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精选8篇）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篇1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整合劳动协商、劳动监察、劳动仲裁职能优势，推动劳动关系源头防控、常态执法、调解优先，形成三位一体劳动争议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将大量劳资纠纷有效化解在仲裁、诉讼之前，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一是将劳动关系协调由原来的三方机制升级为三方四家。实施小企业劳动合同制度专项行动和集体合同“彩虹计划”，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和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均达xxx%以上，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实现动态调整、按期发布。二是加强重点行业、企业、领域劳动用工监察执法。抓监管、促规范、维权益，整治农民工工资拖欠行为步入法治化、常态化、长效化。今年以来，全县共检查用人单位xxx家，涉及职工xxx万人，补发工资xxx万元,补签劳动合同xxx份。受理劳动争议案件xxx件，当期结案xxx件，结案率xxx%。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明显加强，规模以上企业、乡镇街道调解组织组建率分别达到xx%和xx%。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篇2

关键词：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职能和工作, 与社会管理中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基本任务密切相关。通过多年的司法行政工作经验, 笔者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司法行政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系统和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 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体系中具有预防性、治本性和长效性的作用。司法行政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有生力量, 越来越彰显着它特有的地位和作用。

一、人民调解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调解具有调处纠纷及时的优势。民间纠纷很多具有社会性、区域性、突发性, 纠纷双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往往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 只要能够及时调解, 矛盾很容易化解, 但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处, 就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纠纷升级, 小纠纷演变成严重的刑事案件, 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而且民间纠纷发生没有规律, 有时一句玩笑话就可能产生矛盾, 如果这些纠纷都通过到法院起诉、立案、开庭调解或判决来解决很可能会错过最佳调解时机, 有些矛盾纠纷拖久了, 当事双方的怨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深, 调解起来难度就更大。各级人民调解遍布基层, 生活在群众之间, 人熟、地熟、情况熟, 对民间纠纷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进行调解, 及时达成调解协议, 快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由于调解及时, 很多矛盾在还没有升级转化的情况下就得到了处理和解决, 解决起来先对容易, 所以调解成功率非常高, 深受群众欢迎。

人民调解具有调处成本低的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一章第四条明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 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人民调解深受群众欢迎, 老百姓乐意通过人民调解来化解纠纷, 达成互谅互让的协议, 许多民间纠纷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相反, 用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往往会给当事人增添不小的经济压力, 即使经济上不存在困难, 时间成本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作为法院一方, 调查、审理案件需要花费时间、人力、物力, 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浪费。人民调解却成本低廉, 既为纠纷当事人节约了金钱, 又为法院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审理其他案件。由于它成本低, 调解快, 成功率高, 已经成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

人民调解具有调处后不结怨的优势。“打官司”并不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理想途径, 它除了诉讼成本高, 会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外, 纠纷当事人和法官之间还缺乏有效互动, 一些案件很难达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 再加上有些老百姓的法律知识、法律水平有限, 对法院依法做出的判决并不是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 因此往往会影响判决的执行效果。多数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纠纷, 当事人并不是心服口服, 这样就会使当事人双方隔阂加深, 容易引发新的矛盾。“一年官司十年仇”以及现在法院“执行难”等就是其中的真实写照。人民调解能起到很好的疏导化怨作用。调解员在调解纠纷时, 会先让双方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然后调解员再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社会公德和当地风俗习惯提出解决方案, 并就当事人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详细讲解, 将大道理同当事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转化为贴近实际生活的小道理。调解人员在和当事人倾心交谈中, 情真意切, 和风细雨, 富有人情味, 当事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法制教育, 就很容易接受调解员的意见, 矛盾纠纷得到化解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 所以很少有反悔的, 履行率也非常高。

人民调解具有以案普法的优势。开展全民普法,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虽然经过了五个五年普法教育, 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得到了提高, 但是, 基层群众的法律素质同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要求相比, 还有一定的距离。由于基层群众居住较为分散、生活忙碌, 几乎成了普法教育常规方式的盲点, 人民调解却能很好地担负起对基层群众的法制宣传重任。绝大多数人民调解员生活工作在基层, 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 调解员能够充分发挥这种亲情、友情、乡情的优势, 把个案调解与法制宣传紧紧结合起来, 运用具体案例在基层群众中开展生动直观的以案讲法宣传, 从而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 更好的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学法、知法、用法、守法,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调解一案, 教育一片, 普法一方, 就是人民调解法制宣传作用的直接体现。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 为社会和谐稳定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 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法律服务的地位与作用

客观公正的法律援助咨询解答, 能够得到群众信任, 防止矛盾激化。维护弱势群体的表达权, 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 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时, 往往情绪激动, 法律认识模糊, 如果得不到及时、恰当地引导, 很可能会采取一些错误甚至违法的方式处理问题, 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法律援助中心作为政府机构, 其工作人员超脱利益纷争, 能做到耐心细致客观公正地说理、释法、讲政策, 真诚地为咨询者提出合法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依安县法律援助中心每年接到电话咨询上万人次, 在第一时间为群众想办法出主意, 及时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赢到了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绝大多数咨询能够运用法律保护自我, 符合条件的咨询者还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避免违法行为和过激行为的发生, 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面对面的法律援助咨询解答, 能够及时发现群体性事件苗头。法律援助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 在与群众面对面的咨询解答过程中, 接待人员凭借自己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能够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性问题。实践中, 很多群体性纠纷案件, 起初都是个别人前来法律援助中心咨询。如兴长村的稻田跑水导致相邻的1500亩旱田被淹一案, 开始就是有5名农民代表到县法律援助中心咨询, 接待人员从咨询者的诉说和亢奋的情绪中了解到一个信息, 该案涉及的90多名农民已作好集体到县委上访的准备, 正在等待5名农民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咨询结果。接待人员立即向县司法局领导汇报, 同时耐心做好农民思想工作, 该案得到了依安县司法局长赵广军的高度重视, 县局和该镇司法所组成专案组, 不到6天将“旱田和水田之争”解决在了萌芽状态, 有效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常规性的法律援助咨询解答, 能够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架设桥梁。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依法设立的无偿为群众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 也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经过十来年的发展, 法律援助中心已经成为老百姓反映问题、倾诉委屈、寻求帮助的窗口,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每天解答来访来电咨询, 能够清楚地看到各类矛盾纠纷的消长变化, 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 有助于观察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动态。通过个案报告、信息简报、调研文章等形式上报党委政府, 为其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和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发生。

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 矛盾纠纷得以消除, 公平正义得以伸张。维权就是维稳, 维权才能稳定。当贫弱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时, 因经济上的贫因和地位上的弱势, 靠自身能力难以通过诉讼解决, 对方当事人往往抓住这一点, 或不予以理采拒绝协商, 或乘人之危达成不平等协议, 导致部分弱势群众不得已采取伤害自己或伤害对方的极端方法维权, 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 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法律援助的实施, 无偿为贫弱群众解困、为他们维权、为他们伸张正义。法律援助案件的成功办理, 不仅维护了他们的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心理上得到慰藉和满足, 对社会充满信心, 从而减少了矛盾积累, 避免了通过非法途径解决问题。这些年依安县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几百件法律援助案件, 通过诉讼、非诉讼方式, 为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贫弱群体成功维权, 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篇3

“如果不是检察机关重视并及时受理我的申诉，我们400亩高岭土至少价值数亿元的资产就平白无辜地被别人吞噬了……”藤县塘步宏发白泥场的负责人李某接受笔者采访时感激不已地说。

“这次检察机关能顺利实施、办理督促履行职责案件，举起法律利剑有效地预防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渎职以及相关当事人犯罪，堵住私有资产被吞噬的‘黑洞’确实不容易，维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这项制度的实施有效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是我们检察机关的责职所在啊！”近日，藤县人民检察院有关同志说起他们今年建立实施“民行督促履行职责”工作制度的前前后后时感慨万千。

无论是厚若砖块的法律法规汇编，还是汗牛充栋的法学研究专著，有关“民行督促履行职责”的字眼我们恐怕难觅片字。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理论研究和法律法规中都一片空白的制度，却在藤县发挥出了惊人的力量。从今年2月6日以来，藤县检察机关依据这项制度，发出《民事行政督促履行职责书》4份，立民事行政督促履行职责案4件，已经成功督促有关部门办理1件，为当事人挽回私有资产数亿元的重大损失。

一项创新的制度，堵住了吞噬私有资产的“黑洞”，也成为挽救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护身符”，让代表国家行使监督权的检察机关角色定位更为准确，同时也得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人民检察院和藤县县委、县政府的充分肯定。

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一项新制度

近年来，藤县全力推进公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工业项目建设。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潮中，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征地、搬迁、扩建、土地平整、道路、排污等基础设施建设热火朝天，招商引资、项目投产、工厂开工，全县工业增值统计数据迅速攀升。同时，藤县地处桂东南，高岭土贮藏量巨大，仅中和陶瓷集中园区旁边的高岭土矿，就可供园区150条生产线连续用30年。白泥覆盖区23万平方公里，储量超过3亿吨，白度高达71.5%。利用好自身丰富原材料、良好地缘和产业大军等三大优势，藤县全力将中和陶瓷集中区打造成广西区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争取在三五年内顺利成长为‘南国新陶都’。”

藤县的检察官们敏锐地从经济建设的热潮中捕捉到某种威胁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走向：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而一些国资管理者、相关职能部门又殆于行使诉权，从而使受损的国资和公共利益面临无可挽回的危险。

“今年1月以前，民事督促履行职责工作制度在广西乃至全国还是一片空白，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中有90%左右的案件是民行案件，我们要改变以往在一些案件办理中重刑事轻民事的做法，着力加强创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做到耳聪目明，努力消除法律监督盲区”。藤县检察院检察长覃祖瑜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2012年初，该县检察院多次召开党组会议，形成共识，制订了《藤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督促履行职责案件的规定（试行）》，明确了督促履行职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负有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监管职责的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对负有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的有关职能部门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造成国家、企业、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家的行政法规得不到正确实施，检察机关依法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提出督促履行职责书，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公民、法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规定》中还明确了可以督促有行政执法权的职能部门履行职责。

一份《申诉书》成了新制度的“试金石”

其实，在探索民事督促履行职责制度的道路上，实际上并非一条坦途，有过“一番波折”。

2月6日下午，一份由藤县塘步宏发白泥场李某等四名合伙人联合签名的《申诉报告》，放到了藤县检察院检察长覃祖瑜的办公室案头。报告称，李某没有经过全体股东同意，也没有受其他股东委托，私自于2010年11月3日与另外三家高岭土矿场签订了《高岭土整合开发协议》，处置了他们拥有的不动产，他们认为协议无效，因此向检察机关申诉，希望检察机关依法依规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法律监督，依法撤销李某所签订的协议，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的覃祖瑜检察长看见《申诉报告》后，当天就召集分管民行科的副检察长和民行科长一起研究。

出于审慎的考虑，藤县检察院还向县委、县政府和县人大以及上一级检察机关汇报，并对这项新制度明确规定，民事督促履行职责案件在实体上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即发生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事实；被督促主体无过错；被督促主体无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接着，藤县检察院安排副检察长和民行科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从今年2月初开始，他们先后三次来到县国土资源局、建设局、工商局等部门做调查摸底工作。

是继续进行调查还是放弃呢？负责该项工作的几位检察官对不能完成单位领导交办的工作觉得十分内疚，夜不能寐，他们把三次遇到的情况向覃祖瑜检察长做了汇报。覃检察长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想办法，并为他们鼓劲打气。

“就拿这份《申诉报告》作为试金石，不触及他们的神经是不能引起重视的”，在对案情进行了全面调查后，覃检察长做出了大胆的决策：2月8日下午，就在接到李某等人反映的《申诉报告》的当天，检察院就决定立案调查。

覃祖瑜检察长对笔者说：“我们这项监督是基于广义的检察监督与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关注民生来开展工作的，同时又是为地方政府保护国有资产和公共利益的、以及出于对相关职能部门领导的关爱，所以我们就应当争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尚方宝剑”堵住吞噬私有资产“黑洞”

2月15日，藤县人民检察院发出民事督促履行职责书，文号为“藤检民行督（2012）第1号”，督促国土部门对李某等人的申诉要求进行重新调查，依法对矿场整合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对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与藤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关于藤县高岭土（陶瓷土）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的相悖事项进行纠正。毫无疑问，对这起案件的立案决定和督促履行职责书，在藤县检察院的院史上开启了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一个全新的窗口。当天上午10时，国土部门负责人签收了藤县检察官的下达民事督促履行职责书。这一招很灵验，国土部门收到后有的主动打电话和检察机关诉苦求情，有的向分管的县领导汇报。

“有了县领导的支持，同时最主要的是手中握着法律‘尚方宝剑’，检察机关在实行督促履行职责制度可以放开拳脚了。”民事行政科科长说。

藤县国土局收到督促履行职责书后，立即组织相关股室人员到某高岭土开发公司重新调查核实，书面通知该公司尽快纠正；该部门提出因为办理采矿证时，企业营业执照是前置条件，建议检察机关督促工商部门也给予纠正。2月23日，国土部门专门向检察机关递交了一份《关于纠正某高岭土公司整合存在问题的汇报》。

2月28日，藤县人民检察院发出立案决定书、民事督促履行职责书两份文件。为了保证藤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关于藤县高岭土（陶瓷土）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得到正确落实，使藤县高岭土矿产资源顺利开采，预防、避免产生不稳定因素及诱发犯罪。督促书督促工商局在办理某高岭土公司的有关证照时，正确履行职责，认真审查，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该事件进行重新调查，依法对该矿场整合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对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与藤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关于藤县高岭土（陶瓷土）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的相悖事项进行纠正。

工商局对检察院发出的督促履行职责书高度重视，并召集登记、法规及局党组全体人员对某高岭土公司登记材料进行了认真核查，3月5日，发出了《撤销某高岭土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决定书》，责令该公司停止高岭土开采业务。至此，藤县塘步宏发白泥场李某等四名合伙人联合签名的《申诉报告》顺利办结，堵住了他们价值数亿元的400亩高岭土资产被别人吞噬的“黑洞”。

当笔者采访藤县国土、工商部门负责人时，他们感慨地说：“检察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真是太大啦！”他们部门很重要，因为考核地方领导政绩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招商引资，服务企业，效率不高、服务不好，又担心受到领导的批评。

“不顶不行，因为国家有严格的法律法规；顶了，恐怕连工资都保不住。再加上地方领导调动频繁，在具体部门做负责工作的领导压力太大。”这两位负责人说出心里话，“不过，现在领导的法治观念都增强了，有检察院协助，帮我们解决了许多工作困难，更是在我们迈进渎职犯罪仅一步之遥的时候及时纠正，真是防患于未然啊。”

“督促履行职责书”罢诉息访保稳定

据了解，原藤县塘步宏发白泥场拥有400亩高岭土资产，安置200多人就业，在该县《关于藤县高岭土（陶瓷土）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中，被藤县某高岭土公司吞噬占有。从2011年11月以来，塘步宏发白泥场合伙人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诉未果，失业的二百多员工准备到上级上访，并扬言若得不到解决，则用暴力直接解决，流血事件一触即发。

藤县检察院接到《申诉》后十分重视，热情接待，认真了解案情，研究解决的方案。认为该案确实是

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但又不够构成犯罪，检察机关如何能制止群体性上访和流血事件的发生，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大胆探索出民事督促履行职责制度。目前，该县高岭土（陶瓷土）矿产资源开发整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正在有序进行，塘步宏发白泥场李某等得合法利益得到了保护，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稳定。

当说起这起检察机关首例民事督促履行职责案件，藤县检察院覃祖瑜检察长对笔者说：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要保持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就必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民行检察部门规范开展息诉工作，通过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在申诉工作中，坚持公开审查、书面答复制度，对于长期缠访常访案件派人专门接访，耐心做好说理工作，有效地减少了重复访、越级访和群体访等现象，对于重大群体性案件，积极配合党委、政府、法院做好调解工作或者息诉工作，努力增加和谐因素。

编后语：检察建议就是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定职责中，发现产生犯罪的原因、工作管理中的漏洞而向有关单位、部门提出的意见和提示。它可以帮助有关单位和部门发现问题，完善制度，达到预防犯罪、健全管理机制的作用，其往往切中要害，有很强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检察建议与查办大案要案相比显得十分平凡，但却从细微处体现了检察机关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反映了检察干警通过履行检察职责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所作的不懈努力。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篇4

赵向东 鲁芳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市地处沿海，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中小企业较多，外来劳动力流动性大，劳动关系相当活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改善企业用工环境，提高企业竞争力，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战略意义重大。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劳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如何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课题之一。为此，常州道街道总工会特对本辖区内各基层企业进行了走访调研，并收集了一些有益资料。总体看，我街劳动关系是和谐稳定的，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用工方面亟须加强指导和监管。

一、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一）劳动关系实质是矛盾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资本拥有者雇主（用人单位）双方，为实现劳动过程所构成的社会关系, 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动因和根本目的，也是劳动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的前提条件。但是劳资双方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最大化，矛盾因此而产生，这是劳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性，劳资双方的矛盾性自劳动关系建立起就存在。劳资双方对利益的追求保持相对均衡，劳动关系呈和谐状态，一旦这一平衡被打破，双方就失去相互依赖的条件，就产生争议、纠纷。劳资矛盾纠纷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类型，一般不具有敌对性，但是处理不当会升级、转化，有时甚至产生过激行为，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劳动关系“四化”特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改革发展深入推进，劳动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有“四化”特征：

特征之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是指由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做为全社会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和劳动者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雇佣劳动关系。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将会不断扩大和加强，劳资矛盾纠纷在特定情况下会呈高发态势。

特征之二：劳动关系的法制化。主要是指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法律关系，反映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双方发生争议、纠纷，经调解无效，应当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经过法律制度和程序加以解决。特征之三：劳动关系的国际化。一是出现了国际性质的劳动关系，如外商对华投资企业的新型劳动关系。二是劳动用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三是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手段也在更多地借鉴通行的国际惯例。表明劳动者权益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的全球化趋势。

特征之四：劳动关系的多元化。是指劳动关系主体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出现多元化。从劳动者的分类看，既有城镇职工及下岗失业人员，又有农民工，还有灵活就业人员；从用人单位的性质看，既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还有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与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为此，劳资矛盾纠纷也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二、引发和处置劳资矛盾纠纷的主要问题

（一）拖欠工程款和工资是引发矛盾纠纷的突出问题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街一些中小型和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产生拖欠工程款和工资行为，由此引发了一些群体性突发事件。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不规范，不遵守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规定。在农民工集中的建筑、餐饮等行业拖欠工资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随意克扣员工工资，甚至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资标准，压低职工工资。少数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打折扣，尽管工资发放形式上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但实际将加班费、津贴、福利待遇等，甚至将企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作为工资项目。

（二）《劳动合同法》仍需努力全面贯彻落实

一是劳动合同在某些行业单位签订率低，劳动合同在公有制企业的签订率较高，但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如建筑、餐饮、娱乐、加工行业在招用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时，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些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发生工伤后，由于劳动关系难以确认，造成工伤认定困难，引发矛盾纠纷和上访投诉。二是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劳动合同内容有的不填写、不齐全，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等内容不明确，甚至强加一些“霸王条款”。三是用人单位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收归自己保管，没有交给劳动者一份。四是不履行劳动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实际用工过程并没有履行劳动合同，有些企业采取增加工作量、超时加班延长工作时间又不发加班工资不参加社会保险等情况仍很普遍。

（三）一些用人单位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一些企业通过非法的渠道融资。由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手续和条件比较严格，许多企业无法从正当途径获得贷款，转而求助地下钱庄或者通过其他不正当途径获取资金。这些非法贷款多数是高利贷。在企业经营失败后，一旦无法如期归贷，企业主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只能携款潜逃，以求自保。还有少数企业主发生非企业经营性欠薪逃逸事件。如逃避刑事责任、躲避赌债等，使欠薪逃逸事件增添了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这些逃之夭夭的企业主，把矛盾和责任推向政府和社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维权艰难

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基本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一些企业职工在生产生活上遇到困难和问题，常常得不到正确疏导和有效化解，积累不满情绪，容易产生矛盾纠纷。有的企业内部虽有工会负责人，但拿的是老板给的工资，享受的是老板给的福利待遇，难以发挥协调沟通作用，职工缺乏对自身权益的“话语权”，他们急需能够与企业对话协商的工人代表。二是有的企业工会选出了职工代表，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职工代表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欠缺，对有关政策了解掌握不够，在平等协商过程中，谈判能力不足，对于涉及劳动关系重大问题和矛盾纠纷难以沟通解决，不能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非国有企业基本没有建立开展集体合同谈判制度。三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因害怕提出要求而被解雇失去工作，又顾虑法律诉求道路漫长，不能解决眼前问题，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往往是在问题发生后，如被无故解雇、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治疗或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等，才开始投诉上访，如果政府有关部门无法解决他们的诉求，就容易发生过激行为，影响社会稳定。

三、对策和建议

综上分析，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劳资矛盾纠纷，要依法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兼顾双方利益；要注重事前防范、案前调解，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为此提出发下四点对策和建议：

（一）企业内部要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劳资矛盾纠纷的产生都有其诱因和苗头，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处置，如果在其萌芽状态就能够在企业内部及时得到化解，做到事前防范，将大大减轻政府和社会的压力和负担。企业是预防和化解劳资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要构筑第一道防线，就应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矛盾纠纷事前化解调处机制，才能做到尽可能实现劳资纠纷内部消化，不出企业，减少引发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企业在建立劳动关系自主协调机制上有多种方式，我们认为，依靠和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是有效方法。街道总工会及各级工会部门要促进企业工会的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的指导，企业要建立工会组织和指定负责人，还要善于发挥作用，确保工会在职工与企业管理层中起到促进沟通的桥梁作用。工会要做到既能够向企业主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促进企业依法用工和守法经营，也能够教育和引导职工学法守法和依法务工。工会只有加强与企业管理层和职工的交流沟通，才能够及时发现劳资矛盾纠纷的苗头和隐患，提早介入，妥善处理。对此，工会的组成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和经验，要加强学习和培训，得到企业和职工群众的信赖。

（三）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为了尽可能把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最大限度地发挥调解组织的功能，建议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工会、企业组织依法完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织机构和调解制度。目前，我街共成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16个，委员会成员共计51人，覆盖职工4459人。同时，注重加大对调解员队伍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力度，参加调解员培训班学习，较好地提高了广大调解人员的劳动法律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

（四）加强宣传，积极调动企业主和职工两方面的积极性。要利用报纸、电视、广播、标语、宣传栏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使企业主和职工充分认识这一活动的重要意义。企业主作为创建活动的主体,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对创建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从促进职工稳定、提高经济效益、规范企业管理三个方面，运用正反典型事例，宣传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不仅能留住人才，增强职工主人翁意识，更重要的是发挥职工科学创新能力，增加企业效益，实现企业良性发展。通过开展活动，达到“企业关心职工权益，职工关心企业发展”的和谐稳定、互利共赢的目的。

常州道街道总工会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篇5

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按照“排查得早，发现得了，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工作原则，全面掌握、解决本区域存在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把防范矛盾发生和维护群众利益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要突出“一个重点”——重点抓好经济领域矛盾纠纷或因金融危机引发的新型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实现“五个减少”——群体越级集体上访减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减少，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减少，民转刑特别是重大恶性案件减少，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减少。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坚持几条策略：

一、要全方位提高群众素质。稳定社会秩序必须在提高全社会成员的素质上下功夫。一是加强国情和政策教育，使广大群众自觉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二是加强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使群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能够比较理智地思考和处理问题，改变落后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三是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消除“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做到知法守法。

二、要努力增强工作超前性。各基层单位要坚持重大矛盾纠纷信息日报制，健全基层信息网络，确定责任人，做好记录，认真分析筛选，发现掌握矛盾苗头动向，及时上报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矛盾激化，为领导的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建议。具体要做到“四个到位”：早动手，组织领导到位；早动员，宣传防控到位；早摸排，问题梳理排查到位；早安排，措施责任到位。

三、要全力打造排调长效机制。一是实行包案调处责任到人，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四定”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三包”即包调查、包处理、包结案，确保各类矛盾纠纷事事有人管、件件有落实。二是充分发挥仲裁、监察和信访办职能作用和优势，建立“信访、仲裁、监察三位一体”的矛盾纠纷处理机制。三是坚持排查和调处相结合的机制。在排查化解工作中，坚持排查和调处工作同步进行不脱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四、要不断创新调处化解方式。改革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信访工作方式、方法必须迅速转变，强化法律、思想政治工作在调处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提倡运用法律手段调解、疏导，消除不安定因素。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把情况摸清，把道理说透，把情绪理顺，做到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把矛盾彻底化解。同时，注意疏通民意表达渠道, 完善社会宣泄机制。

五、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关系。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群众增收，同时尽量缩小群体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些可能引起社会震动的改革，一定要有保障和缓冲机制，以减少改革的阵痛和负效应。必须严格按照“区分性质、把握时机、严格依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多做疏导、化解、劝阻工作；对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反动分子以及严重违法犯罪分子要坚决、果断、适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简报 篇6

一是落实责任，强化预防。认真总结往年排查调处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全县维稳形势开展一次全面分析，针对“两节”期间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加强预测预报，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使调处与防控到位。

二是全面发动，强化排查。发动基层人民调解员和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及综调委，重点关注、排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不稳定因素，做好梳理登记，加强动态管理。切实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篇7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化解矛盾纠纷,稳定劳动关系 篇8

一、更新信访理念，确立检察机关信访工作的目标和思路

检察机关控申部门主要受理公民的控告、举报，案件当事人刑事、民事申诉、刑事赔償要求。控告涉及的内容较广泛，其主要包括控告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及其他刑事犯罪以及控告一般违法、检察干警违法。举报主要包括举报贪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申诉是指案件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民事判决和裁定不服的申诉。检察机关在受理属于本院管辖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时，对于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举报、报案、控告，检察机关的控申部门也应当接受。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外宣传的窗口，是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希望所在，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获取腐败线索的重要途径。因此，接待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和政府及检察机关的形象，能否真正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与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作为政府部门，面对所有部门和社会的信访问题，而检察机关则主要针对犯罪，因此只有更新信访理念，使每一个控申科干警都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增强每位同志的信访工作使命感，在干警中形成“人人是窗口，个个是形象”的共识，为检察机关信访工作提升奠定思想基础，明确目标和思路。

二、如何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开展好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机制

检察信访工作与民生司法问题密切相关，群众上访反映的司法问题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信访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能不能做好信访工作，关系到能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问题，关系到密切党和人民血肉联系这一核心问题。形成信访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不满造成的，这其中虽包括当事人对执法行为的不理解和误解，但确实包括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公、违法行政、枉法裁判的现象，因此，在信访工作中，我们感受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解决好利益分配、利益调整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就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强化责任，提高效率，落实问题。一方面，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创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逐步减少社会矛盾，减少群众上访，立足本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畅通诉访，建立矛盾调处化解机制

矛盾纠纷宜疏不宜堵，加强控申工作，认真接待申诉和信访，为群众提供一个交流感受，诉说委屈，发泄情绪，提出建议的司法诉求途径。妥善处理好信访案件。同时，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院领导再次强调在处理上访问题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一定要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我院对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皆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处理，并且要求对上访案件实行一案一方案，定时定人，领导包案、专题研究等方式，妥善予以解决，切实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2、在接待方式上，为方便群众上访，我院曾公开向社会推出“检察长首问约见制”，受到群众的好评和肯定，今后，我院仍将继续执行该制度，力求满足上访群众的需要。同时提出“贴近群众，耐心倾听，文明接待，热情服务”的工作要求，杜绝出现“冷、硬、横、推”等简单、粗暴的接待方式。3、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目前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防止出现冤、假、错案，我院制定多项内部监督机制，相互制约，同时纪检部门还专门进行跟踪监督，确保执法的公正性。

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应从疏通信访渠道开始，信访工作的“窗口”建设固然重要，但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不应仅停留在“窗口”的点和面上，而是要结合检察机关的信访分布情况，主动收集信访信息，对老上访户、有可能酝酿成的集体上访不是压制，而是主动访上门，尽力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四、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结合检察机关控申工作特点，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好人民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出发改进检察工作，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忧，纡民之所困，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密切关注群众需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职能，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做到“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努力增进对群众的感情，密切同群众的关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注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主动推出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满腔热情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好事，坚决防止和纠正各种伤害群众感情、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切实让人民群众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接待的每一个诉求、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