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共6篇)
归去来兮辞(并序)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白话译文
序文
我家贫穷,耕田植桑不足以供自己生活。孩子很多,米缸里没有剩余的粮食,赖以维持生计的本领我还没有找到。亲友大都劝我去做官,我心里也有这个念头,可是求官缺少门路。正赶上出使到外地的事情,地方大吏以爱惜人才为美德,叔父也因为我家境贫苦(替我设法),我就被委任到小县做官。那时社会上动荡不安,心里惧怕到远处当官。彭泽县离家一百里,公田收获的粮食,足够造酒饮用,所以就请求去那里。等到过了一些日子,便产生了留恋故园的怀乡感情。那是为什么?本性任其自然,这是勉强不得的;饥寒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违背本意去做官,身心都感痛苦。过去为官做事,都是为了吃饭而役使自己。于是惆怅感慨,心情激动不平,深深有愧于平生的志愿。仍然希望看到这一茬庄稼成熟,便收拾行装连夜离去。不久,嫁到程家的妹妹在武昌去世,去吊丧的心情像骏马奔驰一样急迫,自己请求免去官职。自立秋第二个月到冬天,在职共80多天。因辞官而顺遂了心愿,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归去来兮》。乙巳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一月。
正文
回去吧!田园都将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既然自己的心灵被躯壳所役使,那为什么悲愁失意?我明悟过去的错误已不可挽回,但明白未发生的事尚可补救。我确实入了迷途,但不算太远,已觉悟如今的选择是正确的,而曾经的行为才是迷途。船在水面轻轻地飘荡着前进,轻快前行,风轻飘飞舞,吹起了衣袂翩翩。我向行人询问前面的路,恨天亮的太慢。
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家,心中欣喜,奔跑过去。家僮欢快地迎接我,幼儿们守候在门庭等待。院子里的小路快要荒芜了,松菊还长在那里。我带着幼儿们进入屋室,早有清酿溢满了酒樽。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看看院子里的树木,觉得很愉快;倚着南窗寄托傲然自得的心情,觉得住在简陋的小屋里也非常舒服。天天到院子里走走,自成一种乐趣,小园的门经常地关闭,拄着拐杖出去走走,随时随地休息,时时抬头望着远方。云气自然而然的从山里冒出,倦飞的小鸟也知道飞回巢中;阳光黯淡,太阳快落下去了,手抚孤松徘徊。
回来呀!我要跟世俗之人断绝交游。世事与我所想的相违背,还能努力探求什么呢?以亲人间的知心话为愉悦,以弹琴读书为乐来消除忧愁。农夫告诉我春天到了,西边田野里要开始耕种了。有时叫上一辆有帷的小车,有时划过一艘小船。有时经过幽深曲折的山谷,有时走过高低不平的山路。草木茂盛,水流细微。羡慕自然界的万物一到春天便及时生长茂盛,感叹自己的一生行将结束。
算了吧!活在世上还能有多久,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其自然地生死?为什么心神不定,想要到哪里去?富贵不是我所求,修成神仙是没有希望的。趁着春天美好的时光,独自外出。有时放下手杖,拿起农具除草培土;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呼啸,傍着清清的溪流吟诵诗篇。姑且顺其自然走完生命的路程,抱定乐安天命的主意,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
创作背景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从29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1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挂冠去职,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
陶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至义熙元年,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疑点, 此事发生在义熙元年 (405) , 距陶渊明29岁出仕已近13年。在他任彭泽令之前, 陶渊明还担任过江州祭酒, 桓玄幕僚, 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职, 对官场应酬应该早已习惯;而且诸如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这样的军府僚佐, 晋见上司的礼节要求更为严格, 不要说束带见之, 跪拜叩首都是常事。顶头上司如刘裕、刘敬宣, 也非什么门第高贵之人。刘裕年轻时, 《宋书·武帝纪上》云:“名微位薄, 盛流皆不与相知。”刘敬宣也是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 两人都是—介武夫, 与乡里小儿相去不远, 不齿于成为他俩之僚佐, 却耻于束带见督邮, 何也?
更为可疑的是, 对于陶渊明而言, 不肯折腰拜迎长官原本是件颇值得夸耀的事, 但在他本人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之序中, 却对辞官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彭泽去家百里, 公田之利, 足以为酒, 故便求之。及少日, 眷然有归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尝从人事, 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 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 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 情在骏奔, 自免去职。
本来准备大干一场, 为什么忽然一天也等不及, 黑夜辞官呢?在这段记述中, 绝口不提是因为督邮将至, 而是说立即辞官的直接原因是要奔程氏妹之丧, 该理由非常牵强。汉晋常例是为父母守丧而辞官, 从未有为妹妹奔丧而辞官的。实际上, 陶也未去武昌奔丧, 而是直接回九江老家了。而在他当时写的《归去来兮辞》中, 也并没有丧妹之痛的流露, 而是充满了如释重负之愉悦。故笔者觉得陶渊明辞官, 肯定有难以告人的隐衷在。
除了以上原因外, 古人对陶渊明辞官还有如下一些猜测。
一是说渊明辞官是悯晋祚之将移, 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乱之外, 全其后节。王祎《自建昌州还经行庐行下记》中说, 义熙三年, “刘裕实杀殷仲文, 将移晋祚。陶氏世为晋臣, 义不事二姓, 故托为之辞以去, 若将以微罪行耳。”陶澍对此说深表赞成, 他在注中说:“初假督邮为名, 至属文, 又迂其说于妹丧自晦耳。其实悯晋祚之将终, 深知时不可为, 思以岩栖谷隐, 置身理乱之外, 庶得全其后节。此说不值一驳。刘裕篡位在公元420年, 距陶渊明辞官之年 (义熙元年, 405年) 有十五年之遥。此时刘裕篡逆未彰, 陶渊明逆知后事岂能如此昭昭然也?
二是据龚斌说渊明曾仕桓玄, 玄篡晋失败, 余党率受牵连, 渊明或亦蒙耻受谤:“加上质性自然”“违己交病”, 适值妹丧, 便托辞远遁。此说也不可信。桓玄之乱刚一平定, 陶渊明旋即进入刘裕和刘敬宣幕府, 二人均为桓玄死敌。这说明, 刘裕、刘敬宣全不介意渊明曾入桓玄幕府。据龚斌考证, 桓玄篡逆之交时, 陶正居家守母丧, 完全没有参与谋逆之事, 谤从何起?更何况, 陶渊明在母死后所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该文很可能作于平玄之后) 中, 对外祖父盂嘉与桓温的关系丝毫不加避讳, 相反却有夸耀之意, 根本看不出曾因与桓家有关系而蒙耻受谤之痕迹。如果是因为与桓玄事情有牵连而辞官, 应该是深思熟虑, 早有准备, 但陶辞官明显是临时决定, 走得很仓促, “敛裳宵逝”完全不像是深受谤言之苦而辞官, 故此说也难站得住脚。
而笔者怀疑, 陶渊明辞官很可能是因有臧污之行, 才在督邮来县之前, 望风挂印而去。当然, 笔者承认, 这种推测极不厚道, 颇有厚诬古人, 故弄玄虚, 赚取惊人之笔之嫌, 但如果我们对人情不抱太高的期望, 就会遗憾发现, 这种推测很可能是最接近生活真相的。
因为职掌监察又以严厉闻名的官吏上任或者下州县, 地方官吏闻风而逃的事例, 在汉晋之时比比皆是。例如李膺为青州刺史时, “名有威政, 属城闻风, 皆自引去。”“守令畏威明, 多望风弃官。”范滂任清诏使至冀州时, “及至州境, 守令自知臧污, 望风解印缓而去。”晋朝时, 王浚任河东从事, “守令有不廉洁者, 皆望风自引而去”。刘毅“转司隶较尉, 纠正豪左, 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从。”
为了理解陶氏为何辞官,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云:督邮为郡佐之一, “汉有之, 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西部, 闳孺部汾北, 翁归部汾南, 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 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 以立秋日, 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日:‘今日始鹰隼始击, 当顺天气取奸恶, 以成严霜之诛。’”由此可知, 督郡属监察官, 职掌监察属县长官, 依法控告, 鹰隼击杀, 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颇著名的曾祖父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其次,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陶渊明出仕的目的。各种材料都表明, 陶氏担任彭泽县令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萧统《陶渊明传》云:“ (陶渊明)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 谓亲朋曰:‘聊欲弦歌, 以为三径之资, 可乎?’执事者闻之, 以为彭泽令。”《归去来兮辞》序说:“余家贫, 耕值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生生所资, 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 脱然有怀, 求之靡途, 会有四方之事, 诸侯以惠爱为德, 家叔以余贫苦, 遂见用于小邑。”通过担任地方长官以致富在南朝似已成为惯例。《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说皇帝因其弟张恕有功, 要以恕为晋陵郡太守, 张岱的答复是“若以家贫赐禄, 臣所不辞, 以功推事, 臣门之耻。”此事一则说明南朝高门耻于实务, 二来说明担任地方守令是照颐贫穷者的一个门径。《冥祥记》的作者王琰也曾因为家境贫困而走王僧虔的路了, 希望能得到一个地方长官的位置。《全上右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齐文》载有王僧虔《为王琰乞郡启》:“太子舍人王琰 (阙十五字) 牒:在职三载, 家贫, 仰希江、郢所统小郡, 谨牒。”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并不容易, 同样是请托了叔父 (很可能即是担任太常的陶夔) 之后, 才得到这个职位。很显然, 这绝不是因为郡县守令俸禄高, 而是地方长官获得外快的途径多,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 在南朝这些外快收入很可能已经合法化了。
还有, 我们来看看陶渊明担任彭泽令前后的经济状况。陶渊明出任之前十分贫穷, “少而贫病, 居无仆妾;井臼不任, 藜菽不给;母老子幼, 就养勤匮”“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这种状况在他出仕十年之后, 并未有根本性的好转。陶渊明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还说“劲气侵襟袖, 箪瓢谢屡设, 萧瑟空宇中, 了无一可悦。”此时是元兴二年 (4 03年) , 陶出仕已近十年。为什么呢?因为陶以前担任的都是州郡或者军府的僚佐, 无论是祭酒还是镇军参军、建威参军, 都不是肥缺, 类似于现在的工薪阶层, 正常收入只是官俸或偶尔所得的赏赐。
但在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以后, 他的境况有了很大的变化, 已经是“僮仆欢迎……有酒盈樽”;而且有车有舟:“或命巾车, 或棹孤舟” (《归去来兮辞》) ;有房有地:“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 桃杏罗堂前” (《归园田居》其一) , 过上了小康生活。短短的八十余天时间, 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光靠官俸收入显然是不够的, 是否还有一些灰色收入, 而这些收入是陶渊明在督邮来检查工作时辞官归田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督邮查出什么不法之事的话, 那就要真的成为刑部诛杀的对象, 而受乡里小儿之辱了。
摘要:陶渊明辞官的原因, 历史上有几种说法:有“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之说;也有“悯晋祚之将移, 故辞官以图置身治之外, 全其后节”之说;还有“玄篡晋失败, 渊明或亦因之蒙耻受谤, 便托辞远遁”;更有督邮将至, 性格不合, 奔程氏之丧的猜测。但笔者以为陶渊明辞官很可能是因为臧污之行, 故在督邮来县之前, 望风挂印而去。
关键词:陶渊明,辞官,原因,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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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波.陶渊明辞官归隐的原因探析[J].安康师专学报.2006, 18 (3) .
一、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人生态度
《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的感人之处在于他鄙夷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这一点在其作品中是屡有申述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这是陶渊明终生恪守的人生态度。义熙元年的归隐,是陶渊明与官场的彻底决裂,也是陶渊明人生的重要转折。值得注意的是,其时陶渊明的家境并非十分富庶。归隐之初,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加上刚刚去职,有一定薪俸结余,尚无生计之虞。归隐数载,生活的种种不幸渐次袭来,陶渊明沦为“君子固穷”的一介寒士。濒临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他真是穷到彻骨,常常没有饭吃”。
陶渊明的归田,出于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并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成份。为了人格的独立和完善,陶渊明走了一条“躬耕自资”之路。其后的实践证实,这是一条荆棘丛生之路。“逢运之贫”,“箪瓢屡罄”,毕竟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力。封建时代,像陶渊明这样耐得寂寞、耐得潦倒、耐得贫苦的士人,实在屈指可数。归隐之后,陶渊明的仕进之路并未断绝,故交之中,也不乏达官贵人,陶渊明之可贵在于,即令贫病交加,也无出仕之念,即令处境困厄,也不攀附权贵c在富贵和贫穷之间,陶渊明决然选择了后者而毫不反悔。“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以累己”,“不赖固穷节,有世当谁传”,“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于中不难看出陶渊明白诩气节安贫乐遭的情怀。
二、委运任化生死由之的达观思想
《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闺。”“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完全持坦然态度,这是窥探陶渊明心态不能忽略的一点。《形影神》:“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更须尽,无复独多虑。”《挽歌诗》:“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归园田居》:“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在陶渊明看来,人虽为万物之灵,却难以逃脱死亡。即然如此,对生死荣辱作过多考虑就显得多余。因此,人应当顺应自然,在“自然”这一波涛起伏的大梅中随流飘荡,不为之喜亦不因之惧。这种“乐夫天命”,委运任化的思想,反映出陶渊明的生死观。正是因为具有这种人生哲学,才使陶渊明对天地万物齐以达观,对世间纷扰无动于衷,对艺术世界执着追寻,也才有陶渊明式的独到的审美发现。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儒家的生死观,天寿等同生死混一是道家的生死观,陶渊明的生死观带上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而有别于儒遭两家。陶渊明看重有限的生命,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虽“感吾生之行休”,但对生死又坦然面对听其自然,表现出一种平静心态和旷达胸怀。陶渊明白撰挽辞并为了吟唱,“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以平静理智超然旷达的心态看待生死,其可贵处在于,完全摆脱了生死的纠缠与因扰。在陶渊明看来,人生的意义,不在生命过程的长短,而在生存质量,即生命过程的完成状况。人活着,应当多姿多彩地演绎人生,体现出自己的生命价值。陶渊明毅然辞彭泽令归去,正是为着完美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质性自然抱朴守真的生活原则
《归去来兮辞序》:“及少日,眷然有归去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陶渊明否定仕宦道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就是“质性自然”。粱启超说,陶渊明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来概括他:‘自然’”。《归去来兮辞》中展现的引觞自酌抚松盘桓、经丘寻壑临流赋诗等情节,实际上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审美情趣的外化。陶渊明以“自然”之心性,人“矫励”之官场,鲜有不“违己交病”者,所以才有“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之人生感慨。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评论家常以真、淳、朴、拙等词语评论陶渊明的作品。其实,这也是对陶渊明“自然”之旨的具体注释。所谓“自然”,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其根本点即在“抱朴含真”“性刚才拙”。在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时代,陶渊明敝屣名教崇尚“自然”,落脱世故忘怀得失,恪守求真求朴的生活,摒弃浮华奢靡的世风,《归去来兮辞》正作了形象的写真。
四、特立独行不拘时俗的处世方式
《归我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那个虚幻的“世外桃源”。息交绝游悖离时俗,是陶渊明思想的另一特征。如果说,仕途的黑暗、理想的失落、个性的压抑,令陶渊明毅然诀别官场,以归隐生活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佳选择,充分表现了陶渊明与世风时俗的精神背离。那么,从陶渊明的生活细节中,同样可以看到陶渊明这种不拘时俗的鲜明个性。史书记载:“蓄无弦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是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陶渊明自述:“性嗜酒……造饮则尽,既醉而退,亦不吝去留。”这种不拘流俗独标新格的审实意趣,告白着陶渊明与现实世界的种种不调和,与时代精神产生着剧烈冲突,这就是陶渊明坦言“世与我而相违”的思想内蕴。
晋宋易代之际,“朝隐”之风盛行,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之假隐土纷纷登场。他们附庸风雅交往权贵,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实为利欲熏心之徒。陶渊明之归田,绝不是求取声名待价而沽,为自己设计一条曲线求官的终南捷径,而是彻底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为自己设计一条展现完美人格的人生之路,《归去来兮辞》的思想价值,正在于对仕途、世俗的彻底否定。
五、安逸闲适平和恬淡的审美趣味
陶渊明的生活情趣,直接反映在《归去来兮辞序》中的有下列四个方面。一曰“躬耕自资”。“植杖而耘籽”这种劳动生活,绝不是诗人的夸饰,这在诗人的作品中多所反映。“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展出肆微勤,日人负耒还。”为不违己愿不负所怀,陶渊明选择了一条躬耕之路,此路之艰辛不难想见。一曰嗜好饮酒。“有酒盈樽”是陶渊明的心愿。前人疑陶诗“篇篇有酒”,的确,陶渊明“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陶渊明之饮,一在遗世忘忧,一在自得意足。一曰琴书自娱。“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陶渊明自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与书置于同等地位的是对音乐的爱好:“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有琴有书,载弹载咏。”正是在抚琴读书之中陶渊明得到人生的真趣。一日性爱丘山。“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陶醉林泉,寄意山川,寻幽探胜,以自然景观为依归,以山川草木为友朋,以鸟兽虫鱼为侣伴,陶渊明留下了许多抒写真情挚性的诗篇。
《归去来兮辞》:“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仕宦,如无心出岫之云,归田,如倦飞知还之鸟,陶渊明自塑的“抚孤松而盘桓”这一归田者形象,生活之安逸、闲适,心境之平和、恬淡,真切形象地反映出涛人的审美追求,其审美趣味的核心是自由自在适性逍遥。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著名的文学家,更著名的则是他告别官场、做了真正的隐士。《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是告别官场的宣言,欧阳修评论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
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
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
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光辉形象。
认真读完一本著作后,想必你有不少可以分享的东西,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范文(通用6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1陶渊明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之人。我暂且不讨论他的其他方面,仅就他“乐天安命”的思想境界表示赞扬。
在《归去来兮辞》一文中,陶渊明阐述了他的亲情之乐,琴书之乐,跟众之乐,山水之乐。而这些“乐”的根本是在于“得时”“乐天命”这种顺应天时,乐天安命的思想情结。就陶渊明本人而言,他在官场上不得意,不愿与当朝政治腐败同流合污,且他也没有能力去抗争,于是他便辞官回乡,顺应天意。回乡之后随仍有淡淡无奈惆怅,心有不甘,但总体还是安命,享受自然的乐趣。
有人说要努力改变命运与命运抗争,这话不假。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上天一定是对每个人公平的,每个人的命运虽然不同,但命里的“乐”和“悲”是一样多的。有人想改变命运,说明他只看到了“悲”的一面,希望自己的命是尽善尽美的,这不免有些贪婪,也有些悲观。这样,可能最后是获得了成功,但岁月不饶人,当你最终对自己的命满意时,大概也两鬓斑白了吧!回望过去,一辈子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抗争,这有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被“悲”反作用了。而有些人,包括陶渊明,注重命里的“乐”,对上天抱以信任,顺应上天的安排,从任何地方寻找快乐,这样虽经历了悲,但终究悲和乐是平均的。而且,这种安然的心境使人内心平和。
就像《深虑论》中方孝孺提的“尽人事以合乎天心”的主张。“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都说明了“天”是凡人无法“谋”的,不如乐安天命,积善德,安然自若地度过平稳的一生。这终究是比轰轰烈烈的一生要快乐。
顺应“天道”才是正理。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2家道的衰落,境况的窘迫,理想的冲击,陶渊明选择了出仕为官。那时的他激情澎湃,他想在仕宦之途尽现一身的才华,他想在混乱之局挥洒一腔的赤诚,他更想在生命之巅成就一生的梦想;那时的他犹如一只羽翼微丰的鸟,带着晨霭扑翅飞向了心灵天空!
我不愿重温他那段阴雨晦霾的为官生涯,虽然短暂但已让所有文人为此咏叹千年。我倒愿意想象他决意辞官,书写辞呈的情形,轩昂的眉宇微皱,严肃的嘴唇紧闭,一双灼灼的眼睛直射出睿智而又果决的光芒,手中的笔尽情挥洒,心中的块垒一泄而出,酣畅淋漓!最为我神往的是他快意地扔掉纸笔,随后扬长而去!那份洒脱,无羁,直令其余的县令瞠目结舌。在那个门阀等第森严的社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比比皆是,而唯独他却做出如此的骇世之举,也唯有他不媚权贵守住了精神的纯净。很多人惊叹他的傲岸壮举,却不能拥有他那般的胆量,更不敢步他的后尘。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率真的几近孩童的文人,更是一位孤高的智者。
他看清了世俗的污秽,他洞明了人生的真谛。性质自然,本爱丘山的他只有回到故土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才能呵护心中纯洁的梦想。四十一岁的他归心似箭,敛裳宵逝,载欣载奔地回家了。家,那个温暖的字眼,多少个夜晚让他魂牵梦萦;家,这个安全的港湾,多少次疗治了他的创伤;家,这个熟悉而荒芜的生命终极,令他热泪盈眶。他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压抑得太久,呼入胸腔的是缕缕的馨香。一丝笑容挂在他疲惫的脸上,一行老泪洒在他眷恋的故土上。
“童仆欢迎,稚子侯门”多么热烈的场面,“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多么温馨的爱意,家人把他这个漂泊游子的褶皱心灵抚平,心中的激情汹涌,泛红了他的脸颊。环视四周,一切如旧,只要那松树依然挺立着,只要那丛菊淡然开放着,一切都够了。每天流憩于这生机盎然的庭院里,有白云为伴,有飞鸟为友,没有尘世之人搅扰自己的心绪,那样的悠闲自得,又那样的清高孤立,喜悦从心而生,不用言表。
纯朴的农人纷纷而来,热情地讲述着春耕之事。对他而言那并不陌生,随着自己的兴致,要不坐着篷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去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丘,要不划着小船顺着幽深的溪流去穿越沟壑。那里都是春天最先到来的地方,木欣欣向荣,泉涓涓始流,生命的律动震撼了他的心。美好的时光过于短暂,他深悔自己在官场错失了那么多个春天,他庆幸自己醒悟的还及时,可以从此尽情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拄着拐杖随性地除草培苗,随性地登上东边的高地,去长啸吟咏心中的喜悦之情;随性地坐在溪边的草地上,去抒写精神的自由诗篇。那一句“乐夫天命复奚疑”直吐出他参透人生后的喜悦,这喜悦穿透云端,向天宇飘去,飘去。千年后的今天,我听到了他的喜悦之言,那带着孤高的喜悦,你呢?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3今天我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有一句话让我深思: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心为形役?心为形体所奴役!无论是当今还是以前,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少年时立下了造福百姓的志向。但无奈,在后来的生活中并没有坚定自己的志向,反而被世俗的尘埃恶垢所污染,被形体上的贪念利益所蒙蔽,逐渐变成了他们少时最不屑的奸逆小人。古如严嵩,原有“奸人当道,在下不堪与之为伍”的骨气。后混迹官场,追逐个人利益,逐渐成为“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的大奸臣;近如汪精卫,为推翻清王朝,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志。然而随着日军地侵入,他感叹着“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最终降日投敌,成为民国最大的汉奸。虽然历史上也有如文天祥那样正直的君子,但始终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想在乱世而保持清高,非常困难!清高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一生贫寒,为常人难以忍受;清高的人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处处受排挤,常人气节难存。而能坚持自己理想、抱有骨气的人,就是真正有毅力的人,他们就像石灰一样,不怕千锤万凿,不怕烈火焚烧,哪怕粉身碎骨,也要留清白在人间。当然如周党、严光那样“不事权贵宁耕田,铮铮铁骨愿钓鱼”的隐士,他们厌倦官场的阿谀尔诈,却个个都是和屈原那样敢于向命运抗争的勇士啊!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4作为文学作品,这首辞的成就很高,历来为人所称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经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可见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 而不关心世事的纯隐士。由于受儒家的影响,陶渊明曾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来实现“大济苍生”的宏愿。但作者所处的东晋时期,正是军阀制度的全盛时期,高门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庶族寒门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29岁出仕,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但不过是祭酒、参军一样的小官,不仅济世的抱负无从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地同一些官场人物 周旋。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和耻辱。因而屡屡辞官回乡。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为彭泽县令,上级派督邮(督查属县政绩的官吏)来县,县里说应当冠带整齐,前往迎见。他叹气说:“我岂能为五斗米,这要问乡里小儿。”就辞官归隐,他在回家 时,写下这篇文章表明意志。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述志作品,着重表达了作者对黑暗官场的厌恶与鄙视,赞美 了农村 美好 的自然 景物 安适的田园 生活,显示了他归隐的`决心。诗的开篇,随口而出“归去来兮”四字,积蓄已久的压抑和不快如决提之水,一发不可收拾。而诗人归去的理由却仅仅是“田园将芜”这个简单而平淡的原因。诗人想到“田园将芜”本应回家,但心在官位,为形体所役而不能自主,这是何等可悲!表明诗人已有归意。而后一层是之词。诗人已知过去求官为非,今日弃官为是,好比是入了迷途不远,还来得及回到正道上来,因而感到欣慰。紧接着,写作 者回到田园后的愉快生活。作者乘舟返家途中既轻松又渴望抵家的心情,和望见家门时欣喜若狂的心情,这跟在官时“惆怅而独悲”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饮酒自遣,这是室中之乐;涉园观景,流连忘返,这是园中之乐。这是真正的隐者之乐,跟迁者们的闲适心情绝不相同。以“息交以绝游”进一步表示对当权者和官场生活的鄙弃。“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描写 了农村初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触景生情,为结尾 是人生 观张本。诗的结尾,抒发诗人“乐天安命”的情怀。
这篇《归去来兮辞》写于陶渊明辞官归田之初,但不是抒写归田后生活实况,而是他登舟启程之前对归途及归田后的想象,让读者从中深刻体会 到了他结束十三年仕途生活的坚决与畅快,表明了归隐田园的决心。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5今天学完了《归去来兮辞》,才慢慢的开始有了对“隐士文化”的初步了解,在没学这篇课文之前,我对陶渊明也是非常不理解,明明是那么的才华横溢,明明以前有那么大的雄心大志——大济与苍生,可到最后他却放弃了,为此,我不得不对他,他这个人有着莫名的好奇心。
他曾经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的诗质朴,冲淡,充满了诗意。他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形象代表,他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与富贵”的旷达的情怀确实让我钦佩。就像老师说的,如果在现今社会,我们凭借自己的千辛万苦,终于拿到了一张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能够坚定地说放弃,不要吗?我想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有自己的理想,我们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应该用汗水来获得成功的喜悦。
我们常人看来,陶渊明秉承了老庄的哲学,思想是消极的,是在逃避对家人负起的责任,但看一个人生活的是否消极,关键是看他有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像小鸟没有翅膀。陶渊明的弃职归田,不能说是消极处世,恰恰相反的,是他所追求的。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书卷中追求安逸,在田园里追求自己的平静心境。陶渊明的归隐,是对前途和命运的理性抉择,源于对自己本性的思考和保持。他不狂放,不沉沦,是对生命和自然满怀真挚与热爱,他所追求的,是内在的生命自由,将心灵寄托于田园,在平凡的现实中将主观情感与自然万物合一,在耕耘中咀嚼人生的真正价值,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大解脱,他那旷达的处世情怀是值得我们敬之佩之的。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6“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一句包含自悔的话语从不远处传来,只见那人一袭青衣,手持酒杯,身处菊花丛,与月争辉。细看,月与他交相衬托,竟有些莫名的和谐,在不禁间散发出生命的芳香。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陶渊明辞官归隐,只因他看破了世俗,官场的腐败令他心灰意冷,他宁可要匕首方宅,宁可“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也不愿趋炎附势,放下尊严去做那个自己不愿做的人。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若是真的放下名利之心,纵然身处闹市,亦如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言虽如此,但陶渊明还是选择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放下了繁华,远离了仕途。陶渊明隐逸南山时,他“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采菊东篱下,或临清流而赋诗。他远离了喧嚣,以一苇渡江抵挡人世的沧浪。
虽说如此,表面上看起来陶渊明身处桃花源地,与世隔绝,别有洞天?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心中的苦?当他满腔热血想要效忠于国家时,却看到了官场的虚伪、黑暗。
同时,他也明白凭借他一人之力,是根本无力挽回历史潮流,便只能选择愤然出世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他走得无奈,走得悲伤,走得落寞,甚至还有几分凄凉。他痛恨自己的志向竟被这浑浊的世俗掩埋,嗟叹自己的才华竟在这官场中充分的施展。或许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在这浑浊的世俗中散发出生命的芳香吧!同时,他的做举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是不被认可的,甚至是对他嘲讽,认为他辞官简直是荒唐之至。在当时许多老板姓都以做官为一生奋斗的目标,在他们的认知里,做官,可是一件能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大事。而陶渊明的做举,在他们看来无异于一个疯子所做的事。
所以说,看似恬淡的归隐并不意味着痛苦的消失,而是苦难的加剧,即“自以为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已矣乎”“胡为乎湟湟欲何之”都表明陶渊明在惆怅悲苦中饱受折磨。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
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
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陶渊明现存文章有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共计12篇。辞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来说,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陶渊明散文名篇《归去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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