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思考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思考（共10篇）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思考 篇1

作为儒家文化在家庭层面的阐扬,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纽带作用;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为当今中国崭新的精神文明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的创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借助其独特的形式又能够取得极佳的文化传承与布散效果.但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亟待现代创新,这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文化与经济社会互动共进规律使然,还是全球化时代打造强大的国家现代文化力的必然结果;取向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家庭文化体系,应当从家庭思想、家庭道德规范、家庭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开放型家庭文化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家训文化进行现代创新.中国家训文化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中国家训文化是沟通精英思想与普通民众的媒介,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职能,内容十分丰富.历代家训中的合理成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启示当代的家庭教育,即爱与教的关系、智与德的关系、气节与利益的关系、律己与教子的关系、为己与为国的关系,成为创建新的家训文化的背景和起点.家训文化中的德治思想及其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思考 篇2

(一) 有利于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众所周知,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 其强大的文化背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颇具影响力的。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与进步, 延续至今。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某些因素开始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也就逐渐被社会所遗忘。这样的情况对文化的传承是极为不利的。的确,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只适应于古代社会历史阶段。比如, 封建制度、奴隶制度等具有浓厚阶级色彩的文化是必须被现代社会抛弃的。但是, 一些古代圣贤所创造出来的规范自身言行的理论就完全可以被保留下来, 再加以现代化来传承延续, 成为新形势下人们的道德准则。所以, 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于其传承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 促进社会的发展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爱人者, 人恒爱之;敬人者, 人恒敬之”等优良传统道德始终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根基, 是社会道德的源泉。如今, 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物质文化也逐渐变得丰富多样。但在人民生活富足的现实情况下, 伴随的却是社会道德的缺失。所以, 现代社会, 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优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是重要的历史任务。

二、现代转化的措施

(一) 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传统文化都是优良的、可以传承的。在进行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过程中, 分辨传统文化的好坏是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只有先将优良的、可以继承的传统文化挑选出来, 后续的工作才能够得以开展。同时, 在区分优良文化和劣质文化的过程中, 要注意联系现代社会的实际, 从社会的需要出发, 来断定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价值, 而不是主观地、不顾历史条件地区分。

(二) 要重视传统优良道德的现代转化

传统优良道德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 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基。因此, 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中, 优良传统道德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关于优良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方面, 要注重道德教育的具体化, 道德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如果侃侃而谈, 往往会使人特别是处于启蒙阶段的儿童感到非常困惑甚至是厌倦。所以教育者要善于联系相应的情景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 让受教育者能够轻松地了解道德教育的含义, 并予以执行;另一方面, 要善于教导公民将个人权益与集体利益结合, 虽然, 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 每个公民的权益都应该被维护, 但这并不代表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就不重要了, 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下, 集体利益都是个人权益的保障, 如果集体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 个人权益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所以, 个人在注重自己权益的同时也要自觉地维护集体的利益。这种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理念宣传, 可以通过表扬先进人物事迹等形式实现。

(三) 要从现代文化与传统的文化道德共同点出发

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二者的相同点加以契合。例如, 中国的传统文化道德理念主要是以规范自身、自律为主, 因为我国曾经长时间地处于一种农业社会的状态, 人们之间的交往极为贫乏, 主要集中于邻里之间, 而自律的道德理念能够在这样小聚居的社会形态中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如今, 我国人口巨增, 交通发展迅速, 人们的交往范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一自律的道德理念显然是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但是, 不难发现这种自律理念和我们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个人诚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 我们要善于发现这样的共同点, 实现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三、结语

综上所诉,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既是文化传承的要求, 也是社会发展的根基, 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善于挑选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 形成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国强.我们要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J].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2012, (1) :18-21.

[2]温小勇.民族复兴语境下传统文化的转换和提升[J].云南社会科学, 2012, (5) :43-46.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现代思考 篇3

关键词：礼法文化；文化性格；现代意义

《寻其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是梁治平先生著述的。梁先生从文化解释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了系统的研究。这本书的核心章节是《礼法文化》，让我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礼法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待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

一、中国礼法文化的文化性格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从文化中探求中国古代法的精神，并把重点放在了制度的文化性格上面。梁先生用辨异的方法来探求其文化性格。纵观全书，其文化性格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

（一）无“私法”

可以说，作者在最后总结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之前，主要就是围绕着中国古代的“私法”问题，从中国古代法的公法性格和中国不能产生“私法”两方面，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了在中国古代是不会产生私法。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之一，即无“私法”。

作者在开篇《家与国》中讲到人与人关系改变造成了“一种浑然无外的社会关系状态，其中，无所谓个人生活，也就是说没有私生活的领域。”〔《个人》和《阶级》两章，作者首先通过对家族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之间的探讨，得出了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不外是家的文化，孝的文化，它不承认个人的存在”。其次，通过对商人在历史发展演变的研究，也说明了中国没有产生私法的原因。《义利之辨》讲到中国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义利之辨，其焦点在于私利与追求天下大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义利之辨的大前提就是为了要完成去私。

（二）法律、道德与政治的融合

作者在《刑法律》中讲述了法的含义的演变，得出结论，即“中国的法是具有暴力色彩的、有‘公的性格的，法即是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化特征的。”《治乱之道》中谈到中国古时治乱之道的一贯精神就是人治而非法治。在《礼与法：道德的法律化》和《礼与法：法律的道德化》两章中，从法律和道德关系角度详细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这是道德的法律化；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这是法律的道德化。”

（三）以追求自然和谐为最终目标

作者在第八章《无讼》一章中谈到中国无讼观念，而无讼观念从根源上来看是源于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念。“天道本和谐，因此人道亦平和。倘若人涉身于冲突，那便是偏离了人道之所本的天道。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教化，通过劝说也通过儆戒，使他们‘反人道之正，以便维持好整个社会的和谐。这样的态度与作法，不但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法的出发点。”而在第十二章《自然法》一章，作者进一步通过对中国古人“自然”的解读，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礼法以及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归根于‘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古代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源自天道和谐的观念，源自古代中国人对于自然和谐的不懈的追求。”

综上所述，梁治平先生对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文化性格进行了深度的描绘，从以上的总结来看，礼法文化的文化性格是与我们现在的一心追求的法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承认中国传统礼法文化对我们今日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二、中国传统礼法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对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中“传统”的理解

梁先生传统文化研究的范围并不是完美的。他在書中的再版前言中也反思了这个问题，说道自己书中的传统是“‘大传统，即来自国家的、统治者的和精英的文化传统，而非大众的和民间的各种传统。”也有学者就认为梁先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于乡土社会的草氓百姓来说，是否同样秉承这一价值理念呢？”。

而这个问题可以从梁先生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一书得到会弥补，这本书“乃是对作为‘小传统的中国清代习惯法所做的研究。”这进一步弥补了《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的遗憾，展现出了不同于国家或者精英社会层面的一种文化“传统”。

所以说，我们理解传统，不仅要从精英社会层面，也要从乡土社会来看待。古代社会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日法治的进程。只有全面看待“传统”，现代法治才会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其生存的空间。

（二）传统礼法文化的现代意义

梁治平先生认为，中国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旧的文明秩序已经被打破，新的文明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现在所处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更要加紧步伐，寻找到合适的出路。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提倡法治与礼治相融合，梁先生认为当前我们处在的这个摸索时期的发展方向就是礼与法的分合，他的出路就是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秩序。费孝通先生也看到了现在两者的冲突，他认为“法治的秩序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建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么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但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法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礼法文化深入详细的研究基础之上。从这个层面上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现代甚至未来中国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古代法文化研究，在今日看来，对我们实行法治都有一定的意义。

三、结语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如梁先生所说的一个转捩点，只有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对现在的社会有更加深刻的全面的理解。同时，这些在我们看来不相容的传统的文化能够为我们现在寻找出路指明方向。中国传统礼法文化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是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的。

参考文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2]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读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第2期。

[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报），2005年第4期。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篇4

摘 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但受其自身延续性的影响，对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良性发展，本文从介绍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转型的途径三个方面入手，争取为促进其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提供合理性的建议。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存在问题；转型途径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概述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

其实在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时间来界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过去时”。刘泽华、葛荃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传统的政治系统相对，即中国古代君主政治赖以生成、运转的文化条件和背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已经消失，必须通过史料分析来展现历史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而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他们强调“在研究传统政治文化问题是不能简单引用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必须根据对象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才能对该问题有清晰的认识”。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现在时”。朱日耀认为：“政治文化应该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其中主要是支配和规范人的政治行为的政治思想，代表社会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

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所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经过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活着的东西，是相对稳定地积淀在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中国政治系统和政治运用层面的依托[1]。

由于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环境和地理条件等因素，使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了所独有的特征。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1、以人文主义为基础

中国古代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宗教神权始终不发达，在古代文明的初期，没有经历过神权国家阶段，进入中世纪以后，也没有出现像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以神权为本的文化很不发达。从商周早期政治思想产生的时候，就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时由于人们的认识有限，往往把人事与王命联系在一起，西周时期的“敬天保民”思想就是其典型形态，但是就其思想结构来说，是实于保民而虚于敬天，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这就导致人们对人的认识的深化[2]。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条件下形成的诸子百家，他们在政治上千差万别，但是，其人文主义特征又是共同的。

不过，中国传统的政治文的人文主义精神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是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的，古代的思想家们以道德为表准对人进行划分，形成性恶论和性善论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不论是哪一种观点，其归宿都是如何实现社会群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所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人性论，所强调的往往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单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得到体现[3]。同时，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古代的思想家们又以人在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为依据，把人性分为若干个等级，从此，古代的人性论在政治上又为专制主义统治而服务。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与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本质差别。

2、以礼治为手段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始终。“礼”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制度、规范和准则仪式，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等，这些是维护宗法主义的等级秩序、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礼治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其基本精神是“礼让”，尽量减少人们之间的斗争，理顺社会中的各种横向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

在“礼治”中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行动的准绳，把君与臣、父与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样就把人 民紧紧的束缚在王权的统治之下。一方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人们形成了共同的心理。让人们认识到的国家的重要性，形成了普遍的爱国观念。另一方面，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各个等级对皇帝应尽的义务，而忽视了人们的权利。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进而奴化了人们的思想。

礼其实更多的被看作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正是礼的存在才使社会资源得以较为合情的分配，民众心理得以平衡，社会各阶级矛盾得以协调，国家秩序得以维持，社会安定得以实现，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旋律”。正是人们之间相互谦让、以礼待人的相处方式，才使我国具有了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才使政治制度得以长期存在。

3、以经学为思维基础

不同文化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向。自从儒学确立正统地位以后，其思维方式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因而，经学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儒学，而经学又是儒学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古代，经学一直被认为是最精深的学问。人们在主观上认定，儒学经典是一切科学与知识的源泉。经学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注解、阐发经传的方法，在中国封建时代，经学的思维方式备受推崇，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但是他们也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点。其一是把自己的思维视野囿于儒家经典之内；其二是把圣人之言、经传所云视为人的政治行为的规范和治理国家的准则。这样的思维方式同样体现在政治领域，受其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们通常从经典中寻求治国之道，例如汉末的王莽改制，宋代的王安石变法都可以从中找到复古的意味。

经学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使传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但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变革的机制，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而使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衰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迫使它自身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转型。我们只有了解传统政治文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后，才能够对其转型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皇权专制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形成于秦汉,一直延续至清代,几乎伴随封建社会的始终,历时长达两千余年,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专制主义是中国历史的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巨大。

首先，国家权力集中于最高统治者手中。统治者强调君权高于一切，朕即国家的强权理念。例如秦统一六国以后，秦王嬴政为了凸显自己的丰功伟绩和标榜自己的权威，决定重新议定君主的称号。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因此就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和人最高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并就有关皇帝的政务活动定出专门称谓，以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又通过其他配套措施，使皇帝总揽了国家最高大权。自此以后，皇权专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制度，甚至形成皇权法典化，以渗入人心。

其次，皇权具有无限性。“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这导致了权力滥用。因为皇帝权力没有任何形式监督和制约，最高统治者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为所欲为，不受任何人和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制约，臣民也无权对他们进行监督。中国历代王朝，虽然都设有监察机构和监察御史，但他们仅是代表皇帝对下属官吏履行督责之权，是皇帝维护其对下属统治的工具。御史可以对皇帝执政方式和个人德行提出建议或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监督，只是提醒，其意见和建议能否被采纳，还要看皇帝本人。封建皇权专制，从根本上说，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来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皇权思想的固化，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国历史上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但不管哪朝哪代的农民起义，他们都具有浓厚的皇权思想，总要找到一个人作为皇权的象征，如汉代的“非刘不王”。而中国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傀儡皇帝和幼年皇帝，他们并无任何统治管理国家的能力，但王朝并未因此分崩离析，尚可继承下去，这些都是极端皇权思想的存在导致的。我们是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是一个讲究民主、法律的国家，而这样的“皇权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国家的需求，因此，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要想继续存在，那么其自身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型。

（二）文化专制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君主统治的重要思想准则。我国古代历来讲究“克己”，即探索自我和修身养性、与内在世界斗争而与世无争的观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萌生、发展，使政治文化观念倾向于形而上学。例如我国古代的“天朝上国”观念深入人心，正是本着这种思想，才使国家和人民都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味地否定外国的先进技术，不思进取，最终使原本强大的中国变的不堪一击。统治者通过纲常伦理等教条来限制人们的思想，还用暴力手段来打击所谓的“异端邪教”，例如“文字狱”、“焚书坑儒”等都是其典型的表现。这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人们的思想逐步僵化，思维发展受其束缚，思维角度变得更为局限。思想是文化的派生物，思想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文化的专制，最终使思想专制与文化专制形成恶性循环。

而这样的文化专制制度已经与我国现代的文化制度形成强烈的对立，现代社会中，文化强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国家也提倡要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要保留有特色的文化。显然这种古代传统的政治文化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政治生活。

（三）官本位思想严重

官本位思想形成于家长世袭、专制权力、宗法等级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其实“官本位”的思想已经背离了儒家经典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初衷，变成了“官贵民轻”。这种思想无处不在，并且顽强的指引人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取向以及人才模式的塑造。在社会中最严重的影响就是引起了人们对权力的崇拜。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他们会用尽各种方法来保全或者提升自己的官位，依次来增强自己的权力。而那些没有掌握权力的普通百姓，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来努力获得一官半职。例如我国古代就出现过“卖官”的现象，那些权力大的官员通过卖官来收取利益，而那些没做官的人通过手中的金钱来实现自己做官的愿望。这种对权力的狂热追求，一方面导致国家行政制度缺失，官员冗杂，办事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形成腐败现象。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严重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使社会出现了“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畸形现象，最终导 致我国古代的封建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

“官本位”的思想容易导致权钱交易，在权力本位意识和物欲化倾向严重的情况下，容易诱发权力主体过分行使职权而不顾法度的行为。在现代化国家中，这种思想应该是严厉禁止的，特别是在政治领域。政府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官员谋取私利的场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其中许多不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部分，我们要用具体的方式进行改革，使其更好的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三、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途径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路径应当遵循“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化发展”的策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实现现代变革的根本，便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完成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的转换，建立起公共权威和社会契约，建立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市场经济主要从三个方面完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改造。第一，市场经济塑造公民的主体性，使大多数个人和社会组织摆脱宗法社会关系和传统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利益独立、非政治的生活主体。第二，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构筑了民主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又使民主成为经济主体的自觉追求。第三，市场经济的运行，都需要法律来引导、规范、保障和约束，才能使市场成为有序的市场[4]。

但是，由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相对滞后性，又由于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决定了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为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推进。为此，首先要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真正完成其从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强制干预向宏观调控、协调服务转变，完成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其次，要以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建立健全市场法规，规范交易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创建法制经济、信用经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调节公民的社会政治心理

“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测量社会改革的“感应器”和“晴雨表”,同时它又是改革理论向改革实践转化的桥梁”[5]。在我国现阶段，社会深层矛盾集中，社会问题相对突出，人们的政治心理非常复杂。由于政治心理具有互动性和冲击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存在既有利于改革，但同时又会因改革触及个人利益而出现不适应、困惑和迷乱，产生“失落感”甚至抵触情绪。如此种种，都可能形成对于改革的心理阻碍。消极政治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与调适，极易弥散和感染到其家庭成员及其他社会群体，引发大面积消极政治行为，严重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心理环境，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心理根基，危害社会政治稳定大局。因此调解政治心理极为重要。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扩大政治沟通渠道，适当释放社会政治心理，是调控政治心理的有益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相对扩大，但由于种种因素，目前政治沟通渠道相对狭小，不利于政治心理的调控。因此，我们应当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拓宽政治沟通渠道，比如完善政治协商对话制度、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完善舆论表达和监督制度等，实现政治心理的合理调控。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和加强新型社会规范，克服改革中的心理障碍。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如果人们在心中还是保持那种“天朝上国”的思想，这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将会产生很大的阻碍，因此培养人们建立一个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政治心理是非常必要的。

（三）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我国古代实行的君主专制，主要是以“人治”为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人治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君主自己的想法来统治国家。如果是位开明的君主，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运行的好些，甚至会出现“盛世”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不是明君，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就会令人堪忧。因此，面对人治统治的不稳定性，我们要尽量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利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稳定性，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此外，国家文化的发展，本身也需要法律进行规范。我们知道，文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但现在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人们的流动性较强，会受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不适应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因素，严重者会引起一定的 骚乱，因此面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也应该加强管制，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我国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四）合理扬弃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确实有很多弊端，但是其合理因素也很多，搞虚无主义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简单粗暴地硬性隔断历史，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充耳不闻，一概排斥。我们应该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传统的政治文化。我们必须立足于现实，着眼于传统政治文化中有益有用的东西，做到古为今用，为以科学、民主、理性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文明提供切入点和生长点，并以此作为传统政治文化根本性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需求，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精华性成分进行改造和重塑，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促进其向现代理性主义飞跃，进而把这些积极因素整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为构建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服务。我们在创建一种新型的、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时，也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之能够将我国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更好的维护和促进我国现阶段及今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而服务。

总之, 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 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吸收已有的西方民主宪政实践中的有益经验, 建设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民主浪潮的冲击下, 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时, 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同时进行，具有制度保障的文化建设才不会缺失民族的特色。此外，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政治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只要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一定会使政治文化呈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5

刘海鸥（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刘海鸥，女，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后，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外国法律史。

摘 要：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内涵丰富，“天人合一”是传统的生态保护法律和实践的思想基础；生态道德教化在民众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及生态法律的有效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值得今人借鉴。而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互动模式为现代环境保护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奠定了历史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篇6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不断拓新，既守护和继承传统又背离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向逆反运动，正构成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演变的一大奇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异。因而要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建设中统一起来，肯定需要有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必须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发展也非常之快。但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非常不平衡。因此，要使我国的文化全面走向现代，从各个层次和方面都走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无疑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使各民族的文化继续各具特色，又必须扬长补短，升优汰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广泛参照中，坚决把人家先进的东西“请进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并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素，深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

“孝”是中华民族古化的伦理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孝”的内涵是对父母的瞻养、侍奉、善待，养老送终等。“孝”在中国历史上是源远流长的。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在传统社会，“孝”对维持宗法秩序、维持群体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传统社会的“孝”也有很大的消极与局限性。“孝”的观念与规范是人类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总结。其中自然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陈旧糟粕，但也保存着人类对两代人人际和谐认识的有

价值的因素，这引起永续性的东西，应传承下去，并要与时俱进，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成为促进家庭与社会和谐的推进器，成为家庭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

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后人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电影的融合 篇7

电影《三笑》走的是中国传统的单线, 叙事结构方式及情节源于民间流传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表演融入了中国古典戏曲的舞台演出程序, 采用多个民间小调来对电影的情节背景、人物形象及内心活动进行描写及刻画, 深得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 是一部难得的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喜剧片。《三笑》采用大量喜剧性的音乐, 营造出一种轻松、机智、愉快的气氛, 使观众情不自禁地欢笑。这种以音乐唱段贯穿全剧的方式既有别于一般的戏曲电影, 又有别于好莱坞的歌舞剧, 在形式上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一部电影的成功离不开演员。由陈思思扮演的秋香, 具有江南美女的古典韵味及气质, 一举一动符合剧中人物的形象。一提起秋香, 就会让人立刻联想到陈思思。同样, 扮演唐伯虎的向群, 虽是角色反串, 但也演得风姿秀逸, 颇具古代书生风采。

《三笑》故事的情节发展类似于元杂剧的四折——楔子结构。楔子用来交代故事的概要及剧中各个主要人物。在影片中, 开头用了四支小曲来介绍主要人物如秋香、唐寅、太师和家人华文华武等的出场。有的是直接在片中出场, 有的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如唐伯虎, 是通过太师的儿媳妇玉英口中道出的。

第一折是从太师夫人进香一直到秋香三笑进府时止, 是整个故事的开头 (启) ;第二折是从唐伯虎卖身进府到落入秋香的圈套 (被锁在柴房中) 止, 是故事的发展部分 (承) ;第三折是从华安 (唐伯虎) 代替王师爷成为伴读到华文华武中计调戏老母, 被太师夫人隔断内外联系止, 是故事情节转折部分 (转) ;第四折是从唐伯虎请祝枝山谋划到点得秋香半夜逃回苏州止, 是故事的高潮结尾部分 (合) 。尽管故事的情节结构是单线型的, 但是道来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前因后果明确清晰, 情节发展合理自然。剧中每个情节的发展都采用中国传统的环环相扣的故事结构, 具体分析如下:

太师夫人虎丘进香和唐伯虎虎丘游玩→唐伯虎偷窥秋香→秋香一笑留情→追舟→夜泊秋香二笑→进府秋香三笑→唐伯虎演苦肉计→卖身进府→与秋香在内院相见→秋香见玉英→玉英见唐伯虎→唐伯虎求情、隐瞒身份 →华安 (唐伯虎) 至小厨房取水→石榴勾引华安→华安与秋香单独相见→华安去给公子送早餐→遇见秋香落圈套→早餐被狗吃掉→华文华武发怒→华安为他们代做文章→王师爷献文邀功→识破真相, 师爷辞馆→华安升为伴读→追秋香无进展, 作雕吃图讽刺华文华武→画被秋香带入内堂→被玉英识破, 太师夫人大怒→惩治华安→众人求情, 罚画观音像→秋香侍候→华安再次表白, 秋香开始动心→佛阁落成, 留秋香守内堂→华安支开华文华武会秋香, 晚上相约牡丹亭→华文华武调戏秋香, 秋香设计捉弄→后花园牡丹亭边, 秋香故意留下老夫人, 华文华武误认为秋香, 上前调戏, 老妇人发怒, 断绝内外联系→华安与秋香不得见面, 中秋夜互表相思→华安请祝枝山谋划→祝枝山拜访华太师→两人合谋激将太师, 太师许诺让华安选一丫鬟为妻→华安在外挑选, 太师夫妇在内商量让四香出场→秋香出场→华安把印交给秋香→秋香见玉英→玉英把钥匙给秋香→唐寅秋香晚上乘人不备溜走, 乘舟回苏州→结束

在影片的情节发展脉络中, 有几个是关键点, 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虎丘偶遇是故事发展的缘由, 卖身进府是故事发展的继续, 作讽刺画则是故事发展的转折, 完成了秋香对华安 (唐伯虎) 的心理转变, 解除了其防备心理。太师夫人下令断绝内外联系, 促使唐寅请祝枝山出山是故事发展的又一关键点。设计迫使华太师割爱让华安点秋香, 从而完成了本故事的高潮部分, 最后在表妹玉英的协助下逃出华府, 圆满收尾。

《三笑》的喜剧效果也是影片成功的因素之一。分析如下:

喜剧因素1. 误会法:误会法是戏剧中常用的手法, 来制造冲突, 从而产生戏剧效果。影片中, 唐伯虎和秋香的故事也是由于误会而产生。唐伯虎以为秋香对他的三笑是留情于他, 其实不然。在寺庙中, 唐伯虎的傻态引起秋香发笑, 在舟中, 是由于唐伯虎的呆样而发笑, 在上轿时, 是因为唐伯虎形态疯癫, 且戴歪了帽子而发笑。然而这三笑在唐伯虎那里却得到了相反的解读, 从而产生了喜剧效果。

2. 歧义法:在影片中, 华文华武在看到华安手上的乌龟后, 连声说乌龟乌龟, 先生发怒, 华文华武委屈地说, 先生, 是乌龟。这种语义上理解上的歧义也是喜剧表演中的惯用桥段, 在许多影视中屡见不鲜, 用来调节气氛。

3. 错认法:在片中, 华文华武被秋香设计, 骗去牡丹亭相会, 且两兄弟之间也互不知情。太师夫人也被秋香骗到牡丹亭边。在黑夜中, 两兄弟把老母亲错认为秋香, 一左一右同时扑向老夫人, 而真正的秋香却和华安躲在一边看好戏。在这幕戏中, 太师夫人和华文华武是不知情的, 但观众明白来龙去脉, 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角色错位往往使观众忍俊不禁, 易于产生喜剧效果。

影片中的喜剧手法还有很多种, 如对比法、反讽法、反衬法等等。这些手法运用得自然合理, 与剧情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为影片增色不少, 令观众在笑声中也获得了印象深刻的审美体验。

《三笑》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手法和电影手法相结合的方式, 即同时采用戏曲语言和电影语言来诠释这个故事。戏曲是全部用唱词来演绎人物心理活动或人物关系、场景关系等。在这部影片中, 唱辞几乎占了整部影片一半以上的比重, 但与传统戏曲片相比, 影片没有完全采用某一剧种的唱腔, 而是选用了许多江南民间小调 (小曲) , 重新填词来演唱的, 并且是根据情节、外部环境以及人物形象和内心活动, 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 声情并茂, 是本片最大的出彩之处。

片中出现了三十九处唱曲的场景, 采用了二十四支小曲曲调。在这三十九处唱辞中, 按照剧情的需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1. 总领全剧, 交代时空的转变以及场景的切换。这一类曲子一般都采用画外音方式出现。如片首的《梨膏糖调》转《杨柳青》, 是交代全剧的故事梗概, 相当于传奇中的家门大意。片中的《茉莉花》一曲, 就把太师夫人进香回苏的行程做了一个概括说明, 为下一步的寺中邂逅做好了铺垫。《哭七七》交代了唐伯虎如何用苦肉计进相府、《知心客》则刻画了唐伯虎与秋香同处华府而不能相见的相思之情, 并为下一步剧情发展埋下引线。

2. 抒发人物内心情感:如片首秋香自叹身世的《湘江浪》;唐伯虎在见到秋香后欣喜若狂的《茉莉花》转《吟诗调》以及《吟诗调》转《吴江歌》;秋香在府中见到新来的书僮华安 (唐伯虎) 时内心忐忑不安的《紫竹调》; 表妹玉英在华安进府后表现其内心焦躁不安的《大陆板》, 以及表达石榴丫鬟春心荡漾的《拔根芦柴花》等等, 通过片中人物的自唱自叹来表现人物内心情感, 是戏曲中最常用的表演手法。

3. 用于剧中人物对话交流。如秋香在府中见到华安后, 找唐寅表妹玉英商量, 两人所唱的《知心客》, 以及华安跪在表妹面前求情时双方对唱的《银纽丝》;华安与秋香在府中单独见面时双方所唱的《无锡景调》等。用唱白方式来代替普通的人物对话。在这部喜剧片中, 被运用得恰到好处。片中的这几首曲子至今还被传唱。

4. 用于剧中人物形象刻画。如华文华武刚出场时唱的《山歌调》, 一下子就把这两个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华安进府后, 华府众丫鬟用一曲《杨柳青》对华安进行了外形评价。这类曲子虽然在片中为数不多, 但却言简意赅, 在对人物形象的描述烘托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以上是对全局三十九处唱曲的大致分类。可以看得出, 编剧在曲子的选用和安排上几经斟酌。为了加强影片的感染力, 必须针对特定的人物与情景, 甄选适当的小曲, 编排相应的曲词。举例分析如下:《湘江浪》, 片首秋香自叹身世时用了一次, 在府中见到华安后又演唱了同样的曲调。《湘江浪》从曲调名称上来看, 就是用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的, 如湘江之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哭七七》本是追悼亡人时所唱的一支江南小调, 声情悲哀。在片中, 编导将之用于唐伯虎伪装身份时扮演的一个落难书生, 正是最恰当不过。

《道情调》, 唐伯虎对管家讲述其身世所用。唱道情本身就是年间用来感叹身世, 抒发内心的一种小调。

《拔根芦柴花》、《四州调》、《烟花女子告阴状调》是有名的扬州小调, 在片中由操扬州方言的石榴口中唱出来, 更是惟妙惟肖, 令人捧腹。

《摩诃萨》来源于佛教音乐中的吟唱调。编导将之安排在华安与秋香在内室画观音像时使用, 十分符合当时剧情的需要, 同时, 《摩诃萨》中的“阿弥陀佛”唱辞被室外太师夫人误以为华安边画边念佛的的虔诚神情, 点头赞许, 却不知华安其实是在情挑秋香。如此的巧妙对比, 产生出浓烈的喜剧趣味。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广告的融合 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广告；融合

一、 中国传统文化

提到传统文化有人就想到儒家文化，就误解为四书五经，以为是穿古装、裹小脚，其实不然。存世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伦理等，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忠孝观、义利观，无不留有传统文化的印记。所有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又不是完整的传统文化。其实，并不是历史上有过的文化都称为传统文化，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和生命活力并得以积淀、保存下来的文化才称之为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一种在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天人之学、求知之论、为学之方、做人之道、为政之说等内容的社会学系统学说。

二、 现代广告中传统文化的体现

（一）广告对“仁”的把握

“仁”学即人学。儒家文化中“仁”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加以阐释：一是“爱人”，这是对仁的本义说明，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二是“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则说明仁与孝悌是密切联系的，“仁”之爱人是从爱父母、兄弟、亲人发展到爱一般人。三是“克己复礼为仁”则从仁与礼的关系角度释。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体现了对人的肯定与尊重。现代社会提倡人性化产品与服务，所以广告中仁的体现举不胜举，如小霸王学习机的广告：“望子成龙，小霸王学习机。”表达父母对儿女的关爱与期待；威力洗衣机广告道出了子女对母亲深深的爱与关怀。在平实的广告语中蕴涵了中华远远流传的传统美德，折射出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打动了千万消费者的爱人之心。广告必须以文化为其内涵，触动人们思想深处那根弦。

（二）广告对“义”的体现

“义”作为道德范畴是经济基础的产物，但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一方面“利”是“义”的基础，“居利思义”；另一方面，“义”又促进和制约利的发展，“夫义，所以生利也”。以中国移动企业公民推广活动为例：中国移动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时，或许多少会对顾客或社会有所回报。要它推行“责任移动、爱心移动、平安移动、教育移动、环保移动”活动，无异于天方夜谭，不太可能。现在中国移动已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履行“企业公民”义务，真诚回报广大消费者和社会了。通过推行该活动，可以得到更多消费者的喜爱与信赖，为企业实现经营目的铺路。如果它没有此种“义”举，可能它的竞争对手会这样做，势必造成大量消费者转而使用竞争者的产品，其结果是少利或无利。中国移动的做法很好地体现了义利关系，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现实。

（三）广告中“礼”的表现

“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没有“礼”社会就一片混乱，所以“礼”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礼”与“仁”与“义”的关系看，很多方面都体现“礼”的约束作用，这在广告中也多有体现，如广告中晚辈对长辈的孝敬之礼、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之情等是礼文化在广告中运用的证明。值得注意是，现代广告对“礼”的阐释有变异之嫌疑。很多广告把“礼”解释为礼品大打过节送礼之旗帜，以此促进产品销售，如耳熟能详的脑白金广告。看到脑白金借此成功，许多广告群起仿效之，形成送礼广告大军，如黄金搭档，血尔、浏阳河酒等等。

（四）广告中“智”的表现

“智”被孔子认为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品性，“知者不惑”，并提出“知者利仁”，突出“知”服从于“仁”的思想。“智”可以解释成智慧，后来孟子把“智”解释成明辨是非。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高科技产品，针对高端人群，广告就不能以价格为其优势进行诉求。广告或者以使用这一产品的都是“智慧”之人为出发点，或者以产品本身的“智慧”内涵引起消费者注意。这些概念以品牌文化内涵的方式体现在广告中，如有强调女人智慧的信用卡广告、有表现IT 产品智能的广告、有智慧升华的茶饮料和酒广告等。

（五）“信”与现代广告

就其性质而言，有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诚信：一是伦理意义上的诚信；二是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我们讲的诚信更多的是指前者。古代“信”指的是守信、诚实、真实。其实在伦理道德意义上的“信”，古老的社会就已经开始被重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焉”都说明信的重要。然而儒家诚信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主张和提倡讲诚实、守信用，认为诚信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的思想品德。另一方面，儒家的“诚信”伦理又是维权的，是为统治阶级和强势群体服务的。

三、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广告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广告人要善加利用， 广告创意如果能从商品世界深入到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为广告灌注积极的文化内涵，构建新的价值取向，实施合理的广告策略，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在需求多样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简单告知式的广告已成为历史。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碰撞、冲突或交流，常常带来不同文化的相互借取，并导致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它都具有继承性、稳定性和流变性，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将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只有更具有开放兼容的胸怀才能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广告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求异，追求现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广告宣传必然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些传统文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现代广告要不断培育、提炼并发展具有时代特色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企业精神和经营理念，切实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具有活力与独特民族精神的广告文化，把中国的广告带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李书有.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杨朝明.儒家文化面面观[M].济南：齐鲁书社，2000

家训—中华传统文化之生机 篇9

皆在于家。二Ｏ一五年，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告诉全国人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两人遥相呼应，主席述而不作，继承传统，真是用心良苦！家为国之基，家教为民族文化之生机，教之始在于家，教之终成于家，亦即《大学》所言之「事有终始」。

—五九一）和他的《颜氏家训》。颜之推出生于梁武帝时代的建业，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四朝，两次遭遇囚禁，全家居无定所，于公元五九一年卒于长安。因感叹家教乃传承中华文明之要道，故将忠孝友悌的家风、文字、音韵以及文学的家学奋力著述留给后世。公元五七七年，之推一家在北齐遭遇国变，长子思鲁见家中日益贫困，问父亲：家无积财，做儿子的当好好去劳动，供养父亲，为什么还要花大量时间学习经史呢？父亲回答说：「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如果孩子们都放弃学习而谋财富，为父就算是丰衣足食也于心不安。父亲又语重心长的勉励长子：「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緼褐，吾自欲之」。这是一位生于乱世一生力行忠孝却三次遭遇亡国、念念怀念乡土却多次流离失所的老人，在国难家困之时对孩子们的期许，吃糠咽菜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文章、归心、音辞等共二十篇，内容包括三方面：家风（清白、勤俭）、家学（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写文章）以及家教（儒佛二教及因果教育）。《颜氏家训》开篇便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即忠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这便是《大学》所言：「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先王之道、祖宗家业皆在忠孝，这就是分裂得以一统，战乱得以消弭，太平得以实现的源头。

家门整肃、家风和敬之重要，故用心教育子孙，遂令其皆能承传文化，兼济天下。像颜氏这样重视家教、家学渊源的家族，当时还有许多，琅琊王氏、清河崔氏、兰陵萧氏等都是突出的例子。禀承忠孝之教，在乱世可以承传大道，延续文明；在治可为栋梁能臣，德化一方；在家内则可令家门整肃，其乐融融；在社会则能够和睦邻里，乡土情重。这些家族所传承的修身立德、敦亲睦族以及经世致用的真实学问，隋文帝杨坚深得其益而得以一统天下。隋朝统一之后，旋即天下归唐，创造唐朝盛世的中坚力量，便是这些重视家庭教育的家族。的贡献。临财不苟得的杨震，祖籍弘农，是汉朝的东莱太守。在其孙杨赐的提议下，东汉将儒家经典刻石以传世（即熹平石经），帮助传统经书传承后世。隋文帝杨坚为杨震十四世孙；武则天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即为杨坚之后。宋代学者杨时、江南民间著名的孝子杨庆，皆为汉代弘农杨氏之后代。及至明初建国，杨家又出三位重臣：杨士奇、杨溥和杨荣，追溯起来，也是汉朝弘农杨氏的后代。弘农杨氏如此，宋代范仲淹家族亦如此，他的十七世孙范文程，范文程是清朝开国的元辅、国师，清代国家之规制大多出自范文程之手。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家庭的忠孝之教，的确能够帮助现代社会消灾免难、拨乱反正，帮助人们恢复安定团结。这是今天学习传统家训、力行家训的意义。

王之道。四年后，思鲁生子师古，颜师古少传家业，遵循祖训，传承文字学，整理五经，成为唐代经学大家，唐太宗的军国政务等重大诏令皆出于师古之手，名重当时，果然绍家氏之业，不负祖父之望。七世孙颜真卿，以甲等登进士，是中国著名的孝子忠臣，帮助朝廷平定安史之乱，更是一代书法大家。颜之推的三子游秦也是才学兼备，将其对《汉书》之研究尽传于侄子师古，助其注《汉书》以传世；他还帮助唐高祖拨乱反正，令原本强暴寡礼的廉州（今河北境内）因他的德政而敬让大行。颜氏一家对于国家治理以及传承学问方面的贡献，可谓善述父之志，弘演往圣之王道，绍隆祖宗之家业。

如何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也能像杨氏、范氏等家族一样，代出人才，为天下苦难众生做出真正的贡献？恭敬学习传统家训是必要的，但是要想真正落实还要远效颜之推，发心为往圣继绝学。全心全意慈悲爱护家人，像颜之推一样，扎好德行的根，扎好文字学学问的根基，在家则敦伦尽分，在外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毕生改过迁善、积功累德，胸怀天下苍生。中华传统文化是圣贤的教育，传承者必先改变气质，让自己成为圣贤君子，诚如司马光所言：「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家、立国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不重视伦常因果，则离散败亡在所难免；若无文字学的基础，古圣先贤的教诲难以正确理解。经教之不解，真理则不彰；不能明理，则无从落实；于日常生活中不能亲证经典所言，则学习徒具形式，风俗为读书人所败坏，传统竟被学者背弃。前车之鉴，警示今天学人务必老实、听话、真干。今天中国虽屹立于世，但其传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精神还没能好好传承，周代之王道，汉唐之恢弘、盛清之道德学问还不为人知。这都在提醒我们读书人要直下承当，不仅要至诚祈请祖宗加持，即便幼时失教也要痛改习气，务必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做出来，而且还要特别重视在家中落实因果教育，落实文字学、经学的基础教育。

教育着手，「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以因果报应，能制人心。除此之外，任凭何法，皆无救药」。大师特别强调母亲需要在孩子年幼时，「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使其习以成性，庶后来不至大有走作。此淑世善民、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可见因果教育的影响之远之深。是以中国每个城镇都设有城隍庙，其庙中的十殿阎王就是因果教育，深知因果者连一个坏念头都不敢起，更何况是造作！其教化力量之大不可轻忽，更不可以迷信等闲视之。

多当时的真实案例，令子孙明了因果之可畏，帮助他们抵御外界的巨大诱惑而不敢造次，端心正意，趋吉避凶。并且颜之推特别强调祭祀要用素，若杀生祭祀，反而是拖累祖先，增其罪业，与他死后一个世纪才译出的《地藏经》完全相应。颜之推在「归心」一章，备言杀生果报之惨烈，故其子孙有好生之德。三子游秦为官，他的仁爱、谦和令当地人大受感动，人民唱山歌赞扬他，「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

一个突出的特点。忽视文字学、经学的流弊，说之不尽。为此，毕生潜心教学的朱柏庐先生，于十七世纪初撰写《朱子治家格言》，提出「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也与颜之推遥相呼应。纵观历史，每当疏忽因果教育和文字学教育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就会凋零。因此，通过在家庭教育、幼年教育中落实传统文字学、经学的基础教育，可以帮助家中年幼的孩子毕生坚守修身齐家，经世致用，就能够复兴中华传统文化，转变世风日益西化的势头，逐渐恢复传统文化大家庭、大家族的传统，使其成为承继传统之载体，果能如此，完善的家庭教育必能成为国家长治久安之重要基石。

亲尊师。颜氏的家教端在于此，颜回不贰过是尊师重道，之推一生流离失所，却依然念念不忘慎终追远，为了让父母的坟墓改葬在家乡，甘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这是孝敬；他给儿孙起名，皆示以不忘本：思鲁（寄怀旧乡）、愍楚（志思故国）、师古（以古圣先贤为师），这是追远。

赤子之心。他所处的时代，中原地区出现胡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西化，孝悌忠信的教育被大大忽视了。即使是汉朝的天子，也会觉得好玩而喜欢穿外国人的衣服；许多原本是汉人聚族而居的地区也以胡人文化为主导，不重视家教，轻视五伦五常。待到西晋灭亡，士大夫家族纷纷移居长江以南，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已沦为胡人统治而几乎全盘西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学术、典籍的收藏以及礼乐的传承都需要仰赖世家大族，琅琊颜氏、清河崔氏以及兰陵萧氏等文人家族成为继承传统的主要依靠。

海重归清平，便立即上书隋文帝，「考寻古典，制礼作乐」，以弘先王之道，开万世之太平，并且郑重介绍了梁朝的礼乐，言其颇有可取之处。颜之推做为梁朝旧臣，提出这个建议是有着现实依据的。而梁朝礼乐最可称赞之处，便是重视雅乐、重视讲学，故梁朝皇子皆博学，昭明太子着《文选》传世，梁元帝每逢节庆必亲自讲学。若隋文帝重视雅乐，在天下大兴讲学，而非鼓励征伐，则天下归心，隋末之丧乱亦可免矣！然而遗憾的是，从汉亡至隋朝再次统一，已经历了三百年的乱世，文帝没能看懂颜之推的奏折，未能听从。之推亦感叹，「今虽混一，家道罄穷」。

遭到皇帝的拒绝，但他却依然孜孜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为官，念念不忘忠孝，传承王道；持家，念念不忘祖宗教诲，怀念乡土，志传家学，力弘家道。纵然一生流离失所，自叹「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就算生不得返乡，死亦无法归葬，也要拿出精卫填海的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敢怨天泣麟，转而更加认真的撰写家训，期待清白家风代代承传。他在自传中说，「大道寝而日隐，《小雅》摧以云亡。瀍、涧鞠成沙漠，神华泯为龙荒。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这是说在乱世，真正的王道早已被人淡忘，《小雅》的正声也几近失传，原本是中华文化中心的河洛地区，如今已沦为文化的沙漠，整个神州大地面临着西化的威胁。我们家虽然背井离乡，但是依然可以在新的住所中做德才兼备的好样子，为国家培养更多良才，让品行高洁的家风世代传下去，代代子孙都能不忘守礼、守规矩。可见对颜之推而言，继承古圣先贤之学问、延续传统之家风家道便成为他一生心之所向、容身之所，故他毕生以继承传统、弘扬家道为己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存心，颜氏家族以其家学渊源，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栋梁。

家远，真实不虚。由此可以推知，我国之所以人口繁盛，国力日益强大，全赖祖宗有德，冥冥之中护佑子孙。今天国人若不能抓紧每一寸光阴，恭敬学习传统文化，修身、齐家，真的是对不起祖宗！乙、良好的家庭道德教育、因果教育以及传统的文字学教育对家族之昌盛以及国家之兴旺太重要了，这一点，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不能忽视，普罗大众也要引起重视。惟其如此，国家乃至世界的盛世再临，人民安居乐业、长治久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这就是家教、家风、家道能够于成就国家治理、时代昌盛的原因所在，如果大家庭皆能如此，世上必多圣贤君子，太平盛世自然可成。

书之所，斯文由此丧尽；也目睹过许多家族，因为举家南迁而亡失家谱，亦亡失其家学，遂不敌世风日下而家风败坏。教育是文化的生机，没有了长善救失、成圣成贤教育，就没有了文化之传承，没有了传承，本性本善就会迷失，社会风俗则难以淳厚。他在《家训》中回忆，梁朝在全盛时，社会上精英家庭的子弟，只知道穿华丽的衣服、涂脂抹粉、车接车送，而不知道继承其家学。这令颜之推对故国梁朝感到非常的担忧，为其次子起名为愍楚（即志思故国），其爱国爱乡的情怀，此中可见。

然重视雅乐正声，宫廷重视讲学，皇帝都有很好的文化教育，但是朝廷却未能在民间弘扬圣贤教育，帮助国家实现见和同解。做为国家栋梁的世家大族，往往因为离开乡土，聚居在城市，而未能传承家教、家学。南朝多仰赖商贸，复因重商而忘记勤俭，崇尚奢靡。年轻一代因失家教而变得轻浮，因私心日长而无法维系家和，原本一族共居的大家族，因此分崩离析。家族的败亡，带来国家的灭亡，明乎此，便能看到颜之推不计千辛万苦而作《家训》的良苦用心，真的是「太平盛世，教学为先」。

主要方面，学校、社会教育是辅助。以梁朝为例，家庭之所以无法继承勤俭之家风，则在于家学之不继。所幸的是，颜氏家族在千里南下，又因梁亡而举家北迁，在颠沛流离之际，依然保持其家风、家学，全在于颜之推苦心坚持，不敢忘本。据颜之推在《家训》中记录，颜家的晚辈，「晓夕温凊」，即早晚问候长辈；「规行矩步」，即步从容、立端正；「安辞定色」，即神态安定、言语得当。族中的长辈对晚辈则「赐以优言」，即劝谕策进；「问所好尚，励短引长」，即帮助他们长善救失；「莫不恳笃」，都非常恳切的教育后代。这样的传统文化大家庭，多么温馨，多么美好！

爱心，用高度的智慧言传身教，予以教导。所以颜之推一生，都因为背井离乡，目睹人民失教、生活困顿，益发怀念传统文化的大家族，怀念家族对他的关怀、爱护以及提携，念念都期望将这样的家风、家教永远承继下去。他说：「慈兄鞠养，苦辛备至」，追思兄长；「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他报恩的方式便是撰写《家训》，以期圣贤家学传承不坠，清白家风由此护佑家中晚辈，继而整个家族化导一方。

育模式，不仅是家庭教育，更是家族教育；不仅包括了人格养成的教育，更有学问方面的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这是《颜氏家训》显示出来的重要信息，这种教育模式非常值得现代人予以高度重视。

样的记录，而西方的学校教育也从一开始就离开了家庭。例如号称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王朝，在十一世纪时，各地专门教授贵族、精英子弟的学校增加了，成为现代学校的雏形。西方的学校教育是与家庭教育脱节的，学生就学的地方是一些财团所支持的公共机构，而非家庭，所教授的资料主要是知识、技能，而不是修身、齐家、治国之大道，并且拜占庭王朝的皇帝并不重视学校教育，这与传统中国大相径庭。遗憾的是中国于二十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由家庭来办学的私塾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西式学校，并且像九百年前拜占庭王朝的学校一样，以教授知识、技能为主。原本是上行下效的教育，旨在转凡成圣的教化，转而成为求入名校、求获学位、继而求得工作。遂令传承了五千年、一万年之中华文化，竟然在全民都识字、个个都上学的信息时代，无以为继，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反思。这是《颜氏家训》对于这当代又一个值得借鉴的地方。

它大约定稿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五八Ｏ—五九Ｏ），被后世推举为家训第一书。传统文化教育的三个方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一本《家训》全部都有，传统文化的学术、道德文章此书也有所涉及。这部书给当今社会的启示是：传统文化的家庭教育是立国之基础，社会长治久安之保障，这个教育从胎教开始贯彻终身，它的目的就是培养圣贤君子。家庭教育是教育体系中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内容有三：用于修身立德的伦理、道德教育，用于断恶修善的因果教育，以及传统学术的基础教育（文字学以及基础的经学）。这三个方面，既是一个家族家风、家道、家学的具体体现，更是一个国家得以代出人才，实现治世的必经之路。

浅谈中国现代服饰中的传统文化 篇10

在文化生活日益蓬勃的今天，现代中国服装文化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得益于当今全球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各种风格各种纹样各种剪裁各种面料的服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中国，而江浙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文化背景，首当其冲地获得了繁荣的先机。但正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如此强烈的信息碰撞的时代，如果说近代新文化运已经使西方服装文化顺利的进入中国，那么告别了大时代所带来的服饰上剧变，走上和谐发展，以人为本道路的现代中国，它的服装文化中还能否保留几分传统文化的内涵吗？走进世界文化中的它，是否也能在广大的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江浙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我国的丝织品重地，对整个中国的服饰影响也颇为重大，因此选择此地区作为先例以窥探现代中国服饰中的传统文化，并希望能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尽绵薄之力，也为当代日新纷繁的服装文化添砖加瓦。

一、江浙以往服装文化概述

江浙地区地处我国南方，自古以来便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因此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外部特征，也代表了特定地方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生活情趣等。著名人类学家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也因此江浙地区的服装文化自古以来便秉承着和谐统一的儒家观念，“平和”一直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观念，于是有“中庸”之说法。这也是江浙服装自古以来不同于西方的勾勒人体的剪裁，而强调闲适的，不过分的审美情怀的原因。除造型没有夸张和刻意的造型外与突出之外，江浙地区的传统服装还特别在意一种含蓄的意境之美，恬淡而不造作，有天人合一的感觉。因此在服饰上多是清逸灵动，自然和谐。纹饰方面也自然多为花草，树木，动物，几何纹样为主。通过这些关联的意象启发联想打造恬淡自然的印象。保留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江浙地区的服装在发展过程中也兼收并蓄，吸取了西方服装的精髓，如以其魅力婉约著称的旗袍，中山装等。旗袍，本身集传统女性服装和西方服装的设计感为一体，虽然看起来剪裁朴素，但实际上却简单优雅，灵秀和谐，镶滚工艺装饰，清高不凡完美表现了东方女性的曲线美，可谓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把懂东方气韵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江浙地区女性传统服装的代表之一。而中山装又把中国传统的“仁、义、廉、耻”结合起来也表达出人们的当时的道德观念，时至今日着中国服装仍被许多明星所采用。

尽管朝代更迭，江浙传统的服饰文化一贯带着其和谐婉约的风格。更是新文化运动后，思想的解放使大众的的生活减少了束缚，剔除了“缠足”“留半个头”等封建行为之后的江浙地区，其服装文化在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西方思想的冲击使得，是这场文化盛宴来得更加的顺利。然而，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全球化的到来，使得中亚各国也开始进入中国，虽然带来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但我们的传统的服装又在哪里，它是否依然在我们心中如最初时一样重要，依然还活跃在现代生活中，找到它该有的位置。

二、江浙地区现代服饰传统文化细节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信息资源的共享性都进入了高速进步的状态中，在各种文化纷迭而至的今天，不仅仅要把握住流行与时尚的脉搏，着眼于市场的同时，更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传播。

近几年来“中国风”可谓在国际社会中深入人心，比如各大电影节等明星所穿的服装，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不外乎那些身着民族特色的服饰的名人，这种风格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不仅仅是因为时尚的剪裁，还因为它利用了中国的图腾图案如“龙”“凤凰”等，同时加以传统文化的吉祥的寓意 ,比如“凤舞九天”等等，还例如中国著名的“青花瓷”的理念，都能在国际上取得耳目一新的感觉。江浙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丝织品的集结地，民族服装虽然现在已经随国际化流行大趋势而有些淡出。

但是存在并不代表传统文化在现代服装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就会比较大，在整个江浙地区中，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少数的“中国风”外，还有大面积的“日韩风”和“欧美风”等你出现，这些服装更加受大众的推崇，期间这些服装业融入了他们的民族思想，如“和服”“朝鲜服”等，虽然我国的轻工业和制造业很发达，但其根本创意设计却稍逊一筹。韩国自20世纪以来，坚持“感性文化”的观念，在文化中汲取文化，在设计与文化新创意中走在前端。而日本在技术和设计上也都充分尊重了传统文化，发扬其特点。

现代社会中之所以提起“中国风格”感觉比较新颖，及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说明了这种风格再普通大众中并不是十分流行，而目前的中国服装市场中，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设计和创意的灵感上还稍逊一筹，论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是日韩两国难以超越的，如果作为先驱的江浙地区也是在打一些价格战，在设计理念中却鲜少有新意。

三、关于复兴现代服装中传统文化的几点建议

在服装文化领域中，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绵延的历史长河可为我们当今的服装文化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对外来文化的吸纳与运用一直都是我们所推崇的兼容并包的原则，但以为如此也需要考虑我们自身的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如此才可以开拓创新，增加我国的文化竞争力。

第一点需要广大的服装从业人员，不要一味的仿效和抄袭，对于形式的模仿并不能真的给设计带来市场，而是要创立自己的民族品牌，有自己的制造理念，同时在时代的潮流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第二江浙地区，应利用地域优势发扬地域的服装文化，不仅仅是瓷器，布匹，建筑，等可以纳入传播或旅游文化的工具，服装也可以，吸取传统，而不是抄袭传统。第三普通的消费者也要把传统服装纳入选择的范畴，要树立民族品牌保护意识，而不是要一直追求日韩系或者欧美系，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邻国堪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