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教废除之后的制度选择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饱受争议的制度。它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完善成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在受到争议与诟病的同时，也在很长时期中在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健全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这一决议为中国法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劳教制度的困境
劳教制度被认为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实体上不公正，违反宪法。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劳教人员尚未构成犯罪，但对其惩罚力度与刑事罪犯等同。所以使得劳动教养以教养之名进行对不够成刑事犯罪的人进行刑罚，严重践踏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法治精神。
二是程序上的不公正。由于劳教制度属于行政处罚，并没有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所以劳教的实施者公安机关就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公安机关不仅可以对案件进行任意裁判，同时充当了调查者和控诉者两个角色于一身，这样一来，行政权代替了法制，就如2013年1月9日新华网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劳教制度甚至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的‘维稳’工具之一。”
三是劳教对象模糊不清。不仅在规定中，适用对象涵盖面广，同时公安部又对适用范围进行扩大和随意解释。在实践中，劳教机关对劳教权的随意使用，对现行劳教决定涉及不到的人员进行劳教，使得前些年出现了“错用”和“滥用”劳教制度现象，如唐慧案，任建宇案都是如此。
总之，劳教制度缺乏合法性基础，社会认同度差，废除它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在2013年12月28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不构建新制度将顾此失彼，引发新的问题”。后劳教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否有合适的制度设计来替代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所热议的问题。
二、劳教制度废除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劳教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劳教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关注。
1.劳教废止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劳教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又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后来由于在实践中劳教制度适用范围被扩大，比如增加了对赌博、吸毒、嫖娼的人进行劳动教养，后来很多地方在使用劳教手段上偏向行政化，比如唐慧和任建宇等被错误劳教的对象。但是面对一些够不上刑事犯罪，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不涉及的行为该如何规制，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所以后劳教时代，我们要思考相关实体法律的改革，同时在程序上要找到一种比劳教制度矫治功能更好的替代方案。
2.被解散的劳教人员问题
之前被劳教的人员被解散，这些人的行为上或多或上都是存在问题的，但也不乏被错误劳教的。他们回到社会后面临着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同时被错误劳教的人，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以及劳教委被撤销，他们在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将可能找不到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的对象。
3.轻罪可能被滥用的问题
劳教废除后，分流作为一种普遍的观点被不断提出，即可以将以前劳教规制的行为分别划归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规定的轻罪中，那么今后凡是构成轻罪的都可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容易引起社会恐慌，造成刑法滥用。这样不仅使行政违法变成了犯罪，扩大了犯罪的打击面，所以分流时应该首先考虑行政处罚法再考虑刑法。
三、后劳教时代的制度选择
劳教制度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而当人们在欢呼劳教制度废除的同时，制度上如何处理“后劳教时代”的遗留问题呢。废除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劳教废除之后，必须有其他替代措施来填补这一制度的空白，而且需要通过正当程序和执法体系来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实现公共秩序和人权的共同保障。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选择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治安处罚和刑罚之间的分流及完善法规
劳教制度废止之后，理论和实务界普遍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在治安处罚和刑罚两者中进行分流。首先，这个分流的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可以对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或者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从而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应该对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进行相应的完善，比如在刑法中建立重罪和轻罪的分层机制，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拘留并入《刑法》中的轻罪部分，保留目前的治安警告、治安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收缴违禁品、追缴违法财物等。另外，这样进行分流之后，法院的负担也会大大加重，西方一些国家对此类轻罪或治安案件采取了相应的简易程序。比如在美国的州法院设立了治安法庭，负责审理大量的轻罪案件。在法国，设立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俄罗斯在司法改革中新设立了治安法院，审理法定刑期不足两年监禁的案件和其他轻微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所以说，在废除劳教制度后，我国也可以效仿以上国家建立起独立的专门法庭来处理轻微刑事犯罪和治安案件，这样不仅可以使分流落到实处，也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2、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社区矫正符合刑罚的谦抑性理念和矫正理念，刑罚的谦抑性表现在非刑罚化，以非监禁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其具有较低强度的监禁性和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已经被普遍采用。同时，由于社区矫正的低监禁性，很大程度上没有给被矫正对象贴上犯罪的标签，有助于其改正违反行为，促进其遵守法律，避免他们产生犯罪的心理暗示以及被社会边缘化，符合刑法的矫正理念。目前我的社区矫正法仍未出台，我国的社区矫正在2003年开始试点，于2009年在全国推广，社区矫正制度已经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同时，“两高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就为社区矫正制度在原需要劳教人员身上的使用提供了基础。
我国在废除劳教制度后，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制度，能更科学合理的处理原劳教对象。首先，我们应该尽快完善立法，出台《社区矫正法》。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等几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应该在《社区矫正法》中增加类似“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把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中，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然后，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较轻的刑罚措施，它相较于明显剥夺自由的行政拘留和刑罚里的有期徒刑更加温和，所以，可以考虑纳入其他国家的社区服务刑，这样更有助于轻微违法人员的再社会化。最后，由于社区矫正执行地点在于社区，比较分散，强调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改造，这就对社区矫正主体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基本建立了党政统一领导、司法机关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的模式，那么对于他们进行专业素质的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
有人说劳教制度的废除是问题的结束，其实不然。单纯的把原劳教对象进行分流难以避免“换汤不换药”，不能做到对原劳教对象的再社会化。我们需要建立《违法行为矫治法》和《社区矫正法》，以避免对原劳教对象的任意处置和剥夺人身自由，并且要关注原劳教对象的特殊性，对他们处置的重点在于矫正、教育和消除社会危害性。（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鲁兰.如何用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N]
[2]张昕杭.试论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完善[J].中国司法，2006（2）
源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是为了配合当时“镇压五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劳教制度也停止。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1990年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
《环球时报》援引美联社2012年10月9日的报道称，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共有约19万名中国人被关押在320多个劳教所内。报道称，中国劳教所经常用于关押吸毒者、妓女和其他犯轻罪的嫌犯、邪教分子等。不过这一数字与国内的说法有些出入。《新京报》报道称，根据司法部1999年《中国劳动教养》的统计，全国先后有500万人被劳教过。1999年全国拥有310多家劳动教养所，关押着31万劳教人员。而1999年以后，被劳教的人数大规模上升。比如仅在2008年1年期间，山东省就有693人因从事传销活动被劳教。另根据司法部的网站资料，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350个，在所劳教人 员16万人。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以及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实施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日益凸显。
劳动教养的“缺少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重”、“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弊端，成为近年来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劳动教养严重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方面的明确规定，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也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依据法律。但可限制人身自由达4年的劳教制度的依据，却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同时，由于现行劳动教养的立法位阶不高，加上标准含糊、程序保障不力，致使实践中劳动教养出现很大的随意性，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将劳动教养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且，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例如，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的一个处长说，他们曾抓到过一个卖黄色光盘的外地人，身上装着30多张，当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张黄色光盘，由于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六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六个月缓刑。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制度设置不得不引起人们对现行劳教制度的反思。
随着近年来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以及社会上一些典型劳教案例的刺激，从中央高层开始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2013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表示，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是今年的工作重点。此后，多地政法部门表示，将在年底适时停止劳教审批。
据近期相关报道，全国多地已经开始停止劳教审批，很多地方的劳教所近期举行“二次挂牌”仪式，悬挂“强制戒毒所”的牌子。根据规定，劳动教养和强制戒毒场所都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在很多地方，劳教所和强制戒毒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从今年五六月份起，河北秦皇岛、山东枣庄、江苏无锡、湖南常德、辽宁朝阳等一批原本没有悬挂强制戒毒牌子的劳教场所，举行了挂牌仪式，劳教场所开始接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主要职能将逐步转向强制戒毒。
对于劳教制度停止使用之后的替代制度，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违法行为矫治法是一个可以替代和跟进的制度。“矫治法”一方面体现了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落实宪法精神、落实宪法原则的一个具体制度，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来保障人权。
“矫治法”对矫治对象范围要严格限制，避免出现过去随意扩大劳动教养适用范围不当现象。管理违法行为矫治的场所，是半开放和开放式的。半开放是指在劳教所内部开放，矫治对象在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开放式的管理就是，矫治对象周末可以回家，平时可以请假回家。同时，“矫治法”增加了被劳教人员的申辩权。被公安机关决定劳教的人员对决定不服可以申辩，还可以到法院申诉，由法院来裁决是否应该劳教。同时规定当事人本人可以申辩，也可以请律师来辩护，还可以申请听证。这些都是对过去劳动教养制度弊端的正向改革。
随着一系列“被劳教”事件的发酵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努力，劳教制度改革的步伐也在慢慢推进着。2012年8月份起，南京、兰州、郑州、济南开始作为劳教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在这些地方，“劳动教养”制度正在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所取代。从有关单位的宣传材料看，试点开始后，工作重点将放在“教育”和“回归社会”上。试点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涵盖了南方与北方、东部和西部，在样本选取上有代表性，它将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工作积累经验。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 《决定》精神，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这意味着深受质疑且在中国适用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劳教制度从此正式 “寿终正寝”。废除劳教制度无疑是我国建立和完善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司法体制改革范畴中最具突破性的举措之一，其意义不应低估。追根溯源，我国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据考证，劳动教养制度的原型即为列宁时代的“劳动营”，全称是“苏联劳动改造营业总管理局”。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引进了前苏联的这一制度，并将其演变为我国独有的一项行政处罚制度。应该看到，劳教制度施行50多年来，确实教育挽救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实质在于：公安机关无须经过法院审判程序，即可将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之人投入劳教场所，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至三年，必要时甚至可延长一年。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劳教制度之所以在较长时期内饱受诟病，完全在于其从内容到形式的不合法和不合理。
首先，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严重损害宪法法律权威。《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了，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教制度中公安机关不经检察院批准或决定，也不经人民法院审判，便可随意对公民人身自由限制长达数年之久，这比“逮捕”严厉得多。可见劳教制度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严重违宪。就目前有关劳教制度的立法文件而言，其最高位阶的立法仅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然而，《立法法》第九条规定了限制人身自由的事项必须且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加以规定，并且排除了“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的情形。因此，劳教制度不仅严重违宪而且没有支撑其合理存在的法律依据。
其次，劳教制度的存在导致了违法犯罪行为惩罚机制的混乱。在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被写入《刑法修正案
（八）》之后，其与劳教制度的并存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有罪之人有可能被社区矫正（非监禁）而不被剥夺人身自由；一般违法者则可能会被适用劳教（监禁）而较长期被剥夺人身自由。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违法与犯罪不同惩罚机制和方法上的颠倒和混乱，而且也与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违法者还会起到“鼓励犯罪”的心理暗示作用。
最后，在劳教案件中，公安机关集审批权、执行权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此种角色定位与制度设计实在难保公平正义。劳教制度的权力运作因其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而当然无法达到程序正义，在实践中，极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权利。
可见，劳教制度已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当然，废除劳教制度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
一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必须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劳教制度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本次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劳教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二是劳教制度的废除应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完善同步进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的不少条款进行重新修改和完善，以便对原来属于劳教的对象进行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废除后，或许会被其他惩罚制度取而代之。然而，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也无论对何种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以取代原有的劳教制度，我们都应该彻底摒弃隐藏在劳教制度背后的潜意识：即由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一家独断的观念。做好权力的分工和制约，防止其他替代性措施重蹈劳教制度覆辙，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当下，在劳教制度废除后，我们应该防止出现另外一种超越宪法法律的惩罚制度，特别是要避免“换新瓶、装旧酒”的情况再现。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各级行政部门在失去了这一用惯且有利治理社会的“工具”时，可能感到很大程度的不适应，甚至可能会想办法通过其他方式加以 “弥补”。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并坚决予以杜绝。特别是在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原劳教制度给公民基本权利带来的严重危害，在限制行政权力过度行使的理念下，设计合理的制度，以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