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推荐8篇）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
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大宋帝国的翰林书画院, 是一个由官方建立的, 收罗绘画人材, 从事专业绘画创作的机构。五代末期, 南唐、西蜀这些割据势力的都建有画院, 并且水平都较高。宋代统一中原地区, 消灭了这些割据势力之后, 便顺理成章地把这些地方的翰林图画院中的优秀画家收罗到京师汴梁中的翰林书画院中了, 其中包括许多当时就很闻名的画家:诸如黄荃、黄居寀父子、周文矩、徐崇嗣、郭忠恕、董源等人, 这使得宋代的翰林书画院一开始就极具实力。而到了赵佶在位的崇宁至宣和年间, 更是宋代书画院全盛发达的时期。赵佶任命以书画闻名的名士米芾任书画学博士, 整顿和健全画院的组织机构, 制订制度, 把一个原本纯粹是提供绘画作品的画院改革成一个具有绘画教学作用的艺术学院, 并由皇帝赵佶直接领导, 所以这些翰林画院的画家也就都成了皇帝的“天子门生”, 执行的是赵佶的艺术旨意。在皇帝的眷顾之下, 书画家们的政治地位也得以相对应的提高。按宋朝旧制, 翰林画院的分成画学正、艺学、祗候、待诏四个等级, 未得职称者称画学生。不过, 画家毕竟不是一般的政府文官, 他们虽然可以和普通的文官一样穿绯色和紫色的朝服, 却不得佩鱼袋 (一种表示政治身份的装饰挂件) , 以示区别。而我们的宋徽宗对书画艺术家青睐有加, 破格允许书画院的“艺术家”们象普通朝官一样佩带鱼袋, 在大宋帝国, 这可是六品以上官员才有的资格, 而其他琴院、棋院、玉院等的人仍不许佩带, 我们这位“风流天子”对翰林书画院的重视由此也可见一斑。
宋代翰林画院的一大特色, 便是以“画学”著称。既然是作为一门和诗歌文学并提的“学问”, 那么对于画家的要求就不仅仅是画技出色了。赵佶主持下的翰林书画院, 实际上便是由他亲自领导, 执行他的艺术旨意的艺术学校。其往往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的方法来选用画院人材, 考验学生们对诗与绘画结合的“诗情画意”的理解。据说, 当时四方考生源源而来, 盛况不下今天的美术院校联考, 有幸中选者无不是百里挑一者。然而, 诗文与绘画, 一个是语言艺术, 一个是视觉艺术, 二者虽然在意境上可以相通, 但具体的表现手段却渭泾分明。以诗文为命题, 其实也就是要求画者能够先读懂甚至是深悟诗句的境界, 然后再化为可视的图画。
南宋院体代表画家李唐年轻时, 曾入试过赵佶的翰林画院, 那次所出的题目是唐人诗句“竹锁桥边卖酒家”。青竹、小桥、酒家是诗句中所描绘的实体, 而绘画立意的巧妙则全在如何处理这几个实体的空间关系上。句中的重点既然是酒家, 大多数的人自然都把如何体现竹林桥边的酒家作为画面的重点, 或远景, 或近景、或热闹、或冷清。然而李唐却抓住了一个“锁”字意境, 画面中, 桥头边一片茂密的竹林中, 不见任何貌似酒家的建筑物, 却斜斜由竹林中外挂出一幅酒家的酒帘, 把酒家掩映于竹林之中这一情境巧妙的体现出来, 不见酒家全貌, 却达诗句全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情画意”, 历来有“诗是无形画, 画是有形诗”的说法, 但二者的批评尺度确有不同, 就画而言, 一味地直接描写景物体貌显然比不上画面暗示的意境, 能若有若无的引发观者的想象能力了。
又如“野水无人渡, 孤舟尽日横”的命题, 诗句是一片荒凉萧瑟之意, 于是许多人都画了一条空舟系于岸边, 更有一些考生为了体现野水、孤舟、无人的意境, 有的画了一只鹭鸶立在船舷边, 有的画了几只鱼鹰栖息在船蓬上, 野踪无人, 水鸟大胆如此, 荒凉之意更添些许。不过, 按前面的解释, 这仍然太“实”了一些, 此命题所中的第一名, 他的画中竟然是有人的, 但他画的是一个划船的舟人, 睡卧在船尾, 一片孤舟则横于水中。妙!他的立意不是单纯的舟中无人, 而是表示出无人渡河的更深意境, 其中索然寡居的荒凉萧瑟之意, 又比简单地描绘空舟来得浓郁多了。至于“踏花归去马蹄香”“深山藏古寺”“嫩绿枝头红一点”“蝴蝶梦中家万里”等命题, 都同样旨在考察应试画家的见识、相象力和艺术的创造才能。
宋代是我国绘画艺术继隋唐之后的又一艺术鼎盛时期, 尤其是“院画”的发展达到了历代鼎峰的高度。从整个宋代历史来看, 它基本上处于“文盛武衰”的时代背景,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宋代帝皇力倡“文治天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促使整个宋代绘画艺术也逐渐倾向于文学化, 如院画的发展和文人画运动就是最好的体现。
综上所述, 宋代绘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高峰期, 宋代院体绘画是宋代美术的骨干力量之一。与前代相比, 它们既代表了这个时代所取得光辉的艺术成就, 又属于宋代绘画艺术独特而又典型的艺术现象。
摘要：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 建国之初, 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 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 "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 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 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 在深入自然, 观察体验的过程中, 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 使得名家辈出, 风格多姿多彩。
关键词：中国美术教育史,绘画,翰林书画院
参考文献
[1]郭若虚, 邓椿著.图画见闻志·画继[M].米田水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0.
[2]宋苏轼《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德祐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7〕，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8〕忽必烈无语。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他的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遂被斩。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注释：
〔1〕〔5〕〔7〕〔8〕《宋史·文天祥传》。
〔2〕《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
〔3〕《宜斋野乘·状元词误》。
〔4〕王铚：《默记·归田录》。
来杭州，除了西湖水，值得一看的自然还有不少。诸如灵隐寺、万松书院，庆春门古城墙等，不一而足。走马观花外加耳朵里塞满了导游天花乱坠的景点推介，多少留下些肤浅印象，可由于行程安排太过紧凑，无以一一前往，不免生出些遗憾来。不成想，到华灯初上时，导游突然给我们一个惊喜，领我们穿越一把，穿越千年前的宋朝。这样的美事儿，只需耗费几个散碎银两――180元一位。宋城，给我一天，还你一千年。怎么样?打着灯笼火把，瞅着高倍望远镜也找不到吧?
出门在外，既然把旅游项目和游览兴奋点都交给导游了，大都做好了包括被忽悠在内的一切心理准备。可仍有我家老爷子和两位游客对近两百元的银两还有所保留，经导游一番云山雾罩的游说，终于咬咬牙把银两一交参与了传说中的穿越。
果然不出我等所料，这一景点完全是人造的新开发的，算是某些惯于打“文化”牌的所谓儒商，在用我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资源广辟财源的同时，多多少少给国家财政注入了一点税费，也给游人了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契入点、兴奋点吧。
旅游车沿着西湖风景区转了半个圈，再折向西南，在一个背山(五云山)靠水(钱塘江)的宽阔地段一处颇具古典意味的城门前停了下来。这就穿越到宋朝了么?其时天色已向晚，貌似原始火把的灯火影影绰绰，摇曳着城门内外一地树影人影，一条花岗岩铺就的街道，两旁门店摊档、茶楼酒肆、酒幡招摇，陈列各类商品端的繁华和古朴，更有若干头戴古时巾旧泶┕抛暗姆贩蜃咦洌用一种貌似古怪实则难脱当代语音习惯的吆喝声招徕顾客。
我想穿越就此开始了，不说一定就穿越到了清明上河图，至少也算是穿越到了山寨版的宋朝。熙熙攘攘的现代人，游弋在宋人经略的集市上，饶有兴趣地左顾右盼、问东问西，买这买那，完全是一派古今交织、其乐融融的景象。我们几个游客禁不住心痒难熬，正欲做一番深度穿越和穿插，却被导游令旗一挥，只得一步三回头暂别汴京的市井繁华，进入一个诺大的剧院模样的建筑中。说是待会出来让你们看个饱，咱先看大戏《宋城千古情》。也不是大戏，是大集。集什么集?导游说集中营――美丽宋朝集中营呗。
集中营，挤了好半天，一行十余人挤散了，总算进去了。一进去灯光极为暗淡，大约是要开演了，而一手紧紧攥着我手，一手用力扯着我衣服后襟的老爷子兀自气喘吁吁，口中喃喃，似乎是说大不该交这180元钱的，花钱买罪受，何苦来哉?正自懊丧之际，导游不知从哪个旮旯里蹦出来了，把我们带到了“贵宾席”――十五排左右，一落座，震耳欲聋的音乐就想起来了，巨大的投影仪把一柱柱光束投到了一块能升降的幕布上：宋城千古情，五个彪悍得近乎霸道的大字雄赳赳拉开了帷幕――
看了好一会，才体会到导游说不是大戏是大集，还真不是故弄玄虚。不是电影，不是戏剧，没有常见的剧情和一以贯之的`戏剧冲突，说是一台室内立体全景式大型歌舞吧，又不完全是常见的歌舞路数，只能是集中诸多艺术手段于一体的“大集”了。
大集以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为基点，融合世界歌舞、杂技艺术于一体，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营造如梦如幻的艺术效果，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它演绎的是历史，是自吴越争霸到当代世界旅游胜地的漫长历史，同时更注重了表现自宋代以来杭州对于中国历史走向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真没想到，大集还有这么大的艺术张力，它充分调动你的视觉、听觉、甚至还有嗅觉、触觉等各路神经，感同身受地在历史、神话、诗词、音乐里遨游。3G的视听效果，让舞台上的山山水水、骑士骏马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穿梭，可你当真伸手触摸时，却只能抓到一把空气和现场炽热的气氛。
就这样，我在大集里走进了西施浣纱的那池碧水，走进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朝野，走进了大兵压境却还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宋代皇宫，走进了“浩浩乎平沙无垠”的古战场，加入了岳家军金戈铁马、大败金兵的炽热氛围，走进了那映着残雪的断桥、大水越涨越高的金山和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走进了各国友人一心向往的旅游胜地……
这边厢是金碧辉煌的南宋宫廷，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优雅地举着酒盅茶杯、笑赏仕女们的轻歌曼舞，画外音则是呵斥偏安一方的南宋小朝廷的浮华而堕落;那边厢却是策马狂奔，杀声阵阵，炮火连连，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给现场观众打造出了一个虚实交错的战斗前沿。未几，四弦一声如裂帛，画面归于沉寂，漆黑，标志着一个没落王朝的终结。
晨曦初露，却没出现意料中的正史续篇。空中突现一帘人工瀑布，就此打开了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梁祝化蝶，则是激光营造了一个似乎深不见底的时空隧道，隧道里，只见巨型激光所幻化的蝴蝶的五彩光翼舞动着、蜕变着;水漫金山，则是法海从空而降施以法术，逼真的水流再现“水漫金山”的奇观……
整场大集，以歌舞为主、大屏幕投影为辅，还时不时地让一些演员从观众席上缓缓舞到台上，造成与古人共舞的感觉。通过高科技的升降机，让不少特定情境的演员从天而降，或平步青云，还有舞台外的小舞台，悬于靠近舞台的大厅两侧，三尺见方，仅容一人。自然是风姿绰约的绝世美女，或浣纱，或烹茶，或弹奏古筝，单一的动作，优美的旋律，作为大剧的衬托和点缀，丰富了歌舞的内涵。更为有趣的是，舞台上鲜花盛开时，观众就能感觉到芳香扑鼻，演绎西湖上“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时，迷雾一样轻盈的细细水珠儿就飞洒到了观众的脸上，很是惬意。这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受，的确是我平生从未领教过的。
走出剧院，老爷子非但不抱怨花钱买罪，还一个劲地说这台戏还真有点看头，八十几岁的人，头一回看戏看得像闻戏，更像进了戏，太过瘾了。我还久久地沉浸在终场时大屏幕上的那句话里：宋城千古情，给我一天，还你一千年。
于是我看到了一千年前的宋城，一切都是宋朝风格的建筑、铁匠铺、酒坊、磨坊、校场、点心店、饭庄……无一不是古典风味，店家摊档掌柜的、伙计、店小二等一律着古装，一律仿《清明上河图》。嗟乎，一桢名画就是这样不伦不类地搬到杭州城，真有点荒诞不经、灰色幽默的味道。正自调笑间，忽然看到了一个署名张择端的塑像，给人们解说着《清明上河图》的立意，不远处又有宋代婉约派著名词人柳永、李清照的身影……宋代名人难不成都约齐了徜徉在杭州的街道上乎?
离剧院不远，就是“王员外招亲”，小姐抛绣球的现场即兴表演。看客如云，齐聚在员外楼下，我搀着老爷子正巧从员外楼前排走过，便很自然地占据前排位置了。这时，一个头戴展脚幞头帽的、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子站在门楼上，向院子里的“列位看官”高声宣布：今日老夫要择一德才兼备的女婿，决定由小女用抛绣球的方式遴选。听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即要优秀人才做女婿，又凭这等草率之至的择婿方式来获得。而且根据既定规则，只要谁接到了绣球，不管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怕是草莽匹夫抑或残疾之人，甚至奸恶之徒也铁板钉钉做得成如意郎君，女方是不可反悔的。其实我想任何一个朝代的抛绣球都不是如此草率的抛法吧?这纯粹是搞笑取悦游人罢了。
忽然一阵锣鼓鞭炮齐鸣打断我的思辨，随着鼓乐声，一位十分年轻靓丽的古装小姐轻移莲步，娉娉婷婷来到了门楼栏杆前，扭扭捏捏好一阵，纤纤玉手拿着大红的绣球，几次做欲抛又止状，最后一手用水袖掩面，一手轻轻把绣球朝下方人群抛去……还好，没抛到我这“老夫”和父亲这“老老夫”头上，不然就真是出乖露丑、贻笑古人了。没想到这位千金小姐力度还不小，竟给抛到稍后的人堆里去了，一个团头团脸的敦实小伙子一手高擎绣球登上了员外家门楼，于是乎，老爷太太一顿装模作样来了几句四书五经的“考核”，尽管那家伙像个结巴子一样吞吞吐吐答得不知所云，员外还是郑重宣告乘龙快婿就是他了，随着员外一声高呼：列位看官吃喜糖罗!几个家人朝台下漫天飞撒起糖粒子……
在市民文化的娱乐中，我们不紧不慢地在“宋朝”踱着方步，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踱到“校场”，看到一排“强弓硬弩”，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一把用扳机发射的弓弩，朝近在10米开外的金兀术人头靶一连放出了8箭，可惜只有50%的命中率，但作为一个从未接触过弓弩的现代人，初试牛刀能有此“事倍功半”，也值得庆幸的了。老爷子也软陶有兴致操起弓弩跃跃欲试，却怎么也扳不动沉重的扳机，只得悻悻作罢。我又掏出5块钱，准备再战一场，偏不信把目光瞄准点，就不能多射两个金兀术。
延佑七年四月，回回女生一男子。时值元武宗长子周王和世琜(即位后为元明宗)流亡西北，过甘州山寺，见瀛国公幼子，“大喜，因求为子，并其母载以归”。明代以后，此说遂成确论。至清代，四库提要认为此说乃宋遗民伪造，明人“附会而盛传之”，“核以事实，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
近时学者有谓瀛国公在移驻甘州之前，可能居于谦州吉利吉思地界(今叶尼塞河上游)。当时周王和世琜自陕西至岭北过金山(阿尔泰山)，流亡于察合台后王封地，地理上与谦州接近。
有一个传说，当年朱元璋成立明朝，供奉历代皇帝时，一直纳闷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的像，怎么看都象个汉人，和宋恭帝长的相似。
后来发现元顺帝的母亲曾经去过西藏，呆了几个月，与宋恭帝讨教过佛学典章。后来阴错阳差，皇帝招她入宫，不久已有身孕，就是后来的元顺帝。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一、来自皇权的“官治”刚性网络无处不在
有学人认为“皇权不下县”,对于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域存在“权力真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乡野村民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仿佛已凝固成一个相对安闲、舒适、稳定的社会规范。对于赵宋一朝的村民生活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对于中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弊端,赵宋建国后就更加重视中央对州县的控制,并出现皇权明显向下渗透的趋势,而对于连接州县行政与乡民之间的纽带,实际上是由“乡役”来实现衔接和具体执行的。学界对于县级官府作为皇权的末梢,就其建制来说,县令或知县负责一县境内的所有户籍、徭役、赋税、平决狱讼等事宜,县丞作为县令的副手,主要佐理县政事务,主簿主要掌管财政出纳,县尉主要掌管本县的治安及防卫等。
从赵宋一朝对州县官员的考课标准来看,如宋神宗时期推行的“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以及“三最”: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宋哲宗又增加的“以狱讼无冤、催科不扰、税赋无陷失,宣敕条贯、案账簿书齐整,差役均平为治事之最;农桑垦值[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民赖其用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贫困、不致流移,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为抚养之最”等考课标准[3]10,这些对地方官的要求都透露出皇权对村落百姓的管理意图。
从赵宋一朝皇权治理制度的设置来看,往往被视为近乎完善而全面的,从中央到各省部、州县、乡村都由诸多的管理政策和制度来支撑,而实际上对于两宋完善的政治设计,能否得到充分而有效的执行呢?从宋代文集中,不乏有记录州县官员治理村落事务的具体实例,如《夷坚志》中对蔡京登第的记录“为钱塘尉,巡捕至汤村”,宜黄知县李元佐“适在郡,尉遣弓兵出讨捕,都头刘超者领数十人前行”[4]934,从南宋杨万里写给叶颙的行状有云“建之两税,每岁官受赋纳,远民或惮入官府,市人为之代持送官,往往过敛其估,官民交病”,都可以看出州县行政行为下至村落的迹象。在州县官员督办催税职役过程中,也有官吏侵扰村民的现象,如赣州宁都县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仆自随。仆乞钱于逋户,不满志,缚诸桑上,灌以粪,得千钱”对于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事例[5]242,在《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史料中也有很多记载,无怪乎有“纵吏下乡,纵虎出柙”的说法,都是对乡村社会“官治”现象的普遍性记述。
二“、以民治民”半行政化的“民治”管理网络
对于宋朝推行的乡役制度和日渐兴盛的宗族制度,是实现“以民治民”管理控制网络的具体体现。对于宋朝有限的州县官府,难以实现对众多村落民众的直接管理,特别是对于偏远山区的村落,而引入“民治”模式,既可以节省相应的朝廷开支,又可以取得较好的管理绩效。结合宋朝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来看,从乡里、耆管、都保的设置上,已显示出弱化行政管理、强化民治管理的迹象。结合历代王朝的村民管理实际来看,依靠乡村富豪来协助或替代官府治理村落是常见的“以民治民”的职役方式之一,也是封建皇权对州县以下“神经末梢”进行控制与治理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乡役制度普遍实施的宋朝,多数乡役由县司或乡司直接委派,并完成官府设定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让“役出于民”的“民”,来履行“以职役于官”的使命。
细说对乡役人的定义有“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农民在官”者、“保正、保长以编民执役”、“既为之民,而服役于公家”等,均是协助官府办理村落事务的职役,并非是真正的隶属于封建官僚系统的正式官员,因此乡役人员的地位相对低下,充当衙门的办事人员多半没有俸禄,更没有所谓的象征国家权力的印信,所以对于乡役差派形式的治理成本较为低廉。如宋朝的乡役制度:保甲法,打破隋唐以来百户一里、五里一乡的乡村编组,将基层控制范围进一步缩小,按照5—25—250户设置小保、大保和都保,皇权触角的进一步渗透,从而使得宋朝的“民治”辅以较重的官治色彩。
没有俸禄来源的乡役在行使皇权所赋予的“权力”时,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多数乡役以周旋于官府与村民之间,仗势欺人、中饱私囊,并在其地缘和血缘关系相互交织的乡间生活中,获得与之相适的威望、地位、荣耀。如在洪迈的《夷坚志》中记载有一乡役范生,在执行官府的税谷时,因其邻人张氏以情语范曰“:以官价较市值,不及三之二。计吾所失,盖不胜多矣。吾与君相从久,宜蒙庇护,盍为我具虚数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报”,范喜,诺其请,为之委曲,张氏遂不复捐斗升[6]937。范生显然是未按规定来执行,并以“自有以相报”来实现了隐瞒。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充当乡役的村民面对不可容忍的官方侵夺时,也会站在民众立场上,与官方进行或明或暗的对峙,特别是对于执行官方的某些政策,不惜采用欺上瞒下的手段。由此观之,对于乡村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潜规则”,皇权的监控力很难做到洞幽其微,从现存史料文献中对乡役治理村民的相关记载来看,均可以洞见乡役的具体运作方式和方法,正如费孝通所言“,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而将活跃在乡村的“乡役”认定为皇权下的刚柔交织的管理主体。
三、纲常伦理教化观念对村民意识的无形控制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纲常伦理理念,往往被史学家所忽略,尤其是儒学伦理观念,在社会控制领域也发挥着无形的教化作用。难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曾经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儒家传统的效力影响甚深”,我们从传统文学经典中对风俗文化的阐述来看,如《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有云“,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将礼法传统思想与社会控制融为一体,并在“礼”的准则下,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华文明的民族性格。《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对于古代的“礼”,已经惯常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能够顺应礼的准则规范,就会受到舆论的赞颂,而一旦违反或者不合乎礼的言行、退让法则,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强力地制裁[7]78。
在皇权刚性政策法令之外,对于州县官员来说,以纲常教化理念来辅助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宋朝“宗法伦理庶民化”趋势骤增的主要原因,甚至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也倾向于“礼仪”教化来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的管理,依靠对民众个人的本能和良知而非折狱,从中可见伦理道德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渗透。譬如某些地方官僚主张“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每遇厅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孝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7]363,以及治家规范家训、民间婚姻祭祀礼仪等,无形中也强化了皇权对普遍民众的精神束缚。同时,对于移风易俗以利教化的推广,也是皇权政治推行柔性治理策略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容、桂、广等不合礼仪的特殊风俗的开导,通过多方化育,避免杀人祭鬼、有病不求医等风俗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当时底层社会“宣明教化、化礼为俗”思想不断深入。
史学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入,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研究也备受关注,结合两宋史料来反观自下而上的王朝管理与控制体系,从而得出赵宋一朝的乡村社会并非“皇权真空地带”,而是以皇权刚性治理向乡村“民治”发展趋势的不断渗透,同时在传统“礼治”“、惯常习俗”等儒家伦理纲常理念的共同交融与约束下,来实现皇权教化思想及其延伸体系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治理。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八《台岭钱王庙》.
[3]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O之二O.
[4]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七《王宣二犬》.
[5]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七《宁都吏仆》.
[6]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七《范隅官》.
作为上接五代，下承元代的宋朝，住房问题已日趋紧张。宋朝鼎盛时期，开封首府的人口已过1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与日俱增的人口,给居住带来很大压力。此外，宋金交战以及天灾而导致大量难民南迁，也成了开封首府附近城市住房问题日趋紧张的重要原因。
民众的大量涌入，自然带动租赁市场的发展。于是很自然地，宋朝出现了如现代出租房或者旅馆式的住房，这种住房属于国家房产，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看管，在当时称为“店宅务”或者“楼店务”，是国家行政机关之一，州县一级的城市几乎都设有“店宅务”。“店宅务”收来的房租,除了供日常官员的工资和开销外，其他都要上缴到国库，由此可见，房租成了宋朝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宋朝时，在首府开封做官的官员，无论官大官小，大多数都是租房过日子。“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苏轼的弟弟苏洵一生是在出租房里度過的，因而才会徒生感慨。欧阳修的《闲居五咏》里有首《买宅》：“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说的也是与苏洵差不多的状况。“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北宋宰相寇准为官四十年，也不由发出尚无住宅而四处租房借居的感慨，人称之为“无地起楼台”的宰相。这些状况的出现，除了与当时宋朝不能在首府建房的规定外，很大程度与住房紧缺有关。宋朝江休复《江邻几杂志》里的诗句：“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更是形象地道出当时人们租房的心理状态，颇有点现代人月月要为之缴纳房租的味道。
在雨雪或者瘟疫灾害频发时期，朝廷一般都会适时颁发一些减免房租的政令。英宗时期，皇帝下诏州县长吏，“遇大雨雪，蠲僦舍钱三日，岁勿过九日，著为令。”天降大雪，城民缴纳不起房租，皇帝能亲自下令减免房租，这实在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只是虽然有减免房租政令的颁发，但其减免的时间一般都比较短，因而宋朝的城市住房依然是十分紧张的。
这么看来，宋代人的租房生活和现代人的“蜗居”没两样，又或许今天的现实只是历史的翻版吧！
（摘自《钱江晚报》 图/辛克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