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条起诉书的

2024-07-08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借条起诉书的(共10篇)

借条起诉书的 篇1

——没有借条的民间借贷案件,也能胜诉?

没有借条的民间借贷案件,也能胜诉?真的让人难以置信,但是确有这样的案例。

没有借条的民间借贷案件,只要当事人在庭审中或答辩中对事实认可,就无需原告提供证据。

【案例】有一个娘舅妈起诉外甥女借款5万元逾期未归还,她没有借条,只有自已写的一张便条,上面写有借款人,借款时间,借款理由等备忘录内容。该案庭审中,外甥女答辩称,借款事实;但借款已全部归还。而娘舅妈否认借款归还。外甥女不能提供借款归还的相关证据。

该案理所当然的外甥女败诉。

【后话】一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就不必提供相关证据,法院就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作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自然,没有借条的民间借贷案件,被告认可了借贷事实,从法律上叫自认,原告起诉,被告认可,即无争议,原告没有或不能提借证据,当然也能胜诉的。

借条起诉书的 篇2

一、借条的性质系民事平等主体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 属于实践性合同, 出借人应当就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借条是借、贷双方在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时, 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其内容基本上具有借贷合同的几个要素, 它是由债权人实施将自己的钱物借给债务人的行为所引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 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其主要证明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拟定了民间借贷合同, 有具体的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借款目的。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明确宣告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 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前提条件。本案中借条的内容证明了借款的时间、金额, 并有被告的签名, 双方的借款协议成立。但由于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 因此除借据外, 还必须有实际交付借款的行为, 合同才能生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 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交付借款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本案中原告所持有的该张借条的形式虽然是真实的, 但由于被告否认其中30万元的借款事实存在。借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 合同生效与否需要原告继续举证, 因此原告应当就其向被告交付了钱款举证, 但是原告方无法拿出任何向被出借30万元现金的证据。因此, 这30万元仅有形式上的借条而无实质的借款内容, 法庭不能予以认定。

二、结合交易习惯来判定借条作为证据的证明效力

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 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应视具体区别处理。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特征, 合同的成立, 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 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 首先要看当事人的合意, 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 在该前提下, 还应审查履行情况。对于小额借款, 出借人具有支付能力, 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 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 按照交易习惯, 出借人提供借条的, 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 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的。而对大额借款, 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 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 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 则还需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己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这种主张是否能够成立。本案中原告没有能力向被告出借巨额款项。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 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应视具体区别处理。在本案中被告已经说明了该借条形成的缘由并指出该借条中30万元系虚拟债务, 并无实际借款内容, 原告对此也无法提供其他的证据予以认定。原告夫妻是工薪阶层, 每个月的收入仅有数千元。借据显示日期的前一年刚搬入新居, 连买房带装修就要几十万, 还要供养儿子上大学, 根本没有能力给付被告30万元现金。

三、相关法律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不能仅以借条来认定借贷关系的存在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沪高法民一【2007】第18号文件)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规定:“对于大额借款, 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 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 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 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 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 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虽然这是上海高法制定的实施意见, 仅对上海市的民间借贷纠纷的裁判有指导意义, 但是可以对此种类型的诉讼纠纷从法理的角度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笔者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应就此类案件作了统一的指导意见, 以防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综上所述, 由于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 因此除借据外, 还必须有实际交付借款的行为, 合同才能生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交付借款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原告承担。本案中原告所持有的该张借条的形式虽然是真实的, 但由于被告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 借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 合同生效与否需要原告继续举证, 因此原告应当就其向被告交付了钱款举证。对于大笔借款, 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

摘要:借条是指借、贷双方在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时, 由债务人向债权人书写的凭证性文书。在日常生活、商业往来或经济活动中经常会使用到。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对借条存在争议的情形, 近几年来, 对仅凭借条能否作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定案依据呢?

朋友的借条 篇3

他和朋友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认识的,两人有着共同的爱好和理想,慢慢地亲近,终至形影不离。后来他们又考上同一所大学,读同一个专业,这份友谊就愈加深厚。毕业后他们一起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城打拼,两个人受尽了苦,却都生活得不太理想。朋友似乎比他要稍好一些——虽然朋友只是一个小职员,可那毕竟是一家大公司,薪水并不低。

可是那次朋友找到了他,向他借钱。他猜最多也就两三百块钱罢了。可当朋友说出五千这个数字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对朋友说,虽然这两年来我只攒下了五千块钱,但我仍然可以全部借给你。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借这五千块钱做什么。朋友说,有急用。他问,有什么急用?朋友说,你别问行吗?最终,他还是把钱借给了朋友。他想既然朋友不想说,肯定有他的道理。不追问,是对朋友最好的尊重。朋友郑重地写下一张借条,借条上写着,一年后还钱。

可是一年过去,朋友却没能把这五千块钱还上。朋友常常去找他聊天,告诉他自己的钱有些紧,暂时不能够还钱,请他谅解。

可是突然有一天,朋友再次提出跟他借钱,仍然是五千块,仍然许诺一年以后还钱。于是他有些不高兴,他想难道朋友不知道“讲借讲还,再借不难”的道理?他再次问朋友借钱做什么,朋友仍然没有告诉他。朋友只是说,有急用。他说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如果是朋友,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他说暂时还不能——现在我只能向你借钱。他当然听不懂朋友这句逻辑不通的话。他听不懂,却仍然借给了朋友两千块钱,然后收好朋友写下的借条。为什么还借?因为他相信那份珍贵的友谊。

往后的两个月里,朋友再也没来找过他。他有些纳闷,去找朋友,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朋友的同事告诉他,朋友暂时辞了工作,回了老家。也许他还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

他等了两年,也没有等来他的朋友。他有些急了。之所以急,更多的是因為他的窘迫与贫穷。他想就算他的朋友永远不想再回这个城市,可是难道他不能给自己写一封信吗?不写信给他,就是躲着他;躲着他,就是为了躲掉那七千块钱。这样想着,他不免有些伤心。难道十几年建立起来的这份友谊,在朋友看来,还不如这七千块钱?

好在他有朋友的老家地址。他揣着朋友为他打下的两张借条,坐了近一天的汽车,去了朋友从小生活的村子。他找到朋友的家,那是三间破败的草房。那天他只见到了朋友的父母。他没有对朋友的父母提钱的事。他只是向他们打听朋友的消息。

他走了。朋友的父亲说。

走了?他竟没有听明白。

从房顶上滑下来……村里的小学,下雨天房子漏雨,他爬上房顶盖油毡纸,脚下一滑……

他为什么要冒雨爬上房顶?

他心里急。他从小就急,办什么事都急,比如要帮村里盖小学……

您是说他要帮村里盖小学?

是的,已经盖起来了。听他自己说,他借了别人很多钱。可是那些钱仍然不够。这样,有一间房子上的瓦片,只好用了旧房拆下来的碎瓦。他也知道那些瓦片不行,可是他说很快就能够筹到钱,换掉那些瓦片……为这个小学,他悄悄地准备了很多年,借了很多钱……他走得急,没有留下遗言……我不知道他到底欠了谁的钱,到底欠下多少钱……他向你借过钱吗?你是不是来讨债的?

他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他不敢相信他的朋友突然离去,更不敢相信他的朋友原来一直在默默地为村子里建一所小学。他想起朋友曾经对他说过:“现在我只能向你借钱。”现在他终于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朋友分两次借走他七千块钱,原来只是想为自己的村子建一所小学;而之所以不肯告诉他,可能只是不想让他替自己着急。

你是他什么人?朋友的父亲问。

我是他的朋友。他说,我这次,只是来看看他,却想不到,他走了……还有,我借过他几千块钱,一直没有还。我回去就想办法把钱凑齐了寄过来,您买些好的瓦片,替他把那个房子上的旧瓦片换了。

朋友的父亲老泪纵横。老人握着他的手说,能有你这样的朋友,他在地下,也会心安。

借条起诉书的 篇4

1月17日,江西省新干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法院在没有借据的情况下,以取款凭证为据,认定借款事实存在,一审判令被告邹某归还原告孙某借款5万元。

2009年,邹某向孙某借款5万元。孙某考虑到邹某是其姐夫,就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邹某。邹某于同年10月1日从孙某的卡上取款5万元,孙某一直未要求邹某出具借条。2010年,孙某向邹某催款,邹某否认借款事实。孙某诉至法院。庭审中,孙某向法庭提供了邹某当时的取款凭证与相关录像证实邹某取款事实。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虽未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借条并不是认定借贷关系成立的唯一要素。原告提供的取款凭证及录像资料,可以证实被告从原告的银行卡中取走5万元。被告辩称是替原告取款事后已还款,但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法院不予采信。原、被告间的借贷关系成立。

孩子间的交易:一张借条 篇5

他的同桌张杭星宇,有一个他没见过的大三角板,他趁人家下课出去的时候偷着“看”了,同桌生气了,告诉了老师,说自己早晨丢失的四十厘米长的大格尺一定被小博偷去了。小博说他根本没见过格尺,老师也相信他。权当一个教训吧,老师希望小博赔偿。我第一个反应是不赔,赔了等于承认拿了。小博听后我的话,表现出为难的表情。我知道老师的话一定不好违背。要不,你按老师说的话办吧!说着我把钱给了他,就去忙自己的事了。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时未置可否的孩子找到我,说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以牙还牙”!

他要把自己的笔袋放进同桌的桌堂,再讹他说自己笔袋里的钱丢了,这样,解气还不用赔钱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很草率,将要带来不良的后果。我不敢再轻易出主意。刚刚上初中的儿子,比过去心思成熟,但想法仍是孩子式的。

原来,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的思维及处理办法也要升级。我只好想尽办法与情绪不稳定的小博聊天,寻找着说服他的理由。从交谈中我知道,班主任在班级里有规定:不准备随便去别的同学的地方“看”,否则同学丢了东西被赖上也只能认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突破点,我告诉小博,承担责任吧,并且从他自己的零花钱里出。因为你犯了老师的规定,一个班级七十人,老师没有精力为你们断官司。小博接受了,但眼泪成颗滚下,问我,妈妈你受过这样的委屈吗?

受过。你爸爸也受过,比你受的还要多。

小博的眼泪成了串。

第二天他放学归来,对我的询问,他支吾着不肯说。我就知道里面有故事,而且怕他爸爸知道。儿子拉着我钻进自己的小屋,才告诉我,他到了学校,张杭星宇果然问他,赔我的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但是不能给你,我得交到老师手里,并且要老师通知你妈。

那我妈不得知道我把格尺带到学校的事吗?她不允许的。

那我不管!

最后张杭星宇请小博借他五元钱,他先买格尺应付过他妈妈那一关。小博说他答应了,借了五元钱,并让他出了张借条。我看了借条:

张杭星宇向小博借五元钱,下周四还,若不还再加五元。

张杭星宇小博

看了借条,我不敢表扬儿子的“智慧”,故意面无表情地问他:如果不还呢?

有借条在,不怕的!一张借条在小博的眼里是诚信?我没法问,借于昨天的经验,我不敢再轻易地发表自己的言论。我相信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又有多少祸端都这是由一点点小事引起的啊!我决定瞒着小博与他爸爸沟通一下。我们俩人商量后,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但得密切关注,由我出面,他爸爸仍然装作不知情。

周一,我侧面询问了一下有关格尺的事,果然真的出现了一个小枝节:张杭星宇花四元钱买了个更长的六十厘米的格尺。四元就可以买到一个比原来还要长的格尺!张杭星宇也是纯真的孩子,他不但告诉了小博格尺的真实价格,并把老格尺找到的事告诉了他。

他没用新买的格尺来还账吧?我试探性地问。心想,反正小博也喜欢大格尺,不如他要来,再要回自己的一元钱,是两全其美的事。

他敢!有借条在的!小博说,他不但不同情同桌,并流露出同桌拖到周四才好呢!那样他可以多得五元钱。看来小博的目的不纯,有可能要出麻烦。所以,我主动带他上网查了有关借条方面的资料,教他学会写借条的正确格式。他意识到这张借条没有写日期,先是自己动笔填日期,又一琢磨这是“违法”的。这时的他不再惦记多得五元钱的事,而是担心应该还的五元钱也要飞。我还和他找几篇关于借条引发的几场官司一起来读,并帮他分析了同桌是个诚实善良的孩子,学生当以学业为重,应该珍惜同学间的友谊。最后小博向我表示,相信他,他会处理好这件事。实在不行,找老师协助解决。

周四早晨,小博把精心保管的借条带到了学校,晚上又将借条带了回来,只是上面多了一行小博写的字:小博收到张杭星宇还的三元钱。后面两人属上了各自的名字和日期。第二天小博又带回了两元钱,告诉我,借条被他当着同桌的面撕毁了。之后,他才教会同桌借条的正确写法,并告诉他有个漏洞同桌因不懂借条知识没钻成,那就是他可以无限制地推到下个星期四。小博嘻嘻地笑了,好像占到了很大的便宜。也是,他的五元钱在外面溜达一圈儿,让他掌握了一些有关法律的知识,的确值得高兴。

我想,很多家长和我一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安然地度过自己的学生时代。可孩子似一个麻烦制造者,变幻莫测,让家长防不胜防,不能关心过度,又不能放手任其发展,得用一颗理解与信任的心去关爱他,用成年人的经验去耐心灵活地指导,给孩子自己处理事情的空间,让孩子的社交能力成熟起来。

少妻“性借条”锁定老专家 篇6

2004年2月,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老夫少妻的借条纠纷上诉案。上诉的丈夫称:其妻为了达到诈骗的目的,几次在满足其性生活之前都胁迫他抄写下并不存在真实债务关系的借条,不久她便拿着借条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索要借款及分割婚内财产。而其妻则坚持说两人确实存在着真实的债务关系,是男方为逃避债务而赖账……

石破天惊!神秘少妻抖出“性借条”

2002年5月一个周日的下午,一位看上去40岁左右的女人敲开了兰州市凯越电器厂女工丁桂兰的家门。她说:“我叫朱晓华,来找你父亲。”丁桂兰问:“你是什么人?”来人说:“我是他妻子……”丁桂兰一听,立即吓了一跳。丁桂兰的父亲丁志林是甘肃某医院的医学老专家,十几年前老伴因病去世,后来他就一直住在医院的家属院内,一直过着独身的日子,今年已经78岁了,怎么一下子冒出个妻子来?便说:“你可不能乱说,父亲是单身……”来人说:“我们去年就领了结婚证了,他一直怕你们做子女的反对,就总在瞒着你们,也很少让我去他的住处。今天我来是另有一事,需要让你们做晚辈的知道:你爸爸还两次向我借钱,借了10多万元。”

这样一来,丁桂兰更如坠迷雾。她说:“我父亲是个医学专家,他一点都不缺钱,怎么会向别人借钱?你纯粹是胡说八道!”两个人忍不住争吵起来……十几天后,丁桂兰收到了兰州市城关区法院转来的朱晓华的起诉书:“我与被告丁志林结婚已有一年多,我自以为我与他感情不错。但不久前,他的女儿却无顾及地向我行凶。他们这样敌视我,为什么?再细细回忆婚后一年多,我终于明白被告与我结婚原本就是一个骗局,他利用我有积蓄,对我骗钱骗情……请求法院判令:离婚,并依据夫妻财产协议,分割医院家属楼住房50%产权给我。依据婚前借据,请求被告付清借款……”

一时间,丁桂兰和丈夫乱了手脚,他们赶紧找到父亲查问事情的原委。在女儿的反复追问下,他终于说了出来:“一年多之前,我在公园练功时认识了独身的朱晓华,后来就交往起来,她是个学过财会的中专毕业生,但十几年前失业,当时身无分文。我同情她,与她有了感情,但从没想到要与她结婚。有一天,在她租住的房子,我们发生了关系。我没想到,她要求我一定要娶她,否则就告我。我只好答应她,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能动我的财产,目的是不让她拿走我的东西;二是不让我的儿女们知道这事,因为儿女知道肯定会反对,我们相会到她的住处去。她答应了并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这样我们就于2001年3月30日领了结婚证。结婚后,她多次要求住到我的房子里,我多次阻止了她。”

“有一天晚上,在我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的时侯,她让我抄一个东西,我一看内容是我借她六万元的一张借条,当时我说我不欠你的钱为什么让我打条子,她说:‘既然你的儿女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就想用这个东西让他們看一看,他们知道你欠我这么多钱,就不敢反对我们的婚事了。再说我们是夫妻,谁写欠条还不都像把钱从这个衣袋放到那个衣袋里?’这时我还是不抄,而她就坚持不让我和她同房。在这种情况下,我屈服了,以为两人反正是夫妻,谁借谁也没多大关系,就当作是自己的性福借条吧。于是我按照她的要求抄下了这个借条,并签了字。那晚,我感到自己非常幸福。后来还有一次也是我要求和她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她又让我抄了一个四万元用于购买房子的协议。这一次,我已经毫无戒心,很快就满足了她的要求,随后她也满足了我……”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丁桂兰正忙于代替父亲做应诉准备,这时小区物业人员转给她一封信。写信人是朱晓华,她在信中写道:“丁桂兰:你父亲的房子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们之间早就有协议,别人不得干涉,请让你家里的人(女儿)从我们夫妻的房子中通通搬出去。你曾说老人的家是你的家,请你看一看《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自老伴去世后,丁志林的房子一直由父亲和就近读书的外孙女共同居住。

撤诉后再诉:借据多了当事人手印

2002年8月5日,兰州市城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离婚及借款纠纷案。此时,丁家找了律师,并向法庭出具了当初丁志林主张签定的“婚前财产协议”:“经双方协商后,婚前双方各方财产,永远属于个人所有,他人不得侵占。丁志林29寸彩电一台,冰箱一台,18寸彩电一台……”丁志林说,当初的这份协议目的就在于制约对方的经济方面的企图!

法庭上,朱晓华显得格外镇静,她压根就没有找律师为其答辩。她向法庭宣读完起诉状,然后出示了两份书证。一张是借款六万元的欠条:“今借到朱晓华陆万元整(60000元),用在购买西安房子。捌年还清,每月利息付肆佰元。借款人:丁志林甘肃某医院离休干部。2001年2月15日。”一张是关于借款四万元的财产约定::“夫:丁志林、妻:朱晓华。为婚后双方家庭和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特商议约定如下:兰州市安西路家属院有丁志林的婚前福利房,但由于丁志林借了朱晓华的婚前存款肆万元整,故两人商定:王的婚前福利房为两人婚后的共同财产。2001年7月,周购商品房一套,由妻子用婚前存款百分之百出资购置,属妻的婚前财产,永远属妻支配。2002年2月28日。”

面对着这如山铁证,老专家丁志林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冷静下来后,他把早先给女儿女婿说过的两人结婚的经过及其借条、协议产生的原因又复述了一遍,并一再强调两个书证都是在自己要求与朱晓华发生性关系时,朱晓华以要挟儿女们同意为由让他抄下并画押的。

针对丁志林的解释,朱晓华说:“这两个协议都是我们在自愿的情况下写下的。”

丁志林显得非常愤怒,他大声道:“借据是我写的,但我根本没有借她的钱,她没有收入哪里有那么多的钱!”丁志林还指出,两个借条产生的时间都应是婚后的5月份,是朱晓华故意将时间提前……朱晓华对丁志林的辩解不屑一顾,她几次提醒丁志林拿出证据来。丁志林一下气馁。

这时,丁志林的两个女儿当庭表示:“这个六万的借据根本没有父亲的手印,应该是个假的,伪造的。”此言一出,朱晓华立刻无言。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但在开庭的当天下午,朱晓华却做了一个让丁家感到惊讶的举动:撤诉。当时,丁志林一家人似乎松下了一口气。他们分析,一定是家里在庭上质疑其中协议上的“手印”问题击中了朱晓华的要害,使她不得不撤诉。但正是因为手印的问题,事情很快又出现了转变。

几天之后,朱晓华突然给丁志林打来了电话:“老丁,你要有时间就过来一趟,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在我这里。”自从两人领了结婚证后,丁志林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一直在朱晓华那里。据丁志林讲,他曾要过多次,但对方都没有给。而撤诉后朱晓华竟主动提出交还,这让他很高兴。于是他去了朱晓华的住处。但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三天。出来后,他对女儿丁桂兰说:“朱晓华将我关押了三天,并用暴力手段,使我被迫在那份涉及4万元钱、没有手印的协议书上按上了手印……”

这天,丁志林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随后,他递交了报案材料:“我郑重请求公安机关对其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的同志表示:此纠纷为婚内纠纷,因证据不足,不能就此立案。丁志林转而向城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朱晓华的婚姻关系。

传票下达给朱晓华后,朱晓华立即向法院提交了那张6万的借据和涉及到4万元的协议书。她向法官表示:“我正要重新起诉与丁志林离婚,我可以和他离婚,但我请求法院理清我们之间的债务!”

2002年10月10日,丁志林与朱晓华再次于法庭相见。此时,朱晓华仍然十分沉着,一个人在被告席上以一当十、单打独斗。她要求:“请法官判令丁志林偿还6万债务及利息,同时依据那张夫妻财产协议内容,要求丁志林偿还4万元债务或分割丁志林在单位分得的那套住房……”此时,她再次拿出了第一次法庭诉讼上那两张重要的证据,只不过不同的是:那张六万的借据上比第一次庭审中多了丁志林的手印!

在这次庭审中,丁志林多次讲:“借据和协议书都是朱晓华让他抄写并胁迫画押的。”法官问:“那么,你有没有被告朱晓华胁迫你抄写的证据?”丁志林拿不出证据,但是他提到了两个细节:一是朱晓华说自己买下的房子是她自己全款购买,而事实上是分期贷款,每月还400多元,这些钱都由他支付;二是,朱晓华说借给他的钱是从银行取的,但是她一直拿不出取款凭证。如果法院去银行调取朱晓华当日的取款纪录,那么事情的真相也许水落石出……

真假谁能辨?“性借条”锁定专家老丈夫

2002年11月17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就本案下达了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双方同意离婚,应予准许。二,原告丁志林偿还被告借款6万元。三,坐落在中医院内的住房归原告丁志林所有,并由其居住使用,原告丁志林付给被告朱晓华房屋折价款6165元。

至此,老专家丁志林已经无法承受精神上的打击。他老泪纵横,在铁的证据面前,他就这样输掉了官司。但他还是不甘心,很快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他在上诉状中说:“这一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不清,对朱晓华的通过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加以认定,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明有关事实后,撤销上述判决。”

而朱晓华也提出了上诉。她认为:“原审法院应判决原告给付被告(朱晓华)10万元债务及利息,并将丁志林的住房判归被告所有。”

2003年初,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最后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是裁定发回重审。

案件发回城关区法院后,丁志林似乎松了一口气。他想:自己终于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和女儿丁桂兰又在甘肃惠普律师事务所重新请到了当地知名的律师阎丽军、韩瑞平为其取证、答辩。他坚信,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扭转败局。

2003年3月,城关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朱晓华依旧依据那张借据和夫妻财产协议书做法庭答辩。而丁志林为了说明朱晓华“多次善于伪造借据”,他将过去无意中从其废纸篓中发现的一个准备让她抄写的一份协议书提供给法庭。这是一张名头为“夫妻婚后财产协议”的文字材料,内容与法庭出示的那张协议书大致相同,后面的落款是“协议人:夫:(空白)妻:(空白)”,而下面的日期则是“2001年6月30日”。他说,这都是朱晓华给自己精心设计的,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而朱晓华则说:“6万元的借款真实存在。因为丁志林的老家在西安,他说要在那里买一套房子,便向我借了这笔钱。他还与我一起回西安考察房子……”说着,她拿出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火车票。

这时,王永得马上提出,他的确是回过老家西安一次,但这张火车票不知何时到了朱晓华手里。他同时强调,朱晓华说两人同时回西安考察,那为何只拿出一张车票。对于这个问题,朱晓华拒绝回答。

而法院始终是相信证据的。2003年9月29日,丁志林收到了城关区人民法院的再次判决:因其“无充分证据证明”借据是被胁迫所写……判决如下:1,准许双方离婚。二,丁志林偿还朱晓华借款10万元。三,原告丁志林付给被告朱晓华房屋折价款8436元……

这一判决结果比第一次的判决更加严重。丁志林悲哀地感到:在借据和协议面前,在“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他已经跌入了命运的深谷……

2003年10月12日,丁志林再次上诉,朱晓华也同时做了上诉,因为她认为“法院还应该判决丁志林补偿10万欠款的利息……”

至此,丁志林身心疲惫。他多次对家里人说:“打了这么多次的官司,朱晓华一个律师都没找,结果她还那么轻松地就赢了。我以前就注意到了,她这个人,把法律都研究透了,她自学了好多法律方面的书。平时看电视,也总是看中央台的‘今日说法’等法制类的节目。她这般工于算计,我岂是对手?”

2004年2月3日上午,兰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双方的上诉案。庭上,朱晓华说:“法院应判决丁志林赔偿我的债务利息。”而丁志林的两位律师则要求法院对借条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同时,两位律师还向法庭提供了一个新的旁证:1999年,朱晓华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丈夫马杰曾起诉她先后两次“将家中的物品盗走”,此案起诉至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与丁志林命运相同的是,马杰最终也败诉了……

值得一提的是,朱晓华的这个前夫也已是花甲老人。老人在庭审时这样向法院陈述:“朱晓华专门向我们这些垂垂老人下手,与我们结婚后,她就想方设法捞钱。有一次,她就让我平白无故地给她写一张一万元的欠条,说我们是夫妻,写个借条无所谓,只是考验感情。幸好我识破了她的诡计,坚决没有写。要不然,也就是今天丁志林的下场了。但是,我没想到,朱晓华骗我钱的阴谋没得逞,后来竟找人趁我不在时将我家中的东西全搬走了。打官司时,我同样因为没证据,而败诉。真是可恨。”

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据审查规则 篇7

一、对证据实体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

证据实体内容, 是证据形式所反映的案件客观事实的具体内容。在实际工作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不能仅以孤证定案

检察人员在审查证据时应实事求是, 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 不能有任何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对于没有任何证据相互印证的孤证案, 应实事求是, 不能予以认定构成犯罪。最常见的是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案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 没有其它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没有被告人的供述, 证据充分确实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 充分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真实的供述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直接证据, 并可以提供新的情况和线索, 查找到其他犯罪分子。实事求是的辩解则有助于司法机关查明案情, 避免冤、假、错案, 同时正确衡量被告人的认罪和悔罪态度, 酌情适用刑罚。办案人员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进行认真分析研究, 然后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审查判断。

(三) 对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辞证据应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和对比论证

言词证据是所有案件中使用最多、最广的证据, 对其审查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核证。对言辞证据的关联性及客观真实性审查, 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种问题:1.取证是否及时。如对于一些涉及人员较多的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案件, 由于人员流动性大, 人的记忆规律的限制, 不及时提取在场证人证言则会致使事后无法弥补或证明效力减弱;被害人陈述材料在勘验笔录制作几个月后, 也致证据效力减弱, 应及时提取, 不能及时提取的应说明情况。2.询问、讯问是否过于简单化、不够详细。笔录数量多但质量低, 多份笔录内容、描述方式均高度一致, 不注重深入案件情况的挖掘;一些案件的关键事实没有记录清楚, 都会影响证据真实性及证明力。3.证人、被害人、同案人在进行辨认前有否对辨认人作询问材料或所作材料是否详细, 被害人、证人、同案人所作的辨认材料与其在笔录中所述情况是否一致。言辞证据既受被害人、证人对客观事物感受的影响, 又与被害人、证人的感受力、记忆力和表述密切相关。只有经过查证、判明确实属实, 与和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其他证据吻合一致, 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 联系所有证据进行核证

对收集到的全部证据, 要认真分析单份证据本身以及某些证据之间不同的矛盾, 看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协调一致并排除矛盾, 鉴别证据的真伪, 揭示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 作出正确判断。在办案中逐步淡化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性, 大胆运用间接证据分析案件, 注意“零口供”证据间的联结点。

二、对证据程序的合法性的审查

刑事诉讼法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定罪处刑的根据。审查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是指证据的主体、取得的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 主要指对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程序审查, 必须审查其是否在完备的法律手续下搜集的, 对需专门的科学技术鉴定方能确认其效力的物证、书证进行采信前, 应对鉴定人或鉴定机关是否有鉴定资格进行审查, 对言辞证据、物证搜集主体、是否适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等等。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现有规范了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搜集证据, 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 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 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 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 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在检察实践中, 可遵循以下几种情况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具体运用:

(一) 绝对排除

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言词证据、以该言词证据为线索所取得的物证应予以绝对排除。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 既侵犯了被刑讯者的人权, 违反了正当程序, 造成人民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怀疑等负面效应。同时, 由于其虚假性大, 容易造成冤案、错案。所以, 对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应绝对排除, 不留任何余地。对“毒树之果”——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为线索而收集的物证, 其效力应否排除的问题, 司法界与理论界均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 这种物证应予采用, 因为物证具有客观性, 其不会因为司法人员的逼供行为而丧失其证据的基本属性。

(二) 通过补充侦查进行合理转化、补救

能够反映案件情况的载体形式及材料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可能超出法律规定的特定方式方法。对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7种法定证据形式以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证据材料, 对于由不合法主体所提供的证据, 理论上都应予以排除。但如果证据的内容属实, 可以采取补救措施, 就应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使其表现形式合法化后作为证据使用。对这些证据不能简单地予以排除, 而应以其为线索, 通过合理运用补充侦查的手段, 由法定人员重新取证, 以确定事实真伪。司法实践中, 可能出现大量材料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但只要经过司法人员对有关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取证, 就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 不予排除

对于非法证据, 排除使用是原则, 是司法人员对法律的严格遵守和对法律权威、案件当事人人格权的绝对尊重。但当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 笔者认为, 应以社会利益为重, 在诉讼价值取向上更注重于实体真实。当一些用非法手段、方法或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对打击严重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排除这些证据则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使社会治安状况恶化, 或是给人民群众心理造成不安时, 我们应充分进行“价值权衡”, 宁可牺牲部分程序正义, 肯定其效力, 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杨晓飒.审查起诉中的证据审查[J].检察实践, 2004, (4) .

[2]湛英杰.论非法刑事证据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J].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6) .

[3]邝秀荣, 刘清晔.审查起诉中勿忘审查证据合法性.中国检察院, 2006, (8) .

[4]唐伟源, 张宏杰.谈审查起诉中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河北法学, 2009, (2) .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法律效力初探 篇8

1996年《刑事诉讼法》废除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规定, 立法至今未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作出规定。我国现行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制度是由司法解释加以明确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 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 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 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可以要求撤回起诉。”《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7条规定:“在宣告判决前, 人民检察院要求撤回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的理由, 并作出是否准许的裁定。”“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确认了刑事公诉案件的撤回起诉制度。撤回起诉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处理公诉案件的方式之一。

一、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效力的学界争鸣

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效力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从法律性质上应该是诉讼终止的一种法律形式, 是对案件作出程序终止的重要形态。撤诉即产生终止诉讼程序的效力。如有的认为, “撤回起诉决定的效力与不起诉决定的效力是完全相同的, 撤回起诉决定书, 即相当于不起诉决定书”。 (1) 有的认为, 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决定具有完全相同的诉讼效力。撤回起诉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显然对撤回起诉的效力存在误解。 (2)

第二种观点认为, 撤回起诉的法律后果是中止正在进行的审判程序, 但并非终止。 (3)

第三种观点认为, “撤回起诉目前只是检法两家对公诉案件的内部操作规则, 撤回起诉的程序功能仅是检察机关一项专有的诉讼程序请求权, 仅能够引起而非决定公诉的失效、诉讼阶段的变更和终止 (中止) 诉讼程序。撤回起诉决定可以被视为一种内部终结性的处理决定, 但因为其无法源性, 准许撤回起诉的裁定或按撤诉处理的决定不应当具有对外效力, 最终确定诉讼结果的应当是不起诉决定书、撤案决定书或再行起诉后的法院判决书。” (4)

二、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效力的现行规定及域外经验

我国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指导意见》第11条规定:“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撤回起诉后7日内作出不起诉决定, 或者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侦查机关 (部门) 处理, 并提出重新侦查或者撤销案件的建议。”根据这一内部规定, 撤诉本身并不能等同于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既不属诉讼终止, 也不是诉讼中止, 而是效力未定的诉讼行为。但是, 现行司法解释对撤诉后案件处理的期限、撤回公诉有无次数限制、撤诉后被告人的强制措施是否立即变更、羁押期限应如何计算等等均无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 撤诉后检察机关一般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作出以下处理: (1) 重新起诉 (出现新的事实、证据) ; (2) 不起诉 (绝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诉) ; (3) 直接撤销案件 (自侦案件) ; (4) 退回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5) 退回公安机关后由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例如2003年至200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191件案件中, 对撤回起诉后作撤案处理的占近40%, 重新起诉的占21.19%, 不起诉的仅占14.11%。 (5)

关于公诉撤诉的效力,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48条规定:“总检察长或联邦检察官经法庭许可可以撤销大陪审团起诉书、检察官起诉书或者控告书, 终止诉讼。”检察官撤销起诉书, 即终止诉讼。在俄罗斯, “国家公诉人根据现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 (第246条第7款) 完全或部分放弃指控, 法院据以无条件地终止刑事案件, 或者完全或对相应部分终止刑事追究。” (6) 在日本, 从开始提起公诉经实体审理, 再到实体判决, 在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都必须具备诉讼条件。所谓诉讼条件, 就是诉讼程序有效成立并持续下去的条件。缺乏诉讼条件时, 可以通过形式审判中止诉讼程序。 (7)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39条第1款第3项规定, 撤回公诉的即属于缺乏诉讼条件, 法院应当以裁定宣告公诉不受理。这种裁定, “虽然是形式判决, 但也具有既判力。因此, 这种判决确定后不能再起诉。” (8) 1928年《刑事诉讼法》只是在第264条第2款中规定“起诉经撤回后, 不得再行起诉”, 并未明确规定撤诉的效力。1931年司法院院字第523号解释指出:“起诉经撤回后, 毋庸再为不起诉处分。上级首席检察官因声请再议, 命令起诉为违法, 下级法院检察官依之起诉, 法院应为不受理之判决。”同年院字第528号判解又强调:“检察官撤回公诉, 毋庸制作不起诉处分书再行送达。”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249条则明确规定:“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处分有同一之效力, 以其撤回书视为不起诉处分书。”而之所以增设这一规定, 理由是:“修正案要旨谓, 依旧刑诉法检察官提起之公诉, 得任意撤回, 流弊滋多。本法规定为撤回起诉, 准用关于不起诉处分之规定。” (9) 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到, 撤诉即意味着终止诉讼, 撤诉与不起诉具有同一法律效力。

三、撤诉效力不明的弊端

从我国司法实践看, 撤诉效力不明显导致诸多弊端, 主要表现在:

(一) 由于司法解释对撤诉后的办案期限没有规定, 检察机关在撤诉后到重新对案件作出处理之间, 往往拖上数月甚至数年 (检察机关谓之“冷处理”) 。这不仅影响诉讼效率, 而且给被告人带来讼累。

(二) 不少案件的被告人被羁押, 撤诉并非对案件的处理决定, 所以被告人并不被立即释放。加之我国羁押期限等同于办案期限, 而撤诉后对办案期限又没有规定, 从而产生严重的隐形超期羁押问题。

(三) 撤诉书不是《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确定刑事赔偿的法律文书之一。被告人凭撤诉书不能从检察机关获得应有的赔偿, 从而使被告人失去最终获得法律救济的途径。“事实证明, 检察机关通过撤诉而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处理的方式使错判的纠正难上加难。” (10)

笔者认为, 从法理上看, 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作为公诉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之一, 应视为不起诉权在审判阶段的延伸, 与不起诉决定具有同等效力。《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3条明确规定:撤回起诉后, 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从法律性质上看, 笔者赞同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是诉讼终止的一种法律形式, 在事实和证据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 具有终结诉讼程序的法律效力、禁止再行起诉的法律效果。因此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一系列刑事诉讼程序都不得再行启动, 这与不起诉决定的效力也是一致的。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公诉撤诉问题未作出任何规定。新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目前, “两高”正紧锣密鼓地制定配套司法解释。在立法没有作出规定之前, 笔者建议“两高”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文规定以下关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法律效力的内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与不起诉决定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注释

1 万毅.撤回起诉效力三问[N].检察日报, 2011-04-04 (3) .

2 张建伟.撤回起诉后再作不起诉决定之误区[N].检察日报, 2011-10-17 (3) .

3 黎仲诚.撤回起诉权之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 2002 (1) :140-141.

4 顾静薇.论撤回起诉的规范化[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 (11) :74-79.

5 单晓云, 李旺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适用“危机”及改革出路———对北京市近年来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案件情况的实证研究[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3) :109-114. (6) [俄]K.Φ.古岑科.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370. (7) [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张凌, 天秀峰,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125.

6 (8) 裘索.日本国检察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94.

7 (9) 陈朴生.刑事诉讼法实务[M].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 1981.362.

虽有借条也能构成诈骗 篇9

半年前,常年在外工作的孙某回家,宴请过去玩得不错的同学时,“无意间”透露其在外干得不错,不仅赚了大钱,也积攒了许多人脉,现正准备再注册一家资金为2000万元的公司,经营前景相当不错的项目,前期资金1500万元已经到位。如果同学想发财却又没有门路,其完全可以“提携”,即让同学投资入伙。如果同学不放心,其可以出具借条,赚到了钱,可参与分红;要是亏损,则按月息1.5分连本带利偿还。见孙某言之凿凿,加之彼此关系一直很铁,我们事后东挪西借了300万元,分别交给孙某。近日,我们方知孙某所说系子虚乌有,不仅卷走我们的钱肆意挥霍,且早已不知所踪。请问:孙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读者:李女士等5人

李女士等读者:

孙某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借条起诉书的 篇10

原告钟某诉称,2014年3月20日,谢某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其借款1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1个月。借款到期后,谢某不主动履行还款义务,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被告谢某立即偿还其借款10万元及利息。庭审过程中,原告钟某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并提供了借条原件,但法庭向其询问借款经手人、支付方式、时间地点等具体过程,其代理人均表示不清楚。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法庭发出传票传唤原告钟某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并书面通知原告钟某提供相应证据,但是原告钟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被告谢某对借款事实提出口头异议,但未作书面答辩。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虽然提供了借条,但是没有提供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大小、当事人关系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经过等相应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已经发生,应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原告在收到法院出庭传票后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说明情况的,法院在现有证据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应当使未出庭一方的原告钟某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

本案中,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是原告仅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已经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本案中,10万元借贷金额属于大资金交易,作为出借人的钟某既未提交交付凭证等证据,也未提供证明其具备相应的支付能力证据,加之并无证明当事人之间有大额资金现金交付的交易习惯证据,亦无证明借款人谢某和出借人钟某之间有特殊的亲友关系证据,更没有陈述交付的细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虽然提供了借条,但是没有提供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大小、当事人关系及当事人陈述的交付细节经过等相应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借款事实已经发生,应承担不利后果。

二是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有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本案中,法庭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情况,发出传票传唤原告钟某本人到庭接受询问,但是原告钟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接受询问。对于应当出庭而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说明情况的,法院在现有证据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应当使未出庭一方的原告钟某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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