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共6篇）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篇1

日前，浙商总会280多名理事在杭州召开经济形势研判会。会上，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会上提议浙商给自己定下四条纪律——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不行贿”排在了浙商“军规”的第一条，背后则是企业家们对纯洁政商关系的殷殷期盼。

一段时间以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负面消息不断引发人们思考，政商关系究竟该何去何从？总书记曾说过，“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怎样让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既不“勾肩搭背”又不“背对背”？如何构建新型的良性政商关系以适应经济新常态？

剥除裹挟的利益，让政商关系返璞归真

过去，政商关系曾被简单化解读，往往有一些企业家把官员等同于政府。正是这种错误思维的引导，客观上造成了政商关系的“人格化”。由于每个官员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和行为偏好，在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人格化的“政”势必会缺乏约束，形成对“商”的某种利益侵害，抑或在不法商人的诱惑下与“商”同谋，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

因此，有一些商人靠关系、钻营起家，游走在风险与暴利之间，赚得盆满钵满、左右逢源。然而，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即使能风光一时，终究难逃“一拍两散”的结局。

从十八大以来披露的腐败案件来看，不论是刘志军庇护下的丁书苗，还是刘铁男腐败案中的“裙带商人”；不论是发改委价格司的腐败窝案，还是山西的“塌方式腐败”，那些与涉事官员“不分彼此”的商人下场有目共睹。

相互疏远既不现实，又做不到；而走得太近，则又可能滋生诸多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政商关系真的这么复杂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政商关系之所以让人觉得复杂，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裹挟着一些利益输送的问题，这一面可能有官员索贿，另外一面可能是一些不法商人主动行贿。

“说到底，政商关系就是类似于裁判和球员的关系，双方要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能混为一体，应该有底线、有距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表示。

撇开官员与企业家的自我修养和个人品德因素不谈，政商关系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厘清政与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官员时刻保持清醒的权责意识，找准服务企业的角色定位；商人始终恪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坚守诚实守信的价值理念，二者之间真正建立起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政商关系才能化繁为简，营造出公正透明、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

适应新常态，“官”“商”理念需除旧立新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表示，“构建新的政商关系，中国新的政治生态显得对中国经济来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重要。”

他认为，一个国家真正具有创新能力，要使得企业家能够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创新，而不用分心在这方面拉关系，那方面进行贿赂，才能使得整个企业和国家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伴随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政府简政放权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步步推进，新的形势为政企实现良性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员干部身处与企业打交道的一线，应重塑从政伦理。在纷繁的物质利益面前，官员要做“谦谦君子”，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和廉政意识养成。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冷静对待手中的权力和人情往来，从而把握住“工作联系等距离，服务企业零距离，私人交往远距离”的分寸，政商交往才能坦荡荡。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为健康政商关系提供了参照坐标。要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下放和减少行政审批。政府的行为不越界，企业的创造力就能充分释放，人为因素造成的暗箱操作等不公现象日渐消弭，市场主体的活力就会被激活。对企业而言，应把主要精力放在自主创新上。从“赚钱凭关系”到“赚钱靠本事”，从“赚钱找政府”到“赚钱拼市场”，企业需跳出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固有模式，依靠技术、产品、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才是壮大实力的必由道路。

由此可见，唯有“官”“商”共同转变理念，恪守法纪底线，遵循公正标尺，才能为政商关系的新模式奠定基础，真正斩断官员和商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塑造官商交往“平淡如水”“相敬如宾”的新常态。

为政商新模式护航，砌筑制度“防火墙”

在树立正向倡导的同时，防范个别官商铤而走险，还需时刻启动制度“防火墙”，对冒头的不良迹象及时“消毒”。因此，通过完善权力配置及其运行监督机制，修复漏洞，便成了重塑良性政商关系的题中之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朱淑枝认为，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政府官员和企业经营者的自律行为，搞唯道德论，也不能仅靠有问题才惩治的方式来治理，而是需要建构一套常态化的机制，消除“没有原则的政治”与“没有道德的商业”，回归权力和商业的本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频出重拳，摘掉“红顶黑顶”中介，严惩“勾肩搭背”：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和社团的违规兼职，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规范领导亲属经商办企业„„此外，政府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企业也有一张“负面清单”，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种种努力，给官商两方架起法纪高压线、筑起制度“防火墙”。

严格执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等管理方式，重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对那些与党纪国法逆向而行的不法商人和贪腐官员零容忍，让“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商”的经营在合规中运作，能合能分、权力有边界、运行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才会成为现实。

既要警惕官商之间“过从甚密”，更要健全官员正常联系企业机制，防止官员与企业的关系从过去的“勾肩搭背”演变成为“背对着背”。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谢维华建议，要畅通官商正常交往的途径，让官员摒弃廉洁自律不自信的意识，把正当的官商交往放到桌面上来，既让官员能够及时了解企业所需、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又能避免企业千方百计抱官员“大腿”满足自我发展之需。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篇2

一、资源配置中的市场

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众所周知,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 因此, 如何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状态就成为经济生活的根本问题, 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充分利用资源以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一般而言, 对资源的配置主要有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 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 以及竞争机制来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状态。

从经济活动的现象出发, 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发挥作用配置资源, 通过供求关系带来的价格和利润的变化使资源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自由流动, 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具体来说, 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供大于求时, 其价格就会下跌, 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也会随之减少, 企业必然会减少投资, 资源便会从该领域流走;反之, 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小于求时, 其价格便会上涨, 企业见有利可图便会纷纷追加投资, 其他领域的投资也会源源不断地向该领域进军, 生产经营规模随之扩大, 商品供便会大于求, 如此循环往复。

从经济活动的本质而言, 市场配置资源最终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 市场通过价值规律作用下不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带来的不同的价值、价格的不同而使资源在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 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得到合理配置。具体而言,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当某一企业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 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格来卖, 该企业的利润就会相对多些;如果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别的商品少, 该领域的生产企业利润就高一些, 这样通过同一领域不同企业, 以及不同领域企业之间的竞争, 资源最终得到优化配置。

2.市场失灵

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能通过价格、供求、竞争机制在各个领域之间传递信息, 使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从而使资源在不同的领域自由流动最终达到优化配置, 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市场也有许多失灵的地方。

(1) 垄断。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各企业之间为了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大多数会采取强强联合或者合并等办法, 这就很容易造成该领域的垄断, 使得竞争不充分;另一方面, 在供求关系影响下, 特别是当某一领域供不应求、有利润可赚时, 资源必会向该领域流动, 然而那些新进入该领域的企业必然无法与那些在该领域已取得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相竞争, 最终导致其退出市场, 也就客观上造成了该领域的垄断。

(2) 外部效应。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将外部效应称为“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 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这种外部效应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 正效应意味着某些市场主体可以“搭便车”享受别的企业带来的好处而无需承担成本, 而负效应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给消费者或者别的社会公众带来了负面影响而自己却不承担责任, 比如环境污染。这些正负效应会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 以及有限资源的破坏, 然而却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 市场也就无法加以纠正。

(3) 公共产品。从字面意思上不难看出, 公共产品是每个消费者都能享受到的产品, 它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 也就说某个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对它的消费, 而且只要是公共产品范围内的消费者能享受到同等质量和数量的公共产品。可见, 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任何人无法控制其归谁使用, 因此市场主体是不情愿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的, 更可怕的是, 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承担成本, 都想着会有别人来承担, 公共产品的提供就无从谈起, 然而公共产品又是人们所不可或缺的。

二、资源配置中的政府

1.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资源配置中除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政府。市场的调节常常被称为 “无形的手”, 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主要起调控作用, 被称为“有形的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不可或缺, 通过税收、财政等各项政策弥补市场失灵, 发挥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

(1) 政府宏观调控的弥补作用。公共产品是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是市场无法自发形成的, 这就需要政府直接参与, 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在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底线保障, 当然, 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并非完全由国企或事业单位直接提供, 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购买, 通过竞争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2) 政府宏观调控的规范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注重效率, 在追求效率的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垄断、不公平竞争, 以及外部负面效应等问题, 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注重的是公平, 更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 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对这些影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负面效应加以规范, 用较强硬的措施保证市场的正常秩序, 促进经济良好运行。

(3) 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市场机制作用是自发的, 大多数情况下信息的传递有一定的滞后性, 有时候也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这必然会影响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的滞后和资源的闲置, 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影响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结构调整, 这时政府就需要从宏观角度出发, 从全局思考经济运行, 利用政策的鼓励和禁止影响资源及时在不同部门, 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调配, 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政府失败

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经济发展秩序、促进共同富裕等, 但是政府也并不是万能的, 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 政府做决策引导经济发展需要从全局出发, 这些决策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复杂性, 以及信息来源的有限性使政府的决策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其次, 政府中做决策的也是人, 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有些人可能在决策过程中为了个人或部门的利益使决策出现偏差, 特别是当相应的监督缺乏时;最后, 长期以来,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都不是很清晰, 政府一直充当“万能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宏观调控会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 使得有些该管的没管好, 不该管的又伸出了多余的手。

三、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和政府关系

1.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 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 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 我们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基于此,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在经历了工业时代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在4%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7%~8%之间的中高速增长。

2.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和政府的互动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在资源配置方面, 即各有优势, 又有各自的失败之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然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既需要完善的市场, 同时也离不开完善政府的保障。政府与市场并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关系, 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共赢关系,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者互动作用才是理想状态。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的实现等都更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 即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1) 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然而, 中高速增长只是代表增速放缓, 但无论从增速还是增量而言都是增长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 各企业为了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缩短自身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 创新必然成为其首选, 同时创新还能为企业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然而, 创新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单靠企业无法自觉完成, 因此, 应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积极鼓励企业创新, 及时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

(2) 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科技的支持, 而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倾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市场通过价格的变化, 可以促进企业的科技进步, 然而市场也有可能在较低的产业层次上到达资源配置的平衡, 政府的引导作用在这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另一方面, 也包括区域经济的优化。在经济新常态下, 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化, 第三产业消费需求要逐步成为主体, 城乡之间、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差距要逐步缩小, 然而这些更加强调公平的政策更需要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实现。

(3) 经济新常态下, 混合经济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探讨市场和政府关系不能脱离社会制度,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当然其中也创造出了许多的中国特色, 混合经济便是其中之一, 指既有市场调节, 又有政府干预的经济, 这也是经过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面对经济新常态, 为了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我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激发了市场活力, 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调控思路, 宏观调控政策更加精准、有针对性, 更好地体现了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

综上所述, 在经济新常态下, 政府和市场关系应当是协同互动的,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决定、政府有为, 共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贝格, 费舍尔, 多恩布什, 胡蓉译.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4.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篇3

摘要：文章总结了时下国际经济环境六个新趋势，即全球经济进入“再调整”深水区、发达经济体复苏“在路上”、国际区域合作“深化期”等，而此时“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如“调档减速”、“优结构保增长”、“升级版”对外开放等，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趋势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常态；国际经济环境；经济增长

一、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缩，全球结构转型与调整持续给经济施压，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发声与全球各国一道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目前，金融危机已经逐渐消弭，国际经济环境有复苏迹象但依旧乏力，长期内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具有空间与潜力，然而由于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的“再调整”过程之中，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甚至新兴经济体内部“分化”现象显著，我国经济目前进入了“新常态”的试探期，经济下行“探底”压力巨大，整体的国际经济环境一言以蔽之：“在温和复苏中砥砺前行”。

二、 时下国际经济环境新趋势新动向

1. 全球经济处于“再调整”深水区，“小步慢跑”势头占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纷纷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地转向了国内市场的实体经济，调结构扩内需。为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策略，以此刺激经济，欧元区国家也都纷纷制定了优先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政策，继而国际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这不仅给原本处于出口比较优势地位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冲击，而且还使得全球“再调整”格局进一步向深水区迈进，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于受到发达国家“再调整”战略的影响，处于“外围”圈的低发展梯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资源等比较优势的显现，增速上却占据绝对优势，未来发展空间与潜力巨大。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所起色，新兴经济体虽然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仍旧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高于2014年全球经济2.6%的增长值，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15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约2.8%，这一数值恰好与2014年的增长持平，同时高于2012年～2014年平均水平约0.4个百分点。全球经济目前而言，“小步慢跑”走势显著。

2. 发达经济体复苏已“在路上”，非均衡增长是其主要特征。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出现了强势复苏的局面，美国放弃了量化宽松这一政策间接表明了美国经济良好发展势头。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2015年第三季度的增长年率为2.1%，略高于初次预估的1.5%。“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本土油气开采成本的下降，直接构筑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成本优势，使得很多诸如因特尔等高端制造业回流，给经济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传统产业得益于美国的“再工业化”竞争力不断提高，技术革新使得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持续回暖，内需的动力拉动驱使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欧元区国家目前已经走过了经济周期中由衰退向复苏挺近的拐点，复苏“在路上”但较微弱，增长势头弱于美英两国。欧元区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同比增长率为1.6%，而同期的美英两国的增长分别为3.5%、3%。以德国为首的以制造业刺激经济增长成效虽已显现，但由于新兴市场需求的低迷，德、法、意的出口疲软成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最大拖累，这反应出了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趋势。由于欧元区经济经济增长“低迷”，增加了欧洲央行增加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还下调了2016年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值，表明欧洲未来几年经济增长依旧承压。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是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内生化的关键力量，虽受国际油价下降的影响，日本经济有所受益，而由于消费不振，其在2015年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0.3%，虽摆脱了技术性衰退的阴影，但日本经济距离强劲增长还有较远距离，这一态势增加了日本增加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因此日本经济处于“低温”徘徊期。

3. 新兴经济体处于“阵痛期”，下行压力凸显。全球货币政策的变动、大宗商品价格浮动、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以及低梯度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等不利因素拖累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强筋带动作用、劳动力优势、能源资源优势等会逐步缩小新型经济体国家与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差距（张亚雄等，2015）。新兴经济体处于“再调整”的周期中，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新兴经济体所包含的国家之中，脱离高增长“俱乐部”的成员在逐渐增多，尤其是作为金砖国家的巴西，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仅0.9%，环比增长仅0.6%。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预期的数据显示2015年巴西经济增长率是2.5%，增长速度慢于美英等发达经济体。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也由于投资热度锐减、国内政治信任危机等因素。受深陷乌克兰地缘政治危机、国际资源价格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在2015年出现了连续三季度负增长的颓势，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期俄罗斯经济将在2016年持续萎缩。

4. 国际区域合作与竞争进入“深化期”，缔造经济新活力。全球一体化使得各个国家都深知合作共赢的重要性、更加体会到彼此合作的必要性。以美国为首的TPP以及TTIP这两个协定最为典型，设定了更为高一级的贸易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对内自由、对外限制”的贸易合作框架；同时欧盟也通过与地中海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来拓展其区域合作边界，在西半球成立的一个全部是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致力于推动区域及次区域经贸、政治、文化等合作；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是将次区域合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此，在未来，国际区域合作与竞争将进入“深水区”，将为世界经济缔造新的活力。

5. 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非传统安全进一步凸显。首先，欧美俄深陷“伊斯兰国”泥潭之中，国际反恐压力未减反增；其次，随着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调整了以往的战略，将目光移向了亚太地区，必然对亚太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等国际环境造成影响；第三，中东地区动荡局势又加重趋势，俄罗斯、土耳其、美国、欧盟、以色列、伊朗等国家和区域组织都在该地区内存在一定影响，彼此角逐，为全球经济的振兴与复苏平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三、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主要趋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在河南省的考察讲话道出“新常态”，其中心含义是指我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有信心，要适应我国经济的“新常态”。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其的解释却呈现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有的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指的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调档换速”，有的确认为“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由“非常态”向“常态”发展演进的一个理想阶段。齐建国（2015）认为“新常态”时期我国将面临更多的困难，而非进入了一个发展的“理想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主要有以下五个最为显著的趋势。

1. 我国经济进入“调档换速”的“相对稳定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经济一直下行，而是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经济增长在合理的范围区间内有所浮动，主要应控制好浮动幅度（周明生等，2015）。从“十二五”经济调整来看，我国主动的调整经济结构与质量效果初显，期间，我国经历了2010年10.4%的高增长速度到2014年的7.4%的中高增速，据最新统计显示，2015前三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7%、7%、6.9%，预计我国2015年增速7%。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具体数值可从以下方面考虑，即，我国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还伴随着该年度生产总值较2010年有翻番的目标，从已有的的数据来看，2010年～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36%，剩下几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6%才能达到目标，而2015年增长率应该在7%左右，因此，整个“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增长率在6.5%应该是底线，同时习近平也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不能够低于6.5%。在结构调整、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大前提下，由高速向中高速的“调档换速”符合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态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是其中，我国将处在中高速增长的“相对稳定期”之中。

2. 经济“优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期”。从需求结构来看，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经济的结构失衡（王小鲁，2015）。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过多地讲求高速，而忽略了质量，甚至是以牺牲结构为代价的。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消费拉动明显不足，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处的几年内，“双顺差”更加助推了这种畸形增长模式。受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影响，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型经济“辉煌”已不再，我国经济正在由要素推动型向消费需求驱动型转变。2015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较前半年增速回落1.1%，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8%，出口需求与投资占比继续回落，而2015年我国最终需求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58.4%，已经接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60%的水平，同比增长了9.3%。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工业化推动型经济，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也对我国资源承受力、环境承载力等产生了不利影响，其已不能适应“新常态”经济的发展诉求，我国在未来将会由工业化拉动向服务业驱动方向转变。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已经“箭在弦上”，2015年前三季度三产比重达到51.4%，同比增长2.3%，高于二产10.8个百分点。

3. 经济增长“新动力”迈进“孵化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制造”逐步地向“中国创造”转变，在我国优势产业中，原始创新比重会逐渐提高；在国内国际需求旺盛的市场中，不断形成集成集聚创新；在传统与弱势产业中，立足于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四部曲，而再创新的比重会有显著提升。由此，创新驱动战略将会在我国经济中将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将以学习占优逐步向以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转变。然而，我国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就目前来讲我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孵化期”。

4. 对外开放阶段进阶“升级版”。中国传统的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潮流，“代工时代”已经趋于尾声，薄利多销参与低端国际竞争的黄金时间已经逝去，由此，我国出口产品将更加迈向高端化，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内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外部面临劳动力成本、投资降低等不利因素，我国的国际收支会发生变化，甚至对某些国家会产生贸易逆差，可以缓解国内资源约束，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也放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我国能够做到全面全方位的开放，打造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升级版”。

5. 区域协调发展驶入“夯实期”。在区域结构中，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同时借助于我国“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我国区域结构将更加趋于协调，区域均衡发展水平进一步向“倒U”曲线峰顶处靠拢。与此同时，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显著加快，全国城市圈和经济发展“巨型区”形成，全国四大地域差距逐渐收敛，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逐渐从从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走出来，经济复苏趋势显著。“新常态”下我国区域合作会更广更深，区域交流会进一步加强，全国东中西协调发展买入“夯实期”。

四、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经济环境趋势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依旧存在的情况下，我国应立足本国“新常态”的特点，加强“向外投资”力度，实时调整我国对外开放基本策略，积极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利用本国比较优势推动贸易多元化发展。

1. 优结构保增长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基石。我国在经历了“十二五”时期的调结构稳增长以来，经济结构趋良性发展，然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此时我国经济应尽快实现“优结构”，面对2020年的小康和翻番目标，我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单单地求稳，更应该做的是“保增长”，在“十三五”期间应该保证6.5%的增长底线。在国际环境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情况下，唯独我国经济做到“优结构保增长”才是应对复杂国际经济环境的根本所在。

2. 立足本国需求结构，鼓励对外投资，打造“走出去”升级版。我国经济正在走向“新常态”，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在减弱，而此时，国际经济环境正处于复苏的“小步慢跑”时期，外部环境相对较好，同时国外市场需要外部投资的注入来激活本国低迷的市场，如欧盟、日本等国。同时，就目前而言，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交流的主要的组织者，通过推动企业大胆“走出去”，不仅仅能够分解国内产能，而且还能够为萎靡的国际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但是传统“走出去”的往往都是附加值低的资源、原材料等企业，我国应立足“新常态”，大力鼓励高端产业“向外走”，同时可以利用国外投资收益对国内“代工”收益经济替代，还能够起到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功效。

3. 推动我国贸易自由化、多元化发展。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都强调了各个国家在贸易中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外存在比较优势，只有充分利用本国比较优势，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才会更加顺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国际市场的萎缩对我国出口影响较大，因此多元化的贸易关系将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砝码。可以通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一带一路”战略等平台积极发展多边贸易关系，降低对美、欧、日的依赖度，积极加强同新型经济体的贸易往来，要通过“走出去”战略不断开发拉美与非洲的潜力，这样还可以使我国尽快摆脱产业链低端的困境。

4. 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的份额目前仅在3%左右，在大国对弈的国际环境中，人民币是唯一的非国际货币。我国对外开放“升级版”箭在弦上，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开放的核心，资本流动、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汇储备等很容易受到美、欧等货币政策波动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降低国际货币危机的一个主要手段，也是保证“新常态”经济在“调档换速”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应该利用“一带一路”积极推动双边货币计价结算，降低对美元、欧元的依赖。我国还应该利用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与项目，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稳步促进人民币周边化向区域化转变，逐步使人民币走向世界，这也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话语权。

5. 积极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组织，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2015年12月19日，我国在IMF投票权上升到第3位、印度提升至第8位、巴西提升至第10位，新兴市场话语权大幅度提升，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了剧烈的冲击。在当前大部分国际平台都由发达国家把持的不利形势下，我国应该通过区域性平台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在顺应全球治理的潮流下，我国应该积极利用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区域治理平台以及“一带一路”等次区域合作机制，重视APEC、G20等国际组织，在IMF、WTO等框架内加强同欧美发达国家交流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巩固与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从一个被动接受者向一个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转变，亦可形成倒逼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张亚雄，张晓兰.从“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纵横，2015，（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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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小鲁.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是结构失衡[J].河南社会科学，2015，（5）：6-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5BJL109）。

作者简介：冯朝阳（1987-），男，汉族，河北省宁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韩晔（1981-），男，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人，聊城大学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篇4

一、经济环境新常态

“十二五”后期, 我国国内生产要素与约束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国内产值5.2万元。第二, 劳动力成本正大幅提高, 并处于持续上升的通道, 企业用人成本大大增加。第三, 人工成本高企之下, 其他生产成本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传统的、由低人工成本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第四,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被集约型增长方式所取代, 政府对企业的环保要求在提高, 企业生产经营的资源环境成本约束在加大, 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弱化。第五, 国际经济环境态势疲软, 各国的经济复苏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2013年, 90%以上的新兴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长减速, 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态势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弱的状况。在此背景下,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相继实施了深度调整政策以应对危机。2015年, 虽然各个经济体的情况得到改善, 正在努力保持稳定并向好发展, 但传统出口优势逐步削弱, 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六, 产能过剩矛盾依旧突出, 未来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二、新常态下企业面临的新变化

受“三期叠加”的影响,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经济增长调整远未到位, 相当数量的企业经营困难加剧, 化解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繁重。天津滨海新区社保局2016年4月至7月组织开展的滨海新区劳动关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表明, 目前企业正面临着新的变化。

首先, 企业2013年到2015年三年间经营状况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变化情况都明显地体现出新常态的一些特点 (见表1) 。

由表1可知, 三年来, 无论企业用工总量、企业年度收入总额、企业年度利润总额都表出现了下降趋势, 四项指标的数据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企业的盈利在不断下滑, 而用工成本却在逐年上升, 更加增加了企业的压力并直接导致了企业用工总量的逐年减少。区域用工总量的减少, 是造成区域劳动关系紧张的重要宏观指标, 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更应引起重视的情况是, 2015年企业人工成本已经占到了企业总成本的27.46%, 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在人工成本中,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占48.10%, 保险费用占14.87%, 培训费用占12.54, 福利费用占0.30%, 教育经费占0.33%, 住房费用占5.5%, 其他人工成本占18.36%。

其次, 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利润率, 从图1可以看出, 尽管企业利润率波动较小, 但三年来的趋势也是下滑的。

以上分析表明, 在经济新常态下, 企业面临的新变化有:一是企业经营困难加剧, 主要表现在收入下降、订单量也呈下降趋势;二是企业用工成本呈上升趋势, 占企业总成本的比例不断提高;三是利润额持续下滑, 利润率也略有降低;四是用工总量下降, 劳动者就业稳定性降低;五是劳动关系运行风险增加, 劳动争议数量增多, 集体争议占比增加。

三、企业劳动关系新常态

经济发展新常态使企业劳动关系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 对企业劳动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一方面, 在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增长率下降、劳动力供求状况变动、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高速发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经济环境变化使劳动、资本、信息、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和资源重新配置,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劳动过程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变化, 企业劳动关系的建构和运行更加多元化、复杂化, 劳动关系矛盾触点多、燃点低、传导快、交织关联性强且更加多样、多发、多变;另一方面, 在经济结构加快调整、混合所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供求状况变动、劳动者代际更替和劳动法律法规日趋完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劳资双方互动博弈也受到新的制约。在经济结构调整加速, 劳动者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的综合作用下, 劳动关系呈现出新的复杂化特点。

第一, 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下行、产业转型、供给侧改革等新形势对劳动关系整体造成不良影响, 劳动关系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更快速,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更艰巨。产业转型、供给侧改革等都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宽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 新常态下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管理方式变更等因素对劳动关系稳定运行产生负面影响, 劳动者须对变化迅速的企业文化有快速适应的能力。

第三, 企业面临的精细化管理、规范管理等实际问题, 必须着力解决。产业升级、企业调整, 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就业压力加大等引发了企业不增资、职工不增收、参保缴费不及时或不足额乃至中断缴费、规模化减员等。劳动者需要具备快速学习的能力, 一定的对未来行业发展趋势的准确预测能力, 同时, 劳动者还应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 善于审时度势迅速调适自己的心态, 以应对企业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变故。

第四, 在创新创业、众筹、“互联网+”等新经济模式催生的新业态之下, 劳动关系主体社会化、多元化, 总体更加复杂。劳动者应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 能够同时适应多个职业角色的要求, 同时胜任多项工作。

第五, 保障网络平台从业者权益的法律及政策、制度领域目前基本处于空白。“互联网+”服务领域的公司, 大多数仅与经营管理者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保费用, 而一线劳动者即使是全职员工, 也极少签订劳动合同, 缺少合同给劳动法律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困难。另外, 新业态和新生产方式催生的多种劳动关系方式, 使得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雇佣关系而更像商业合作关系, 为双方劳动关系的定性增加了难度, 争议经常出现。这一变化也要求高等院校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时注意增加劳动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 引入相应的案例, 提高学生防范意识。

第六, 出于绿色环保、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需要提升改造如化工、冶金、粮油、轻纺等传统产业, 供给侧改革正是要求对这些行业去产能。在限产、减产、停产、转产时, 劳动关系矛盾容易出现激化现象, 劳动争议案件总量高位运行。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劳动就业转移分化, 会加大不同群体收入分配差距, 势必会增强低收入人群的不公平感。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入进行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一些新行业快速发展, 新业态快速出现, 劳动关系的构建和运行可能没有先例可循, 对劳动关系主管部门和企业劳动关系管理部门形成挑战。高等院校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需要研究国家产业规划, 预测产业发展趋势, 以市场需求为指引, 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积极引入能够提升大学生职业快速适应能力的教学设计。

四、劳动关系新常态下人才职业能力特点

(一) 交叉融合型能力

经济新常态下, 产业变革正在影响用工形势,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的人才悄然发生着变化, 主要有:工业4.0萌芽下, 企业技术改造升级, “机器换人”行动大规模推进, 大量低端劳动力被机器替换而退出传统行业, 而具有操作机器技能的中高端技术人才需求量在快速增大, 2015年, 浙江省这类人才的求人倍率已经达到了3.47。天津秋季人才招聘市场的情况表明, 交叉融合型人才是当前和未来最受企业青睐的人才, 这类人才的共同特点是“一体化”:会营销、善服务、懂设计, 能够为客户提供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新兴行业用工需求在迅速上升, 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逐年加大, 目前已经占据用工需求的半壁江山, 缺人比较严重, 其中住宿餐饮业最缺人, 2015上半年比下半年行业缺工率提高25%。缺人最为严重的是电商产业, 缺乏专业人才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电子商务的发展带动了与之相关的计算机、文案策划、美工设计、物流等相关人才的需求上升。

(二) 职业规划能力

在劳动关系新常态特征下, 大学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要求大学生调整择业观, 对职业生涯进行充分的规划和准备。“铁饭碗”工作极其难找, 到小企业发展不见得比到大企业发展更差, 到私企发展也可能比到国企发展更为有利, 薪资的高低不再是岗位吸引力的决定性条件, 发展潜力成为决定岗位吸引力的关键性指标。

经济新常态要求从业者必须拥有扎实的技能和真实的本领, 为此, 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就要对未来的职业生涯进行较为成熟的规划, 学习掌握优秀的工作技能, 培养社会交际能力、沟通能力、专业能力、应对工作压力的抗压能力等。拥有完整的理论知识、娴熟的技能和实实在在的本领, 加上成熟的职业规划是应对劳动关系新常态的组合利器。

(三) 创业意识和能力

目前, 我国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还不系统, 创新创业教育的环境欠佳。在创新创业教育实施过程中, 宣传多、效果差, 缺少新模式, 难以形成新突破, 比赛多但取得成果少。大学生创业普遍存在激情有余、素质不足。具体表现在:项目方向选择脱离实际、缺乏创业基础知识的储备、团队合作意识欠缺、项目开展缺少必要的资金来源、欠缺对项目包装的能力、对项目盲目自信、过于注重高科技、忽视市场需求、创业团队延续性问题难于解决等。

(四) 职业道德

我国从古至今都注重对人的道德考量。东汉时期的哲学家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提出:德不胜其任, 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 其殃必大。《周易》说: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典籍都认为道德对于国家的事业和个人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价值观对我国历代都影响至深并传承至今。在当代,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用人时无不注重个人的修养和道德修为, 职业道德在劳动者职业生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类社会组织在人员甄选、配置、提拔时都无一例外地对职业道德提出相应要求, 大学生作为社会上一个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 应该具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这不仅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群体的责任和使命, 更是保证大学生职业生涯顺利发展的基础。

(五) 法律意识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 知法守法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大学生应该做知法守法的模范, 同时也需要懂得在必要的时候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无庸讳言, 社会上有相当数量的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着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 这集中体现在劳动合同签订解除过程中对劳动者利益的伤害, 劳动合同存续期间组织各种违规用工现象等。上述种种, 轻则对劳动者经济利益造成损失, 重则对劳动者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都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倡导和践行的价值观相背离。大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知识, 对于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把劳动关系矛盾控制或消灭在萌芽状态有积极的作用。

五、劳动关系新常态下大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对策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 职业教育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面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劳动关系新常态的变化, 职业教育应充分认识新常态、迎接新常态的挑战, 捕捉新常态下的新机遇, 适应新常态, 服务新常态, 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增强学生的整体素质, 以市场为导向, 建立与人才市场互联互通的平台, 增加技术教育的比重, 引导人才培养向切合未来产业需求的中高端发展。

在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程中, 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应顺势而为, 果断调整办学重点和专业结构, 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潜力。面向未来, 需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 着力提升学生的敬业精神、技术能力、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提升人力资源素质, 为劳动关系新常态下的社会组织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第一, 学校的人才培养应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深入建设和完善“平台模块式”、“1+X”教学模式。以大学生职业生涯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为根本, 特别是要主动及时地把握最新人才需求信息, 动态更新教学内容, 适时完善课程体系, 理顺课程的递进关系, 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

第二, 教育主管部门、就业主管部门应牵头成立由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人才市场、企业协会等机构共同组成的工作组, 构建信息网络平台, 实时传递社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需求信息, 供教育部门和学校调整专业结构和办学方向的参考。教育部门应赋予学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 允许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自行调整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 从知识结构、内容、各课程关系、特色教学要求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探索, 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界定和优化课程内容, 使内容更加逻辑化、系统化、明晰化, 实现课程及课程间的紧密衔接, 完善课程教学大纲, 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采取涵盖现代服务业的宽口径模式。

第四, 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应强调“文理结合”、“专通结合”和“复合型”教育, 加强数学、外语、计算机科学、经济和管理大类课程的教学内容, 设置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以及劳动法律法规、企业相关法律法规等与人文素质相关课程。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应包含本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技术, 解决好专业知识的交叉复合, 为培养交叉融合型人才打下基础。

第五, 在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设置方面, 应以产业需求为导向, 按职业或岗位素质需要与培养学生技能的需要设置理论课和实践环节。注重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同时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要求, 灵活设置选修课程。重视实验、实训、实习课程教学, 建立“分层次、多阶段”的实践教学体系, 强化学生技能的培养。加大学生学习上的自由度, 促进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第六, 应加强学校人才建设工作, 建立人才使用制度, 理顺各种利益关系, 树立“不为我有, 但为我用”的现代科学用人观, 为社会上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提供广阔的校内才华展示平台。提升创新创业类课程地位和份量, 大学生创业培训应纳入正常教学管理, 对在校学生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普及化, 建立创新创业教育科学评价体系, 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 本文通过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劳动关系变化情况进行的调查研究获取的数据, 分析、总结了劳动关系新常态对劳动者职业能力要求的新特点以及劳动关系新常态给劳动关系运行带来的新问题。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学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应增强时代感, 做到更宽基础、更加灵活, 切合市场变化, 使人才能够适应新常态下劳动主体多元化、劳动关系社会化、网络化、虚拟化趋势的培养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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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篇5

关键词：新常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实证分析

经济进入新常态.不仅指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更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面对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经济阵痛.是目前湖南省经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对湖南省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分析.揭示新常态下湖南省如何通过金融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湖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指标和数据

本文选择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中介效率FAE作为衡量湖南省金融发展的指标;选择产业结构升级率ISU作为衡量湖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 (见表1) 。本文选择1978-2013年湖南省相关金融经济数据为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

(二) 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用以检测三个时间序列各自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如表所示.三个变量的原始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即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三个变量均拒绝原假设.这表明三个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FIR、FAE、ISU均为一阶单整序列.采用Johansen检验判断这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赤池信息准则 (AIC) 和施瓦茨信息准则 (SC) 值最小确定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检验结果见表3。

如表3所示.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时.迹统计量 (21.68760) 大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20.79707) .拒绝原假设。这说明.ISU、FIR、FAE三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假设它们之间至多存在一个协整方程时.迹统计量 (9.3447637) 小于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15.49471) .接受原假设。这说明.在5%显著水平下.ISU、FIR、FAE之间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协整方程为:ISU=-0.41+0.73FIR+0.25FAE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湖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1978-2013年36年间.湖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率与金融相关比率和金融中介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3、格兰杰检验

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上述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如表4所示.金融相关比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金融中介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互为因果。

二、湖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湖南省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效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湖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另外.金融中介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率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反之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可以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促进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扩大。

(二) 政策建议

1、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首先.整合金融信息.建设金融信息平台.实现省内信息共享;其次.打破区域封锁.促进资金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省内资源共享;再次.建立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充分利用省内金融资源.加强区域分工与合作.提高湖南省金融的整体竞争力;最后.打造城市金融中心.以点带面.盘活全省金融资源.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

2、建设金融生态环境

首先.政府要制定政策法规.引导金融产业发展.监督金融企业的市场行为;其次.各部门要协调配合.为金融行业做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再次.要完善征信体系.特别是加强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的建设.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扮演好服务角色.为银企对接提供平台.加快资金的融通.促进金融快速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注入活力。

3、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对那些能耗高.环境污染大.经济效益差的产业进行改造或直接淘汰;其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特色产业;最后.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劳动力和社会资金向第三产业流动.促进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壮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这就对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动力。

参考文献

[1]雷清.杨存典.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 (8) :144-146

[2]苏建军.徐璋勇.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4 (2) :139-149

[3]王翔.李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地区产业增长[J].财政研究.2013 (5)

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何去何从 篇6

一、当前中国通货膨胀压力的根源

本轮通胀是多重因素叠加效应的综合体现, 毋庸置疑, 本轮通胀的主要原因, 是前期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带来了流动性泛滥, 即过度充裕的货币流动性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基础。从目前市场货币流动性状况看, 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已初见成效。央行最近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6月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51.40万亿元, 同比增长16.9%, 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低0.2和3.0个百分点;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为4.17万亿元, 同比少增4497亿元。近期银行间市场资金利率的全线飙升, 也反映出银行资金面已呈吃紧态势。

然而, 本轮通胀的形成不只是由过度的货币需求造成的,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内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 也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针对不同的通胀成因, 政府应采取不同治理对策。对于需求拉动型通胀, 治理手段在于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而在面对成本冲击时, 紧缩性货币政策不仅显得捉襟见肘, 而且还可能使经济陷入滞胀状态。

1.食品价格继续上涨——成本推进通货膨胀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7月第一周, 猪肉价格较前一周再涨2.3%, 鲫鱼、鲤鱼和小黄花鱼等分别上涨1.3%、1.3%和0.1%。农业部监测数据也显示, 7月以来的“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较6月下旬明显提升, 显示食品价格继续上涨。其实进入2007年, 我国经济中的通胀压力不断扩大, 今年以来更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源于国内气候异常。此前的干旱迅速转入近期的洪涝, 严重影响农产品收成, 导致农产品涨价预期增强。同时, 各地工业用水、用电以及天然气价格普遍上调, 劳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 均使得抗击通胀的形势严峻。用于食用油生产的花生等主要原料价格一涨再涨、汽油价格多次上调造成运费不断上涨以及人工等其他费用上涨等, 这些都使得成本向最终产品价格传递, 构成现实商品物价的上涨压力。成本推动是物价创三年内新高的主因。

2.贸易顺差持续高增长——需求拉动通货膨胀

近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表明, 在出口增速持续回落、进口放缓大超市场预期下, 由于进口下滑速度更快, 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 达到了222.7亿美元, 创年内新高。1到6月贸易顺差虽有下降, 但总体贸易顺差趋势仍呈现高增长, 这表明成本压力对中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没有明显影响, 信贷和企业利润增长率较高, 预计投资可能继续扩大。在旺盛的总需求拉动之下, 通胀有加速和扩散趋势,

3.外部环境冲击的影响日益明显——输入型通胀

借着人民币升值之际, 境外资金大举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一定程度推动货币流通过剩, 从而推高物价。由于中国现行的外汇政策, 外汇可以自由兑换成人民币, 而人民币兑换成外币有限制或管制。大量的海外游资进入中国, 中国的金融机构必然全额给予兑付。几百亿上千亿的外汇涌入, 现有的人民币就不够用了, 因此中央银行被迫多发行人民币。这样, 国内的货币 (通货) 的发行量就超过了实物的生产量的增长, 从而导致了单位货币, 即人民币的购买力的下降, 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输入型通胀压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 外汇占款持续高位, 给央行管控流动性总量的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二、正确选择税收政策的必要性

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看, 今年6月份同比上涨6.4%, 比5月份的5.5%上升了0.9个百分点, 创下三年来的新高。这表明尽管今年上半年央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且三次加息, 数量调控与价格调控双管齐下显示出政府抗击通胀的坚定决心, 然而, 抑制通胀的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难道是因为货币调控存在时滞性, 紧缩效果尚未充分显现?恰恰相反, 商业银行已经感觉到“双率”调控的紧缩力度, 新增贷款规模也出现了明显回落, 广大中小企业正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困境。究其原因, 在于导致本轮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因素较为复杂, 既包含了成本推动的因素, 又包含了需求拉动因素, 单凭紧缩性货币政策, 其调控效果有限。要从根本上控制这些影响通胀率的因素, 除了从紧货币政策之外, 更需要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充分介入。应该说, 以财税政策应对通胀压力的重点, 一方面在于努力缓解和控制影响物价的成本、需求和预期因素, 另一方面则是努力缓解通胀给社会福利所带来的危害, 避免普通公众利益过度受损,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1.无论就宏观经济的运行还是就微观经济的运行来说, 税收变化都会对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 形成货币的流动性效应。增税效应从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减税效应从供给方面减轻通货膨胀;增税的流动性效应从货币需求方面抑制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宏观税收理论, 着重研究税收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税收如何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抑制经济衰退。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财富慢慢转移到居民手上, 1978年全国居民存款280多亿, 到了2006年是将近16万亿, 居民手上拥有大量社会财富是几乎不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的。对这个特殊国情, 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 不管央行采取什么样的货币紧缩措施都很难改变流动性过剩的格局或趋势, 只会在金融市场上引起短期的心理恐慌或者是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向变化。税收制度供给作为国家所掌握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之一, 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基础, 以国家颁布的税法为依据, 具有极大的“刚性”, 尤其在我国处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行政力较强的经济转型环境下, 作用更为突出。如果税制设计高效合理, 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基本切合, 就能有效地规范税收行为, 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 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

2.转轨经济的税收政策优于货币政策。正确应对当前通胀风险, 必须首先分析我国通胀。通常, 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是CPI 。当然, CPI只是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除了CPI还有PPI (生产者价格指数) 和RPI (零售物价指数) 。换言之, CPI只是在一个空间范围内与通货膨胀率等同。如果要全面地衡量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情况, 只有用GDP紧缩系数才能反映。从理论上讲, 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指一个国家 (或地区) 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有两种概念, 即名义GDP和实际GDP。名义GDP是运用当期市场价格计算的总产出, 实际GDP是运用某一基期市场价格计算的总产出。二者的关系为:名义GDP=实际GDP×通货膨胀率。因此, 通货膨胀率 (GDP紧缩系数) =名义GDP/实际GDP。

就反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目标而言, 当前的理论研究只盯住物价稳定是有失偏颇的。如果反通货膨胀政策目标简单地确定为物价稳定, 不仅不可能通过稳定物价来稳定经济, 相反可能在单纯的稳定物价的政策实施过程中, 使得经济生活变得更为不稳定。IS-LM曲线是产品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利率和收入的模型, 不仅被凯恩斯主义者用来解释衰退、高涨和充分就业状态, 而且用来论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IS-LM模型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对于转轨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 应用IS-LM曲线比较分析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 对抑制通胀的效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开放市场条件下投资 (I) 与利率 (R) 、收入 (Y) 与储蓄 (S) 的一般关系, 即利率 (R) 是核心指标, 是投资 (I) 的主要依据。影响通胀的决定因素是投资和储蓄, 也是模型中IS曲线的变量, 以此分析方法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依据符合数理原则。那么, 转轨中的IS曲线有什么特征呢?在中国现实中, 投资主要不是以利率为中心进行的。到目前为止, 中国投资中的主体是公共资金, 包括财政、银行和国企, 这里既有国有企业自身通过积累的投资, 又有而且更多的是财政投资和从国家专业银行、资本市场融资进行的投资。因此, 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掺有政府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对利率的考虑放在了较靠后的位置上。总的来看, 转轨经济决定了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不大, 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灵敏, 储蓄对所得增长与否反应并不灵敏, 不论所得增长与否, 预期不稳定都会导致储蓄增加。1998—2002年, 多次调低利率却不能形成投资热潮, 反而放松了流动性, 就是证明。

三、针对当前新旧涨价因素压力下的税收政策选择

首先, 从总供给方面发挥税收效应, 从而优化供给结构, 弱化通胀压力。

通胀对企业产生各种不良影响, 如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造成折旧扣除的减少而使公司的实际税负大幅度提高。一个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很强的办法, 就是可以让积极财政政策在抗通胀和保增长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更明确一点说, 就是给企业降税。在此情况下, 政府采取具有对企业减税效应的政策, 就会避免企业向最终消费者过多转嫁成本, 从而把部分“通货膨胀税”返还给企业其次, 从总需求方面发挥税收效应, 从而适度抑制总需求, 降低通胀拉动作用。首先, 降税明面上是给企业减负, 但实质则是惠民。换言之, 降税可以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动力, 使供给增加, 并提供更多的岗位实现稳定就业, 减缓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 又有助于缓解通胀预期。在生产成本逐步增高前提下, 企业调高产品价格的冲动难以抑制。比如最近鲁花等食用油的先后涨价。国内目前税制设计是以流转税为主, 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 其特点就是具有隐蔽性, 且最终大多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流转税在中国总税收收入中占比约为60%-70%。数据显示, 上半年国内增值税完成12431.30亿元, 同比增长19.7%,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4.8%;消费税完成3760.75亿元, 同比增长20.2%, 占比7.5%;营业税完成7150.8亿元, 同比增长24.4%, 占比为14.3%。尽管减税未必会成为企业不涨价的理由, 但适当降低流转环节的税率, 至少对降低企业成本压力有正面作用。对于企业所得税, 一种选择就是促进税收指数化, 并把重点放在税率结构和税负减免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通胀率, 对所有收入级别实行指数化调整, 另一方面在税负减免上, 对纳税扣除额等实行指数化, 并对受通膨影响较大的生计扣除等予以相应调整。

其次, 针对成本推动, 一方面, 政府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抑制物价上涨中的独特作用, 通过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和范围, 建立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长效机制, 确保供给稳定;另一方面, 政府宏观调控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 尽量避免因政策过度波动而陷入“越调越乱”的窘境。在通胀环境下, 税收要避免对经济的扭曲, 并强化公平作用, 体现向中低收入者的利益倾斜, 弥补通胀给其带来的福利损害。例如,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通胀使名义收入提高, 相应缴纳税额增加, 这给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 使个税产生逆向再分配效果。因此,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 与企业所得税一样, 许多国家都采取个税指数化措施, 即按照每年通胀率的变化, 自动确定适用税率和纳税扣除额, 以便剔除通货膨胀造成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 主要包括免税额和纳税档次的指数化调整。

第三, 资源税的改革宜慢慢来。

日前,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人士透露, 扩大资源税改革试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除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外, 征收范围也在石油天然气的基础上扩展到其他资源产品。

资源税推广到其他产品, 相应的企业就会将这些成本向下游传递, 下游企业将面临更大成本压力, 从而增强通胀预期。因此, 资源税改革推出的时点也应该重点考虑通胀压力的变化。资源税改革急不得, 需要慢慢来。

虽然政府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是为了抑制旺盛的货币需求, 然而, 生产技术及金融产品创新严重匮乏, 新的产业兴奋点又尚未显现, 再加上股市持续低迷、楼市步入下行调整, 都使得过剩的市场流动性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去处。因此, 从减少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而言, 加快资本账户对外开放也是利大于弊。

总之, 通胀虽然说是一种货币现象, 但不能仅靠收缩流动性来抑制。调控政策组合的多管齐下, “堵”和“疏”并举, 才是抑制本轮通胀的有效利器。

四、结论和展望

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这对经济健康成长与人民生活改善都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这种通胀不仅是一种货币现象, 更是经济深层矛盾积累的结果。

最显著的是货币政策的负面累积效应已凸现。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来看, 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1.04%。虽然,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1.38%, 但上半年汽车、房地产相关商品销售放缓。此外, 海关总署的进出口统计数据显示, 6月份我国外贸出口单月增速为17.9%, 比5月份回落1.5个百分点, 出口增速已连续四个月下滑;同期进口增速也超预期大幅下滑, 表明经济增速有进一步放缓迹象。同样, 作为判断未来经济走势重要指标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 6月份为50.9%, 尽管仍高于50%这一用来判断经济是否处于扩张区间的临界值, 但比5月份低了1.1个百分点, 并连续三个月出现回落, 反映出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不容乐观。上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现乏力, PMI数据持续下滑, 不免使人们对未来宏观经济是否会出现“硬着陆”产生担忧。

因此, 除了货币政策, 财税政策也应成为反通胀的核心手段。其政策作用的重点, 一是针对引发通胀压力的各种因素展开调控, 二是努力弥补通胀对社会福利的损害。我们要相信调控政策组合的多管齐下, 国家经济会步入正轨, 又好又快的持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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