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奴性形象

鲁迅作品中的奴性形象（精选8篇）

鲁迅作品中的奴性形象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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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

[摘要]：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严重关注妇女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并把她们作为小说的主要艺术形象加以描写的作家。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思想和封建势力对旧中国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与毒害，表现了鲁迅对被奴役、被压迫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深切同情。其中在作品《祝福》中，通过对祥林嫂这一农村妇女形象的成功描绘，反映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探索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他笔下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的人物，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关键词]：祥林嫂 悲剧人生 社会地位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民主主义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

他在《祝福》中成功地塑造了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祥林嫂形象，正是通过对祥林嫂的描写，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个性特征造成的悲剧命运

祥林嫂是一个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安分、倔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尽管她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思想的重压，命运极其悲惨，但她的倔强性格赋予她不轻易屈服命运对她的安排。她反抗过，挣扎过，但她的反抗、挣扎是局限的，仍然超不出封建礼教的范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愚昧、麻木的表现，是封建礼教毒害的必然结果。

为了争到起码的人生权利，为了避免那个饱受虐待阴冷的“家”，祥林嫂逃到鲁镇当佣人。但她的“逃”，只是想做奴隶而做不稳“奴隶”。祥林嫂在被变卖到山里的过程中，在被逼与贺老六拜堂的日子里，人们“一不小心„„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祥林嫂这一撞，是“节烈”的思想驱使的结果，不过是为了“守节”而已。年轻守寡，带着唯一的儿子艰苦度日，儿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而要使儿子在那个社会上过平稳的生活，做母亲的就必须严守“贞节”，这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女性的明文规定，其实也是封建思想中的一个毒瘤。但是“贞

老六死后，“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逼得她走投无路，现实使她无法活下去，世界没有祥林嫂的位置。“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个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4]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贺家坳，“在花轿上，她一直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再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她是神权摧残下的殉葬品。千百年来，阎罗王、土地庙组成鬼神系统，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左右着中国人的灵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信（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迫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婚再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地对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到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得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之中。

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斤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戕害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又惩罚她的“不守节”。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予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这种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划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得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

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诬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鲁迅在刻划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在物质上、肉体上的被剥削、摧残，而且写她心灵深处的痛苦。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注释

[1]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5页

[2]李明军.文化蒙蔽.《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桎梏》.第98页 [3]李新宇.《鲁迅的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3页

[4]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78页.151页

[5] 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语文研究小组.《为什么说祥林嫂是被四条绳索绞死的？》.吉林师范大学松原分院前郭蒙古族师范分院网.《走近鲁迅》.第26页

参考文献

鲁迅作品中的奴性形象 篇2

1.《社戏》中描绘了一群机智聪明的少年

双喜是孩子们的头领, 他聪明能干, 善解人意, 富有同情心, 而且反应灵敏, 考虑周到, 办事果断, 充满自信, 又有组织才能和号召力, 是孩子们的当然领袖。桂生———机灵勤快, 阿发———憨厚无私。以双喜为首的农民孩子是招人喜爱、令人敬佩的。他们具有天真活泼、幼稚顽皮的孩子气, 同时又聪明机智。他们热情诚恳, 爽直无私, 既爱劳动又会劳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农民孩子所具有的性格和美德。“我”是一个热爱农村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孩子。“我”与农家孩子和睦相处, 由于受他们的熏陶, 在思想上和他们有相同的地方, 热爱农村这一片自由天地。“我”到平桥村这片“乐土”, 不仅“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艰涩难懂的诗文, 而且受到优待, 和小伙伴嬉戏, 看社戏。这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孩子被束缚在私塾里, 过着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也表现出孩子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只有在这片“乐土”, 孩子们的聪明才智才得以充分展示, 而封建教育扼杀了孩子们的灵性。文中说:“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 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这种“轻松”和“舒展”正反映了孩子们追求自由生活的真情实感。

《社戏》中以双喜为首的农村少年那迷人的人性之美, 使作者领悟到人与人之间的质朴、温馨的情谊, 正是这种人性之美, 使作者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时刻关注着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的优化。

但“真的, 一直到现在, 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 ———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可以看出作者对当前社会的担忧。他的确不希望像双喜一样淳朴的少年无辜地又变成像闰土那样失去青春活力的新一代的奴才;他真切地希望所有的中国孩子能够永远保持那迷人的人性之美。只有这样, 中国的孩子们才有真正的希望, 中华民族才会有广阔的前途。作者塑造这一群机智聪明、朝气蓬勃的孩子形象, 寄予新一代美好的希望和深切的关注。

2.《故乡》中刻画了少年闰土、宏儿和水生的形象

《故乡》中的少年闰土, 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 紫色的圆脸, 头戴一顶小毡帽, 红活圆实的手, 项带银圈, 手捏一柄钢叉, 向一匹猹尽力刺去, 说话滔滔不绝, 和“我”亲密无间, 是健康活泼、富有活力、勇敢机智的小英雄形象。而中年闰土变得迟钝、愚昧、麻木, 与“我”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 使“我”无限悲哀。

活泼可爱的少年闰土代表着未来, 代表着希望。闰土的变化, 根本原因是“兵匪官绅”造成的, 但作者似乎在呼吁人们, 更多地关注孩子们的命运, 救救这些孩子, 不要使闰土的悲剧重演, 不要使希望破灭。

《故乡》中还写到了宏儿和水生, “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 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 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 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 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 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和闰土少小关系融洽, 后来产生隔膜, 变成陌生人, 所以作者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 宏儿和水生的出现正反映了“我”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事实上, 作者在设置人物时独具匠心, 在安排人物关系上也用心良苦, 顾及这两点, 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才可能了解得更透彻、更全面些。那么《故乡》究竟好在哪里?《故乡》这篇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法就是比照, 小说精心设置了宏儿和水生这一重关系。这里的宏儿和水生恰是过去的“我”和闰土的缩影, 从时差比照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预见性思考:现在的宏儿和水生之友谊将要成为“我”和闰土式的隔膜, 这是新一代关系的回归, 也是老一代关系的重现。因此, 作者虽然说:“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又大家隔膜起来……”但马上又清醒地认识到:“我想到希望, 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 我还暗地里笑他, 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希望, 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 我的愿望茫远罢了。”事实上, 在整个旧秩序未铲除之前, 在封建的道德观念、等级观念, 以及一切封建思想意识未铲除之前, 谈希望, 的确是茫远的、空洞的, 同求神拜佛有相似之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希望的份量是多么沉重, 消除人间隔膜又是多么艰难, 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这实际是一个应由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 必须是“走的人多了”才会实现的。这就是作品所要告诉我们的。因此, 宏儿与水生是“我”和闰土亲密关系的延伸。“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 又大家隔膜起来”。文中“我”与宏儿的对话, 是寄希望于下一代, 表达了打破彼此间的隔膜, 再探人生新路的执著信念与追求。

3.《孔乙己》中描写了“小伙计”的形象

咸亨酒店的掌柜是一个圆滑世故、欺下媚上、惟利是图的奸商。小伙计在掌柜看来, “性子太傻, 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 说明小伙计本来有着纯洁的心灵, 不会阿谀逢迎、巴结讨好那些有权有势的长衫主顾, 酒店的大生意将要受到影响。金钱是一方面, 酒店还要依仗长衫主顾的势力生存, 小伙计不会应酬, 自然不会讨他们的欢心, 于是掌柜给他换了工种, 要小伙计对付那些地位低下的“短衣帮”。但小伙计又不会弄虚作假, 或者说搞欺骗的本领不高, 没有学会用遮眼法在酒中“羼水”, 这样也不能在“短衣帮”身上榨取金钱, 所以过了几天, 掌柜说小伙计干不了这差事, 考虑辞退小伙计。“幸亏荐头的情面大, 辞退不得, 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掌柜对长衫主顾唯恐侍候不周, 对短衣帮则能欺则欺, 他的这一嘴脸肯定影响到小伙计的成长。小伙计在酒店受到如此的折腾, 不能不感受到世态炎凉, 不能不受到掌柜的“熏陶”, 不能不使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小伙计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本来天真无邪的心灵也被玷污, 变得圆滑世故, 鄙视像孔乙己一样地位低下的人。孔乙己教小伙计识字, 小伙计才十二岁, 便受社会影响, 也有了等级观念。“我想, 讨饭一样的人, 也配考我吗?”小伙计的心理活动正反映了他受封建等级制度的毒害, 对不幸者冷酷无情。

由于人们对孔乙己倾注了太多的感情,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小伙计便被人遗忘在了角落。黑暗的封建社会造就了小伙计, 他的清纯的心灵被扭曲变形, 他有了尊卑贵贱的观念, 学会了媚上欺下, 这是多么可悲、可叹, 多么值得人们关注。

由此可见, 小伙计不仅是小说中的线索人物, 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对塑造孔乙己的形象起到了衬托和渲染作用, 而且是孔乙己悲剧的见证人, 通过对孔乙己凄惨遭遇的讲述, 启发读者去思考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 貌似平淡轻松, 实则蕴涵着深沉的批判力量。

《孔乙己》选取小伙计的所见、所闻为艺术布局的出发点, 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小伙计虽然也取笑孔乙己, 但也有对孔乙己同情的一面, 因此由他来讲述故事, 最能表现悲、喜剧交织的气氛。如果《孔乙己》中的第一人称“我”, 不是小伙计, 而是作者自己, 那么小说的气氛可能就会显得过于沉重, 因为作者对孔乙己的遭遇痛切太深。而且, 也很难表现酒店里那些生动的细节和真实情景, 因为读者必定要怀疑作者为什么老是到酒店里去。如果作品中的“我”, 不是小伙计和作者, 而是酒店掌柜, 那就更难有喜剧气氛, 也更难写出悲剧气氛。因为, 他对孔乙己缺乏起码的同情心, 他必定要渲染那些不该渲染的场面, 例如酒店背后孔乙己被污辱的场面等。如果小说是孔乙己的自述, 也很难具备悲喜剧性质, 那也许只能有一些肤浅的哀叹。总之, 鲁迅选取了一个最好的艺术布局的中心, 这也正是他艺术匠心的所在。

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篇3

【摘 要】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对妇女问题极其关注，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如单四嫂、祥林嫂、子君、爱姑，等。在此通过梳理她们一生的悲惨遭遇，认为这些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是由于他们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以及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所决定的，作为一位作家，他那被郭沫若同志誉为‘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似的作品，值得后人研究和探寻的东西很多.这里仅就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谈谈它的典型意义及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观。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看客形象

“鲁迅”是他 1918 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 鲁迅文学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学形象，一种审美形态，我们应该以哲学眼光来审视。要以一种新的典型观去把握它的本质。如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已从东方步入西方，文学典型总是这样没有国界，超越时空，而富于永久的艺术魅力。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意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先生就是通过阿 Q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深刻揭露了封建势力凶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

1.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農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1]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2]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2.被毒害失去反抗力的“木乃伊”形象——单四嫂

单四嫂是小说《明天》的主人公，“是一个粗笨的女人”，她勤劳善良，丈夫去逝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只想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宝儿生病了，她抱着宝儿，在“黑沉沉”的灯光下发愁时，没有人帮助她，无赖蓝皮老五和红鼻老拱反而还打她的主意。她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然而却是失去任何反抗力量的妇女形象，她的命运极为悲苦，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向她袭来，但她没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一味地用对命运的顺从、屈服，幻想改变或减少自己的灾难和痛苦。宝儿生病后，她向神求签、许愿；在宝儿死后，又幻想“明天”宝儿会好好地睡在自己身边，而当这些幻想一次次破灭后，她只是“想赶快睡去”，在梦中去“会她的宝儿”。她的宝儿是被残酷、落后、冷酷的封建制度吞噬了，也是被她自己的愚昧、落后、迷信杀害了。单四嫂的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妇女的毒害，揭示了国民的弱点。在她身上，体现作者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妇女的深切同情，对她们的麻木、愚昧、任凭命运摆布的精神感到痛楚。她是一个彻底被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压抑了、毒害了，如同“木乃伊”般的失去任何反抗力的妇女形象，而这在后来的祥林嫂身上得到了大的进展。

从这些妇女形象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是在整个社会变革之后的，必须把妇女解放同社会革命融为一体，把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

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一般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文学认识生活的方式之一，所以它常常是叙述文学的至高的美学追求，也更是人物塑造达到艺术至境的标志。 [科]

【参考文献】

[1]宋建元.鲁迅小说探微[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07-119.

鲁迅《祝福》中的农村妇女形象 篇4

妇女问题，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以很大的关注。故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鲁迅是“五四”时期早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作家，他的小说《呐喊》、《彷徨》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体现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严肃思考。鲁迅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清醒的审视态度，在小说里，他对于受尽侮辱的女性给予深切的同情，但从来不因为同情而涂上理想的色彩，而是重在揭示中国女性的“不争”的一面，直视她们自觉的奴性意识及种种病态心理、行为，极力提倡中国女性应有清醒的反抗意识，渴望她们从封建伦理道理规范的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

鲁迅深深感悟到几千年来压在最底层的女性经受了封建礼教精神奴役造成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创伤。尤其是最底层的中国女性，灵魂中积淀着沉重的奴隶意识，因为她们从来没有想过，她们是可以争取做“人”的权利的。祥林嫂就是这样，她安于做奴隶，把坐稳了奴隶看做人生的最大的满足和幸福。

《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安于耐劳”。“安分”就是她只想当个好女人、好寡妇，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她没有想在好寡妇之外争取点作为人的别的什么权利。“耐劳”则是她的坚忍不拔、吃苦和简直抵得上一个男子的劳动能力，是她做个好女人和一个好寡妇的资本。但是，当鲁迅在表现祥林嫂的耐劳、俭朴、善良的时候，鲁迅分明的感觉到了沉重、苦涩甚至激愤，因为鲁迅发现，并且她在《祝福》中也表现了：祥林嫂的耐劳也好，俭朴也好，善良也好，都带有着奴隶的麻木，她的耐劳、俭朴、善良仅仅使祥林嫂充其量只能是个好的奴隶。她的耐劳、俭朴、善良只是用来换取做稳奴隶，只要四婶让她分配祝福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她“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暂时做稳了奴隶，她就感到了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其实祥林嫂并非没有反抗精神，当她被卖给贺老六做老婆的时侯，她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拼死反抗的，因为她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祥林嫂反抗的目的，无非只是为了做一个从一而终的好寡妇!这种反抗，难道不是越真诚、越激烈，反抗精神越强，也就越可悲，越证明着奴隶意识越沉重，越深刻的吗?

鲁迅通过祥林嫂的形象，刻画出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女性的灵魂，展示了祥林嫂灵魂里沉重的奴隶意识，寄希望于中国女性在这个形象中认清自己，觉醒过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争取到做人的价值和权利。

祥林嫂甘于受压迫的这一形象展现了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其实当时最底层的女性，多数也是受尽奴役和剥削的，但她们却希望于奴役别人，吃掉别人。《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位善良勤劳的普通农村妇女，也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小男人，丈夫死后，她婆婆又将她像牲畜一般的卖给贺老六。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又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爷家作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为了赎罪，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献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赎罪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然而，不管她怎么的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却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许可。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里，祥林嫂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可以说，她的死，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的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还有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很朦胧的。长期以来，受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作为准则，作为她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所以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

祥林嫂，封建社会农村妇女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的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也更为严重。鲁迅对她表现出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了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妇女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更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在19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农村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这篇文章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了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篇5

论文提要、关键字……………………………….2 论文正文:

一、为封建科举制度牺牲的知识分子形象„„3-5

二、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5-6

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下的知识分子形象„...6-7

四、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7-8 结束语„„„„„„„„„„„„„„„„„„„8 参考文献„„„„„„„„„„„„„„„„„„9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论文提要：

鲁迅“中国现代小说之父”是最早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家之一。在创作中，鲁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真实而深刻地刻画出一系列具有鲜明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孔乙己、陈士成到子君、涓生、四铭等，鲁迅描写了好几代知识分子形象，使之构成为一个可以烛照历史进程系列的，既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生活中所肩负的重任，也表现了他们的软弱和妥协，表达了作家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反封建思想启蒙战士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希望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共同行动起来，在荆棘丛中践踏和开辟出新的生活道路。

关键字：

鲁迅 知识分子 封建科举制度 觉醒

悲惨的命运 “吃人的社会”

论文正文：

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往往最先觉悟的，他们和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思想意识上的弱点，也与时代浪潮的起伏分不开，他们坎坷的生活历程可以反映出中国革命的艰难与曲折。可以说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成为一面反映社会的镜子，可以照见社会的某些本质。鲁迅“中国现代小说之父”是最早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家之一。在创作中，鲁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真实而深刻地刻画出一系列具有鲜明特征的知识分子形象，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体现了他对二十世纪初期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思考。应该指出，鲁迅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和他当时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有感于国人的愚昧和麻木，主张用文艺为武器改变国民的精神。他希望有志之士能够奋起，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他是要在知识分子当中寻找“精神界之战士”的。通过实际考察，虽然他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知识分子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由于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弱点和缺点。希望他们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并不那样简单。但是他终于更深刻地认识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认识了他们在阶级社会中的处境和可能发生的作用。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有这么几类：

一、为封建科举制度牺牲的知识分子形象

《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一个倍受封建教育制度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是封建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这个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的老童生，穷酸、迂腐的性格特点造成了他的命运悲剧。鲁迅写孔乙己，人物出场的第一句“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做过“十年寒窗，一朝成名”的美梦，结果胡子花白，却还是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生活，那就必须依靠劳动来谋求生存。可由于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使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染上了“好喝懒做”、蔑视劳动的坏习气。即使穷困潦倒，也不愿意脱下那件作为读书人标志的“又脏又破”的长衫。而残酷的现实又把他挤出“长衫主顾”的系列，使他成为“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沦为使人快活供人奚落的笑料。他不仅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时时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摆着读书人的架子。但“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样，充分体现孔乙己穷酸、迂腐的性格，体现了他的“灵魂”。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是无法避免的。不劳动，就难以维持，弄到将要讨饭的境地。但讨饭要抛头露面，他自然不愿意干，最终不得不以最末的手段——偷窃来苟延残喘。他甚至连书也偷，当人家揭发、讥笑他的时候，他“争辩道”“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生动地刻画了他的性格特点。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问他：“孔乙己，你当真识字

么？”他倍受封建教育毒害之深更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他“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那自负清高、鹤立鸡群的神情跃然而出。这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已走上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烙印。但当问到“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孔乙己虽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但仍忘不了科举，把自己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他对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没有任何的觉醒，这正是他最可悲之处。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是无法避免的。他偷了封建科举制度的代表人物——丁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了„„”这个场面是非常悲惨的，令人目不忍睹。在这里，作家更进一步地对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进行了血与泪的控诉。

与孔乙己相似的还有《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个陈士成是一个没有运气,考了十六次也没有中试的老童生。不同的是,他出身于没落的豪绅阶级。这陈府有过它光荣的过去,“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在陈士成的心目里,他这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理应一步青云,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但他竟然会屡试屡败,这岂不是考官不懂文章,有眼无珠!封建科举制度和没落世家的妄自尊大,在他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一个总对功名富贵疯狂追求的欲望,一心指望“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侮,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时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多少次,多少次,这铺着锦绣前程的好梦,出现在陈士成的幻觉里,但一次又一次的考场失意,飘散了他的梦境。颓唐,空虚在袭击着他的无聊的私塾生活,而那好梦却又不因此而消逝。愈失意,愈狂热,为功名利禄燃烧起来的近似兽性的欲望,使他一次又一次把那纠缠着他的好梦,雕塑的更美满,更完全„„但这毕竟是第十六次了,“这回又完了”,“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阻住了他的一切路”。于是,那功成名就的倒塌的糖塔,又为金银狂想的白光所代替――“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绝望把陈士成引向那无稽的谣传,而幻象又把他驱往变态的疯狂。最后终于在不能自制的狂乱中,扑向闪烁着白光的湖水,用生命去填塞了他自己手造的欲海。作品结尾关于万流湖里的浮尸的描写，实际上显示出作家对“病态社会”的愤懑和对死者的同情。

陈士成和孔已己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不敢反抗。鲁迅在怀着一定的同情心鞭挞他们的迂腐和缺乏反抗精神的同时，也间接地指出：在黑暗的旧社会，知识分子 4

只有反抗才是唯一的正确的出路。很显然，作家的意图主要不是批判他们，而是发人深省地向读者提出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走到穷途末路？他们的结局是谁造成的？

二、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 肥皂 》中的四铭、《高老夫子 》 中的高尔础等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既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又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肥皂 》 中的四铭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他神气十足地以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自居，声言要维护伦理道德，向败坏风气的坏学生及恶社会宣战，但内心里却丑恶至极。他在街上被两个光棍对年轻女乞丐说的“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的话所挑动，萌生邪念，情不自禁地多次讲述“孝女”的德行及光棍的秽语。通过他老婆“简直是不要脸”的唾骂和何道统的放荡大笑，把四铭内心的隐秘揭露得淋漓尽致。喜剧性的笑声，使这位伪君子无可逃遁地现出了原形。

《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更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中性人。他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洁，骨子里却卑鄙肮脏，腐败丑陋。此人虽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虽然易字“尔础”以表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心，还发表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乐之义务宏论，但却是个不学无术，假充正经的伪君子，坐在牌桌上凑着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无一不做。“他教课的动机是‘看女人’，正如他的牌友所说：“‘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在备课过程中功夫全费在照镜子和如何遮住眉棱上的瘢痕上。”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挂着顺应世界潮流招牌，内心却是个不学无术的文人败类的形象，借此来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进而有力的讥讽和抨击像高尔础之辈的无耻嘴脸。

四铭和高尔础这两个知识分子处于新思潮较盛行的都市,他们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封建怪胎 , 既在表面上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净,骨子里却是卑劣肮脏、腐败丑陋的灵魂。他们在虚伪的“卫道”中遗失了健康的人格和自己的良知。在小说中，鲁迅运用讽刺手法，通过刻画这两个人物形象告诫读者：对于某些道貌岸然、文质彬彬，实际内心肮脏、丑恶龌龊的知识分子，应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并和他们斗争到底。在冷静的客观的描写中，鲁迅对这类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进行的讽刺和彻底的批判，表达了坚定的战斗精神和强烈的憎恶感情。他认为：“只有多揭露一些与封建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之处时，才能够真正地惊醒世人达到疗救世人的目的。”

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 伤逝 》中的涓生和子君都是 20 年代初期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互相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大胆地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并且不顾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彼此间的冷漠就代替了热恋。女主人公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实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尽管周围的人对他讥笑，她却是大无畏的。涓生在开始也真正是全身心地爱子君，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对这些，鲁迅都是赞扬的。鲁迅对子君和涓生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缺点，批评也是很明显的。子君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她在建立起小家庭之后，便用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她至死未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涓生虽逐渐认识到生存温饱要比爱情来得迫切和实际，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是，他们的爱情怎样才能更新、生长、创造？他们新的生活道路到底在哪里？这一切，他自己也并不很清楚。当局长一纸公文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后，他最初还是做了多种努力，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处境。当一切努力失败后，他竟错误地把一切责任都归于子君，认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最后终于提出了和子君分手。涓生本以为和子君分手后可以自由奋飞，子君也可以获得解脱。然而，他没有想到，离开子君后他依然是求告无门，走投无路，处于绝境，只有一个人在会馆“寂静和空虚”的破屋中，带着“悔恨和悲哀”回首往事。而子君呢？涓生与子君分手，实际上是将她重新推回到了她曾经挣脱出的封建家庭。于是不久，她就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就这样，涓生和子君这对曾经热恋、相爱，并大胆地走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最后以悲剧结束了他们的爱情生活。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对现实没有足够认清，同时他们的奋斗目标只停留在了“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上了。所以一旦他们走到了一起之后，便失去了奋斗目标，彷徨于生活中，外加上涓生的自私，与子君的怯弱，最终导致他们分手，直至毁灭。鲁迅之所以这样写，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

从根本上说，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是在于他们不懂的个人的解放必然从属于社会的解放。鲁迅正是通过描写，提出了一个关于人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的重大问题，向读者提出：如果离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解放，孤立地追求婚姻自由和个人幸福，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知识分子个人的生活必须和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才具有真正的意义，才能体现出可贵的价值。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是热血青年,身上闪烁过民主革命的思想火花,很有些反抗和改革封建社会的理想,曾参加过反封建的斗争,和同伴“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也曾“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是个敏捷精悍的人物.但几经生活的磨难,身上锐气渐减,自感青年时代的梦没有一件实现.迫于生计,便敷衍着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慰藉自己,正如其本人所述:象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到原地方。吕纬甫就这样:当年,思想激进,热心改革；现在,为了每月几十元生活费,不惜对学生宣扬封建思想。当年,“敏捷精悍”；现在“迂腐”“麻木”,万事敷衍随便,以后还预备这样混过有限的生命,连明天怎么过也不知道,甚至连后一分钟也不知道。作品通过吕纬甫的失败,颓唐和退缩,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的吃人罪恶,同时也批判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缺乏毅力,不能将斗争坚持到底的局限性吕纬甫的形象真实的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动摇、表现了像吕纬甫这部分人由激进到消沉，倒退的一个历史侧面，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势力沉重的压迫，便是正值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走投无路，就像鲁迅先生的好友“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的社会立足，最终于这个社会妥协。作者借这个形象给当时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吕纬甫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不是一个反抗和改革黑暗中的战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走他的路。

四、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一件小事》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坐人力车去上班时，撞倒一个老女人，没有伤，也没有人看见。“我”以为还是一走了事，不必自找麻烦，但车夫却主动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住所。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我”对车夫由开始的不满，继而自愧，最终无比敬仰的心里变化过程。我在人力车夫的高尚精神的感染下，勇于进行自我解剖，自觉地向劳动人民学习，并增长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反抗黑暗社会，寻找革命理想，同情劳动人民，甘心拜人民为师，严于解剖自己，不断革命，不断前进，善于做持久的韧性战斗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一件小事》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歌颂了劳动人民，并提出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表现了鲁迅见解的深刻、独到之处和预见的科学性、正确性。

《故乡》中的“我”，作为一个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中很有意义。“我”“很兴奋”，焦灼地希望和贫苦的劳动人民建立亲密无间的真诚友谊。但事实上，“我”对故乡最初、最直接的印象是“没有一些活气”。渐进故乡，“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在这种生活背景下生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灵魂上 7 的疏远、心灵上的毁灭。这突出表现在“我”会见少年时代的朋友闰土的场景。一开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吃惊”，因为“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尤其令“我”吃惊而痛心的是，“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不平、鄙视、冷笑等等，则又告示着又一个灵魂的毁灭。“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在作品里，作家充分运用对比手法，给人留下了沉思和反省，催人奋进。表面上看，造成这种“高墙”的，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农民群众的不觉悟。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旧中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它对于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统治，造成了城乡劳动人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十分可悲的变化。在此，鲁迅以其深刻的笔触揭示了悲剧的根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

作品的结尾，“我”的抒情独白，既富有诗意更饱含哲理，说明了“我”对新一代农民的殷切期望，表达了作家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反封建思想启蒙战士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希望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共同行动起来，在荆棘丛中践踏和开辟出新的生活道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一件小事》、《故乡》等作品中，鲁迅通过对那些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正面人物的典型描写，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必然道路。

结论：

总的来看，鲁迅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从孔乙己、陈士成到子君、涓生、四铭等，鲁迅描写了好几代知识分子形象，使之构成为一个可以烛照历史进程系列的，既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生活中所肩负的重任，也表现了他们的软弱和妥协，多方面揭示了他们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精神危机，为他们的新的出路进行长期的思考与探索。他写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批评他们，是出于同情、本着爱护的精神，分析他们的缺点的影响、危害及历史根源，并着重通过表现他们的不幸来解剖他们的生活环境——“病态的社会”，使人们对这个罪恶的渊薮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使世人觉醒敢于同“吃的人的旧社会”斗争到底。

参考文献：

1.王德禄《鲁迅作品赏析分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23页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101页

3.杨玲《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3 年3月

鲁迅作品中的奴性形象 篇6

本文主要分析了鲁迅小说《伤逝》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两个人物形象。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从激烈到平淡，最后彻底破灭，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礼教。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黑暗的封建制度已经灭亡，但是文明的民主的新社会尚未建立，各种思潮共存。作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涓生和子君也和其他进步青年一样受西方一些进步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文学，他们不顾一切世俗的偏见和责难，勇敢地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恋爱自由，甚至成功同居，唱出了个性解放的最强音。但是，现实呢？这毕竟是在中国，统治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那些封建卫道士们，能容许他们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吗？不会的，绝对不会。什么个性解放？什么婚姻自由？他们需要的是忠实的奴隶，他们不容许他们的铁屋子里出现叛逆者！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注定会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另外，结婚后他们经济上的困顿，也是造成他们婚姻破裂的一个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涓生和子君性格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涓生的自私、怯懦和不负责任，子君的封建纲常思想和女人天生的依赖思想都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文认为《伤逝》对爱情的解读，带给我们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婚姻中是否需要爱情。(二)婚姻中的爱情与恋爱中的爱情有何不同。

（三）婚姻中如何保持和发展爱情。

浅析鲁迅小说<<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形象

《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它以独特的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这是由喜到悲的变化转折，是我们所深思的。

谈及《伤逝》这篇文章时，往往给一般读者留下的印象便是：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写的是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或者更深一步，会将它当作中国近代新文学作品中为反封建而宣扬爱情、主张个性解放的文章之一，这固然不错。但究其两种印象而言，皆未抓住鲁迅先生写这篇《伤》的真正要旨--即批判在不变革社会的前提下,单纯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向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揭示了社会解放才是个性解放的前提，而这些思想就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

一、涓生与子君的爱情经历

（一）追求个性解放

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的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药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无所畏惧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性解放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勇敢地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二）成功同居

共同志趣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一起，涓生因为看不见子君而感到“百无聊赖”，并为子君的安全忧心忡忡，“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旦子君来到自己身边，他就感到内心充实，提着的心也就“宁帖”下来。子君更是为了和涓生恋爱，不顾一切议论和阻拦，毅然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她对路上遇到的各种敌意的眼光“全不关心”，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三）爱情破裂

他们同居后，幸福和甜蜜的生活却没有多久就开始有了裂痕。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见识起来越短，经常和官太太暗斗。她沉入日常 2

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是她生命中的缺陷。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在浪漫中整合日常生活的现实内涵，不能对自我心灵进行扩容，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心理能力。面临人生有危机时，如何处理基本“求生”的难题时，他却避免与爱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

二、悲剧原因透视

（一）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猛兽，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归宿。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他们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不可侵反的神圣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当时社会里很难抬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总的来说，封建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

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沉重地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自由发展。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他。那雪花膏便是局长儿子的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事情！子君和她的叔子，早已经闹开，以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亲侄女都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由自主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这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负着空虚的重担，此外便是空虚。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且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一座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再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封建制度。

可以说社会上的人言可畏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人的议论？他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他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他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离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自由恋爱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会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多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是不配领略的。

（二）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涓生和子君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他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

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甜蜜的，他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本身的弱点——自私、虚伪、怯懦和不负责任，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暴露出来。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拽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然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开始新路的开辟，新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的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路上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确是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推向绝路！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的悔恨：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他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的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拽着丈夫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漫漫长途。

（三）经济上的困顿，也使他们的爱情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虽然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

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迫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当经济困顿时，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梦是美好的，但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很远。

总的来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失败，是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沉滞的铁屋子里面，同时他们自身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和经济的困顿也是他们爱情失败的重要原因。要想得到真正的爱情自由，必须打破那沉滞的铁屋子，做一个真正的觉醒者，同时也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三、《伤逝》对爱情的解读，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婚姻中是否需要爱情

众所周知，恋爱需要爱情，婚姻更需要爱情。经过精心栽培的爱情才会恒久，才会不断发出摄人的魅力，家庭生活也因此而更加温馨、浪漫。因此，婚姻中不能没有爱情。但是现实中的婚姻是比较复杂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婚姻中的物质基础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所以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存在的，现实中的有些婚姻早已失去了爱情，但却能靠金钱维系它的存在。例如，社会上有些老总包二奶和小姐傍大款的现象，当然,这些属于社会中的丑恶现象,不提也罢。

（二）婚姻中的爱情与恋爱中的爱情有何不同

婚姻是爱情发展的结果，它代表爱情的某个阶段：是幼稚的终结，是成熟的开始。恋爱中的爱情是虚幻的感觉，它是青春的梦，它需要激情，可以随心情，随感觉而变化，你可以爱，也可以不爱，可以爱的深，也可以爱的淡。而婚姻是合同，你们是签约的双方，是受法律约束的，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婚姻中的爱情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它是具体的，理性的，专一的，是需要稳定的。恋爱中你可以爱很多人，但在婚姻中，你只能爱一个人。其实两者本质是一样的，正如水在不同的条件有不同的状态，爱情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你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人是不断成长的，对于感情的事，要理性地对待。如果你还没有明白爱情和婚姻的道理，请不要轻易走进婚姻里去。如果你明白了，呆在婚姻里你就不要轻易走出来。

（三）婚姻中如何保持和发展爱情

结婚以后，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平淡的生活把爱情中的男女双方彻底地改变了。双方的有些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就是优点,也在日常生活中变的无所谓了。在爱情的光环效应失去以后，应该怎样保持爱情常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应当注意。第一,树立配偶第一的原则。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要优先考虑配偶的需要。只有当你把夫妻感情看的很重要,生活中的各方面关系才会平衡稳固,协调发展。第二,经常赞美对方。不要认为对方的长处是应该具有的而短处是不可容忍的,而要使对方感到他在你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以激起他使你更幸福的愿望和行动。事实上,夫妻双方都是对方的精神支柱。都是对方获得幸福的源泉,交流情感时为什么要吝啬赞美之辞呢?第三,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这是保持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夫妻既是一个共同生活的整体,又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人。他不会因为一方的提高“带高”另一方，只有双方共同提高，才是婚姻稳固和谐的基础。另外,要学会尊重别人，懂得理解和宽容别人,这也是每个人最起码的素质。总之，对待婚姻要认真不能儿戏，只有这样，婚姻才能幸福美满。

参考文献：

1、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赵晓笛《鲁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冯奇《论〈伤逝〉个性解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卢今《走进鲁迅世界（小说）》，北京工人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6、《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童一秋《现代生活百科》，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

8、舒丹《女人４０岁以后的品位生活》，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作品中的奴性形象 篇7

“太宰鲁迅”的形象是注入了过多个人要素的太宰治的自画像,太宰治自我的投射这个观点在研究中一直占据主流,而藤井省三在《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一文中反对这种观点,肯定了太宰治在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的同时创造了具有“真实性”的鲁迅形象,对于形象研究起到了质的改变,这个观点同时也得到了董炳月先生的支持。在笔者看来,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同时忽略了《鲁迅全集》在鲁迅形象创造上起到的具有决定性的媒介作用。太宰治的确努力在创造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是这个“真实的鲁迅”不是现实的鲁迅,而是厚厚的《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所谓“自画像”,是以鲁迅的作品为颜料的描摹,所谓“投影”说是太宰治透过《鲁迅全集》的影像,鲁迅的作品在《惜别》中起到连接鲁迅与太宰治的重要作用,太宰治通过阅读《鲁迅全集》,在心中形成了一个主观理解的鲁迅,这便是“太宰鲁迅”的来源。我们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太宰鲁迅”包括的外在和内在的形象基本上都可以在鲁迅作品中找到对应文字。由于笔者本人实为才疏学浅,对于《鲁迅全集》无力全面细致对比研究,只能发现一些有明显的影响痕迹之处,实际存在之处肯定不仅如此。

一、鲁迅作品对《惜别》的影响

太宰治本人并没有见过鲁迅,《惜别》的创作素材除了他到仙台的实地考察,参考日本的研究论著(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外就是利用鲁迅的作品了,藤井省三曾说:“太宰治没有‘无视鲁迅的文章’主观捏造鲁迅的形象,他是在认真通读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之后,根据鲁迅的文章创作出的《惜别》。”应该说,鲁迅的作品在太宰治的创作中影响是最大的,小说甚至有大量对于鲁迅作品的直接化用,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在《惜别》中既有“鲁迅”回忆自己身世时明显地对《朝花夕拾》的化用,也有“鲁迅”的谈吐举止与其杂文暗相契合的地方,在小说情节上基本采用了《藤野先生》的框架,当然除去那些明显的化用外,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相似相像的地方都确实来自于鲁迅的作品,并不排除太宰治是通过其他的资料甚至于艺术想象的写作,但是这些呼应之处应该受到鲁迅作品的影响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另一方面《惜别》与鲁迅的作品相对应、相呼应的地方,实际上何为化用、何为间接地影响二者有时是难以区分的。不论是在人物、环境还是情节上《惜别》都深受鲁迅作品的影响,而笔者在下文只针对“鲁迅”这一形象受到影响进行探讨。

二、《惜别》中深受鲁迅作品影响的“太宰鲁迅”

(一)不爱旅行、五音不全的鲁迅

鲁迅第一次出场时就让同船去松岛游玩的“我”感觉“很像城里人,十分文雅,无论怎么看,都比我更像一个秀才”。太宰治这样的描写也许是更多受到鲁迅在日留学时留下的照片的影响。但去松岛游玩应该是根据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到的“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这一句话的想象,太宰治将鲁迅喜爱的松岛作为了与“我”见面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对于日本的印象常提及的就是秀丽的风景,“日本风景优美,常常怀念。”( 《致山本初枝》)“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 《致李秉中》1931 年2 月15 日) 所以“太宰鲁迅”在小说对松岛赞不绝口。松岛被比作日本西湖,但在《惜别》中鲁迅对家乡的西湖却不以为意,不知道是不是太宰治看到过许寿裳的回忆文章,从而受到影响,在许寿裳的回忆中鲁迅并不爱游玩,即使对西湖美景只是说平平而已。也正是在这次偶遇中“我”又听到鲁迅跑调的《云之歌》,对于鲁迅唱歌跑调这一有意思的描写,日本评论家藤井省三认为可能是太宰治发现对于视觉艺术(鲁迅有着多篇美术、戏剧、电影等视觉艺术的文章和翻译作品)十分感兴趣的鲁迅对音乐却很少谈及,可以说发现鲁迅本人对音乐兴趣寥寥之后的大胆想象。在接下来中鲁迅干脆承认:“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太擅长的,就是音乐。”不爱旅行,五音不全的外在形象的鲁迅不得不说是有凭有据的艺术创作。而在第一次交谈中鲁迅不停地使用德语,也许是太宰治在阅读了《朝花夕拾》后得知鲁迅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学的是德语的缘故。而鲁迅在使用日语时严格遵守“对小孩子讲话用小孩子的语言,跟女性说话使用女性语言”的准则,又说“日本的美学实际上非常严格”。鲁迅从语言到日本美学在他的文章里也有相应的体现,在他翻译的童话《桃色的云》的序中说:“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作者又能抓住他的美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能力。”

至于鲁迅的身世和回忆,太宰治则直接是化用(甚至可以说是摘录)了大段大段的《朝花夕拾》,还有《呐喊》中的《社戏》也被太宰治化用在小说其中,这些都十分明显不再赘述。

(二)鲁迅的思想

鲁迅的思想性格在《惜别》全书主要分为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鲁迅的“日本观”(包括中日对比),思想中流露的主要是鲁迅对于日本的肯定,模仿日本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对于“科技救国”的否定和对“文艺救国”的追求。这两个重要思想又是相交融的,小说中鲁迅在逐渐深入认识日本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发达的原因不单是先学习西方的科技,而是其国民性中优秀的那一部分,因而鲁迅的“日本观”深入和完善使得他改变了原来的道路,太宰治通过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弃医从文”的新见解。

1. 对日的肯定态度

对于日本的肯定态度是“太宰鲁迅”的重要特征,一些评论者认为《惜别》中的鲁迅身上有过多太宰治本人的投影,也有些评论者认为太宰鲁迅的亲日态度无疑暴露了太宰治写作的政治目的因而予以否定。笔者认为这些评论虽然有其正确性,但忽视了“太宰鲁迅”的思想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鲁迅全集》中透露出来的鲁迅本人的思想组成,“太宰鲁迅”对于日本一直保持着正面赞赏的基调,这并不是太宰治作为日本人自夸自大,这也是现实中鲁迅本人一贯的思想(也是当时留日的学生的普遍观点)。虽然留日是鲁迅人生中重要的经历,鲁迅也结交了许多日本友人,但我们很难找他对日本的系统的评论,也没有刻意在思想论文化论或国民性论这种学术论究的层面上去研究日本,提出自己的日本观,但是他对日态度片段地呈现在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中,秉持着“拿来主义”的鲁迅是出于学习和借鉴日本的实际考虑出发,从而始终是从正面把握和阐述日本,很少论及日本的缺点和坏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到自己翻译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明批评集《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因此在《惜别》中鲁迅常常在中日对比之中褒扬日本,可以说是太宰治阅读了《鲁迅全集》之后发现了鲁迅的对日的思想倾向后的有根据的书写。

在《惜别》中青年鲁迅认为,对日本的“忠”是日本思想的最大特点,“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认为日本思想为“忠”的一元论,在鲁迅的作品中难以找到类似的表达,对于封建思想深恶痛绝的鲁迅先生怕是也难以对源头来自于中国的日本的“忠”的思想有太多好感。如董炳月先生所说这显然是太宰治构想的“东洋图景”,也是他希望借助“翻译”传达给中国读者的基本理念。那么《惜别》之中的鲁迅对于忠的赞扬是完全出于太宰治的个人想象和意图吗?笔者认为并不是这样,在书中鲁迅是将中国的“孝”(中国以孝治国)与“忠”相对比谈起的,青年鲁迅说中国的“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使得“被统治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不孝的罪名被杀”,并且认为中日的“忠”是不同的,中国是“帝位巧取豪夺反反复复”。因此,中国的“忠”成为“复杂而暧昧的东西”,而日本则是“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日本的“忠”是“干脆爽快、朴实无华”的。青年鲁迅的这些发言显然是从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得出来的,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说:“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既然鲁迅反对虚假的“忠”,反对以“孝”统治民众,太宰治也许便从此得出鲁迅对于日本的虔诚的“忠”是肯定的态度。接下来“太宰鲁迅”称“二十四孝”为愚蠢的传说,这又无疑是对杂文《二十四孝图》的化用。另外,不知是否可以作为佐证,鲁迅对于“忠”的重要体现之一的武士道异于他人地持肯定态度,在《〈三浦右门卫的最后〉译者附记》中评论说“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他们古代的武士,先是藐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藐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

“我”与“鲁迅”刚见面之时,青年鲁迅感慨中日差别时所说:“现在的清国,若一言以蔽之,那便是怠惰。”体现了现实中鲁迅最为重要的日本观,清国是怠惰,而日本正是与之对应的认真。鲁迅先生立足于日常的感性角度,去体味日本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提出了认真是日本人最大的长处,同时是现实中中国人最缺欠的品质。在《新的女将》及《宣传与做戏》这两篇文章中讽刺一些人喜欢做戏、喜欢装点门面,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又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与鲁迅交谊深厚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鲁迅的话:“中国的四亿民众是染上了重症,而那病源,我以为就是我说过的马马虎虎,那种无所谓、怎样都行的敷衍的生活态度。”因此“那便是怠惰”。绝不是太宰治随随便便写出的一句抱怨而已,这是与鲁迅作品中乃至现实鲁迅的思想的呼应点。

小说中的鲁迅谈到了对于中国人的故步自封和日本人善于学习的特点,他说:“日本很早就意识到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成为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又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不只是中国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这又是太宰治对于鲁迅思想的转译,鲁迅在译作《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说:“之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2.“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

太宰治认为“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鲁迅转变的一个导火线,在《惜别》中太宰治更强调鲁迅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从而渐渐地发生了思想转变,为了集中表现鲁迅在“科学救国”与“文艺救国”的抉择,于是才有在“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这一章里,鲁迅大段大段地谈及对于封建礼教的批评以及通过文艺改造思想、改造国民性拯救中国的观念,为接下来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做铺垫,在鲁迅先生著名的文章中也多是针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中国道路的探索,所以笔者不再赘述,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也必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近似于演讲的长谈中,太宰治又再度引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魏晋人士的例子,“魏晋时期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才逃到竹林,饮酒度日……”于之前“太宰鲁迅”与“我”讨论中国的“孝”与日本的“忠”时候的发言相呼应。另外,在小说接近结尾时候鲁迅赠予“我”的那篇阐明自己对于文艺的看法;文艺对于大众的作用的名文,便是《摩罗诗力说》中的一节。

我们知道鲁迅是大力推崇科学的,但在《惜别》一开始鲁迅就说“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中国变成什么样了呢”,发展到小说最后“我已经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鲁迅所说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先生还尖锐地批评说:“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现实中鲁迅虽然对科学本身是一贯地持肯定态度的,但对于科学的使用却有着深深的担忧,因为人如果不改变,外物如何发达,也终究是徒劳的。另外,《惜别》中鲁迅的那句“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是明显对鲁迅杂文《电》的利弊那句“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的化用了。

于是小说中的鲁迅由对科学(医学)救国的向往到怀疑再到否定,又在留日期间(通过中日比较)渐渐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思想从而决然地投身于文艺事业中。

三、结语

鲁迅作品中的青年情结 篇8

记起小时候读过鲁迅的一首七律《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短短的一首诗，凸显了先生不屈的精神风貌，尤其展露了作者心底深挚的情怀。这种情怀中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怀，尤其蕴含了对孩子们的疼爱和对青年们的期望。反帝反封建的鲁迅，既是孩子们的深情保护者，又是青年们的精神引领者。在高中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品读鲁迅独特的语言文字、探究鲁迅作品中的青年情结，就会真切感触到鲁迅先生灼热的爱国情怀，以及他对青年们那份细腻而深沉的关爱。

《记念刘和珍君》中描述的刘和珍，是一位年轻可爱、执著追求理想的女大学生，可她“竟然无端喋血于段祺瑞执政府前”。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请愿的，没想到遭遇执政府卫兵的斜穿心肺的枪弹。鲁迅先生在痛苦中回忆起刘和珍生前的点点滴滴：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进步刊物《莽原》；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看到许多教员隐退，虑及学校前途而黯然至于泣下……这是一位品行良好、富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年轻学生。这样一位优秀青年竟然遭到反动政府的虐杀，先生内心的惋惜和伤痛可想而知。而“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君刚刚倒下，段政府竟然污蔑其为“暴徒”，有流言竟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先生的愤慨之情于是达到顶峰。鲁迅在文章中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在《无花的蔷薇二》中这样写道：“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即要付更大的利息。”品读着这些汪洋恣肆的文字，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先生那颗伤痛愤怒得无以复加的心。然而，先生并不仅仅是一个为友人哭泣呐喊的伤痛者，他在伤痛之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这段文字透射出先生对青年游行斗争的清醒认识和理性分析，一语中的、振聋发聩。由此看来，先生写这篇文章，不只是在表达对革命青年烈士的哀悼和尊敬，发起对反动政府愤怒的声讨，更在于告诫革命青年和群众吸取教训，鼓励他们踏上一条理性而彻底的革命道路。执教老师引导学生分析刘和珍形象时，如果运用相关的语文资源辅助学生品味语言的深层内涵，理解到先生对爱国青年不幸遇难的伤痛愤慨，探究到先生那份深邃冷静的思想感情，也就触摸到了文章的灵魂。

《拿来主义》为鲁迅杂文名作，语言幽默，讽刺意味很浓。有人说鲁迅的语言是匕首、是投枪。这种独特的语言特色在该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鲁迅对当局的讽刺是犀利的：“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一路的挂下去，叫做‘发扬国光’。”此句中“捧”“挂”等词描绘形象，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送去大师”的辛辣讽刺。“当然，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显出一点进步了”一句中，作者拿活人与古董比照，蕴含了自己对当局做法的斥责和不满，“显出一点进步了”更富含着对当局的强烈失望和讽刺……但鲁迅对青年始终充满着热情和期望。“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礼节，说道：拿来。”“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的，可以称之为‘送来’。”列举完当局种种弊端，并不仅仅着眼于批判讽刺，鲁迅更懂得作为师长肩上的重任，他开始语重心长地教导青年，细致地引导青年拨开迷雾、分析本质，深入了解“送去主义”的危害，引导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孱头”“昏蛋”“废物”虽出语严厉，但分明蕴含着一份深厚的父爱。“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他占有、挑选”蕴含着师长般的鼓舞和激励。“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自己来拿！”“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些句子渗透了鲁迅对青年由衷的期盼和耐心的指导。

正是鲁迅先生对青年的这颗拳拳的关爱之心，震醒了许多迷茫青年的心灵。鲁迅曾在《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里说，青年须知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因为当时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不是“言”，暂时不会作文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不要和现实人生分开，应积极做点革新的事。在这里，鲁迅要求学生少看中国书，实际上这是相对于太不成熟的青年而言，因为他们对遗产中的糟粕还缺乏辨别力，劝告他们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是出于一种爱护，使他们少受或不受毒害。当青年长大了并且现实需要青年必须成熟起来的时候，鲁迅则要求他们必须面对现实，真正融入社会，学会从中外遗产中择取有益的东西、创造有益的事业，所以他写了《拿来主义》，谆谆教导青年如何继承文化遗产，如何辨别西方文化，从而创造新的文艺。执教鲁迅的《拿来主义》时，引导学生去较作者对反动当局和迷茫青年的不同态度，我们就能体会到鲁迅对青年们的细致爱护。探究《拿来主义》中作者的青年情结，才能真正读懂这篇文章。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对鲁四老爷充满憎恨，对鲁镇保守、冷漠的社会气氛感到愤懑的知识分子。“我”虽然无力拯救祥林嫂，却由衷地同情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可见“我”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同情劳动人们的先进青年。当祥林嫂充满期待地向“我”询问人世间是否存在“魂灵”“地狱”、死掉的人是否还能见面时，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恐怕对她有所误导，因而闪烁其辞、匆匆逃避，而自此心中存有许多歉疚和不安；而当听到祥林嫂死去的消息时，“我”先是诧异、很不安、继而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内心装满了惊慌和内疚。“我”是关心民众疾苦的知识青年，但“我”的软弱和逃避却无意中促成了祥林嫂的悲剧。鲁迅先生在“我”的身上寄托了希望，同时也对“我”进行了批评和劝谕。鲁迅曾在《华盖集·通讯》一文中说：“‘现在’也只好从知识分子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可见鲁迅是把拯救中国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感到这些青年亟待指导。作者塑造“我”的目的就在于劝谕他们正视现实，尽快成长起来，勇敢坚决地投入到社会的“韧”的斗争洪流。课堂中引导学生细致品读“我”的言行，探究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殷切期待，就能真正领会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境界和灼热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