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精选8篇）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篇1

临沂沂堂中学

刘玉春

得知山东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山东人我无比的自豪，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而骄傲——在诺贝尔奖的大家庭中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但作为一名物理教师我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诺贝尔物理学奖离我们还会远吗？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纵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中，多是在实验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规律、方法或是发现了新的粒子。因此，加强实验探究教学是当务之急。

一、物理实验探究教学的现状。

实验探究教学在城镇中学开展的比较好，而农村的实验教学相对要差一些。部分农村学校实验器材不齐备，有的学校有实验器材却放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实验课就凭老师一张嘴，把学生实验变成了演示实验，演示实验变成了老师讲实验，实验教学就大打了折扣。不过有的老师克服条件限制自制教具，给学生做实验也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实验课的开展，并不全是受条件限制和制约的，只要我们态度端正、观念明确，是可以较好地开展好物理实验教学的。

二、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必须转变实验观念。

一般的老师在物理实验教学中，更多的是把物理实验作为物理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物理实验的教育功能也仅仅停留在培养学生智力、操作技能、提高学习兴趣、调节课堂气氛上。而忽视了实验教学对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其它素质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教育者必须努力转变观念，要对实验教学有一个全面的和科学的认识，真正意识到实验教学本身独特而重要的素质教育功能。实验观念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中实验改革的前提和保障，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我们教育者的思想转变了，才会引起实验教学的转变和改革。

三、发挥学生在实验探究教学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在实验探究课上学生的兴趣是很浓厚的，学生探究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只要我们充分抓住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兴趣，合理地组织实验探究教学，学生的探究实验就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借鉴了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思想，在我校掀起了一股课改之风。在实验教学中我们也尝试让学生去讲，通过学生说猜想、说实验设计实验的方法、说实验结论等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和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实验教学中我们尝试让学生动手做实验，让学生在动手中观察思考、讨论分析、推理、判断，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得出结论，使实验探究的过程成为学生再发现的创新过程。

例如：在学习“液化现象”时，课本上没有降温液化的实验。而学习这部分教学内容刚好在初冬季节，气温较低，可以让学生对着铁皮文具盒或玻璃窗的玻璃呵气，不一会铁皮文具盒或玻璃窗上就会出现很多小水珠。

再如：学习改变内能的方法时，9.5班的邱建洋同学主动上台做了一个实验：把一个喝过矿泉水的瓶子用盖子盖好，然后用力在瓶子后面拧，最后瓶盖被压缩

空气打飞，瓶子中冒出“白气”。通过放手让学生去探究，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四、充分发挥学习小组的作用。

小组合作学习改变传统教学中师生之间单向或双向的交流模式，形成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交流模式，使小组中每位同学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也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使学生感受到学习是一种愉快的事情，从而满足了学生的心理需要，并充分开发了学生的情感资源，促进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最终达到使学生学会、会学、乐学的目标，可以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在实验探究教学中我们也采取小组合作探究的方法。

1、在小组划分中要注意：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在实验分组中要注意学生的搭配，操作能力强的和操作能力差的搭配、基础知识好的和基础知识差的搭配。否则有的小组实验探究开展的有声有色，而有的小组却冷冷清清。

2、在实验中也要注意各小组器材是否有问题，各小组是否动手，各小组的实验进度，各小组的实验数据等，还要对有困难的小组要及时帮助指导，还要注意到组内每个人的活动，避免基础好、操作能力强、性格外向的学生做，而其他同学坐着看，没有达到人人操作、人人动手。

五、利用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

1、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提高实验的可见度和清晰度。

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是采用直观方法展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它具有声像并茂，形象鲜艳，再现迅速，感染力强，能突破时空限制等特点。它的运用能弥补传统实验教学的局限性，能充分地把教师、学生与实验融为一体，增加了演示实验的可见度和清晰度，提高了学生的多种感官效能，降低了学生的感觉阈限，让多媒体辅助教学与实验演示产生珠联璧合的最佳效果。借助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为学生创设观察的通道，将实验现象投影放大，能增加可见度，缩短观察时间，提高实验效果。

例如：学习“牛顿第一定律”中的演示实验，演示在三种情况下（平面上铺毛巾、白布、木板），同一辆小车保持从同一高度由静止开始下滑，观察小车在三种不同物体表面上的运动情况。实验演示效果并不理想，但把它制成多媒体课件，学生非常直观地看到了平面越光滑，小车在水平面上滑行得越远。在此基础上，学生很容易理解牛顿第一定律所说的“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理论。

再如：我们在演示动能和弹性势能相互转化的实验时，由于木球撞击弹簧片、弹簧片弯曲形变、弹簧片恢复形变反推木球的过程发生时间太短，学生根本就看不清实验现象。通过多媒体课件，可以把实验过程放慢，让学生看到木球慢慢地撞击弹簧片，弹簧片慢慢变弯曲，老师再暂停动画讲解：“此过程中木球的动能转化为弹簧片的弹性势能”；接着老师再放动画，弹簧片恢复形变，将木球反弹回去。讲解：“此过程中弹簧片的弹性势能又转化为木球的动能”。这样通过多媒体课件的慢放，学生也就详细地看到了整个实验的过程，较容易理解其中的能量转化。

2、多媒体辅助实验教学可优化实验操作步骤的讲解。将实验指导，规范的操作方法等制成多媒体课件，这样就能把实验过程清楚地显示出来，优化了实验操作步骤的讲解，使学生对操作步骤和方法以及操作要领获得深刻印象，在操作的同时，对照投影内容及时调查，较好地解决了用大量时间去讲解实验步骤的问题。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动手操作，同时教师也有时间深入到学生中去指导，提高实验的成功率和实验的效果。

六、引导学生多做课外小实验。

课外小实验和小制作是课内演示实验、学生实验的有效补充，是学生独立自主的实践活动。在选题、取材、时间、空间上都比课堂教学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让学生独立操作、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因此有利于学生施展聪明才智，培养能力，发挥创造力。学生从独立实践中，能够不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是教学手段所无法传递的教育信息。

在学习了光的色散后，我就利用活动课的时间带着学生做了一次人造彩虹。在烈日下，我端着一杯水领着学生来到室外，学生们用怀疑的、惊奇的眼神望着我。我用力喝了一口水，使劲喷出去，阳光下，一道小小的彩虹瞬间呈现在我喷出的水雾中。学生兴奋的一阵狂呼。之后，学生各自端一杯水来研究这人造彩虹，居然还有学生总结出要背对阳光才能看见彩虹的结论。

如有的同学课下制成了温度计：用一个小的薄壁玻璃药瓶，在药瓶中装上红颜色的水，在瓶盖上开个小孔插一根细吸管，用胶水把瓶盖和玻璃管间的缝隙密封。用手捂住药瓶液柱就会上升。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篇2

一、价值取向与西方世界主流价值观的对接

众所周知, 诺贝尔文学奖是在西方价值体系和语境中产生的, 诺贝尔评委们按照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来筛选作家及作品, 文化趣味倾向西方标准和判断, 带有明显的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烙印。据统计, “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奖以来, 已有100多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获奖作家人数最多, 达15人, 德国作家10人, 排名第二, 接下来的是美国、英国和瑞典。”如果再加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等其他欧洲国家, 欧美作家就占了四分之三以上!这就给人一种诺贝尔文学奖以欧美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为主的印象。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非欧语言的文学作品被译成欧美语言也才只有十余年时间。

而以乡土民俗描写和中国民间叙事见长的莫言, 何以能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莫言也从未出过国门, 也没有专门研习过西方哲学和其价值观, 属于地地道道的本土作家。那么, 他为何能在西方主流文化中异军突出?在笔者看来, 正是其运用酣畅淋漓、放诞无忌的表现手法书写的人、人性、人权和人的价值, 与西方主流文学中永恒的主题不谋而合。价值取向的趋同, 从而更能被西方主流价值观所接纳。莫言携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话剧、电影各个门类的优秀作品而登上诺贝尔文学最高奖的领奖台, 就理所当然了。

譬如, 以莫言象征意义十足的一部作品《蛙》为例, 其中折射出来的对人、人性和人的价值, 足以令人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蛙》以中国历史上计划生育这一敏感题材为背景, 全文以“姑姑”为核心人物。她既是农村妇产科医生, 又是不折不扣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计生干部。在这位烈士后代、红色出身的女强人身上, 兼有天使和魔鬼双重秉性, 相互矛盾的角色集于一身。作为妇产科医生, 她亲手迎接了上万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晚年被高密东北乡人民称为送子观音、活菩萨;作为计生战线的领军人物, 她又冷酷无情, 种种残酷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直接导致许多孕妇和小生命死在她的手上, 以至于她晚年生活在不愿见人、不愿见天、不愿见阳光的地洞中, 以捏泥娃娃的独特生活方式表达内心深深的悔恨。这也是作者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敢于担当、具有自我救赎意识的呼唤。

又譬如, 莫言散文《母亲》, 叙述的就是“母亲”以及“我的父亲和爷爷”如何以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 潜移默化地教育我, “人要忍受苦难, 不屈不挠地活下去;又教育我, 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 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对于人、人性、人权和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自我解读, 无疑能够获得西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与接纳, 无意中登上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直通车。

二、翻译推介功不可没

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一百多年来, 中国的作家在过去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 并不表明中国缺乏伟大作家和优秀作品, 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冰心、王蒙等等, 均与莫言的文学成就不相上下。然而, 中国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家、作品, 没有进入西方大多数读者视野, 其主要原因除了上述我们分析的价值取向难以被接受、被认同外, 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未能很好地被翻译成外文, 推介到西方各个国家。也可以说是推介、翻译的水平、效果不够准确到位, 影响了西方国家普遍受众的接受程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国际知名汉学家和翻译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马悦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最主要是翻译问题, 中国很多伟大的作品还没翻译成外文, 因此外国人大多不能欣赏;有的作品翻译过, 但不是译得不对, 就是译得不好, 使欧洲人误认为那些中国作品没有文学价值。”

而莫言和他的作品, 则恰恰遇到了能翻译到位和解读透彻的高人, 也因此幸运地得到了评委认可,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第一位高人就是陈安娜。以至于有人说:“没有陈安娜, 就没有莫言今天的成功。”莫言在瑞典出版了三部作品, 包括《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这三本书都出自在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陈安娜女士之手。

《西安晚报》以“莫言获奖翻译家功不可没, 陈安娜是莫言‘最重要人’”为题, 分析了莫言获诺奖的一个重要元素所在:“莫言能够获诺奖, 西方各国翻译家功不可没。如果不是各国翻译家对莫言文章的翻译, 也不会使我国文学得到世界的欣赏。莫言曾委婉地解释过, 说近几年他的作品在国内一直不被看好, 但是却在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国被翻译不少, 颇受广大学者和院士的欢迎。其实莫言的话外之音就是自己幸运地遇到了得天独厚的译者, 将自己的本意和作品的原貌, 原汁原味地翻译给了国外读者。

那么, 陈安娜是何许人?她出生于1965年, 供职于瑞典的一家图书馆, 是一名图书管理员, 有机会较早接触莫言等中国作家作品, 又师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而且更为有料的是, 她是中国人的媳妇, 在20世纪80年代与中国翻译家陈迈平结为夫妇, 陈姓由此得来。其中文表达水平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说她是“瑞典的中国人”一点也不为过。她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20多年, 获得过瑞典学院的翻译奖。这是译界难得的罕有其匹的人物。

其次是美国翻译家葛浩文, 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 有“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之美誉。他在20多年前就主动写信要求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以翻译严谨、考究著称, 被称作“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 学习汉语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数十年来, 他已成功翻译莫言十几部作品, 为莫言及其作品的影响力深入西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把莫言和他的作品介绍到法国的, 首推法国著名翻译家诺埃·杜特莱。他在普罗旺斯大学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工作, 多年来, 先后翻译了莫言的三部长篇小说《酒国》《丰乳肥臀》和《41炮》。他还出版了莫言的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他甚至通读了莫言所有的作品, 这一点, 恐怕无人能及。这对他从整体上理解把握莫言写作主旨和准确译介文学作品是十分重要的。

莫言作品外文版本最多的恐怕要数日文版本。如日本的吉田富夫, 已翻译出版了莫言八部主要的长篇作品。此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学, 因其与莫言生活经历思想情趣相通相似而喜欢上了莫言。这使得莫言及其作品能够在日本广为流传, 并得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极力推崇。1996年藤井省三翻译莫言《酒国》时的一句导读“出自中国农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与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授奖词竟不谋而合。

纵观当今世界, 莫言作品译本之多, 恐怕也是中国其他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其中《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 有英、法、德、意大利、日、西班牙、希伯来、瑞典、挪威、荷兰、韩、越南等国家多个版本。很多国家还出版过莫言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此外, 在境外的各种获奖也帮助莫言赢得了国际声誉和众多人气, 也为莫言获奖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诸如, 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的大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太阳有耳》获46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 (法文版) 获法国“Laure Bataillin”文学奖;《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 并于2004年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生死疲劳》2007年被香港《亚洲周刊》推选为2006年十大华语好书, 等等。

由此可见, 莫言获奖, 不说其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独创性、艺术风格的魔幻性等, 还有其作品流露出来的主流价值观, 被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和接纳, 以及流畅到位的翻译、推介之功, 都是不可或缺、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1]兰守亭, 席梅红.中国作家为何迟迟缺席诺贝尔文学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S1) .

[2]马悦然.谈中文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N].联合报:副刊, 2000-10-14.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篇3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创作，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管谟欣（莫言的二哥）：他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6岁上学，8岁开始看大部头的文学名著。他喜欢看书，我们这农户家里书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还拿我的新华字典来背。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当时我们这个地方还不是机器磨面，是石磨，他帮人家推磨，博取邻居的好感，好去借书来看。

毛维杰（莫言文学馆馆长）：前天，莫言还在和我一起逛超市、赶大集。我们做过交流，对能否获奖，莫言老师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也是在老家，当时他女儿生孩子。其实他还是很平静地看待这些奖项。但作为高密人，我还是非常盼望、期待他能获得这项世界的文学奖项，国际的文学大奖。

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家）：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

山东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篇4

大众日报高密10月11日讯 记者孟庆军 逄春阶 杨国胜 兰传斌报道晚上7点刚过，高密的大街上便响起了鞭炮，一条消息在鞭炮声中口口相传：高密走出去的山东作家莫言荣获2012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问鼎这一奖项。

几天前，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的消息不胫而走。来自国内外20余家媒体的记者奔向高密，在莫言文学馆的手稿里，在莫言出生的大栏乡平安村，在高密的剪纸、扑灰年画和山山水水中找寻密码，期待一条爆炸性新闻。这是收获的季节，高密的棒子黄澄澄地摆满了场院和房顶，侍弄着活计的老乡们略带疑惑地观望着纷至沓来的记者。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已经说不清接待了几拨客人，但他还是面带笑容。

随着时间推移，记者群里散发出焦急和期盼的气氛。他们不停地看表，翻着网页，并一遍一遍追问着莫言的下落。莫言事后对记者说，那时，他正躲在一个地方逗着小外孙玩耍，还舒舒服服吃了顿晚饭。

“成了!”晚上7点刚过，记者当中一个手疾眼快性子急的率先确认了这一消息，人群中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1日13时，远在北欧的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瑞典文学院会议厅先后用瑞典语和英语宣布了获奖者姓名。他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

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莫言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莫言获奖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晚9点，让各路记者找得好苦的莫言终于现身。对于获奖，莫言表示“可能是我的作品的文学素质打动了评委，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表现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风情，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写人，超越了地区、种族的界限。”他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而并不是最高的奖项”，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篇5

——2012年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移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在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眼中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警钟。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床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说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春春叫敦敦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范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够，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许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赶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恩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母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不尽相同。

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武术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到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需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叫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

而这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它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子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疑义的。这样一种崇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

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这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一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这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转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这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哄然倒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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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19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是一个见证历史的 时刻，莫言的获奖意味着世界更加注视中国，并对中国文学给予认可。这一认可，对于中国文学确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在各界熙熙攘攘的声音中，祝 贺、欣喜声居多，毕竟莫言的获奖了了中国人一桩多年的夙愿。而高兴之余，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思考：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创作，莫言作品也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水平。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而中国当代文学缺少现实主义力作的遗憾，仍客观存在着。因此，莫言获奖固是好事，但更需要人们以平和心态来看待，就连莫言本人在得知获奖后也坦言“并不是特别兴奋”，反而“压力很大，忧虑重重”。

夙愿终了：中国人的“诺奖情结”

诺贝尔奖自1901年设立以来，已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全世界共有近800人获得过该奖。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与此奖项无缘。进入21世纪，虽然有包 括诺奖得主在内的作家和科学家预测中国不久在文学和物理学等方面会有人摘得诺奖，然10年又过去，中国本土科学家和作家还是未能出现在这个获奖名单上，这 不免让人有些五味杂陈，情何以堪。

若说过去中国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学术研究不受重视，文学也不繁荣，对诺奖不敢奢望，或者即使奢望也 难以获得，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从本世纪开始，中国的国力和科学技术有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奥运也举办了，航天员也在太空行走了，“嫦娥奔月”梦 想也实现了，经济实力也已跻身世界第二了，唯独在科学和文学竞赛中，没有一个中国人以中国的名义获得诺奖。难道诺奖对中国的作家和科学家格外吝啬？这对自 诩文化历史悠久，人口又众多的中国人来说，确实尴尬无比。

因此，国人有诺奖情结，为诺奖纠结、耿耿于怀甚至魂牵梦萦，都可以理解。正因如此，莫言的获奖更显得意义非凡。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早在几年前，已有多名学者预测他将获此殊荣。的确，莫言立足于文学，并 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长期站在人的角度关注社会，正如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授奖词所说的“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文学世界：莫言和他的山东高密乡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县。莫言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进行了十几年的劳动。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2005年12月被香港公开大学 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11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时也是青岛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19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 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提起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电影《红高粱》里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那里就是莫言的故乡高 密东北乡。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1986年莫言在《红高粱》中写道：”高密东北乡 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无疑是莫言对高密这片成长之地最极端热爱又极端仇恨的一种表达。几十年来，莫 言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他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 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在回答“您作 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 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 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出神秘的对象 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主要代表作有《蛙》、《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酒国》、《四十一 炮》等。其中，中篇小说《红高粱》由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1988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那是新中国电影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大奖；长篇小说《蛙》 不仅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 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世界上，莫言的作品也获得了多国读者的喜爱，很多重要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出版，许多国家还出版过莫言的多种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

振兴文坛：莫言获奖是一扇窗口

近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吸引了世界对中国作家的关注，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中国作家问鼎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并不代表中国文学问鼎了世界。但另一方面，莫言的获奖打开了世界读懂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原因 篇7

10月11日，是一个令中国人自豪的日子，我们中国人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了，他就是我国文学家——莫言。

莫言19出生，随后他对文学就感兴趣，之后鲁迅应获得诺贝尔奖，结果他拒绝了，1956年，老舍获奖的日子到了，可是当时老舍却已经不在人世，所以这届诺贝尔然只好颁给了日本人——川端康或，所以，我们中国人至今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任何奖项，之后徐政道、扬振宁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他们小时候却是在美国受到的教育，所以不算。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获奖了，他就是莫言。

莫言领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我记得当时我在看电视，随后新闻报道了莫言在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获得了诺贝尔奖。

保尔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莫言在领到奖后自然很开心。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我们中国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莫言在领到匀后却说：“惊喜而惶恐”。惊，是没有想到20诺贝尔奖会落到自己头上，因为他说自己从不为获奖而写作。喜，是诺贝尔奖果真颁给了自己，因为他说许许多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惶恐，是莫言最担心的问题，因为他说是担心有了这层光环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盯着自己，找毛病为难自己。

莫言在领奖后很高兴，以前人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可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外国的人们也对我们刮目相看了!

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篇8

莫言诺贝尔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