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的合法化辩论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辩论（共3篇）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辩论 篇1

正方：

We think it’s necessary.On one hand, we can save our limiting medical resources for those who need treatment than any other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keep patients from endless paint.我们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可以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给其他更需要的治疗的病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解脱这些受着无尽的痛苦的病人。

补充观点：

1.Euthanasia can release the stress of the society, if the patients can’t do any contribution.如果那个病人无法做出任何贡献，那么安乐死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2.Euthanasia can free the patients who are under heavy paint.安乐死可以解脱那些正承受着巨大痛苦的病人。

3.A person’s life belongs to himself, he has access to end his life.一个人的生命属于他自己，他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

反方：

I think we shouldn’t make euthanasia legal.Otherwise, some people may commit suicide through this way, which offer them an easy way to die.In addition, it can be an legal way to deprive(剥夺)people’s life, for those who have evil intentions.So, I don’t agree this point.补充观点：

1.Euthanasia is a rejec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human life 安乐死是拒绝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1.The poor will truly be killed by poverty through euthanasia, because of no money for treatment.穷人会真正地被贫穷以这种形式给杀死，因为没钱治疗。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辩论 篇2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合理性,医疗制度

“安乐死”, 从字面上理解即是“快乐的死亡”。死亡都变得快乐的背后是活着的极端痛苦, 当一个人身患绝症, 每日每夜面对的只有病痛的折磨、希望渺茫的治疗、亲人的泪水以及自己无休止的挣扎与绝望时, 死亡对其而言真的不失为一种欢愉, 一种解脱。然而, 由于安乐死被滥用的历史以及安乐死理论本身存在的争议, 多数国家至今仍未将安乐死合法化。虽然世界各国对安乐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身患绝症、极度痛苦但又不具备自杀能力的病人采取同情的态度, 他们支持安乐死并认为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这说明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 但也存在现实困难。故此, 本文拟分析安乐死合法化主要理论支撑, 并通过探索台湾《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通过的医疗背景, 说明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困境。

一、安乐死的概念

探究安乐死问题, 首先要明晰安乐死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 理论界存在诸多争议, 有广义、中义、狭义三个层面上对安乐死的解读。其中, 笔者赞同狭义的安乐死观, 即安乐死只能是病人因重大不能治愈的疾病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极端痛苦, 自愿放弃治疗或真诚委托医生采取某种保障尊严的医学措施来加速死亡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也采用了这种观点。狭义的安乐死观尊重病人的意思自治, 将非自愿的安乐死排除在外, 它是基于安乐死必须以个人选择的价值理念为基础, 严格限制了安乐死的实施范畴, 保障了病人的自主权益。

二、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一) 人权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争论的核心在于人权之一的生命权。关于生命权, 有两种理论———生命质量论和生命神圣论。采用狭义安乐死观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认同生命质量论, 即人类拥有生命权, 既包括生的权利, 也包括选择死亡的权利, 人类可以因自己的生命尊严遭到破坏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生命圣神论认为人类没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 人的生命是圣神的, 任何人不得违反神的意志而随意侵害生命, 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实践中究竟应当采取何种论点, 理论界意见不一。支持生命质量论的学者大多是从人性和生存现实两方面来论证该理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 人的天性使其追求有尊严的幸福人生, 拒绝虚无而无谓的生活。当痛苦和绝望来临, 选择死亡的权利作为生命权的一部分符合人性的需求。其次, 生命权也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 “现实生活的状况从外部制约着人权的理想”。难以忍受的痛苦和人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被破坏是病患的生存现实, 无视这种痛苦而“一味地坚守非理性的习俗或是冰冷的形而上理念, 是对人类的伤害。”支持生命神圣论的学者则认为, 虽然人类的生命不是由神所控制的, 但人类仍不能享有完整的生命权, 因为人的生命不仅属于个人, 也属于家庭、社会甚至国家, 人不能仅凭一己之私随意侵害。

笔者认为, 生命的确是圣神的, 但是不能将生命的神圣局限于外在生命的延续, 生命的神圣还应当在于人的尊严和对知识、财富的创造性。人活着不是一种遵守神的意志的义务, 而是一种人权, 一种生而为人所具有的权利, 人们选择死亡的权利并不是对生命珍贵性的蔑视, 通过生命的自主更能体现生命的价值。因此, 人们可以因生命价值的毁灭而自愿结束生命。所以, 笔者认为生命的圣神论和生命的质量论并不完全冲突, 生命的圣神性与人的尊严共同为安乐死合法化提供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基础。

(二) 法理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个立法者通过立法对安乐死予以认同的过程。因此, 安乐死合法化的实现还必须以立法者所认同的法律理论作为支撑。首先, 人具有意志的自由, 法律对于基于自由意识下个人选择的自杀往往并不以犯罪加以苛责。而安乐死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自杀行为, 是病人在面对病痛折磨、社会价值丧失时基于自由意志的个人选择, 所以法律也应当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 对病人的选择予以尊重。

其次, 安乐死的实施行为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根据犯罪构成三要件说, 一个行为要构成犯罪, 必须具有该当性、有责性以及违法性的特征。安乐死的实施者是为了满足病人的需求, 帮病人摆脱病痛的折磨, 因此并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恶意, 即不具备犯罪行为的有责性。并且, 根据宾丁的观点, 在面临即将痛苦地死亡时, 以其它无痛苦方法取代这种死亡, 是“纯治疗行为”, 安乐死作为“纯治疗行为”之一, 因并未侵害病人的法益, 也无实质地违法, 法律不应当禁止。

三、大陆与台湾比较之下的大陆安乐死合法化困境

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大陆, 安乐死合法化仍然存在诸多困难。我国的台湾地区于2011年1月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对安乐死进行了有限制地合法化, 打破了安乐死的藩篱。而大陆地区虽然自1986年首例安乐死事件发生后广泛讨论安乐死合法化议题, 但至今尚无定论。为什么大陆在现阶段无法效仿台湾将安乐死逐步合法化呢?主要有两个因素。

(一) 台湾拥有极其健全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

台湾推行全民健保, 几乎所有居民都被纳入了参保范围, 并且病患的资料包括是否有放弃治疗的意思表示———“安宁缓和医疗意愿”都记录在健保IC卡中, 这种便捷的患者信息统计方式为安乐死制度的实施提供了现实条件。而大陆人口众多, 全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至今仍未完全实现, 医疗保障水平不高, 且城乡差距太大, 乡镇的医疗水平仍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这离安乐死所需的医疗制度的基础条件, 即先进医疗体制的建立仍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二) 台湾的医患关系相对稳定

台湾地区医师的精湛医术及良好的医德使得社会公众对医师较为信任。并且, 台湾地区医疗资源分配均衡, 截止2000年, “台湾基本形成了由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及基层医疗单位构成的医疗网框架。”这种均衡的医疗资源分配, 使得台湾居民就医相对便捷, 且医生与病人之间相对熟悉, 较为信赖。除此以外, 台湾地区注重第三方的积极作用, 社工组织、媒体等不仅起着监督医院的作用, 还对医患纠纷的解决起着促进作用。反观中国社会, 由于人口众多, 除了在小的乡镇医患联系相对稳定外, 大城市的医患基本是陌生的, 因此医患之间建立友谊关系并不容易。其次, 我国医疗具有极高的误诊率, 这不仅加剧了医患矛盾, 也使安乐死的实行变得极其危险, 如果被诊断出有绝症而被实行安乐死的病人其实根本没病, 那么医生真的就变成了“杀人凶手”。较高的临床误诊率、不健全的医疗体制以及较低的医疗水平使中国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袭医和杀医案层出不穷, 而安乐死需要病患与医师之间的相互信任才能合法、有效地实施, 如果没有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作为基础, 即是安乐死合法化了, 也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医患纠纷。

纵观上述阻碍安乐死在大陆合法化的因素, 我们会发现大部分都是暂时性的。安乐死合法化在大陆并非永远不可实行, 只是目前, 我国大陆地区仍不具备实行安乐死合法化的政治、经济、法律条件。但是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 医疗、法律各方面制度的完善, 安乐死会为大众所接受, 安乐死合法化也会在我国大陆地区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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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问题探讨 篇3

我国首例安乐死案发生于1986 年, 王某的母亲夏某长期患病, 病情恶化。得知母亲已经没救的王某要求主治医生蒲某施用药物并且表示愿意签字承担责任。之后蒲某指示医生护士对患者两次用药, 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 最终促进了死亡。其母死后, 王某和蒲某被告上法庭, 检察院认为: “被告符合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基本特征, 构成故意杀人罪。”法院认为: “家属王某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其母的生命权利, 但情节轻微, 危害不大, 不构成犯罪; 医生蒲某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 但用药量属正常范围, 不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 不构成犯罪。”最终, 宣告被告人王某, 蒲某无罪。

2013 年, 67 岁的叶某被查出癌症晚期, 疼痛难忍求死。她和老伴说: “送我到江里去, 这事一定要听我的”, 老伴只得将其送至江边, 沿着江堤哭送。法院判定这名“助妻”死亡的老人犯有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4 年。上述两个案件具有相同的本质, 但判定的结果却相差甚远,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缺乏准确的法律依据。这种判定结果不同的情况并非少数, 安乐死案件由于缺乏具体规定, 导致裁决人员的主观性发挥了很大一部分作用, 判定的结果不一。因此, 到底应该如何审视与判定安乐死, 是否能够达成有关安乐死合法化的统一标准, 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安乐死概述

( 一) 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一词最初起源于古希腊文, 意思是“幸福”地死亡, 其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停止治疗, 另一种是使用药物。安乐死至今并没有完整统一的定义与分类, 在这里, 按照死亡方式的不同暂且将安乐死划分为两种: 消极安乐死与积极安乐死。消极安乐死是指医生中止对于没有救治希望的患者的治疗措施, 任由患者自行死亡, 这种死亡方式被普遍认为不存在构成故意杀人罪的问题, 因此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积极安乐死是指医生采用某种方法加速患者的死亡, 目的是为了减轻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的痛苦。

( 二) 安乐死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1935 年, 英格兰成立了英国志愿安乐死团体, 随后, 美国、荷兰、日本与德国也先后成立了志愿安乐死团体, 人类对于安乐死问题的关注度在不断增加。

2001 年4 月10 日, 荷兰议会上院通过了《安乐死法令》,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6年, 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 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 包括协助自杀。2014 年1 月, 美国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宣布:一位具有行为能力的病危患者选择死亡援助是宪法赋予的权力, 授权医生开具具有致命性的处方药物。

从现状来看, 虽然将安乐死明确予以合法化的国家或地区仍属少数, 但承认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地区和民众的数量在逐年上升, 安乐死合法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安乐死合法化现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

首先, 安乐死合法化是尊重人权的需要。人的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患者在濒死的状态下通过医学手段减轻自己的死亡痛苦, 这与人道主义原则是相符合的, 也体现了人类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其次, 安乐死合法化是减轻家庭负担, 节约医疗资源, 提高利用效率的需要。在有些情况中, 大量医疗资源被投入来设法推迟死亡, 加剧了患者的痛苦, 最终仍无法避免死亡, 这不仅加重了患者家庭的痛苦与负担, 也加重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在医疗水平极其不平衡的中国, 将集中的医疗资源平均分配到有救治希望的患者身上去, 提高利用效率, 是医疗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最后, 安乐死合法化是顺应民意的需要。2010 年, 有研究人员调查分析了北京地区的安乐死社会心态。调查结果显示, 79. 2% 的民众赞成积极安乐死, 12. 1% 的民众不赞成, 8. 7% 的民众持中立态度, 其中医生对积极安乐死的赞成率最高。与前几年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调查数据相比, 近些年来民众对安乐死的赞成率呈上升的趋势, 安乐死合法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 一) 安乐死合法化的刑法学依据

以《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为依据, 实施安乐死似乎不应被判为有罪, 为饱受病痛折磨的濒死患者实施安乐死, 是家属及医生以及患者本人减轻死亡痛苦的一种方法选择, 这无疑与杀人行为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野村稔在《刑法总论》中说到, 实施安乐死这一行为缺乏违法性, 而违法性是判断犯罪成立的三个构成要件之一, 因此, 安乐死并不符合判断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

( 二) 安乐死合法化的民法学依据

从民法学角度看, 医患关系是建立在民事法律合同这一基础上的, 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两个原则是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 当救治无望的患者在濒死的情况下想要减轻痛苦申请安乐死时, 也就是在申请民事合同的变更。民法规定, 经当事人双方同意, 可以就原合同的内容进行补充或变更。如果医生同意了患者的要求, 那么民事合同的变更就已经完成。此时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这一行为, 是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 是完全合法的。因此, 实施安乐死这一行为在民法学上拥有充分的适法性。

( 三) 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权法学依据

1992 年, 一直争取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身患绝症的罗德里格斯太太在加拿大的一个听证会上说了这样一段话:“各位先生, 我想问你们, 如果我不能批准自己去死, 那么我这个躯壳的主任是谁? 我的生命究竟是谁拥有的呢?”这段话将安乐死置于人权法学的研究领域。如果患者申请实施安乐死, 那么本质上就是对自身生命权的放弃, 那么人类是否有权放弃生命权?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认为, 人无权放弃生命权, 协助安乐死更是对他人生命权利的侵犯。按照这种观点, 那么现实社会普遍存在且合法的人工流产又该如何解释? 人工流产是对胎儿生命的中止, 在本质上同样是对生命权利的侵犯。更重要的是, 人工流产与安乐死相比缺乏了最重要的一点, 即生命权拥有者的主观自愿。从这一角度看, 安乐死合法化的适法性比人工流产更强。

五、安乐死合法化的阻碍

第一, 安乐死合法化触及了很多法律的相关界定。以刑法为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危害社会的行为, 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 都是犯罪。一部分观点认为, 实施安乐死是一种侵犯生命权利, 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 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安乐死的合法化, 无可避免地会使一些不法分子乘机作出一些以安乐死为表象的实质杀人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刑法禁止的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失去控制。

第二, 安乐死合法化违背了伦理道德。从传统医德角度看, 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 安乐死合法化违反了传统医学伦理和医生的职业道德。传统伦理观的孝道主张“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 安乐死行为显然破坏了血浓于水的家族纽带。

第三, 安乐死合法化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 中国社会法律体系不完备, 安乐死合法化缺少相应的法律保障; 其次, 中国国内地区之间在经济、文化、医疗条件、道德观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对于病人临终情况的判定、对于实施安乐死的具体方法的选择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安乐死会由于这种地区差异而失去其合理性。

第四, 安乐死实施对象的判断标准模糊。有刑法学者认为, 安乐死中的不治之症的标准本身难以界定, 且当前的绝症极有可能在未来找到治愈方法。日本的研究人员通过长达7 年的研究发现, 60% 的植物人都有重新苏醒的可能, 因此, 安乐死也不能随意施用于陷入昏迷的脑死亡患者, 安乐死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阻碍医学技术的发展和提高。

六、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建议

根据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来看, 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其阻碍也不容小视。针对安乐死合法化存在的诸多阻碍, 其立法应附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来规避这些问题, 从程序上保障安乐死的合法执行。

( 一) 申请程序

1. 申请对象

安乐死的申请对象必须是现代医疗技术确定无法治愈、已进入不可逆的死亡过程并且承受着巨大痛苦的患者。其中, 对于意识清醒、有行为能力的患者, 必须由本人亲自提出申请, 他人无权代替申请; 对于陷入昏迷且经过专业医疗程序认定为无恢复意识可能的患者, 可由两名及以上利害关系最小的亲属与主治医师联合提出申请。

2. 申请条件

安乐死申请必须按规定的申请模式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书中必须提供和申请安乐死相关的各类信息, 包括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确诊后形成的医疗报告、精神报告等医疗原始资料, 以及患者家属与治疗医院对于患者实施安乐死的意见等等。

( 二) 审查程序

审查程序应包括专业审查和司法审查。专业审查由指定的权威医疗部门负责, 对患者的医疗状况、精神状况进行二次确诊, 作出鉴定报告, 专业审查通过后才能进行司法审查。司法审查由指定的法院组织人员对鉴定报告进行审查, 审批通过的开具批准书, 审查不通过的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拒绝原因, 安乐死申请者有权申请复审。

( 三) 实施程序

1. 实施主体

安乐死必须由达到一定级别的医院中的具有一定资格的医护人员进行操作, 医护人员必须事先得到审查部门的授权且操作人数达到两名及以上。

2. 实施方法

安乐死的实施方法应以非暴力的形式、最小化患者的痛苦并能快速死亡为标准, 对实行的方法、选用的药物及剂量等予以明确规定。

( 四) 违反安乐死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承担

对于擅自施行安乐死的情况: 若家属或医护人员在未经申请或审查未通过的情况下对患者实施安乐死的, 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按主观善恶斟酌量刑; 若以卑劣手段迫使患者提出安乐死且得以实施的, 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从严处罚。

对于审查机构未认真履行职责导致重大医疗事故、实施人员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违反规定的操作方法的, 应以玩忽职守罪论处, 按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罚。

综上所述, 安乐死合法化作为一个讨论多年未果的话题, 其涉及的领域非常多, 复杂程度大, 各种原因导致安乐死的立法研究一直止步不前。但无论困难多大, 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立法者不能因为安乐死过于复杂就回避其立法问题, 而应该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考虑社会现象的发生以及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 积极研究安乐死合法化问题。安乐死立法合法化是目前一些恶劣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的最好手段,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摘要：安乐死作为一个讨论多年的话题, 一直被世界各国关注。近几年, 世界上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安乐死合法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增多, 但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一直未取得明显进展。结合中国现状, 从多角度论述安乐死合法化的必要性和理论依据。列举安乐死合法化的阻碍,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建议, 从程序上保障安乐死的合法执行。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必要性,理论依据,阻碍,立法建议

参考文献

[1]王晓慧.论安乐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