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因为中央企业内部改革是很滞后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把主业能够突出出来，分离办社会的职能，内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另外推企业的合并。

这么一组工作怎么评价?这么一组工作应该是国资委的启动，实际上国资委基本是站在企业外围，当时我们把这组工作概括成加强外部监管，先看住，看住再说。用这么一组工作启动呢，原因是这么两个方面，就是原先的体制漏洞太多，原先的很多基础性工作没有，就象业绩考核、薪酬这种最基础性的东西，原先都没有人做，所以最基本的东西先管起来再说。第二个方面风险比 31 较小，国资委成立各个方面总是有担心，担心国资委成为婆婆加老板，担心国资委把企业管死。那么这么一套工作站在企业外面，我们不会伸手去干预企业内部事物，所以风险小，这样起步比较稳妥。

下一步的工作，大体上几个方向：

第一个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一个完整的体制现在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建设。需要建设的方面一个是地方国资委建设，我们成立一年多呢，地方国资委比较滞后的，应该呈现上下能够贯通的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还有一个方面是完善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我们出台的很多改革措施需要一个完善过程，比如考核的问题，薪酬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做的，所以需要有一个完善。第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这是一个核心性的问题。如果国资委仅仅定位在看住上，那就意味着企业不能进行调整，这是核心性问题。而现在本身产业结构在变化，市场结构在变化，中央明确国有企业是有进有退，所以仅仅看住的概念是不够的，你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结构调整，没有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做配合就不行，比如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中央企业的特点是大的大，小的小，大的企业的资产能上万亿，小的企业资产就几千万，大的企业有一百多万人，小的企业只有几十号人，有些企业是非常关键的领域,有些企业真是可有可无。比如有一户中央企业主营业务是卖手机,这个是谁都可以卖,谁都可以做,象这种企业完全可以特殊的,但如果没有国有资本的经营预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结构调整,退完以后卖出去应该有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关键是收入和支出，收入哪个方向来,支出往哪个方向去,所以这是国有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比如直接监管的三大航空公司,实际现在都有一个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原先这三大航空公司还可以,但是民航改革时,让 32 每一个大的航空公司都背负了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航空公司,国航背的是西北航,南航背的是北航,而这几个小的航空公司资产质量非常差,现在并进去以后仔细一盘,一塌糊涂,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几个航空公司的资本金不足,资产质量大幅度下降。按说航空公司这样的产业我们绝对应该保的，一个是因为是朝阳产业，以后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另一个是哪个国家都需要几个国家的航空公司与国外的航空公司竞争，因为我们以后航权开放，竞争是很厉害的。现在的航空公司没有资本金，财政说我不负责再给你拨资本金了。那么怎么办，实际上有很多企业手里拿的很多的资金没地用，因为企业的投资机会是波动的，有高峰有低谷，比如做固定电话的企业，如中国电信，前几年非常赚钱，钱非常多，现在中国的固定电话已经没有多少投资机会，可他手上握有几百亿的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一个国有资本金预算能够集中一部分资金，投到应该投的、应该加强的领域，那么国有资本的有进有退才能够实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研究怎么去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方向，即继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二个方向在体制创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一开始是监管到位，先看住，站在企业外围，基本的监管到位以后，实际国资委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个人感觉是站在一个岔路口上，一个方向是不断加强国资委，因为我跟你算帐算不过企业，比如业绩考核制度，我说你明年利润应该三个亿，你说不行只能两个亿，你说出好多理由，国资委根本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我算不过你，我需要加强我自己，这是一个。薪酬的问题也是跟企业讨价还价，实际因为信息不对称，你怎么也谈不过企业，这是一个方向，不断加强国资委，加强国资委和国有企业的谈判能力。

再一个方向通过体制创新，更多的引用市场的东西。我们感觉这条路走不通，再怎么加强信息不对称没法解决，国资委也谈不过去也算不过去，所以向体制创新方向走。体制创新就涉及到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改制的问题，上市的问题，多元化的问题以及国有公司董事会试点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作为第五个问题专门谈，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大。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逐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现在我们对中央企业的要求一个是你自己要突出主业，辅业怎么办，现在有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的政策，859号文件，现在我们也说服中央，分离办社负担，中央企业办社负担开始启动，中央财政出钱。原先的地方分离办社负担都做的差不多了，就是地方不接中央企业的，原因是不同级财政，现在明确中央财政出钱，办社会中央企业可以解决。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现在可以操作，突出主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企业之间的合并，现在主要是自愿，企业谈好了我们给办个手续，但有些企业在不断的施加压力，以后国资委也就是三十家五十家大企业大集团，你自己先找主你们先谈，不行的话几年以后我们自己就动手，这个逐步的加大力度，同时在进行一些资源整合，比如国资委相当一部分中央企业有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作为一个辅业在一个企业里可能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中央企业主业就是房地产，我们排查了一下，中央企业里面有五家主业就是房地产，或者房地产是主业的一个，那们我们现在跟企业发通知，资源作为辅业往外走的你可以跟他去谈，把他并到主业里去，加强主业。下一步我们还要做旅游，好多中央企业都有酒店，好多中央企业的酒店是五星级的，那么这些酒店作为单一的酒店去经营很难经营好，客源也不足，管理也不好，如果有可能下一步把旅游资源集中到中旅和国旅这样的旅游企业里去，把资源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再一个准备探索的一条是在中央企业里培育托管公司，托管公司是两个 34 意思,一个是可以去处臵不良企业不好企业,现在国资委在第一线,尤其是我负责的这一块非常受罪,所有的困难企业由我们直接处臵,由于现在有一些中央企业破产的非常难,而政府的行为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有托管公司去托管重组企业,公司的方式、市场的方式,这是一个作用。另一个作用我们更看重，以后上市准备争取做整体上市，中央企业，因为传统国有企业上市模式因为资产质量不好，要上市总有一大块进不去。所以国有企业上市都是这个体制，上头一个集团公司背着一个存续企业很大的包袱，控股上市公司都是这种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显然不是一个好模式，一个是集团公司可能背不动，另外在体制上也不好，为什么不好呢，我们想通过上市变成公众企业，这个企业的行为都受公众的监督，包括重大决策，但问题是现在这种上市模式放在公众投资者面前的实际是一个木偶，是母公司的融资平台，自身没有任何决策能力，决策权实际在母公司，所以社会公众股东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实际我感觉意义不大，因为他只是母公司弄出的木偶，你说这不行，可以换，真正的决策主体是在幕后，决策主体并没有受到监督。所以这个体制是有问题，以后能够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就整体上市，不留集团公司，不带存续企业，干干净净上去的上市公司，但现在很多中央企业做不到这点，因为国有企业有很多历史包袱，有大有小，如果托管公司能够成气候以后，就这么操作，这个企业上市的辅业、包袱剥出来，自己不要背，剥出来交给托管公司让他去处臵，自己干干净净的往市场上走。如果是整体上市，而且我们考虑中央企业上市模式是争取到境外发一次H股，然后在境内发A股，实际在境外上市的收益是比较低的，同样一个企业股价境外是很低的，境内是炒的因素市盈率很高，到国外上市以后把国外的监管机制引进来，现在国外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对我们企业的约束力非常强，然后在国内上A股，把投资机会 35 同样带到国内市场，要不然人家会说，你们把好的企业都推到境外去了等于把投资机会都让给境外投资者了，境内市场没有好企业了。所以我们感觉比较理想的模式是股权结构中百分之二十几的H股，百分之二十几的A股，剩下国有控股，随着以后的发展也许国有控股还会变动，至少目前形成这样的格局，上头没有集团公司，不带存续企业，我们感觉大股东是到位的，加上国际证券市场监管标准到位，我们觉得对企业的约束应该是非常强的，所以现在有几个中央企业有积极性，我们正在创造条件，往托管公司上转，我们结构调整的余地就更大。以后大体上就这么几个方向。

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央大企业体制构造的一些基本想法 目前中央大企业的管理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加上外部监事会制度。大部分的中央企业是按照企业法注册的国有独资企业，根本没有按公司法注册，所以没有董事会，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大概有二十几个中央企业按公司法注册的国有独资公司，有董事会，但董事会都是内部人，经理班子和董事会班子是高度重合的，实际也是一把手负责制，一把手可能就是董事长负责制了，不是总经理负责制。这样的体制问题是由于董事长或总经理负责制，经理班子的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所以一把手负责制的企业实际上企业是维系在一个人身上，不能够指望这样的企业出现制衡，这样的企业出现制衡是不正常的。经理班子就需要一言堂，有一人拍板，一人唱一个调绝对是不正常的事情，所以这样企业的问题是由于没有制衡决策非常容易出风险，基本上一把手自己拍板，大家不会跟你意见太不一样，如果有点意见也许说一句，听就听，若不听，第二句就不再讲了。因为我是下级，所以企业风险就比较大。这样高度集中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因为跟中小企业不一样，大企业决策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决策要考虑的因素是非常 36 多的，大企业的决策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实际是不太可靠的。比如最典型的，集中度最高的——三九集团，决策一塌糊涂，所以实际现在在做债务重组。

外部监事会制度是有效的，所以有些体制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创新，当时镕基总理要派稽查特派员没有任何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规没有任何依据，国外也没有派稽查特派员的，但派出去确实有效。因为指望内部监事会，指望内部人去监督，指望下级监督上级根本是不现实的，所以外部监事会派出外部监督是重要的。外部监事会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部监事会包括稽查特派员制度对监事会主席个人的价值取向依赖太多。这需要体制上有点补充措施，如果派到企业的是一个非常熟悉企业工作的，对改革非常了解的，思想比较解放的监事会主席，那这个企业真是太幸福了，企业该做什么他支持你，甚至做不到他还要提醒你，你应该这么做；但如果派进一个思想比较僵化的，完全不了解企业的，不熟悉经济工作的，那企业可受罪了，在别的企业都可以很正常通过的，他那就通不过，就给你挑毛病，所以这是对监事会主席选择的问题，实际也有适当制衡的问题。原先的体制是监事会主席到企业去只带着眼睛，只带着耳朵，不带嘴，看完以后回去写东西往上报，按说写的是什么企业是不应该知道的，那么企业就缺乏安全感，所以这个制度需要有些调整。再一个是事后监督，问题已经出了，看出问题可以追究责任，但过程监督没有。所以一把手负责制加上外部监事会制度，这套制度有问题，不是非常完善的制度。

国外的国有企业基本是董事会制度，而且是独立董事制度占大多数，比如有13个董事会成员，内部的执行董事也就两个人，三个人，绝大部分是外部的独立董事。这个制度实际跟国外的国情有关系，我们也不能直接把国外的独立董事制度搬到中国来。37 国外的国情有几点：

第一是以无形资产为抵押的经理人市场非常发达，每个人在经理人市场上实际上都有一个无形资产的评价，比如独立董事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政府聘他到国有企业当董事长，为什么到国有企业愿意当董事长，因为钱并不多，董事、董事长就是董事津贴，他绝对不在乎这点钱的，他说这是一种自我实现，实际这种自我实现要提升他在经理人市场的价值，如果一个私营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被政府聘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那是政府给他非常大的面子，政府看的上他，如果这个国有企业经营的很好，以后他再到另外私营企业去任职，他的价钱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他就升值了，所以这是自我实现，无形资产的升值。如果国有企业没做好，国有企业受议会监督，议会弹劾起诉董事会，证明董事长或董事没有尽到责任，那他就身败名裂，原先那点无形资产都可能赔尽。但以无形资产为抵押的经理人市场中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看不出谁有无形资产。

第二个国外的情况是相关的法律非常的健全。国外的相关法律有可诉性，我们的法律相关的没有可诉性，非常奇怪是比如证券市场上，我们跟证券有一段距离的，不太了解证券业务，上市公司出问题了，为什么没有人去起诉独立董事，按说独立董事就应该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在董事会中，企业不行了，中小股东利益被损害了，为什么中小股东不去起诉他呢？如果真有人起诉他，我想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会尽责。国外这套制度是非常健全的，该负什么责任，该个人赔偿的就要拿钱。责任是到位的。

第三个问题是国外的大公司透明度非常高。大公司一般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个要对社会公开披露，另外国外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养着一大批专家去研究，甚至对企业的研究比企业自己还透，而且不断的把研究报告 38 去公开，所以国外的独立董事用不着自己去找信息，光把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研究报告读一遍，就掌握充分信息，透明度很高，信息比较充分。以上几条，实际国内都不太具备。所以我们研究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般国外的东西。

我们的基本想法是董事会都是内部人绝对不行，必须改变董事会的结构。而且方向必须是外部董事占大多数。如果外部董事不占大多数，董事会就炒不掉经理班子，对经理班子就不能实现制衡。最近有一个很大的突破，不是我们突破的，是汇金公司突破的。因为国有的商业银行要上市，中行、建行要上市，汇金公司作为国有的出资人。现在构造的中行、建行上市的董事会的构成是7：3：3。7个人是汇金公司派进的董事，3个人是执行董事，内部人，再加3个独立董事，那么这个董事会里外部董事占大多数。同时保留外部监事会，但外部监事会和董事会之间有一个衔接，国外象美国，有董事会有外部董事的，没有监事会。但我国根据中国国情，监事会是有效的制度，必须保留，但需要有衔接。董事会的构成下一步大概是这样，内部董事即执行董事不能超过一半，这个现在各个方面有好多不同的看法，我们想一开始可以不做到外部董事占到一半以上，但以后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想法是外部董事是什么人？国资委必须内部有一批职业的董事，专门代表国资委去做董事的一批人。我们现在想用刚退的一批人，企业家，经理人，因为中央企业对退休要求比较严，60岁退休，这些人很多是经营经验很丰富，业绩也非常好。我们想退休后，首先是业绩好，口碑很好，第二个身体很好，第三个自己也愿意干，那么国资委再重新聘这些人作为国资委的董事进入企业，不是在原先的企业，进入合适的企业。再有也可以通过社会招聘，我们感觉社会招聘经营者也许还可以，招聘董事因为以前的董事也就是挂名的，没有真正起作用的，所以到社会招聘 39 一些专门能做董事的人可能不容易，以后这也是一个方向。一个是刚退的企业家，同时为改善董事会的知识结构，也许国资委会聘请兼职董事。比如一个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很多，但企业内部在海外是薄弱环节，是不是可以聘请一个特别有海外经验的人，哪怕是在职的，作为兼职董事进去；比如一个企业金融方面的关系很多，但企业内部没有金融人才，也许可以从金融界聘请一个现在在职的作为一个兼职的外部董事进去，兼职的外部董事主要目的是调董事会的结构，知识结构，把知识结构配和好。所以对董事会大概是这么一种想法，就是最后的方向外部董事占大多数。董事会是国资委派出,董事会有两层,一层是董事,一层是经理。对于董事会实际做两层监督,一是代表国资委对董事会进行监督,监督董事会的程序和规范运转,该开会是否开会, 重大决策是否真正上董事会去会议上决定；第二是董事的个人评价,作为一个外部监事会看一个一个董事是否尽职,具体决策什么跟你没关系,就看住这两点就行了。对经理层，财务的信息、经营上是否规范,把这些信息提供给董事会,不提供给国资委。因为这是董事会掌握信息,评价经理人的重要依据。因为现在国有企业的透明度不够,外部又没有很多人去研究他。比如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之所以很难发挥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不掌握充分的信息。若要让独立董事个人去企业里找信息,那做不到。所以对董事会来说,外部监事会是对他是一个信息方面的支撑.我们想把这两部分衔接起来。

建立董事会之后,国资委和企业的关系也要变,国资委做的最基础的事情要变。一个要放经理层的任命，当然这个也是不太容易做到，如果董事会健全以后，尤其是外部董事占大多数以后，经理层的任命应该交给董事会，国资委不应该再管，变成一种间接管理，当然这是一个方向。我现在没有把握的是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跟这个能不能衔接好。第二个考核要放下去，给董事会，40 国资委去考核企业永远也算不过企业。董事会建立以后，尤其是外部董事占大多数以后，具体给经营层下什么指标不是国资委的事情，是董事会的事情，文件要求每一个外部董事在企业至少30个工作日，至少你比国资委要更多的了解情况，你去跟他谈指标去，那么国资委对企业原先是考核变成一种状态分析。国资委内部原先比如有负责考核的部门或者有专门分析机构研究企业状况，把企业不断的和其他同类企业进行对比，对经营状态进行跟踪。如果发现状态不好，提醒董事会，应该采取措施，也许董事会采取措施了，进行班子调整或者换人；若提醒后，董事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说明应该调整董事会。真正数的考核，交给董事会和经营层去谈，国资委对企业管理变成状态分析，最后结合在经营班子调整和董事会调整上。第三、薪酬管理要下放，经营者的薪酬就是董事会管理，当然国资委应该有政策的导向，大体国有企业要在一个幅度之内，具体董事会去谈。第四、决策权要下放，授给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去决策，同时，责任追究制度要到位。如果董事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说明董事不称职，董事也不能做了。第五，要建立与董事会和董事的一套相关制度。国资委对董事、对董事会与和国资委直接对企业是不一样的，比如要有董事会的报告制度，董事的选择、考核、薪酬的制订等。对董事是比较简单的，如对经营者有套公式算年薪，对董事就是董事津贴，董事津贴也不完全一样，有大企业，有小企业，分几个档，比如四万块钱一档、五万块钱一档、六万块钱一档，在这个位臵就拿这个档的津贴，董事会开会还有会议津贴等等这些方式。我们准备拿七个企业来做，现在基本文件出的差不多了，先起步，难度也很大。难度大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认识并不太统一，设计的制度是不是真比现在的制度好，这个需要通过试点才能说明，另外一个问题是企业一般的讲，不太愿意接受外部 41 董事占大部分，企业说我们最了解企业，外行来领导我们，企业不太接受这个；另外公司治理结构跟现行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结合在一起，有一个衔接的问题。我们想先从派外部董事做起，也许我们一开始不派到一半，但外部董事先进去，所以如果企业的体制是这样构造，那么国资委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往这方面调整，所以现在往下走，从国务院国资委的角度也有许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到底企业体制能调整到什么程度，根据企业体制的调整，调整国资委的定位、功能包括机构设臵。但是我的感觉，对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最关键的是三个环节。第一个透明度，透明度如果能够做到，好多事情都好办，如果透明度做不到，好多事情就没有根基，透明度就包括国有资产管理的各项基础制度，包括监事会。第二个环节是选人用人激励约束，涉及到法人治理结构，涉及到考核、涉及到薪酬。第三个结构调整。如果在这三个方向上我们都能做出一些进展，我想国有资产管理，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就能大大的往前推。

国资委监管企业名单 篇7

合并财务报表则是反映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表。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企业必须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之所以必须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必须全面、客观反映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损益等。 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以下简称“国资监管”)角度而言,此类特殊股权结构企业不能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意味着该企业的资产、负债、损益等不能在投资方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完全体现,从而也就无法在汇总的国资监管企业财务报表中如实反映。 国资监管对纳入合并报表企业的管理与对重要参股企业的管理在管理要求、管理重点、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一旦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可能导致将现有的非单一股东控制的一部分国有企业国资监管弱化或游离于监管之外。

举例来说,如某××公司由A、B、C、D四家国有股东共同投资组建,其中A股东股份40%、B股东股份35%、C股东股份20%、D股东股份5%,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东会会议决议须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等公司重大事项所做出的决议, 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公司董事会由9 名董事组成,其中A公司4 名、B公司3 名、C公司2名,董事长由A公司推荐,董事会选举”“公司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 重大事项方案,必须由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方可通过”。

该公司2014 年末的资产总额200 000 万元,负债总额120 000万元,所有者权益80 000 万元(其中:实收资本60 000 万元);营业收入150 000 万元,净利润20 000 万元。

结合持股比例和公司章程,在××公司中,任何一家股东都不能单独控制该公司。 A、B、C三家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分别采用权益法对××公司进行会计核算,即在2014 年账面反映增加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收益金额8 000 万元、7 000 万元、4 000 万元;在资产负债表分别反映长期股权投资金额32 000 万元、28 000万元和16 000 万元;D公司按投资成本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和反映。

这样核算和反映后,××公司作为特殊股权结构的国有公司,一方面,其最终反映在国资监管体系财务报表中的金额为79 000万元,将有121 000 万元的资产、负债和大量的成本、费用未反映在国资监管财务报表内。 另一方面,由于相关的资产、负债未反映在国资监管财务报表内,××公司的部分相关安排和管理也就可能游离于国资监管体系外, 这种游离有的与未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密切相关,比如国有企业执行的《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国资发评价[2005]67 号):××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其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时应按此文件规定执行,但在要求向主管国资管理部门报备或报批时, 该公司应向哪个国资管理部门申报:A公司主管国资管理部门,B公司主管国资管理部门,所在地国资管理部门? 国资管理部门接报后因该部分资产并未在国资财务报表范围内,如何审批? 这些问题很具体地反映在实际工作中。 虽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流程的制约, 但目前国资监管在许多重大事项的处理上是不可或缺的。 管理的多头,管理的无归属性,必然造成管理的无法落实。

因此, 对于此类由国有企业投资组建或国有股东占主体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采用由第一大股东合并财务报表(若第一、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同,在公司章程约定财务报表合并方)的合并报表处理方式,是适应和完善现有国资监管内容的客观需要。

(1) 《 企业会计准则 》 与中国特色的国资监管应相辅相成。《企业会计准则 》是财政部为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接轨、趋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制定发布的会计技术标准,国有企业是其重要的执行主体。 而国资监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中国特色且极其重要的一项管理,其管理主要对象就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我们的国资监管应顺应《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要求,《企业会计准则》作为技术规范,体现监管意志,也应考虑我国国资监管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完全照搬国际惯例、国际准则,二者在中国经济发展大势中应相辅相成。

(2)纳入合并报表与这类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不相悖。 纳入合并报表仅是一项财务报表管理要求, 因合并报表而具体化的国资监管要求,并不影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企业依然是独立的法人,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进行公司治理。

(3)合并报表内容将进一步完整。 通过对这类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的财务报表合并, 避免将一部分以国有股东为主体的非单一股东控股企业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而未被纳入国有资产统计范畴,财务报表内容将进一步完整。

(4)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并完善对这类企业的国资监管力度。这类企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相关的国资监管政策才能实现更好的落地,才能更有效地得以执行。

大国资监管构想 篇8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完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机制，完善国有金融资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监管体制。同时，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这是“十二五”规划要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临管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最新表述。

为学习和贯彻“十二五”规划关于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要精神，进一步厘清社会各界围绕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种种争议，指导和推动当下的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本刊记者特邀请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监管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解读和探讨加强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重大课题。

国资系统新涵义

《国企》：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及国资委的种种争议非常之多，尤其是某些学者提出要卖掉国有资产，推行私有化。您如何客观看待这些争议?

刘纪鹏：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证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国有资产比重与西方国家相比要大得多，像某些学者主张的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把庞大优质的国有资本存量快速卖掉，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无论从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从f11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稳定性出发，都应在一个较长时期继续保持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

国资委是中国在探索市场经济和创新公有制模式之间搭建的一座有中国特色的桥梁，它是长远的战略之举而非一时之权宜之计。通过建立国资管理体系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既是圈人在尊重国情基础上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所在，又是世人总结“中国模式”成功的核心内容。

中国国情决定了现实中一个履行统一监管和基础管理的国资管理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便现在的国资委更名为中投二号一类的企业集团公司，在其之上也仍然需要有一个机构履行对国有资本的统一监管职能。

《国企》：结合实际，您能否具体谈一下国资监管模式和国资监管机构的功能界定问题?

刘纪鹏：中国庞大的国有资本和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决定了不能没有国资委这样一个对国有资本实施统一监管的部门。然而，在近几年的改革历程中，无论是相关法律，还是国资委内部的文件与讲话精神，更多地是强调其对所属企业的出资人地位，一味向“淡马锡”公司式的资产管理公司学习，淡化了全国一盘棋背景下统一规划布局的监管者身份。

我认为，将国资委当上市公司出资人作为工作目标，热衷像中投公司那样作部分央企的股东，是无法履行对国有资本实施统一监管职能的。中国庞大的国有经济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地位决定了中国的阁资委绝不能走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国资经营模式，即便是中国的中投公司，也只能是理想状态下国务院罔资委实施统一监管的对象，那种要把国资委简单定位为“中投二号”的提法更是本末倒置。

2009年5月实施的《国资法》赋予了多个部门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职能，这些部门与国资委出资人地位相同。如果国资委只作干净的出资人，很可能使其演变成一个事实上的企业集团。

如果国资委热衷于与国有独资集用公司和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争夺国有出资企业出资人地位，却使全国国有资本统一监管者的主体缺位，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建立在分散产权主体基础上的多部门出资人监管，不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本级政府国有资本总龄、结构、变动的掌握，更重要的是无法在国家范围内国有资本进行统一战略规划布局、实施有进有退的结构调整。

《国企》：您似乎在强调国资委作为出资人、所有者和监管机构的不同，那您的具体建议呢?

刘纪鹏：出资人概念与所有者概念内涵不同，因此，需要在政府与企业间构造出一个出资主体，作为民事行为的终极代表，通过建立出资人制度将政府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身份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分开。在此结构下，由政府作为所有者，由这一机构作为政府的出资人代表，二者之间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

在此，我们提出了国资委系统这一概念，具体说国资委系统包含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行使国有资产统一监管职能的国资委；第二层次是指履行直接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在这一国资监管架构下，国资委未来在国资体系中定位为以终极出资人身份成为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主要负责监管国家出资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定位为直接出资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多元微观载体。这一制度安排在国资法框架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国资委的监管连贯性。这就由现在的国资委一身二任，变成两身二任，适度分开，合理分工，同时出资人与监管者职能在周资委系统内实现统一。

因此，建议区分国资委与国资委系统，构造“代表团长一教练员一运动员”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就相当于国家队体制的运动队中国坚持国家代表队体制，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充当赛场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定位于国有资产的监管者，制订规则并监管国家出资企业，通过规划布局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战略性地配置国有资本，是名副其实的；在团长之下，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充当赛场上的“教练员”。同家出资的实体企业定位于国有资产的具体运营，通过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充当赛场上的“运动员”。大国资统一监管

《国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包括經营性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等全部国有资产的监管体制机制，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建议?

刘纪鹏：我认为，经营性国有资产不必要分金融和产业，国务院国资委应该对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统一监管。

目前，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范围又是100余家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而中央层面的其他行业如金融业以及其他80个部委下属的5000多家营利性国家Ⅲ资企业均未在其监管范围内，将金融类困有资本和产业类国有资本截然分开，甚至在产业类国有资本内部也条块分割，各司其责，导致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全面地履行监管职能，给国资监管一盘棋带来诸多不便。

由于过于强调国资委出资人地位，导致现实中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统一由国资委作为我国产业领域和金融领域里的国有资本出资人体量过大，可能导致垄断、发生金融和产业间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提出从出资人角度，不应由一个机

构来对全国国有资本履行所有者职责，但由于国资委监管者和所有者一身兼二任的定位，直接导致现实中在划分不同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同时，把统一监管割裂了。

目前，国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非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财政部门主要负责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管。尽管从所有者角度有一定道理，但从统一监管角度这样划分并不科学。西方国家没有统一的国资委体制，对于少量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有资本通常由财政部代行管理。但我国国有资本存量巨大，财政部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却去履行金融国有资本出资人的职责，在体制上不顺。此外，无论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趋势看，还是从金融企业混业经营、投资实体企业的特点看，金融资率与产业资本都无法严格分开，例如国家电网公司、宝钢公司投资参股建设银行，中投公司投资保利协鑫和海外石油项目，首钢集团控股华夏银行等等。因此，国有资本的分部门监管难以适应产融结合的大趋势。

上述问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资委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者，一身两任。在下一步中应从国资委一身两任变成国资委和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两身两任，即国资委作为统一监管者只有一个，国有资本经营公司作为履行对实体企业的直接出资人，可以有很多个。我认为，国资委应成为产业、金融等经营胜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履行对各大行业，包括金融性、产业性和垄断行行业，以及文化體育等方面国有资本的统筹监管。国务院只能有一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它下面，再设立中石油、中石化、中投、汇金、烟草、铁道、电网等若干个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本的国有行业性的大的控股公司。国资委定位为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跳出小国资委的局限，进入大国资委的范畴，履行对全国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本的统一战略规划布局、统一国资预算编制、统一监督管理与考核、统一国资基础管理等重要职能。

预算分立的趋势

《国企》：“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健全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您如何看待这方面的问题?

刘纪鹏：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资管理的重要内容，国资委将国资经营预算管理权拿到手中，全国统一监管者的格局才能形成。现在，国资预算由财政部纳入政府公共预算统一向人大汇报，这引发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众多问题，包括地方层级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企》：那您主张将国资预算和财政预算分开编制吗?为什么?国资预算扣公共预算有何法理意义上的差异吗?

刘纪鹏：我认为，首先，中国的预算体制不能照搬西方，西方的预算体制不包括国资预算。其次，国资预算与公共预算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二者应由不同部门单独编制，但目前我国国资预算仅为和烟草公司、中投公司同等成为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国资预算不能独立出来，而是完全并人财政系统，成为公共预算之下的一个子预算，这是值得商榷的。

国资预算是指国家凭借出资人地位取得投资收益和资产转入收益，包括国家出资企业上缴的利润、国有股份红利收益、国有资本产权转让收益等，并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准则和根据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控制力考虑，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关键行业的资本经营性预算，侧重营利性，通过筹资—投资一收益分配一再筹资的循环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因此，国资预算的法理基础是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出来的收益索取和支配权(私权利)，同资预算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体现国家的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

公共预算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身份向社会各经济主体征收的税收取得收益，主要用于社会公共支出，侧重公益性，不以营利性为基础，通过收缴一运用一再收缴的循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追求社会福利目标。因此，公共预算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公共权力及其派生出来的对国民经济收入的分配权(公权力)，公共预算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体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国资预算管理的对象是国有资本收益，而收益是出资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之一，属于私权利；政府公共预算管理的对象是税收收入，是国家凭借行政权力征收的，属于公权力。私权利和公权力的法律属性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对应国资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的管理方式也应不同。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时，其对国家出资企业享有的权利与普通所有者对企业享有的权利性质上并无不同，都属于股东对企业享有的“权利”而非“权力”。同资预算作为私权利下的制度安排，应与公权力下的公共预算相区别。

《国企》：预算的分立会否产生新的问题?国资委和财政部分别扮演何种角色呢?

刘纪鹏：国资预算编制能否独立，实际关系到中国改革是沿着搭建市场经济和公有制桥梁的长久之计。独立于公共预算的圈资预算有助于将国有资本的运营从政府社会经济运行的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实现政府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有利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综L：所述，考虑到国资预算与公共预算形成的机理与目标不同，应将其分开由不同部门编制，保持二者相对独立，国资预算的编制范围应涵盖全部经营且营利性的国有资本。

建议在国资预算试运行期满后对部门分工进行调整，过渡模式下由国资委作为图资预算编制主体，负责预算收支的具体编制；财政部门作为国资预算监督主体，负责预算汇总与监督。目标模式下国资部门和财政部门分圳向人大上报各自编制的预算，围资部门报送营利性的图资预钎：，财政部门报送公益性的公共预算。在此基础上，公共预算财政主体与国有资本经营主体之间存在着税收缴纳关系，应通过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和国资预算的资本性出，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国家出资企业做强做大，反过来通过增量税收为财政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