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发展历程（精选8篇）
艺术起源于劳动。诗歌同样也起源于劳动。
鲁迅先生说：先民在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消除疲劳。“其中一个叫„抗育抗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门外文谈》）从集体劳作的节奏中直接孕育降生的初民文学可以说是中国最原始的诗歌。早期的诗歌伴随着歌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于我国的诗歌发展史中。
进行诗歌创作不仅要有丰富的情感和想象，而且还要有人生意识、空间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与传统进行纵横思考，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也要进行哲理的思索。为此，我们对中国诗歌发展史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脑中要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下面我们分几个阶段进行简要阐述：
一、先秦诗歌
（一）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故又称《诗三百》，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的历史。全集分风、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子曰：《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如《关睢》，这是一首民间情歌，用起兴的艺术手法着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青年男子思恋少女，感情真挚大胆。由于此诗思想、艺术性都很强，且为《诗经》之首篇，故历来均受重视。
（二）屈原《离骚》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首抒情诗，在我国诗史具有独特地位。《离骚》篇名之意，据汉代班固所释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全诗共373句，2490字。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鸿篇巨制，确为我国诗史上之骄傲啊。屈原的代表作除此外，还有《九歌》、《天问》等。
二、秦汉诗歌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汉魏之间，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主要是乐府诗、民间歌辞与文人五言诗。
（一）乐府：乐府原为秦时设置的音乐机关，后经汉武帝充实编改，其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等；魏晋六朝，乐府则是指带有音乐性的诗体，逐步转变为一种新的诗体的名称。唐时的乐府是相对于近体诗与一般五七言古诗而言的另一种比较活泼质朴的诗体，“感于衰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宋元之后，凡属合乐之，如词、散曲均可称为“乐府”。
（二）汉乐府诗：它主要包括四类作品：
1、郊庙歌辞；
2、相和歌辞；
3、鼓吹曲辞；
4、杂曲歌辞。
乐府民歌是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诗经》有共同之处。可以说《诗经》又向前发展了。
三、魏晋南北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全盛时期，而且开始形成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诗体，主要有建安体、正始体、永嘉体、陶体、谢体、永明体等。在此不作详细论述，我们简略谈谈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东晋著名诗人，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寻阳柴桑人。其诗的内容尤为丰富，通过对农村田园生活之吟唱，表现躬耕田亩的种种体验与坚持崇高理想的斗争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并向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提出抗议。
他开创中国的田园诗，把田园看作是一片纯情的净土，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表现其自然天籁与美好。陶渊明具有敏锐的领悟力，生存在那与大自然距离很小的环境中，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出见一辙，对它歌颂咏唱，以至于复归自然。如他的《归园田居》“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表现一种深远的竟境。
南北朝的诗歌形式，上承汉魏，下开唐宋，在民间歌辞的基础上，经过许多诗人的努力，逐步形成各种诗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诗体过渡时期。
四、唐代诗歌
唐代是我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各体诗歌全面成熟。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一）初唐时期——准备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
（二）盛唐时期——顶峰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
（三）中唐与晚唐时期——发展与成熟期
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中晚唐诗人较著名的还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
五、宋代诗词
词起源于唐代。宋词是我国诗史上又一高峰。北宁著名的词家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
苏轼（号东坡），北宋最有名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苏词题材广泛，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风格亦多样，但其主体风格是豪放的。他不仅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而且也用来表现爱国激情和反映农村生活，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情古》，表现诗人对理想之执着与追求，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颂和热爱以及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向往，感情奔放，联想丰富，笔力豪迈，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豪放派词家的典范作品。
南宋著名词人是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
宋代著名诗人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文天祥，其中以陆游和苏东坡的成就最高。
陆游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他的不少诗篇洋溢爱国主义豪情，激越悲壮，雄浑豪放，在宋代诗坛上独树一帜。代表作如《关山月》、《金错刀行》、《书愤》、《示儿》等，充分表达了他对南宋王朝忍辱苟安的愤恨和祖国命运的关怀。他的诗不论在当时或对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六、元曲、杂剧
元代是散曲和杂剧兴盛的时代。
元代散曲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马致远是元代散曲之大家，很有影响，其作品多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或羁旅飘泊的痛苦，代表作如《双调。夜行船》（秋思）、《天净沙》（秋思）等。
“枯藤老树皆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
马致远的确善于摄取自然景物，融羁旅飘泊之情于萧瑟荒芜之景，强烈烘托出“断肠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绪，情调虽感伤，艺术手法却很高，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与王实甫，代表作分别为《窦娥冤》和《西厢记》。
七、明清诗歌
明清两朝是戏曲和小说兴盛的时代。
较有成就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戚继光、俞大猷、顾炎武、陈子龙、夏完淳、吴伟业、王士祯、纳兰性德、袁枚等人。
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对旧体诗词的借鉴。创作新诗应当全面继承和发展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诗词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优良传统，努力创造发扬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的民族形式。在此对我国诗史只作了一个简要介绍，理出一个基本脉络构想，还有待不断充实、完善。《诗经 采薇》全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xiǎn狁yǔn 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xiǎn狁yǔn孔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赏析：
《采薇》是西周时期一位饱尝服役思归之苦的戍边战士在归途中所作的诗，诗中叙述了他转战边陲的艰苦生活，表达了他爱国恋家、忧时伤事的感情。 诗的前三章以倒叙的方式，回忆了征战的苦况。为了抵御狁的侵扰，他长期远离家室，戎马倥偬，多么渴望边境早日安定而返故乡!
由于陶瓷刀具在1200一1450℃高温下尚能进行切削, 并且可在切削速度500一1000m/min下进行工作, 陶瓷刀具的研制成为刀具材料研究的热点。并且随着烧结理论的深入研究, 各种氧化物、碳化物及氮化物等粉末制备技术的不断改进, 多种陶瓷烧结及加工设备和工艺的不断开发研制, 使得陶瓷材料成为高速切削、干切削刀具的理想材料, 几乎可以加工包括多种难加工材料在内的所有黑色和有色金属[5]。
陶瓷材料作为三大材料之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分成了两大类:普通陶瓷和特种陶瓷。普通陶瓷按其用途分为日用瓷、建筑瓷、电瓷和化工瓷;特种陶瓷又可分为结构陶瓷和功能陶瓷两大类。结构陶瓷强调材料的力学性能或机械性能;而将具有电、磁、声、光、热、化学及生物体特性, 且具有相互转化功能的陶瓷定义为功能陶瓷[2]。陶瓷刀具是现代结构陶瓷在加工材料中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陶瓷刀具是含有金属氧化物的无机非金属材料, 具有高硬度、高强度、摩擦因数低、优异的耐热性、耐磨性 (耐磨性为硬质合金的3~5倍) 和化学稳定性等优异性能, 能够在其他材料无法承受的恶劣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它已成为高速切削刀具材料的首选[4]。
陶瓷刀具材料的出现也有半个多世纪历史, 从1913年陶瓷材料最早试作切削刀具开始, 陶瓷刀具材料的发展, 在20世纪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50年代后期以氧化铝陶瓷为主, 现氧化铝系陶瓷刀具材料是目前所有陶瓷刀具中应用最广泛, 年消耗量最大的陶瓷刀具材料[5]。由于Al2O3系陶瓷刀具化学稳定性好、耐热、耐磨性能优异且价格低廉, 所以目前所占比例很大;60一70年代以Al2O3/Ti C陶瓷为主,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发展了Si3N4系陶瓷刀具及相变增韧陶瓷刀具材料,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晶须增韧陶瓷刀具材料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 各种复相陶瓷刀具材料的研究也倍受重视。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是氧化铝系和氮化硅系陶瓷刀具材料。20世纪70年代投入使用的Al2O3/Ti C热压陶瓷材料, 强度、硬度和韧性均较高, 仍是国内外使用最多的陶瓷刀具材料之一。此后在Al2O3中添加Ti B2、Ti (C, N) 、Si CW、Zr O2等陶瓷刀具也相继研制成功, 其力学性能进一步提高, 广泛应用于碳钢、合金钢或铸铁的精加工或半精加工[6]。
目前陶瓷刀具的研制己建立起融合切削学和陶瓷学为一体的、基于切削可靠性的陶瓷刀具材料设计研究理论体系[5]。现代陶瓷刀具材料多为复相陶瓷, 根据材料不同的使用环境, 以一定的设计理论为基础, 采用各种超细的氧化物、碳化物、氮化物和硼化物等为基本组分, 并依据不同的增韧补强机理进行微观结构设计, 可以制备出具有良好综合性能的复相陶瓷。
陶瓷材料本征脆性, 大多抗拉强度低、韧性差, 因此陶瓷材料的强韧化是拓展其应用的关键。最近的研究表明, 梯度功能材料 (Funetional Gradient Material简称FGM) 、表面改性陶瓷、纳米复合陶瓷刀具材料将在今后得到较大的发展[3]。
其中, 纳米技术 (Nano一ST) 是于上世纪80年代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紧密联系的高新技术, 它在纳米尺度上研究物质 (包括分子、原子) 的内在相互作用和特性, 它所涉及的领域是人类过去很少涉及的非宏观、非微观的中间领域, 英国著名材料专家.RW.Cahn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纳米陶瓷是解决陶瓷脆性的战略途径”[5]。经过纳米改性的材料可提高强度、增加韧性、降低烧结温度。目前使用纳米技术制备的陶瓷刀具材料主要有两种:纳米复合陶瓷刀具材料和纳米涂层陶瓷刀具材料。
纳米复合结构陶瓷的概念是由K.Niliiara于1991年提出的, 可看作是对复构陶瓷微观结构设计的应用。纳米复合材料是纳米材料的重要应用, 它由两相或多相构成, 其中至少有一相为纳米级尺寸。将纳米颗粒、晶须及纤维弥散到陶瓷基体中, 制备成的纳米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性能。切削性能实验表明, 纳米复合陶瓷刀具的耐磨性能远高于同组分的微米级的陶瓷刀具, 且断续切削的能力也有了明显增强[2]。
纳米技术的出现为陶瓷材料的改性和增强提供了条件, 纳米技术在现代陶瓷的应用方面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将纳米颗粒增韧、纤维 (纤维) 增韧、相变增韧等手段相结合, 在保持高硬度、高耐磨性和红硬性的基础上, 研制出高强度、高韧性、智能化、经济环保、具有更好的耐高温性能、耐磨损性能和抗崩刃性能, 满足高速精密切削加工的要求的高性能复合陶瓷材料, 将是廿一世纪陶瓷材料学的发展方向[1]。
通过对近几年发表的关于陶瓷刀具切削性能研究的文献, 了解了刀具材料的发展历程、陶瓷刀具材料的主要种类和特点, 笔者认为陶瓷刀具类型的开发必将是高精度、高柔性和强化环境意识的现代制造技术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徐立强.新型Ti_C_N_基金属陶瓷刀具材料的研制及切削性能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2]丁代存.Si_3N_4_TiC纳米复合陶瓷刀具材料的研制与性能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Krestic V D.Fracture of brittle solidsin the presence of ther-moelasticstresses.J Am Ceram Soc.1984, 67 (9) :589￣593.
[4]宋新玉, 赵军, 姜俊玲.加工Inconel718时陶瓷刀具的磨损机理.中国机械工程.2009, 4:763-768.
[5]张福豹, 谢国如.陶瓷刀具在高速切削加工中的应用.机械工程与自动化.2009, 12:196-197.
照相技术与感光胶片的发明，对电影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878年，英国著名摄影师慕布里奇为了证明马奔跑时是四蹄腾空的猜想，先后动用了12架照相机同时拍摄。当这些连续拍摄的照片在幻灯上放映时，竟然在银幕上出现了一匹飞驰的奔马。在慕布里奇试验的启发下，法国人玛莱终于在1887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架连续摄影机，并用感光纸带拍摄出了许多活动照片。1889年，美国人伊斯曼发明并生产出了35毫米的赛璐珞胶片，后被认定为世界电影胶片的统一标准而通行至今。
1894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经过艰苦的试验，制造出了一台既能摄影、又能放映和冲洗的机器。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他们向社会首次公映了《火车到站》等12部影片，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巴黎，这一天便被定为电影的诞生日。
电影诞生之初，仅仅靠动作和字幕来默默地讲述故事，因而获得了“伟大的哑巴”的美誉。为了让“哑巴”开口讲话，人们曾作过多种尝试，如在幕后让人或留声机配音、配乐等，但始终难以做到与画面同步。直到1929年《纽约之光》的出现，才标志着第一部纯粹的有声片的诞生。有声电影最初是采用蜡盘录音，后改进为磁带录音，随之又出现了立体声。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激光与数码录音技术。它带来的高保真立体声的音响效果，能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电影有了声音后，观众对色彩的渴望也很快变成了现实。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英国特艺色公司终于在1933年研制成功了彩色电影摄制系统，用一架摄像机分别装入红、绿、黄三色胶片进行同步拍摄。尽管使用十分不便，但美国导演马摩里安还是用它在1935年拍摄了第一部彩色影片《浮华世家》。不久，德国人研制并生产出了在一条胶片上涂有三色感光乳剂和录音磁粉的声像“二合一”彩色胶片，从而使电影真正成为了五彩缤纷、声色并茂的“第一艺术”。
电脑技术在电影制作中的全面介入，无疑是电影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早在1979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卢卡斯执导的科幻片《星球大战》，第一次采用计算机模拟宇宙飞船的运动轨迹，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轰动。更令人称奇的是，电脑还具有复制演员的能力。它通过激光扫描仪记录下演员的面部数据，并把这些数据转化成立体坐标，再与面部颜色和肌理等资料合在一起，即可复制出栩栩如生的电脑演员。在《泰坦尼克号》中，电脑创造了数以千计的三维旅客模型，并赋予这些数字人物以真实的形态和具体动作．几乎让观众真假难辨。
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毛泽东将伟人之大气魄、诗人之大手笔、兵圣之大智勇，浑然集于一身。伟人、诗雄、兵圣之最集中诗意凸现，莫过于数十首毛泽东诗词。我们可以通过欣赏毛泽东的一些诗词，来了解毛泽东其人，来感受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和波澜壮阔。
（一）1919－1927年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四首：《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凄凉的心情。茫茫、沉沉、锁，几个字眼勾勒了一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1927年春，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右派投降主义日趋严重，大革命处于失败的前夕。毛泽东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随后反革命政变，一场轰轰烈烈的前所未有的大革命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二）1927—1937年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从幼稚走向成熟，中国局势也逐渐由内战走向抗日。此时毛泽东的诗词，既有对革命斗争写实般的记载，如《西江月·秋收起义》《七律·长征》等，又有因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如《清平乐·六盘山》等。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创作诗的高峰期。
《西江月·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了军民进行土地革命，终使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三）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和扩大，直至战争完全胜利。这时期毛泽东很少写诗。但他理论方面的著作却很多，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这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1945年8月—1949年10月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这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艰难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时期毛泽东的诗主要有三首：《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两首描述的是作者离开延安后转战陕北时战斗的场面或战后的感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于渡江战役后。诗中提到“不可沽名学霸王”，使得这位政治家诗人能够遇喜不亢，临胜不骄。
（五）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浪淘沙·北戴河》《五律·看山》《水调歌头·游泳》等。
一阕《水调歌头·游泳》是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词中提到的 “一桥”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指的是三峡工程。由当时正成为现实的“一桥飞架南北”，而憧憬“高峡出平湖”，正是毛泽东勃勃雄心的诗化。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有诗。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他个人的心理实录，也映射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发展。也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大家能通过毛泽东的诗词，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外语系 本六班 组员: 沈丽阳（05）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即新生期、奋斗期、探索期、逐步迈向成熟期。
一、中国共产党新生期
清末民初，人民深受军阀混战的残害和西方殖民者的压迫。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国民党由于它的自身原因限制，无法满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需要。因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迫切要求成立自己的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采取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方法，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举行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国民党中的先进人士一起，在北伐军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但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共产党内发生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反动性认识不足。因此，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结果，当蒋介石、汪精卫控制中国国民党先后叛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在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屠杀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3.7万多人。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
针。9月，毛泽东同湖南省委领导了湖南、江西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湘鄂赣粤各地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它许多地区的起义先后爆发。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武装起义100多次，开始进入创建红军和发动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毛泽东组织建立了中国农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带领军队进驻井冈山。于1928年与朱德带领的起义军会师于井冈山，创立了红军第四军，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全国红军发展到33万人，共产党员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人发展到30多万人。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的“左”错误几乎使城市中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损失贻尽。党中央在城市站不住脚。1933年，被迫撤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党在军事理论指挥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冒险主义造成的这次严重损失，使全国红军由30多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由30多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三万人人队伍比三十万人的队伍更强大。”
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多次重申党的二大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思想，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并着重总结了建党以来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制订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及同顽固派斗争的方针。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包括一切抗日阶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政权。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致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人民军队的主力，由抗战开始的3万多人，发展到120万多人，使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
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依赖美国的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充实和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其反革命的两手。在武装斗争总题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内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0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9年4月，百万雄狮过大江，占领南京总统府。
中国共产党仅仅经过3年多的英勇奋战，就消灭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中国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美国制造的飞机加大炮，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此，中国人民开始建设新中国，为新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奋斗的探索之路。1955年夏季以后，“大跃进”运动兴起，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为以后的长期发展遗留了一些问题。期间，“浮夸风”盛行，偏离了实事求是的道路。虽然后来拨乱反正，但是这次错误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得的影响。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十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
灾难的内乱。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使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为了保护党和国家不受外国的侵犯，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完善自己，歼灭国内的残余反动势力，还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及援越战争。从而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升，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幻想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好地维护了党和国家的政权。
四、中国共产党逐步迈向成熟
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而努力。通过1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有多少位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是一部成长史，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无数挫折，仍然能够成长与壮大；是一部发展史，它是从“星星之火”发展到“可以燎原”的态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高速发展史，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变成“富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人民的努力，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它不断发展到现在。我相信，在它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一定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篇二：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简介
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简介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的基本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中国早期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办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到1919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从产生时起，就不断地进行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工人罢工的次数日益增多，罢工的规模急剧扩大，开始参加规模较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斗争。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物质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为了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人民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包括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和辛亥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最后都失败了。近代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新型的先进的阶级来领导。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中国工人阶级除具有世界一般工人阶级的优点外，还具有斗争最坚决最彻底、集中程度高，易于形成强大政治力量、便于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等本身独特的优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革命、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中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有能力肩负起历史责任，发挥决定性作用，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产生起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一直苦苦寻找救国之路，诚心诚意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些“先生”并不希望中国独立富强，他们总是欺负自己的“学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现实，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黑暗中继续摸索新的出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学习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李大钊（1889-1927），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地村人。他在1913年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并满怀豪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中国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并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把三大原理联络起来的“一条金线”。同年７月，他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驳斥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诬蔑，强调对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从而维护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巴黎召开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也参加了会议。但会议拒绝中国正当要求，还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日本。北洋军阀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中国，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强烈愤怒。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3000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能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形成自觉的工人运动，不断提高斗争水平，产生组织起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只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指导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它的伟大作用。因此，一大批先进分子纷纷到工厂、煤矿等地方，调查工人生活，开办工人夜校，讲解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
义，发挥桥梁作用，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这项工作开展得更加深人，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都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进分子。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工作的决议》，决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1919—1927）
中国共产党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派没有采取的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方法，推动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和推动下，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举行讨伐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进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国民党中的先进人士一起，在北伐军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共产党内发生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
（1927—1937）
1927年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统治，中国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和工农政权，连续多次击败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革命走向复兴的时刻，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党再次受到严重损失。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长
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随后，党领导红军以异乎寻常的坚强毅力，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和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1937-1945）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救国的纲领，提出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装深入敌人后方，发动人民群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军民逐步成为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领导敌后军民坚决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并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妥协逆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1945-1949）
全面建设（1949-1956）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中国历史从此开 篇三：党的发展历程
九十年风雨兼程，九十年星光闪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不平凡的历程。90年来，历经风雨的中国共产党，从当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8000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和国家的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梳理党的历史，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面栩栩如生，刻在我们心里的那一些记忆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1、从五四运动到“南湖会议”（党的创立时期 1919.5.——1921.7.）
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救亡图存”斗争的屡遭失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社会基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政治上的觉醒，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阶级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干部基础。在各种条件具备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2、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七.一五分共”（国民革命时期 1921.7.——1927.7）
1924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军，但由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右派的妥协退让，放
弃了对同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致使国民党右派势力得逞，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失败。
3、从挺进井冈山到“七七事变”（土地革命时期 1927.7.——1937.7.）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两次生死攸关的大转折：第一次是从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失败中总结教训，成功的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的召开，停止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重新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4、第二次国共合作到抗日胜利（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地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并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5、从重庆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10.）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反对，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和各民族党派的支持下，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6、从争取国民经济恢复到“三大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过度时期 1949.10.——1956.12.）1949年到1952年，面对满目倡痍、白废待兴、茅盾重重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遵循“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成功地用三年时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从1952年开始，又展开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7、从“大跃进”到“八字方针”制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时期 1957.——1965.）
从195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也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历时十年的全局性内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
9、从“两年徘徊”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拨乱反正时期 1976.——1981.）
1991年5月28日上海金属商品交易所开业
1991年6月10日，深圳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宣告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以期货交易所形式进行期货交易的交易所，同年9月28日推出的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标准合约——特级铝期货合约。
1992年9月，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同年底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开业。标志中国期货市场中断了40多年后重新在中国恢复。
1993年5月28日，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实现由现货到期货的过渡。
1993年11月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要求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中国期货市场规范整顿工作由此开始。
1994年3月30日，国务院发文，禁止境外期货代理业务，并将期货经纪公司的审批权由国家工商局转移到中国证监会，从严控制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
1994年4月6日，国务院开始关停一些大品种，停止钢材、食糖、煤炭期货交易。同年9月29日暂停粳米、菜籽油期货交易。
1994年4月28日，第一部地方期货法规——《河南省期货市场管理条例》出台。
1994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国务院证券委《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的请示》，开始了对期货交易所的全面审核、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期货交易的严格控制、对各种非法期货经纪活动有严格查处。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权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11家期货试点交易所。1995年1月，天津、长春两家联合试点期货交易所诞生。1995年4月19日，上海商品交易所成为第14家试点交易所。
1995年5月，国债期货“3·27事件”和“3·19**”导致国债期货交易被暂停。
1995年4月，上海物贸因在上海商交所9505和9507胶板合约中严重违规成为第一个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会员单位。
1995年9月，中国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着手进行会员制改造。
1995年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控制风险，禁止资金T＋0结算。
1995年10月31日，中国证监会责令长春联合期货交易所停业整顿半年。
1996年2月23日，国务院发文加强期市监管，金融机构退出期市。
1997年2月底，中国证监会严厉查处天津红期货操纵案。
1997年3月1日，李鹏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规范证券、期货市场，增强风险意识”。由此1997年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期货市场防范风险年”。
1997年7月上旬，中国证监会对期货经纪公司开始进行年检工作，并公布第一批不予通过1996年度年检的11家期货经纪公司名单。
1998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对期货市场再次进行力度较大的治理整顿，对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进行了数量、质量上的调整，改变了整个期货市场的格局，将原来的14家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大连、郑州、上海三家。
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机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确立中国证监会统一负责对全国证券、期货业的监管，一个集中统一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初步形成。1998年11月24日，中国证监会批准重新修订后的大豆、小麦、绿豆、铜、铝、天然橡胶等六个合约，11月27日新修订后的小麦、绿豆合约上市交易。
1999年6月2日，国务院颁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期货经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和《期货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也相继发布实施，从而加强了对期货市场的监管，为期货市场的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运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期货市场由此进入了试点新阶段。
关键词：血压,有创血压监测,无创间歇性血压测量,无创连续性血压测量
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内流动时对单位面积血管壁所施加的侧压力,它是重要的生理指标,反映人体心脏和血管的功能以及全身血容量,是基本的生命体征之一,在疾病的诊断、观察治疗效果和判断预后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下面对血压监测方式的发展历程作一阐述,以助于监测者了解和选择适合的测压方式。
1 血压概念的提出
早在公元二世纪,希腊解剖学家Galen就宣布动脉中运载的是血,而不是空气,但他认为肝脏是血液系统的中心。1628年William Harvey在论文《心脏的概念》中更正了Galen的错误,文中提到:“正像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一样,心脏控制着整个人体。”Harvey经过对血管的解剖,得出结论是:大量的血液从心脏流出,经过血管流向组织。这些血液不是由心脏产生并在组织中消失,而是从心脏流向组织后又从组织流回心脏,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循环。这就是最早的血液循环的概念。
一个世纪后,英国生理学家斯蒂芬·海尔斯认为Harvey提出的稳定的血液循环实际上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1733年海尔斯对狗、羊、鹿、马等动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后,提出血压的概念。他在论文中描述了他的实验过程:将一个细小的铜管插入一匹马的动脉中,铜管上垂直安装一个9英尺长的玻璃管。血管中的压力在玻璃管中形成了一个高8英尺3英寸的血柱,马心脏的跳动使血柱上升和下降2~4英寸,最高处的压力反映了心脏的收缩,最低处的压力则反映了全身血管对血流的阻力。
2 血压监测的发展历史
海尔斯提出了血压的概念并进行了最早的直接动脉血压测量。1823年,法国生理学和物理学家J.-L.-M.泊肃叶使用水银测压计接上充满抗凝血剂的动脉插管进行实验动物的动脉血压测定。1847年,德国生理学家C.F.W.路德维希使用U形管水银测压计,一端与实验动物的动脉相连,另一端水银柱上加以浮标,上有描记笔尖在转动的记纹鼓上持续记录动脉压的波动变化。这是血压监测记录的一大进展。现今在一般急性动物实验中仍广泛使用直接动脉血压测量法,但因对身体有严重伤害,故不能用于人的血压监测。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在临床广泛应用的只有不破坏血管,在血管外部间接测定血压的方法。成为现代血压测量的技术原形的是1876年Marey提出的恒定容积法[2]。1880年,捷克生理学家兼医生巴奇发明了间接测量人体血压的方法,他的测量方法是:用充满水的橡皮球压迫手臂血管,同时用手指按摸被检者的脉搏来确定血压值。该方法的优点是不对人体造成伤害,缺点是测得的桡动脉血压很不准确。1896年,意大利医生利瓦·罗西改进了巴奇的方法,他用橡皮压脉带绷扎上臂,橡皮压脉带连接橡皮球,充盈向血管施加压力、空虚橡皮解除压力,同时切诊受检者的桡动脉脉搏,以此确定动脉血压,这已经很接近现代水银血压计测量法了[3]。1905年,俄国医师柯罗特科夫发明了柯氏音听诊测定法,他使用测压计与能充气的袖袋相连,将袖袋绑在受试者的上臂,然后打气到阻断肱动脉血流为止,再缓缓放出袖袋内的空气,当袖袋压刚小于肱动脉血压时血流重新开放,冲过被压扁动脉时产生了湍流,引起振动声(柯罗特科夫氏音,简称柯氏音),利用放在肱动脉上的听诊器就能听到这个声音,这时测得的是心脏收缩期的最高压力,称为收缩压。继续放气,柯氏声加大,当声音变得低沉而长时,所测得的血压读数,相当于心脏舒张时的最低血压,称为舒张压。当放气到袖袋内压低于舒张压时,血流平稳无阻碍地流过血管,柯氏声就完全消失。此后,柯氏音听诊法与水银血压计、袖带一起组成了目前临床血压测量的金标准[4]。2005年,美国心脏学会(America Heart Association,AHA)再次确定水银血压计、袖带听诊法是“人和实验动物血压测量的建议”中间接血压测量方法的“金标准”[5]。1973年,第一台压力表手动电子血压计由欧姆龙公司发明,其原理是利用麦克风代替听诊器检测柯氏音[6]。1980年,通过臂带加压后,由传感器测出的与心搏同步的压力波动的示波法测量血压成为无创血压监测的新的里程碑,成为至今仍为广泛使用的方法。
3 现代血压监测的分类
现代血压监测根据对测量者是否造成损伤,分为有损监测和无损监测[7],又称有创血压监测和无创血压监测。有损监测直接测量血管内压力;无损监测一般是通过对相关特征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来获得血压值,间接通过血流来反映血压,它可进一步细分为间歇性测量和连续性测量。间歇性测量的两次血压值测量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连续性测量则可以实时跟踪血压的变化。
3.1 有创血压监测
虽然最早的血压测量是有创动脉血压测量,由于对身体有严重伤害,故未广泛用于人的血压监测。但是人类探索和创新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有创动脉血压监测技术和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发展,经历了简单的水银或动脉压力表(弹簧血压计)方式测压的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机械的发展,电子压力换能器的出现使有创血压监测技术得以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电子压力换能器是一种可以对压力快速变化做出电阻反应的固态装置,弹性元件、电阻应变片和惠斯通电桥是压力换能器的主要构成部件。将套管针置于动脉血管内,连接延长管,导管内液体将血压传导到压力传感器,弹性元件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使粘贴在它表面的电阻应变片也产生跟随变形,其电阻值发生变化,再经惠斯通电桥把电阻变化转换为电压信号[8],最终将其转换成数字和波形,显示于监护仪屏幕上[9]。它的基本特点就是需要进行动脉穿刺,建立与压力载体连通的通道,依赖于生理盐水将压力传递到外部的测量传感器上,进行压力数字信号的处理。因此,为了确保取值的准确性,监测标准要求保证动脉测压系统的灵敏性、稳定性、线形和适当的频率反应[10],在监测的过程中应有效的管理冲洗装置、传感器和连接管道,测压装置管道内充满抗凝液,各管道连接紧密,无漏气、漏液,防止空气进入管道系统和动脉[11]。
有创血压监测的优点是能迅速、直接敏感地反映瞬间的动脉血压变化,是持续动态过程,所以对于血管痉挛、休克、体外循环的患者,其测量结果更为可靠,患者的低血压状态可更准确地反映出来,而且准确、直观地显示为持续的动态过程和变化趋势[12]。但它的局限在于对机体有一定的伤害性,为侵入性监测手段,操作不当会引起血栓形成、栓塞、出血、感染等并发症。有创血压监测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广泛应用,我国在这方面起步稍晚,该技术在麻醉手术中和ICU应用较早和较成熟,目前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在不断的应用开展,如新生儿监护和烧伤病房等过去较少应用的领域[13,14]。
3.2 无创血压监测
3.2.1 无创间歇性血压测量
无创间歇性血压测定原理方法有振荡法和柯氏音法。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多参数监护仪中采用的无创血压自动测量方法为振荡法,与柯氏音法相比,振荡法更具有优越性,其省去了一个脉搏拾音监测单元,避开了外界声音振动的干扰,重复性较好,测量误差可以减少到5~10 mm Hg以下。监护仪无创血压测量从结构上说一般由袖带、充放气控制、压力传感器、数据分析显示等几个部分组成,影响以上几部分都会造成测量值不准确,如严重的休克和心律失常、血压过高或过低、心率过快或过慢、患者运动等。此外,无创血压测量的精确度还受心输出量、血容量、动脉管壁弹性、血液黏稠度、外周阻力、监护仪的工作状态、袖带大小和松紧程度等因素的影响[7,15,16]。
与有创血压监测相比,无创间歇性血压测量法的优点为:无创伤性,重复性好,省时省力,操作简单,易于掌握,因此使用安全方便。缺点在于不能反映瞬时和持续的血压变化,肢体活动或压迫袖带会影响血压的测量结果,在休克状态下可能会提供不可靠的较高的压力值。测量过于频繁、测压间隔太短、时间太久会引起肢体缺血、麻木、骨筋膜室综合征、皮肤紫癜等并发症[17,18]。
常用的无创间歇性血压测量仪器有:多参数监护仪(血压计)、台式水银柱式血压计、袖带式电子血压计、腕带式电子血压计和指套式血压计[4,19]。目前,血压测量的标准位置仍是上臂,因为距离心脏越远,动脉的收缩压越高而舒张压则越低,因此腕部和手指测量血压的仪器检测虽然方便,但仍认为不够准确[20],所以比较适合作为家庭自测血压计使用[21,22]。而多参数监护仪(血压计)与台式水银柱式血压计、袖带式电子血压计所测得的血压值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可以互相替代,由医护人员在标准条件下按统一的规范进行血压测量。
3.2.2 无创连续性血压测量
无创连续性血压测量操作简便、无创伤性,可及时反映血压的变化,目前主要方法有:(1)恒定容积法:1973年Penaz首先报道采用伺服指脉测压仪进行连续血压监测,20世纪80年代初制成商品后应用于临床。该仪器于食指或拇指第二节置指套,发射透过手指的红外线,由光检出器接收,手指体积描记器则连续测量指动脉的直径大小,经过伺服控制系统的反馈环路和微机系统后于屏幕上显示脉搏波和血压的数值。该仪器主要缺点是当动脉收缩痉挛时,外周动脉血流受到影响导致测量失真。(2)动脉张力测量法(arterial tonometry):其原理是在桡动脉部位安装特制的压力传感器,其内部有31个独立监测性能的微型压力传感器,通过电子系统确定传感器在桡动脉上的最佳位置,取得动脉搏动的信号。缺点是测压的准确性在传感器受到碰压或位置移动时会受到影响。(3)动脉延迟检出法(pulse wave delay detection):是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如手指、前额)安置2个光度测量传感器,对动脉波延长的部分进行延迟检测。该方法与动脉张力测量法一样需用标准的NIBP法校对。(4)多普勒法(Doppler):根据多普勒效应原理,通过探头测出充气袖带远端动脉壁运动的声波频率,从而间接测量血压。其突出优点是在小儿和低血容量状态下测量血压较准确,缺点是不容易准确测定MAP和DBP,准确性还受多普勒探头的位置变化影响。(5)CNAP®Monitor500连续无创型血压监测系统:该系统由奥地利Cnsystems Medizintechnik公司研究开发。构成为CNAP双指套传感器、固定于上臂的CNAP控制器及用于定标的无创血压测量袖带。基本原理是袖带血压测定的金标准、指套传感器的血管卸载原理以及专利的VERIFI运算法则,可瞬时、准确、连续地显示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动脉压,反映每个心动周期的血压变化,可通过压力波形估计心肌收缩力与心输出量以及血容量。并且通过间断测量无创肱动脉袖带血压(可调节间隔时间为5~60 min),对其连续性血压测量进行校准,从而使测量更准确。可弥补无创袖带和有创每搏连续血压监测两种方法的不足,又具备它们的优点。目前该系统获得了奥地利国家最高科学奖,通过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欧盟CE和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是美国宇航局(NASA)指定使用产品,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及科研机构的广泛使用。另有学者认为该系统的精确性和人种人群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23,24]。国外文献报道该系统的临床应用适应证与有创每搏连续血压监测相同,以麻醉手术与重症监护病房(ICU)为主,也适合用于各种危重症患者的转运和生命体征监测[25,26,27,28]。禁忌证包括:(1)手指残缺不全者不能正常测量;(2)严重末梢血液循环差的患者,无法通过设备系统自动的PI检测(手指动脉渗透信号质量参数);(3)严重心律失常患者。临床使用也发现不适合用于以下情况:严重低血压、休克、快速型心房颤动或其他明显的心律失常及不能控制肢体活动和躁动的患者[29]。
4 总结与展望
在15、16世纪，西欧社会发生了两场重要的文化运动，一场是南方拉丁文化圈的文艺复兴运动，另一场是北方日耳曼文化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两场运动构成了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向西方现代文化转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两场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欧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它们却并没有开创出西方现代文化赖以生长的理性精神。文艺复兴提倡一种感性的快乐，宗教改革则弘扬一种虔诚的信仰，这两场运动的推动者们对于理性都不感兴趣。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是从17世纪开始茁壮成长的，17、18世纪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才是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两个世纪，而启蒙运动则构成了这两个世纪的重要标志。正是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一个全新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文化才得以产生。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先从英国讲起，经过法国，最后到德国结束。
一、英国的启蒙运动
所谓启蒙运动，说到底就是理性精神的崛起，这是从17世纪开始的。现代理性精神最初崛起的地方，既不是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也不是开创宗教改革的德国，而是孤悬海外的英国。大家知道，英国是一个岛国，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在中世纪甚至连凌驾于欧洲世俗王权之上的罗马天主教皇也对英国有鞭长莫及之感。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由于一桩离婚案而与罗马教皇闹翻，从而在英国自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改革。英国宗教改革既不是出于对罗马教会的道德义愤，也不是为了捍卫什么纯正信仰，而是为了维护英格兰人的独立权利。英国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带有很清醒的实用色彩，它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加强了英国国王的宗教权力，建立了英格兰的独立教会即安立甘宗或圣公会；第二是没收天主教修道院的教产并廉价地卖给乡村贵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两项成果表现出一种审时度势的实用理性精神，有力地促进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
英国宗教改革开创了一种相对独立和宽松的文化氛围，使理性精神得以崛起。因此，最初的启蒙思想产生于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启蒙思想的推动者是17世纪的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牛顿和洛克。牛顿最大的功劳并不在于他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而在于他第一次把自然世界变成了一个井然有序、按照既定规律而运转的机械世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过去的世界是由上帝控制的，在那个世界里充满了奇迹。什么是奇迹呢?奇迹就是自然规律的破坏和中断，上帝可以任意破坏和中止自然规律。比如说，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摔在地上，摔断了腿或者摔死了，这是自然规律，是重力作用。但是如果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掉到一半，却飞到天上去了，这就是奇迹，也就是说自然规律被破坏了、中断了。同样，人死了埋在地下，逐渐化为黄土，这是自然规律。可是如果一个人死后被埋，却在第三天复活了，这就叫做奇迹。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自然界经常出现奇迹，自然规律经常遭到破坏和中断，那么科学家们将如何去研究自然界呢?科学与神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就拿重力作用来说，如果重力作用在此处有效，在彼处却由于上帝的奇迹而失效，那么科学家们将如何来研究它呢?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经验哲学和实验科学已经初具规模的17世纪的英国，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防止上帝任意干预自然进程，让自然界成为一个按照固有规律进行运转的机械世界。这在17世纪的英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仍然对基督教有抱着坚定的信仰，但是他们同时也力图把基督教的上帝与一个严格遵循既定规律的自然界协调起来。而牛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转，自然界杜绝奇迹，上帝也决不会破坏自然律。在牛顿的这个机械论世界里，上帝构成了世界的第一推动力，他推了世界一把，然后世界就按照既定规律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在17、18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严格遵循必然性而运转的机器，这个世界是与以往那个充满奇迹的世界迥然不同的。虽然这种机械论世界观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单调刻板的世界，但是这样一个受严格必然性所制约的世界总要比一个没有任何规律、随时都可能发生奇迹的偶然性世界好得多。唯有这样一个世界才是符合理性精神的世界，才能够成为自然科学家们研究的对象。由此看来，欧洲启蒙思想的源端，最早滥觞于17世纪英国的那些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思想家，牛顿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按照17世纪流行于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整个世界就像一块结构精密的钟表，而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就如同钟表匠与钟表的关系。一个高明的钟表匠一次性地创造了一块钟表以后，就再也不用去调校它了，这块钟表本身就会有条不紊地运转下去。同样，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一次性地创造了世界之后，就再也不用去干预它了，因为世界会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这规律正是上帝智慧和理性的体现——而运转。反之，如果上帝老是对自然进程进行调整，老是去插手自然界的事情，通过奇迹来干预自然进程，那么这只能说明上帝是一个蹩脚的钟表匠。这样一来，上帝就被名正言顺地赶出了自然界，被束之高阁了。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上帝就像是一个老不回家的主人，他把他的家即整个世界交给了他的大管家牛顿，而牛顿则把这个家管理得井然有序。名义上上帝是世界的主人，实际上世界却按照牛顿的力学规律在运转。所以，牛顿的贡献决不仅限于创立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更重要的在于他给当时的人们展现了一个像钟表一样严格遵循既定规则而运转的机械论世界。这种机械论世界观影响西欧人达两个世纪之久，它极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待自然界以及对待上帝的看法，培育了一种注重必然性的理性精神。
17世纪英国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就是洛克，他与牛顿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如果说牛顿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符合理性的、按照内在规律而运转的自然世界，那么洛克就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同样符合理性的、同样按照内在规律而运转的人类社会。洛克告诉人们，人类社会也是一块钟表，社会这个系统也有它的内在法则，即国家的法律，这些法律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制定的。一个社会的好坏，就在于它的统治者是否理性地遵守这些法律。正如上帝也不能任意地破坏自然规律一样，国王也不能任意地践踏社会法律。一个社会的理性精神就体现在根据社会契约而制定的法律规范中，体现在遵循这些法律而进行的政府活动中，具体地说，体现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起来的宪政体制中。只有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宪政体制中，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才能得到保证。而民主和自由的前提就是人的天赋人权和理性，只有当人具备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人才有资格谈民主和自由。
如此一来，上帝也被赶出了社会领域。
在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仍然承认，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他们却强调，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赋予人一件最高贵的禀性，那就是理性。人之所以高出万物，就在于他天生具有理性能力。那么，什么是理性呢?理性就是一种遵循既定法则或规范来管理世界和管理自己的能力。上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够创造出自然界，而且能够创造出有理性的人。这个有理性的人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来管理世界和管理自己，无须上帝插手了。在这里，理性本身成为人的本质特征，上帝反而隐蔽在理性的光芒背后了。上帝既然已经把理性赋予了人，他就不必再在这个世界里显现了，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理性正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的体现。这样就通过一种明扬暗贬的方式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正是由于牛顿和洛克的作用，理性的重要意义被凸现出来。揭示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本质，这是17世纪英国人的两个重要贡献。这两个贡献，说到底，突出的是同一种精神，即理性精神。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充满了理性的法则。理性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表现为自然规律，在社会中则表现为法律制度。而理性的基本特点就是齐一性，就是普遍必然性，即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任何例外。例如重力作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意大利，都是同样有效，没有例外。一部好的法律，也应该在任何地方都适用，都能够很好地运用来治理国家。说到底，齐一性或者普遍必然性就是杜绝例外，就是杜绝奇迹。另一方面，理性又是上帝赋予人的最高禀性，人完全可以仅凭着理性来认识和支配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这样一种对于理性的自觉意识，就是所谓的“启蒙”。
这个“启蒙”的历程最初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然后由英国传入欧洲大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在理性精神和宽容气氛方面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的是荷兰。17世纪的荷兰聚集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惠更斯、雷汶胡克、格劳秀斯等人。荷兰的宗教政策比较宽容，思想氛围比较自由，一些在欧洲其他国家不能发表的著作、言论，在荷兰都可以自由发表。这样就鼓励了一大批哲学家和科学家跑到荷兰去避难。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加盟，使得荷兰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在17世纪的欧洲大陆独占鳌头。但是，最初的启蒙思想还是源于英国，源于牛顿、洛克等具有自然神论倾向的英国思想家。
二、法国的启蒙运动
启蒙思想从英国肇始，然后传到荷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到了18世纪，法国就取代英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地处欧洲中部，从文化渊源上说属于拉丁文化圈，但是在蛮族大入侵后又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可谓是左右逢源，兼收并蓄。从17世纪的路易十三时代开始，法兰西就开始迅速地崛起，在文化方面很快就成为全欧洲效法的榜样。近代法国人素来以机智敏锐和标新立异而著称，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时髦事物大多是源于法国。丹纳曾经说过，17、18世纪的法国人教会了欧洲所有开化和半开化民族一套说话、行礼和微笑的方式。当自然神论从英国流传到法国之后，擅长于追逐新潮的法国人立即就抓住了时髦的理性，法兰西也一下子从最保守的天主教阵营变成了最激进的启蒙运动中心。相比而言，启蒙运动在法国人那里和在英国人那里是非常不同的。英国人谨小慎微，具有绅士风度，始终将理性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们虽然悄悄地挖了上帝的墙脚，但是却从来不敢公开诋毁上帝。但是法国人却喜欢走极端，赶时髦，他们一旦接受了理性精神，立即将其推向极端，从而在18世纪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启蒙运动。
对于中国人来说，启蒙运动总是与18世纪的一批激进的法国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一说起启蒙运动，我们的头脑中就会浮现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的名字，好像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法国人的思想运动。事实上，法国人只是将启蒙运动推向了一个极端，即无神论的极端，这个极端并不是启蒙运动的全部内容。在近代，任何东西一到了法国人手里，往往就会剑走偏锋，被弄得轰轰烈烈、惊世骇俗。在18世纪初，伏尔泰曾到英国避难，在那里他深受牛顿和洛克思想的影响，成为一个自然神论者。回到法国后，伏尔泰就把英国人的理性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并且推向极端，要求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由此开启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伏尔泰本人也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法国启蒙思想家并非属于一个统一的阵营，老一辈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相对比较稳健，基本上还是一些自然神论者；年轻一代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则比较激进，已经走向了无神论。在启蒙思想家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卢梭，几乎与同时代的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都处于对立之中，尤其是与伏尔泰和霍尔巴赫等人，可以说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将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用理性来审判一切。他曾对教会人士宣称：理性的时代到来了，你们在理性面前发抖吧!他向整个时代发出了理性的呐喊。伏尔泰笔触辛辣刻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仅在法国知识精英中享有盛誉，而且也被全欧洲的知识分子视为精神领袖。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法国以外的地区流亡，激烈地抨击欧洲的君主专制和宗教愚昧等“卑鄙无耻的东西”，但是同时却又受到欧洲各国君主和权贵们的礼遇，被奉为座上宾。伏尔泰为人机智，打着上帝的旗帜攻击耶稣，一面宣称自己信仰上帝，另一面却对基督教的教会、教仪、神学和神职人员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因此法国的启蒙运动，注定了是与伏尔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年轻一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即“百科全书派”那里，伏尔泰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自然神论就转变为公开的、战斗的无神论。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公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上帝本身。这在当时确实是需要勇气的，在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宗教信仰像汪洋大海一样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敢于公开地批判上帝，这的确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在这一点上，法国人堪称勇气可嘉。法国人素来如此，敢为天下先，但是与同时代的德国人相比，法国人却显得激烈有余而深刻不足。
在英国人那里，理性只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高贵禀性，上帝仍然享有至尊的地位，高于一切被创造物。然而在法国人那里，理性高于一切，理性就是上帝，在理性之外再无权威，连上帝也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在这一点上可以明显看出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差别。英国人还是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力图协调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法国人则公开地把上帝从王座上拉了下来，而将理性扶持到这个王座之上。理性被戴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冠冕，成为一切的审判者，成为
新的上帝。伏尔泰还比较滑头地在表面上承认上帝的存在，力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自然神论者，但是他骨子里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了。而到了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那里，则公开打出了无神论的大旗，把基督教简单地等同于迷信，认为一切宗教的共同基础就是无知和欺骗。伏尔泰把上帝说成是“第一个傻子遇到的第一个骗子”；霍尔巴赫则更加极端，公开宣称自己与上帝势不两立。霍尔巴赫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袖珍神学》。这本书中，他对上帝、耶稣、宗教裁判所、十字军、教会、神父以及基督教的各种教义和仪式等都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讽刺。正是这种激烈的宗教批判，使得法国无神论名声大振，一跃而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自己已经大彻大悟了，已经彻底揭穿了宗教的本质。他们将理性推到极端，主张用理性来审判一切。但是，这种将理性推至极端的做法却导致了新的独断论，理性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暴君。理性要求把一切都拉到自己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但是却唯独忘记了对自己的审判。法国启蒙思想家要求用理性来评判一切，却唯独没有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应该既看到理性的巨大作用，同时也看到理性的局限性和运用范围。理性是有界限的，如果像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理性就是一切，那么这恰恰表明了人类的妄自尊大。这样一种理性的狂妄，导致了什么结果呢?今天的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与人的紧张关系，都是由于过分推崇理性而造成的。所以，只有当人们不仅理性地对待别人和其他事物，同时也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时，他们才具备了真正的理性精神，即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理性。这种真正的理性精神，时髦而浅薄的法国人是不具备的，只有晦涩而深刻的德国人才具有。
三、德国的启蒙运动
近代英国人以审慎而著称，做事小心翼翼，不偏不倚。近代法国人机敏浪漫，喜欢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近代德国人则擅长思辨，在实践方面懦弱保守，在思想上却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深刻。德国人是率先进行宗教改革的民族，尽管他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导致德国社会的实质性变化，但是宗教改革的精神却培养了德国人的内在气质，造就了精神上的自由倾向和思辨性格。近代德国人似乎并不关心实践领域，只专注于纯粹理性和绝对精神的世界。这种片面性固然造就了近代德国在理论领域中的辉煌，但是它同时也导致了近代德国在实践领域中的积弱不振。这种积弱不振的状况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才得到根本的改变。而在此以前，德国人始终沉浸在精神的修养和哲学的思辨之中，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实践，由此造成了德国在近代历史中的落后地位。
在18世纪中叶，法国的启蒙思想传播到了德国，当时的德国还处于分崩离析的封建状态。在最为强大的普鲁士，18世纪中叶由一位具有开明思想的君主执政，这就是腓特烈大帝。这位君主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一辈子不停地与法国人打仗，但是他对法国的文化却推崇备至。1750年左右，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被腓特烈大帝请到了柏林的王宫里，在那里待了两年。在伏尔泰和英、法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之下，德国的启蒙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德国的启蒙思想既不同于法国，也不同于英国。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启蒙运动，总是与法国人那种激进的无神论联系在一起，而德国的启蒙思想，却是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德国启蒙运动的基本宗旨不是像法国人那样要彻底揭穿基督教信仰，而是要把德意志民族传统的宗教虔诚与英、法时髦的理性精神结合起来。与其他民族相比，德国人总是有着更加深沉的宗教信仰和虔诚精神，所以宗教改革从德国爆发，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启蒙时代，德国人也试图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与来自英、法等国的理性精神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结合，就构成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特点。因此，德国启蒙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反宗教，不是像法国人那样用理性来彻底否定基督教信仰，而是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保持一种合适的张力。在这两个对立的东西之间寻找一种妥协，这就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和法国的情况一样，德国启蒙思想家们也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阵营。他们中有的人更加偏激，有的人则更加保守，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人，其基本的思想倾向都是力图实现信仰与理性的协调或统一。康德无疑是德国启蒙思想家中比较偏重于理性精神的人物，从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来看，启蒙并非仅仅是启他人之蒙，而是首先启自己之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由此可见，启蒙更主要的是一种自我启蒙，即摆脱各种权威的制约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康德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以一种理性的精神来对待宗教信仰，而且也以一种理性的精神来对待理性本身。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就是要揭示出理性的能力、范围和限度。而且，康德也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简单地否定宗教信仰，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他的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回答“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这样一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解决认识与实践、理性与信仰的协调问题。康德在推崇理性的同时，坚持认为理性本身也是有界限的，理性并非万能的。有一些东西是理性无法认识的，比如说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问题，理性对于这些问题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只能对它们保持沉默。这种承认理性的界限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理性态度，即理性地对待理性本身的态度。康德提醒我们既要看到理性的能力，也看到理性的界限。他提醒我们不要太狂妄，不要因为我们是有理性的动物，便以为我们可以去审判一切、凌驾于一切之上。这样一种狂妄的态度恰恰是非理性的态度，它与理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康德通过他的三大批判，在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关系。一方面，康德强调我们的科学知识只是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在经验世界中，没有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立锥之地。这样一来，科学便从神学和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了，再也不必过问宗教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康德又强调人除了运用理论理性来认识外在的自然世界以外，还要面对我们内心的道德世界，而道德理想往往会把我们引向一种关于上帝的信仰。按照康德的观点，当科学家们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上帝的问题，因为上帝不在自然界中。但是上帝不在自然界中，并不意味着他就不在任何地方。按照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既然上帝已经被赶出了自然界，那么他就完全没有立锥之地了，就彻底完蛋了。可是康德却告诉人们，上帝并没有彻底完蛋，他虽然不存在于外在的自然界中，却可以存在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上帝赶出了自然界，但是，人的道德良心却需要一个终极性的支撑，这就是上帝。没有上帝，没有关于未来世界“以福配德”的保
证，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就会缺乏坚持道德的理由和勇气。这样一来，康德就给科学和宗教分了工。这二者一个负责外部世界，另一个负责内心世界；一个形成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另一个构成道德实践的信仰。这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彼此共存并相互补充。康德一方面承认理性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对理性的运用范围进行了限制，突破了理性的独断主义。在康德这个最具有理性精神的德国哲学家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宗教虔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18世纪的德国，还有一些启蒙思想家在坚持宗教信仰方面比康德走得更远。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强调普遍理性的做法不同，这些德国启蒙思想家坚持认为，普遍的理性法则必须与德意志民族传统的宗教虔诚相协调，他们甚至将这种宗教虔诚推到了偏颇的地步，从而导致了神秘主义。在他们看来，德国是一个落后民族，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不能只是一味地模仿英、法的时髦理性，而更应该通过学习这种普遍理性来弘扬德国的民族文化。这样一来，德意志民族精神便从启蒙运动中萌发出来了。在此以前，德国人总是自惭形秽，瞧不起自己。然而在启蒙运动中，德国人发现，启蒙运动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批判别人，而是自我批判。自我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贬低，而是将自己提高到文明开化和启蒙状态之中。在启蒙运动中，德意志的精神、语言、文学艺术和民间神话等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现在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了。德国文化作为一种落后的文化，正是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开始崛起的。它的崛起并不是跟在英、法之后亦步亦趋，而是把外来的、时髦的、代表着时代精神和历史前进方向的理性与本民族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有效地结合起来，在英、法的理性精神和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些更偏重民族传统的德国启蒙思想家，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们包括哈曼、耶可比、“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赫尔德，以及稍晚的施莱格尔兄弟、谢林、荷尔德林等浪漫主义者。正是他们使得德意志精神超越了狭隘的知识理性或工具理性，走向了深邃的思辨理性和神秘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当然也导致了德国人自我意识的苏醒，启蒙运动不仅使德国人接受了理性精神，也使德国人产生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德国人在启蒙运动中不仅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推崇理性精神，而且也大力发掘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深刻的文化批判来提高整个民族的哲学教养和精神素质。在启蒙运动中，质朴愚钝的德国人逐渐意识到，德意志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就像英格兰、法兰西一样，有着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虽然德国人在过去的时代里显得十分低俗，但是德国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却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这样一种民族意识的自觉，使得近代德国人逐渐从自惭形秽的自卑转向了一种孤芳自赏的狂妄。这就是德国人在近代崛起的精神标志。当然，这种民族自豪感后来被推向了极端——德国人的自我意识到了19世纪后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唯我独尊的狂傲，导致了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了20世纪，希特勒进一步把这种唯意志主义转化为一种狂热的种族优越论，最终酿成了法西斯主义这杯苦酒。
纵观启蒙思想在西欧社会中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它在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是不尽相同的。从英国的审慎启蒙到法国的偏激启蒙，再到德国的深刻启蒙，其中的发展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启蒙运动理解为一个统一的、千篇一律的运动，而应该细致地分析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的具体情况。但是无论如何，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理性的时代到来了，理性成为西方文化舞台上的主角，欧洲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的浓重阴影而走向现代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所讲的启蒙问题，我的目的无非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理性，用启蒙的观点来看待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