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信仰随笔（推荐3篇）
——塞尔努达
这无疑是一个棘手、复杂的问题，它连接着诸多关于人的根本命题，宏大且深刻，于我都是极不擅长的。但我还是斗胆写出了这个题目，并借用马雁所说的“冒着生命危险”来谈论它，更多的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深深地在我的心中给我雷电般的刺触。
诗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时时困扰着我，尤其当我从十八岁起离开宁夏中部那个穆斯林聚居的小县城去外地求学、游荡开始，我在“汉化”与“再回化”交汇的浪涌中一次次审视自身的位置和身份，但终究还是觉得处在漂移与断裂的暧昧之中无法挣脱，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宿命。我面对着一次次自我的危机，徘徊在信仰的悬崖边上，有时我厌烦禁锢在我的身上的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需要它们的呵护。我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刻板、乐于说教、不通情理的信教者，更害怕我变成一个不讲究洁净、堕落与无信仰的人，因为我知道，如果那样的话，那唯一与永恒的造物主会彻底厌弃我。
我对信仰的追求，就是洁身自律与恰当和及时的爱。（这似乎不算太高，但实在太难了。）
诗是无法替代宗教的，起码不能替代xx在我心中的位置，更无法替代我个人的信仰。（这不得不说有某种隐秘的前定因素，但也有我后来自觉的再确信。）同时，信仰也无法替代诗在我内心中所占据的地位。它们之间是一种含混、纠葛、统合与辩证的存在，但不会是等同的关系。诗与信仰之间，也没有主次之分，它们对于我的生命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缺一不可，正如每一种脏器对人生命的重要程度一样。在今年成都的一次诗歌活动中，我与同行的几位诗友也谈起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交流是必要和愉悦的，那会让你学到一些别样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促使你更进一步地去思考诗与信仰的关系。
信仰是可以在诗中展现出来的，比如我在诗中，会有意选取一些在xx中具有丰富宗教内涵的事物（比如“水”、“无花果”等等）来深化诗中信仰的元素，虽然这只是达到了一种初步的艺术诉求，但仍然是我内心中对这些事物及造物主的无限之爱的表达。帕斯说诗人是“世间博爱的镜子”，我认为，把这句话的主语换为“信仰者”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在某种层面上，诗人与信仰者是互通的。在现实中，诸多的束缚与教条都在压抑着人内心中的爱，许多信仰者为此失去了那份最珍贵的“伊玛尼”（即伊斯兰信仰），他们变得庸俗、胆小、刻板，在自我的世界内作茧自缚，终于使生命枯萎下去。可以确定的是，人在信仰上的探寻与他在诗中的探寻同样艰难与漫长。有时，它们二者共同构成对人的压抑；有时，它们又互为翅翼，以新鲜和清晰的面目出现在人的面前。
在诗中，有意无意地坦白自己的信仰是自然的事情，毕竟一个信仰者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然而，如果将这种信仰以说教的形式在诗中呈现出来则是极其有害的。这其中，还是需要一定的技艺与某种高明的手法。有时候掌握这种诗艺甚至比你一味地去坦陈自己纯真的信仰还要重要。说实话，我从一些过去的和现在的伟大诗人那里汲取了无数的写作方法（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有时候我也很赞同布鲁姆与艾略特的一些说法，但还是觉得在巨大传统影响下的个人的创作仍然是一个新的星系。你的经验、情感、困惑和诗艺跟任何人的都不尽相同，因此，在诗中的探寻是一步步地与形塑灵魂的过程紧密结合的。但诗与信仰还是有着无法遮去的差异，只不过你在它们二者之间总会遇到互相递升的某种时刻，那时便是你与造物主共同漫步的一瞬间。
虽然爱着那唯一而永恒的造物主，但当我与其他非信仰者在一起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自己与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差异或特殊的地方，尤其在与同代的青年诗人在一起或阅读他们诗作的时候，我似乎还有一种精神的愉悦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愉悦感比我与那些不写诗的信仰者在一起的时候似乎还要强烈。因此，我觉得在诗的层面上，人是有必要去倾听他人的批评或与他人交流的；而在信仰的层面上，人是无需与他人交流的，你唯一的交谈者只有造物主。尽管诗与信仰都是纯粹的个人内心的精神活动，但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及方式，如何去处理好它们二者，不至于顾此失彼或陷入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确实是一门考验人的学问。（现实中，我见过许多的穆斯林青年一旦创作或搞艺术，便不再信仰自己的主，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不可信的、太落伍等等，荒废了自己的信仰，实际上这是他选择的自由，但也有可能是他从来都没有体验到造物主对他所施予的爱。）但，在诗与信仰之间，还是具有许多复杂与深奥的情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信仰与诗并不是相互冲突的，也不仅仅是那种一味在诗中赞美造物主以体现自己信仰的关系，它还具有多种纷繁的样态，它完全依循不同的个人在诗与信仰之间所探寻的道路。
然而，说这么多，我连自己到底算不算一个信仰者仍无法确定，也不知道自己够不够得上是一位诗人。但我惧怕并爱着造物主，爱着自己，爱着一切我所喜悦的人们。我匍匐在巨大的岩石上，细心寻找那些被遗忘在石缝中的小花，闪电打下来，我也无法挪动，因为只要我一起身，那岩石就会粉碎，而我就将会跌入那道深不可测的渊谷。信仰给予我确信，而诗则教我怀疑。我处在两难的境地，并造就着自身的分裂与异质，失败与狂喜，矜持与兀傲。但我仍然不会放弃同时对缪斯与造物主的不屈不挠的热爱。
正如信仰一样，诗也是需要不断被确认的，不断地在每个人的内心反射出一道道新的光束。于是，那些伟大的诗篇便如雨水一般持续地降临在不同时代的人们那里，给被贫乏、苦闷与孤独所压抑的人以无与伦比的启示。在阅读塞尔努达写给洛尔迦的悼诗时，我尤其体会到了这种如大海一样广阔的启示。它让人一下子就跃入到了另一层世界，并在那里看到了圣光般的事物。我期待这样的诗出现，如同期待在夜晚向造物主坦陈自己的罪过与悲伤一样。它们都使我变回纯洁，并重新具有一股崭新的生命力。正如我在《黑天鹅》一诗中写过的：“我渴求那些超越的事物来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人生就这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出
每天都被忙碌而重复的工作占据着
每天都是身心疲惫
而每天都不知所踪
不知从何时
爱上了一杯酒
喜欢飘飘忽忽的`感觉
释放压抑的心情
可然后呢?
“你这样缺乏理想”
“你这样不知进取”
“你就是一个废物”
我竟无言以对
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工作
我就是在稳定的圈子里真正做到了“稳定”
无奈……?
当每天看到朋友圈那饱满的激情，我竟无以心动
所以，我就想到了信仰这个词
对于在这个物化的社会里
信仰也是被物化
一个精神的东西变得更加物欲
幻化成了钱、幻化成了上位、幻化成了各种各样的……
可能我太过悲观，也可能我太过肤浅
因为这是我的层面，我要诉说我的真情感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卢梭讲这句话时，人类正在从封建专制的黑暗迈向资本主义黎明的启蒙时代。这是人类对自由的向往。西方自由思想传到中国，是近现代的事。严复于1895年2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析。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善技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论，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邢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云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把科学(黜伪崇真)与民主(屈私为公)看做西方近代文明的“命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称得上是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而把西方行科学与民主而常通，中国行科学与民主而常塞，归结为是自由与不自由导致的差别，这更非一般略通西学者所能言，而至今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然而，追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们会发现：中国虽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及至清廷的“文字狱”，但是古代中国人在精神信仰方面却是最自由的。因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可供信仰的思想资源极其丰富，这就是中国博大精深、综罗百代的儒道佛思想。当一个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没有信仰时，我们大可不必当真。中国人是最有信仰精神的：入世的信仰有儒家，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出世的信仰有佛教，可以看破红尘、不问世事，潜心修佛;介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有道教，可以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而且道教还主张入世可以佐国扶命，出世可以修道成仙。除了个别年代，中国人终其一生精神信仰都是自由的：得意了可以追求成为儒家的圣人，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失意了也可以追求成为道教中的隐者，可以长生久视，羽化成仙;绝望了还可追求成为佛教的佛陀，可以大彻大悟，普渡众生。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儒家是这棵大树的主干，佛教是这棵大树的枝叶，道教是这棵大树的树根。具体说来，“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内涵比较复杂，具有多重涵义，可以是爱，可以是公，也可以是人。儒家主张“修仁以成圣”。什么人可以成圣呢?儒家的回答是：人人皆可成圣。所谓“欲仁而得仁”，“得仁”，你是圣人;尚未“得仁”，你是潜在的圣人。“道”是道教的核心信仰，“道”的内涵玄远缥缈，“道可道，非常道。”但“道”有一个基本内涵是“顺任自然”。因为老聃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人可以成为道教的神仙呢?道教的回答是：凡物皆有道性。得道，你是神仙。尚未得道，你是潜在的神仙。佛教的核心思想是“涅槃”，其基本含义是解脱轮回而成佛。哪些人可以成佛呢?禅宗六世祖慧能讲“凡夫即佛”。觉悟了，你是佛;尚未觉悟，你是潜在的佛。因此，中国人从理论上说都是潜在的圣人、神仙、佛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