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机制

形成机制（通用8篇）

形成机制 篇1

褶皱的形成机制与其受力方式﹑变形环境及岩层的变形行为密切相关。不同的形成机制在不同的条件下起作用﹐常见的有﹕

（1）纵弯褶皱作用﹐岩层受到顺层挤压作用而形成褶皱。一般认为岩层在褶皱前处於初始的水平状态﹐所以纵弯褶皱作用是地壳受水平挤压的结果。岩层间的力学性质差异在褶皱形成中起著主导作用。如岩系中各层力学性质很不一致﹐则在顺层挤压下﹐强硬层就会失稳而发生正弦曲线状弯曲，形成等厚褶皱﹔相对软的层作为介质﹐在均匀压扁的同时被动地调整和适应由强硬层引起的弯曲形态。进一步挤压下﹐强硬层的褶皱变得越紧闭﹐可使翼部被压扁而成IC型褶皱。如岩系中各层力学性质差异较小且平均韧性较大﹐则强和弱的岩层在褶皱的同时共同受到总体的压扁﹐可形成IC型到3型的褶皱。纵弯褶皱的轴面垂直挤压方向﹐褶轴与中间应变轴一致。

（2）横弯褶皱作用﹐岩层受到与层面近於垂直的力而发生弯曲的作用。由於沉积岩层初始状态是水平的﹐因此﹐横弯褶皱作用的外力是垂向的。它可以是由於基底的断块升降引起盖层的弯曲﹐也可以由於盐层或其他高塑性层的重力上浮的底辟作用(见底辟构造)引起上覆地层的弯曲﹐也可由岩浆上涌所引起。其特点是受褶皱的岩层整体处於拉伸状态﹐常成IA型顶薄褶皱﹐或在顶部形成地堑。当基底的差异性升降与表层的沉积作用同时进行时﹐则为同沉积褶皱﹐背斜表现为水下隆起﹐向斜表现为水下凹陷﹐从而可引起沉积层的岩相和厚度的变化。

（3）剪切褶皱作用﹐又称滑褶皱作用﹐是岩层沿著一系列与层面交切的密集面发生不均匀的剪切而形成褶皱。它一般发生於韧性较大的岩系(如含盐层)或较深层次的层状岩系的韧性剪切带中。这时﹐各岩性层间的韧性差极小而趋於均一化﹐而整套岩系的平均韧性较大。在变形中﹐岩性差异和层面只作为标志而不再具有力学意义上的不均一性﹐由於受差异性剪切而被动地弯曲。其轴面平行於剪切面﹐因此沿轴面测量的层的视厚度相等﹐是典型的相似褶皱。

（4）流褶皱﹐岩石在较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可以成为具高韧性和低黏度的固态物质﹐呈类似於粘性流体的黏滞性流动而变形﹐形成形态非常复杂的褶皱。深变质岩和混合岩化岩石中常可见小型的流褶皱。在比较简单的层流条件下形成的流褶皱﹐实际上仍是一种剪切褶皱﹐仍有规律可循。在紊流条件下形成的复杂褶皱﹐已很难再造其运动学图像﹐对分析其所受的应力场已无实际意义﹐但说明了其生成时的条件。

形成机制 篇2

传统经济学把完全竞争市场作为研究市场结构的参照系。在完全竞争市场中, 需求方由无数的消费者组成, 单个消费者只是市场中沧海之一粟, 无力影响市场需求。同样, 供给方由无数的厂商组成, 单个厂商的产量对市场供给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样的话, 每个具体的消费者和厂商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进行市场谈判, 他们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既然每个具体的消费者和厂商都不参与价格谈判, 那么市场价格从何而来?经济学家用“非人格化”的价格机制来解释:需求方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方的供给曲线之交点处, 便是均衡价格和均衡交易数量。

然而, 现实中的价格形成机制都是“人格化”的, 具体的消费者和具体的厂商都在积极参与价格的形成, 不同程度地影响价格的走向。小到蔬菜、水果、服装, 大到汽车、住房等商品, 最后的成交价格都是交易双方谈判的结果。在生产要素市场上, 谈判往往具有战略意义, 如中国钢铁企业与巴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供应商的价格谈判。在西方劳动力市场上, 工会与资方的谈判, 不仅涉及工资水平而且涵盖报酬支付方式、福利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

可以说, 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 也很难找到纯粹的“非人格化”价格机制。现实世界里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以及买卖双方的谈判共同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价格的形成过程就是买卖双方谈判和博弈的过程。

二、医疗价格:从供方定价到双方谈判

为了完整把握医疗领域的谈判机制与价格形成机制, 应该分两个步骤来认识。

第一步, 传统的医疗领域即医疗保险产生之前, 医疗市场只涉及患者和医生。虽然市场中有很多医生, 但是医疗市场并非完全竞争市场。医生各有专长, 即使同一领域的医生, 由于经历经验、师承门派等原因, 医疗水平及治疗风格差异很大, 他们提供的医疗服务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因此, 医生总是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另外, 医生在一个地区长期行医就会形成自然垄断, 对新医生的进入形成壁垒。

医生和患者之间天然的信息不对称, 决定了患者缺乏消费者主权以及相应的讨价还价能力。患者既缺乏讨价还价所必须的医学信息, 又缺乏讨价还价的时间和心思, 更担心讨价还价对医生治疗的负面影响。这完全不同于可以货比三家、从容砍价的一般购物。在医生和患者之间, 患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医生成为价格的制定者, 患者则是价格的接受者。

第二步, 引入医疗保险机构后, 医疗保障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 形成了三方主体、两个市场的格局。三方主体即患者、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供方;两个市场即保险市场与医疗市场。医疗保险除了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 还有几种重要功能:一是谈判功能。医疗保险产生后, 医疗供方面对的不再是弱势的患者, 而是具有强大谈判力量的购买大户;二是信息功能。单个患者没有能力改变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称, 患者无法承担搜集信息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但是医疗保险机构则不同, 医疗保险机构搜集相关医疗信息并进行评估, 为大量的参保人提供就医指导。对于医疗保慑功能。如果说单个患者对医疗供方缺乏有效的制约, 作为购买大户的医疗保险机构则有多种制约手段。医疗供方可能不在乎一个患者, 但是不会不在乎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一群患者。单就“取消医疗服务定点资格”的权力, 便足以威慑医疗供方。

在历史上, 医疗价格的形成机制经历了从供方定价到双方谈判定价的过程。医疗保险产生以前, 医疗定价权掌握在医生手中, 医生根据患者的贫富差异实施价格歧视, 对富人高收费, 对穷人低收费甚至免费, 当然, 穷人与富人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是有差异的。医疗保险产生之后, 逐渐形成了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供方的双方谈判定价机制, 这种定价机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谈判内容和谈判主体

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供方的谈判内容十分广泛, 远非医疗价格一项。包括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选择预付制还是后付制, 具体而言, 是选择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制、按病种付费制还是按服务项目付费制;是否干预医疗供方的诊疗过程, 对医疗供方有无特殊的限制, 如是否采用“第二手术意见”, 要知道, 医生一直非常重视行医的自主性;医疗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以及其他事项。因此, 结果并非一定是“低价者中标”。

需要指出的是, 英国、德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组织制度同我国具有重大差别。这些国家都清晰地区分了医生区分, 因为我国的医生绝大部分都是“单位人”, 个体行医被边缘化。在英国, 虽然1991年改革以前公立医院的医生类似于公务员, 但是, 即使在那时广大的全科医师也是“个体户”;1991年以后, 试行购买方与提供方分离, 促进内部市场竞争, 购买方分别与全科医师、医疗集团签约。在德国, 医生被区分为诊所医生和医院医生, 以往二者具有严格的界限, 诊所医生不能从事医院治疗服务, 医院医生也不能从事门诊治疗, 虽然后来有所松动, 但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加拿大对医生与医院的区分更加清晰, 这一点与美国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美国医生典型的行医方式是个体行医, 医院只是医生的“工作车间”, 也就是说, 医生是医生, 医院是医院, 二者相互独立而非雇佣关系。直到今天, 虽然部分医生被医院雇佣, 但是医生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传统一直被保留, 仍有大量的医生拥有自己的诊所。这样, 英国的购买方、德国的疾病基金、加拿大的国民医疗保险和美国的各种医疗保险组织就必须对医生和医院分别进行谈判。

谈判主体包括买方主体和供方主体。在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 买方主体不是同每一个供方主体分别谈判, 而是采用集体谈判的形式, 谈判主体层次很高。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门诊服务报酬由疾病基金的最高层协会和合同医生协会谈判决定, 由此形成双边垄断的格局, 谈判双方均没有潜在的竞争对手, 都知道对方不可替代。于是, 外部竞争消失了。同样, 加拿大为管理部门代表患者与医生协会就价目表进行谈判, 也是一种典型的双边垄断。特别提出, 在双边垄断情况下, 买方处于垄断地位, 卖方也处于垄断地位, 谈判结果未必就是低价格。美国的情况则不同, 可以是一对一的谈判 (例如, 某一保险机构与某一医疗集团的谈判) , 也可以是单个保险机构与医生组织的谈判, 具有较强的竞争性, 很难见到双边垄断型的谈判。

四、国际经验

(一) 医药价格是买卖双方谈判谈出来的。

不是提供方说了算, 也不是购买方说了算, 更不是政府拍脑袋拍出来的。尤其要重视买方在价格形成中的作用。即便是政府定价也应该借鉴谈判定价机制。

(二) 谈判层次未必越高越好。

买卖双方最高层次的谈判将导致双边垄断的格局, 这种谈判形成统一的供应合同, 在供方的各成员间强制实施, 供方成员之间的竞争消失了。

(三) 谈判的结果取决于谈判双方的力量对比。

买方垄断有利于买方;卖方垄断有利于卖方。在买卖双方都不是完全垄断的情况下, 结果有利于哪一方, 取决于双方相对垄断程度。

(四) 卫生行政部门的作用在

于通过区域卫生规划, 影响新建医院建设、大型医疗设备购置、医院床位数的增减等投资项目, 而非日常经营项目。

(五) 医疗保险机构作为消费者的代表, 主导药品价格谈判以及药品目录的制定。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医疗保险研

论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 篇3

[关键词]职业素质 社会阶层 核心课程 应试教育

近年来基础教育旨在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应试教育批而不倒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素质教育倡而不立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作为素质教育对立面的应试教育的来龙去脉，实行换位思考即分别站到经济社会、国家、基础教育部门特别是学生及家长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找到倾向应试教育的人们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根源、制度背景，从而把握住应试教育的形成机制，并以此为据有针对性地规划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

经济社会——国家双层诱导结构

教育是有功利性的，其功利性可区分为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层次：其一，职业功利性。教育使人获得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及技能，从而具有从事一定工作的职业素质。其二，社会功利性。教育使人在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获得进步，有助于形成基本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形成科学精神、民主法制观念、良好心理素质和行为习惯等，对成为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其三，人自身发展的功利性。教育促使人情感、趣味、特长、爱好、丰富个性的发展，虽就直接意义讲并无明确的功利性，但就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人自由全面发展未来前景以及这样那样地给予包括职业活动和社会生活以积极影响来说，也在无用外观下有着“无用之大用”的功利性。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虽然国家与用人单位（经济社会的微观主体）有明显的态度差异，但综合起来又过分地向职业功利性倾斜，这就形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制度背景。

用人单位，无论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还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了实现其效率、效益的目标，都必然倾向于片面强调人素质中的一小部分，即与细密社会分工相联系而被高度强化了的人的职业素质，对人才选择持工具主义的立场。其实，工具主义立场对教育的影响是一以贯之的：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办教育是为实现其社会理想而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把人打造成最好的政治工具；近代西方普及义务教育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发展对有文化劳动力的需求；当代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也不是出于人文关怀而是满足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对大量高职业素质人才的需求；即便现在人们批评应试教育忽略了人的身体素质、操做技能、道德情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工具主义的影响，是在抱怨现实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工具还不够精巧、强大、功能全面、适应性强等等。很显然，在要不要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问题上，用人单位实际倾向于为我所用的片面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并频繁流动的社会，而支撑不同社会阶层定位的主要因素正是从事不同工作人们的职业素质，社会流动的主体则是正在谋取职业的青年一代。对渴望实现向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工作环境、社会声望、生活质量都更高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青年一代来说，最现实的途径是求职，最基本的凭借是职业素质。对于无法以工作经历证明其职业素质水平的他们来说，相关学历就成了最主要的砝码。本来，高学历并不等于高职业素质，但用人单位在有选择余地的场合，都宁愿采用“用人高消费”的策略，其想法是经过教育体系内部有公信力的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及其他各种考试层层筛选出来的高学历者必将具有超出一般人的职业素质或潜质。不仅国内用人单位这样看，连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会入乡随俗专门挑拣名牌大学毕业生，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青年一代试图跻身于高社会阶层的竞争就被归结为争取进入高职业层次的谋职竞争，谋职竞争又被进一步归结为上大学的竞争、上优质中小学的竞争等等。在经过一连串的竞争、选择、淘汰之后，青年一代各自社会阶层定位的雏形也就显露出来了，配合并支持这一竞争过程的教育模式就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围绕高考所展开的教育教学过程不过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争取进入以一定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高社会阶层竞争的预演版。

党和国家站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立场上，要求全面、均衡地实现教育三个层次的功利性，要求尽最大可能实现人全面素质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应试教育还是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症。究其根源，从国家这方面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难以超越的现实局限性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任务使国家举办的教育对人才工具性的考虑不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顶住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并实现振兴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目标，迅速发展经济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要求教育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要讲求成本效益要首先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必然的了。而经济社会发展向教育提出了多层次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最大量需求的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普通劳动者，接下来是大批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及其他形式培训的高技能型人才，再有就是少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各类专门人才，最后才是极少数读过硕士、博士的高端人才。国家所构建的学校体系经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适合教育的儿童”直到人才培养金字塔顶端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不能将相差悬殊层次分明的以职业素质为支撑的社会阶层完全复制出来，但无疑能给众多受教育者阶层划分以一个大致的轮廓,于是应试升学就有了与社会地位提升相近似的意义。其二，国家举办教育的资源分配向顶端倾斜强化了人们上大学的渴望。在现实中，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可以享受到他只读过初中的同龄人几十倍上百倍教育资源的支持，让他日后在职场上具有后者无法企及的竞争力从而实现向高社会阶层的跨越。这样如何能抑制住人们不顾一切上大学的冲动呢？其三，国家举办的大多数中小学的现有条件难以兼顾应试与全面素质发展。我们是穷国办最大的教育，这个大主要就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按现在大多数学校的办学条件，离实现全面素质教育的理想实在还相距甚远。必须承认，应试教育是一种比较“便宜”的教育（尽管存在淘汰过程中浪费大量人才的“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素质教育则是“昂贵”的教育。素质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有高超的教学艺术和管理水平，要在教会课本知识以外更强调发展动手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要在智育之外强调身体素质提高和道德境界升华，必须以应试、素质两不误为前提。这一切都既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直接向学校大量追加投资，还需要国家和经济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间接地向学校提供有利条件。显然，这些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就如同我们难以想象大批农村中小学连基本教学条件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素质教育能有重大进展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设想在社会上就业门路狭窄的状况下能使学生心平气和地接受高考落镑或进入末流大学现实那样，就如同我们不能希望在用人单位只认文凭不给低学历者展示才华机会以及用人单位重用人轻培训做法普遍存在情况下学生能不倾向于通过应试教育考大学那样。

高考——应试教育的导因

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诱人前景对莘莘学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求多供少、竞争激烈的局面可想而知。而现行高考恰恰是解决矛盾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其一，符合效率的要求。实践证明，高考能将考生中基础知识最扎实、学习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选拔出来，从而为高校教育质量提供生源方面的保障。同时，统一命题、标准、考试、阅卷、评分的高考组织形式，也能使大规模人才选拔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其二，符合公平原则。在中国这个最讲人情、关系的国度里选拔人才，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主考方的自由裁量空间，必须摒弃一切人情、关系的干扰，把一切交给六亲不认的书面考试，才能保证应试者不因地域、出身、外貌、言谈、贫富、人缘而受到区别对待，从而才有选拔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其三，具有强大的学习动员功能。以高考为核心，中国基础教育才建构起包括高考前的模拟考试、初中升高中考试、期中期末考试等在内的强有力的以考促学的体系，经常不断地督促青少年努力学习。近三十年来，老百姓节衣缩食望子成龙，孩子们起早贪黑无怨无悔，甚至把智力开发延伸到幼儿园、婴儿摇篮，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遍及全民的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景象。如果没有1977年恢复并持续举办的高考，这一切难道还能想象吗？

高考的内容仅涉及若干核心课程，在这根无形的指挥棒下，核心课程受到高度重视，其他课程则被冷落。那么，这里有什么道理呢？笔者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其一，核心课程是进一步学习各类专业知识技能从而最终形成职业素质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深厚越扎实，则大学培养人才的效率就越高。如果过分扩大高考涉及的范围，不仅会削弱这个基础，同时也会更进一步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因此是不可取的。其二，全面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内容无法以书面考试加以衡量。比如说我们不能根据考试成绩判断考生是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无法认定他是否具有科学精神，更难以推断他融入社会时是否会发生困难。其三，以少数核心课程为高考范围，一定意义上还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考生的保护，以免他们落入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

然而，高考决非尽善尽美，它在给基础教育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引发了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在以若干核心课程为内容、以统一标准书面解答为形式的高考面前，素质不如能力更不如知识，全面素质发展敌不过考试本领高强。于是，应试教育的局面就被现实功利驱动下的人们所共同打开了。

学生及家长的理性应对与基础教育的现实抉择

在现阶段，人的成长与谋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总是根据谋生利益最大化来规划其受教育过程的。既然社会上越来越多被看好的职业岗位设置了学历高门槛，那么必将引导人们选择上大学上好大学来圆自己的人生梦，引导人们在高考前的十余年间，争取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并力争成为一次次考试成绩的领跑者，如此一来就是片面发展的应试教育而不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更适合普遍的需要了。上有以不同职业素质为支撑的阶层差异，中有以高考成绩为依据的大学教育资源分配，下有应试学习与应试教育，这是合乎逻辑的。

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举步维艰，与当今青年一代对通过应试实现人生价值的高度路径依赖密不可分。其一，应试教育成了出人头地的主渠道。与文革前、文革中大为不同的是，现在大学招生逐年攀升，已由恢复高考之初的20多万人猛增到2005年的475万人；党提出了选拔使用干部的“四化”标准，大学学历已经成了提拔重用的必备条件；知识分子也不再是被重点改造的“臭老九”，其经济、政治地位已今非昔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规模庞大，要求也越来越高……相形之下，以往通过入党、当劳模、参军提干获得提升等老路子反倒越来越不好走了。其二，应试教育路径透明、公平、速效。在青年一代看来，在高考中胜出，只要靠考分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争取到人生的主动，与其他人生阶段其他形式的竞争相比，高考的成功率相对高、付出相对小、收益相对大。

在以往讨论推进素质教育问题时，有两点经常被忽略：一是提高素质的教育条件，二是实现素质价值的舞台或资格。如果注意到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上大学上好大学竟是如此重要：大学能给任何中小学所无法给的发展综合素质的优越环境，特别是帮助人具备专业职业素质的条件，大学能让人获得在有严格学历要求的高层次职业舞台上展示才华的资格和机会。完全离开应试上大学的制度背景来推进素质教育，就会面临“要素质而素质发展不可持续”的窘境。2004年，被公认为素质教育搞得有起色的南京市高考成绩大幅下滑，在江苏省位列倒数几名，其结果是应试教育全面反弹、“县中模式”大行其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最后我们再来看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小学。

必须承认，一切合格的、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自觉地担当起教育的社会责任，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努力贯彻党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但在另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又要担负对一个个学生人生未来的责任，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将少不更事的孩子交到手里时，他们感受到的定是沉甸甸的托付。近年来，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即便那些学业有成找到不错工作的年轻人都感到成家、买房、治病、养老等来自生存的压力，更别说那些考不上大学在家无所事事的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了。在如此背景下执教的教育工作者顺应潮流也就很自然地将应试教育看成了教书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看，先有应试学习后有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真正的主导方是学生及家长，把批判应试教育的主要矛头对准教师、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实在是找错了对象。亿万学生及家长接受基础教育最普遍最真实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学习决定考试成绩，考试成绩决定未来命运。学生及家长为了职业理想、经济理想、社会地位理想和家庭生活理想而数十年如一日地苦学、苦熬，付出金钱、人力、情感的高昂代价，很自然地会倾向于选择那种能配合其实现理想的教育形式，选择那些最符合要求的学校、教师，选择那些最与实现理想紧密相关的学习内容。人望幸福树望春。正是来自民间分散而又汇集起来的这种教育价值选择趋向的力量，强制着中小学必须跟着走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谁要是应试不力，学生及家长就“用脚投票”不再给他经济赞助，学校就没有声誉招不来优秀学生，教育主管部门就脸上无光就不待见他，地方政府就没有政绩就不给他充分的财力支持。应试教育就是这么来的。你可以对应试教育批判、改造、完善、扬弃，但不能对它置之不理，除非你能取消高考并彻底堵住由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这条道路。

参考文献

[1]秦纳.透视学历社会[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50.

[2]周作宇.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85

浅析幽默形成的语言机制 篇4

浅析幽默形成的语言机制

生活离不开幽默,社交更需要幽默,因此,幽默语言在现代社会交往中日益显出独特的.魅力,使用也越来越多.文章从逻辑、语法、语义、语用和修辞的角度,并结合语言事例,简要分析了幽默语言产生的语言机制.

作 者：崔娅辉 CUI Ya-hui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 25(6) 分类号：H146 关键词：幽默   逻辑   语法   语义   语用   修辞  

如何形成自我管理机制的制度设计 篇5

组织的各项运作，都有一套制度办法，举凡人事制度、财务制度、业务管理制度等等，都在此列。设计各种制度办法的出发点，是为了管理，一方面提供所有成员运作上的依循，并产生明确的评核标准；另一方面则藉由制度，将整个组织的运作导向正确的方向与目的。但一般人在规划制度时，却容易陷入两个盲点：首先，误以为制度颁订下去，就会自动运作，而忽略了其所必须付出的管理上的成本；其次则是，未充分考量人性上普遍存在的弱点，使得制度设计出来之后，必须追加更多额外的规定来防弊，结果付出更多管理成本。

良好的制度设计，必须是在运作时，能够自然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也就是说，在制度的设计本身，针对人性普遍存在的弱点，或是普遍存在的差异性，设法导入某种自我节制、自我制衡约束的机制，让运作时可能产生的漏洞，透过个人的“自我管理”便可排除掉绝大部分，使得付出的管理成本很低，而制度的运作又很顺畅。

以请假制度为例。劳基法规定，员工一年可请一定天数的病假与事假，其中，因为一定天数内的病假仍可领半薪，于是，人性上的弱点与差异性便在此浮现：有些人可能忍着一时的身体不适而继续上班，有些人却动不动就请病假；有些公司、机关为了避免病假太浮滥，只好要求检附医生证明；由于医生证明可能作假，于是要公立医院开立才算，公司也因此要花人力检核；但重感冒可能让人难过到无法上班，却不必然要到大医院就诊„„。如此不断“追加”各种规定，补了旧漏洞，却又产生新漏洞，管理成本就这样不断提高！

联强的请假制度，在遵循法令规定的同时，再设法从制度设计上形成“自我管理机制”。联强每年核发员工年度奖金时（包含现金与股票红利），个人的“出勤率”也是纳入考量的诸多指标之一，而除了年休假与公假之外，其他各种假都是个人“出勤率”的减项。如此一来，稍有不适就请病假者，可能会开始节制；不得不请病假者，可能会转而节制事假，自然而然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机制。在此情形下，公司亦不必虚耗人力稽核同仁是否请了太多假，较积极者甚至会在生病时，自行决定舍病假而请年休假，或是利用年休假来结婚。又好比公司福利制度，联强每年提拨一定比例的福利金由福委会统筹运用，由于总金额固定，所以福委会在执行各种福利措施时，便会更加仔细衡量选择，将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的规划与运用，避免浮滥。至于员工赴外受训、社团活动等的费用，因部分倾向个人性质，所以当事者亦须部分负担，而非全额补助。

蕴含在制度设计中的“自我管理机制”，亦同样可以随着制度运作的电脑化而设计到系统中。以业绩表现的评核为例，所有业务人员除了可在系统中逐日看到本身的业绩达成与成长状况之外，也可以看到同单位内其他业务人员的业绩表现；单位主管亦同。

虽然业务人员每个月都有其业绩目标，但是，有些人可能业绩过得去就好，缺乏自我鞭策的力量；有些人则对自我要求特别高。透过同层级不同人员间的相对比较，一方面让每个人都能更精确、客观地自我评核，到底表现是好是坏，藉此帮助业务人员“自我管理”；另一方面，也可透过同单位成员之间互相比较，产生良性竞争的效果。

制度、办法的制定，固然有其希望达到的功能与效果，但制度在设计过程已经隐含管理的成分在其中。最有效的管理，是让所有成员形成自我管理的机制，藉由自我约束、自我制衡来

克服人性上的弱点、惰性，而不是像防小偷一般，企求以层层繁复的关卡措施来防范。一套在运作上必须付出太多管理成本的制度，是不好、甚至不可行的制度。

形成机制 篇6

［论文摘要］教育良心是教师道德义务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最高实现形式，是教师道德生活的知、情、意、信、行等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整体，具有!个特征：示范性、内在性、稳定性、综合性、广泛性、自觉性。教育良心对教师的道德行为起着定向作用，能增强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促进教师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其形成机制可以从主客观因素和内外因素两个维度来把握。在当今的市场 经济 的背景下，随着教育社会化进程的 发展，教育良心似乎存在种缺失或沦丧的危机。其外在的主要表现是:教育思想上的重智轻德，教育管理上的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教育态度上的得过且过，教育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以及教育行为上的功利主义倾向等。教育良心作为教育伦理的个重要范畴，既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又是教师道德自律的最高实现形式。教育良心不仅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道德索养，对个体的成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是整个教育事业良性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和内在机制。它对社会及末来的价值意义已超出其般的功能。本文试从伦理的视角，对 科学 的教育发展观下的教育良心的内涵、特征、道德价值及其形成机制作新的探析。

一、教育良心的内涵和特征 良心是人类特有的种道德心理现象。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对良心的定义是:“良心即个人对正当与否的感知，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咚}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均、与否的认识，连同种要正当地行动或做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做了坏事时常能引起自己有罪或悔恨的感情。”在 中国 最早重视内心道德资源挖掘的先哲孔子，曾经提出观照良心的“仁”的思想。孟子曾以“四端”说来说明人的善良本性。与西方相异的是，中国传统心性儒学对良心的理解有种本体的意义，是有种人叫以在其中安身立命的本然实在意义。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良心不过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过程，而在道德主体的内心深处，以自律准则的形式积淀下来的人的道德自制能力。这样，良心并非先验的情感或理性，而是义务的种内化形式，所以良心是需要自觉要求并精心养护的。

一般良心在教育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即是教育良心。所谓教育良心主要指的是教师个体在教育实践中，对社会向教师提出的道德义务的自觉意识，对履行教育职责的道德责任感的价值认同和情感体认，以及对自我行为进行道德判断，道德调控和道德评价的能力等等。

马克思指出“良心是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这意味着，教育良心，作为种道德意识，无论是教师个体的良心还是教师群体的良心，都是对教师所处的客观的社会关系的自觉反映，是教师在履行教书育人的义务过程中产生和形成起来的;作为种主观的意识形态，教育良心是以教师对客观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理性认识为前提，是对自身的道德义务的情感体验与认同;作为种道德责任感，教育良心是教师对学生、集体和社会义务感的强烈表现，是把外在的道德律令转化为主体的内在律令;作为种评价能力，教育良心是主体对外在道德必然的充分把握而达到的种行为自山状态，是主体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积淀。

教师的良心与教育事业有着必然的联系，教育良心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本质要求。教育良心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示范性。教育良心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化形式，它的形成标志着教师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已转化为自我的道德意识，成为种理性精神。教师的言行时时处处接受教育良心的指导和内控，使教师在道德规范前“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种良心对教育对象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第二，内在性。教育良心是隐藏在个体内心深处的种真挚情感，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精神力量，虽然目不能及，却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导向性的作用。第三，稳定性。教育良心是以道德信念为基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种稳定的品质，能够比较深入持久地对人们的行为发挥积极作用。第四，综合性。教育良心既包含着理性，是人的理性的种深沉积淀;又包含着意志，是人的意志力的突出表现;还内含着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如直觉、本能、情商等，它是个综合因索的结合体。第五，广泛性。教育良心旦形成，其作用范围十分广泛，可以渗透到教育活动的一切领域之中，左右着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第六，自觉性。教育良心较之般良心具有史高程度的主体自觉水平。主体的自觉性体现在教师思想上的自我警觉、行为上的自我监控、以及道德上的自育自省。

二、教育良心的道德价值 教育良心是教师道德人格的守护神，蕴含着教育的伦理精神。它的形式是主观的，它的内容却是客观的。教育良心的实践力量产生的道德价值，体现在它对教师的道德行为起着定向作用，能够增强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进而促进主体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并提升教师的道德境界。

(一)教育良心对教师的道德行为起着定向作用 教育良心的形成成为主体道德生活的种内部道德环境，是教师选择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据，对教师的外在行为起着约定作用，进而成为教育主体自身行为的调节器。首先，在教师选择道德行为之前，教育良心成为主体行为的“决策者”，对教师的行为起到某种鼓励或禁比作用，对出于教育良心的思想和行为，给子鼓励和鞭策，对违背教育良心的念头和行为则给子禁和否定。这使得教师在行为抉择时，遵循种善良的教育动机，他的选择必须以有利于教育对象的健康发展为尺度，肯定合乎教育德性要求的行为选择，否定悖于教育德性要求的动机和行为。其次，在教育行为的进程中，教育良心成为主体行为的“监察员”，对教师行为起到自我监控作用。它随时督促教师按教育良心的n意行事，一旦发现自己的行为有偏离良心要求轨道的迹象，会立即提醒自己，并迫使自己修改行为方向，朝着教育良心设定的路线行进。由于教师工作大多数情况下是个人性的和自主性的，外部监督的力量相对弱小，这样教育良心的自我督察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实际上是教师“慎独”品质的一种体现。因此，对于一个真正有教育良心的教师来说，他总是能够听从内在自我的呼声，执行内心的律令，以正当的行为保证学生和教育合法利益的实现。丙次，在教育行为结束后，教育良心又似乎成为教师内心法庭的“审判官”，对教师的行为进行道德自我鉴定。对于合于教育良心的行为，给子安慰或褒扬，使主体产生一种道德崇高感;对于悖离良心的失范行为，则进行良心上的谴责或贬斥，使教育主体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进行真切的忏悔。由此，教育良心成为教育活动中个体在道德行为上进行自我审视的内在价值标准和自我评价能力，也就成为促使教师自我道德完善的强大的内部动力。

(二)教育良心能增强教师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 教育良心作为种道德资源和道德影响，对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价值意义。教育良心的道德价值体现在教师对祖国末来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关切，对自己为 现代 化建设肩负的巨大使命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学生一生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良心是教师确立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作为教育活动主体能动追求道德进步的理想的动力因索。而客观上，教师的工作性质是弹性的，很难用个具体的标准来量化，教师对学生的工作也没有边界和限度，它的工作的数量和质量往往是与教育良心的水平成正比的。教育成果大多数情况下又是通过教育良心来认定的。

企业声誉形成与传播机制 篇7

一、引言

声誉的形成与传播对企业自身而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保证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声誉理论的发展,我们一般认为是萌芽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时对企业声誉的研究,与企业形象、企业品牌等概念没有完全区分开,如Macaulay(1963)从产业组织学的角度对企业的形象识别和市场地位来进行分析,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Fama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在1980年提出的经理人市场中的声誉效应这一概念,Kreps(1982)等人创造的,得出声誉的作用在于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提供一种隐性激励和保证其短期承诺的行为,随着1983年《财富》杂志首先评选并公布美国100家“最受尊敬的企业”排名,企业声誉问题逐渐被学术界重视,从1997年开始,《财富》杂志又评选出全球500强企业,将这些企业按照行业的不同进行划分,并进行排名,称之为“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GMAC),并随着评测范围的扩大,对评价指标不断改进。尽管这一些行为不可避免的带上很重的商业气氛,但对企业注重自身声誉的正面激励行为不可小视。Weigelt和Camerer(1988)认为声誉是企业的一组特性,源于企业过去的行为;Wartick(1992)认为声誉是单个利益相关者感知到的组织反应对于众多组织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期望的满足程度的集合体;Herbig和Milewicz(1993)认为声誉是各群体对于企业过去行为的一种整体的认知判断。Willianms(2000)认为企业声誉应该是形象、个性和声望的整合,Riel和Weinberg(2003)认为企业声誉可看成是主观感觉、情感和认知的一种构造,Seth Armitage和Claire Marston(2008)企业的信息披露声誉是有价值的,能提高企业的整体声誉,并给公司带来收益。国内的学者对企业声誉研究不足,郑志刚(1992)对声誉制度及实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韩俞(2005)对官员的声誉机制的激励作用进行了研究,曾庆梅(2007)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声誉机制的建立方法。从理论的研究结果来看,由于声誉的实证资料的获得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国内外的学者对于企业声誉的研究偏重于理论研究,而实务界的人士多关注于声誉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对企业声誉传播机制深入系统的研究的文献较少,这使得我们对企业声誉是如何形成并传播的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

二、重复博弈与声誉传播

声誉机制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又是进行传播的?首先,我们认为,只有在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中,声誉机制才能形成,我们引入Kreps D构建的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1、假设在市场中,企业的经营的能力是相同或者是基本相近。利益相关者通过观测企业业绩来对企业进行判断是否值得信任。

2、假设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有两种可能的类型,“好的”或者“差的”。好的企业诚实守信,绩效优异,差的企业投机取巧,会导致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失。

很显然,在单次博弈的过程中,在一次性的交易过程中,企业毫不犹豫的会选择投机欺骗,来获得眼前的利益。但是,在现实的市场中,当利益相关者观察的企业的行为以后,认为好的企业的后验概率的修正,在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中,设yt为差的企业选择诚实守信的概率,则xt为利益相关者认为差的企业选择诚实守信的概率,那么在均衡的情况下,二者相等。假如利益相关者在没有观察到企业的投机行为,在t=1阶段根据贝叶斯法则,认为企业是诚实守信概率为

pt是阶段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是好的的先验概率,这表示,如果企业在t+1阶段没有出现投机欺骗的行为,那么,在阶段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是诚实守信的概率上升。

若在t阶段,如果利益相关者观察到企业的投机欺骗行为,则在t+1阶段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是诚实守信后验概率为0,即认为企业是投机欺骗的。

在最后阶段,由于声誉已经在行业内部进行传播,那么建立诚实守信的声誉已经没有意义了。在博弈的初期,当企业被赋予一定的期望的时候,企业就会选择诚实守信。如果说,企业对未来收益的评价越高,则其诚实守信所要求的声誉就越低。

在Kreps D和Riel的基础上,我们用改进的“声誉——价值循环”来对企业的声誉机制进行描述,如图1所示,该图阐述了企业的价值与被交易对象之间直接的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声誉价值循环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过程,企业通过这一过程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好评,从而提升企业的财务价值;另外一方面,这个循环也可能成为恶性循环,财务上的亏损通常会降低企业的行业内形象,并随之而来的是同行评议不佳,最终导致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差,当然这一结果,又加剧了行业内的恶评。同时,我们也看到企业的价值也是一项无形资本,蕴含着企业所积累的感性资产。

其次,我们认为还需要存在一个有效的市场,这里的有效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存在完全占垄断地位的企业存在,这是因为,如果有完全占垄断地位的企业存在,只由它提供一种产品或者一种服务,那么,作为消费者无法选择拒绝服务来作为对“坏的”声誉的企业惩罚,无论多么想从内心来对该企业进行惩戒,而对于作为“欺骗”的企业来说,垄断的优势使得它根本不需要去对声誉进行投资,如果当它首次提供的是劣质的产品或者服务,在下一个交易过程中,被交易的对象选择拒绝和它交易,它也可以轻而易举的选择其他对象进行交易。假如有竞争对手的存在,情况会完全不同,当有“坏的”声誉的企业存在时,被交易对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首次接受了差的产品或者服务时,在下一个交易过程中,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其他声誉较好的企业进行交易,既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又对“坏的”声誉的企业进行了惩戒;二是声誉传播的效率问题。在此,声誉的传播效率包括了传播的成本和速度,声誉传播的成本过高,企业获得的收益就会减少,而企业选择建立“好的”声誉的欲望也会降低,反之,企业受到的激励会相应的增加;声誉传播的速度缓慢,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如果企业首先提供了差的产品或者服务,在下一个交易过程中,声誉还没有得到充分传递,其他的被交易对象仍然会选择跟它进行交易,无论企业形成的“好的”或者是“差的”声誉,类似的,企业还继续会跟第三、第四个被交易对象进行交易,如果此时“坏的”声誉传播过慢的话。企业从中获得的收益如果高于建立“好的”声誉的成本,那么,企业对自身的声誉的形成持有一种冷漠态度了,从被交易对象来看,如果被交易的对象对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做出了坏的反馈,那么同样的,企业由于低的声誉传播速度,无法对自身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一个充分有效的市场对声誉机制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企业声誉的形成就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多次重复博弈后的信息经编码、扩散,最终在利益相关者的思维空间中收敛成一个能够完整代表企业的有较高清晰度的信号的过程,我们可以用图2表示如下:

三、企业声誉传播机制的构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现实的环境中大量存在造成了市场的不完善和盲目,各利益相关者由于自身地位的差别,所处的角度不同,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考虑去对声誉传播机制进行构建:

各行业应该建立独立的规范化信息传递组织或者行业协会。企业所在的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再加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样就要求行业内建立一个规范化的信息传递机制,行业协会由于自身特定的优势,处在信息优势地位,掌握着大量信息,作为行业的主导,应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服务和信息指导,以确保信息能准确有效的传递。在许多声誉机制建立比较完全的国家中,对个体而言,信用记录比较完备,个人的信用凭证完全代替了身份认证制度,这样的规则对个体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对企业而言,由于没有完整的信用体系,信息渠道不通畅,一次的不守信很难受到处罚。食品行业的三聚氰胺、苏丹红事件,无一不是利欲熏心,信用缺失的结果。在单次博弈的过程中,企业的“短视行为”导致了只注重短期利益,忽视了声誉的长效机制的建立。行业协会的建立,目的在于企业能够通过行业内部的声誉传递机制,在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声誉体系。

政府在监控手段以及法律制度上的完善。由于市场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灵,使得政府的参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必然,前面提到的行业自己建立起来的规范化信息传递组织或者行业协会,其主要功能就是为市场提供信息或者服务,也是市场自身完善和成熟,壮大的不可缺少的一环。政府由于自身的在体制设计、人员任命、机制运行等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保障,建立有效的声誉传递机制。政府应该针对本行业,加强企业认证制度,从资格认证、水平认证、信用认证等等多角度,全方位对企业的各方面的资质资格进行权威的评估和鉴定。使得企业在行业内部建立起与自身能力和行为相匹配的声誉体系,另外一方面,政府应该建立更加完全的法律体系来规范企业的行为,对已经建立起良好声誉体系的企业加以保护,从而保证企业声誉的持续性免受破坏;而对于另外一些企业建立起的“差”的声誉的企业进行惩治,使其退出行业竞争,从而保护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摘要：良好声誉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重博弈结果形成了企业的声誉,分析表明,各行业建立独立的规范化信息传递组织或者行业协会有助于企业声誉快速形成,而从法律法规方面完善有利于企业形成良好的声誉。

关键词：媒介传播,声誉机制,博弈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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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高油价形成机制是否科学 篇8

3月31日，发改委再度上调油价，调幅为4年来之最，与去年底相比，3个月内，90号汽 油零售中准价每吨提高了500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油价均达到了2000年国家实 行成品油浮动价格以来的最高点。

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易宪容的计算显示：按每车每月150升的耗油量测算，每车每月需 多支付40元左右，全国的司机每月至少多支付10亿元人民币。

一个月来，消费者已经平静地接受了油价大涨的现实，并且和以往一样接受了涨价的理 由：国内国际油价接轨了，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当然也要跟着涨。

但是华北地区的柴油紧张却似乎不能以国际油价高涨来解释。

在华北，持续两个多月的柴油短缺呈加剧势头，华北多数地区0＃柴油批发价已经飙升 至3800元／吨左右，甚至出现了柴油价格批零倒挂现象。4月22日，郑州市场，非中石化、 中石油系统的成品油经营单位柴油价格大幅攀升，多家陷入断油窘态。市场公开信息称，中 石化、中石油停止了对外批发柴油，实行“停批保零”政策，并限制加油站销售量。

国内市场供不应求，国内石油巨头的成品油出口却在迅速增加。作为由国家赋予行政垄 断权的国有石油公司，两大集团在近乎免费地获得油气资源开采经营权的同时，却并未承担 相应的义务。每一次油价上涨，它们都将成本完全地转移给下游行业和消费者，自己的利润 则直线攀升。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之一，我国对国际油价却几乎没有发言权， 并且总是买涨不买落多花冤枉钱。

这一系列的现象有没有内在联系？国内油价形成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内油价与国际 油价究竟是如何接轨的？国内石油体制与石油价格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油品大买家油价小跟班

我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是在纽约、新加坡、鹿特丹三地成品油价格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制 定的，三地加权平均价格上涨幅度超过8％后，发改委在三地加权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加运费 制定出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以中准价为基础，在上下8％的幅 度内制定具体价格。

但是，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成品油价格 与国际接轨还仅仅是价格水平上的简单接轨，而不是价格形成机制的接轨。油价与三地挂钩 可以缓冲单一市场价格的波动，但这种定价方式仍然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它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却具有滞后性，最重要的是它与国内供求关系脱节。

以成品油进口为例，我国是亚洲最大的成品油进口国，进口成品油通常采用装船当天及 装船前后各两天共5天的新加坡普氏燃料油现货报价的加权平均价作为双方结算的价格。而 新加坡市场显然并不能体现我国成品市场的供求状况。

原油进口也一样。在我国，原油进口主要是通过四家拥有石油进出口贸易权的国营贸易 商进行的。即中石化属下的中国联合石化公司、中石油属下的中国联合石油公司、中国化工 进出口公司和珠海振戎公司。四大公司从国际市场购买原油，一般是与供应方签订一个中远 期的现货合同。交易价格往往是以交货当天与前后各两天共5天内某个国际市场价格的加权 平均价格为准。

国内油田的原油价格也与国际价格挂钩，与自身的开采成本没有直接的关联。

“中国目前还没有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的能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夏义善说， 中国进口石油比例大，但在价格上完全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石油进口多年最深刻的教 训就是中国应该在国际上拥有石油定价权，哪怕是部分定价权。

直到2000年年底，国内首家独立的石油报价及分析机构才在广州成立，2003年3月，珠 海格力石化和中化广东分公司等国内7家最大成品油坐市商发起报价同盟，试图形成国内成 品油供应基准价。2003年3月，道琼斯与金凯石化财经资讯网合作，推出了黄埔成品油现货 价格，2004年3月道琼斯又推出了两个月到货的黄埔成品油远期基准价。而新加坡普氏则在 同期推出了包括过驳价、提库价和到货价在内的黄埔成品油现货价格体系。但是目前这些价 格体系在国际上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建立中国的石油价格发现机制，目前刚刚起步。

“中国没有油品定价权，主要是因为没有机会参与期货交易。”百福期货张天明说，“ 由于没有转嫁风险的机制，最终我们只能在采购现货时被动地接受抬高以后的油价。”

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海期交所的燃油期货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不久后将正式推出。目 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大连商品交易所均已进行了燃油期货的产品设计。

石油进口为何总是买涨不买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曾经对中国的石油进口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 ，中国的石油进口正在演绎多年前粮食进口“买涨不买落”的怪圈。他援引海关的统计表明 ，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了62％，并导致相关化工产品平均涨价21％，但中国该年进口原 油数量达到7000多万吨，与1999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2001年，国际油价曾从30美元以上 每桶一路下滑到17美元每桶。但该年中国的进口原油数量为6025.5万吨，比2000年下降14 .09％。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在类似研究中发现：1999年1月至2月，在国际油价处 于最低谷的时期，中国进口原油297.94万吨，比上年同期反而减少了40％；1999年3月国际 油价开始大幅回升，而中国的原油进口也开始回升，当月进口原油433.25万吨，成为1998 年1月以来进口最多的一个月，是2月的2.6倍。

这种“买涨不买落”的“购买怪圈”在2003年及今年一季度的国际油价上涨中再次得到 了验证。2003年，国际油价持续高涨，中国原油及成品油的净进口量亦大幅增长35.6％， 达到创纪录的9739万吨，而石油净进口总额达到20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7％。

今年第一季度，国际油价上涨到了10多年来的历史高点，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于4月20 日发布的数据，中国2004年第一季度原油进口量为3014万吨，较2003年同期增长35.6％。

百福期货的张天明是业界的一位资深人士，他说：从国际期货界的行业数据看，国内石 油贸易公司很少在国际市场上采取期货的方式做生意。这是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国内业界也颇有苦水。他们抱怨说，根据中国证监会《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管理办法》，境外期货头寸实行额度管理。企业想在境外进行某种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 ，首先得通过国外的经纪行开设期货账户，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期货头寸额度，这种管理体 制使得企业的决策行为受政府审批的限制极大，而且一旦作出决定就很难更改，从而不能有 效地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但是主要的原因似乎并不在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位学者说：“我认为，国内油价 居高不下，1/3是国际原因，2/3是国内原因。”

张天明则认为，“国有石油外贸公司之所以不能更多地参与国际期货交易，一是自身认 识不足，缺乏防范风险的机制，二是垄断体制完全可以将成本和风险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 此他们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动力。”

据了解，我国的石油进出口业务有严格贸易权限制，只有前文提到的四大公司才拥有石 油对外贸易权，几乎所有其他公司进行石油进口业务，都需要通过四大公司代理。四大公司 按照总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来收取代理费。

石油大学董秀成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际油价的高低与石油进出口公司没有 直接关系，如果从利益的角度而言，油价高他们反而可以多赚钱。

国际投资资金有机可乘

“在供求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下，油市动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投机造成的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元华说：“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真正的需求方只占交 易总量的三成，其余均为套利者。国际投机对每桶原油价格造成的影响大约为8美元。”

张天明认为，近几年来，由于国际社会对游资严加防范和约束，相当多的对冲资金开始 由金融资本市场转向国际能源与原材料市场，通过大量持有的方式抬高价格，等待来自像中 国这样的能源需求大国采购。而这种现象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更为集中。

多种因素影响之下，中国的石油采购价格往往是在别人的股掌之中。“等你买完了，价 格就下来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分析，今年一季度，中国石油进口因 为价格因素的原因，已经多支付了11亿美元。而宋国青教授此前的研究认为，在2000年国际 石油价格暴涨中，中国高进低出，为7000余万吨的原油进口量大约多支付了8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