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谅解书(精选7篇)
笔者试图从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谈论和分析以下几个问题:
一、113万赔偿款是否合理;
二、受害者父母是否该接受这113万赔偿款;
三、即使接受这113万赔偿款是否会像舆论中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影响对肇事者的定罪量刑。
接下来依次分析这三个问题:
问题一、在禁止飙车的道路上飙车致受害者死亡, 肇事者赔偿受害者父母113万赔偿款, 数额是否合理。
在调查结束后, 杭州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说:“受害者谭某的父母已与肇事方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获赔金额约113万元。公安交警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主持了该起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调解。双方于本月18日达成协议:由肇事方向受害方一次性赔偿人民币64.2613万元。
除此之外, 经双方家属及代理律师协商, 肇事者母亲与受害者父母还达成了补充协议:肇事者自愿另行补偿给受害者父母今后生活费共计人民币48.7487万元。”
由此材料可以看出, 赔偿款分为两个部分:
1、一次性赔偿的部分, 数额为6 4.2613万元——此部分是由公安交警部门调解达成的协议;
2、另行补偿部分, 数额为48.7487万元——此部分是由双方通过协商的结果。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的司法解释》明确写出关于民事赔偿部分的相关内容。
也就是说,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 我国法律对于赔偿办法的规定已经细化, 需要就哪个部分进行赔偿, 赔偿多少, 都有明确规定。
交通肇事造成受害者死亡, 肇事者赔偿受害者家属113万赔偿金, 确实在实践中算比较多。但是, 也不能仅凭数额较多就认定其不合理。在民事诉讼赔偿中, 一般根据法律和当事人的多方面主客观情况来确定赔偿额度。在此案中, 肇事方的家庭较为富裕, 如果肇事方想以更多的金钱的方式来补偿受害者, 不论是处于弥补受害方的心理痛苦, 还是处于一种赎罪的心理, 这种主动给予高数额赔偿的做法, 还是值得提倡的。只是还存在受害者家属是否接受的问题。
在本案中受害者家庭接受了这一赔偿。这也是我要分析的第二个问题, 接受了高赔偿额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问题二、受害者父母在公安部门的调解和双方协商下接受113万赔偿额是否合理?
1、民事诉讼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民事赔偿问题, 民事赔偿较刑法中的没收、罚款等, 更侧重于一种对受害者的补偿而非惩罚。所以站在法律的角度, 受害者父母接受多出的赔偿款是理所当然的, 即合于“理”。
2、于“情”来说, 受害者父母在精神上已经遭受到巨大的痛苦, 给予很高的金钱赔偿, 相较于低赔偿显然是高赔偿益处大些。
就高出法律规定金额的部分, 是否接受是个非常主观的问题, 既然是合法的, 那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该不该接受而在于受害方肯不肯接受。人们更为关心的问题是, 接受高出的赔偿额, 会不会影响定罪量刑, 这是笔者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三、给出高于一般标准的赔偿额, 受害者父母接受, 会不会影响对肇事者的刑事责任的追究。
这一问题在舆论界, 表现为诸如“高额赔偿是不是封口费?”、“高额赔偿是否可获轻刑?”、“想要大事化小?”等此类问题。
众所周知当时此案已进入公众的视野并受到高度关注, 如果出现诸如以上列举的类似事情, 公众对司法公正更是不满, 对社会稳定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对法律的威严也是一种严重的亵渎, 所以, 此问题非常有分析的必要。在此, 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1、高额赔偿不应当影响司法公正。对于这个问题, 引用魏勇强律师的语言表示:赔偿协议中并无约定“交换条件”, 对受害者父母没有任何约束。“民事归民事, 刑事归刑事, 两者是不同的程序。对于接下来的刑事程序, 不存在追究不追究的问题。”
2、即使对肇事者从轻处置, 于法于情是否说得通?
在此引用张新军教授的话:于法上, 法院刑事庭量刑时, 有可能会根据肇事者家属已经履行的赔偿责任, 对肇事者“判轻一点”。他的进一步分析是:“量刑是有幅度的, 比如1~3年和7~10年的刑期区间。法院在具体量刑时, 会酌情而定, 比如:肇事者履行了一定的责任, 从而可能会对肇事者从轻判决。这符合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精神。”
于情上, 肇事者履行一定的责任“可能”引起轻判 (这“可能”二字, 需要严密的法律法规来规范, 有其适用的“度”) , 这有利于促进肇事者进行积极地补偿。
综上分析, 给出了高于法定额的赔偿, 是否能酌情减轻或从轻处罚, 要看违法者是否为恶性、是否初犯、还要考虑受害者一方的原谅程度等。关于多赔偿来减轻罪与罚, 这在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中已有较为完备的整套理论和成功的实践, 我们不妨借鉴。
总之, 在法律中融入一部分情理, 对于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摘要:本文就某此交通肇事案中民事赔偿部分来分析, 试图将过高的赔偿金和量刑之间建起一座人性化的桥梁。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 叙述事件并提出问题;第二部分, 逐个分析问题并得出结论;第三部分, 总结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量刑人性化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理赔偿范围;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22-02
一、我国法律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讼范围的规范情况
我国法律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主要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早在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刑法》第31条就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现行《刑法》在第36条第一款重申了这条规定,并且增加了一项规定,作为第二款:“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这明确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与罚金的顺序,使刑法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内容更加合理。1979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经1996年、2012年重大修改,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4日发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问题,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按照该《规定》,只有受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二、“两金”因新刑诉法解释的实施而被排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赔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专门调整人身损害赔偿的实体法,对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明确规定包含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俗称“两金”)。二者都规定:侵害他人造成身体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侵权致人伤残或者死亡,侵权人很有可能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经重大修改后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第155条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做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按照该条的规定,除交通肇事罪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达不成调解、和解协议的,将不再支持原告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请求。这将导致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的赔偿数额将远远低于一般民事侵权的赔偿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对该项规定就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对此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解释认为,对于附带民事案件要加大调解力度,如调解不成,通过判决结案,应充分考虑刑事案件被告人多为没有正常收入的无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赔偿能力低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仅就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做出判决……除被告人确有赔偿能力的以外,原则上不应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判决赔偿的范围。这就是说,司法解释的本意是,为了解决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的执行难问题;也避免一些当事人为了索要高额的赔偿,导致刑事案件调解率低的问题,因此,息访、息诉、维稳是促使该司法解释出台的主要原因。
三、新刑诉法司法解释引起的争议
1.司法解释是否合法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新刑诉法解释》对此明显是进行了扩大解释,其第155条第二款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按照该解释,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一般情况下将不再纳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作为民事实体法,明确规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费用是予以支持的。《新刑诉法解释》属于程序法,应当只解释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对于损害赔偿范围属于民事实体法调整的范畴,不应当解释,其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人身损害赔偿范围进行规范不符合程序法的性质。《侵权责任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效力高于《新刑诉法解释》,《新刑诉法解释》对刑事案件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明确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赔偿项目,违反了上位法《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无效的。
2.降低了犯罪成本,可能造成放纵犯罪的情况出现
单就死亡赔偿金而言,受害人是城镇居民的,一般要赔偿40万元以上,是农村居民的,要赔偿20万元左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既会造成被害人对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侵权案件不报案,而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要求赔偿,也会使犯罪行为人犯罪时顾忌的因素会更少,就是即使触犯了刑法,民事赔偿反而越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效果较差,导致社会更不安定,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四、应当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1.司法解释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预留了适当的空间
《新刑诉法解释》第155条规定: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新刑诉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将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而是通过“等费用”这一兜底的方式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预留了适当的空间。如果司法实践证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不利于预防和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新的司法解释对此修改也未尝不可。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仍然是属于民事诉讼的,只不过该民事诉讼是有犯罪行为引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当然应该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按照《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死亡或者伤残的,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或者残疾赔偿金。《侵权责任法》是由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专门调整因侵权造成人身损害的实体法,刑事犯罪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属于严重的侵权行为,涉及民事赔偿的,当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而《新刑诉法解释》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法律的位阶高于司法解释。在适用上,当《侵权责任法》和《新刑诉法解释》相抵触时,应当按照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原则,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违背公平原则
按照《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内容,自然人因为人身受到侵害而遭受精神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精神损害赔偿,而如果自然人人身遭受了严重侵权而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却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诉讼。犯罪行为不但是侵权行为,而且是严重的侵权行为。在犯罪行为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比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要大,持续时间要长,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悖论:被害人人身遭受损害较小的民事侵权,可能获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赔偿,遭受损害较大的刑事犯罪却不能获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赔偿。这对被害人及其亲属很不公平,也使刑法所具有的预防和打击犯罪效果大打折扣。
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
现代社会,交通肇事犯罪越来越严重,按照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承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没有投保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车辆又属于肇事人本人所有,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法院依据《新刑诉法解释》,认为交通肇事者已经被判处刑罚,不应当由肇事者本人承担属于精神损害性质的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只判决赔偿丧葬费和处理丧葬事宜的费用。而依据刑法规定,致一人死亡的交通肇事者,无加重判刑的特殊情节,一般只是被判一年半左右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交通肇事者犯罪经济成本极低,受害人及其家人损失极大。另外就是轻伤害刑事案件,轻伤害多数情况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被告被判处刑罚,残疾赔偿金就不予赔偿,受害人可能因为残疾导致劳动能力下降,影响日后的收入和生活。轻伤害一般只是判处一年半左右的有期徒刑。由此可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排除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极大降低了犯罪的成本,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直接影响了刑法预防和打击犯罪的功能的发挥。
5.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认可部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新刑诉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现在的司法实践普遍做法是,对于交通肇事案件,如果肇事车辆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或者肇事的驾驶员属于雇佣人员,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判决认可的赔偿范围一般都包括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受本案受害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现针对本案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代理人赞同公诉人代表国家对本案被告人****所作公诉意见。现就以下几点作补充发言:
一、被告人***故意隐瞒案发时间,有拖延救治伤者的故意。
被告人***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不仅超速、超载,严重违规操作,而且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也与事实不符,表现在1、事故发生的时间不符,被告供述的时间是2011年12月21日0时许,但是根据被害人在医院抢救的记录记载,时间是2011年12月21日10时许,加上被害人被送往医院的在途时间,时间相差了2到3个小时。被告故意隐瞒案发的真实时间,不得不让人怀疑被告案发后有拖延救治伤者的故意。
2、被告没有在案发的第一时间报警,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
二、被告及其家属在受害人过世后,没有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积极的理赔,理应受到严惩。受害人家庭特别困难,受害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其上有85岁老母要赡养,下有肢体残疾的儿子儿媳,还有年仅12岁的孙子需要其抚养,加上妻子有冠心病须常年吃药医治,无法工作。因此这个困难的家庭都是靠被害人的收入支撑。现在,由于被告人的严重违规操作,不仅给被害人的家属带来巨大的情感伤痛,也使家庭经济陷入危机,生活非常困境。民事部分:
1、医疗费5067.11元
2、误工费7083.6元(1)被害人1天88.72;
(2)家属15天从2011年12月21日至2012年1月5日,7人,其中2人为从事批发零售业,其他人为农民:88.72*2*15+58.96*5*15=7083.6
3、护理费177.44元(被害人需要2名家属的护理,88.72*2=177.44)
4、住宿费1870元
5、交通费1970元
6、死亡赔偿金261994.99元
被害人死亡时63周岁,死亡赔偿金=15411.47*17=261994.99
7、丧葬费14699.50元、8、被抚养人生活补助费82947.2元
被抚养人有以下几位:母亲(85岁,有5个子女)、妻子(62岁,有3个子女)、儿子(肢体四级残疾)孙子(12岁),均为农民。母亲4147.36*5/5=4147.36;妻子4147.36*18/3=24884.16;儿子4147.36*20=82947.2 孙子4147.36*8=33178.88。
本案受害人年赔偿总额大于4147.36。根据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28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本案,被抚养人有数人,且年赔偿总额超过了4147.36元,故按4147.36*20=82947.2计算。
9、精神损失费20000元
总计395809.84元。
综上所述,请求贵院依法对被告予以严判,并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此致
**市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一审庭审规则
[庭前准备]
书记员在开庭前应依次进行下列工作:
1、查明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请公诉人、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诉讼代理人入庭就座。
2、宣布法庭纪律(略)。
3、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或人民陪审员)入庭(待审判人员入庭就座后)。
4、报告审判长,本案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均已到庭,本案被告人已提押到法庭候审室;本案证人也已到庭等候传唤,庭前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开庭。[宣布开庭]
审:[敲击法槌]现在开庭。
审:传被告人×××、×××到庭(分别查明被告人基本情况。审判长直接询问查明,询问内容按如下顺序进行)。
1、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住址;
2、是否曾受到法律处分和处分的种类、时间;
3、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及种类、时间;
4、是否收到×××检察院的起诉书?何时收到的?
5、是否收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民事诉状及收到时间?
审:法警给被告人打开戒具。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甘肃省×××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依法公开审理由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一案。本法庭由审判员
×××、×××(或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由×××担任审判长。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公安处(局)法医×××出庭为本案技术问题提供鉴定结论意见。
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本案的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申请回避权,也就是说如果认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公诉人、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可以提出事实理由申请回避,要求更换有关人员。
审:被害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你听清楚了吗?你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审:被告人×××你听清楚了吗?你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如当事人申请回避无理的,应根据事实理由和法律规定予以解释说明并驳回;若回避申请有理且对象是审判人员或公诉人的,应宣布休庭,将被告人带到法庭候审室,并根据回避对象的不同,分别报院长或检察长作出是否准予回避的决定再行开庭。)
审: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法庭通知新的证人到庭作证、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同时,被告人除享有上述权利外,还有自行辩护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
审:被害人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以上诉讼权利你听清楚了吗?被告人×××,你听清楚了吗(有几位被告人则一一询问)?
审:请鉴定人暂退庭到休息室等候传唤。
[法庭调查]
审:现在开始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审:被告人×××,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了吗(多个被告的应一一询问)?
审:现在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其代理人宣读民事诉状。
审:被告人×××,你听清楚了吗(有多个被告人应一一询问,此时审判长应宣布将第一被告人×××留审,将其余被告人带到法庭候审室候审)?
审:被告人×××,现在你就起诉书指控你犯×××罪的事实向法庭如实陈述。审:
1、先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2、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害人)×××有无向被告人作补充性发问;
3、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有无向被告人进行发问的?
4、辩护人有无发问的?
5、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问清有关问题时,可以自行讯问。
审:现在由被害人陈述案件经过情况。
审:被告人×××,你对被害人的陈述有无意见?辩护人你对被害人有无询问的?
审:现在开始举证质证。首先由公诉人对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向法庭提供证据,并说明证据的来源、特征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对证人证言应当庭宣读,对视听资料当庭播放,对物证当庭展示并让被告人辨认,对需证人出庭作证的,公诉人应提请法庭予以传唤。举证质证把握的原则是:①要一事一证、一证一质;②两个以上互不关联、性质不同的犯罪应分别举证、质证;③两个以上行为连续实施,构成两个以上性质不同犯罪如杀人后抢劫的,应同时举证、质证;④多起性质相同的犯罪应同时举证、质证;⑤对前一犯罪行为举证、质证完毕后,再按时间顺序对下一犯罪行为进行举证、质证;⑥公诉人出示物证,让被告人辨认时,可以自行向被告人询问是否是其作案工具或现场遗留物)。审:(当公诉人宣读证人证言后)被告人×××,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听清楚了吗?有什么意见?
审:辩护人对证人证言有什么意见?
审:法警,将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交付法庭。
审: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证据要提供吗(如有证言,请宣读,如有物证,请出示。)?
审:(当公诉人出示物证时)法警,将公诉人出示的物证让被告人辨认。审:(或公诉人询问):①被告人×××,这是你作案时所用的工具吗(根据物证要证明的问题来讯问被告人)?②(如是凶器,还应问被告人×××这是不是被告人×××当时作案所用的凶器?)
审:辩护人对公诉人出示的物证有无异议?法警,请将物证交付法庭(置证据台上)。
审: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证据或证人提供(如有证人时,公诉人应提请法庭传唤证人到庭作证。)?
审:传证人×××到庭(证人到庭后,审判长查明证人身份:应询问证人姓名、年龄、住址、职业,与本案当事人的关系;告知证人要如实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请证人在保证书上签字。)
审:证人×××,请你把知道的案件情况向法庭作证。
审:①公诉人可以就有关问题向证人发问;②(被害人)原告人是否向证人发问?③被告人×××,你对证人的证言有无意见?有无发问的?④辩护人有无发问?⑤请证人退庭(如对有关鉴定问题予以说明时,公诉人还应主动提请法庭传鉴定人到庭。)
公:对×××的问题,有鉴定结论加以证明。现提请法庭传鉴定人×××到庭说明情况。
审:同意,传鉴定人×××到庭(鉴定人到庭后,审判长应查明鉴定人身份,询问其姓名、年龄、职业,与当事人及本案有无利害关系;告知鉴定人要如实提供鉴定结论,作虚假鉴定要负的法律责任。)
审:请鉴定人宣读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书)。
审:①公诉人还有无向鉴定人发问的?②被害人及原告人对鉴定结论有无意见,有无对鉴定人发问的?③被告人×××,对鉴定结论听清楚没有?有无意见?是否对鉴定人发问?④辩护人有无意见?是否发问?
审:请鉴定人退庭。
审:公诉人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当庭宣读、出示?
审:被害人是否有其他证据向法庭提供的?
审:被告人×××是否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审:辩护人是否有上述申请?
(被告人,辩护人如有证人出庭作证的,审判长应准予传其证人到庭作证,查明证人身份,告知证人如实作证,如作伪证应负的法律责任,并在证人作证后按辩护人、公诉人顺序发问被告方证人后让证人退庭。)
(在庭审中,如是多被告人的,当第一被告人审完后,审判长应让法警将其带到法庭羁押室暂押,再传第二被告人到庭审讯,依次类推,其庭审均按第一被告人的规范进行;待刑事部分审理完毕后,将同案被告人全部传至法庭,再审理民事部分)。
审:下面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供赔偿请求的证据。审:被告人×××、×××对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证据有无异议?[法庭辩论]
审: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①由公诉人发表公诉词;②由被害人发言;③由被告人×××自行辩护;④由被告人×××(第二被告人)自行辩
护;⑤现在由被告人×××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⑥现在由被告人×××(第二被告)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接着再进行第二轮答辩)。
审:被告人是否还有新的辩护意见?
审:现在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辩论。
1、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进行民事辩论发言;
2、由原告代理人发言;
3、由被告人×××答辩。
(接着再进行第二轮答辩)
审:原告或代理人发表意见或代理词。
审:法庭辩论结束。
审:根据法律规定,民事赔偿可以进行调解。①被告×××(多个被告人的一一询쫎)你是否愿意赔偿?是否愿意调解?原告要求赔偿的数额能否全部赔偿?②原告人(代理人)有什么意见?
(若原、被告人均同意调解,则由审判人员依法主持调解,达成协议时)。审:鉴于原、被告人同意就民事部分予以调解,法庭根据本案事实,法律规定和被告人(或双方当事人)责任,进行了当庭调解并达成如下协议:(略)。上述协议是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的,本庭予以认可,并根据双方的协议制作调解书(当庭履行完毕的可记入笔录,不另制作调解书),待双方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如果一方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则为)。
审:由于当事人一方不同意调解(或双方分歧太大),调解不成,附带民事赔偿将同刑事部分一并判决。
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由多个被告的依次作最后陈述)。
现在宣布休庭,由合议庭进行评议(敲击法槌)。
(若当庭不能宣判的,审判长应宣布:下次开庭的时间、地点或另行公告)。
审:法警将被告人×××、×××带到法庭羁押室看押(合议庭合议后或经审委会讨论后)。
[当庭宣判]
审:(敲击法槌)现在继续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审:对被告人×××一案,本庭在合议时充分地考虑了公诉人、原告人及诉讼代理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在宣判(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审判长宣判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的各项依据和判决的结果:①刑事部分理由及结果;②民事部分理由及结果敲击法槌)。
审:今天是口头宣判,判决书在闭庭后五日内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被告人×××、×××对以上判决是否听清?
审:法警将被告人×××、×××羁押看守所。
审:现在闭庭(敲击法槌)。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04)杭刑初字第200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光明,男,1949年8月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下城区莲花小区9栋110室。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小梅,女,1954年3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 住下城区莲花小区9栋110室。
被告人陶德快,男,1987年11月1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住下城区桂花小区2栋2号,因本案于2004年7月6日被刑事拘留,7月16日被逮捕。现拘留于下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小二,杭州市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陶力,农民,系被告人父亲。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04)2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陶德快犯故意杀人罪,于2004年10月11日决定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公诉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查员陈宏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光明、朱小梅以及辩护人王小二,陶力,证人余涛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2004年7月5日上午10时许,被告人陶德快在下城区一游戏机房因与被害人刘小明言语不合发生争执, 刘小明动手扼住陶德快的颈部被人劝止。为报复刘某, 陶德快纠集俞涛赶至天目饭店找刘小明交涉并动手殴打了刘小明,陶、刘二人开始互殴。陶自感吃亏,即冲进店内厨房取来剪刀一把,朝刘小明胸部猛刺,致刘心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当晚11时许,被告人陶德快向公安机关投案。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向检察院移送。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并有:1.被告人陶德快的供述和辩解;2.尸体检验报告;3.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4.俞某等人的证言;5.调取证据清单;剪刀一把等证据材料,足以认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称要求被告人赔偿物质损失20万元及精神损失10万元。证据如下:医疗费用清单;护工费清单;误工费;交通费单据。
被告人陶德快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但提出系被害人先打人致其行凶,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表示愿意赔偿,但其个人并无独立的个人财产可供赔偿。陶力也提出被害人有过错,请求对其儿子从轻处罚,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表示已经赔偿了
1.5万元(在诉讼过程中已支付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再无财产可供赔偿。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陶某系未成年人,且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有过错,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4年7月5日上午10时许,被告人陶德快在下城区一游戏机房因与被害人刘小明言语不合发生争执, 刘小明首先动手扼住陶德快的颈部,被人劝止。为报复刘某, 陶德快纠集俞涛赶至天目饭店找刘小明交涉并动手殴打了刘小明,陶、刘二人开始互殴。陶自感吃亏,即冲进店内厨房取来剪刀一把,朝刘小明胸部猛刺,致刘心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当晚11时许,被告人陶德快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且被害人父母为了救治被害人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并且被害人的死亡给其带来了严重的精神伤害。被告人应对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负民事赔偿责任;鉴于被告人尚属未成年人,且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被害人也有一定过错。法院经过审理采纳了被告人、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三十二条和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陶德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
二、被告人陶德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光明和朱小梅7万元人民币,与2005年
3月31日之前偿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其10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杭州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3分。
审判长:张三
审判员:李四
审判员:王五
2004年12月1日
案例:2005年11月1日晚9时左右, 被告人王×、赖×军、周×强等三人合谋, 在广东省东莞市抢劫并致被害人蔡×生死亡。由于该案的发生, 使得被害人一家的生活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地, 蔡的女儿面临失学。在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 被害人的家属也依法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东莞市法官多次组织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进行细致的调解。被告人王× (抢劫杀人主犯) 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人民币, 受害人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被告人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后, 法官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达, 并依照法律, 对被告人王×一审判处死缓。
二、在司法实践中的合理性分析
所谓的“赔钱减刑”, 是指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中, 法院对民事赔偿调解中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 可予酌情从轻处罚的一种做法。
(一) 法理依据
“赔钱减刑”的前提是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真心悔罪, 而真心悔罪意味着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比较低。法律上的渊源可追溯到《刑法》第61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 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该条隐含着将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依据的意蕴。更明确的规定来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4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 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另外, 分则中一些“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或“情节恶劣”等条款中, 也蕴含了酌定量刑情节的因素。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酌定因素, 从而在定罪量刑中起作用。
(二) 情理依据
“赔钱减刑”的做法通常通过在刑事犯罪的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让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减少双方冲突, 从深层次化解矛盾, 这其中一个最为核心的价值目标, 就是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让已经受损的社会关系得到修整和恢复, 而不再是仅仅以惩罚加害人为满足目的, 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三、适用规则
当今各国刑事政策中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内实现既保护被害者利益又使犯罪者复归社会的理想。20世纪70年代, 西方的刑法改革者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 提出了令人注目的刑事和解理论。诚如陈瑞华教授所言:“刑事和解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倡导下的产物, 而是各地公检法机关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 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因此, 作为刑事和解制度表现形式之一的“赔钱减刑”, 反映出法院主导被告人与被害人进行利益契合的制度努力。而在目前, 我国司法领域的刑事和解, 尚处于试行阶段, 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就此本文本着符合国情, 在认识到我国目前司法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障碍, 不断借鉴各方面既有的先进成功经验, 精确界定“赔钱减刑”的适用范围和相关条件, 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确保“赔钱减刑”实践的公正、公平和公开, 并真正让“赔钱减刑”制度成为和谐司法的助推器。
因此,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一种适用“赔钱减刑”的制度, 具体来说, 其适用条件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 明确适用范围
我们主张“赔钱减刑”, 并不是任何情况下赔钱均可从轻、减轻, 因为从法律上讲, 赔钱至多只是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 而不是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确定“赔钱减刑”适用的范围, 可以从“宽”和“严”两方面进行框定, 根据不同的情节考虑刑罚的适用, 在同一案件中尽量做到宽中有严, 严中有宽, 宽严得当。
首先, 针对未成年犯、过失犯、偶犯、初犯等适当放宽适用“赔钱减刑”。一方面行为人主观恶性一般不是很强, 另一方面行为人的可塑性、可改造性大, 故除法定从轻、减轻条件外, “赔钱减刑”也应成为重要考量因素。
其次, 对轻罪案件应灵活运用“赔钱减刑”。轻罪案件, 往往介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可判可不判之间。若一味地逮捕、起诉、判刑, 效果并不理想, 一方面极大地浪费了刑罚资源, 引起犯罪标签的滥用;另一方面使犯罪人家属精神上蒙受巨大的阴影, 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 “赔钱减刑”这一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 对重罪案件, 也可适当地适用“赔钱减刑”, 但应有一定限度。可以说, 关于“赔钱减刑”的争议, 很大程度都是对重罪案件的适用而引起的。当然, 对于罪行恶劣, 法律明确为确定法定刑的情况下, 即使被告人赔偿所有的损失, 在无其它法定从轻、减轻情节下, 不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二) 适用前提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强调指出:“要注重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重要作用, 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 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 促进社会和谐。”在适用“赔钱减刑”酌定情节时, 法官首先应该征求被害人或其亲属的意见, 并审查被害人同意的真实性。
同时, 应该重点考察犯罪人的主观态度和心理认知情况, 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因为“赔钱减刑”的真正目的, 不但在于补偿被害人的损失, 而更在于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 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
另外, 只有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 而且被害人的经济情况很差, 迫不得已需要被告人的经济赔偿时, 才可以适用“赔钱减刑”。如果仅仅是被害人的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则不适用“赔钱减刑”制度。当被害人不是自然人, 而是单位时, 也不适用“赔钱减刑”制度。
(三) 程序、方法、执行
对于“赔钱减刑”之所以遭到争议、被大众误解主要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出台相关司法解释、适用程序等规范性文件, 这使得“赔钱减刑”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赔钱减刑”应当履行一定的规则。
首先, “赔钱减刑”的适用应当限制在立案以后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因为在这个阶段, 被害人有可能提出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 检察官和法官也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这项程序的建议。如果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能够合理适用“赔钱减刑”制度, 使其发挥出最大的优越性, 从而有利于案件的顺利高效审结。
其次, “赔钱减刑”这种做法应当以建立一个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的机制为前提。即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被害人有申请对被告人的财产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先行执行的权利, 司法机关也应当主动扣押和冻结被告人部分或者全部财产, 以便将来法院的生效判决得以执行, 如此被害人才不会顾虑不与被告人和解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最后, “赔钱减刑”适用中法官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赔钱减刑”是法院主导的和解过程, 法官主持调解过程中, 在涉及经济赔偿时, 但要注意保证刑事和解工作的严肃性和合法性。
四、结语
“赔钱减刑”的在司法活动中的正当化并非一劳永逸, 而须不断接受实践理性的检验。在这一意义上, 一种正当的制度必须在逐步的质疑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建立, 而建立的过程无疑又是长久和漫长的。
摘要:“赔钱减刑”是在我国目前法治尚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 为解决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裁判执行困难、有效赔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所进行的有益尝试。本文通过对法院在审判中屡次出现的尝试采用“赔钱减刑”这项刑事政策利与弊的全面分析与评价, 试图构建“赔钱减刑”适用的完善制度, 为推进我国和谐司法进程的建设提供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赔钱减刑”,刑事政策,刑事和解,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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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完善;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52-02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从其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合理性和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受传统的重刑轻民思想影响,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体现了极强的公权属性。此种理念有悖于现代法制公平、民主的司法理念,从而引发如今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
(一)立法方面。
1.与刑事实体法规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程序主动来实现救济,并非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判处民事赔偿。但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 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 由此, 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此外,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判决对民事裁判的效力。民刑双轨制的解决方法,并没有明确刑事判决对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裁判是否有效力。对于有权提起附带民诉但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世界范围内,一是以美国和日本的现行立法为代表的平行诉讼模式,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附带诉讼模式,采刑事优先原则。
2.与民事实体法冲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没有允许被害人就其精神损害提出请求。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有权对涉及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的侵害提出精神赔偿。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进一步扩大了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 这应当适用于一切侵权行为,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却将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的案件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也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
3.相关司法解释存在一定冲突。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二是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但《规定》将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限定于赔偿第一种损失, 而将第二种损失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之外,规定以民事诉讼方式解决。即根据该解释,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针对被害人人身受到伤害的及财物被毁坏的案件,而将被告人盗窃、抢劫、诈骗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侵犯财产型犯罪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外。所以,在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冲突是犹存的,更难适用于司法实践中。
(二)实践方面。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没有明确或因相关法律之间存在些许冲突,导致一些实务问题的操作难以体现立法设计的目的,如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人为地分离了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致使整个附带民事案件审限拉长,未起到节约诉讼成本的目的。再如不在案的共同致害人的赔偿责任问题、对赔偿数额规定不一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由于各个法院的做法不同,甚至在同一个法院,针对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审判组织由于既存立法的漏洞作出不同的理解进而作出内容相悖的判决。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一)立法完善。
首先,规定法律冲突时的适用规则。在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关于法律的适用是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正如上文提及,这些法律在相关问题的适用上是有冲突的,因此则需要解决冲突的适用规则予以明确规定。一是刑事法律优先适用;一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一是做特别规定。第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立法统一规范其受案范围,梳理法律冲突,进而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请求赔偿损失的范围方面,当事人不仅可以就人身伤害或财产被毁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可以就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挥霍而提起赔偿请求;不仅就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也可一并提起。第三,明确程序选择权。由于刑事损害同时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立法应对刑事损害赔偿救济途径的多元化做出明确规定,并且这种程序的选择权,应当包括当事人的起诉选择权和法官的审判选择权,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被害人的近亲属在寻求刑事损害赔偿救济时,有权在附带民事诉讼或普通民事诉讼这两种救济途径中自由选择,审判刑事案件的法官对被害人等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审查,选择那些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判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而对不适合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作出排除处理。程序选择权的确立,不仅可以实现当事人实现救济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减少了刑事法官的负担,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以达立法目的。
(二)实践完善。
首先,民刑诉讼时效平行双轨制。刑事犯罪追诉的时效最低为五年,而民事诉讼时效一般为二年或一年,由此,可能出现刑事追诉期限未过、民事诉讼时效已过,但法院仍依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追究超时效民事责任的情况。所以在实务应用中,刑事部分应适用刑事追诉时效,民事部分则应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时效。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如果被害人当时就知道侵害人是谁,具备行使民事请求权的条件,但在案发后两年内未行使请求权的,同时司法机关也未将该案立案查处的,应认为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时效已过;如果案发两年内,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未能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则诉讼时效中止;如果在案发后两年内司法机关对该案立案查处的,则诉讼时效中断。
第二,确认调解、和解程序和反诉程序。《刑事诉讼法》并无限定可以调解、和解的案件范围,对于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应予以排除;此外,鉴于民事诉讼也应在查明事实举证质证之后才能进行合理调解,调解和解工作应放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进行。在刑事诉讼公诉中,被告人不能对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反诉,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否可以进行反诉并无明确规定。故各地方法院对此的做法不尽相同,甚至处理的十分混乱。然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是民事诉讼,基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应充分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允许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以实现诉讼公平与正义。
第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撤回公诉之后的附带民事部分如何处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就目前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最为主要的是三种做法。第一,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对于本院的民事审判庭有管辖权的,由原审刑事审判庭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移送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对于本院无管辖权的,由本院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移送有民事管辖权的法院审理。第二,由原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告知被害人另行起诉。第三,由原审刑事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并做出判决。鉴于诉讼经济、民事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第二种方法提及的针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则在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三种方法更简易、方便,且充分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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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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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卫东、柴煜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J 2012年第5期。
作者简介:
[1]窦安旎,女,宁夏石嘴山市人,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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